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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八 在俄罗斯人的视角下（1760～18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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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引起了俄国沙皇对地中海的兴趣。从公元17世纪末开始，俄国的势力向南扩张到亚速海（Azov）与高加索山脉（Caucasus）。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从波斯帝国割走部分领土，结果，统治克里米亚的奥斯曼人感受到了威胁。 [1] 此时，俄罗斯人因与瑞典人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而无暇南顾，但彼得仍然想办法寻找通往黑海的自由路径。这些计划带有彼得所立志改变的老俄国的特征，同时也具有他所立志建立的、以新技术立国的俄国的特征。当彼得在波罗的海建立新首都圣彼得堡（St.Petersburg）时，传统的观念并没有消逝：沙皇是拜占庭皇帝在宗教上，甚至政治上的继承人，而俄国是“第三罗马”。此外，这个时候的俄罗斯人已经拥有了成百上千艘战舰，足以挑战黑海上自负的土耳其人，不过，其舰队还无法发动一场全面海战。虽然彼得大帝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历，曾化名彼得·米哈伊洛维奇（Pyotr Mikhailovich）访问了西欧的造船厂，但俄罗斯人建造的舰船仍很糟糕。总的说来，这支舰队“纪律松弛、训练无序、士气涣散，没有操作经验，管理和装备都很混乱”；时人评论称“俄国海军管理的糟糕程度堪称第一”，因为帝国海军仓库中的大麻、焦油和钉子已经被耗尽。俄罗斯人开始雇用苏格兰海军将领来帮他们建立现代指挥体系，他们还从英国购买海军所需物资；此外，英国与俄国间的商贸联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当18世纪英国的黎凡特贸易渐趋衰退时，英俄之间的商贸关系在整个18世纪始终处于繁荣状态：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每年驶往黎凡特的英国商船最多不超过72艘，而驶向俄国的有700多艘。 [2] 由于北海、波罗的海与大西洋经济联系的持续增强，因此相对而言，地中海已经逐渐落后。
由此一来，毫不奇怪的是，将俄国海军带入地中海水域的不是地中海的局势，更不是黑海的事件。在遥远的东北欧，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帮助她推举的候选人夺取波兰王位；在追捕反对新王一派势力的过程中闯进奥斯曼的疆域，于是公元1768年，他们发动了俄土战争。 [3] 1766年，英国人已经与叶卡捷琳娜缔结商业协议，并坚信在谨慎的操作下，女沙皇叶卡捷琳娜能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英国政府认为：俄国海上力量的扩张会增强它对英国的依赖，因为其扩张只有通过英国人的帮助才能实现。英国政府还相信，如果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人的胜利没有阻止法国人的话，那么法国商人最终也会进入黑海。英国人的政治意识当中首次出现了代理人战争的概念，即俄国的舰队将肃清地中海上那些威胁英国利益的势力。路易十五（Louis ⅩⅤ）的大臣德·布罗伊（de Broglie）在这个问题上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俄国海军对土耳其人的胜利将威胁到法国人在黎凡特的贸易。 [4]
不过，俄国在地中海有所收获的机会微乎其微。黑海舰队没有实力挑战经过奥斯曼首都的博斯普鲁斯通道，因此俄罗斯人决定派出五支分遣舰队从波罗的海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所以，无论在北海还是地中海，俄罗斯人都有必要利用一个友好国家的海军设施——坦白地说，他们的一些舰船无法适应数月的海洋航行［它们刚抵达英国的赫尔港（Hull），2艘大型舰船就需要进行大修，其中之一还在英国南部海岸搁浅］。英国人想要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海军部却签发命令：俄国人的船可以在直布罗陀以及梅诺卡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公元1770年1月，4艘俄国战舰在马翁建造完工，俄罗斯人任命了一名希腊商人作为他们驻马翁的代理人。 [5]
当土耳其人还在抱怨英国人怎么可以向俄国舰队提供帮助时，俄罗斯人已经向东挺进，公元1770年7月6日，与土耳其海军在希俄斯岛后方的切什梅（Çesme）交火。战争伊始，俄罗斯人困难重重：当一艘土耳其战舰燃烧的桅杆落到他们一艘船的甲板上时，后者发生了爆炸。不过最后，俄罗斯人非常幸运：一阵猛烈的西风使得他们能够在希俄斯岛与土耳其本土之间的海峡中使用火船攻击，水面上的许多土耳其船只被烧毁。奥地利皇帝对此印象深刻，还颇为担心：“整个欧洲都需要包容这个民族，因为土耳其人完全无法与之匹敌。” [6] 尽管他们获得了一场胜利，但要想赢得整个海洋的控制权，俄罗斯人对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仍毫无头绪；然而，他们建立了一些补给站，数年之后，他们攻入爱琴海，且与土耳其人发生小规模冲突，甚至殃及最南处的达米埃塔，他们在这里抓捕了大马士革的总督。但正如过去英国人借助梅诺卡所领悟到的那样，真正重要的在于拥有一处极为重要、具有战略性位置的港口，而这恰恰是俄罗斯人所缺少的。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感觉到地中海力量的平衡正在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方向发展。奥斯曼人实力的衰退以及威尼斯的日渐衰弱，留下一个真空地带；此后人们会看到，不仅仅是俄罗斯人，甚至丹麦人、瑞典人，以及美国人也都介入地中海，即便他们的主要利益在别处，并不在地中海。