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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5.“如同泉中水”
1425～1500
15世纪，开往亚历山大港的商用桨帆船在看得到陆地很久之前，便能远远地感觉到海岸。尼罗河溢出的淤泥使得离岸很远的海面也变得混浊；离岸25～30英里时，船上的瞭望员就能看到破败倾颓的法罗斯灯塔，那是古典世界留存的最后奇观，然后可以看见花岗岩的庞培石柱 [1] 从海平线上耸立；最后，这座城市从晨雾中颤抖着显现出来，大理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边缘点缀着棕榈树，犹如一幅东方的图景。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当然也取决于接近角度——航船可能会驶过一群被冲到海里的河马身侧，或迎上一股燥热的沙漠风。
这艘船很快就会被陆地上的人发现。港口塔楼上的信号旗会通知港口官员乘小船前来调查接近的船只，询问它从哪里来，装载了什么货物，有多少乘客和船员。在小船的甲板上，官员们会携带一个鸟笼。当得到必要信息后，官员便会放飞两只信鸽——一只飞往亚历山大港的埃米尔身边，另一只带有马穆鲁克苏丹本人的徽标，将信送往南方110英里外的开罗，送交苏丹本人。随后，船只获准进入港口，但舵和帆要交给港口当局代管，乘客们则被海关官员彻底地搜身，“一直搜到我们的赤膊”，看看有没有私藏杜卡特或宝石，商品也要卸载查看之后存放到保税仓库。 [2] 停靠费和税费缴过之后，船上的人才可以下船，通过拥挤的街道来到为基督徒访客准备的安全住宿地。亚历山大港是开启新世界的大门。
威尼斯人对登上亚历山大港土地已有数百年经验。据说，在828年，两个雄心勃勃的威尼斯商人从这里偷走了圣马可的遗骸；在中世纪，来到这座城市的朝觐者会去参观圣马可被乱石打死的那条宽阔街道，以及在他殉教和被埋葬的地点建起的教堂。亚历山大港和埃及紧紧地吸引着威尼斯人无尽的想象；它们的主题元素出现在圣马可教堂的镶嵌画上——棕榈树和骆驼、沙漠和贝都因人的帐篷、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及法罗斯灯塔，用碧绿和金黄、宝石红和湛蓝来诠释。亚历山大港不仅在宗教上很重要——《圣经》在这里被译为希腊语，而且是像君士坦丁堡一样的贸易中心。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的船队从干地亚向东航行，去冒险，去赢利。但这旅程常常因为十字军东征、教皇禁令以及更东方的贸易路线的改变而中断。威尼斯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 [3] 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关系总是很紧张，但潜在的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1396年，安德烈亚·朱斯蒂尼安凝望着黑海北岸凄凉的塔纳城废墟时，来自远东的贸易大潮正在改变方向。一百年来，蒙古人治下横跨亚洲的大道和波斯的市场将货物流引向了北方。到14世纪末，蒙古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在中国，蒙古人的统治被明朝取代，明朝闭关锁国，不再对外部世界开放。香料贸易恢复了原来的南方路线，印度的单桅三角帆船将货物转运到阿拉伯海岸的吉达，从那里通过小型沿海船只运过红海，在西奈半岛登陆后换为骆驼运输。西班牙人佩罗·塔富尔自称曾走过这条路线，据他说：“骆驼太多，我根本就数不出有多少，驮着从印度来的香料、珍珠、宝石、黄金、香水、亚麻、鹦鹉和猫。” [4]
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向北流入叙利亚城市大马士革和贝鲁特。但大部分货物的终点是开罗，商品在那里会被装上平底船，顺着尼罗河驶向亚历山大港，那里是与异教徒世界联系的桥头堡。基奥贾战争结束后，威尼斯人将其商业活动集中于亚历山大港，并击败了它的对手们，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耐心、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过人的组织能力。在1381年与热那亚缔结和约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共和国微调了它商业体制中所有独特的机制，取得了东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威尼斯独特的集体进取精神、航海业的突飞猛进，以及商业和金融技术上的繁荣——这些因素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威尼斯的兴盛。
贸易对于威尼斯人来说是深入骨髓的；威尼斯的英雄便是商人，威尼斯为自己构建的神话也着重强调了这种价值观。威尼斯的史学家描摹出了一个往昔的贸易黄金时代，“在那时，所有威尼斯人，无论是穷是富，他们的财产都在增加……海上没有盗贼，威尼斯人将货物运到威尼斯，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商人都云集威尼斯，购买所有种类的货物，运回他们自己国家”。 [5] 威尼斯的标志性时刻是用商业的眼光去衡量的。编年史家马蒂诺·达·卡纳尔描写了1204年丹多洛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最后鼓舞士气的讲话，他将宗教和商业利润视为合为一体的价值：“勇敢地去吧，在耶稣基督和我主圣马可的帮助下，凭借你们自身的力量，明天你们就会拥有这座城市，你们都会发大财！” [6] 威尼斯人的创设神话就是，他们生来就有权利去追逐利润。
到中世纪，意大利的各个商业共和国已经摆脱神学的桎梏，不再视做生意为可耻之事。基督不再是将兑换银钱之人逐出圣殿的先知 [7] ，而是被视作一位商人；在威尼斯人的世界观里，海盗行为才是商业犯罪，高利贷不算罪过。利润是一种美德。1346年，一位来自封建制的、重视地产的佛罗伦萨的访客惊讶地说：“威尼斯人人都是生意人。” [8] 执政官们做生意，工匠、妇女、仆人、教士——只要是手上有点钱的人，都可以拿钱来投资；船上的桨手和水手在他们的长凳下私藏小批货物，运到外国港口售卖。只有殖民地官员在任期内被禁止从事商业活动。威尼斯城里没有商业行会，这座城市自身就是一个商业行会，政治和经济已经高度地无缝融合了。2000名威尼斯贵族（他们组成的元老院实际掌管着国家）就是威尼斯的富商巨贾。这座城市表现出的具有现代性的人类行为发展方式令外邦人惊愕不已，甚至是警觉。这座城市的纯粹是非常突出和醒目的，似乎它展现着一种全新的现象：“看起来好像……人类的全部贸易力量都集中在那里。” [9] 彼特罗·卡索拉记载道。日记家吉罗拉莫·普留利则直言不讳地写道：“共和国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钱。” [10]
