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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部 第四地中海（1350～1830年）
一 想成为罗马皇帝的人（1350～14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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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发生后，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地中海内部的粮食供给压力也随之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古老的地中海谷物贸易就此衰落。事实上，它繁荣发展着：一些劣等田地被弃耕，变成了草场，其他一些地区则转而生产糖与染料，与这伟大的海相接的陆地上的经济生活，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征。随着生产专业化的提升，各种各样的商品贸易发展起来。地中海经济开始呈现出新面貌。区域性贸易崭露头角：木材被运往加泰罗尼亚沿岸地区；羊毛有的从阿普利亚出发穿过亚得里亚海到达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新城镇，有的从梅诺卡岛（当地盛产绵羊）运到托斯卡纳，特别要说明的是，托斯卡纳地区在公元1400年前后有一位著名的“普拉托商人”（Merchant of Prato）名叫弗朗切斯科·迪·马可·达蒂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他曾致力于记录每一捆羊毛，保留每一封信件（现存十五万封），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 [1] 他派驻扎伊维萨岛的一名代理人抱怨道：“这个岛对健康不利，面包糟糕，葡萄酒劣质——上帝宽恕我吧，这儿就没一样好！我觉得我恐怕要在这儿被刮掉一层皮了。” [2] 但商业需求当然比个人享受重要。
这位普拉托商人在坐落于西班牙海滨的圣马蒂奥（San Mateu）设置了托斯卡纳办事处，在那里代理人可以收购最优质的阿拉贡羊毛，此时绵羊养殖业已经深入西班牙内陆地区，逐渐征服了梅塞塔高原，到了夏季，数百万只牲畜在高地吃草，冬季则转场到高原地带。达蒂尼的商业网络还延伸到马格里布（Maghrib）、巴尔干半岛以东以及黑海地区。在14世纪90年代，他还投身于奴隶贸易，当时马略卡和西西里的奴隶市场上会出售来自黑海的切尔克斯人以及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 [3] 他所经营的商品包括来自地中海以外远东地区的靛蓝染料、巴西苏木、胡椒、芦荟、片姜黄和良姜，以及来自地中海周边的棉花、乳香、精制糖。除了大量的羊毛原毛外，他还从西班牙和摩洛哥进口鸵鸟羽毛、象牙、大米、扁桃仁以及大枣。他会从巴伦西亚订购餐具，按照惯例，上面装饰着他自己的徽章；不过若干年后，他再次订购时却发现对方没有保留自己的徽章设计，因此感到勃然大怒。 [4]
达蒂尼是个寡头式人物，不是公元14世纪晚期那种典型的商人，但他的生平充分展现出商品贸易的勃勃生机。他成功地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开展贸易，即便在1402年也是如此，当时米兰大公扫荡了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并将除佛罗伦萨外的所有主要城市都收入囊中。地中海的商人总是知晓如何从战争与和平当中获利。然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发生了。14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三大银行家族巴尔迪（Bardi）、佩鲁齐（Peruzzi）和阿恰约利（Acciaiuoli），与极为依赖银行贷款的那不勒斯国王、罗得岛的骑士团以及欧洲内陆的统治者们建立起紧密联系；但就在黑死病暴发前夕，这些银行破产了，显然是由于之前累积了过多的毒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向英王提供的贷款）。后来取代这些破产银行的跨国银行都谨慎地控制自己的规模，经营时也更加稳健；美第奇银行就是如此，尽管它同时也拥有着政治权力，是著名的统治家族。 [5] 谨慎经营保障了稳定的收益。扩张的野心同样也更加温和：加泰罗尼亚人遣往佛兰德、英格兰以及马赛的船只变少，这座曾经的重要商站已辉煌不再。如此一来，新的商业结构出现，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精神面貌。 [6] 推动城市生活发展的不仅是手工业专业化的不断增强，这反映在手工行会的发展方面，还在于大量乡村居民移居到城镇，由于人力的减少，村庄已经无法存续。在埃及，土地废弃导致对灌溉设施的忽视，而这些设施维持着尼罗河三角洲的生态平衡。三角洲地区变得贫穷，工资减少，然而地中海的欧洲一侧在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时，却走向了崛起。 [7] 于是，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到1400年时，这一地区在许多方面已经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这又促使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继续前往地中海和黑海的粮食产地。
在瘟疫的刺激下，基督徒普遍产生一种心理，即人们需要为其罪孽忏悔。但这种罪孽显然不包括内斗：威尼斯与热那亚在公元1350～1355年爆发激烈冲突，随后在1378～1381年冲突再起（基奥贾战争，Chioggia）。这两次冲突的起因都在于争夺从爱琴海前往黑海的通道。第一次冲突发生时，威尼斯人与阿拉贡国王达成协议，而后者当时正与热那亚人争夺撒丁岛的控制权。威尼斯人派遣舰队前往西地中海，并于1353年在撒丁岛北部阿尔盖罗附近海域击败热那亚人，而加泰罗尼亚人则派遣舰队奔赴遥远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战斗中还牺牲了一名舰队司令。然而，没有任何一方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在占领达尔马提亚长达三百五十年后，威尼斯被迫接受将其划归匈牙利；热那亚则陷入内斗，该城落入米兰的维斯孔蒂（Visconti）家族的领主们手中，在后者看来，热那亚的资源已经耗尽，于是在1355年就与同样被耗尽的威尼斯签署了和约。 [8]