事实上，这就是问题的一个侧面：除了老资格的威尼斯人与拉古萨人，每个民族都把地中海视为他们所必须经营的许多政治和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甚至肆无忌惮地侵入大西洋海域的柏柏尔海盗也是如此。在英国人的反制面前，法国人的沉默使得俄罗斯人可以放手介入东地中海。 [7] 事实上，在公元1774年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俄罗斯人已经排除万难，有效地控制了黎凡特海域。不过，他们未能占领爱琴海的主要岛屿，如利姆诺斯岛和印布罗斯岛 [8] 。这两座岛屿控制着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如果他们只能从直布罗陀海峡进出地中海的话，很难说他们是否能在地中海长期坚持下来。 [9] 俄罗斯人还需要算计一下他们能从地中海获得什么好处：控制东地中海本身不是目的，这一点在1774年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签署的和约中明确体现出来。按照《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的规定，土耳其人首次承认俄罗斯人对黑海部分海岸的控制；俄罗斯人也得到权利，可派商船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这使得连接黑海北岸与地中海的古老商路的复苏成为可能。如今，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考虑俄国正教对东欧基督徒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对希腊人的责任。1770年，俄罗斯人挑唆希腊人发动了一场重大的但毫无结果的起义。为受到压迫的奥斯曼治下的希腊正教提供帮助的理想，是其更伟大理想中的一部分：为正教基督教世界收复君士坦丁堡，这才是俄国沙皇们惦记很久的“伟大理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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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中，在爱琴海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人的胃口，他们开始考虑在地中海进一步冒险。这些计划的一贯特征是非地中海起源之民族行事的方式。公元1780年，英国政府深陷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由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向北美初生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提供援助，英国的局势相当危险。从1779年到1783年，直布罗陀再次遭到西班牙的封锁，最后还受到无情的炮轰，在这样的打击下，总督艾略特（Eliott）顽强地坚守下来。 [11] 重压之下的英国，有必要找一些盟友，尤其是拥有战舰的盟友，显然俄国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友谊必须付出代价。英国大臣斯托蒙特（Stormont）想要诱使叶卡捷琳娜联合攻击梅诺卡，指出“具有这样地理位置的港口对俄国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不用思量”。他还主张“彼得大帝曾经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如果俄国得到梅诺卡，英国政府就只有高兴而不会有别的想法。有流言称，英国的敌人试图把俄罗斯人拉入他们的阵营，愿意将波多黎各（Puerto Rico）或特立尼达（Trinidad）让给俄国，这让斯托蒙特担心不已。这位英国大臣明白地中海对于俄罗斯人有着神秘的吸引力。俄罗斯人对于把加勒比海诸岛作为条件很是不满，暂且不论抛出这诱饵的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臣波将金（Potyomkin），因其个子太高，得低头俯视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詹姆斯·哈里斯爵士（Sir James Harris），说：“如果你们把那么遥远的殖民地给我们，就是要毁掉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战舰很少驶出波罗的海，你们怎么还想着让它们跨越大西洋？”詹姆斯爵士得到的明确印象是“只有一个地方能诱使女皇与我们结盟，那就是梅诺卡”；那将成为“女皇荣耀的纪念碑”。在波将金的设想中，他们不会去琢磨如何获得梅诺卡人的支持：梅诺卡人将被驱逐，希腊人会被安置在那里。梅诺卡将成为正教在西地中海的堡垒，成为俄罗斯人与奥斯曼人斗争的前哨。
哈里斯面对的问题是，这仅仅是一个建议，说明波将金及其政府的兴趣所在；英国政府并未真正批准出让领地，而俄罗斯人更享受这种在分裂的欧洲充当权力掮客的机遇。一方面，叶卡捷琳娜确实垂涎梅诺卡；另一方面，她知道英国会要求一些非常实在的回报，那就是俄国海军的支持。她还知道梅诺卡很难抵御来自西班牙人与法国人的攻击，因为她曾经说：“我不能陷入诱惑。”因此她决定她的使命是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解，而不是激化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冲突。她那重视实际的判断力最终占据上风，而且她的判断在一年内就被证实，因为此时西班牙人的注意力转向了梅诺卡，并在公元1782年2月从英国人的控制下夺取了该岛。 [12] 一位匿名作者，很可能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对于与这位女沙皇有关的一些事件做出了简明扼要的评论：
英格兰曾经有充裕的时间来思量，有足够的理由来拒绝那项荒谬、昏聩的政策，在这政策的影响下，她得到的是迟疑不决的盟友，始终存有疑虑的伙伴，一个以波的尼亚湾（Bothnic Gulf）的底部为根基，在地中海、爱琴海及其岛屿上建立起新的海洋帝国的伙伴。 [13]
这是在数年之后写成的，那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后悔之前对俄国的支持。而现在，在1778年，英国政府还想知道路易十六（Louis ⅩⅥ）是否有兴趣协助英国封锁英吉利海峡，以阻止俄罗斯人经由这里进入地中海。 [14]
