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三 地中海的变迁（1000～1100年）
1
比萨和热那亚的兴起如同阿马尔菲一样，也是一个谜，这个谜题因这些城市在肃清西地中海海盗，开辟远及圣地、埃及和拜占庭的贸易路线——这些商路都是由商人和移民经营维持的——方面的惊人成功而更加复杂。比萨和热那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热那亚原来是公元7世纪的拜占庭总督的驻地，但经过两三百年的沉寂之后，该城于934～935年遭到来自北非的萨拉森人的洗劫，平静被突然打破。 [1] 这个城市没有明显的可用资源；它位于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Ligurian Alps）的一侧，与产粮的平原隔离开来。其沿海地区的主要产品有葡萄酒、坚果、草药和橄榄油，热那亚人用当地的草药和油制了香蒜酱（pesto ），这种产品只能说明这里的贫穷而不是富有。热那亚的港口在中世纪末期才发展起来，这经过了多个世纪的修缮才得以实现，但船只因集中停靠在热那亚东西方向的沙滩上而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没有被恶劣天气的破坏。 [2] 除了造船业之外，热那亚没有其他产业。热那亚人需要生存，他们开始探寻航海之路，并以此为维系城市生存的核心。随着城市发展，他们更加依赖于外部供应的小麦、咸肉和奶酪。从这些规模不大的商业开始，热那亚脱颖而出，逐渐发展出了前工业社会中最有雄心的贸易网络。
比萨则完全不同。这个城市坐落于阿诺河边，距离海岸只有几英里；河道入海口的沼泽地使得比萨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港口。比萨人在由内陆伸向海岸的平坦农田中种植谷物，并喂养绵羊以为比萨提供羊毛、皮革、肉和乳制品，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比萨的市民很少担心他们无法填饱肚子，这与热那亚人不同。另外，对于以普罗旺斯和撒丁岛为基地的穆斯林来讲，托斯卡纳低洼的海岸比陡峭的利古里亚更易于从海上进攻；到比萨海军出现时，它的首要敌人就是穆斯林。公元982年，比萨船只随同德意志皇帝奥托二世的军队沿着意大利半岛向更南端的卡拉布里亚行进，希望压制穆斯林，以免他们从西西里岛发动侵袭。在之后一个世纪，比萨和热那亚集中力量，希望清除第勒尼安海上的萨拉森海盗。为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撒丁岛建立指挥中心，比萨和热那亚以激昂的活力对抗西班牙穆斯林中善战的穆贾希德（Mujahid）——他是德尼亚（Denia）和马略卡的统治者——的陆军和海军进入撒丁岛。 [3] 不管穆贾希德是否希望征服岛屿，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势力只到达了撒丁岛上的一些沿海据点。1016年，穆贾希德被逐出撒丁岛，这提升了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作为基督教反对穆斯林军队之圣战勇士的声誉。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势力平衡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穆斯林的中央政权变得支离破碎，比萨和热那亚的舰队抓住了机会。
2
这两个城市越是深入了解撒丁岛，就越是觉得它对于它们非常有价值。这个岛上有着广泛的牧羊人群体，到公元12世纪以前，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开始视撒丁岛为他们自己乡村地区（contado ）的延伸。这里的粮食产量丰足，品质居中；在南部有许多可以被改为盐田的潟湖。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毫无顾忌地奴役撒丁岛人，他们将这些人视为未开化的群体。撒丁岛人讲后期拉丁文，记录当地羊、牛、马数量的财产文件使用的就是该语言。撒丁岛自石塔时期以来几乎没发生突出变化，仍是远离大海的田园社会：它是一座岛屿，但并不完全属于地中海。它的政治和宗教结构仍是原始时代的。当地人微言轻的国王（或者称“审判官”）出现于10世纪，他们是几乎不复存在的拜占庭权威的最后的代表。但是拜占庭的势力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岛上的教堂遵循着希腊教仪，且在1100年之前，至少有一些教堂是以希腊的十字式风格修建的。教宗猛烈抨击这种习俗，并支持欧洲大陆的修士进入该岛，其中包括来自蒙特卡西诺的本笃派教士。 [4] 所有变化都有助于改变撒丁岛上的生活。上层家族的成员，即所谓的“马约拉尔”（maiorales ），与热那亚人和比萨人通婚，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欧洲大陆的产品，甚至锅碗类炊具也可以进口了。而农民的生活水平却仍然很低，他们受到疫病折磨，食物贫瘠，死亡率高。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吃上饭，更多的谷物被用于出口。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对于撒丁岛人的政策，只有一个词可以概括：剥削。