当战争于公元1378年再次爆发时，双方关注的焦点起初是小岛特涅多斯（Tenedos），认为控制该岛就可以掌控经由达达尼尔海峡的商路。两年之前，拜占庭的一位篡位皇帝曾将该岛赠送给热那亚人作为得到其援助的回报，但威尼斯人从这位皇帝的对手那里得到承诺，他们可以控制该岛。 [9] 热那亚和威尼斯要打仗的念头实在令人惊诧，因为黑死病已经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威尼斯人不得不从达尔马提亚招募大批新桨手。此外，他们还有其他严重分歧。在这两次战争间隙，1363年，威尼斯人遭遇克里特起义，起义者不仅包括当地的希腊人，还有一些威尼斯贵族，如古老且伟大的格拉德尼戈家族（Gradenigo）。 [10] 起义使得威尼斯人的供给网出现问题，因为意大利东北部缺乏广袤腹地，他们只能对克里特进行开发——事实证明是过度开发——以便获取谷物、葡萄酒、橄榄油和蔬菜。在两次战争期间，热那亚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海域爆发冲突，热那亚海军不敢进入该海域，威尼斯则以另外一种更危险的方式陷入严重危机。在1378～1380年，由于亚得里亚海的东侧被匈牙利国王控制，威尼斯就完全暴露在其敌手的攻击之下。威尼斯还需处理另一个顽疾：若要实现其东地中海的扩张野心，就必须将威尼斯附近的海域完全掌控在共和国之手。
热那亚人向匈牙利国王以及威尼斯的近邻帕多瓦的卡拉拉（Carrara）领主求助，从而使威尼斯陷入包围。公元1379年，热那亚人焚毁了威尼斯海滨的一些村庄，其盟友则洗劫了威尼斯潟湖南端的基奥贾。盟军还曾放出狂言：不把圣马可大教堂门廊上方的四座青铜马掠走，他们绝不停歇。这是威尼斯自9世纪初被加洛林人围城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威尼斯成功地在围城战中坚持下来；最后反而是热那亚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的补给已然耗尽。到1380年6月，热那亚人意识到，他们已经难以维系，只能选择和谈。这次冲突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威尼斯人在舰船的前甲板上安装了发射石弹的火炮，使用了大量火药。热那亚人的指挥官皮耶特罗·多利安（Pietro Dorian）就是在一座塔遭炮弹击中后被砸死的。 [11]
威尼斯的历史学家喜欢将基奥贾战争说成是威尼斯人取得了胜利，但热那亚人进逼潟湖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威尼斯的巨大羞辱。威尼斯失去了特涅多斯岛，无法收复达尔马提亚，不得不承认热那亚在塞浦路斯的权利（热那亚人由此参与到白糖贸易中），甚至还不得不将其本土的附属国特雷维索（Treviso）让渡给奥地利公爵，也因此丧失了意大利东北部的谷物产地——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爪由此伸入意大利东北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2] 在公元1350年和1378年的两场战争中，威尼斯在领土和声望方面所失去的远远多于所获得的。尽管这些冲突很严重，但它们仅仅是极其和谐的关系的戏剧性中断，两地的商船仍一起穿行于爱琴海，经由君士坦丁堡，前往盛产谷物的克里米亚（Cremea）。1381年后，双方细分了各自的贸易范围以及商业利益，以避免产生纠纷：威尼斯保有黎凡特商贸的主要中心，其商船前往亚历山大和贝鲁特购买香料；而热那亚人则更愿意采用圆形商船 [13] 装载大宗货物——明矾、谷物和干果——并在小亚细亚、希腊和黑海搜罗这些商品；“无籽葡萄干”（currants）的名称就来源于科林斯，而位于黑海南岸的独立的希腊国家特拉布宗（Trebizond）则是榛子的主产地。1300年前后，雄心勃勃的商业冒险冲动曾驱使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深入波斯，甚至远到中国，而此时这种冲动已经消失；商人们致力于恢复横跨地中海的重要联络网。 [14]
促成稳定的一个因素在于威尼斯造船厂的高效，而且它是整个地中海最大的、组织最为严密的造船厂。威尼斯的造船厂位于名为塔纳（Tana）的大型缆绳作坊的旁边，它早在公元14世纪初就已建成，当时但丁听到了从地狱最深处传来的回声。
正如在威尼斯人的船厂里，
冬天熬着黏糊糊的沥青，
来涂抹已经损坏的船只，
既然已经不能再航海；那就只能，
有的正给自己造新船，有的正用麻屑
填塞船只两侧因多次航行形成的隙缝；
有的在船头敲啊敲，有的在船尾敲啊敲，
这个人在制桨，那个人在缠绕缆索，
还有一个人缝补着前桅的帆，缝补着后桅的帆…… [15] [16]
原来的老造船厂的船坞可容纳12艘商船，而新造船厂的规模是前者的三倍。到14世纪晚期，在一位海军将领的领导下，它的生产效率有所提高：造船厂一年可制造3艘大型商船，这看起来并不多，只是从14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通往黎凡特和佛兰德的航行渐趋稳定，商船的规模大幅提高。这些大商船是装有大三角帆的三列桨船，可搭载150吨货物以及多达200名水手。只有威尼斯公民可以将货物放在船上，这些船出航时还配有护卫，一些小型的配备着武器的护卫船伴其左右，沿着威尼斯元老院仔细选择的路线航行；只有过了二十五岁才能成为公民，且如我们所见，利润最丰厚的航线运送的是丝绸和香料，威尼斯贵族纷纷投资以获得控制权。对于那些更为普通的物品，威尼斯人用圆形的挂方帆的商业柯克船（cogs）来装运，这些船均由私人造船厂建造，在设计方面较少受限。已知最大的15世纪柯克船长约30米，排水量为720吨左右。 [17] 威尼斯人的造船技术与其航海技巧不相上下，而且威尼斯和热那亚及马略卡一样，均是地图绘制的主要中心。如此一来，威尼斯水手人人熟知地中海沿海地区的确切信息。此外，随着指南针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在海洋中航行更有信心，航海季也扩展到一年中的大多数时段。 [18]
2
有一项业务让水手忙碌不停，那就是将朝圣者送往圣地。巴勒斯坦最后一处基督徒据点的丢失，并未终结朝圣活动；阿拉贡诸王与其他地区争夺一些模糊的权利，要为圣地的基督徒避难所提供保护，而马木留克苏丹们清楚，当与西方的统治者进行政治以及商业谈判时，可以打圣地牌。朝圣是一种自然的或被认为是自然的需求。菲力克斯·法贝尔（Felix Fabri）是多明我会修士，他在公元1480年从德意志前往圣地，并生动地描述了乘船时船上的臭气、不适以及污秽：爬满蛆虫的肉，不能饮用的水，无处不在的寄生虫。他回程时从亚历山大出发，在不适合航海的季节里，也像早年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一样，经受了狂风与海浪。不过，他得知有个隐秘的地方最适宜睡觉，就在捆得结结实实的香料包上方。 [19] 但至少对少数学者来说，朝圣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1358年，彼特拉克（Petrarch）受朋友乔瓦尼·曼德利（Giovanni Mandelli）的邀请，一起前往圣墓教堂。但彼特拉克认为待在后方更加安全，于是将一本小册子送给曼德利，在书中他描绘了穿越地中海的路线。他特别注明奥德修斯到访过的所有地方，还指出了意大利最南端的克罗托内（Crotone）的朱诺神殿（Juno Lacinia ）；他注意到奇里乞亚就是庞贝击败大批海盗的地方；他曾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沉思片刻（“您本不应为其他人承担如此艰巨的职责，不妨用您的眼睛看看……周遭这些，您已用心感受到的这些事”）；但他最后却与曼德利分手，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亚历山大，不是在一堆香料之中，而是在亚历山大的坟墓和庞贝的骨灰旁。 [20] 以古典时代的遗址为中心的文化旅游即将开始。彼特拉克的《圣地导游手册》（Itinerary ）现存四十份手稿，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尤其在15世纪的那不勒斯——因为曼德利就是在南意大利的海岸接受了大量关于古典时代的遗址的信息洗礼，这些内容（而非对圣地的兴趣）也吸引着广大读者。
