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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4.“马耳他不存在”
1565年8月25日～9月11日
意大利人称之为“日落风”的北风是在阿尔卑斯山脉酝酿形成的。它从意大利半岛席卷南下，给地中海中部带来瓢泼暴雨和恶劣海况。1565年8月底，北风降临马耳他岛，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冬天到来的最初迹象。
大雨将可怕的灾难场景突显出来。经过三个半月的激战，港湾地区已经化为世界末日般的荒芜之地。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防御工事已经被彻底地化为齑粉；两军之间只隔着成堆的瓦砾。土耳其人悲惨地蹲伏在灌满雨水的堑壕内，基督徒则蹲在临时搭建的壁垒后。标明每条战线的是破破烂烂的旗帜和腐烂的敌人头颅。尽管穆斯林花了很大力气将己方的死者运走，又付出巨大努力在希伯拉斯山的坚固岩石上挖出集体墓穴，以安葬死者，但这仍然是个横尸遍野的人间地狱。狙击手、大炮、利剑、长枪、燃烧武器、营养不良、饮水传播的疾病——这一切都在毫无怜悯地大开杀戒。到8月底，已经有约1万人在赤道般的暑热中死亡。肿胀的死尸在港湾水面上颠簸浮动，发出臭气；每次成功的进攻都在战场上留下大量残缺不全的尸体。位于马尔萨的奥斯曼军营中疫病蔓延，臭气熏天；空气中弥漫着烂肉和火药的恶臭。两军都已经命悬一线。
在基督徒军中，有人感到，敌人再来一次集中进攻，他们就得完蛋。“我军将士大部分已经战死，”骑士温琴佐·阿纳斯塔吉写道，“城墙已经倒塌；外界很容易看到城墙内的情况，我们随时面临被敌人优势兵力压垮的危险。但说这些很不合适。从大团长开始，到全体骑士，无不下定决心，把外面所有窃窃私语的失败主义言论都当耳旁风。” [1] 似乎只有拉·瓦莱特的坚强意志还维系着守军的生命。8月25日，有人提出，比尔古已经无法防守，大家应当撤到半岛尖端的圣安杰洛堡，做最后的抵抗。拉·瓦莱特听到这话，命令将圣安杰洛堡的吊桥炸毁。守军将破釜沉舟、死战到底。教堂礼拜仪式和为每次成功的防御所做的感恩祷告增强了人们的斗志。
在前沿，守军一旦从胸墙探出头来，就必然遭到射击。有的时候，只有重型的守城用铠甲才能救他们的性命。8月28日，意大利士兵洛伦佐·普奇正和大团长交谈，头部被一发火绳枪子弹击中。他的钢板头盔承受了全部冲击力。他跌倒在地，头晕目眩，捡起被打瘪的头盔，请求大团长允许他出击。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团长拒绝了他。为了减少遭到狙击的风险，守军将多支火绳枪捆扎在一起，用竿子举过胸墙，用系在扳机上的长线来遥控射击。
在有些地段，两军之间只隔几英尺，士兵们分别蹲在自己的壁垒后，忍受着瓢泼秋雨。“我们有时离敌人很近，”巴尔比回忆道，“完全可以和他们握手。” [2] 双方的指挥官都注意到，前线士兵因为一起受苦而对敌人也产生了伙伴情谊。指挥官们对此非常害怕。据报告称，在森格莱阿，“有些土耳其人和我们的人交谈，他们甚至互相信任，一起讨论战局”。这是互相认可的短暂瞬间，双方士兵感到自己就像被踢进无人地域的足球一样。8月31日，一名土耳其近卫军士兵从战壕中走出，给敌人送上“一些石榴和一条用手帕包着的黄瓜，我们的人给了他三块面包和一块奶酪，作为交换” [3] 。在这场毫无骑士风度的冲突中，这是一个罕见的充满人性闪光的时刻。两军士兵交谈的时候，基督徒得知，奥斯曼军营内的士气在下降；粮食供应在缩减，守军填补缺口的速度几乎和土耳其军队打开缺口的速度一样快，因此战事完全僵持下来。这个友好的近卫军士兵给对方的印象是，奥斯曼军营内普遍相信“真主不允许马耳他被占领” [4] 。
绵延秋雨对奥斯曼军队士气的打击似乎更为严重。拉·瓦莱特向他的部下发放了草垫以抵御湿冷，天气的变化改变了攻防战的面貌。穆斯塔法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帕夏的华丽营帐内召开的会议火药味越来越浓，大家互相横加指责。所有的旧问题又被重新拿出来讨论：他们能在岛上过冬吗？如果他们没有取胜就撤军，苏丹会怎么做？关于基督徒救援舰队的传闻有几分真实？