公元12世纪，热那亚人经常派船只前往撒丁岛，他们廉价但重要的产品保障了投资的稳定回报率。任何拥有一小笔闲置资金的人——例如继承了一点儿遗产的寡妇——都可以安全地用五磅或十磅重的热那亚银币投资对撒丁岛的出口贸易，以期在几个月后收回六磅或十二磅。 [5] 撒丁岛使比萨和热那亚第一次领略了殖民形式。这两个城市都试图维持撒丁岛上的审判官们对自己的忠诚。在1100年前后，该目标经常通过这两个城市的大教会的代理人而达成。撒丁岛南部的卡利亚里（Cagliari）的审判官马利阿诺·托奇托里奥（Mariano Torchitorio）把撒丁岛南部的土地赠给了热那亚的圣罗伦佐大教堂。但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因为他也同样使比萨人获得了一些礼物。 [6] 即使如此，挑拨离间的手段只能取得短期的效果。比萨和热那亚太过强大，撒丁岛无法抵抗。比萨人修建了带有很强比萨特色的大教堂和修道院，其外墙覆盖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这极为清楚地说明了比萨在撒丁岛的优势。建于12世纪早期的萨萨里圣三一修道院（Santa Trinità di Saccargia）是这类建筑在撒丁岛北部的典型代表，它有斑马纹状的外墙。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是在石塔时代后最先修筑设防城墙的：在审判官统治卡利亚里的时期，比萨人占据了被称为卡斯泰洛的陡峭山峰，至今它还俯瞰着卡利亚里城，山上的高墙围出了一个比萨人的侨居区，比萨的士兵和商人们可在此地安然度日。据说热那亚的多利亚（Doria）家族在1102年前后于撒丁岛的西北部建立了阿尔盖罗（Alghero）。在12世纪和13世纪，热那亚人和比萨人能够保证他们对撒丁岛的控制。即使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坚持认为撒丁岛（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他们，但真正有意义的是谁在这里成功立足了。可问题是热那亚和比萨都希望自己成为撒丁岛的真正主人，这导致了两座城市的激烈角逐。由于撒丁岛的归属问题而不是意大利半岛内的意见不合，热那亚和比萨间冲突频发。到1200年，撒丁岛周围的海域基本上肃清了穆斯林海盗，但意大利海盗大量涌现——比萨人攻击热那亚人，反之亦然。
3
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之所以能够调动自己的船队，中央政权在北意大利的衰亡是原因之一。“意大利王国”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存在，它的统治者自公元10世纪以后就是德意志的国王，该国王同时也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冠持有者——962年教宗为奥托一世加冕，使西罗马帝国获得再生。帝国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势力衰微，这些或那些城市的政权日益旁落地方贵族的手中。到12世纪初，贵族们开始组织自治的共同体，虽然历史学家们使用“公社”（commune）或“城市共和国”（city-republic）这样的词称呼这种共同体，但是它们都有不同的名称。在热那亚，这被称为“自治会议”（compagna ），字面意思是“一起分食面包的人”。的确，热那亚的政权自1100年之后就非常像一种商业合作了。这种自治会议在一定期限内形成，用于解决某些特殊问题，如建造十字军的战船，或者解决在热那亚经常导致暗杀或街头暴乱的政治冲突。这种“伙伴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向整个社群敞开的公共机构；但从另外一些非常重要的角度看，它又有私人社团的性质，尽管“公共”和“私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12世纪的热那亚人的头脑中还不明确。这个城市中充斥着一些私人“飞地”，它们是修道院和贵族的财产，是享有豁免权的小区域，逐渐地被自治会议中的一些上层官员攫取和控制。这些官员都有着响当当的“执政官”头衔，表明他们对罗马共和模式的认识，在热那亚的第一个自治会议问世时就有了多达六位执政官了。 [7] 如在古罗马时期那样，在这一时期，拥有实权的人小心地操纵选举制度，执政官总是来自贵族阶级。 [8]
