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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 神圣同盟与不神圣的同盟（1500～15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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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过后地中海的重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除了地中海政治局势的变化，如奥斯曼政权的扩张，从长远来看，发生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事件，将给地中海沿岸以及岛屿上的居民生活带来深刻变化。在黑死病暴发之前的十年里，沿非洲海岸可以南下至加那利群岛，通往大西洋的航路就此开通，公元15世纪早期，由于葡萄牙人发现并殖民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航线又被继续延长。 [1] 随着马德拉群岛糖料作物种植业的发展，佛兰德和北部欧洲其他地区就可以直接从大西洋获得这种原本需要从地中海获得的且价值高昂的商品。到1482年时，随着葡萄牙人在赤道以北不远处的西非的埃尔米纳［São Jorge da Mina（the Mine）］ [2] 建立起一座堡垒，黄金不需经由撒哈拉沙漠和穆斯林控制的马格里布港口就能抵达欧洲；几内亚（Guinea）商贸的开辟弥补了维持休达港口所需的费用。大西洋还为地中海主人们提供了奴隶：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岛民、对岸非洲的柏柏尔人，以及从北部的米纳带来的、数量不断增加的黑奴。大量奴隶经由里斯本最终抵达巴伦西亚、马略卡以及其他地中海港口。 [3]
公元1492年10月，随着哥伦布驶入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卡斯蒂利亚人又得到了一种贵金属资源，他们对那里实施野蛮开发，要求印第安人用黄金缴纳高额税收，尽管他们可能算是王国辖下的自由臣民。热那亚人虽在西班牙不受欢迎，却成功地在塞维利亚站稳脚跟，得到王室的许可后，也开始经营跨大西洋贸易。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触角伸向金融业。土耳其人逐渐加大对热那亚的东地中海领地的压力，因此热那亚人加强了与西班牙的结盟，看起来，西班牙人是能与土耳其人匹敌的最强大力量。由于地中海航行越发危险，威尼斯人也在重新衡量他们的选择。15世纪中期，威尼斯已经陷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局混乱当中，在总督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Doge Francesco Foscari）的领导下，威尼斯获得了意大利内陆的一块领地，远远超过一个世纪前它所控制的小块土地。威尼斯的令状书可以向西远抵贝加莫（Bergamo），在那里，圣马可的狮子将米兰的蛇击得粉碎。但这并不意味着威尼斯已放弃其在地中海的利益，只是威尼斯共和国开始在内陆（Terraferma），即意大利本土获取资产。于是，当威尼斯的东地中海领地于16～17世纪逐渐被奥斯曼人占据后，它就能够向意大利本土转移。 [4] 威尼斯感觉自己越来越易于遭到攻击，它的领导层也意识到：不愿意用自己的海军对抗奥斯曼人，使他们在西欧被谴责为虚伪小人和机会主义者。
关于海洋越来越不安全的感觉并非幻觉。从公元15世纪末开始，海盗出没于整个地中海，他们袭击商船、沿岸地区以及岛屿，每年都会捕捉成千上万名奴隶。 [5] 在基督徒的领地中，遭穆斯林海盗劫掠最为严重的地区是卡拉布里亚、西西里与马略卡；这些地区自从9～10世纪遭受萨拉森人的侵袭以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穆斯林海盗。海盗已经在整个地区蔓延；过去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对这些海域的长期主宰已经褪色成为记忆。而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在从事海盗劫掠；在基督徒海盗中，最为活跃的是罗得岛的圣约翰骑士团（或称医院骑士团）。他们依然保有对抗伊斯兰教的圣战理想，能够从位于西欧的领地上获取收益以维护六艘的装备精良的战舰。另一边，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柏柏尔海盗始终威胁着基督教世界。他们得到奥斯曼宫廷的支持；在北非建立了安全基地；拥有精力十足、颇具天分的指挥官；而且，他们将基督徒与穆斯林海军间的战争带入西地中海。 [6]