威尼斯是一个合资企业，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它的立法毫不动摇地维护其人民的经济利益，而这个立法体制也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完善。从14世纪开始，威尼斯发展出了一种海外贸易的模式，贸易由集体组织，并由国家严格控制，目标始终是赢得经济战争：“要改善和提高我们城市的条件，最好的途径是尽一切努力、把握一切机会，将我们城市的商品运到这里，在这里采购，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因为国家和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无穷。” [11] 通过运用制海权，威尼斯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市场。一个世纪的航海革命——从航海图和罗盘的发展，到新的操舵系统和船舶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从14世纪初开始，船只无论在夏天还是冬天，都可以行驶于波涛汹涌、距离不长的地中海。一种更大的商用桨帆船被制造出来，主要靠风帆航行，进出港口和逆流航行时用桨，可以承载更多货物，还缩短了航行时间。13世纪90年代，一艘桨帆船可以在甲板下运载150吨货物；而到了14世纪50年代，载货量达到了250吨。这种“重型桨帆船”对人力的需求很大。一艘这样的船一般需要200多名船员，包括180名有战斗力的桨手和20名专业弩手，以抵御海盗。但这种船相对来说速度很快，高度灵活，非常适合安全地运输贵重货物。除桨帆船之外，还有柯克船和克拉克帆船 [12] ，它们是高侧舷的帆船，只需要少量船员即可航行，主要被用来运送大宗物资，如小麦、木材、棉花和盐。帆船为威尼斯提供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资，而创利主要靠桨帆船。
商用桨帆船在兵工厂制造，是国家财产，每年通过拍卖承包给私人。这是为了让国家和人民都从商业活动中获益，防止出现那种摧残了热那亚的两败俱伤的内部竞争。这个体制里的每个细节都被严密监控着。竞标获胜的财团的组织者必须是2000名贵族中的一员，他的家庭必须是被记录在黄金之书中的，也就是记录在案的贵族，但真正从事航行的船长则是国家雇员，负责航船的安全返航。船员的数目和薪水等级、船只携带的武器装备、运价、即将运送的商品、停靠的口岸、航行时间、目的地以及停靠时间都要遵循严格规定。海事立法非常复杂而精确，触犯后的刑罚也很重。桨帆船按照固定的航线行进，就像有时刻表的服务一样，在14世纪初规定的详细路线时间表整整使用了两个世纪。在14世纪末，有四条航线：分别通向亚历山大港、贝鲁特、君士坦丁堡和黑海，以及前往伦敦和布鲁日的艰苦的大西洋远途航线（一趟来回需要五个月之久）。一个世纪后，四条航线变成了七条，停靠地中海所有重要港口。1418年之后，威尼斯还垄断了运送朝觐者的市场。每年有两艘桨帆船前往雅法，送满船的虔诚游客去瞻仰圣地景观，这门生意利润可观。在15世纪，威尼斯桨帆船载着贵重商品纵横四海，柯克船则负责运输大宗商品。
商用桨帆船。它的中部舱室被改为宿舍，供前往圣地的朝圣者游客使用
威尼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它紧抓几个世纪以来商业活动的供需规律，并以无以匹敌的效率去遵守这种规律。秘诀在于规律性。威尼斯商人对于时间是非常敏感的。圣马可广场和里亚尔托的大钟固定了工作日的模式。从更大范围来看，每年的航行模式由季节规律控制，而这种季节规律在欧洲之外遥远的地方发生作用。印度大陆规律性极强的季风推动着一系列有规律的、循环的贸易活动，好比一台巨型机器里互相咬合的齿轮一般，这些贸易将货物和黄金从中国一路运送到北海。每年9月，在季风平息之后，航船从印度出发，乘着秋风西进，将东方的香料和货物运往阿拉伯半岛。这些货物随后得到转运，于10月抵达亚历山大港和叙利亚的市场。威尼斯商船队会于8月末或9月初出发前往亚历山大港，其具体时间由元老院严格控制，一个月后抵达，正好赶上东方的货物运抵亚历山大港。前往贝鲁特的威尼斯商船队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停靠时间也都是严格设定好的——在贝鲁特通常停留28天，亚历山大港是20天——并且很严格地执行。商船队在12月中旬返程，也会有一个月以内的变动范围，避开冬季航程可能的危险。在大雪漫山的时节，重型桨帆船会驶回威尼斯，以便与另一个规律性贸易活动对接。德意志商人穿着皮衣和长靴，从乌尔姆和纽伦堡出发，赶着驮兽，跨过布伦纳山口，前往威尼斯的冬季集市。去往佛兰德的远途航行的起程和抵达也会与这些集市、鲟鱼捕捞季节和塔纳丝绸商队的活动时间对接。
威尼斯人理解，可靠的交货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外国商人就有信心，知道威尼斯会有值得购买的商品，值得他们在严冬穿越布伦纳山口过来购买。威尼斯将自己发展成了各国商人的最佳选择。个人从每一次贸易中获利，国家则对所有货物的进出抽税获利。“我们的桨帆船绝不能耽误时间”就是威尼斯人的公理。 [13]
这个系统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兵工厂装配船只可能会有延误，风向可能不利，海盗的威胁始终存在，桨帆船前往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产生政治动乱。往返行程大致可以合理预测：贝鲁特往返一趟需要三个月，布鲁日往返一趟需要五个月。如果遇上意外，时间就难以控制了。塔纳航线来回行程最短是131天，最长是284天；1429年，前往佛兰德的桨帆船在3月8日起航，后来在国外越冬，直到第二年2月25日才回到威尼斯潟湖。在归途延误的情况下，货物几乎总是会被封存，这样当商人来威尼斯参加正常时间的商贸会时，就能确定有很大一批库存的商品可供购买。顾客的满意是关键。