这些贵族创建了热那亚的贸易帝国，同样的进展也发生于比萨。此处的难题是他们究竟是谁：我指的并不是他们在历史记录中被反复提及的名字［如热那亚的多利亚（Doria）家族和斯皮诺拉（Spinola）家族，或者是比萨的维斯孔蒂（Visconti）家族和阿利阿塔（Alliata）家族］，而是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到底源自贸易还是土地。意大利城市的公社将城镇周边那些习惯居住在此类地区的小贵族和相对晚近成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依赖于从经商、纺织业或者银行业获得的财富）凝聚起来。到公元12世纪早期，在比萨和热那亚，这些群体融合得很好，新贵的财富被带入需要更多金钱的古老家族。进入那些成员在陆战或者海战中赢得名声的家族的荣耀的可能性，吸引着商人团体中最为富裕的人。一个新的集团出现了。这个集团的成员显然并不愿意与那些构成市民之大部分的艺术家和水手分享权力。公社的兴起并不是城市变成民主共和国的标志；相反，它表明寡头们赢得了胜利，热那亚的街头因此爆发了严峻的派系斗争。然而，在这些暴力活动发生的间隙，人们还是有机会以空前的规模赚钱。精英们投资于遥远地域的跨海贸易；他们在城市购买土地，并继续经营自己在农村的产业，甚至将他们的手伸到远隔海洋的撒丁岛上去攫取土地。城市政权对于这类活动干预甚少，只在跨国同盟影响到贸易，或者这些同盟的建立取决于那些主宰贸易活动的人时，才予以干预。 [9]
这些就是在公元1100年前后我们能在意大利北方观察到的趋势，但比萨和热那亚是最早形成贵族社团的城市。意大利内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大伦巴第平原上的城市的发展，对于地中海上发生的事件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们都成了舶来奢侈品的需求中心，且同时，它们自己的精英组织生产了日益精细的布料和金属制品，这些产品可以运抵地中海的另一端，以偿付现在需要的丝绸和香料的货款。在热那亚和比萨，以及在意大利东部的威尼斯，人们发现自己能够到达那些他们的老前辈阿马尔菲商人所不能接近或不能经常接触的地方，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外，这些城市开始把眼光投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域。南德意志的宫廷和城市都欢迎由威尼斯人运来的产品，且在12世纪，德意志商人也抵达威尼斯，为德意志人的商栈（Fondaco dei Tedeschi）奠基，这种商栈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是以热那亚为基地的德意志商人的商务代理站。 [10] 热那亚商人开始溯罗讷河而上，前往香槟地区的新兴市集，他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最为精致的弗兰芒呢绒，然后顺罗讷河而下至地中海。一个广泛的商业网络形成了，其核心是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间的海上贸易，也有延伸至西欧的分枝。
支持这一商业革命的是经营和记账方式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热那亚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如此了解，是因为自公元1154年以来，城市里的文书做了大量合同、遗嘱、土地出售和其他转让的记录。 [11] 这些记录中保存下来的第一件，就是由公证官乔瓦尼［Giovanni Scriba，或称约翰文士（John the Scribe）］所写的笨重大书，这些记录写在从亚历山大进口的厚实平滑的纸上，他的服务对象包括热那亚12世纪中期最有权势的家族。 [12] 经商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高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公教会公开地斥责任何形式的“高利贷”。高利贷这个名词的用法极其宽泛，从高额贷款利率到简单的商业利润都可用它指代。商人们的经营手段须设法逃避教会的责难，教会对经商赢利行为所实施的最重惩罚是开除教籍。人们可以贷出一种货币，再用另一种流通货币结算还款，经商利润就隐含在钱币交换率当中。商人们常常结成一种被称为societas 的合伙形式，其中一个坐商的投资额度占四分之三，而其合伙人的投资占四分之一的份额，同时后者须同意航行前往双方协商的某一目的地，并在该地经营，作为回报他将获得利润的一半。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商人来说是开始资本积累的好途径，但另一种利润的分配方式变得更加常见——佣金（commenda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出行的合伙人不必投资，只需付出他的技术和服务，他将获得四分之一的利润。这种分配方式有助于将财富分散到贵族精英以外的阶层；一个忙碌的、野心勃勃的、不怕海上和异国港口之险境的商人阶层形成了。 [13] 热那亚人和比萨人遥望地中海，在每一个角落寻找机会。