在公元16世纪的前二十五年中，东地中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对奥斯曼人扩张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传播信仰，苏丹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是抗击拜占庭人，为伊斯兰教而战的勇士（ghazis）；然而，他们却愿意让巴尔干半岛的臣民绝大多数是基督徒或犹太人，这是因为在中古早期，阿拉伯的哈里发们就指出，圣书民族是穆斯林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他们致力于保护贸易，部分是为了维持其宫廷的庞大开支，为富饶的首都供应丝绸、珠宝、黄金以及谷物之类的日用品，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们明白，商路运营是获得大量税收的另一种渠道——因此，他们愿意保护拉古萨人，也愿意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签署商业协议。 [7] 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却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516年，奥斯曼军队荡平叙利亚的马木留克人，为更快、更便利地攻占埃及开辟通道。这使得基督徒控制区域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岛屿：在爱琴海诸岛，所有意大利领主（他们通常也是海盗）被土耳其人在数十年中逐个打败；塞浦路斯仍被威尼斯人控制，热那亚人也依然掌控着希俄斯岛，但在1522年经过漫长、痛苦的围城之后，罗得岛已经屈服于土耳其人。在罗得岛，新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Süleyman）得到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他亲临阵前以报1480年土耳其军队在罗得岛战败之仇。由于预见到土耳其人可能会围城，这座城堡已经被大大加固，但积极作战的守卫者却很少——只有300名骑士，也有许多其他级别较低的人员。当天气逐渐恶劣时，苏莱曼依然拒绝撤围，一直坚持到罗得岛投降。1522年12月，骑士团表示投降，被土耳其人赐予许多慷慨的条件，因为有时候，奥斯曼人会尊重那些英勇抗击他们的人。 [8]
如今，医院骑士团无家可归，于是决定重新投入与穆斯林的战斗。幸运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阿拉贡王国（包括西西里）的统治者查理五世愿意提供帮助。公元1530年3月，他为骑士团颁发一份慷慨的特许状，声明：他们“已四处游荡数年”，努力寻找“安身之处”；他将西西里王国的一些属地——包括非洲海岸的的黎波里以及马耳他岛和戈佐岛——恩赐给骑士团，供他们安置。作为回报，为表示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对西西里的宗主权，他们需要在每年的万圣节（All Saints’ Day）向西西里总督献上一只猎鹰。天主教徒斐迪南曾于1510年在的黎波里建造防御要塞，不过由于柏柏尔人可从陆地各个方向发起攻击，因此守住这里太过困难。 [9] 对于查理来说，占据的黎波里还是比较重要的；1551年，的黎波里沦陷，此后，最为重要的自然就是守住马耳他。
初看起来柏柏尔海盗与组织严密的医院骑士团完全不可等同看待。然而，这些海盗也是不惧危险到远方为自己赢得声望的勇士。其中有许多人是希腊人后裔，是背弃了基督教信仰的叛徒；其他的包括卡拉布里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热那亚人，甚至还有匈牙利人。 [10] 他们并不是或者说不全是只关心自己利益或乐趣的四处流浪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中也有一些技术精湛的航海家，最著名的当属皮里·雷斯（Piri Reis），他绘制的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以外世界的地图被奥斯曼宫廷收藏，其中包含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许多宝贵信息。 [11] 但最著名的海盗是巴巴罗萨（Barbarossa），西方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的红胡子。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乌鲁兹（Uruj或Uruc）和他的弟弟席兹尔（Hizr或Khizr）。围绕着他们衍生出一整套故事，但很难分辨哪些是虚构的。比较公认的是，这两兄弟生于征服者穆罕默德统治时期的莱斯沃斯岛，当时穆罕默德从意大利公爵尼科洛·朱斯蒂尼亚尼（Niccolò Giustiniani）手中夺取了这座岛屿。他们的父亲可能原本是基督徒，曾作为穆斯林新军（janissary） [12] 在奥斯曼军中服役，退役后娶了一位基督徒妻子；他在爱琴海各地贩卖瓷器，最远向北运至君士坦丁堡，在经商时，他经常把儿子们带在身边。就是在这些旅程中，巴巴罗萨兄弟学到了海员技能。有一次，乌鲁兹在安纳托利亚海岸地区收购木材，不料却遭到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圣母号”（Our Lady of the Conception ）帆桨船的追捕。乌鲁兹被捕后沦为舰上的奴隶，做着苦工，但两年之后，他被赎回，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然而，此后却开始流传出关于他脱逃的史诗般的故事。他幸福地重归大海，与席兹尔一起畅游于西班牙与马格里布之间的海域；据称，他们还曾于公元1492年帮助犹太难民和穆斯林难民离开西班牙。 [13]