彼特拉克的古典之旅在公元15世纪20年代由安科纳的一名商人变为现实，该商人每次看到古典时代的遗址时都会惊呆，第一次是在他的家乡，然后是在地中海沿岸。但这位安科纳的希里亚克（Cyriac）还有政治动机：他向奥斯曼苏丹做自我介绍，而后者并没有意识到希里亚克还有个目的，即搜集资料用于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不过，他的确很欣赏古典时代的遗迹，曾在1436年前往德尔斐，那里已是杂草丛生，令当地居民十分诧异的是，他竟在那里逗留了六天，在他误认为是主殿的地方，在剧场和体育场，热情地徘徊，抄录铭文，绘制示意图。 [21] 虽然绝大多数对古典时代感兴趣的人，仍像彼特拉克那样舒适地坐在自家的沙发里，但希里亚克的经历意味着跨越地中海进行游览的动力不再仅限于宗教或商业活动。
少数人在旅游时愿意“入乡随俗”，接受在海对岸生活的人们的宗教和习俗。有一位传奇的马略卡修士叫安塞尔默·突尔梅达（Anselmo Turmeda），他在波伦亚了解到伊斯兰教的知识后前往北非，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公元15世纪早期的知名穆斯林学者，他的教名为阿卜杜拉·塔尔朱曼（Abdallah at-Tarjuman）；他的墓如今依然立于突尼斯。一个世纪后，生于格拉纳达的学者兼外交官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赞（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即非洲的利奥（Leo Africanus），被是基督徒的海盗俘虏后带到罗马，在那里成为教宗利奥十世（Leo X）的门徒，并撰写了一篇非洲地理志：我们在此提到的这位著者，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地中海以外伊斯兰世界的真实情况，他还在两大宗教间变来变去，先是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后来又重新皈依伊斯兰教。 [22]
3
阿拉贡国王们的财富，以及他们治下许多王国的财富，为我们了解公元14世纪末和15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富庶提供了极佳的指南。加泰罗尼亚的影响越过地中海，延伸到亚历山大和罗得岛等地的市场；到15世纪末，阿拉贡国王已经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整个欧洲政坛举足轻重。阿拉贡国王马丁（Martin）的继承人是小马丁，后者娶了西西里的女继承人，实际上这位女继承人在与小马丁结婚之前是被诱拐并送到西班牙的，但这门婚姻为阿拉贡国王提供了很好的口实，使他在1392年入侵该岛；15世纪时，西西里岛由岛民议会委任的总督管理，阿拉贡国王的影响此时已然式微，他们在西西里的支脉也已消失。显然，和平有利于西西里人，同样也有利于那些想要购买西西里谷物的人。加泰罗尼亚的贵族们开始在西西里岛购入地产，并定居于此。 [23] 小马丁在撒丁岛因感染疟疾去世，他所取得的最后成就是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人重新收复西西里岛的大片土地，从那之后，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影响占据了主要地位，例如艺术上的影响。 [24]
阿拉贡统治者的新魄力在阿方索五世身上更具说服力，他于公元1416年即位，成为15世纪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25] 巴塞罗那王族的男性继承人绝嗣，而阿方索来自卡斯蒂利亚；尽管如此，他却将眼光转向地中海，其计划涵盖整个海洋。与所有阿拉贡国王一样，他也赢得了一个绰号：“宽宏大量的”（Magnanimous，或叫“慷慨者”）阿方索。这个绰号完美地表达出了他的愿望，即成为慷慨的庇护者。凭借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他徜徉于同是西班牙人、为古罗马皇帝提供服务的哲学家塞涅卡的著作当中；他热情地学习古典文献，对于史诗般描绘出来的古代战争很感兴趣。他了解到有两位极为成功的罗马皇帝就是西班牙人，即图拉真与哈德良。 [26] 阿方索立志在地中海重建罗马帝国，以应对逐渐发展起来的土耳其人的威胁。在其统治初年，他进攻科西嘉，因为教廷曾将科西嘉岛与撒丁岛一起交给阿拉贡的国王，不过那是在1297年。他仅占据了卡尔维（Calvi）这座堡垒，在其余地区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他的这次征战揭示出其野心绝不仅限于所继承的西班牙领地。为了实现建立罗马帝国的梦想，他将视线投向意大利，向糊里糊涂的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二世（Joanna Ⅱ）大献殷勤，甚至还得到承诺，她会推荐阿方索作为其继承人（尽管这位女王私生活十分精彩，却没有任何子嗣）。不幸的是，她还承诺把日趋动荡的王国留给安茹公爵兼普罗旺斯伯爵——安茹的勒内（René of Anjou）。“好国王勒内”（Le bon roi René ）同阿方索一样，也对骑士文化极为热衷，还赞助艺术；他也想拥有很多王国，不过当1480年他的生命走到终点时，他一无所有；与之相比，阿方索在1458年去世时已经拥有六七个王国以及一个公国。 [27] 为了争夺南意大利，阿方索与勒内断断续续地打了二十多年，耗费大量王室资源，因为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花费巨大。这位君主的资金储备相当有限，因此他不得不毕恭毕敬地求助于议会，给了他们一个为获得他们最看重的特权而讨价还价的机会。 [28] 幸运的是，安茹的勒内比他还穷，但勒内成功调动了热那亚的舰队：自从一个多世纪前加泰罗尼亚入侵撒丁岛后，热那亚人对加泰罗尼亚人的敌视就从未减退。
阿方索陷入严重危机。公元1435年，他率领舰队在蓬扎岛附近海域迎击热那亚人；结果他被击败并被俘，之后被带到热那亚。但热那亚人却不得不将这名俘虏交给他们的领主——米兰大公菲利普·马里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大公竟然被阿方索吸引，决定与其结盟，使得局势彻底反转。米兰大公甚至还思忖将其公国转赠阿方索，而这时的阿方索计划控制整个意大利，无暇顾及伊比利亚事务。阿方索与勒内的战争漫长且耗资巨大，在1442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他用在城墙之下挖地道的办法占领了那不勒斯。即使勒内被驱逐出境，他也始终认为那不勒斯王国应该属于自己，因此仍不断地向四处征伐的阿拉贡人施压，而在15世纪60年代之前，热那亚始终是反抗西班牙人远征南意大利的基地。 [29] 那不勒斯陷落后，意大利的战争并未就此结束。1448年，阿方索对一个战略意义极为重大的小国皮奥姆比诺（Piombino）发动攻击，这个国家与控制着富产铁矿、拥有舰队的厄尔巴岛结盟，皮奥姆比诺的商队和舰队还曾远航经商或者出征突尼斯。 [30] 掌握了皮奥姆比诺，他就可以控制穿行于热那亚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商船，为他进一步入侵托斯卡纳提供跳板。虽然皮奥姆比诺的领主明智地选择臣服，并愿意每年贡献一只金制高脚杯，以换取阿方索对他的好感，但皮奥姆比诺仍是块难啃的骨头，多年以后，阿拉贡人才控制了厄尔巴岛两岸的基地，直到16世纪转归于西班牙人控制之下。 [31]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被五大强权，即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教廷以及阿拉贡国王分割。虽然阿拉贡国王控制的领土面积最大（如果算上两座意大利岛屿的话，其面积会更大），他却不得不放弃主宰整个半岛的梦想。1454年，其他四方签署了《洛迪和约》（Peace of Lodi），阿方索也最终于次年初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协议保证了接下来半个世纪的和平（间或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冲突），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签约国的力量转移到另一项紧急任务，即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上。
就在该条约签署的前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攻陷。所有关于抵抗土耳其人的讨论都无济于事：事实上，他们正怀着比以往更大的信心前往巴尔干半岛。早在公元1447年，阿方索就承诺为积极备战的匈牙利国王约翰·匈雅提（John Hunyadi） [32] 提供援助。阿方索遵守承诺召集了军队，却将军队派去托斯卡纳参战。然而，他不只是在讨伐土耳其人上显得玩世不恭。 [33] 阿方索很喜欢将自己刻画成一位救赎大众的国王、为基督而战的勇士——就像是加拉哈德（Galahad）再世，位于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凯旋门上的巨大雕像即采用了加拉哈德的主题。他还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阿尔巴尼亚人——伟大的斯坎德贝格（Scanderbeg）——提供了颇为热心的支持，因为若奥斯曼人占据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的舰队和陆军就将直接威胁到南意大利。 [34] 阿方索的野心还扩展到卡斯特洛里佐（Kastellórizo），它是位于罗得岛以东的一座微型岛屿，成为阿拉贡舰队深入东地中海的海军基地（如今这里是希腊最偏远的领土）。 [35] 就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阿方索还曾与希腊亲王德莫特里奥斯·巴列奥略（Demetrios Paliaologos）谋划，打算从最后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那里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皇权，这样他就可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任命总督。阿方索去世后，为了纪念他，若阿诺·马特雷尔（Joannot Martorell）将这些击败土耳其人、收复东地中海的宏大愿景写进了一部生动的小说中，这就是《骑士蒂朗》（Tirant lo Blanc ） [36] 。 [37] 从很多方面看，那好摆空架子的英雄蒂朗就是阿方索，或者就是这位国王所期待成为的那种人，该书（在经常出现的直白的爱情场景中）充斥着各种关于如何能最有效地击溃土耳其军队和热那亚人的建议，因为阿方索就将热那亚人视为奥斯曼人的秘密盟友。 [38] 在《骑士蒂朗》中，热那亚人试图挫败在罗得岛抗击土耳其人的医院骑士团：
大人啊，您要知道，我们骑士团有两名热那亚修士背叛了我们，因为在他们的建议下，可恶的热那亚人派遣所有舰船载着许多士兵到来，却没有带来任何给养。我们城堡里的叛徒还做了极其邪恶的勾当，他们磨去了我们所用十字弩上的刻痕，在上面涂抹肥皂和奶酪。 [39]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围城之战中，热那亚人的行为也曾引起类似的怀疑。 [40]
4
到公元1453年，奥斯曼人凭借强大的行政管理系统以及为圣战（jihad ）事业的献身精神，已经肃清小亚细亚沿岸的一系列敌对的突厥小国，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扼守前海盗据点的艾登（Aydin）。尽管奥斯曼人在1402年曾大败于中亚霸主帖木儿，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到15世纪20年代时，他们重返巴尔干半岛。1423年，拜占庭皇帝将塞萨洛尼卡卖给威尼斯人；虽然威尼斯人对此已渴求多年，但他们掌控此城的时间只有七年，之后它很快就被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Ⅱ）的军队攻陷。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的成功，平息了政府中的纷争，比较谨慎的官员们反对快速扩张，担心扩张过度会难以控制，而更富冒险精神的官员则将穆罕默德视为复兴罗马帝国的领袖，在他们的想象中，罗马帝国在穆斯林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将融合罗马-拜占庭、土耳其以及伊斯兰的统治概念。穆罕默德二世的目标是收复与建立，而不是毁灭罗马帝国。他的希腊书记员在发布文件时称穆罕默德为罗马人的“皇帝”（basileus ）和统治者——这也是过去拜占庭皇帝的名号。 [41] 但他的帝国梦想并不限于新罗马，他还想要成为旧罗马的主人。现实的政治局势也将其注意力引向西部事务。斯坎德贝格在阿尔巴尼亚发动的反叛使苏丹意识到传统的政策存在漏洞，即不应该允许独立的基督徒领主统治巴尔干。即使那些像斯坎德贝格一样在奥斯曼宫廷中被培养成穆斯林的人也会变节。因此，奥斯曼的权威需要直接行使，奥斯曼人的权利需要推进到亚得里亚海岸。1468年，斯坎德贝格去世，阿尔巴尼亚反叛力量也逐渐衰竭；到1478年时，穆罕默德已经控制了阿尔巴尼亚海岸的法罗拉，数月后他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天险罗查费山（Rozafa）护佑的城市斯库台（Scutari，Shkodër）。 [42] 威尼斯人一直控制着古老的都拉基乌姆，即如今的都拉斯；同时，位于黑山（Montenegro）峡湾腹地的港口科托尔（Kotor，Cattaro）也始终处于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要到下个世纪初才被土耳其人占领；但威尼斯人对亚得里亚海这个区域中其他领地的控制都被削弱了。 [43]
威尼斯人对斯坎德贝格不太热心，担心如果他们支持起义者，就会危及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商站。然而，失去阿尔巴尼亚的海岸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仅仅因为那里作为盐场拥有重要价值，还因为威尼斯人驶出亚得里亚海时必须经由阿尔巴尼亚海岸。从海岸前往内陆的商道也同样重要，因为通过这些商道可获取产自巴尔干内陆山区的白银、奴隶和其他产品。土耳其人对威尼斯人在爱琴海的海军基地的袭击［利姆诺斯岛和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均被土耳其人占据］进一步增加了威尼斯人的困难。“高门” [44] （Sumblime Porte ，即人们所知的奥斯曼宫廷）十分清楚这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依然赋予威尼斯人以贸易特权。这一讯息非常明确：与过去数个世纪地中海周围的穆斯林统治者一样，奥斯曼人依然允许来自海外的基督徒商人自由活动；但他们不能接受威尼斯人或热那亚人在“白海”拥有领地。 [45]
