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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七 对其他事件的推力（1650～17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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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公元17世纪，欧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并在地中海产生强烈反响。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前，天主教与新教发生冲突，对于在欧洲争权夺利的列强来说，教派身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648年之后，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现实主义或者世俗的关怀。因此数年之后，英格兰的新教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还能够与西班牙国王进行合作，而英格兰人对荷兰人的戒心与疑虑导致双方在北海爆发了冲突。参与地中海事务的英格兰人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皇家舰队开始介入，英格兰人（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之后，他们可被称为英国人或不列颠人了）想要在西地中海寻找永久基地——开始是丹吉尔，然后是直布罗陀、梅诺卡，到1800年，已经扩张到马耳他。因此，从1648年到拿破仑战争的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标志是各国立场的频繁转变，如英国人先是联合西班牙人后又转向法国人，又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引发的纷争分裂了欧洲，导致在地中海上对衰落的西班牙帝国之遗产的争夺。就在西班牙的困境越发明显时，奥斯曼人也悄悄地从其鼎盛期下滑：1683年奥斯曼人对维也纳的包围没有获得成功，而在地中海，土耳其人的帆桨船队仍然是巨大的威胁，他们的柏柏尔盟友在海战爆发时能够提供支援的可靠力量。
即便如此，威尼斯人仍然能成功地在数十年内控制着莫里亚（即伯罗奔尼撒）半岛，而且有趣的是，他们才是侵略者。与过去很长时间以来的表现相比，威尼斯人突然变得很大胆，他们野心勃勃地想要将距离其航线最近的土耳其政权击溃。公元1685～1686年，威尼斯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两侧攻占并摧毁了土耳其人的许多要塞，并在1686年8月30日夺取纳夫普利翁。这只是威尼斯人自1687年9月攻占土耳其人在新海尔采格的基地，开始肃清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的前奏。1698年奥斯曼人同意让步，承认威尼斯人对达尔马提亚以及莫里亚的控制。但该协议并没有保证长期的和平，因为在1718年7月，威尼斯人的舰队在希腊西部的马塔潘角（Cape Matapan）遭遇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舰队，丧失了对莫里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土耳其人意识到他们无论如何都占据不了上风，因而选择了撤退。之后威尼斯人与奥斯曼人签署的一份新协议保证了此后半个世纪的和平，这也是威尼斯人所需要的，毕竟这个时期该国的权势与影响力都在衰退。威尼斯人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保护黎凡特贸易，因为如今任何一个非地中海上的对手都不值得威尼斯人这么做；他们关心的是保护共和国在达尔马提亚的领地。但威尼斯共和国证明了自己并非强弩之末，土耳其人不得不寸土必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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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更遥远的西部发生的事情也在地中海产生影响，导致了英格兰人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以及更晚些时候的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冲突。1655年，英格兰人占领牙买加（Jamaica），这里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就一直由西班牙占据，由于英格兰联邦护国公（克伦威尔）对占领表示支持，但它威胁到了西班牙舰队的安全，因此原本对护国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人转而暴怒。战云笼罩，英格兰舰队向南驶向加的斯，以侦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的海军的动向。