4
要在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开展更有野心的事业，掌控家门前的水域是基本前提。在巴里处于穆斯林埃米尔的控制之下时（公元847～871年），威尼斯人需要肃清亚得里亚海的穆斯林船队；880年，威尼斯人的努力得到回报，他们从感激涕零的拜占庭皇帝那里获得了一项特权。992年，威尼斯人再一次前来帮助拜占庭，在这次行动中，它获得了一项贸易特权。 [14] 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并不拥有强如希腊皇帝的庇护者，只能依赖自己的努力。1063年，一支比萨船队侵入了被穆斯林控制的港口巴勒莫，破坏了一些敌船，并掌控了在港口外拦截（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入侵者（如他们自己那样）时所用的铁链。他们没能进入港口，但还是掠走了大量战利品。 [15] 他们的利润增加了上帝的荣光，因为他们捐出其中的一部分修建了比萨人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大教堂。如果有任何标志能够显示这座城市的财富增长，那就是这座壮丽的大理石教堂了。
这些劫掠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即他们在进行一场对抗穆斯林的圣战。上帝将以胜利、劫掠物品，以及当时界定尚不明确的“精神财富”来回报他们的付出。在精神回报和物质回报方面还没有明显的界线，公元1087年（当年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攻击了突尼斯海岸的马赫迪耶）的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16] 马赫迪耶城屹立于一处海岬，是由当年实际控制了埃及的法蒂玛统治者所奠基的，它也曾经是来自通布图（Timbuktu）之外的尼日尔河岸的沙金集散地；这些沙金由骆驼商队驮运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地中海，然后被注入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对马赫迪耶的控制一定也是控制西西里海峡的关键环节，由此也是地中海东西两方自由交通的关键环节。因此，它一直是基督教征服者——12世纪的诺曼诸王、14世纪的法兰西十字军——所设定的目标。但是它最为繁盛的时期是11世纪晚期。经冢犹太商人经常光顾此地，在此出售来自东方的胡椒和埃及的亚麻。 [17] 1062～1108年，马赫迪耶由精力充沛的埃米尔塔敏（Tamin）治理，他通过贸易和对卡拉布里亚的尼科泰拉（Nicotera）及西西里岛马扎拉的海盗式袭击致富。 [18] 对于近邻来说，他是一个讨厌的骚扰者。法蒂玛王朝愚蠢地发动了贝都因人（Bedouin）的军队［即巴努希拉尔部（Banu Hillal）和巴努苏莱曼部（Banu Sulaym）］，他们以为这会使突尼斯重新与埃及结盟。最终，贝都因人仅仅加剧了局面的混乱，对村庄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导致北非的居民开始对西西里的谷物产生依赖，而突尼斯在数百年之前曾经是地中海世界的面包筐。 [19] 据13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阿尔-阿希尔（ibn al-Athir）记载，基督徒试图劝诱西西里的诺曼伯爵罗杰（Roger）参与攻击马赫迪耶的军事行动（罗杰曾经在西西里岛上耗费了二十五年时间以扩大基督徒的控制范围）；但是“罗杰抬起他的大腿，放了一个大大的屁”，抱怨说这会引起诸多纠纷：“食物的贸易权将从西西里人的手中转到他们的手中，而且我将失去每年在谷物贸易上所得到的利益而使他们获益”。 [20]
即使没有罗杰伯爵的加入，意大利的同盟者也乐于在公元1087年采取行动。教宗维克托三世在罗马欢迎那些前来参战的人，他们在这里获得了朝圣者的香袋，表明他们已经拜谒了圣彼得大教堂。这曾经使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当代历史学家大感兴奋，他们坚持认为自1095年第一次东征后，十字军便开始被视作朝圣者：“朝圣行为与圣战事实上是同一件事。” [21] 就像在巴勒莫一样，意大利人对马赫迪耶的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并没有占领这个城市，可能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占领它。他们用掠夺得来的财富资助修建了位于比萨中心的科尔泰维基亚（Cortevecchia）的圣西斯托（San Sisto）教堂，该教堂的立面装饰着十字军从马赫迪耶劫掠来的陶器。 [22] 此外，比萨人还为此举作了一首拉丁文的诗——《比萨人的胜利之歌》（Carmen in victoriam Pisanorum ），诗中满是圣经式的想象，使人回忆起以色列的子民与其异教邻人间的斗争。马赫迪耶人在诗中摇身一变成了古代的米底人（Midianites），而比萨人则自称马加比家族甚至摩西的继承者：“噢，希伯来人再次掠夺了埃及，并因击败法老而喜悦；他们越过了伟大的海，似乎它是最干燥的陆地；摩西将水从最坚硬的岩石中吸出。” [23] 这首诗营造了一种狂热，使与异教徒作战的神圣事业看起来超越了商业方面的考虑。