征服者穆罕默德在统治末年，下定决心要直面地中海的基督教政权。土耳其人的明确目标是位于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总部，该骑士团于公元1310年占据该岛。从那之后，医院骑士团不断对穆斯林商船发动海盗袭击，还控制了小亚细亚一些沿岸站点，最具代表的当属博德鲁姆（Bodrum），医院骑士团在此用哈利卡那索斯伟大陵墓（Mausoleum of Halikarnassos）的石头建造了城堡。罗得岛吸引穆罕默德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在古代就是非常著名的城市。 [46] 萨克森的火炮专家米斯特·约格（Meister Georg）曾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人提供了关于医院骑士团城堡的布局的宝贵信息，但在1480年时，罗得岛的防御极为坚固，即使土耳其最好的专家投射大量石弹也无法将其攻下。双方都不遗余力：医院骑士团在夜晚派出突击队，将被杀掉的土耳其人的首级带回来，他们还带着这些首级在市内游行以鼓舞守卫士兵的士气。土耳其人在这样坚决的抵抗面前颇感挫败，因此与医院骑士团签署条约，后者承诺不再干扰土耳其人的商船。 [47] 苏丹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失败，但罗得岛在之后的四十二年中始终是医院骑士团的财产。西欧人也没有忘记在罗得岛发生的事请，因为在土耳其人面临严峻威胁的同时，西欧人感到了一丝振奋。此后不久，一部有关这次围城的木刻历史书在威尼斯、乌尔姆（Ulm）、萨拉曼卡（Salamanca）、巴黎、布鲁日和伦敦成为最早的畅销书之一。
与此同时，土耳其舰队也威胁到了西方。南意大利正是其直接的目标，因为它距离阿尔巴尼亚最近，也因为奥斯曼人若能控制亚得里亚海入口处的两侧，就能迫使威尼斯人服从苏丹的意志。威尼斯人并不想公开对抗土耳其人。当土耳其人在公元1480年对奥特朗托（Otranto）海峡发起攻击时，威尼斯人竟然帮助土耳其人，将其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转运到意大利，不过这种做法遭遇了威尼斯官方的反对。140艘奥斯曼舰船（包括40艘桨帆船）将1.8万人带到海峡对岸。由于奥特朗托的居民拒绝投降，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葛迪克·艾赫迈德帕夏（Gedik Ahmet Pasha）对幸存者们明示可能会发生的后果，然后下令发起攻击；这座城镇防御极为简陋，也没有安装火炮，结果自然没有悬念。在占领这座城市后，艾赫迈德帕夏下令杀死所有成年男性，约2.2万人中只留下1万人；有8000人沦为奴隶，穿过海峡被遣送至阿尔巴尼亚。年迈的大主教在奥特朗托大教堂的最高祭坛上被杀。之后，土耳其人在阿普利亚南部散开，对周边的城镇进行劫掠。此时的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五世的儿子费兰特（Ferrante），早先已经将军队派往托斯卡纳，而一旦他的军队与战舰成功集结，他就能发动一场漂亮的反击战。不过，即便是在撤退中，土耳其人依然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们还会再来，要来征服阿普利亚的港口。随后四起的谣言把这句话改为：有一支大军，已经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向意大利和西西里发动攻击。 [48]
奥特朗托围城战在西欧产生巨大震动。地中海的所有基督教政权都提供援助以对抗土耳其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他是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表兄弟。一个惹人注意的例外就是威尼斯人，他们声称经过数十年与苏丹的陆军和海军的冲突，已感精疲力竭。土耳其人的劫掠分队已进入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在威尼斯人控制下的领土弗留利（Friuli）——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从陆地与海洋逼近，威尼斯人选择了绥靖。 [49] 威尼斯派驻阿普利亚的领事得到的指示是：他应该向那不勒斯国王表达对基督徒所取得胜利的欣慰，但仅限于口头，不能书面致意；书面信息经常会被间谍偷走，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 Repubblica）担心苏丹若看到被窃取信件的恭贺内容，会谴责威尼斯的两面派做法。
随着穆罕默德在公元1481年5月去世，南意大利再次遭到攻击的威胁得以解除。当时，穆罕默德年仅四十九岁。随后的数年当中，西方的统治者，如法国的查理八世（Charles Ⅷ）和阿拉贡的斐迪南，都把他们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作为政策的核心。这两位统治者都认为：他们如果控制了意大利南部，就能凭借当地的资源大展身手，发动一场大规模十字军运动，因为距离很近，阿普利亚就是对奥斯曼领土发动攻击的最佳起点；他们都对那不勒斯的王位提出要求，而无视当地已经存在有着阿拉贡血统的王朝。1494～1495年，查理八世侵入南意大利，成为那不勒斯的统治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很快他就被迫撤退。如今，威尼斯感受到全方位的威胁。抗击奥斯曼人的十字军只会让奥斯曼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附近的水域交通更加危险。因此，在15世纪末，威尼斯控制了阿普利亚的一些港口，以确保可自由通行于该海峡。 [50] 1495年，在血淋淋的大屠杀以及野蛮劫掠的背景下，威尼斯人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莫诺波利（Monopoli）；然后，他们说服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二世将特拉尼、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交予他们，整个过程兵不血刃，并且对那些地区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509年。国王需要盟友，而他们需要阿普利亚的产品，这些出口产品包括：谷物、葡萄酒、盐、油、蔬菜，以及加农炮所需要的硝石。 [51] 然而，1502年，土耳其人占据了都拉斯，使威尼斯人失去了位于海峡阿尔巴尼亚一侧的最重要监听站。他们只能另建新的堡垒，这些堡垒今天依然矗立着。地中海逐渐分成两部分：奥斯曼治下的东部和基督徒居住的西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谁可能会赢得这场竞争；但也还有一个问题，即哪个基督徒政权能够主宰西地中海的水域。
5