他们有两点担心：一是西班牙国王会派遣海军解救牙买加，二是西班牙人的进攻会切断英格兰商船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如果可以的话，在地中海入口处建造一个英格兰基地将对战局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克伦威尔的探子蒙塔古（Montague）报告称：最佳选择是直布罗陀，但其防御十分坚固。于是，看似更合理的选择是在北非海岸地区寻找基地。然而，他认为倘若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只要有一座堡垒以及“十二艘或十五艘灵活的护卫舰”的支援，就可以为英格兰人的贸易打开大门。可能选择占领的候选城市是此时由西班牙人控制的休达，以及葡萄牙人的指挥中心丹吉尔。但克伦威尔依然热衷于夺取直布罗陀，而后来的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力主派一艘装着独轮手推车和驻锄的船前往直布罗陀海峡，以切断直布罗陀巨岩与大陆间的联系；但这艘船被西班牙人截获。 [2]
即使英格兰在查理二世（Charles Ⅱ）统治下重新恢复了君主制，英格兰人也没放弃将他们的旗帜插到地中海入口处的念头。几乎立刻出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公元1661年，葡萄牙再次摆脱西班牙而独立，英格兰与葡萄牙之间的古老盟约得到延续，这不仅仅为英格兰带来了那位长期忍受痛苦的查理的王后——布拉冈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也带来了她丰厚的嫁妆，使英格兰获得了孟买（Bombay）和丹吉尔。如此一来，英格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地获得了通往地中海的基地，虽然丹吉尔的葡萄牙总督对于移交丹吉尔的命令极为气恼，认为这么做是对其从1471年以来就控制着这里的先辈们的不敬。 [3] 关注此事的外国人也相当吃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ⅪⅤ）致函驻伦敦的法国大使，抱怨道：英格兰人正打算控制直布罗陀海峡——他觉得，英格兰人可能会像丹麦人在波罗的海入口处征税一样，也向途经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征税。 [4]
对英格兰人来说，他们在看到丹吉尔破败的外观时颇为失望，还为每日的正常供水发愁，塞缪尔·佩皮斯报告称：“这个时候除了泉堡（Fountain Fort）之外没有其他水源，如果摩尔人知道这个情况，就可能掐断我们的水源。” [5] 他们原本以为这里将会是查理二世王冠上一颗新的宝石。结果，这座城市却几乎是一座空城，需要重新移入人口。第一种解决方法是仿效数个世纪以前葡萄牙人夺取附近的休达时的做法，将犯人流放到这里；第二种方法更为奇怪，将三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口转移到这里。英格兰人本来的设想是，得到丹吉尔后，既能与大西洋的摩洛哥进行贸易，也可与地中海的柏柏尔人诸国经商。 [6] 这些目标如果能达到，就将对发展与丹吉尔附近地区的统治者的友好关系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位统治者就是阿卜杜拉·盖兰（Abdallah Ghaylan），英格兰人称之为盖兰德（Gayland）；他统治着平原地区的四个阿拉伯部落以及山区的十八个柏柏尔部落。据说，他身形肥胖、生性狡诈、好色贪婪，“谨慎又放纵：性格矛盾”。 [7] 他对英格兰人的态度在友好或者至少给予友好承诺与敌对之间不断摇摆；例如，他拒绝了英格兰人从丹吉尔郊区收集柴薪的要求。他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他从英格兰总督那里赢得了大量特权，因为后者不想在这座新殖民城市还没有好好稳固时就遭遇安全问题。最后，盖兰的要求愈发离谱（他要求得到五十桶火药以及英格兰船只的使用权），不久之后，摩洛哥军队因偷牛而与英格兰士兵发生小规模冲突：冲突当中有600多名英格兰士兵被杀，其中还包括总督蒂维厄特勋爵（Lord Teviot），随后风向突变，盖兰又再次与英格兰人和好。 [8]
英格兰人治下的丹吉尔发展成一座欣欣向荣的港口城市。第一任总督所见到的空旷城市很快被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填满：除了1200～2000名守卫士兵外，还有大约600名平民，包括不同时期来到这里的荷兰商人、葡萄牙修士、穆斯林奴隶以及来自欧洲和北非的犹太人。由于犹太人积极地与穆斯林进行贸易，因此英国人对他们心存疑虑。塞缪尔·佩皮斯的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与他的妻子为躲避宗教裁判所，从西班牙逃了过来”；英格兰守军的首领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咒骂道，‘这个该死的家伙，就应该被烧死！’结果他们又被送到宗教裁判所，并被火刑处死”。 [9] 其他来访者则受到了更热情的欢迎。佩皮斯提到，土耳其商人或亚美尼亚商人从遥远的士麦那来到这里，他们把货物放在沙滩上“再运到非斯销售”。 [10] 对于寻找安全场所的商人们来说，丹吉尔周围新建的雄伟的防御工事能够给他们巨大的鼓舞；这里的防波堤也很壮观，尽管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拒绝了设计此防波堤的邀请。 [11]
在英格兰，对于丹吉尔的价值，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当公元1665年接任蒂维厄特勋爵的总督贝拉西塞勋爵（Lord Belasyse）抵达后，他特别强调了这座城市的价值：