每条航路都遵照自己一定的规律，威尼斯将这些周期性的航运活动称为“穆达”，这个词有丰富的含义。“穆达”既指香料采购和交易的季节，也指运送香料的商船队。形形色色的“穆达”在威尼斯城市生活中扮演着激动人心的角色。在穆达起航之前，整座城市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在炎热的夏季，兵工厂加班加点，为去往黎凡特的航行做准备；当出发时间将近时，水边总是喧闹非凡。四处开始准备招募船员；商品、粮食、木桨和航海用具都包装好，运到停靠在岸边的桨帆船上。圣马可教堂或利多上的圣尼古拉教堂（水手们钟爱这座教堂）将为航行祈福。起航时，将会有大量群众欢送，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这场航行承载着他们的财富。1498年，德意志朝觐者菲利克斯·法布里乘坐一艘朝觐桨帆船起航时，船上装点着五颜六色的旗帜，一派节日气氛：
桨帆船装饰好后，船员们准备出发了，因为我们顺风，旗帜被高高吹起。起锚时，水手们喧哗着将它拉到甲板上，升起帆桁，展开主帆，然后从海中吊起桨帆船的小艇；所有的工作都异常辛苦，大家都大声地喊着号子，直到桨帆船脱离锚地，船帆展开，被风吹得鼓起，我们欢呼雀跃地离开陆地：号角手吹着号角，好像我们要去参加一场战斗，船上的奴隶大声喊叫着，所有朝觐者一起唱道：“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出发。”……因为顺风且风力很强，船开得很快，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只能看到蓝天和大海了。 [14]
对威尼斯人而言，航船出发的仪式和跨过潟湖的门槛、进入大海是公众生活中的关键时刻，对外来者也是一样。大家既激动，也满怀恐惧和担忧。有人写下遗嘱。船上的有些人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商用桨帆船经常会带着一些年轻的贵族，他们作为弩手被招募上船，也作为学徒学习贸易技能和熟悉航海生活。对许多这些“艉楼贵族”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出海体验。15世纪末，当安德烈亚·萨努多准备他第一次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旅行时，他的哥哥贝内代托给了他许多忠告，例如行为举止的注意事项、应当有哪些期望、应当避免什么东西。这些内容涉及范围极广，从船上的生活（尊敬船长，只和神甫玩双陆棋，怎样应对晕船）到港口生活的危险——不要碰干地亚的妓女：“她们染有法兰西病。” [15] 还有在亚历山大港不要吃鹌鹑。
关于外国，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商业上，都有很多要学的东西。安德烈亚被建议跟随在当地的威尼斯代理人：“一直跟着他们，学会去识别所有种类的香料和药品，这对你会非常有用。” [16] 对于商人而言，信息和现金一样重要，尤其是在异地用不熟悉的度量衡和货币、通过翻译来进行交易时。有人撰写了实用指南，提供旅行商人关心的各种贸易信息，这种指南传播极广。其中涉及当地的货币兑换、度量衡、香料的质量、如何防止被骗等。其中的一本《卡纳尔琐记》描述了在外国做生意时的困难重重。比如，它对在突尼斯做生意提供了如下的有益信息：
这里的货币种类很多。有两种金币，一种叫多普拉，值5个拜占特 [17] ，而1个拜占特值10个米亚雷希，所以1个多普拉值50个米亚雷希。另一种金币叫作马萨穆提纳，值半个多普拉，所以2个马萨穆提纳值1个多普拉，1个马萨穆提纳值2.5个拜占特。所以一个马萨穆提纳值25个米亚雷希。 [18]
当地的度量衡也一样烦琐，特别是和狡诈的小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商人打交道时：
小麦和大麦的销售是按照一种叫“玛泽帕尼”的单位计重的。由于亚美尼亚人作祟，没有人能准确说出这种计量单位到下个月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计量单位能与其换算，而且“玛泽帕尼”会根据亚美尼亚商人的心情随意增减，所以他们能牟取暴利。 [19]
在交易中需要大量的实用信息：一桶或一捆狐狸皮毛、鱼、席子、木块、长枪和核桃的具体单品数量，来自英格兰城市斯坦福的布料是按照什么方式称重的，亚历山大港的橄榄油以及内格罗蓬特的紫色染料的计重法与威尼斯度量衡的换算方式，往突尼斯走私金子的好处，如何避免受骗，如何鉴别香料。乳香粉可能掺了大理石粉；肉豆蔻应该是“又大又硬的……用针刺穿它的外壳，如果往外溢水就是好的；否则一文不值……桂皮片……摇晃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 [20] 商人必须反应机敏，要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出色的计算能力（有培训这方面技能的商业课程）。长途航海跋涉之后，他通过跳板上岸时可能因为晕船而东倒西歪，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要保持敏锐的头脑。
对所有威尼斯人来说（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手），最终的目的地，无论是贝鲁特或塔纳，亚历山大港或布鲁日，都不是他们控制的土地。他们是在反复无常的外国势力的容忍之下做生意的。仇外、敲诈、欺骗、政治动荡和经济竞争都使得威尼斯商人的生活极不安全，即便是在基督徒的土地上也是如此。威尼斯在伦敦的聚居区可能遭到洗劫，15世纪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威尼斯商人冒险家受到的最严峻挑战发生在穆斯林的黎凡特。双方的交易跨越了宗教信仰的鸿沟，由于互相猜忌和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问题，造成了许多摩擦冲突。安德烈亚·萨努多从海上第一次遥遥望见亚历山大港时，一定觉得它很美丽，但实际上这是一座日益衰落的城市。菲利克斯·法布里在1498年记载道：“每天都会有房子倒塌，宏伟城墙之内是凄凉的废墟。” [21] 如此破败的原因是1365年基督徒对这座城市的洗劫 [22] ——当年威尼斯强烈反对这次远征，但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苏丹也因此事怪罪威尼斯。贸易过程十分紧张，双方互相猜疑，但谁也离不开这种贸易。在中世纪黎凡特的海岸上，威尼斯发展出了第一种有效的世界贸易活动。