尽管叶卡捷琳娜拒绝接受梅诺卡岛，但这些协商以及最后英国人对俄国人热情的衰退，均表明俄国已经在地中海战争与外交事务中为自己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以后一直维系着。公元1783年俄罗斯人吞并克里米亚以及随后在黑海沿岸的扩张（导致敖德萨的建立），使得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因为女沙皇如今已经拥有了向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商业与军事冒险的基地。而这靠的是与土耳其人关系的变化；1789年，当叶卡捷琳娜与“高门”开战时，得到俄罗斯人授权的希腊海盗在亚得里亚海与爱琴海对土耳其船只进行骚扰。他们还得到威尼斯的热心支持，这也是后者作为独立共和国所参与的最后行动：一位名叫卡宗内斯（Katzones）的希腊船长被允许使用威尼斯人治下的科孚作为基地，这促使俄国考虑这座岛在地中海上可能的优越地位。卡宗内斯给土耳其人的生活带来巨大麻烦：他夺取科托尔湾的新海尔采格城堡，还袭击遥远的塞浦路斯。1789年，三支“毫无纪律、组织严重无序、半海盗性质的小舰队”悬挂着俄国国旗，刺痛了奥斯曼人。 [15] 他们的掠夺将地中海的不稳定完全暴露出来。
重新稳定地中海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签署和平条约，至少在短期内和约解决了因领土而出现的纷争，使得商船拥有了安全的通道。因此，在公元1792年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签署和约后，俄国在地中海的贸易立即得到发展，部分原因就在于敖德萨的绝佳地理位置——它几乎不受冰雪的影响，还拥有通往乌克兰和波兰南部开阔地带的便捷通道。在其正式建立之年，即1796年，敖德萨已经能容留49艘土耳其商船、34艘俄国商船以及3艘奥地利商船，它吸引着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以及南部斯拉夫的居民到此定居。商人们从科孚、那不勒斯、热那亚与的黎波里纷至沓来。再看未来，1802～1803年，敖德萨已经非常繁荣，从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口橄榄油、葡萄酒、干果与羊毛，希腊和意大利的货运船为了行驶方便，悬挂着土耳其、俄国以及奥地利的旗帜；与此同时，俄国的黑海诸港口对外出口谷物，其价值约为进口商品价值的两倍（事实上，1805年谷物出口总值已经达到惊人的 570万卢布 [16] ）。倘若不能自由地穿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这种通行只有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签署和约才能实现，或者俄罗斯人战胜了奥斯曼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使其重回正教控制之下——这样的商业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敖德萨建立的那一年，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Paul）继位，其野心远远超越了他的母亲，而她足够聪慧，知道俄国势力的极限在哪里。保罗在公元1782年就曾到地中海游历，假借“北方伯爵”之名微服出行，游遍了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这段经历使他对地中海产生了兴趣，打算在这里建造俄罗斯人的立足点。 [17] 在他短暂的五年统治期内，他再次推动俄国向地中海核心地区发展。俄罗斯人仍然想要在地中海寻求一座岛屿作为基地；但沙皇保罗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梅诺卡岛以东地区，关注点变成了马耳他。与以往一样，促使俄罗斯人介入地中海事务的是地中海以外的局势变化，起初保罗的兴趣不在那座岛，而是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与俄国在很多年前就有了联系。彼得大帝曾在1697年派遣他的将军鲍里斯·切雷梅托夫（Boris Cheremetov）到访马耳他，提议与骑士团联合发动对奥斯曼人的攻击。俄国的舰队在黑海迎击土耳其海军，而规模不大但战斗力强大的马耳他舰队可在爱琴海向土耳其人发动攻击。骑士团团长不想将赌注压在还不甚了解的俄罗斯帝国身上，毕竟，它仍然是东正教的堡垒。不过，切雷梅托夫给骑士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施洗者圣约翰（St.John the Baptist）手臂遗骨的热爱与忠诚令骑士团动容——这份圣物在庆祝圣灵降临节的仪式中要被送往瓦莱塔的修女教堂，为了展现骑士团的伟大魅力，这位来自另一个基督教世界的客人也受邀参加。 [18]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骑士团与俄国宫廷也产生了一些纠纷。这源于一位波兰贵族留下的颇为复杂的遗产，并导致在俄国控制下的波兰出现了一座医院骑士团修道院。 [19] 叶卡捷琳娜觉得自己可以利用骑士团来对抗其在波兰的反对者，于是在公元1769年邀请一位老朋友来到她的宫廷，这个人就是马耳他骑士团的意大利籍骑士米凯莱·萨格罗莫索（Michele Sagromoso），她非常清楚此人将带来骑士团团长和教宗的信息，而教宗对于在俄罗斯帝国建立大公教会极为热心。然而，当叶卡捷琳娜派遣一位立场模糊的意大利门客——可笑的卡瓦尔卡博（Cavalcabó）侯爵作为代表前往马耳他时，宗教问题再次出现。事情的开局有些不利：骑士团拒绝非天主教政权任命的代理大使，而且卡瓦尔卡博这个人也不值得信任，他被怀疑与骑士团中的狂热亲法派进行秘密交易。由于骑士团中有很多人是法国人，因此马耳他骑士团在法国也有丰厚地产。 [20] 卡瓦尔卡博的目标是为俄国舰队在马耳他争取到进驻权，这个时期的俄国舰队仍然在东地中海徘徊。到1775年时，这位备感挫败的女皇代表与古老的、长期被骑士团边缘化的马耳他贵族秘密筹划，徒劳地希望他们能够发动起义反抗暴君式的团长们，然后将他们的岛屿献给女沙皇叶卡捷琳娜。骑士团对叶卡捷琳娜这位代表的诡异行为越来越愤怒。他们突袭其位于瓦莱塔郊区弗洛里亚纳（Floriana）的居所，发现那里堆满了武器。于是，卡瓦尔卡博被驱逐，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生活在法国，在耻辱中过活，时刻担心会因诈骗而被捕。 [21]