国王陛下从这座城市获得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领地所带来的价值，如果他能亲临此地，就会欣赏到以下景象：通向西班牙的海峡，往来的船只，非洲富饶的山脉，散发出芳香的鲜花，罕见的水果与蔬菜，美妙的音乐、肉食与葡萄酒，等等，这些似乎在这里是应有尽有，或者即将会有。 [12]
这是很乐观的期待。此时与荷兰人的战争已初现端倪；荷兰人打算组建一支地中海舰队，英格兰人的还击则是加强其与突尼斯及的黎波里的政治与商业联系。于是，荷兰人摧毁了向丹吉尔运送必需物资的小舰队，数月后，也就是1666年初，路易十四决定支持加尔文派的荷兰人对抗英格兰人。他的大臣柯尔贝尔（Colbert）一直致力于推动法国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此时直接负责派遣舰船在地中海抗击英格兰人。但英格兰的“丹吉尔人”（Tangerine）海盗在与法国人和荷兰人的对抗中相当成功，他们把所缴获的船只与货物带回丹吉尔出售。 [13] 这座殖民城市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在许多方面，最严重问题在于伦敦，而非直布罗陀海峡。经营丹吉尔的代价对于一个同时在数个战场上陷入冲突的英格兰政府来说，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只要丹吉尔主动投入与荷兰人的战争，英格兰在此地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此外，同样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丹吉尔是英格兰人与柏柏尔统治者，特别是阿尔及尔的柏柏尔统治者合作，或者合力对抗那些不遵守与英格兰所签协议的柏柏尔海盗的一处有效的基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英格兰需要在地中海的门户地带建立一处基地，特别是在与盖兰这个立场模糊的人为邻的时期，这迫使英格兰人从别处运来武器和人员，以守卫丹吉尔的生活物资。
上述原因使得查理二世在公元1683年重新考虑他的政策。到目前为止，他在财政上还需依赖其老对手路易十四，而路易十四对于英格兰的殖民地一直抱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查理二世无力再对摩洛哥人开战。于是，查理二世决定从自己的私人收入中拿钱来支付丹吉尔的防御费用，这笔费用每年为7万英镑，总共160万英镑，但他知道不能无限期地这么撑下去。 [14] 有人提出把这座城市还给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以及许多英格兰商人认为丹吉尔的价值在于对抗海盗），或者将它转交查理二世的新盟友——法国人（法国人的舰队已经发展得极为庞大，1683年时已拥有276艘战舰）。但到最后，1683年，被派往丹吉尔的最后一位总督达特茅斯勋爵（Lord Dartmouth）得到的明确指令是：夷平这座城市，摧毁防波堤。因此，1684年，英格兰人最终撤离丹吉尔，留下了一堆废墟。 [15] 但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念头一直都在。查理二世带着浓浓的遗憾放弃了丹吉尔，此时距离英格兰得到这座地中海城市仅仅过去了二十年，如今英国的旗帜还在其上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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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一直想在地中海入口处获得基地的念头最终成为现实，然而，得到直布罗陀却不是英格兰人周密计划的结果。按照约翰·希利爵士的著名说法，英格兰人是“一不留神地”得到了直布罗陀。显然，公元17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王位继承危机将整个西班牙撕裂了。西班牙的最后一位哈布斯堡国王是查理二世（1700年去世），他没有子嗣，据说还是个白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当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近亲婚姻对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损害。在遗嘱中，查理二世指定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Anjou）公爵菲利普·德·波旁（Philip de Bourbon）为其继承人；毫不奇怪的是，法国的邻国均认为，倘若一位法国王子继承了西班牙在欧洲、地中海以及美洲的庞大帝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会使法国成为比西班牙最鼎盛时期还要强大的世界强国。另一个选择是延续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世系，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中选择一人继承西班牙王位。由于英格兰国王现在是荷兰人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因此荷兰人与英格兰人的利益逐渐趋同，尽管英格兰人认为自己“对商业利益与航海利益以外的事情毫无兴趣”，且荷兰人的看法也差不了太多；但如果一位法国王子成为西班牙国王，那么“只要这位来自法国的国王感觉时候到了，英格兰人与荷兰人的地中海贸易就会完全丧失，因为这位国王将在法国的帮助或支持下，成为整个海峡、地中海上所有地区和港口的主人”。 [16] 威廉国王想得更多，他说：