在亚历山大港、阿勒颇、大马士革或贝鲁特的欧洲商人生活在层层戒备之中。除了他们的领事和一小群长住居民之外，他们一般被禁止在其聚居区——为了他们的安全而提供的一个很大的有围墙的住宅区——之外生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聚居区，其中包括宿舍、仓库、厨房、面包房、澡堂、一座小教堂，往往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可以蓄养有异国情调的动物。在15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港的阿拉贡人在自己的花园里养鸵鸟和豹子（用铁链拴起来）。开罗的苏丹为外国商人提供这些聚居区，作为一项服务。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这些能够给他带来丰厚利润的客户，以免他们遭到群众的袭击，同时也是为了控制这些外国商人。聚居区通往外界的大门钥匙由一名穆斯林保管；夜间和星期五的祈祷期间，外国商人被锁在他们的聚居区内。在聚居区里面，他们可以过着类似外交使团的生活；他们可以喝酒（有时到访的穆斯林客人也会偷偷和他们一起喝酒），甚至还有更糟的事情。当法布里参观威尼斯人聚居区时，他惊讶地发现，有一头猪在院子里哼哼。威尼斯人出于蔑视养了这头猪，但为此他们给了苏丹一大笔钱，“否则撒拉森人不会允许这只猪出现在这里，甚至更糟的是，会因为这头猪把整个房子给拆了”。 [23] 互相的挑衅行为时有发生。
基督徒商人们从聚居区出发，在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走上亚历山大港的街道，去购买和出售货物。协商总是很艰难，时不时夹杂着谩骂。交易开始时，他们要欢迎海关官员；结束时要送别他们。这些官员动辄克扣金钱，收双倍税费或者没收货物。对鲜红色布料和克里特奶酪，海关盯得尤其严。香料交易是一个令人焦虑的过程。香料的质量鉴定可能会非常棘手，据一位商人描述，威尼斯人一般大宗购买香料，“无法分拣和挑选……货物从印度来时是什么样，就只能照什么样买下。在我们购买之前，他们也不准我们提前看货”。 [24] 双方都需要交易，但这是一场边缘政策 [25] 的博弈。埃及商人知道威尼斯“穆达”的时间表是固定的（威尼斯元老院在这方面的法令是强制性的），所以可以等到威尼斯商船起航前的最后一天才把价格定下来，这样买家就没有时间讨价还价了，不然就要空手而归了。交易可能要一直到最后一刻才能敲定。法布里目睹了一次香料交易的最后转运。巨大的麻袋躺在岸边，大约有5英尺宽，15英尺长，被拥挤和急切的人群注视着。香料已经被检查、称重过，而且已经通关。桨帆船就在海岸边停泊。水手们划着长艇，将货物运到船上。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
在聚居区，在撒拉森官员的面前，尽管所有的麻袋刚刚被装满和称重过，并且在大门处检查过了，但当它们正要被送上船去时，撒拉森人却命令将麻袋里的所有货物倒在地上，让他们看清，被运走的是什么东西。周围挤满了人，当麻袋……被倒空时，许多人在这里到处乱窜，一大群穷人一拥而上，有妇女和男孩，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哄抢着他们能抓到的一切东西，还在沙子里搜寻散落的姜、丁香、肉桂和肉豆蔻。 [26]
另一方面，威尼斯人是坚忍不拔的对手，而且深谙贸易心理学。当法布里和他同行的朝觐者带着一个生病的男孩，与威尼斯船长协商返回威尼斯的路费时，发现船长们“比撒拉森人或阿拉伯人索取的价格更严苛，更不通情理。有些船长收每一位朝觐者50杜卡特，当我们就这个价格僵持时，另一个傲慢的船长说，少于100杜卡特他不接受”。 [27] 男孩死在了港口。商人可能会狡猾奸诈，擅长在海关官员眼皮底下走私宝石和黄金，往往贪污、逃税和在谈好价格后出尔反尔，如果不是严厉的威尼斯法律对其加以约束，情况还会更糟糕。
然而，在外国的土地上，竞争往往是不平等的。尽管存在贸易协定，苏丹仍可能武断地定价。1419年，亚历山大港的胡椒价格被强行定在每单位150～160第纳尔，而市场价仅为100第纳尔。开罗有时会对来往的商人实行强买强卖。在叙利亚，威尼斯人的遭遇往往更惨。他们在贝鲁特登陆，前往大马士革购买货物。返回时，他们可能遭到袭击，或者赶骆驼和驴子的人可能偷走他们的部分货物。面对盗窃、谩骂和贪婪敲诈的压力，威尼斯人的耐心经常超越极限。1407年，在一次斗殴之后，所有在大马士革的欧洲人都被监禁；1410年，他们遭到棍棒殴打的刑罚。威尼斯领事常常前往大马士革，一再恳求释放威尼斯公民，或要求对方履行商定的交易条款。大马士革的官员可能会对他表示理解，也可能根本不以为意。当一位领事威胁将从亚历山大港撤出所有威尼斯商人时，苏丹回应说：“你们威尼斯人，以及其他所有基督徒的能量，我认为……也抵不上一双旧鞋子。” [28] 这句话包含了虚张声势的成分——马穆鲁克王朝需要欧洲黄金的流入——但谩骂仍在继续。有时威尼斯领事本人也会遭到殴打和监禁。
遭受了种种困扰之后，一些贸易国决定报复。热那亚人劫掠了叙利亚海岸；1426年，一支加泰罗尼亚舰队攻击了亚历山大港。威尼斯人与这些武装侵略划清界限，但他们毕竟是基督徒，所以会被穆斯林揪住，为之付出代价。1434年，所有威尼斯人被逐出叙利亚和埃及，损失高达23.5万杜卡特。他们的策略是耐心和无尽的外交。当他们的商人被囚禁时，他们将长期遭受折磨的领事派往开罗交涉；当货物被盗时，他们索取赔偿；当香料中掺杂的垃圾太多时，他们使用筛子；局势太过紧张时，他们准备将整个社区撤离。短时期内，他们完全暂停桨帆船的航运业务。15世纪30年代，他们与贪婪的拜巴尔苏丹进行了长期而紧张的博弈，拜巴尔苏丹在所有香料的出口上实行了一揽子定价的垄断政策，还企图强行规定必须使用他本国的黄金货币进行交易。威尼斯人挫败了苏丹的企图。在纯度和可靠性上，威尼斯杜卡特都优于它的竞争者。在双方斗争的表象之下，有一个暗藏的真相：不得民心的马穆鲁克统治者需要丰厚的税金来支撑自己的统治，对贸易的需求丝毫不亚于威尼斯。威尼斯人也从来没有动用过武力。当热那亚派出武装桨帆船时，威尼斯则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外交官。