于是，沙皇保罗与马耳他骑士团的接近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22] 保罗年轻时就学习了骑士团的历史，他浪漫地把骑士团想象成对抗革命的潜在的强大堡垒：团员们都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因对基督教的热情而团结起来，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欧洲国家之间的微不足道的差异。他并不担心骑士团对天主教的认同，也从未怀疑过自己作为最伟大的东正教的君主，能与骑士团紧密合作。 [23] 在他的设想中，马耳他骑士团应该能在两条战线上为他提供支援：波兰-俄国的修道院能在东欧内陆抵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贡献资金与人力，而以马耳他为基地的骑士团，则会与俄国舰队一起在地中海向土耳其人施压。不久之后，东正教的统治者就能够收复古老的拜占庭土地。要实现这一伟大梦想，还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的名字叫作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3
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拿破仑战争影响到整个地中海。公元1793年，就在革命政府向英国宣战后不久，似乎在某一刻英国舰队有能力制止法国舰队进入地中海水域。随着法国与其邻国的战争日益激化，以及对雅各宾（Jacobin）激进派反对者的残酷镇压，法国的一些省份爆发了起义。土伦市民通过选举将雅各宾派驱逐出政府，并请英国人帮助他们的城市免遭正向南进发的革命军的蹂躏。难民们蜂拥而至，食物供给出现短缺。幸运的是，由胡德勋爵（Lord Hood）指挥的英国战舰已经封锁了土伦；但这只是加剧了土伦资源的短缺。8月23日，胡德勋爵同意接管土伦，但条件是城里的居民需要承认王位的继承人是国王路易十七（Louis ⅩⅦ）。市民们忍气吞声地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对雅各宾派的恐惧平衡了他们对君主制所缺乏的热情。英国人占领土伦后，法国舰队的一半沦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但胡德几乎得不到地面部队的支援，因此当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革命军在1793年12月17日夺取港口的入口处，也就是“小直布罗陀”（Petit Gibraltar）后，胡德意识到英国人守不住了。当他们撤退时，英国人摧毁了法国人的9艘战列舰以及3艘护卫舰，将以后法国舰队所需要的木材储备席卷而去。他们还带走12艘或更多的战舰，将其编到英国和西班牙海军当中。 [24]
这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海军遭受的最严重打击之一，至少与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大灾难同样严重。然而，土伦的丢失给英国人带来成堆的问题。只要拿破仑有新的动作，地中海的每一位英国指挥官都会着魔一般地关注着土伦。 [25] 英国的指挥官们必须想出新办法来应对法国舰队。一种解决方案是重建梅诺卡，在公元1798年时英国人已经重新占领梅诺卡，将这里作为最靠近法国南部的前哨。不过，在那之前，还出现了另一个更具诱惑力的可能。1768年，法国国王从热那亚人手中获得了科西嘉岛，而在此之前，热那亚人已经失去了对该岛的控制，科西嘉实际上被能言善辩、善于鼓舞人心的巴斯卡尔·保利（Pasquale Paoli）领导的革命军控制。后来，在法国向英国宣战之前，有消息在里窝那流传：革命政府对科西嘉没有兴趣，愿意把它出售。据称，俄罗斯人正积极地与热那亚政府商谈购买科西嘉的事宜，他们认为有可能把科西嘉岛发展成其在西地中海的海军基地。 [26] 这些谣言引起英国人对科西嘉的兴趣，当大不列颠要与法国开战时，这种兴趣更是增强了。
当土伦还在英国人控制之下时，巴斯卡尔·保利对科西嘉与英国结盟越来越感兴趣。他理解英国人失去土伦的重要意义，指出：“占领土伦是件好事儿；它会迫使英国人来解救我们。”而保利高估了科西嘉岛的作用。在我们眼前的这本书中，与撒丁岛、梅诺卡岛、克里特岛或塞浦路斯岛相比，科西嘉岛并没有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原因很简单，它能够为跨地中海航行提供的补给非常有限，与其他岛屿相比，它的出产也很少。科西嘉岛北部的巴拉涅（Balagne）出产一些谷物，这里自12世纪被比萨人统治后才开始开发农田，但科西嘉的社会是内向型的、孤立的、保守的，内部交通也相当不便。因此，热那亚人后来会放弃控制该岛也就不奇怪了。 [27] 然而，英国人却开始设想，科西嘉岛拥有未开发的潜力，有可能成为很好的海军基地。也许，曾经有些漫无边际的提议提出，阿雅克肖（Ajaccio）最终可成为可与里窝那竞争的港口，科西嘉也会变成“掌控地中海以及黎凡特所有市场的大商场”。公元1794年，巴拉涅的圣弗洛朗（Saint-Florent）遭到英国人的袭击，数个星期后，科西嘉议会投票决定并入大不列颠；这座岛成为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治下的自治社区。科西嘉人拥有自己的旗帜，上有摩尔人的头像和王室的武器，并附一则格言：“要朋友，不要运气。”（Amici e non di ventura .） [28]
然而，英国人与科西嘉人的关系变了味道：保利的幻想破灭，因为拿破仑派遣激进分子回自己的家乡活动，革命委员会越来越活跃。公元1796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政府认为英国人在科西嘉的位置保不住了；科西嘉与英国的联合解散，英国军队撤离。此前关于提升科西嘉价值的希望也迅速落空。皮特还想着也许叶卡捷琳娜二世会愿意接收科西嘉岛，作为她承诺为英国舰船留出特殊通道的回报；他还想让她相信只要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六千的军队以及科西嘉议会的同意，她就能够控制整座岛屿。但这些建议还没有到达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就去世了。当时，对于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出现，英国人的看法是：俄罗斯人可能是有用的白痴，当英国人的精力和金钱主要用于对抗革命的法国以及后来的拿破仑时，俄罗斯人能够帮助英国完成一些次要的任务。