他们的起家装备只是一艘较轻的帆桨船，搭载了一百名左右的志愿者，都想获得战利品和荣耀。约公元1502年，他们的基地迁到杰尔巴岛，这里长期以来都是海盗的巢穴，也是基督徒入侵者与穆斯林守卫者战斗的舞台。他们与突尼斯宫廷建立联系，凭借哈夫斯（Hafsid）苏丹颁发的令状从事海盗业务；1504年，他们出发前往厄尔巴岛，那里有深得海盗欢心的深海湾，他们突袭了两艘帆桨船与一艘西班牙客轮，前者被证实是为教宗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效力，后者搭载着三百名士兵以及六十名阿拉贡贵族，正准备前往那不勒斯。他们如此轻易地拿下这些帆桨船，使自己在突尼斯的英雄名声进一步提高，而在罗马看来他们却是恐怖的敌人。到1506年时，他们已经拥有八艘船，而且他们的成功赢得了盛誉，奥斯曼苏丹授予他们“信仰守卫者”（khayr-ad-din ）的尊号，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为“海雷丁”（Hayrettin）。 [14] 穆斯林海盗与其基督徒对手间发生了一场消耗战；这些基督徒不只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水手（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海盗），还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沿着地中海和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堡垒一路挺进。虽然西班牙人在梅利利亚和奥兰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在阿尔及尔能取得的成就最多就是占领保护港口的一些孤立的岩石。这些岩石在1510年被装上了火炮，但他们始终无法控制这座城市。 [15]
当冲突发生时，穆斯林有一重大优势：他们能够召集摩洛哥腹地得土安（Tetuan）周围的武装酋长为自己提供支援。夏季，他们活跃于海上，对西班牙发动袭击，抓获成千上万名奴隶，并驱使这些奴隶修建得土安的防御工事。席兹尔曾宣称他在仅仅一个月内就捕获了二十一艘商船和三千八百名基督徒奴隶（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对兄弟无休止地对马略卡岛、梅诺卡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发动侵扰，其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大量城镇和村庄从西地中海各岛屿危险的海岸地区迁徙到数英里以外的内陆。 [16] 乌鲁兹以极度嗜血闻名，他会像疯狗一样咬断受害者的喉咙，但实际上他是位精明的政客，利用这种名声达到政治目的。他从阿尔及利亚海岸的吉杰勒城（Jijelli）开始创建自己的王国。当他抢夺了一艘满载麦子的西西里帆桨船之后，当地居民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当时他们自己的粮食供应非常少。他们邀请他来管理这座城市，不久之后，他就在阿尔及尔发动了政变。距离海岸不远处有一座重要的城市特莱姆森（Tlemcen），公元1517年，城里发生了继承危机，他利用这个机会成了那里的主人。以上所有事都引发了那些驻守奥兰的西班牙人的深切关注，他们一直努力与当地酋长建立友好关系。 [17] 西班牙的新任统治者哈布斯堡的查理也认识到他需要向北非的领地调派军队。幸运的是，特莱姆森的危机最终被当地人解决，他们把乌鲁兹看作土耳其统治的代理人；随后，乌鲁兹被赶出来，他陷入西班牙军队设置的陷阱，后在战斗中被杀。
第二位巴巴罗萨，即席兹尔，更常被称为海雷丁，此时他赢得了比乌鲁兹更令人恐惧的名声。为了强调自己是哥哥红胡子巴巴罗萨的继承人，他特意将自己的胡子染成红色。他巩固了对马格里布沿岸城镇的控制，于公元1529年成功地从西班牙人治下夺取阿尔及尔入口处的群岛。 [18] 由于他更加靠近巴利阿里群岛，因此就在同一年，他在群岛的福门特拉岛（Formentera）附近海域击败一支西班牙舰队，捕获七艘帆桨船及其船长；当他被那些船长激怒后，就用锋利的刀把他们切成片。 [19] 阿尔及尔成为巴巴罗萨的大本营，不过他仍谨慎地寻求奥斯曼苏丹的保护。他距离君士坦丁堡十分遥远，因此能够获得自治权；对于奥斯曼苏丹来说，他也很有价值，因此“高门”给他提供物质支援。奥斯曼苏丹们的关注点总是在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和波斯之间转换，与东方萨法维王朝（Safavid）国王们之争斗常使其无暇关注地中海事务。更好的选择就是通过代理人海雷丁·巴巴罗萨来处理，而非将所有资源投入某一处战场。巴巴罗萨得到官方承认，成为阿尔及尔的埃米尔，他更愿意称自己为“船长帕夏”（kapudan pasha）。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Ⅰ）送给他一面土耳其旗帜、一些火炮及其他军需品，还有两千名土耳其新军。
到公元16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赢得塞利姆的继承人苏莱曼的信任，甚至奉召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就西地中海的战略提供建议，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土耳其人究竟能够向其西班牙对手施加多大的压力。据说，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曾鼓励巴巴罗萨冒险对罗马以南的意大利海岸上的丰迪（Fondi）发动攻击，希望能掳走美貌的寡妇吉丽亚·贡萨格（Guilia Gonzaga），她的丈夫曾是当地的领主。在传奇故事中，当土耳其人对丰迪城门发动攻击时，她半裸着逃亡，不过事实上，那天晚上她根本不在丰迪。 [20] 那不勒斯总督相当沮丧，在他看来，南意大利就是又一个罗得岛，是地处土耳其世界边缘的最后一个前哨。 [21] 果不其然，1534年，当此前对土耳其人始终心存疑虑的突尼斯国王去世、该国陷入继承纷争时，海雷丁指挥着奥斯曼苏丹派去的舰队对突尼斯发动攻击。海雷丁·巴巴罗萨发动突袭，不过随后查理五世无视巴巴罗萨要杀掉突尼斯城内两万名基督徒奴隶的威胁性声明，依然发起反击。