比萨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对立的，比萨人用伊斯兰世界的陶器装饰教堂就可证明这一点。 [24] 这些陶器用了很厚的陶釉和丰富的色彩，在风格上十分不同于西欧生产的古朴器皿，而且被嵌入教堂的外墙使它们在阳光下像珠宝一样闪耀着光芒。 [25] 大的陶盘（bacini ）被嵌入比萨的钟楼和教堂正面的墙，它们述说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这个故事并非只与战争相关，还涉及贸易和人们对于东方产品的迷恋。公元11世纪修建的教堂的外墙展示了埃及式的精美陶器。这里有在马赫迪耶战争前后从西西里岛和突尼斯运来的陶罐；摩洛哥曾向比萨输送大量更简朴的绿色和棕色的陶器，它们的表面覆有蓝色的陶釉。比萨人开始习惯于这种装饰方法，即使他们在13世纪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涂釉陶器制造业，教堂的钟楼上还是安置了这种彩陶盘装饰。这是因为意大利人从伊斯兰世界不只获得了陶器，还学习了穆斯林的技术，这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奠定了锡釉陶器产业的基础。
在比萨附近，圣皮耶罗格拉多（San Piero a Grado）教堂的立面镶有一只大盘，上面画了一艘挂着三角帆的三桅船，有较大弧形的船头和倾斜的船尾。这艘船来自穆斯林统治下的马略卡，它的设计相当富有特色。 [26] 即便如此，这一图像还是令人隐约想起那些装载各类货物的巨大帆船，它们在伊斯兰势力控制地中海南部水域期间在西班牙、非洲和西西里岛间航行。它印证了经冢文献关于宽大船只qunbar 的描述，这种船可以装载大量货物并同时搭乘旅客。 [27] 另一只陶盘描绘了一艘较小的、装备有桨和帆的船，它紧随一艘双桅船航行，这可能是一种体长、低矮、流线型的快速帆船。经冢文献中同样可找到相关的证据。在这些文献提到一种叫作ghurabs 的轻型帆船，这个词传达了一柄剑的利锋之意，突显了这种船破浪前进的能力。而长形低矮的小船可能是qarib ，这是一种远洋船只，能够一直从突尼斯驶向叙利亚。 [28]
5
对穆斯林在地中海霸权的挑战在公元11世纪末激化了。在11世纪60年代，也就是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和他的兄弟罗杰·德奥特维尔（Roger de Hauteville）的军队侵入西西里后，基督徒在穆斯林控制下的地中海海域的扩张进展顺利。此两人是诺曼骑士，他们已经在伦巴第和南意大利的拜占庭领土建立了统治权。1061年，即在他们占领了巴里——人们所知的拜占庭“伦巴迪亚”（Longobardia）行省的首府——的十年后，他们受诱渡过墨西拿海峡，干预占领了西西里岛且对诺曼人的威胁毫无所知的三个埃米尔间的激烈争端。伊本·哈瓦斯（ibn al-Hawas），也就是其中一位埃米尔，把自己的妹妹放在山顶的恩纳（Enna）保护起来，她是势力强大且可憎的卡塔尼亚埃米尔伊本·阿斯-希姆纳（ibn ath-Thimnah）备受虐待的妻子，后者试图以武力将妻子夺回却没有成功。绝望之中，伊本·阿斯-希姆纳请求诺曼人帮助他，罗伯特和罗杰·德奥特维尔答应了。他们到了西西里，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不是入侵者，而是卡纳尼亚的埃米尔军事上的支持者。他们将这一同盟关系作为逐渐地夺取整个岛屿的基础，他们首先占领了墨西拿，继而于1072年占领了巴勒莫（但对整个西西里的占领直到1091年诺托陷落后才完成）。他们将战斗人员和马匹运过墨西拿海峡的本领令人难忘。罗杰成为西西里伯爵，并娶了意大利西北部的萨沃纳（Savona）贵族的女儿；和她一起来的有大批利古里亚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移民，他们后来被称为伦巴第人。随着这批移民的到来，西西里岛缓慢的拉丁化进程开始了，直到12世纪，在西西里东部的一些城镇中，还有一些人讲着与利古里亚的意大利语相近的方言。 [29]