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地中海的控制权，就成为纳尔逊（Nelson）及其能力非凡的同僚们——胡德、柯林伍德（Collingwood）、特鲁布里奇（Troubridge）以及其他人的任务。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阻止拿破仑在埃及建立法国基地，倘若拿破仑获得成功，就可以在更远的东方，也就是印度，干涉大英帝国的计划；从公元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人已经在那里确立了权威。英国人拦截到一封法国人的书信，信中讲到了发动埃及战役背后的争论：
政府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埃及与叙利亚：这些地区有着适宜的气候、优质且肥沃的土壤，可以作为法国商业的粮仓，充裕的仓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成为印度财富的贮藏所。如果我们能够拥有这些地区并进行日常管理，那么，几乎确定无疑的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眼光投得更远，即最终摧毁英国人在印度的商贸活动，使我们从中获利，并且使我们成为那里、非洲以及亚洲的统治者。所有这些考量一同诱使我们的政府发动对埃及的远征。 [29]
纳尔逊是位才华出众的指挥官，但将英法两国的冲突带入地中海腹地的是其对手拿破仑。我们再次发现，从俄罗斯人以及马耳他人的视角看整个事件是很好的方法，尽管有些不太正统。
拿破仑·波拿巴从一开始就把马耳他视为一处值得争夺的珍宝。在公元1797年，当他还只是革命委员会的一名雇员时，他就曾撰文向其上司们建议，“对我们来说，马耳他有着很大的利益”，认为法国需要与骑士团团长达成谅解。在他看来，实现这一安排至少需要花费五十万法郎：现任团长自从中风后始终未能康复，其继承者据估计是德意志人冯·霍姆佩茨（von Hompesch）：
瓦莱塔有居民3.7万人，可以把他们安置在法国；地中海也不再会有英国人；为什么我们的舰队或西班牙的舰队在前往大西洋之前不去占领马耳他呢？那里只有500名圣骑士，骑士团的团员也只有600人。如果我们不争夺，马耳他就会被那不勒斯国王占领。这座小岛对于我们价值非凡。 [30]
虽然他高估了马耳他作为补给基地的价值，因为当地缺乏木材与水源，但这些依然是相当敏锐的评论。瓦莱塔雄伟的防御工事只是一种掩饰，背后掩藏的实际是防御兵力的不足，无论如何，人总是会被舒适的生活引诱——即便对抗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战争仍然是这些马耳他海盗的既定目标，但早期作为医院骑士团时所秉持的热情，甚至是狂热的理想已经严重褪色。 [31] 此外，拿破仑攻占马耳他岛带来的危险不仅仅影响到当地。“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与纳尔逊以及英国保持着紧密联系，长期以来他对马耳他群岛享有完全宗主权的诉求正是通过总团长每年献上的鹰隼得以实现的。
冯·霍姆佩茨在公元1797年7月正式当选骑士团团长。他把俄国的沙皇视为盟友，从而通过它的波兰-俄国修道院重新拿回医院骑士团的财产，同时他还希望得到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他出生在那里，他也希望得到法国圣骑士们的支持，这些圣骑士对于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恐，而且骑士团在那里还拥有许多领地。 [32] 冯·霍姆佩茨正确地判断出拿破仑的真正目标在别处；但拿破仑却坚信要想实现其在东地中海的目标就必须控制马耳他。当1798年5月一支庞大的法国舰队从土伦出发，经马耳他前往埃及时，冯·霍姆佩茨还在信任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似乎他们真的准备为他提供帮助。曾担任骑士团团长秘书的杜布莱（Doublet）注意到，“马耳他的海域从没有出现过这样多得数不清的舰船”，当地的马耳他社区的首领们则讽刺说，现在是西欧的舰队，而非土耳其人的舰队，摆好架势要从骑士团手中夺取这座岛了。 [33] 当法国舰队抵达马耳他时，冯·霍姆佩茨颇为谨慎，坚持一次只能允许四艘舰船进入海港，拿破仑的使者抱怨道：“那样的话，当五六百艘舰船需要进港获取必要的水源和其他补给时，得花费多长时间啊？”使者还抱怨称不久之前马耳他曾向英国人表示出更多的善意。 [34] 不过，这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想要的结果。他现在拥有充足的理由派出1.5万人登陆马耳他并接管整座岛屿。冯·霍姆佩茨意识到他没有任何机会抵挡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因此他让出马耳他。6月13日，拿破仑正式将圣骑士驱逐；他将大量的银盘熔化，骑士团的档案也被没收，但这么做不是为了阅读这些文档，而是因为弹药的外壳通常需要裹一些纸。如此一来，骑士团就失去了身份，只能依靠基督教势力的怜悯，与过去阿克城陷落和罗得岛陷落后的境地一样。骑士团的存续也再次成为不定之数。
马耳他的陷落恰恰加强了沙皇保罗将俄国海军开入地中海的决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夸大了马耳他岛作为木材与水源补给地的作用，但他确实期望从马耳他征服更多土地。 [35] 他的第一步行动是劝说骑士团在俄国的修道院宣布废黜冯·霍姆佩茨，并于公元1797年11月推选沙皇为他们的新任骑士团团长。 [36] 他接着委任一些俄国正教贵族为马耳他骑士团成员，他每天都穿着总团长的教士长袍，给人的印象是他对于自己总团长的身份特别骄傲，不亚于俄国皇帝的身份。他自视为骑士的典范。“眼下，”一位奥地利大臣评论道，“沙皇唯一关心的是马耳他。” [37]