1535年，查理夺回突尼斯，却务实地将它交还给突尼斯前国王的幼子来管理，不过他要求获得一笔高额年贡：1.2万枚金币、12只猎鹰和6匹骏马。 [22] 但如果查理就此以为他在突尼斯的成功得到了臣民们的祝福，那么很快他就会发现自己是太过乐观了。数月之后，一支小舰队偷偷溜出阿尔及尔，驶往梅诺卡。在梅诺卡，巴巴罗萨的手下肆无忌惮地将西班牙的旗帜挂在自己的桅杆上，堂而皇之地进入雄伟的天然海港马翁。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市，抓获1800名奴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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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土耳其人势力范围向西地中海的扩张，基督徒的应对措施有两种：直面迎战或妥协和解。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也叫弗朗索瓦一世）打算与土耳其人合作，招致许多对手的毁谤；不过，在西班牙，与奥斯曼人的斗争被看作基督徒过去抗击摩尔人的伟大十字军运动的延续与强化。查理五世寻求“我们造物主的帮助与指导”，希望在神的祐助下，能够成功地“对巴巴罗萨发起最有效的攻击”。 [24] 在热那亚舰队司令安德里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的指挥下，基督徒发起了反击战。 [25]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多利亚所在家族涌现出多位热那亚的著名海军将领，安德里亚就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没有亲自参加法兰西斯一世在公元1528年发起的对那不勒斯的攻击战，表现出他的自主意识，然后又从法兰西斯的阵营投向查理五世。不过他为查理五世效劳，很可能主要是出于金钱的诱惑而非原则问题。他经营着自己的舰队，但他仍可使用家乡的造船厂；他还雇用志愿者作为水手，并招纳了形形色色的罪犯；他的成功使得更多的人自愿投奔而来，即便他实行了严格纪律，其中亵渎神明的行为被严格制止。 [26] 在许多方面，他就是海雷丁·巴巴罗萨的翻版，既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又愿为圣战事业奋斗。1532年，他受命去攻打希腊，向新主人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夺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科伦（Coron）的海军基地。让敌人意料不到的是，多利亚突破土耳其人的封锁，并派自己的军队驻守那里。在繁盛期，科伦与莫顿（Modon）曾是“威尼斯帝国的双眼”，保护着自爱奥尼亚海向东的贸易路线。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科伦是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苏莱曼派遣60艘帆桨船组成远征军，意图收复这里，但多利亚成功地将其击退。 [27]
公元1537年，苏莱曼派遣2.5万名士兵，交由海雷丁指挥，对科孚岛发动攻击，自此，苏丹对西方的关注开始加强。土耳其人对科孚的围攻自然对西方构成了威胁：奥斯曼人拥有该岛意味着获得了对意大利发起攻击的平台，还能够控制通往亚得里亚海的交通。在教宗的支援下，神圣同盟（Holy League）在尼斯成立，将多利亚、西班牙人和威尼斯聚集到一起，其中威尼斯在传统上对“高门”总是采取比较审慎的政策。1538年初，海雷丁对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几处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其中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纳夫普利翁（Nafplion）和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这不单纯是一对一的抗争，威尼斯人所控制的岛屿和沿海据点为西方船只提供了补给线和保护。奥斯曼人宣称他们从威尼斯人手中夺走了二十五个岛屿，有时实行洗劫，有时则是征收贡赋。 [28] 多利亚在神圣同盟大军行动中的糟糕表现充分说明了他是自己的主人这一性格特征。这支神圣同盟军队包括：36艘教宗的帆桨舰，10艘医院骑士团的战舰，50艘葡萄牙的战舰，以及61艘热那亚战舰。1538年9月28日，这支联合舰队在科孚海域的普雷韦扎（Preveza）战斗中与海雷丁指挥的奥斯曼舰队相遇。 [29] 当多利亚发现西方的舰队处于下风时，他竟然选择撤退而非继续战斗。作为热那亚人，他对保护威尼斯人的利益毫无兴趣，而且——尽管充分意识到苏莱曼与海雷丁造成的威胁——他仍然优先选择保护西地中海。当时的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将多利亚和巴巴罗萨比作从不彼此撕咬的狼，或者是“从不互相啄食对方眼睛的”乌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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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应对土耳其人，法国国王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法兰西斯一世深陷于同查理五世的纷争，他们都对意大利的米兰公国以及那不勒斯王国提出继承权的诉求，此前，法兰西斯的前任路易十二也曾对米兰公国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都曾入侵那不勒斯王国。