至于地中海贸易，必须在北非海岸获得港口；例如休达或奥兰，以及西班牙海岸的某些港口，例如梅诺卡岛的马翁，据说这是一处非常优良的港口；也许我们应该获得整座岛屿以确保得到这个港口。
但路易十四固执地认为，诸如休达、奥兰以及梅诺卡这样的西班牙领地绝对不能被英格兰人占据，他们对西班牙的遗产无权提出任何要求。可以确定的是，梅诺卡岛不属于伊比利亚半岛，但“它会使他们成为地中海所有商业活动的主人”，除荷兰人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都会被排除在外”。英格兰人或荷兰人占据马翁会削弱土伦作为法国海军指挥中心的战略价值，而且，由于柯尔贝尔的去世，当法国海军建设不似以往那样积极有效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重要。 [17]
英格兰人认为波旁家族的安茹公爵菲利普以及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三世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公元1701～1714年），是其获得利益的机遇：可以借机去征服加勒比群岛，战胜西班牙舰队的时机已成熟。英格兰人还在犹豫是进攻加的斯还是直布罗陀，但其终极目的是介入西班牙的大西洋交通，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不亚于不断被提及的对地中海上英格兰贸易的保护。加的斯是一座更大、更富庶的城市；直布罗陀比较小，但其战略位置更为诱人。 [18] 1704年7月，在英格兰舰队司令鲁克（Rooke）的旗舰上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决定：由达姆斯塔特-黑森（Darmstadt-Hesse）的乔治王子指挥军队进攻直布罗陀。其目的不是为英格兰夺取直布罗陀，“而是迫使其服从西班牙的国王”。 [19] 当然，他们指的只是其中一位西班牙国王，也就是奥地利推出的候选人。在一封浮夸的国王来信中，直布罗陀的居民被要求接受查理三世作为他们的国王，但他们却有礼貌但又固执地认为：他们是法国的君主候选人“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忠实与虔诚的子民”，最后还祝黑森的乔治长命百岁。直布罗陀凭借它的城墙以及优质的火枪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他们防守人员短缺，入侵者人多势众。后来，入侵者成功地俘虏了在巨岩南端的欧罗巴圣母礼拜堂（shrine of Our Lady of Europa）内避难的妇女和儿童，于是直布罗陀的市议会与军事总督一致同意：“对于尊贵的陛下而言，我们接受条件投降要比毫无目的的坚守更令他欣慰，而这也是这座城市及其附庸的巨大损失。” [20] 这里的“陛下”仍然指菲利普，而非查理。因此，直布罗陀投降，并得到保证：征服者不会强制推行新教——毕竟，他们是以一位天主教国王的名义夺取了这座城市。当地居民撤退到距此不远的内陆的圣罗克（San Roque），那里至今仍被认为是直布罗陀原住民的故乡。 [21]
关于由谁来管理巨岩的讨论，一直以来的明确观点是，英格兰军队以正义的西班牙国王之名完成了此次征服：“英格兰不会声称她是为自己征服了这里。” [22] 黑森希望把直布罗陀作为进入西班牙的大门：从直布罗陀沿海路对加泰罗尼亚发动攻击的计划得以通过，国王查理三世也亲临直布罗陀具体落实该计划。然而，事实却略有讽刺，现在他的确拥有第一块西班牙的领地，但不久之后，直布罗陀却永远地被英格兰女王所占据。现在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直布罗陀“无法保护一支舰队免受另一支更强劲舰队的攻击，而只能为单艘舰艇或四五艘战舰提供安全庇护，因此在这方面它对我们的贸易有着巨大的好处”。 [23] 英格兰人开始注意到，拥有直布罗陀就开启了控制西地中海的更大可能。驻里斯本的英格兰大使梅休因（Methuen）警告称，倘若查理三世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斗争中失利，“英格兰也绝对不能放弃直布罗陀，因为这里永远是我们在西班牙的商业与特权的保证”。英格兰人在宣传时称颂直布罗陀的价值，“它位于海峡入口处，正处于我们商业活动的最中心，控制着各地的商业贸易，我们的巡航船从这里出去震慑法国东部与加的斯之间的所有交易”。 [24] 夸张才是王道：事实上，直布罗陀只是一座小小的、废弃的城市，它的船坞还没有建好。
公元1711年，神圣罗马皇帝也就是查理三世的哥哥约瑟夫一世（Joseph Ⅰ）去世，权力平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查理有可能被选为皇帝，甚至能够从哈布斯堡家族的东部领地调集更多资源投入西班牙战争。但是，没有人乐见查理五世皇帝的双重帝国再次出现。要让英国政府接受菲利普成为西班牙国王并不困难，只要仍旧把西班牙最南端这个不太重要的海峡（从巴黎的角度看）交由英国人控制。双方的争吵没完没了且非常复杂。偶尔，法国人会站在菲利普五世的立场上，反对任何将西班牙“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出让的想法；后来就开始争论出让直布罗陀究竟意味着什么——最为简单的观点是：它仅仅是个城堡、市镇和港口，周围没有土地，甚至没有岩石。 [25] 问题是：直布罗陀究竟是什么？
公元1713年4月11日签署的《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意欲解决上述问题。该条约的第十条规定：英国人承认菲利普五世为西班牙国王，条件是：