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了一些桥梁。奥斯曼的宫廷对西方文化很是着迷，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要征服古老罗马帝国的宣言中看出；与此同时，西欧人也努力理解土耳其人，并继续获取颇具异域风情的远东货物。 [52] 画家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曾从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儿为穆罕默德二世绘制了一幅著名的画像，该像现藏于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53] 奥斯曼对西方的军事压力几乎没有放松（只有在苏丹们的注意力转向波斯时才会出现），但奥斯曼人也意识到有必要在他们的疆土与西欧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区，中立区的商人可获准进入差异极大的土耳其人的世界以及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这就是规模虽小但极富活力的商业共和国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西欧人称之为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的起源与威尼斯和阿马尔菲（Amalfi）一样，由蛮族入侵时逃到这里的一波难民建立，他们占据了达尔马提亚南部的一处多岩石的海角，附近的一道山峦挡住了斯拉夫人的入侵。拉丁人居住的拉古萨很快迎来了一支斯拉夫人，到公元12世纪末，这座城市使用两种语言，有的人讲南部的斯拉夫方言，有的人讲达尔马提亚语，后者是一种与意大利语紧密相关的罗曼语；在斯拉夫语当中，当地的居民被称为“丛林中的人”（dubrovcani ）。虽然拉古萨人已经与独断专行的塞尔维亚以及内陆波斯尼亚的王公们签署协议，但他们仍然需要保护者，于是他们先接受西西里的诺曼诸王的庇护，然后依靠威尼斯，威尼斯人在1202～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巩固了对达尔马提亚南部的控制。 [54]
匈牙利国王在公元1350年介入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并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达尔马提亚，从那之后，拉古萨接受了匈牙利的宗主权（始于1358年）。 [55] 这使得拉古萨人得以在没有严重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管理机构和商业网络。一个商业贵族阶层出现了，他们凭借通往盛产白银和奴隶的波斯尼亚内陆地区的商路而获得利益；杜布罗夫尼克成为整个地区的主要食盐市场。 [56] 由于本土缺乏白银，这里对东地中海出产的白银需求极为巨大，于是拉古萨商人前往东方的拜占庭和土耳其人统治地区寻找货源。 [57] 黑死病过后，杜布罗夫尼克抓住新的机遇获得丰厚利润。本地的商业繁荣起来——事实上，倘若没有定期从阿普利亚运往达尔马提亚的小麦、油、腌肉、葡萄酒、水果和蔬菜，无论是杜布罗夫尼克还是其邻近地区都无法生存；甚至鱼都要从南意大利进口，一点儿也不像一座海洋城市。 [58] 当地几乎没有适合耕种的土地。15世纪的作家菲利普斯·德·狄维西斯（Philippus de Diversis）曾这样解释他家乡的本质：
拉古萨这个地区，由于贫瘠，也由于人口众多，仅依靠微薄的收入生活，因此没有任何人及其家庭仅仅依靠其地产就能生存，他们需要有其他收入，所以必须投身商业。 [59]
对城里的贵族也投身商业的行为，他颇为尴尬，因为他知道经商在古罗马是禁忌，贵族们都要远远避开。另外，本地资源的匮乏也刺激了一些重要产业的出现：来自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羊毛被加工成粗纺毛织物，到16世纪中期，杜布罗夫尼克已成为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对于杜布罗夫尼克来说，亚得里亚海与南意大利诸镇之间的商业联系至关重要。杜布罗夫尼克为那不勒斯国王提供了关于发生在奥斯曼辖区的事件的有价值的相关信息。作为回报，国王们会帮助肃清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并免除拉古萨人的港口税。 [60] 拉古萨人的船只得以在阿普利亚海域占据优势地位。这只是开始，此后拉古萨开始扩张，其舰队将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商业舰队之一；英语中“argosy ”一词表示“商船队”，该词并非来自伊阿宋的阿尔戈英雄，而是被误传的“Ragusa”。一位名叫本内德托·柯特鲁格利（Benedetto Cotrugli）的拉古萨贵族，也被称为柯特鲁耶维奇（Kotruljevic），是那不勒斯的制币师傅，但令其名声大噪的却是一本以经商艺术为主题的小册子，它讲述了可保证成功的商业技巧。他给商人的睿智建议是：要避免赌博或纸牌类的赌博，也不能太耽于吃喝。 [61]
这样一个距离各位斯拉夫大公的辖区不过几步远的海洋共和国，自然难以逃脱他们的干涉，也正因如此，拉古萨人更愿意接受远距离的保护者——即便他们是土耳其人。到公元15世纪中期，充满敌意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从不同的方向逼近，这座城市遭受的困扰因此不断增多。杜布罗夫尼克被其周边建造起来的坚固城墙——这些城墙今天仍然存在——护卫。杜布罗夫尼克的一个敌人是斯捷潘·武科西奇（Stjepan Vukcic），此人是杜布罗夫尼克后方地域的“黑塞哥”（herceg ，或称公爵），后来这块土地被称为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武科西奇的头衔得自奥斯曼当局，不过他认为自己可以独立自主，当初向“高门”的臣服只是为了确保其权力，并非在权力方面做出让步。他决定在科托尔海湾入口新海尔采格（Herceg Novi）建立贸易据点以增加收入，希望以此打败杜布罗夫尼克。其利润来源不是来自远东的异域珍品，而是食盐，也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所经营的传统商品。 [62] 不过，拉古萨人对领土扩张并不是毫无野心。他们当然也想要获得新海尔采格，甚至还想夺取距离黑塞哥维那不远处的塞尔维亚城市特雷比涅（Trebinje）。1451年，拉古萨的传令官宣称：若有人能成功暗杀黑塞哥（此人也被人们怀疑是异端分子），就可以获得1.5万杜卡特的报酬，还可被擢升为拉古萨的贵族。