当查理五世已经把公元1495年对那不勒斯的征服视为他所领导的十字军朝着最终夺取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胜利迈出的第一步时，从1498年到1515年统治法国的路易十二的眼界却相当狭隘。他的确对莱斯沃斯岛发起过一次远征，却成了一场灾难，打消了他对东地中海的所有野心。1507年，他投身于业已混乱不堪的热那亚事务，镇压城中发生的一次起义，但其目的依然是巩固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统治，而非发起一场法国人抗击土耳其人的伟大运动。他低估了阿拉贡的斐迪南在意大利北部调动反对派的能力。1511年在拉文纳的失利迫使路易撤出意大利；然而，其继任者法兰西斯却决心为法国向哈布斯堡的对手报仇，他先是收复了米兰，然后推行更加庞大的计划，最后导致1525年在帕维亚（Pavia）大战中的惨败，自己也被俘虏。 [31] 当他从马德里监狱被释放后，法兰西斯迅速放弃了与邻居哈布斯堡人和平相处的承诺，因为法国周边的所有土地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查理五世表示效忠。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并不特别忠诚于查理，法兰西斯也没必要担心他会被这些邻居包围，但他知道若想实现自己在意大利建立帝国的梦想，就只有向哈布斯堡施压。 [32]
法兰西斯想通过干涉西班牙人与土耳其人在西地中海的战争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33] 从根本上来讲，他与土耳其人缔结盟约的目的不是带来和平，而是施加灾祸。公元1520年，他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突尼斯，策动海盗们“给身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皇帝制造更多的麻烦”，这一计划表明法兰西斯毫不关心他想要成为其宗主的南意大利人民的利益。 [34] 那时，法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结盟还属于秘密交易，大多数交涉都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法国的代表还鼓动当地基督徒领主与土耳其人一起攻击哈布斯堡辖下的领土。1529年，法兰西斯派使者前去求见苏莱曼，目的是想对安德里亚·多利亚的背叛实行报复；就在同一年，法国提供的火炮被用来攻打了阿尔及尔海港入口处的西班牙堡垒。七年后，查理五世收到报告，得知法国人与奥斯曼宫廷达成共识要同时进攻哈布斯堡治下的领地。查理想通过建立针对土耳其人的神圣同盟的方式，使法兰西斯陷于被动，因为如果神圣同盟建立起来，那么法国国王就必须在基督徒统一体与土耳其同盟之间公开做出选择；对于法兰西斯来说，权力的平衡才是最要紧的，他想象着，奥斯曼人可以被用作压制哈布斯堡家族的筹码。 [35]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1529年苏莱曼攻打维也纳取得成功的话，法兰西斯将如何反应？1532年，向苏丹派去的使团十分清晰地阐述了法兰西斯的意图：苏莱曼应该集中力量攻打意大利，而非匈牙利和奥地利。法兰西斯想象着：苏莱曼的军队能够将哈布斯堡人赶出意大利半岛，之后他就可以打着基督的旗号，作为神指定的救世主进驻意大利。然而，苏莱曼再次由于同波斯国王的冲突而转移了注意力，将地中海的战争事务交由北非的海雷丁·巴巴罗萨负责。法国国王的表现给人们的印象是十足的玩世不恭。到1533年时，法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盟约已完全不是秘密：法国准备招待海雷丁派来的使者，数月之后，11艘精美的土耳其帆桨船抵达法国，带来了苏丹本人派遣的使团。双方的协商最后落实为“治外法权条款”（the “Capitulations”），这份商贸和约掩饰了其政治联盟的实质。 [36]
法国人对土耳其人的支持可谓厚颜无耻。公元1537年，12艘法国帆桨船出航，为100艘土耳其战舰提供二次补给，他们在地中海中部四处寻找海雷丁舰队的位置，闪避着马耳他骑士团的舰队。1543年，当海雷丁的舰队劫掠南意大利的海岸、掳走雷焦总督的女儿时，同行的还有一名法国大使。苏丹甚至还提出可以将巴巴罗萨的舰船借给法国国王。巴巴罗萨的舰队在响亮的号角和民众的欢呼声中抵达马赛。法兰西斯欣然盛情款待土耳其人，不仅举办盛宴欢迎土耳其海军的到来，还为海雷丁的舰队提供补给，这样一来，“他将成为海洋的主人”。于是，土耳其人对法国东部的沿岸地区发动侵袭以作消遣，这些地方并不属于法国，而属于皇帝的一位封臣，即萨伏伊（Savoy）公爵：尼斯遭到围困，昂蒂布（Antibes）的修女们被俘获成为奴隶。