皮雅利再次坚决反对在岛上过冬，但专断地命令对岛屿周围海域加强巡逻：“有鉴于急需对马耳他岛海域进行警戒和监视，我命令你们建立一个团队，以30艘桨帆船警戒和监视马耳他岛周边海域……你们应以适当的方式惩罚任何敢于反对或违背你们命令的人。” [5] 与此同时，潮湿的天气也给穆斯塔法提供了一个机遇。大雨使火绳枪和其他火器失效了。现在有机会对付基督徒的防御工事，而不用担心还击火力了。
在8月的最后日子里，帕夏们投入了全部力量，在凄风苦雨中发动了一次次绝望的进攻。坑道工兵在城墙下埋设炸药；攻城塔被搭建起来；全军将士得到了重赏的许诺。帕夏们将他们自己的营帐搬到离前线更近的地方，以此激励官兵；穆斯塔法则亲自上阵。他多次感到，最终的战利品已经触手可及，但就是没法得手。守军仍然在顽强抵抗，挖掘自己的地道，发动突袭，并将穆斯塔法的木制攻城武器打倒。天气太潮湿因而无法使用火绳枪的时候，拉·瓦莱特从军械库调出大量机械弩，发给士兵们。土耳其人的普通弓箭在雨中也无法使用，但弩（这是一种来自中世纪战争年代、与火药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式武器）的杀伤力很强。据巴尔比说，弩的威力非常强大，“它射出的箭能够击穿盾牌，常常还能刺穿盾牌后的人” [6] 。
8月30日，大雨持续了一整个上午，穆斯塔法发动了一次坚决的进攻，目标是清理突破口处的碎石，然后从打开的通道中杀进去。一些马耳他人跑到拉·瓦莱特那里，叫嚷着说，敌人已经进了城。拉·瓦莱特集结了他能召集的全部人马，一瘸一拐地亲自带兵赶到突破口，同时妇女儿童还向冲杀上来的敌人投掷石块。或许如果不是天公作美，这一次他们就真的完蛋了。雨停了，守军得以使用燃烧武器和火枪，将敌人打退了。穆斯塔法面部负伤，但不肯动摇。根据基督徒方面的记载，“他手握棍棒，愤怒地驱使士兵上前” [7] 。土耳其人从中午一直进攻到天黑，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攻势宣告失败。次日，守军做好迎接敌人新一轮进攻的准备，但敌人没有进攻。“他们没有前进，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精疲力竭，” [8] 巴尔比记载道。整个攻城战戛然而止。此时，穆斯塔法知道，基督徒的救援舰队已经在路上。他向将士们许以重赏（普通士兵可以提升到有丰厚军饷的近卫军的地位，奴隶可以获得自由），但收效甚微。
穆斯塔法不是唯一一个急于完成君命的将领。马耳他战役是争夺地中海的较量，在为主公效力的前线将士背后还有苏莱曼与腓力二世这两位君主在注视战局，他们就好像棋盘两端的最关键棋子一样。在西西里，堂加西亚心急火燎地等待马德里批准他发动救援行动。到8月初，他已经在西西里集结了1.1万名士兵和80艘战船。这支部队大部分是久经沙场、勇武强悍的西班牙士兵，包括长枪兵和火绳枪兵，以及一小群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和一些绅士冒险家（赶来为基督教世界的荣耀而战的自由佣兵）。在未能及时赶到前线的人中有一位“奥地利的堂胡安”，他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子，也就是腓力二世的异母弟。负责指挥援军的是堂阿尔瓦罗·德·桑德（他曾经在杰尔巴岛指挥西班牙军队，后来被俘，被从伊斯坦布尔赎回）和一位威名远播的雇佣军领袖——独眼的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尼亚。科尔尼亚此前因为犯有谋杀、强奸和敲诈的罪行，身陷囹圄。教皇特意将他释放，好让他冲锋陷阵。为了基督教的事业，对这样的罪犯也可以宽大为怀。援军已经做好了出征的准备，堂加西亚也受到各方面的催促，要他赶紧起航。前线的报告一天天变得愈发绝望。“还有400人活着……一个钟头都不要耽搁，赶紧来救援吧，” [9] 姆迪纳的指挥官在8月22日写道。但腓力二世仍然犹豫不决。堂加西亚最终于8月20日得到了批准，但御旨中满是谨小慎微的告诫。腓力二世的旨意是，“只有在桨帆船舰队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方可发动救援” [10] ；不准和奥斯曼舰队发生冲突。这命令几乎是无法执行的。在耗时甚久的仔细斟酌之后，堂加西亚决定让援军登上60艘最好的桨帆船，冲向马耳他海岸。部队登陆之后，战船将立刻返回。为了尽可能避免被敌人舰队发现，他们将佯装进攻的黎波里，从西面接近马耳他。