保罗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无数意外之一是他与奥斯曼人结盟。此前不久，在公元1798年夏，纳尔逊刚刚在紧邻亚历山大的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打败了拿破仑的舰队（尼罗河战役）；此后，英国人成功地将法国人赶出埃及，不过此前拿破仑已经从当地掠夺走大量的古代文物。 [38] 自16世纪以来，“高门”对与法国的结盟始终相当满意。然而，法国人登陆奥斯曼人治下的埃及是难以容忍的。除此之外，巴尔干半岛上也有一些人在制造麻烦，他们对法国表现出极为危险的赞同态度，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约阿尼纳（Ioannina）领主、伟大的阿尔巴尼亚督军阿里帕夏（Ali Pasha）。显然，现在是苏丹与法国人决裂的时候了，因为法国人对黎凡特地区的野心已经超过奥斯曼人所能容忍的限度，同时也因为拿破仑的舰队和陆军比观察家们所预想的要更脆弱。俄土联盟的最重要特征是预备协议，它就在尼罗河战役结束数个星期后签署，该协议允许俄国海军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 [39] 幸运的是，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有着共同的目标：不久前被拿破仑占据的爱奥尼亚群岛。1797年5月，拿破仑夺取威尼斯后，也将威尼斯帝国的剩余领地一网打尽。土耳其人怀疑法国人会以安科纳为基地对巴尔干半岛发动入侵，把对科孚及其邻岛的控制视为封锁亚得里亚海的必要步骤。每一方都将对自己新盟友的极度不信任暂时搁置。事实上，俄国海军指挥官是粗鲁的、只懂一种语言的乌沙科夫（Ushakov），他一直有些嫉妒纳尔逊，因为他不希望英国人获得所有的荣誉，而纳尔逊也决定要让这些不受欢迎的盟友留在东地中海，他自己为英国夺回马耳他和科孚。他写道，“我憎恶俄罗斯人”，还说乌沙科夫是“恶棍”。 [40] 土耳其人拥有做工精良的法式现代战舰，但事实上，他们的水手中有许多是希腊人，且纪律涣散，而黑海的俄国造船厂也无法建造那种可以远距离航行并长时间作战的战舰。 [41] 不过，土耳其与俄国的联合部队还是在1799年3月初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不出所料，沙皇在嘉奖乌沙科夫时想到了圣约翰骑士团，于是，乌沙科夫成了一名马耳他骑士。他们为爱奥尼亚群岛政府所制定的条款也与众不同。七座岛屿将在土耳其的宗主权下，组建一个贵族制的“七岛共和国”；俄国作为其保护国将拥有特别的影响力。 [42]
纳尔逊暂且抛开自己对俄国战舰的适航性及其指挥官的疑虑，致信乌沙科夫，提议联合对马耳他发动攻击，此时俄国军队正从都灵出发向南，这一计划似乎更加现实。纳尔逊担心这会演变成俄国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进行侵略。他坚持道：“尽管某一国家拥有的士兵要比另一国家多一些，但他们并不能因此占据优势。一旦将法国旗帜推倒，就需要立刻悬挂起骑士团的旗帜，而不能是别的旗帜。” [43] 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载：“在公元1799年10月，俄国在地中海的前景看起来是前所未有的光明。”乌沙科夫也很清楚，所以当12月他收到沙皇改变主意的“密令”（ukaz ）时，震惊不已。密令的内容是：他必须立即撤离地中海，并且带着俄国的所有舰队退回黑海；把俄国在科孚的权利直接转交土耳其人，以换取苏丹允许俄国舰队从爱琴海返回黑海。这一撤退令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俄国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介入威胁到哈布斯堡控制的亚得里亚海，而且此前威尼斯被拿破仑像颗糖果一样送给奥地利人，也使他们尝到了甜头。保罗的算计有些不大现实，当他妄想着在那些一起对抗拿破仑的不情愿的盟友中间瓜分后革命时代的欧洲时，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威尼斯和低地国家之间进行选择。 [44]
当乌沙科夫发现他不可能将意志消沉的舰队开回东地中海并被迫在科孚过冬时，保罗的野心有多么不切实际就会进一步揭示出来。俄罗斯人有气无力地旁观英国人对马耳他的包围，到公元1800年7月才离开科孚开往黑海。拿破仑对于守住马耳他未抱任何希望，那只是“在我的敌人中投下一颗引发不和的苹果”，他把这当作送给沙皇保罗的礼物；沙皇接住这个“苹果”且落入了陷阱，直到1800年11月，俄国人听说英国人已经于两个月之前夺取马耳他之时，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个陷阱。 [45] 英国人决定忘记之前发誓要将马耳他归还骑士团的最终目标，在占领瓦莱塔后，他们也没有自找麻烦地将其他盟友的旗帜悬挂起来：旗帜的主人既不是沙皇兼骑士团团长，也不是圣约翰骑士团，更不是马耳他过去的领主那不勒斯国王。伦敦的外交部以绝妙的外交辞藻抱怨种种不合规矩的做法，表达其因冒犯了作为“公认的骑士团团长”（有些夸张）的沙皇而产生的些许担忧。但就地驻扎（in situ ）于马耳他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却没有上述困扰。 [46] 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马耳他上空飘扬的是英国国旗。拿破仑很可能曾经梦想：沙皇在丹麦、瑞典、普鲁士的帮助下，创造“北方的武装中立”，并限制英国船只的进出。然而，拿破仑的美梦变成了噩梦。波罗的海与北海都爆发了冲突；纳尔逊虽然在理论上只是第二指挥，却再次在1801年4月的哥本哈根战役中成为伟大的胜利者，这场战斗中丹麦舰队被打成碎片。 [47] 约一个星期之前，满腹牢骚的俄国军官们冲进沙皇的卧室，将其扼杀。得知这位难以预料的盟友的命运后，英国人如释重负；被认为是另一个狂妄自大者的拿破仑却深受震动，他认定保罗被刺的背后是英国人的阴谋。然而实际上，保罗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
4