割让直布罗陀的市镇、城堡，以及港口、防御工事、堡垒以及附属堡垒的全部、完整的所有权，他（西班牙国王）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永远放弃以上所列举之物的所有权利。
天主教徒在直布罗陀可自由信教；但基于菲利普国王的请求，英国女王表示同意，犹太人和摩尔人不得生活在直布罗陀，不过来自摩洛哥的商船可在此停泊。 [26] 对于这座城市的新统治者来说，该禁令不过是个易被打破的承诺，在1704年英国人夺取直布罗陀到1713年条约签订的短短数年中，摩洛哥的犹太掮客已经来到此处。他们通过向海军提供食物和装备获得了丰厚利润。即便如此，仍需经过数十年的经营，直布罗陀的潜力才能真正实现并释放出来：巨岩地区没有足够的补给品，也缺乏修补舰船的设备，人们对此怨声载道。在18世纪时，除了犹太人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热那亚人来到这里。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出现了，里面充斥着掮客、小贩、船上的杂货商；但直布罗陀由将近五千名海员构成的流动人口统治，许多平民所生活的区域只能用肮脏来形容。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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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得勒支和约》还将西班牙的另一块领地梅诺卡转让给大不列颠。在公元17世纪70年代，与柏柏尔海盗进行小规模战斗的英国舰船得到西班牙人的允许，把梅诺卡作为储粮站，但这里的设施很差——没有大型仓库，有特别多的老鼠，不过“这里的面包、葡萄酒、母鸡、鸡蛋等所有东西都很便宜，八里亚尔就可以买一只羊”。 [28] 1708年，英国人就占据了该岛，但其盟友查理三世不愿意让出宗主权；当英国人决定转而与菲利普五世谈条件时，虽然这对法国不利，这位波旁家族的男人还是同意出让该岛，不过答应之后他就立即后悔了。 [29] 马尔伯勒（Marlborough）公爵认识到梅诺卡的重要性，直布罗陀可以充当该岛的中间站——在地中海建立英国人的永久基地的伟大战略开始形成。 [30] 但眼前的问题是该岛资源匮乏。军队驻扎于此时，梅诺卡无法供养所有人，因为当地出产的谷物仅能满足当地居民自己的需要，当地牲畜的肉也比较粗糙。梅诺卡岛上有些地方寸草不生，所以木材供给也无处可寻。甚至为军队安排住处都很困难。 [31] 在炎热、干旱的梅诺卡服役被看作一种磨炼。然而，岛上的马翁港却是地中海最好的天然港口：它有三英里长，有些地方有半英里宽；其入口约两百米宽，敌船很难驶入港口进行侵扰。此外，入口处还有坚固的圣菲利普堡提供保护。这座海港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战略价值，它使英国拥有了一个距离法国南部很近的基地：由此向东北二百二十海里处就是土伦的法国舰队。身在西班牙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斯坦厄普（Stanhope）写道：“英国永远不能放弃这座岛屿，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它都能够控制地中海。”他还强调此处对将法国人牵制在海湾内有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人控制敦刻尔克（Dunkirk）是为了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人一样，为了制服地中海上的法国人，他们就需要控制梅诺卡岛。 [32]
英国人开始琢磨，梅诺卡是否还有其他未发现的潜能。凭借这样的天然良港，梅诺卡岛将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如果商业发展起来，梅诺卡人会变得“富庶、繁荣”。 [33] 理查德·凯恩（Richard Kane）是岛上副总督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大型工程，创造了新的繁荣景象。沼泽排干了，变成了果园［直到今天，岛上仍然种植着一种名叫“奎恩”（quen ）的梅子，即“凯恩”之意］，他从北非引入了种牛，希望改善岛上牲畜的体形与品质。凯恩具有公元18世纪英国改革者的品质，这些改革者在凯恩的家乡引领了农业革命。到1719年时，连接马翁与休达德亚的道路竣工——这项工程历时两年，今天仍然被称为“凯恩先生大道”（Camí d’En Kane ）。 [34] 马翁被定为新首府，取代了西海岸的休达德亚（古代的亚摩纳）。这加剧了梅诺卡当地居民，特别是岛上的贵族们与英国当局间的分裂。在英国当局看来，岛民们忘恩负义且丝毫不配合：1777年，岛上的副总督穆雷（Murray）致信岛上的治安官们（jurats ），询问他们是否盼着宗教裁判所或柏柏尔海盗重新出现，如今英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上述两者的侵扰，而且英国人还将他们从过去的贫穷中拯救出来。 [35] 马翁成为英国努力改善岛上状况的焦点：新的船坞被建造起来，平直的道路被修造起来，这种道路至今依旧是该市的特点。英国建筑的印迹仍可从房屋的框格窗看出，它让人联想到英格兰南部的沿海城镇，而非西班牙的城镇。