8月25日，援军从西西里东岸的锡拉库萨起航，旋即迎头撞上了正在鞭笞马耳他的狂风。28日，脆弱的桨帆船舰队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艰难航行，有时被推上波峰，有时坠入浪谷，再加上大雨倾盆，船员们被“天上和海里的水浸透” [11] 。战船上的冲角被风浪撕下，船桨折断，桅杆被打碎。船只随时面临倾覆的危险，旱鸭子士兵们浑身冰冷，魂飞魄散，只能拼命祷告，向上帝许愿。从桅杆顶端射出的蓝白两色“圣艾尔摩之火”的景观更令他们心惊胆寒。更糟糕的是，这一天是施洗者约翰被斩首的日子，在教会日历中是个特别不吉利的迹象。整个舰队在一夜挣扎后幸存下来，被暴风吹得偏离航向，来到了西西里西海岸的特拉帕尼。舰队出师不利，在随后的一周内更是噩梦连连，错过了预先的约定，先是被风向不利的暴风吹得绕过了马耳他，被奥斯曼舰队发现，然后又被吹回了西西里。士兵们被晕船折磨得面如土色，如果不是堂加西亚强力阻止的话，肯定会全部当逃兵。9月6日，舰队终于再次起航，打算径直冲过海峡，希望能够避开奥斯曼舰队。舰队安静地出发，去跨越这30英里的开阔海域。官兵们收到了严格的命令：船上的公鸡必须全部宰杀，所有命令都口头传达，而不准使用通常的哨声；桨手们被禁止抬起双脚，因为脚镣的撞击声在平静的海上会传播很远。
其实，出其不意的奇袭效果早在9月3日就彻底丧失了。在那一天，海盗乌卢奇·阿里 [12] 在马耳他西海岸侦察的时候发现了基督徒援军。穆斯塔法的营帐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9月初，守军明显地感觉到，土耳其人虽然在继续进攻，但方式却发生了变化。“他们继续以相同的强度炮击圣米迦勒堡和卡斯蒂利亚人防区，”巴尔比在9月5日写道，“虽然狂轰滥炸打得很热闹，但我们看到他们每天都将物资装上船，并将火炮撤出阵地。这让我们欢欣鼓舞。” [13] 为了防备基督徒援军在岛上登陆，土耳其人将宝贵的大炮撤走了。这个过程耗时甚久，非常艰苦，麻烦重重。两门巨型射石炮尤其造成了特别大的困难。其中一门从轮子上脱落，不得不将其抛弃；另外一门则坠入海中。守军渐渐得到了越来越鼓舞人心的消息。他们了解到，有些海盗已经驾船离去；土耳其人在港湾出入口设置了铁链，以阻止更多人开小差。同时，一个被俘的马耳他人逃回了比尔古。他在广场上当众宣称，土耳其人已经非常薄弱，正在撤退。后来又有两个马耳他人带来了消息：敌人将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还不成功就撤军。9月6日夜间，守军没有听到敌军战线上有任何动静，于是派遣一些士兵爬进了奥斯曼军队的战壕。那里空无一人，只留下了一些铁锹和几件斗篷。全部奥斯曼士兵都临时撤出，登上桨帆船，以应对基督徒援军的进攻。
虽然失败就在眼前，但穆斯塔法还没有放弃虎口夺食的希望。9月6日（星期四）夜间，在穆斯塔法营帐内，奥斯曼将领们做了最后一轮痛苦而激烈的讨论。关于这次会议，只有基督徒方面的资料流传下来，它不甚可靠。据说，穆斯塔法重读了一名宫廷太监送来的苏莱曼的书信（我们对这封信知之甚少）。在信中，苏丹命令舰队不成功便不得离开马耳他。随后众将对苏丹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了激烈讨论。穆斯塔法认为，苏丹天性暴虐，如果他们在没有取胜的情况下就从马耳他撤军，他们的下场将会“悲惨而恐怖” [14] 。或许他记起了十年前的事情：九十岁高龄的地图绘制师皮里雷斯奉苏丹旨意在红海征战，不幸失败，被苏丹下令处决。皮雅利则表示反对（还有一名陆军将领同意皮雅利的看法）：苏莱曼是最睿智和最通情达理的苏丹；他们为了占领马耳他已经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天气太恶劣；头等大事是挽救舰队；如果拿舰队孤注一掷，将会加速全军的覆灭。穆斯塔法宣称，将在次日早上发动最后一次进攻，他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