然而，西西里岛的本质并没有发生迅速变化。在公元12世纪的多数时候，这里是一个多族混居之地：穆斯林人口最多，约有一千一百人；希腊人略少；犹太人则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而拉丁移民（不论他们是诺曼人还是“伦巴第人”）的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希腊人口主要集中在西西里岛的东北角，在埃特纳火山周边被称为瓦尔德莫尼（Val Demone）的区域，且尤其集中在墨西拿，墨西拿后来成为诺曼人治下的西西里的主要造船基地。这里的每个居民群体都被允许保持一定独立性：人们可自由地实践宗教信仰，这是在与被征服的城镇如恩纳签订“投降协议”时确立的原则；各群体有自己的法庭，处理相同宗教信仰者内部的讼案；伯爵保证为他们提供保护，缴纳的保护金或称“人头税”（poll-tax ）由穆斯林和犹太人来支付，它只是穆斯林向“有经书的人民”所征收之人头税（jizyah ）的扩展，只不过在这里，基督徒可以免税，而穆斯林需要征税而已。
罗伯特·吉斯卡尔征服了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行省，周边的伦巴第公国也引起了拜占庭皇帝的极度愤怒。教宗与希腊正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公元11世纪持续恶化，因为教宗开始强调其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而且诺曼人的胜利有可能使南意大利的教会脱离希腊派基督教。尽管1054年的“东方分裂”经常被视为西方的大公教会与正教东方分裂的决定性节点，但这一年的事件只是长期争执中的一小部分：教宗使节亨拜（Humbert of Silva Candida）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的圣坛上抛出了一个文件，将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他的主人拜占庭皇帝开除了教籍。拜占庭曾经在阿普利亚（Apulia）的沿海城市巧妙地平衡与拉丁人和希腊人的关系。在那里，拉丁主教们通常更乐于接受君士坦丁堡的权威，至少在政治事务上情况如此，而无视西方的统治者，包括教宗。诺曼人的到来挑动了拉丁人对抗拉丁人，希腊人对抗希腊人；诺曼人对于意大利靴头部位的卡拉布里亚的征服，以及之后对西西里岛的征服，使数万希腊人被置于罗伯特的兄弟罗杰的统治之下。在1071年巴里陷落之后，诺曼人对于拜占庭人的敌意更强，因为罗伯特计划入侵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对面的拜占庭领土。他将都拉基乌姆和爱奥尼亚诸岛视为可以在他金发碧眼的大块头儿子波希蒙德（Bohemond）协助下深入拜占庭领地的门户。罗伯特攻打拜占庭的理由是，他在为被废黜且被流放的皇帝米哈伊尔·杜卡斯（Michael Doukas）打抱不平。他欢迎一位自称米哈伊尔的难民修士随军前行。他给这位修士穿上皇帝的服饰，让他站在都拉基乌姆的城墙前，但这个“米哈伊尔”（历史学家安娜·科穆宁娜的说法）一出现，在城垛上守卫的市民就立即大声喊叫说他是假冒的。人们可能会推测安娜如此说，是因为她是在位皇帝阿列克修斯·科穆宁（Alexios Komnenos）的女儿，这位皇帝是一个强大王朝的奠基者，他的文治武功带来了拜占庭的伟大复兴。安娜怀疑罗伯特觊觎君士坦丁堡的皇位，而且我们很难否定这一点。对阿尔巴尼亚的进攻只是他试图沿着艾格纳提亚大道一直攻向拜占庭心脏的一场战争的第一阶段。
公元1081～1082年，罗伯特建立了一支足以装载用兽皮包裹的庞大攻城塔的船队，以图从海上攻击都拉基乌姆，而波希蒙德会在前方海岸的法罗拉（Valona或Vlorë）登岸，然后从陆上行进。当时是夏季，海面比较平静，但是据安娜·科穆宁娜记载，上帝显示出了对拜占庭人的恩宠，刮起了大风将罗伯特的船只吹散并摧毁。当云层散开之后，建在船上的攻城塔被突然兴起的巨浪击倒，陷入甲板之下。船沉了，罗伯特和他的少数随从有幸存活，被抛在岸边。即使面临如此逆境，罗伯特·吉斯卡尔也不认为这是神的裁夺，而决心重新发动攻击。 [30] 罗伯特集结他的残余兵力包围了都拉基乌姆，甚至带来了一些更庞大的围城塔搭在城墙上。这些城墙建筑十分牢固，据拜占庭作家的说法，两台二轮战车可以在城墙上叠起来——这个画面更接近荷马的描写，而不是11世纪战争的现实情形，因为在这一时期，这种二轮战车早已消失。都拉基乌姆只能被叛变和欺骗征服。事实上，给入侵者打开城门的是一个阿马尔菲商人。 [31]
阿列克修斯对于如何对处于帝国西端的潜在敌人发动战争的问题有了明智的解决方法。他的船队缺乏在离家如此远的地方进行战斗的能力。拜占庭的海军被局限于爱琴海，拜占庭人在陆地上还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处理：塞尔柱突厥人攻击着其在小亚细亚的东方边境，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上，更不必提君士坦丁堡内部的派系之争了。拜占庭人更乐于利用外交手段避免冲突，但仅诉诸外交手段并不能搞定罗伯特·吉斯卡尔。外交手段是对作为其他势力的威尼斯人使用的，威尼斯商人生活在对冲突的恐惧之中，这种冲突可能导致他们难以自由出入亚得里亚海。