所有这些英明的计划本身无法推动梅诺卡成为地中海一流商港之一；这里仍然主要是海军基地。英法（以及英荷）之间的竞争通过贸易以及战争来解决，而且，虽然英国的地中海贸易成功地维持下来，但在公元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人才是市场的领袖。法国的织物生产商更好地满足了黎凡特市场的需求，他们所提供的色彩鲜亮明快的布料更符合土耳其人的品位以及当地气候。英国与土耳其的贸易活动在前一个世纪获得了成功，但此时大幅收缩，在1700年到1774年，其出口额从23.3万英镑降至7.9万英镑。在18世纪，法国人通过马赛而在与士麦那交易中占据了最大份额，士麦那也成为奥斯曼人与西方贸易的主要中心，不过士麦那还与叙利亚、塞浦路斯、亚历山大、萨洛尼卡、柏柏尔人诸国以及君士坦丁堡有着繁忙的商业往来（也要考虑到偶尔的中断，例如1720年马赛暴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这段时间里，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在总体上有所增长，但它与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贸易增速更快。此外，与地中海国家的纷争，无论是与法国还是与西班牙，都会阻碍英国商业的发展。他们所推行的各种绝妙政策——使梅诺卡成为西地中海的粮仓，或发展本地的棉纺业，或建造盐田——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36]
鼓励商业的政策还对梅诺卡的社会产生了其他重要影响。在英国人占领之初，特意划出一片地区供新教徒、犹太人和希腊人生活。英国人承诺保护天主教会的权利，不过始终有挥之不去的疑虑，认为天主教一定不会忠于英国国王（这种说法被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大量天主教士兵证明是错的）。然而，天主教当局却怨恨英国人，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诸如宗教裁判所这样的古老制度在英国人治下的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公元1715年以及1721年，总督凯恩颁布法令，将外来的天主教牧师驱逐，还对教会法庭的权限加以限制。最后，凯恩决定：是时候在梅诺卡岛上建造英格兰国教的教堂了，这将是（有人明确指出）在地中海建造的第一座圣公会教堂。英国人从未像在直布罗陀所做的那样，承诺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梅诺卡，到1781年时，梅诺卡岛上已经形成了500人的犹太社区，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犹太会堂。随着数百名希腊人的到来，梅诺卡岛上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进一步强化，尽管这些希腊人来自附近地区——科西嘉岛上一个由希腊难民组成的社区。希腊人获得了建造一座教堂的权利，但对其抱有敌意的天主教徒却拒绝向他们出售建造教堂所用的土地，即便这些希腊人的宗教领袖属于东仪天主教会——他们承认教宗权威，只不过遵循的是希腊人的教仪。经历了数个世纪严厉的宗教裁判后，梅诺卡本地人已经难以忍受不同的宗教信仰，而英国人则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新的矛盾。 [37]
梅诺卡的精英们分属不同的社区（universitats ），他们仍然认为英国人是道德败坏的入侵者。梅诺卡的贵族规定女儿们不能与英国军官有任何联系，一些军官极其恶劣地习惯于去女修道院勾引漂亮的修女。公元1749年，三名追求浪漫的修女从位于休达德亚的女修道院逃离，藏身于一位英国军官的住处。她们改宗英国圣公会，并嫁给了英国军官，这件事在本地官员看来是巨大的丑闻，而总督只是发布一道指令，要求他的士兵不能结交岛上的修女。 [38] 在其他方面，殖民当局与海岛原住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受到限制。然而，英国人的占领时间相当长，足以留下他们的印迹（从伦敦引入的一种外来品便是印刷厂）。梅诺卡的加泰罗尼亚人在船坞中学到些新词：表示“红木”的m óguini ，表示“螺丝钉”的escr ú，表示“统治者”的rul 等。甚至梅诺卡人的饮食也迎合了英国人的口味，如肉汁（grevi ）和用伦敦的杜松子酒酿成的杜松子味的烈酒。梅诺卡儿童们喊的口号“faitim ！”源于英语的“和他斗！” [39]
英国人并没有在梅诺卡的防卫上无所作为。圣菲利普堡是大英帝国中最坚固的堡垒之一，它有可供人们藏身的深入地下的隧道网络，隧道里还能使存储的物品保持干燥，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伦敦政府才能解决：兵力短缺。 [40] 公元1756年，英国海军将领宾（Byng）意识到梅诺卡难以抵挡法国人的入侵，因为兵力短缺且没有足够的海军支援，英国人的统治地位（以及他本人）危在旦夕。后来对英国人海军将领宾的审判与处决，使得法国人占领梅诺卡这一事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年战争不仅仅发生在地中海，也发生在俄亥俄河畔（Ohio），在那里，法国人想要建造一道防线，从南部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延伸到北部的五大湖；这样做就可以将北美的十三块英国殖民地限制在北美的东海岸。法国人还力求将地中海的英国人限制住，使其注意力转向土伦附近海域，也就是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所在地。伦敦收到了一些报告称：法国人在那里配备了十六艘或十七艘战舰。卡塔赫纳的英国领事似乎知道对方究竟在做什么：
我收到的情报称：有100个营正全力开赴鲁西永，这些军队的目标是梅诺卡，他们将要乘坐如今停泊在马赛的商船抵达梅诺卡，土伦的所有战船负责护航。 [41]