就在这时，法国与土耳其人联盟的怪异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法兰西斯向土耳其舰船开放了土伦港（Toulon），邀请海雷丁的手下在那里过冬。法兰西斯还送给巴巴罗萨一座钟和一面银盘。三万名土耳其人散居于城镇及郊区，土伦大教堂也被改成了清真寺，还建立起奴隶市场，因为土耳其人继续从周围地区抓捕男人和女人，强迫其中一些男人到船上工作。土耳其钱币取代了法国钱币在当地流通。市议会抱怨土耳其军队消耗的橄榄太多，在这个自然资源不是很丰富的地方，食物和燃料供应都出现了短缺。巴巴罗萨也充分意识到他待在法国这件事引发了纷争，也担心食物供给的问题；他劝服国王送给他八十万枚金埃居（écus ），并在公元1544年5月离开。新的掠夺又开始了，而且更加野蛮，当巴巴罗萨离开土伦时，他说服法国舰队与他一起行动：托斯卡纳沿海的塔拉莫内（Talamone）被洗劫；伊斯基亚岛拒绝向入侵者提供金钱、男孩与女孩，后被摧毁；法兰西斯的使节勒波林（le Paulin）窘迫地见证着所有这一切。 [37] 1544年底，法兰西斯羞愧地与查理五世签署和约，承诺与西班牙联合对抗土耳其人，但事实上，法兰西斯与其继任者亨利三世（Henry Ⅲ）并没有因他们与土耳其舰队和柏柏尔海盗联合攻击他们的共同敌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土而感到内疚。例如，16世纪50年代末，法国海军与阿尔及尔人联合攻击了易受攻击的梅诺卡岛以及距离那不勒斯不远的索伦托。
查理五世其实也没有那么固执地不肯与穆斯林统治者，尤其是与突尼斯统治者，在地中海上进行任何合作。传统上，威尼斯也会与奥斯曼人妥协以谋取商业利益。杜布罗夫尼克通过向“高门”缴纳贡金来维持着自己的中立。但相比其他基督教统治者，法兰西斯谋取自己利益的方式更加残酷无情，他这么做只是希望为自己赢得意大利的领土和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的荣耀。查理五世更为冷静、谨慎地制定自己的政策，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他关注着伊斯兰教在地中海的扩张，以及新教在欧洲的扩张，而法国却在挑战他所掌管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西班牙诸王国的霸权。查理的政治热情取决于他与苏莱曼大帝以及马丁·路德及其后继者间的冲突。在他去世前不久，即公元1556年他宣布退位时，地中海内部的势力平衡仍很微妙。在此后十六年间发生的三件大事将最终决定伟大的海在相对较小的基督教西方与较大的伊斯兰东方之间的分裂，这三件事是：马耳他围城、奥斯曼人征服塞浦路斯和勒班陀战役（the battle of Lep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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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公元16世纪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可以发现：奥斯曼人的到来产生出一套新秩序，或者说是对伊斯兰教早期的怀旧情绪。现在，一个伊斯兰帝国再次从陆地与海洋的各个方向寻求势力扩张，穆斯林指挥的海军控制了东地中海的水域，并在西地中海通过代理人，即柏柏尔海岸（指北非海岸）的统治者向基督徒海军发起挑战。这是极为重要的转变。数百年来，穆斯林的海军逐渐控制了紧邻伊斯兰国家——埃及与叙利亚附近的马木留克舰队，最西端的摩洛哥舰队、爱琴海内部的土耳其埃米尔——的海域，伊斯兰的海上力量扩张到极大的规模。 [38] 此时的君士坦丁堡成了一个巨大舰队的指挥中心，与拜占庭时代帝国海军逐渐沦于热那亚与威尼斯人掌控之下的状况形成对比。技术精湛的海军将领成为海战艺术的专家。土耳其人不只是一支战斗力量；苏丹们还热衷于向首都提供生活物资，他们用谷物填饱不断增加的人口，用奢侈品装点帝国宫廷。 [39] 与此同时，在西部，西班牙的海军力量逐渐依赖于意大利的资源。下一章中将会出现的，在马耳他、勒班陀与土耳其人作战的“西班牙”船只中，绝大多数都来自西班牙治下的那不勒斯与西西里。 [40] 数个世纪以来，墨西拿的兵工厂兴盛繁荣；但自13世纪安茹的查理打算打造一个海洋帝国以来，西西里与南意大利还从未在地中海发生的各种海上冲突中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
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还有保守主义。地中海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帆桨船的长期使用。就船只本身而言，奥斯曼人用未干的或者说“绿色”木料建造的船只不像古典时期罗马的大型谷物船那样可长久使用。但帆桨船的基本设计几乎没有发生太多改变，除了威尼斯人建造的大量三桅帆桨船外——这种船行驶缓慢、比较笨重，进港口还需外力拖引，是从用以承担中世纪晚期前往佛兰德与黎凡特的航行的大型商用帆桨船发展而来。 [41] 西班牙帆桨船的长度约有40米，宽度仅有5～6米，长宽比例接近8∶1。与古代一样，沿着船的纵向一侧有升起的甲板，在其下部安装着划桨的长凳。这种规模的舰船每一侧放置的划桨长凳约有25条，每条长凳上坐5名桨手。 [42] 当条件允许时，也会使用风帆的牵引力，与威尼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相比，西地中海的人们更愿意使用较大的船帆。这可能更适于在水面更为开阔的西地中海航行，而在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与爱琴海，在海上航行的船只需要从一座岛屿驶往另一座岛屿，要在曲折的海岸线之间缓慢航行——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爱琴海，帆桨船编织着密集的交流网络。 [43] 有了船帆的力量，航速相当可观，可能达到每小时10～11海里，而依靠桨动力的普通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3海里，当需要加速追击或逃跑时，速度可翻倍。当然，人力无法维持长期快速划桨；每分钟划26次的频率只能维持20分钟。此外，还有一个老问题：较低的干舷在深海航行时容易被水浸，因而无法在不频繁停下的前提下，为桨手们提供充足的水和食物。 [44]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天气恶劣时航行不能离陆地太远，因此帆桨船总是与海岸相伴。然而，由于它们并不是完全依靠地中海变幻莫测的风向的牵引，因此它们也有可精确操控的优势，一位训练有素的船员可以驾驶着船在狭窄的水域中行驶。