诺曼人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次胜利会使南意大利军舰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威尼斯非常乐于见到控制南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势力无法同时控制东岸，所以威尼斯人答应为拜占庭人提供海上援助，以将吉斯卡尔赶离都拉基乌姆。他们派出了配有镶着钢钉的重型撞角的帆船，它们撞向敌船并将其撞破。最后，拜占庭人收复了都拉基乌姆，罗伯特（他当时在意大利也遭遇了困难）被迫撤退，但波希蒙德仍在阿尔巴尼亚逗留了一段时间并为那里带去了浩劫。当罗伯特再度发动进攻时，他已经是老弱之躯，最后在公元1085年的攻击行动中死于凯法利尼亚岛（Kephalonia）的小港口费斯卡尔多（Fiskardo），此地的地名中至今仍保留着他“吉斯卡尔”的绰号（意为狡猾的）。尽管阿列克修斯和他的宫廷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甚为欣慰，但这绝不是南意大利的统治者通过阿尔巴尼亚入侵拜占庭的最后一次尝试。
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向皇帝阿列克修斯派出使节，公元1082年皇帝颁布“黄金诏书”，赏给威尼斯人许多礼物，并同时强调威尼斯人是皇帝的“臣属”（duli ）。他给予威尼斯人的最为贵重且最具争议性的礼物是允许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除黑海和塞浦路斯之外的所有地方享有贸易免税权。皇帝试图保住君士坦丁堡作为连接地中海（从地中海可获得香料和奢侈品）和黑海（从黑海下行，商人们可带来皮毛、琥珀和其他北方的产品）的要道的特殊地位。威尼斯人甚至在金角湾得到了一些土地，包括一个码头和他们自己的教堂（附有自己的面包房）。 [32] 1082年的特权在地中海树立了一种标准；且无论何时，只要意大利城市需要与一个需要其提供海军力量支持的贸易伙伴谈判，它们都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仿效。
关于拜占庭经济受威尼斯人制约达到什么程度，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从长远来看，意大利人的出现可能促进了农产品和纺织品的输出。 [33] 很明显，在公元1100年前后，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的存在还是极其有限的。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世界的主要目的地很令人惊奇地是接近自己家园的都拉基乌姆（刚刚从诺曼人手中夺回）以及科林斯（进入此地不需要经过爱琴海，只需使用科林斯湾内位于勒凯翁的古代港口即可）。威尼斯人从这两处运载葡萄酒、油、盐和谷物回到自己正在蓬勃发展的家乡，那里对这类普通食品原料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34] 对于多数的威尼斯商人来说，有着丝绸、珠宝和金属制品的君士坦丁堡是远在天边的地方，但是他们开始考虑充分利用他们已经获得的特权。这是一项权利，因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住在东罗马帝国边区的居民，对于他们作为帝国臣民的身份颇感自豪，这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可以通过圣马可大教堂的建筑和装饰证明，这座教堂重建于7世纪下半叶，完全属于拜占庭风格，模仿了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的形制。圣马可大教堂的修建意在全面彰显与东方的联系，因为它也骄傲地宣称它与亚历山大，即埋葬圣马可骸骨之地的联系。 [35]
到公元11世纪末，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已经越来越热衷于用武力清除西地中海的穆斯林海盗，并瓜分了撒丁岛。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赢得了在日后将变得独一无二的地位。穆斯林在地中海上的统治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在十字军的陆军和海军第一次开始行动之后。
[1] 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 （Chapel Hill，NC，1996），p.14.
[2] 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 （Chapel Hill，NC，1996），pp.10-11（with a rather more positive view of its harbour）.