在与黎凡特权贵们无休止的交涉过程中，共和国运用了从拜占庭人那里学会的高超的外交技能。在它与伊斯兰世界漫长而复杂的关系中，这种外交技能对威尼斯助益极大。他们预先备好给苏丹的贿金，用奢侈的礼物和庄严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排场来讨好他。1508年，威尼斯大使在大马士革得到当地统治者的接见。这个场景被再现在油画中，极其生动形象地捕捉了这种外交活动中富含异国情调的仪式。威尼斯领事身穿红色托加袍，以彰显最尊贵共和国的全副威仪，他向端坐在高台上的马穆鲁克总督呈上文书，周围是一大群戴着圆锥形红头巾、穿着五颜六色丝绸长袍的穆斯林显贵。背景中有清真寺、超现实的天空和生动的树木，以及黑奴和动物（猴子、骆驼和鹿）代表着那些令威尼斯人心醉神迷的东方景象。这是一个给人的感官留下深刻印象的世界：有香蕉的美味（“精美得无法形容” [29] ），有长颈鹿，有美丽的马穆鲁克花园。当这位领事彼得罗·泽恩后来因与波斯人密谋而被囚禁时，一个更加华丽的威尼斯代表团被派去拜见开罗的苏丹。
这段记录读起来就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威尼斯人随行带着八名号角手，他们身穿鲜红衣服，吹着响亮的号角，宣告大使的到来，但是他们的隆重排场与觐见苏丹时的场景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我们爬上楼梯，走进一间最为华丽的房间——比我们威名赫赫的威尼斯政府的接见厅还要美丽。地上是斑岩、蛇纹石、大理石和其他价值连城的石头构成的镶嵌画，镶嵌画上还铺着地毯。高台和镶板上面满是雕刻和镀金；窗花是青铜而不是铁的。苏丹坐在这个房间里，旁边是种有橘子树的小花园。 [30]
新任大使多梅尼科·特雷维桑用一大批珍贵的礼物换来了泽恩的释放，这些都是精挑细选、适合马穆鲁克人口味的礼物：50件色彩鲜艳的长袍，材料为真丝、绸缎和金线织物；75件黑貂毛皮；400件貂皮；50块“每块重80磅”的奶酪。 [31]
礼物固然非常丰厚，内在的外交原则却是耐心和不屈不挠：威尼斯人坚持要求严格遵守协议；永不放弃索赔，无论索赔的金额多么小；绝不坐视自己的公民被囚禁而不管；与其他国家的不端行为保持距离——加泰罗尼亚人的海盗行径、热那亚人的咄咄逼人、圣约翰骑士团的圣战；以严格的纪律管束自己的公民。商人被严格禁止在埃及除亚历山大港以外的地方购买商品，不得赊账，不得与穆斯林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任何威尼斯人欠债潜逃，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贸易社区的安全和声誉。不同于奉行个人主义的热那亚人，威尼斯商人都来自相同的狭小广场和教区，因此集体意识很强，非常团结。他们把钱共同存入一个保险基金，马穆鲁克官员对整个威尼斯社区的敲诈或财政处罚而产生的费用将由基金成员共同承担。就像佛罗伦萨布道者以挖苦的方式所形容的，他们“像猪一样” [32] 聚集在一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美德。
在黎凡特做生意让人筋疲力尽，并且风险巨大——苏丹一次专断的心血来潮，商人就可能倾家荡产。贸易过程需要持续的监督和无尽的元老院辩论，让人如履薄冰。这常让人灰心沮丧，而且始终很不稳定。当彼得罗·迪耶多于1489年出使外邦时，他的报告里体现出了极端的悲伤。“有这么多的障碍挡在客商面前，他们可怜极了……我觉得，在这个国家，装腔作势多，善始善终少……除非他们找到办法来补救在亚历山大港的错误和敲诈，不然我们应当放弃这个国家。” [33] 迪耶多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再也没有回国。他在开罗去世。
但外交手段是有用的。威尼斯人的自律、诚信和诉诸理智而非武力，赢得了开罗宫廷勉强的尊敬，但也使得威尼斯被大多数基督教国家视为马穆鲁克王朝的朋友，遭到睥睨。15世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威尼斯人慢慢拉开了与对手的距离。他们周期性极强的桨帆船航线推动了商业的运转。“穆达”在亚历山大港受到埃及人的欢迎，返航时受到德意志人的欢迎。到1417年，威尼斯已成为地中海东部最重要的贸易国；而在15世纪末，他们已经彻底打败了竞争对手。在1487年，亚历山大港只剩下三个外国人聚居区，两个是威尼斯的，一个是热那亚的；其他国家已经从这场竞争中撤出。威尼斯击败了热那亚，主要的决胜地不是基奥贾，而是旷日持久、看似波澜不惊的贸易战的发生地黎凡特。利润非常丰厚：在里亚尔托转售给外国商人时，棉花的利润可达80%，香料的利润达到60%。
从黎凡特运回香料的冬季船队快要抵达威尼斯城时，会有快速小艇先回来报告。人们在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上可以最先看到船队，教堂欢迎的钟声便会如雷鸣般隆隆响起。不同的穆达船队的回归——从贝鲁特返航的运输棉花的柯克船，从郎格多克、布鲁日、亚历山大港或黑海来的商用桨帆船——被安排在宗教游行、宗教节日和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之间，也是一年中的重大事件。从亚历山大港回来的穆达船队会在12月15日到2月15日之间抵达，它的到来将激发一连串繁忙的商业活动。成群小船前去迎接桨帆船的归来；所有货物必须在海关大楼（dogana da mar）处登陆，也就是伸入圣马可湾的那个海岬上。“dogana”这个词是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阿拉伯舶来品，就像海关内的货物一样。所有的货包在没有缴纳进口税并加盖海关印章之前都不能上岸（税率为3%～5%），其中舞弊现象很多。
纵观几百年的港口生活，圣马可湾是一个相当混乱又丰富多彩的海事活动的舞台。威尼斯人把它当作一台工业机器，外界则惊叹不已。圆材和桅杆、索具和船桨、一桶桶一包包的货物堆放在码头上，船只和商品的喧嚣被艺术家重现在威尼斯的全景图中，15世纪的木刻画细节丰富，18世纪加纳莱托的海景画则鲜明艳丽。威尼斯是航船的世界。喜爱精确数字的卡索拉教士试图清点船只的数量，从刚朵拉开始，但还是放弃了，尽管他已经排除了“那些长途航行的桨帆船和远洋船，因为它们数不胜数……没有一座城市能在船只的数量和港口的宏伟程度上和威尼斯相提并论”。 [34]
海关大楼
交税和通关之后，货物被装上驳船，经过大运河运往里亚尔托，或通过富商宫殿的水门，卸到宫殿底层把守严密的仓库里。里亚尔托位于大运河宽阔的S型拐弯的中点，是整个商业系统的中心。在15世纪，里亚尔托的木桥是大运河上唯一的渡口。这里是威尼斯的第二海关大楼，所有通过意大利内河运输的货物，或者用马匹运过阿尔卑斯山的货物，都要经过这里。这个汇集点成了世界贸易的轴心和转盘。用日记家马里诺·萨努多的话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