起初，地中海只是七年战争的次要舞台，但局势很快变得明朗起来，英国人希望把梅诺卡作为基地，以干扰法国人的黎凡特贸易。
英国政府部分是由于缺乏资金，无力回击法国人的威胁。海军上校宾是一位极有能力的指挥官，但当他受命指挥一支只有10艘战舰且总人数不足722人的小舰队时，他就已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其他军舰被派往大西洋执行任务，以致他的舰队延误了时日。宾的任务是：若梅诺卡被法国人占领，他就夺回来；若尚未受到攻击，他就需要封锁土伦港。 [42] 当他在公元1756年4月刚刚离开朴次茅斯（Portsmouth）前往地中海时，法国舰队就已经登陆梅诺卡，其指挥官包括海军指挥官德·加利索尼埃尔（Galissonnière）侯爵和陆军指挥官德·黎塞留（de Richelieu）公爵。这位黎塞留是曾为路易十三效力的那位才华横溢但寡廉鲜耻的黎塞留的侄子；加利索尼埃尔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海军人才，不过其晋升速度较慢（可能因为他个子矮且驼背）。加利索尼埃尔保证法国舰队拥有了可完成这项任务的规模：他有163艘运输船，可运送1.5万名士兵。战列舰中包括“闪电号”（Foudroyant ），该船装备着84门大炮，英国人的小舰队（总共14艘船）中没有可与之匹敌者，即使其旗舰“拉米伊号”（Ramillies ）也做不到。 [43] 法国人毫不费力地在休达德亚登陆并赢得了梅诺卡人的支持，后者一直渴望着摆脱信奉新教的英国人的统治。岛上有副总督凯恩修建的优质道路，法国士兵沿着这条路向东来到马翁，不过英国人派出一队由犹太人和希腊人构成的工兵将道路表面破坏，给带着重炮行军的法国人造成很大困难。即便如此，数日之后，英国军队手中就只剩下圣菲利普堡了。 [44]
因此，当公元1756年5月中旬宾率军抵达巴利阿里群岛附近海域时，他的任务就是驰援圣菲利普堡。在与高级军官们召开的战前会议上，宾大致列出决定其小舰队战略部署的关键问题：有没有可能攻击法国舰队从而解救梅诺卡？显然不行。即便这片海域没有法国舰队，他们能从法国人手中夺取梅诺卡岛吗？结果依然是不行。但如果他们失败了，直布罗陀会不会危险？会的。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一致认为，舰队应该立即前往直布罗陀。” [45] 只剩副总督单枪匹马地守卫圣菲利普堡，他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刻。而宾上校，则成了英国政府拖沓、吝啬的替罪羊，因为英国政府必须向愤怒的民众解释为什么英国在地中海的属地会落入其宿敌之手。宾被送上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他有力地回击了关于他应为战场失利负责的指控，然而，1757年3月14日，他还是被判有罪并被处决。梅诺卡的陷落当然不是他的错。 [46] 那些想帮他说话的人中包括其英勇的对手德·黎塞留公爵以及与公爵通信的伏尔泰，在其名著《老实人》（Candide ）中，他写道，老实人来到朴次茅斯港，看到一位英国海军上校被处决：“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不时地杀死一位海军上校是件好事儿，这样可以激励其他人。”
法国人对梅诺卡岛的控制只持续了数年；英法和约使此岛于1763～1782年回到英国人手中，后来经过西班牙的短期统治后，在1798～1802年，它又回到英国人手中，在与拿破仑的战斗中，这座岛屿又有了新的战略意义。然而，虽然英国人意识到这座基地在西地中海拥有的战略优势，但他们在梅诺卡始终没能高枕无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发现这座岛屿干燥且荒凉，虽然它邻近法国、西班牙和非洲，但这里却是偏僻荒凉之地（许多世纪之前，塞维鲁主教亦曾如此抱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梅诺卡岛当作诱饵，把它让渡给可能成为盟友的国家，从而与另一个地中海强国建立牢固的友谊。 [47] 这些讨论发生在1780年，在英俄之间展开。为了解释俄国如何突然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有必要后退数年时间重新梳理一下历史。
[1] R.C.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1951），pp.194-211，236，264-70.
[2] G.Hills，Rock of Contention：a History of Gibraltar （London，1974），pp.142-6.
[3] E.Routh，Tangier：England’s Lost Atlantic Outpost 1661-1684 （London，1912），p.10；A.Tinniswood，Pirates of Barbary：Corsairs，Conquests and Captivi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Mediterranean （London，2010），p.204.
[4] Routh，Tangier ，p.27.
[5] S.Pepys，The Tangier Papers of Samuel Pepys ，ed.E.Chappell（Navy Records Society，vol.73，London，1935），p.88；A.Smithers，The Tangier Campaign：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Army （Stroud，2003），pp.31-2.
[6] Routh，Tangier ，pp.21，28.