保罗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更为谨慎地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当公元1801年与法国签署泛欧和平协议后，有人提出恢复骑士团对马耳他的治理，并请俄国来保证马耳他的自治权，沙皇很礼貌地予以回绝：除了两西西里国王，还有谁能够作为该岛的宗主来保护马耳他呢？ [48] 另外，亚历山大积极地恢复俄罗斯人在爱奥尼亚群岛的利益，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开始摇摇欲坠（这个摇摇欲坠的过程相当漫长）之后。沙皇的顾问曹尔托里斯基（Czartoryski）说土耳其“在最关键、最致命的部位开始腐烂、生了坏疽”。 [49] 如果要把奥斯曼帝国肢解，曹尔托里斯基的设想是由罗曼诺夫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瓜分，将爱琴海、小亚细亚、北非留给英国与法国，并让希腊人独立。哈布斯堡皇帝将得到包括杜布罗夫尼克在内的达尔马提亚海岸，而俄国则控制科托尔与科孚，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他们也采取了实际行动：在面临法国人从南意大利施加的威胁时，爱奥尼亚群岛的防御加强，公使们被派往各个城镇，如科托尔，以期赢得当地民众对俄国的支持。 [50] 但英国与法国签署的《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在1803年破裂（部分原因在于英国拒绝交出马耳他），拿破仑很快自立为法国皇帝，并开始在大陆上彰显自己的强权。 [51] 这些事件促使亚历山大将其战舰重新部署在地中海。1805年10月21日，就在地中海外围的特拉法尔加，纳尔逊勋爵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使得亚历山大的地中海计划变得相对容易。 [52] 对于反法同盟的战舰来说，地中海变得相对安全了一些，但英雄纳尔逊已经战死，他无法再继续提醒众人提防靠不住的俄罗斯人，事实上，俄国已经努力改善了自己战舰的适航性。
和他的前任们一样，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对地中海的兴趣，与俄罗斯人对斯拉夫正教的同情紧密结合，沙皇致力于将其保护权扩展到更多斯拉夫正教徒身上。正因如此，俄罗斯人派遣船只前往科托尔湾，从那里可以到达群山环绕的正教的黑山（Montenegro）公国，土耳其人从来没能在此地确立完全的统治。黑山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性依然在于意识形态层面，而非实际层面，即便说科托尔拥有400艘商船，这些船也包括一些比小型帆船（skiffs）大不了多少的船。 [53] 俄国在处理杜布罗夫尼克问题时，宗教问题也浮出水面。由于忌惮塞尔维亚人（Serbs），传统上，拉古萨人一直禁止正教教会出现在其狭窄的领地上。公元1803年，拉古萨的元老院甚至关闭了俄国公使的礼拜堂。到了1806年3月，一支法国军队沿达尔马提亚海岸南下，拉古萨政府勉强同意，让俄国士兵在法国将要打过来时负责杜布罗夫尼克的防御。但到5月底，当法国人进入拉古萨领土时，拉古萨的元老院决定他们更愿意接受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而非正教的俄罗斯人，结果法国军队与得到黑山斯拉夫人支持的俄国军队爆发了冲突。尽管俄罗斯人曾一度成功地将其影响力延伸至达尔马提亚海岸，但杜布罗夫尼克一直是法国人的基地，1808年，它的共和国政府悲痛无奈地步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后尘。法国指挥官马尔蒙（Marmont）的一位代表宣布：“诸位阁下，拉古萨共和国及其政府解散，新政府正式就职。”杜布罗夫尼克起初由拿破仑治下的意大利管理，后来被划归到新设立的伊利里亚省（Illyria）。马尔蒙被授予新称号“拉古萨公爵”（duc de Raguse ）。 [54] 这种沦陷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因为在1806年时，杜布罗夫尼克还是拥有277艘帆船的母港，而到了1810年，仍在使用的船仅剩49艘。 [55] 共和国被裹挟到战争中，但这些战争并不能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奥斯曼人的权力消退使得拉古萨人失去了过去土耳其人保护下的中立与安全；他们努力试图重获土耳其人的支持，但无果而终，因为这个时期的奥斯曼人也大大受惠于法国人。 [56] 对于一个乐观得将“自由”奉为座右铭的共和国来说，这是个屈辱的结局。
这也是俄罗斯停止参与地中海事务的开端。俄罗斯人还是觉得从圣彼得堡控制这么遥远的地方难度太大。公元1806年底，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之间因瓦拉几亚（Wallachia），也就是今天罗马尼亚的事务产生严重分歧，俄土协议破裂，他们在地中海的行动也就大打折扣。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陷入战争之中。带着疑虑，英国向俄国提供了一定的支援，然而，是俄国舰队打了1807年6月底到7月初在阿索斯山附近海域的一场大海战，它是拿破仑战争中的重要海战之一，俄罗斯人希望借此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 [57] 在纸面上，俄罗斯人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土耳其人仍然能够封锁达达尼尔海峡，无论如何，沙皇都收获颇丰。在战争期间，黑海与地中海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枯竭了；在撤出欧洲后，1807年，沙皇与拿破仑在提尔西特（Tilsit）签署和约，放弃了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领土野心。他还放弃了地中海的舰队，俄国战舰就被扔在那里。那些试图逃往大西洋的战舰被英国人轻易地俘获。一些战舰驶往的里雅斯特、威尼斯与科孚，但在那里它们也得不到任何帮助，最终只能选择投降、放弃或把船凿沉。还有一些船只来到土伦加入法国舰队：拿破仑一直希望在与俄罗斯人签署和约后，其会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收编俄国舰队。法国军官来到科孚，用法国旗帜替换俄国旗帜。 [58] 进入地中海让俄国耗费了大量金钱，最后也未能为它带来长久的利益。
[1] R.C.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1951），pp.237-42，270-76.