这里丰富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似乎都在这里卸下、买卖，或重新包装、装船并销往别处。里亚尔托好比阿勒颇、大马士革或中世纪巴格达的投影，是世界的露天市场。有专门卸载大宗商品——油、煤、铁、酒——的码头；存放面粉和木材的仓库；不计其数的货捆、桶和麻袋装着五花八门的商品——地毯、丝绸、生姜、乳香、皮草、水果、棉花、胡椒、玻璃、鱼、花卉；熙熙攘攘的人群让这里显得生气勃勃；水面挤满驳船和刚朵拉，码头到处是船夫、商人、香料检查员、搬运工、海关官员、外国商人、盗贼、扒手、妓女和朝觐者；码头上，人们嘈杂地装卸货物，喊叫，抬起重物，小偷小摸，总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里是欧洲的集市，是威尼斯创立神话的历史地点。据传说，威尼斯城于421年3月25日（星期五）正午时分创立，最初奠基地点在里亚尔多圣雅各教堂的位置，这座商人的教堂据说也在同年于此修建。教堂墙壁上的铭文告诫人们永守正直、公平交易：“在此圣殿周围，让商人们秉承公正法律，计量准确，严守承诺。”教堂旁的广场是国际贸易的中心，“这座城市的所有贸易，或者说是全世界的贸易，都在这里开展”。 [35] 国家的宣告在这里公布。在这里，银行家坐在长桌旁，在他们的账目上存款和支付，通过汇票从一个客户到另一个客户进行数量相当大的资金转移，无须动用现金；在这里，公债被发布，每日香料的价格被编纂起来，整理成表格，分发到许多商人手中，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商人。不像零售市场的喧哗吵闹，这里的一切都静悄悄地完成，这也体现了威尼斯的荣耀：“没有喧哗，没有噪音……没有讨论……没有辱骂……没有争议。” [36] 在凉廊的对面，挂有一幅世界地图，似乎在确认，可以在此纵横捭阖地经营贸易；还有一座钟“显示所有在里亚尔托的著名广场做生意的不同国家的时间”。 [37] 里亚尔托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如果在这里被除名，等于结束了自己的贸易生涯。
木桥左侧就是里亚尔托。右侧有字的房屋是德意志人聚居区
从这个中心，所有使得威尼斯成为世界集市的贸易、活动和交换辐射出去。里亚尔托的大桥上张贴着穆达航线的消息和桨帆船拍卖的信息。拍卖由一名拍卖师主持，他站在长凳上，并燃烧蜡烛计时。在运河对岸，共和国将德意志商人安置在他们自己的聚居区内，并对其进行小心仔细的管理，差不多像马穆鲁克王朝管理威尼斯人一样；周围的街道则进行一些专业活动——海运保险、金匠服务、珠宝买卖。物质财富上绝对的繁荣、显而易见的丰饶富庶让来访者，如朝觐者彼得罗·卡索拉，心醉神迷。卡索拉觉得里亚尔托大桥周边地区“难以估量……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于此”。 [38] 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希望能尽览全景。商品的数量、色泽、尺寸、品种都让他赞叹不已。他用令人眼花缭乱、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容词记录了自己的印象：
别处按磅和盎司售卖的（货物），在这里都是按桶和麻袋（一麻袋容积为1莫焦 [39] ）……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布——挂毯、锦缎和不同设计的挂饰，形形色色的地毯，各种颜色和质地的毛丝混纺织物，各式各样的丝绸；到处都是装满香料、杂货和药品的仓库，还有这么多美丽的白蜡！这些东西让看过的人惊叹，完全无法准确地向没有看过的人描述出来。 [40]
里亚尔托感官上的丰富给外来者以巨大的冲击。
在这里，威尼斯控制着从莱茵河谷到黎凡特的贸易轴心，影响了从瑞典到中国的贸易，运输着整个世界的货物：印度胡椒被运往英格兰和佛兰德；科茨沃尔德的羊毛织物和俄罗斯皮毛被卖给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叙利亚棉花被运到德意志市民手中；中国丝绸被穿到美第奇家族银行家的情妇身上，塞浦路斯的糖成为他们餐桌上的调味料；穆拉诺岛 [41] 的玻璃被做成阿勒颇清真寺的灯；斯洛伐克的铜；纸张、锡和鱼干。在威尼斯，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甚至连从帝王谷出土的磨成粉的木乃伊，也可以作为药材销售。一切都以里亚尔托为轴心，再由穆达运送到另一个港口，或横跨潟湖、通过中欧的内河和道路运输。而对于每一宗进口和出口，共和国都要征税。“这里的财富如同泉中水一样流淌。” [42] 卡索拉写道。事实上，威尼斯唯一缺的就是合适的饮用水。“虽然嘴边就是水，但人们经常受到干渴的折磨。” [43]
在14世纪60年代，彼特拉克曾惊叹，威尼斯人的贸易横跨广袤的世界。“我们的葡萄酒闪耀在不列颠人的杯子里，”他写道，“我们的蜂蜜取悦着俄罗斯人的味蕾。虽然难以置信，但我们森林里的木材被运送给埃及人和希腊人。从这里出发，油、亚麻和藏红花被我们的船运到叙利亚、亚美尼亚、阿拉伯和波斯，并将各种商品带回来。” [44] 这位伟人已经掌握了威尼斯人贸易的天才所在，不过他诗意地艺术化了一些细节（比如蜂蜜实际上是从俄罗斯进口的）。一个世纪后，这一进程已修成正果。到处都是威尼斯商人。他们采购、销售、议价、谈判，对利润贪得无厌，一心一意又冷酷无情，抓住一切机会赚取黄金。他们甚至垄断了神圣骸骨的市场。他们盗窃圣徒的遗骨——可疑的泛黄的头骨、手骨、整具尸体或切开的部分（前臂、脚、手指、头发）——以及一些跟基督生平有关的物件，用来提高城市本身的地位，并增加了在有利可图的朝觐者旅游贸易中的潜力。828年圣马可遗骸被偷到威尼斯之后，又有一连串圣徒骸骨被偷到那里，其中许多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掳得的，这使得威尼斯成为虔诚基督徒钟爱的一个停留地。威尼斯收藏的所谓圣徒骸骨极其丰富，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拥有什么东西了：1971年，美国学者肯尼斯·塞顿在圣乔治·马焦雷教堂的一个壁橱里发现了圣乔治的头骨。