[3] 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 （Chapel Hill，NC，1996），pp.22-3.
[4] D.Abulafia，‘Southern Italy，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essay i，p.24.
[5] D.Abulafia，‘Southern Italy，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pp.2.5-6.
[6] J.Day，La Sardegna sotto la dominazione pisano-genovese （Turin，1986；=J.Day，‘La Sardegna e i suoi dominatori dal secolo Ⅺ al secolo ⅩⅣ’，in J.Day，B.Anatra and L.Scaraffia，La Sardegna medioevale e moderna ，Storia d’Italia UTET，ed.G.Galasso，Turin，1984），pp.3-186；F.Artizzu，L’Opera di S.Maria di Pisa e la Sardegna （Padua，1974）.
[7] Epstein，Genoa ，pp.33-6.
[8] Cf.A.Gr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2006），p.229；also L.R.Taylor，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Berkeley，CA，1949）.
[9] Epstein，Genoa ，pp.19-22，41；Greif，Institutions ，p.230.
[10] G.Rösch，Venedig und das Reich：Handels-und Verkehrspolitische Beziehungen in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Tübingen，1982）.
[11] S.A.Epstein，Wills and Wealth in Medieval Genoa，1150-1250 （Cambridge，MA，1984）.
[12] D.Abulafia，The Two Italies：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d the Northern Communes （Cambridge，1977），pp.11-22.
[13] Q.van Dosselaere，Commercial Agreements and Social Dynamics in Medieval Genoa （Cambridge，2009）.
[14] D.Abulafia，‘Gli italiani fuori d’Italia’，in Storia dell’economia italiana ，ed.R.Romano（Turin，1990），vol.1，p.268；repr. 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D.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1988），pp.33，41.
[15] Abulafia，Two Italies ，p.52.
[16] H.E.J.Cowdrey，‘The Mahdia campaign of 1087’，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92（1977），pp.1-29，repr. in H.E.J.Cowdrey，Popes，Monks and Crusaders （London，1984），essay ⅹⅱ.
[17] S.D.Goitein，A Mediterranean Society：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1，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CA，1967），pp.196-200，204-5.
[18] Cowdrey，‘Mahdia campaign’，p.8.
[19] D.Abulafia，‘Asia，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2，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M.M.Postan，E.Miller and C.Postan（2nd edn，Cambridge，1987），pp.464-5.
[20] Abulafia，Two Italies ，p.40.
[21] Cowdrey，‘Mahdia campaign’，pp.18，22.
[22] D.Abulafia，‘The Pisan bacini and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a historian’s viewpoint’，Papers in Italian Archaeology ，Ⅳ：the Cambridge Conference ，part ⅳ，Classical and Medieval Archaeology ，ed.C.Malone and S.Stoddart（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International Series，vol.246，Oxford，1985），pp.290，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ⅲ.
[23] Cowdrey，‘Mahdia campaign’，p.28，verse 68；also p.21.
[24] G.Berti，P.Torre et al.，Arte islamica in Italia：i bacini delle chiese pisane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Rome；Pisa，1983）.
[25] Abulafia，‘Pisan bacini ’，p.289.
[26] Abulafia，‘Pisan bacini ’，pp.290-91；J.Pryor and S.Bellabarba，‘The medieval Muslim ships of the Pisan bacini ’，Mariner’s Mirror ，vol.76（1990），pp.99-113；G.Berti，J.Pastor Quijada and G.Rosselló Bordoy，Naves andalusíes en cerámicas mallorquinas （Palma de Mallorca，1993）.
[27]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306.
[28]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p.305-6.
[29] D.Abulafia，‘The Crown and the economy under Roger Ⅱ and his successors’，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37（1981），p.12；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
[30] Anna Komnene，Alexiad ，3∶12.
[31] Anna Komnene，Alexiad ，4∶1-5∶1.
[32] R.-J.Lilie，Handel und Politik zwischen dem byzantinischen Reich und den italienischen Kommunen Venedig，Pisa und Genua in der Epoche der Komnenen und der Angeloi（1081-1204） ，（Amsterdam，1984），pp.9-16；Abulafia，Two Italies ，pp.54-5；Abulafia，‘Italiani fuori d’Italia’，pp.268-9.
[33] J.Holo，Byzantine Jewry in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Cambridge，2009），pp.183-6.
[34] Abulafia，‘Italiani fuori d’Italia’，p.270.
[35] D.Howard，Venice and the East：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CT，2000），pp.65-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