[2] M.S.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1769-70’，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31（1952），pp.148-50，152，154.
[3] N.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1797-1807 （Chicago，IL，1970），p.4.
[4] 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p.150；M.S.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 of 1768-74’，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69（1954），pp.39-58.
[5] 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pp.153，155-6，158-9；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pp.44-5；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281；D.Gregory，Minorca，the Illusory Prize：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s of Minorca between 1708 and 1802 （Rutherford，NJ，1990），p.141.
[6]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286-91；E.V.Tarlé，Chesmenskii boy i pervaya russkaya ekspeditsiya v Arkhipelag 1769-1774 （Moscow，1945），p.105，n.1；F.S.Krinitsyn，Chesmenskoye srazhenye （Moscow，1962），pp.32-4（maps）.
[7] 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pp.56-7.
[8] 该岛原名Imbros，即印布罗斯，是希腊语名称；1970年7月29日之后正式改为Gökçeada，即格克切岛。——译者注
[9]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286-305.
[10]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7-8；Anderson，‘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p.46.
[11] S.Conn，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CT，1942），pp.174-6，189-98；T.H.McGuffie，The Siege of Gibraltar 1779-1783 （London，1965）；M.Alexander，Gibraltar：Conquered by No Enemy （Stroud，2008），pp.92-114.
[12] I.de Madariaga，Britain，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Sir James Harris’s Mission to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CT and London，1962），pp.240-44，250-52，258，263，298-9；Gregory，Minorca ，pp.187-99.
[13] Cited by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2，from Annual Register of 1788，or a View of the History，Politics，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88 （London，1789），p.59.
[14] M.S.Anderson，‘Russia in the Mediterranean，1788-1791：a little-know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naval warfare and privateering’，Mariner’s Mirror ，vol.45（1959），p.26.
[15] M.S.Anderson，‘Russia in the Mediterranean，1788-1791：a little-know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naval warfare and privateering’，Mariner’s Mirror ，vol.45（1959），pp.27-31.
[16]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78-9.
[17]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27.
[18] R.Cavaliero，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London，2009），p.103.
[19] R.Cavaliero，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London，2009），pp.144-9.
[20] R.Cavaliero，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London，2009），pp.181-201.
[21] D.Gregory，Malta，Britain，and the European Powers，1793-1815 （Cranbury，NJ，1996），p.105；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155，158.
[22] Cf.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35.
[23] Gregory，Malta，Britain ，p.106；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36-8.
[24] M.Crook，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Restoration，1750-1820 （Manchester，1991），pp.139-48；D.Gregory，The Ungovernable Rock：a History of the Anglo-Corsican Kingdom and its Role in Britain’s Mediterranean Strateg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1793-1797）（Madison，WI，1985），pp.52-7；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 （London，2004），p.429.
[25] P.Mackesy，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1803-1810 （London，1957），pp.5，7，13.
[26] Gregory，Ungovernable Rock ，pp.30-31，47.
[27] D.Carrington，Granite Island：a Portrait of Corsica （London，1971）.
[28] Gregory，Ungovernable Rock ，pp.63，73，80-84.
[29] Huntingdon Record Office，Sismey papers 3658/E4（e）.
[30] Cited by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39，from J.E.Howard，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vol.1，The Rise to Power （London，1961），p.191.
[31] 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9-101.
[32]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39-40.
[33] 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223，226.
[34] 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223-4；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41-2.
[35] Cf.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45.
[36] Cavaliero，Last of the Crusaders ，pp.236，238，242.
[37] Count Philip Cobenzl，Last of the Crusaders ，p.238；Gregory，Malta，Britain ，p.108.
[38] R.Knight，The Pursuit of Victory：the Life and Achievement of Horatio Nelson （London，2005），pp.288-303；P.Padfield，Maritime Power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Naval Campaigns That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1788-1851 （London，2003），pp.147-71.
[39]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65.
[40] Knight，Pursuit of Victory ，p.675.
[41]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79，87；Gregory，Malta，Britain ，p.109.
[42]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99.
[43] Cited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24-9.
[44] Cited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28.
[45] Gregory，Malta，Britain ，pp.113，115.
[46]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45-6.
[47] Knight，Pursuit of Victory ，pp.362-84.
[48]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62-3；Gregory，Malta，Britain ，pp.116-40.
[49] Cited by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85.
[50] Cited by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86.
[51] Knight，Pursuit of Victory ，pp.437-50.
[52] Knight，Pursuit of Victory ，pp.501-24.
[53] 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198.
[54] R.Harris，Dubrovnik：a History （London，2003），pp.397-401.
[55]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431-7；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98-206.
[56] Harris，Dubrovnik ，p.397.
[57]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449-53.
[58]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457-8；Mackesy，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p.211；Saul，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216-20，222；L.Sondhaus，The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Austrian Naval Policy 1797-1866 （West Lafayette，IN，1989），p.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