[7] Routh，Tangier ，pp.23-4；Bromley in J.Baltharpe，The Straights Voyage or St David’s Poem ，ed.J.S.Bromley（Luttrell Society，Oxford，1959），pp.ⅹⅹⅶ-ⅷ.
[8] Routh，Tangier ，pp.66-9；Smithers，Tangier Campaign ，pp.49-53.
[9] Pepys，Tangier Papers ，p.97；Routh，Tangier ，pp.272-6.
[10] Pepys，Tangier Papers ，p.41.
[11] Tinniswood，Pirates of Barbary ，pp.211-15.
[12] Routh，Tangier ，p.81；also Sir Henry Sheres’s opinion in Tinniswood，Pirates of Barbary ，p.205.
[13] Routh，Tangier ，pp.82-6.
[14] Pepys，Tangier Papers ，p.77；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150；Routh，Tangier ，pp.242-4.
[15] Pepys，Tangier Papers ，p.65；Routh，Tangier ，pp.247-66；also plate facing p.266；Smithers，Tangier Campaign ，pp.142-9；Tinniswood，Pirates of Barbary ，pp.242-53.
[16] Earl of Portland，cited by 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p.157-8；M.Alexander，Gibraltar：Conquered by No Enemy （Stroud，2008），p.45.
[17] 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p.158-9.
[18] S.Conn，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CT，1942），p.5.
[19] 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p.167-9，and appendix A，pp.475-7；M.Harvey，Gibraltar：a History （2nd edn，Staplehurst，Kent，2000），p.65；S.Constantine，Community and Identity：the Making of Modern Gibraltar since 1704 （Manchester，2009），p.12.
[20] Cited in 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174 from council minutes.
[21] Cited in 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p.176-7.
[22] Cited in 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p.183，195.
[23] Cited in Conn，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p.6.
[24] Passages cited in 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p.204-5.
[25] Passages cited in Hills，Rock of Contention ，p.219.
[26] Utrecht clauses，Rock of Contention ，pp.222-3；Conn，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pp.18-22，25-6.
[27] Constantine，Community and Identity ，pp.14-34.
[28] Baltharpe，Straights Voyage ，pp.ⅹⅹⅴ，61.
[29] D.Gregory，Minorca，the Illusory Prize：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s of Minorca between 1708 and 1802 （Rutherford，NJ，1990），pp.206-7；Conn，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pp.28-111；M.Mata，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of Menorca （Barcelona，1984），pp.129-60.
[30] Gregory，Minorca ，p.26.
[31] J.Sloss，A Small Affair：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Menorca during the Seven Years War （Tetbury，2000），pp.40-43；Gregory，Minorca ，pp.35-6，144-6.
[32] Cited by Gregory，Minorca ，p.26.
[33] Mata，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160.
[34] Mata，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163；J.Sloss，Richard Kane Governor of Minorca （Tetbury，1995），p.224；Gregory，Minorca ，pp.59-60，151.
[35] Gregory，Minorca ，pp.90，156；Mata，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164.
[36] E.Frangakis-Syrett，The Commerce of Smyr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700-1820 （Athens，1992），pp.119-21，131；Gregory，Minorca ，pp.144，149-55，and p.247，n.1，summarizing figures from R.Davis，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ewton Abbot，1962），p.256；R.Davis，‘English foreign trade’，in W.Minchinton（ed.），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1969），p.108 and table opposite p.118；Gregory，Minorca ，pp.144，149-55.
[37] Sloss，Richard Kane ，p.210；Gregory，Minorca ，pp.71，119，122，132-4.
[38] Gregory，Minorca ，pp.126-7；Mata，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164.
[39] Mata，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p.237-8.
[40] Sloss，Small Affair ，pp.2-4.
[41] Mr Consul Banks，in H.W.Richmond（ed.），Papers Relating to the Loss of Minorca in 1756 （Navy Records Society，London，1913），vol.42，p.34，and see also pp.38，50；B.Tunstall，Admiral Byng and the Loss of Minorca （London，1928），pp.22，32，39；D.Pope，At 12 Mr Byng Was Shot （London，1962），pp.36，38 and p.315，n.6.
[42] Pope，At 12 Mr Byng Was Shot ，pp.59-60，65.
[43] Tunstall，Admiral Byng ，p.103.
[44] Sloss，Small Affair ，pp.7-16.
[45] Text in Pope，At 12 Mr Byng Was Shot ，appendix v，p.311；Tunstall，Admiral Byng ，pp.137-9.
[46] Pope，At 12 Mr Byng Was Shot ，pp.294-302.
[47] I.de Madariaga，Britain，Russia，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Sir James Harris’s Mission to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CT and London，1962），pp.239-63，295-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