在视觉上，威尼斯城已然成为奇观。沿着大运河顺流而下，途经大富商的豪华宅邸，比如覆盖着金叶子、在阳光里熠熠生辉的黄金宫，犹如观看了一出令人惊艳的由活动、色彩与光线构成的戏剧。“我看到，400吨级船舶从运河旁房屋前通过，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了，”法兰西人菲利普·德·科米纳 [45] 写道。 [46] 人们在圣马可教堂参加弥撒，或者见证威尼斯一年中诸多盛大典礼，如耶稣升天节庆祝活动、执政官的就职典礼、海军总司令的任命仪式，喇叭齐鸣，红金两色的旗帜随风飞舞，战俘被游街，战利品得到公开展示；各行会、神职人员和威尼斯共和国的所有官方机构在圣马可广场周围庄严肃穆地游行——如此戏剧化的表演似乎在印证，这是一个蒙受独特神恩的国家。“我还从未见过一座城市如此高奏凯歌，”德·科米纳写道。一切都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黄金宫
吉奥索法特·巴尔巴罗的旅行最有力地证明了彼特拉克对威尼斯物质主义的论断。巴尔巴罗是一名商人和外交官，他带着120名劳工从塔纳出发，去探索草原上的一座斯基泰坟堆，寻找财宝。1447年，他在冰冻的河上乘雪橇前行，但“发现地面非常坚硬，我们不得不放弃计划”。 [47] 第二年，他再次前往。他的工人在坟堆里挖了一个深深的开口。他们失望地发现，这里只有一些黍壳、鲤鱼鳞片和一些手工艺品的残片：“用砖做成的、橙子那么大的珠子，表面用玻璃覆盖……还有一个银质大口水罐的半个把手，水罐顶端有一个蝰蛇的头。”他们再次被天气打败。巴尔巴罗的人这次挖到了一堆垃圾上边。离他们的发掘点只有几百码的地方，是一位斯基泰公主的墓室，那里埋藏着丰富的珠宝，足以点燃威尼斯人对东方黄金的最狂野梦想。这个墓室直到1988年才被发现。
[1] 庞培石柱是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古罗马胜利纪念柱，被错误地认为是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庞培时期建立的，实际上是297年为纪念戴克里先皇帝成功镇压亚历山大港一次叛乱而建造的，高26.85米，是最高的独立石柱之一。
[2]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199
[3] 法蒂玛王朝于909年～1171年统治埃及，中国史籍称之为绿衣大食，得名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后被大臣和将领萨拉丁以政变推翻，被阿尤布王朝取代。阿尤布王朝则被本文中的马穆鲁克王朝推翻。
[4]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192
[5] Kedar，Benjamin，Merchants in Crisis：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1976，p. 75
[6] Kedar，Benjamin，Merchants in Crisis：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1976，pp. 74-5
[7] 即《圣经·新约》中耶稣洁净圣殿的典故，见“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当时圣殿的祭司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子做买卖；又因圣殿不收希腊和罗马的钱币，犹太人缴纳殿税或奉献，须用指定的希伯来钱币，故有兑换银钱的人，为那些外来朝觐者提供方便。买卖是在圣殿的范围内进行，神圣之地因而被玷污；占用外邦人的院子，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权利；祭司和商人勾结串通，祭司给予商人各种方便，而商人高价剥削，然后共分暴利。耶稣大力谴责这些利欲熏心的商业行为。
[8] Kedar，Benjamin，Merchants in Crisis：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1976，p. 57
[9]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129
[10] Tenenti，Alberto，‘The Sense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Venetian World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Renaissance Venice ，ed. J. R. Hale，London，1973，p. 22
[11] Lane，Frederic C.，Andrea Barbarigo，Merchant of Venice 1418-1449 ，Baltimore，1944，p. 83
[12] 克拉克帆船是15世纪盛行于地中海的一种三桅或四桅帆船。它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克拉克帆船体型较大，稳定性好，是欧洲史上第一种可用作远洋航行的船只。
[13] St?ckly，Doris，La Système de l’incanto des galéés du marché à Venise ，Leiden，1995，p. v
[14]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p. 167-8
[15] Howard，Deborah，Venice and the East ，London，2000，p. 18
[16] Howard，Deborah，Venice and the East ，London，2000，p. 19
[17] 拜占庭帝国的一种货币。
[18] Dotson，John E.，Merchant Culture in Fourteenth Century Venice：the Zibaldone da Canal ，New York，1994，p. 83
[19] Dotson，John E.，Merchant Culture in Fourteenth Century Venice：the Zibaldone da Canal ，New York，1994，p. 12
[20] Dotson，John E.，Merchant Culture in Fourteenth Century Venice：the Zibaldone da Canal ，New York，1994，pp. 127-8
[21]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209