这一威胁震慑住了武科西奇，他不得不从拉古萨人的领土上撤退，可杜布罗夫尼克却不得不应对新的威胁，因为征服者穆罕默德已经成功地将其权力扩张到巴尔干诸公国。于是，在公元1458年，拉古萨的使臣不辞辛劳地前往位于斯科普里（Skopje）的苏丹朝廷，向其表示臣服。他们还希望：作为回报，苏丹能赋予他们商业特权。这中间必然有一些讨价还价，但到1472年时，他们已经需要每年缴纳一万杜卡特的贡赋——此后，年贡金额不断增加。 [63] 定期缴纳的年贡要比雄伟的城墙更有保障。后来的局势发展却很奇怪。拉古萨人在奥斯曼治下的各地经商，但他们却给土耳其人的敌人提供支持，如斯坎德贝格。当时，斯坎德贝格从阿尔巴尼亚前往南意大利，准备为陷入围困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效劳，途经拉古萨；当武科西奇被土耳其人驱逐时，拉古萨人还为其提供帮助，显然已经忘记了当年准备暗杀他时的想法。然而，土耳其人却很少打压杜布罗夫尼克，看重的是它带来的利益，作为中间商，它能为“高门”提供货物和年贡。约1500年，威尼斯人努力阻止奥斯曼人在阿尔巴尼亚海岸的扩张，当他们的努力受挫时，拉古萨人反而从中获益。威尼斯无法再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但拉古萨人的商船只要高挂着他们的旗子，就可以在土耳其人辖下的水域自由通行，在东西方之间买卖货物。拉古萨人逐渐把他们应向奥斯曼苏丹缴纳的年贡置于脑后，炫耀着城市自由的神话，将其缩减成简单的座右铭——“自由”（LIBERTAS）。
[1] D.Abulafia，A Mediterranean Emporium：the Catalan Kingdom of Majorca （Cambridge，1994），pp.217-21；F.Melis，Aspetti della vita economica medievale（studi nell’Archivio Datini di Prato） （Siena and Florence，1962）；I.Origo，The Merchant of Prato （2nd edn，Harmondsworth，1963）.
[2] Origo，Merchant of Prato ，p.128.
[3] I.Houssaye Michienzi，‘Réseaux et stratégies marchandes：le commerce de la compagnie Datini avec le Maghrib（fin ⅩⅣe-début ⅩⅤe siècle）’，（doctoral dissertation，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Florence，2010）.
[4] Origo，Merchant of Prato ，pp.97-8.
[5] R.de Roover，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 -1494 （Cambridge，MA，1963）.
[6] B.Kedar，Merchants in Crisis：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CT，1976），书中强调所谓的经济衰退伴随着商人们心理上的沮丧。
[7] O.Benedictow，The Black Death 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2004），pp.118-33.
[8] F.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MD，1973），pp.176-9；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 ，958-1528（Chapel Hill，NC，1996），pp.220-21.
[9] Lane，Venice ，p.186；Epstein，Genoa ，pp.219-20.
[10] S.McKee，Uncommon Dominion：Venetian Crete and the Myth of Ethnic Purity （Philadelphia，PA，2000），pp.145-61.
[11] Lane，Venice ，pp.189-201；Epstein，Genoa ，pp.237-42.
[12] Lane，Venice ，p.196.
[13] 这是罗马帝国时期盛行的一种船只，长宽比例为3∶1，所以从侧面看像圆形。——译者注
[14] Cf.Kedar，Merchants in Crisis .
[15] 此处的译文参见〔意〕但丁著《神曲》，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57页。
[16] Dante Alighieri，Divina Commedia ，‘Inferno’，21∶7-15；Lane，Venice ，p.163.
[17] Lane，Venice ，pp.122-3，163-4；F.C.Lane，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MD，1934）.
[18] Lane，Venice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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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W.Küchler，Die Finanzen der Krone Aragon während des 15 . Jahrhunderts（Alfons Ⅴ. und Johann Ⅱ.） （Münster，1983）；L.Sánchez Aragonés，Cortes，monarquía y ciudades en Aragón，durante el reinado de Alfonso el Magnánimo （Saragossa，1994）.
[29] A.Gallo，Commentarius de Genuensium maritima classe in Barchinonenses expedita，anno MCCCCLⅩⅤⅠ，ed.C.Fossati（Fonti per la storia dell’Italia medieval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ser.3，vol.8，Rome，2010）；and C.Fossati，Genovesi e Catalani：guerra sul mare. Relazione di Antonio Gallo（1466） （Genoa，2008）.
[30] D.Abulafia，‘From Tunis to Piombino：piracy and trade in the Tyrrhenian Sea，1397-1472’，in The Experience of Crusading ，vol.2：Defining the Crusader Kingdom ，ed.P.Edbury and J.Phillips（Cambridge，2003），PP.275-97.
[31] D.Abulafia，‘The mouse and the elephant：relations between the kings of Naples and the lordship of Piombino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in J.Law and B.Paton（eds.），Communes and Despots：Essays in Memory of Philip Jones （Aldershot，2010），pp.145-60；G.Forte，Di Castiglione di Pescaia presidio aragonese dal 1447 al 1460 （Grosseto，1935；also published in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storica maremmana ，1934-5）.