通常，船员中既有奴隶，也有自由人。当然，管理船员时要将团队合作的概念灌输下去。一般会安排一名自由人桨手与一名非自由人桨手比肩而坐；自由人桨手拥有较多权利，可以监视身旁的非自由人伙伴，后者通常会戴有脚镣。不过，奥斯曼人的舰队由不同类型的船只构成，有的由奴隶操作，有的由志愿者操作。一份公元16世纪的报告提到一支由130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有40艘由奴隶来划桨，60艘由被征召的、会得到固定薪金的自由穆斯林操作，其余40艘由自愿加入的基督徒操作，当然也需要向后者支付薪金 [45] ；该报告还指出，一旦战争爆发，还要额外征召穆斯林，因为只有穆斯林才受到完全信任。各个村庄都需要提供应征士兵以及他们的生活费用——每20～30户家庭需供养1名桨手。 [46] 威尼斯设有“海军民兵”（Milizia da Mar ），这是1545年设立的行政部门，其职能是从威尼斯及其属地征兵；威尼斯的各种行会与协会共有近4000名桨手，而且无论何时士兵籍册上都会有1万多名士兵随时等候征召，再通过抽签从中选出要在帆桨船上服役的船员。 [47] 无论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的船员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无论他们在基督徒船上服役，还是在穆斯林船上工作，都需如此。显然，所有桨手都得遵守时间，并负担船桨的重量（有些帆桨船的桨是独立的，但大部分是五人桨，也就是五个人操纵一支巨大的桨）。在航行中，甲板上的状况相当糟糕：桨手们不得不在划桨岗位上就地解决排泄问题，尽管聪明的指挥官可以确保每两天清理一下粪便和其他杂物。与此同时，船上的空气污浊不堪。在船的坐板下方和舷门里有很小的空间，可供货物存放以及晚上蜷缩着休息。当船只遇到困境或沉没时，被缚的奴隶没有丝毫机会逃走；1571年，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在勒班陀附近爆发大规模海战时，双方都有大量奴隶遭遇这一命运。在航行中，许多桨手几乎全身赤裸；在夏季地中海的高温中，脱水是个问题，有些人在当值时死去，一名船长但凡有点儿理智，就会知道他无法承担失去桨手的损失。桨手轮换制意味着桨手有时间恢复体力。那些最具合作精神的人会被提拔进入船上的指挥层，从甲板下面沉闷、肮脏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帮助计算时间或负责其他重要事务。在一定程度上，船上的恶劣状况确实需要改变，但同样不能要求积极和周到地对待奴隶或志愿者。铁的纪律决定着一切。
奥斯曼舰队上的奴隶会被剃发以标记其身份，而穆斯林奴隶则会挂着一把摇晃的锁；他们的一只脚上还会戴上铁环以象征被俘。因此，在陆地上，人们可以轻易地把他们辨识出来，而且他们待在陆地上的时间更长。虽然在冬季航行并不罕见（运送使团、发动闪击战等），但冬季到来时这些奴隶中的绝大部分不会上船，而是从事一些与海洋完全无关的任务，如在菜园和作坊中做替补小工；有些人还可自己做些生意，严格地说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至少在威尼斯是这样），但如果他们想要赚钱为自己赎身的话，这就非常重要。即便在航运季节，他们也需要在岸上等待出海命令，他们的奴隶营（bagni ）经常是一些在城市腹地建造的洞穴和牢房，有自己的商店和市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各奴隶营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尚可忍受，有的悲惨不堪；同性的性强暴行为比较普遍。另外，奴隶营中还设有祈祷场所：里窝那（Livorno）的奴隶营有一间清真寺；阿尔及尔的奴隶营有进行礼拜的房间。除了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容忍，某些地区还有另一种倾向，如在北非，可以改变宗教信仰以获得自由，基督徒改宗者在柏柏尔人舰队中作用极大，经常能获得指挥权。 [48]
桨手们的食物供应充足，以使其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这也需要频繁靠岸进行补给。与早些年一样，不同舰队供应的饮食也不相同：公元1538年，在西班牙海军的西西里帆桨船上，一名桨手或中下级船员（ciurma ）的配给是每天26盎司船上特备干粮，一个星期中有三天配给4盎司肉食，其余四天则供应炖菜（主要是蔬菜）。在西班牙之外的地区，船上的人们更喜欢食用鹰嘴豆，而到16世纪时，肉食的供应量普遍减少。这个时期，帆桨船的体积越来越大，整个西欧的食品价格却大幅上涨。这意味着16世纪末舰船补给的成本变得让人难以承担：“地中海战舰的胃口像霸王龙一样已经超出环境的供养能力。” [49] 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和波斯的巨大战争开支，以及西班牙人在尼德兰的巨额军事开支——这导致在查理五世的儿子及继承人、顽固的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爆发了起义——使他们用于地中海船队的资金所剩无几，进而使土耳其和西班牙陷入僵局。
[1] D.Abulafia，The Discovery of Mankind：Atlantic Encounters in the Age of Columbus （New Haven，CT，2008），pp.33-44，82-6.