[22] 即所谓“亚历山大港的十字军东征”，1365年10月，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与医院骑士团攻克并洗劫了亚历山大港，大肆屠杀、破坏和掳掠，但因为无法守住城市，很快撤退了。威尼斯事实上为彼得一世提供了船只和其他支持。
[23] Constable，Olivia Remie，Housing the Stranger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Lodging，Trade，and Travel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2004，p. 275
[24]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196
[25] 所谓边缘政策，是指（一般在国际政治中）将危险的政策推到极限（如战争的边缘）也不肯让步，从而获利的政策。
[26]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192
[27]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212
[28]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196
[29] Pagani，Zaccaria，‘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es du Soudan d’égypte’，in Le Voyage d’Outre-mer（égypte，Mont Sinay，Palestine）de Jean Thenaud：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1884，p. 178
[30] Pagani，Zaccaria，‘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es du Soudan d’égypte’，in Le Voyage d’Outre-mer（égypte，Mont Sinay，Palestine）de Jean Thenaud：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1884，p. 188
[31] Pagani，Zaccaria，‘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es du Soudan d’égypte’，in Le Voyage d’Outre-mer（égypte，Mont Sinay，Palestine）de Jean Thenaud：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1884，p. 187
[32] Kedar，Benjamin，Merchants in Crisis：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1976，p. 9
[33] Curatola，Giovanni，‘Venetian Merchants and Travellers’，Alexandria，Real and Imagined ，ed. Anthony Hirst and Michael Silk，Aldershot，2004，p. 192
[34]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p. 141-2
[35] Crouzet-Pavan，Elisabeth，Venice Triumphant：the Horizons of a Myth ，trans. Lydia G. Cochrane，Baltimore，1999，p. 159
[36] Crouzet-Pavan，Elisabeth，Venice Triumphant：the Horizons of a Myth ，trans. Lydia G. Cochrane，Baltimore，1999，p. 159
[37] Howard，Deborah，Venice and the East ，London，2000，p. 119
[38]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129
[39] 1莫焦相当于1蒲式耳，约合36.4升。
[40]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129
[41] 穆拉诺在威尼斯以北约1.6公里处，名义上是岛，其实是群岛，岛与岛之间由桥梁连接，形同一岛。穆拉诺的玻璃制造业称雄欧洲几个世纪。由于穆拉诺玻璃大受欢迎，穆拉诺的玻璃工匠很快成为穆拉诺岛上的显赫公民。在14世纪以前，玻璃工匠被允许佩剑，并享有豁免权，他们的女儿可以嫁入威尼斯豪门。穆拉诺的玻璃师傅对威尼斯如此重要，以至于被禁止离开威尼斯共和国，但仍然有人冒险迁往英国和荷兰等国落户。
[42]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129
[43]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132
[44] Petrarca，Francesco，Lettere seni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vol. 1，trans. Giuseppe Francassetti，Florence，1869，p. 110
[45] 菲利普·德·科米纳（1447～1511），勃艮第和法兰西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他的回忆录是15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
[46] Commynes，Philippe de，The Memoirs of Philippe de Commines ，trans Andrew Scoble，vol. 1，London，1855，p. 169
[47] Barbara，Josafa and Contarini，Ambrogio，Travels to Tana and Persia ，trans. William Thomas，London，1873，pp.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