穆斯塔法已经下达了一道特殊命令，从中可以看出，他在为不可避免的命运做准备。在攻防战开始之前被罗姆加俘虏的苏丹宫廷太监总管的大帆船“苏丹娜”号是奥斯曼人发动战役的一个表面理由。整个夏季，它都在内港轻轻地随风浪颠簸。穆斯塔法在一开始就起誓，要将这艘船带回伊斯坦布尔，作为胜利的证明。9月6日，他下令用炮火将它击沉。第一轮炮弹呼啸着从对岸射来时，拉·瓦莱特命令用缆绳将“苏丹娜”号系在码头上。它被打得千疮百孔，但仍然浮在水面上。
9月7日（星期五）黎明，天气晴好。就像一年中的任何一天一样，这个日子在基督教日历中也有着特殊意义：这是圣母马利亚瞻礼日的前一天。天气恢复了原先的状况：热带的令人窒息的酷热。夜晚也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无人能够入眠。奥斯曼军队回到了战壕，等待进攻的命令。为了加强进攻力量，乌卢奇·阿里的桨帆船分队也被从圣保罗湾的前哨阵地调到了攻城前沿。这是穆斯塔法最后一次倒霉。两个小时之后，堂加西亚的援军浩浩荡荡地驶入了邻近的梅列哈湾。在一个半小时之后，1万名士兵登上沙滩，随后舰队迅速离去。这次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完全是侥幸。
在10英里之外的比尔古和森格莱阿，身穿板甲、汗流浃背的守军蹲在防御工事废墟的烟尘中，准备迎接敌人的新一轮猛攻。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听到奥斯曼战壕传来了一个不熟悉的声响：无数刺耳的声音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就像愤怒蜜蜂的嗡嗡声。原来近卫军和乘骑步兵之间发生了争吵，各自都希望对方先冲进突破口。城墙上的守军瞠目结舌地看到，敌人主动放弃了战壕，开始后撤。他们还在思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听见圣艾尔摩堡传来一声炮响，这显然是向奥斯曼军营发出的讯号。一艘小船从海岬尖端绕过，桨手拼命划桨，向岸边猛冲。一个戴头巾的人匆匆上岸，“从他的服饰和仪态看，显然是个高官” [15] 。他跳上一匹预备好的马，冲向穆斯塔法的营帐。他纵马狂奔，速度过快，以致坐骑绊倒在地。那人大发雷霆，抽出弯刀，将马腿砍断。“随后他跑向皮雅利帕夏的营帐。在朝向科拉迪诺和圣玛格丽特前线的方向，可以看到三四个土耳其人手握弯刀，纵马疾驰。他们抵达那里之后，整个军营陷入了喧嚣和混乱。他们命令官兵迅速携带所有物资登船。” [16] 堂加西亚登陆的消息让土耳其人疯狂地忙碌起来。他们在希伯拉斯山重新集结，开始以神奇的速度和效率将物资和装备装上船。但穆斯塔法留下了一群火绳枪兵作为伏兵，如果守军胆敢北上，必将遭到血腥屠杀。
但守军没有贸然出击。拉·瓦莱特一直到最后都谨小慎微，不允许任何人擅离城堡。在比尔古的大街上，人们开始欢庆。所有教堂大钟都被敲响，以庆祝即将到来的圣母节。在残破凄凉的大街上，喇叭、鼓点和旗帜带来了鼓舞人心的欢乐气氛。群众以非同一般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激昂。他们跪在地上，双手向天，向上帝感恩。也有人跳起来欢呼“援军到了！援军到了！胜利！胜利！”，疯狂地四下奔跑。韦斯帕夏诺·马拉皮斯纳，一名“以圣洁著称” [17] 的骑士，手持一片棕榈叶爬上城墙，唱起了《感恩赞》。他刚唱到最后一节，被一名奥斯曼狙击手击毙。这对土耳其人来说，想必是一记漂亮的回马枪。
黑夜降临在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在连续几个月的持续炮击之后，笼罩两座城堡的是令人颇为惊异的静谧。搅扰闷热夜空的只有远方车轮碾压石头地面的咯吱声，那是土耳其人在把他们的大炮拖回船上。