[32] 匈牙利原名为János Hunyadi，故也译作雅诺什·匈雅提，此处依英文音译。——译者注
[33] M.Navarro Sorní，Calixto Ⅱ Borja y Alfonso el Magnánimo frente a la cruzada （Valencia，2003）；cf.A.Ryder，‘The eastern policy of Alfonso the Magnanimous’，Atti dell’Accademia Pontaniana ，vol.27（1979），pp.7-27.
[34] D.Abulafia，‘Scanderbeg：a hero and his reputation’，introduction to H.Hodgkinson，Scanderbeg （London，1999），pp.ⅸ-ⅹⅴ；O.J.Schmitt，Skënderbeu （Tirana，2008；German edn：Skanderbeg：der neue Alexander auf dem Balkan ，Regensburg，2009）；F.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ed.W.Hickman（Princeton，NJ，1979），pp.390-96.
[35] D.Duran i Duelt，Kastellórizo，una isla griega bajo dominio de Alfonso el Magnánimo（1450-1458），colección documental （Barcelona，2003）；C.Marinescu，La politique orientale d’Alfonse Vd’Aragon，roi de Naples（1416-1458） （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Memòries de la Secció Històrico-Arqueològica，vol.46，Barcelona，1994），pp.203-34.
[36] “Tirant lo Blanc”的本意为“白色的蒂朗”，2006年以该书内容改编的同名电影译为“骑士蒂朗”，所以此处也采用“骑士蒂朗”的译名。——译者注
[37] D.Abulafia，‘Genoese，Turks and Catalans in the age of Mehmet Ⅱ and Tirant lo Blanc’，in Quel mar che la terra inghirlanda. Studi sul Mediterraneo medievale in ricordo di Marco Tangheroni ，2 vols.（Pisa，2007），vol.1，pp.49-58；English translations：C.R.La Fontaine，Tirant lo Blanc：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New York，1993），a full literal translation，and D.Rosenthal，trans. Tirant lo Blanc （London，1984），an abridged version.
[38] E.Aylward，Martorell’s Tirant lo Blanch：a Program for Military and Social Reform in Fifteenth-century Christendom （Chapel Hill，NC，1985）.
[39] Tirant lo Blanc ，chapter 99.
[40]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by Douka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istoria Turco-Byzantina，ed.H.Magoulias（Detroit，1976），chap.38：5，p.212.
[41] H.İnalc1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1973）.
[42]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pp.359-66.
[43] P.Butorac，Kotor za samovlade（1355-1420） （Perast，1999），pp.75-115.
[44] 亦译为“宏伟门”，是土耳其帝国宫廷议政之处。——译者注
[45] L.Malltezi，Qytetet e bregdetit shqiptar gjatë sundemit Venedikas（aspekte te jetës së tyre） （Tirana，1988），pp.229-41（French summary）；O.J.Schmitt，Das venezianische Albanien（1392-1475） （Munich，2001）.
[46] L.Butler，The Siege of Rhodes 1480 （Order of St John Historical Pamphlets，no.10，London，1970），pp.1-24；E.Brockman，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1969）；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pp.396-9.
[47] Butler，Siege of Rhodes ，pp.11，22.
[48] H.Houben（ed.），La conquista turca di Otranto（1480）tra storia e mito ，2 vols.（Galatina，2008）；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pp.390-91，395.
[49]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 ，pp.390-96.
[50] C.Kidwell，‘Venice，the French invasion and the Apulian ports’，in The French Des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 1494-1495：Antecedents and Effects ，ed.D.Abulafia（Aldershot，1995），pp.295-308.
[51] C.Kidwell，‘Venice，the French invasion and the Apulian ports’，in The French Des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 1494-1495：Antecedents and Effects ，ed.D.Abulafia（Aldershot，1995），p.300.
[52] N.Bisaha，Creating East and West：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the Ottoman Turks （Philadelphia，PA，2004）；R.Mack，Bazaar to Piazza：Islamic Trade and Italian Art，1300-1600 （Berkeley，CA，2002）.
[53] C.Campbell，A.Chong，D.Howard and M.Rogers，Bellini and the East （National Gallery，London，2006）.
[54] D.Abulafia，‘Dalmatian Ragusa and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54（1976），pp.412-28，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
[55] R.Harris，Dubrovnik：a History （London，2003），pp.58-63.
[56] F.Carter，‘Balkan exports through Dubrovnik 1358-1500：a geograph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roatian Studies ，vols.9-10（1968-9），pp.133-59，repr. in F.Carter’s strange Dubrovnik（Ragusa）：a Classic City-state （London，1972），pp.214-92，much of the rest of which is an unattributed reprint of L.Villari，The Republic of Ragusa （London，1904）.
[57] B.Krekić，Dubrovnik（Raguse）et le Levant au Moyen Âge （Paris，1961）.
[58] B.Krekić，‘Four Florentine commercial companies in Dubrovnik（Ragusa）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in The Medieval City ，ed.D.Herlihy，H.Miskimin and A.Udovitch（New Haven，CT，1977），pp.25-41；D.Abulafia，‘Grain traffic out of the Apulian ports on behalf of Lorenzo de’Medici，1486-7’，Rarissime Gotifride：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Godfrey Wettinger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P.Xuereb（Malta，1999），pp.25-36，repr. in D.Abulafia，Mediterranean Encounters：Economic，Religious，Political，1100-1550 （Aldershot，2000），essay ⅸ；M.Spremić，Dubrovnik i Aragonci（1442-1495） （Belgrade，1971），p.210.
[59] Filip de Diversis，Opis slavnogo grada Dubrovnika ，ed.Z.Janeković-Römer（Zagreb，2004），p.156；B.Krekić，Dubrovnik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a C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orman，OK，1972），p.35.
[60] Spremić，Dubrovnik i Aragonci ，pp.207-11（Italian summary）.
[61] B.Cotrugli，Il libro dell’arte di mercatura ，ed.U.Tucci（Venice，1990）；B.Kotruljević，Knjiga o umijeću trgovanja （Zagreb，2005）；also，on winds，waves and navigation：B.Kotruljević，De Navigatione-O plovidbi ，ed.D.Salopek（Zagreb，2005）.
[62] Harris，Dubrovnik ，pp.88-90.
[63] Harris，Dubrovnik ，pp.93，95；N.Biegman，The Turco-Ragusan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firmāns of Murād Ⅲ（1575-1595）extant in the State Archives of Dubrovnik （The Hague and Paris，1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