一整天时间，奥斯曼军队在往船上撤，而基督徒援军则从登陆点出发，在乡间缓缓行进7英里，前往姆迪纳。士兵们头戴钢盔，身着胸甲，全副武装，还携带着大量粮食。天气酷热，而且他们经历了一周的艰苦航行，已经筋疲力尽。排成长蛇阵的队伍在遭烈日炙烤的土地上行进，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有些士兵为了轻松一点，抛弃了自己的给养。军官们命令他们将物资捡回来。他们艰难地上坡前往姆迪纳时，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尼亚和阿纳斯塔吉骑马下山迎接他们，当地居民牵来了骡马以运送物资。阿斯卡尼奥担心遭到伏击，无情地催促士兵继续前进。到当晚，全部1万人已经安全地在姆迪纳及其周边地区安营扎寨下来。
奥斯曼军队原已准备背负着奇耻大辱撤军，但形势再次发生了骤然逆转。9月9日（星期日），基督徒援军的一名士兵叛变，投奔了奥斯曼军营。他是个摩里斯科人，即被强迫改宗基督教的西班牙穆斯林。看到伊斯兰的旗帜仍然在海岸上飘扬，他决心重拾祖先的信仰。他带来了关于基督徒援军的新情报：没有1万人，而是只有将近6000人；他们被风浪折磨得精疲力竭，而且缺少食物，几乎没有力气站稳；另外，他们的多位指挥官在争夺权力。这最后一点几乎可以肯定是真实的，因为西班牙人堂阿尔瓦罗和意大利人阿斯卡尼奥颇有嫌隙；基督徒军队和奥斯曼军队一样权力分散、山头林立。
穆斯塔法仍然无法直面战败的前景，新情报给了他一个机会，或许能从一败涂地的局面中挽回一点颜面。他决定孤注一掷。为了避免自己的意图被基督徒发现，他于9月11日（星期二）破晓前带领1万名士兵借着黑暗的掩护，从桨帆船上登陆，然后开始以作战队形北上，目标是抢在敌人援军恢复战斗力之前，将其一举歼灭。与此同时，皮雅利的舰队从港口出发，向北航行，在圣保罗湾外海停泊。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守军目睹土耳其舰队离去，然后他们登上希伯拉斯山，将圣约翰骑士团的红白两色旗帜插在圣艾尔摩堡的废墟上。现在他们可以看得见土耳其人在行军并将沿途的村庄付之一炬。
事实上，穆斯塔法的计谋很快就被一个变节的撒丁岛叛教者泄露给了基督徒方面。马耳他侦察兵在密切监视土耳其军队的动向。拉·瓦莱特向姆迪纳发送了十万火急的消息，让那里的部队做好准备。清晨，1万名基督徒援军在姆迪纳远方的高地摆开了阵势。他们已经休整了两天，而且得到了新鲜食物，而不是航海饼干：每个连队都得到了一头牛。
前往姆迪纳的援军。
其中很多人是来自腓力二世在意大利的领地的西班牙老兵，包括长枪兵和火绳枪兵，他们惯于野战，对编队作战经验丰富。部队排成了作战队形。西班牙旗帜迎风招展，鼓手敲出激昂的鼓点。头戴钢盔的士兵们排成若干个方阵，如同森林一般屹立，静候奥斯曼军队的冲锋。
土耳其军队接近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指挥官发现很难遏制他们的部下：“所有人都摩拳擦掌，急于交锋，甚至用利剑威胁也控制不了他们。” [18] 双方都认识到制高点的重要性，于是都奔向姆迪纳远方的一座筑有塔楼的小山丘。西班牙人赢得了这场赛跑，在山顶升起了自己的旗帜，开始面对山下的敌人。土耳其人试图站稳脚跟、与敌交锋，但被打退。战斗非常激烈，很多人被火绳枪或者箭打倒在地，而且此时已近正午，赤日炎炎。“在整个攻防战期间，我从没遇见过这么热的天气，”巴尔比写道，“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一样，在疲劳、酷热和干渴的折磨下几乎站不住脚，很多人因此毙命。” [19] 现在事实证明，穆斯塔法的进攻决策是个弥天大错。基督徒军队的兵力比那个摩里斯科人说的要强，身体状况也远比穆斯林生猛，后者毕竟已经连续苦战了四个月。土耳其人开始动摇。穆斯塔法的火绳枪兵在战线上坚守了一小段时间，但基督徒军队的冲击力是无法阻挡的。西班牙长枪兵猛烈冲杀，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一直到最后都英勇无畏的穆斯塔法努力阻止部队溃败的大潮。他翻身下马，将马杀死，然后跑到最前沿。指挥官身先士卒也是徒劳，他的士兵在快速前进的基督徒威逼下兵败如山倒，溃乱地逃向海边。基督徒军队旌旗招展，战鼓隆隆，身穿红白两色外衣的骑士们奋勇冲杀，西班牙士兵用他们的长枪刺杀敌人。阿斯卡尼奥负了伤，堂阿尔瓦罗胯下的坐骑被击毙，但基督徒军队已经是所向披靡了。奥斯曼军官完全无法控制他们的部下；他们乱七八糟地四散逃跑。穆斯塔法向舰队发送了一条紧急命令，指示将船只驶近岸边，船首炮指向陆地，准备掩护撤退。通往大海的干燥地带变成了杀戮场。天气酷热难当，双方都有人不堪承受铠甲的重压，倒地死去。但西班牙援军兵力更强，战备也更充足。他们杀声震天 [20] ，带着复仇的渴望冲向敌人。基督徒对圣艾尔摩堡大屠杀记忆犹新，基督徒指挥官命令不接受任何俘虏。有些土耳其士兵倒地之后就无力爬起，或者丧失了爬起来的意志力。他们就这样被杀死在地上。
马耳他攻防战最后的血腥一幕上演于圣保罗湾的岸边。圣保罗的传奇式海难就发生在这里，对马耳他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意义。而对撤退中的穆斯林来说，这个地点将决定他们的生死存亡。几十艘桨帆船停泊在近海，一大群较小的划桨船冲进海湾，将败军救走。撤退的士兵被驱赶到海滩上和海湾周围的砂岩岩架上，然后又被赶下海。浅水区成了一个屠场。年轻的马耳他人和西班牙士兵浪花四溅地蹚水冲进潟湖，向挣扎的土耳其人奋力劈砍。土耳其人拼命挣扎着上船，却将小船掀翻。死尸在蔚蓝海水里漂浮，拖曳着红缎带般的血迹。最后一批幸存者跌跌撞撞地爬上了船。随后，桨帆船群将大炮瞄准海岸，于是堂阿尔瓦罗和阿斯卡尼奥命令部下撤退。他们站在炎炎赤日下，精疲力竭，注视着敌人舰队离去。在海滩上和海水里，到处是头巾、弯刀、盾牌和不计其数的死尸。“我们在当时无法准确估算敌人死者的数量，但两三天后，溺死的人的尸体浮到了海面上，”巴尔比写道，“海湾内臭气熏天，没人能够接近。” [21]
天黑之后，奥斯曼桨帆船返回岸边，装载了淡水，然后分散离去。巴巴利海盗返回北非，帝国舰队则踏上漫漫归途，去直面苏丹的愤怒。他们在马耳他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留下了大约1万具尸体，那或许是整个陆军的一半。舰队的背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岛屿，按照贾科莫·博西奥的说法，马耳他“干旱枯萎、惨遭洗劫和毁坏” [22] 。8000名守军中只有600人还有战斗力，500名骑士中有250人阵亡。马耳他发出死亡的恶臭。基督徒幸存者敲响大钟，感恩上帝。罗马城的大街上点燃了庆祝胜利的篝火；整个欧洲，一直到伦敦，人们发出感恩的祷告。四十年来，苏莱曼第一次在白海遭受了重大失败。虽然在过去有很多基督教城市被土耳其攻克，但这一次欧洲的三角堡坚守了下来，使得基督教海岸躲过了一场巨大浩劫。由于基督徒们的宗教热诚、不可战胜的意志力和幸运，马耳他得以幸存。在这场战役中，拉·瓦莱特激起了整个欧洲的热情。
战败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身处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耳边。穆斯塔法和皮雅利小心地先发回报告，然后在夜间悄悄地驶进金角湾。消息传遍全城后，大家陷入了悲痛。基督徒“不敢上街，因为害怕土耳其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土耳其人全都披麻戴孝，有的哀悼兄弟，有的悼念儿子、丈夫或者朋友” [23] 。但苏莱曼的回应却是罕见的沉默。两位将领都保住了性命，尽管穆斯塔法丢掉了官位。皮雅利次年将再次出海，袭击意大利海岸。苏莱曼对在一场残酷激战中幸存下来的近卫军非常慷慨。他下令，所有“参加马耳他攻城战的近卫军士兵都将得到晋升和金钱赏赐” [24] 。帝国的官方史册对马耳他战役的失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此，土耳其人有了一种说法：“马耳他不存在。”就像攻打维也纳的失败一样，马耳他战役也被视为奥斯曼帝国无数胜利中的一个可以忽略的小小挫折。
虽然基督教世界敲响了胜利的钟声，点燃了欢庆的篝火，但在地中海中部，没人认为马耳他战役宣告了奥斯曼帝国野心的终结。在土耳其舰队返航之后，基督教各国的外交报告中仍然充满命悬一线的危机感。马耳他已经是一片废墟；它的防御工事化为瓦砾堆，居民负债累累、贫穷无助。幸存的骑士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再战斗。毫无疑问，1565年的惨败伤害了苏莱曼的自尊，他在重建舰队，必然会再次征伐。“他已经下达旨意，”当年10月从伊斯坦布尔发出的一份报告称，“到明年3月中旬，必须有5万名桨手和5万名士兵就位。” [25] 欧洲仍然处在恐慌中，毫无安全感可言。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集结军队、收集金钱和重新武装马耳他岛。人们在希伯拉斯山上开始疯狂地修建一座新城堡，并将其命名为瓦莱塔，以纪念骑士团的大团长。人们紧张地注视着东方。
但是，除了对意大利发动了一次不痛不痒的袭击外，土耳其人放弃了大海。奥斯曼帝国的征服转向了匈牙利。第二年，苏莱曼御驾亲征。这是他的第十三次出征，也是他近十二年来第一次出征。苏丹已经七十二岁高龄，身体状况不佳，不能骑马，只能乘坐笨重的马车。他率领的是他一生中征集的最庞大军队。这将是施展帝国威严的时刻。在马耳他战役之后，苏莱曼希望重新确立自己圣战领袖的地位，以显示“众苏丹的苏丹、向世间诸君主分配王冠者” [26] 的力量仍然能够撼动世界，伊斯兰征服的力量将是不可穷尽的。
土耳其大军花费了很大力气才攻克了位于沼泽地带的锡盖特堡，一小支匈牙利军队在那里像圣艾尔摩堡守军那样死战到底，让土耳其人付出了巨大代价。9月初，苏丹班师回朝。皇家马车在一望无垠的平原上颠簸前行。六名侍从跟随在车轮旁，背诵着《古兰经》的诗节。长着鹰钩鼻、面色苍白的苏莱曼腰杆笔直地坐在车内，遮蔽在帐幕后。士兵们能够隐约瞥见“真主在人间的影子”的身形，得到一些安慰。
但车内的人并非苏莱曼，只是皇室的一个替身。苏丹其实已经驾崩。他的尸体被除去内脏、涂上防腐香油，秘密运回。苏莱曼于1566年9月5日或6日去世时，锡盖特堡还在坚守。对敌人的顽抗感到不耐烦和恼火的苏丹在去世前几个小时写道：“这座烟囱还在冒烟，征服的连续鼓点还没有敲响。” [27] 伟大苏丹的戎马一生以攻克贝尔格莱德的辉煌胜利拉开帷幕，又以这句话为尾声。他的临终话语暗示了他的失望、痛心和挫败感。不管占领了多少岛屿，攻克了多少城堡，伊斯兰世界帝国的梦想就像沙子一样从他手心流去，再也无法实现了。这时他离莫哈奇有37英里远，1526年他曾在那里大败匈牙利军队。在广阔平原上，基督徒的头骨还在泥土里缓缓褪色。
在地中海，所有人都知道奥斯曼帝国的攻势将持续下去。马耳他是个未完成的故事，还缺个结局。这一次南欧只能算是侥幸过关。
[1] Bonello，G.，“An Overlooked Eyewitness’s Account of the Great Siege” in Melitensium Amor，Festschrifi in Honour of Dun Gwann Azzopardi ，ed.T Cords，T.Freller，and L.Bugeja，pp.133—48，Malta，2002，p.147
[2]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165
[3] Cirni，A.K，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rni，Corso，ne quale se descriv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il Soccorso d'Orano，l‘Impresa del Pignone，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1567，fol.114
[4] Cirni，A.K，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rni，Corso，ne quale se descriv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il Soccorso d'Orano，l‘Impresa del Pignone，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1567，fol.114
[5] Spiteri，Stephen C.，The Great Siege：Knights vs.Turks MDLXV—Anatomy of a Hospitaller Victory ，Malta，2005，p.635
[6]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160
[7]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78
[8]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158
[9] Merriman，Roger Bigelow，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4，New York，1962，p.118
[10] Fernandez Duro，Cesareo，Armada Española desde la Union de los Reims de Castilla y de Aragon ，vol.2，Madrid，1896，p.83
[11]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78
[12] 原名乔万尼·迪奥尼吉·加利尼（1519～1587），原是意大利人，少年时被穆斯林海盗绑架，后来改宗伊斯兰教，成为海盗，凭战功获得提升，参加了马耳他战役、勒班陀战役等，战功卓著，一度担任阿尔及尔总督和土耳其海军司令。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提及过他。
[13]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165
[14]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87
[15]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93
[16]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93
[17]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94
[18]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184
[19]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184
[20]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701
[21]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p.185-6
[22]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705
[23]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20
[24] Cassola，A.，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1995，pp.36
[25]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21
[26] Fisher，Alan，“The Life and Family of Süleyman I” in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Istanbul，1993，p.4
[27] Hammer-Purgstall，J.，Histoire de L’mpire Ottoman ，vols.6，Paris，1836，p.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