[2] 葡文原文即“米纳的圣乔治堡”。——译者注
[3] D.Blumenthal，Enemies and Familiars：Slavery and Mastery in Fifteenthcentury Valencia （Ithaca，NY，2009）.
[4] B.Pullan（ed.），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1968）.
[5] F.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Reynolds，2 vols.（London，1972-3），vol.2，p.880 dates the phenomenon too late.
[6] J.Heers，The Barbary Corsairs：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1480-1580 （London，2003）；G.Fisher，Barbary Legend：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15-1830 （Oxford，1957）；also J.Wolf，The Barbary Coast：Algiers under the Turks，1500 to 1830 （New York，1979）.
[7] P.Brummett，Ottoman Seapow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Albany，NY，1994），pp.123-41.
[8] Lively accounts in R.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the Final Battle for the Mediterranean 1521-1580 （London，2008），pp.11-27；and B.Rogerson，The Last Crusaders：the Hundred-year Battle for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London，2009），pp.261-5.
[9] A.Hess，The Forgotten Frontier：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frican Frontier （Chicago，IL，1978），pp.21，42，75-6.
[10] Ö.Kumrular，El Duelo entre Carlos V y Soliman el Magnífico（1520-1535） （Istanbul，2005），p.126.
[11] M.Özen，Pirî Reis and his Charts （2nd edn，Istanbul，2006），pp.4，8-9.
[12] 或译耶尼切里兵团。——译者注
[13] Fisher，Barbary Legend ，p.42；Heers，Barbary Corsairs ，p.61；Özen，Pirî Reis ，p.4；Rogerson，Last Crusaders ，p.156.
[14] 意为“信任的美德”。——译者注
[15] Heers，Barbary Corsairs ，p.63；Rogerson，Last Crusaders ，pp.160-63；Hess，Forgotten Frontier ，pp.63-4.
[16] R.Davis，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1500-1800 （Basingstoke，2003）；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34.
[17] Heers，Barbary Corsairs ，pp.64-5.
[18] Kumrular，El Duelo ，p.119；also Ö.Kumrular，Las Relaciones entre el Imperio Otomano y la Monarquía Católica entre los Años 1520-1535 y el Papel de los Estados Satellites （Istanbul，2003）.
[19] Heers，Barbary Corsairs ，p.68.
[20] Heers，Barbary Corsairs ，pp.70-71.
[21] Kumrular，El Duelo ，p.119.
[22] Heers，Barbary Corsairs ，p.71.
[23]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63.
[24] Wolf，Barbary Coast ，p.20（1535）.
[25] P.Lingua，Andrea Doria：Principe e Pirata nell’Italia del’500 （Genoa，2006）.
[26]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49；Heers，Barbary Corsairs ，p.69.
[27]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55；Rogerson，Last Crusaders ，p.288.
[28]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69.
[29] Lingua，Andrea Doria ，pp.94-101.
[30] Wolf，Barbary Coast ，p.20.
[31] D.Abulafia，‘La politica italiana della monarchia francese da Carlo Ⅷ a Francesco I’，in El reino de Nápoles y la monarquía de España：entre agregación y conquista ，ed.G.Galasso and C.Hernando Sánchez（Madrid，2004）.
[32] Heers，Barbary Corsairs ，pp.73-4.
[33] R.Knecht，Renaissance Warrior and Patron：the Reign of Francis I （Cambridge，1994），p.296；J.Luis Castellano，‘Estudio preliminar’，in J.Sánchez Montes，Franceses，Protestantes，Turcos：los Españoles ante l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Carlos V （2nd edn，Granada，1995），pp.ⅳ-ⅹlⅵ.
[34] Heers，Barbary Corsairs ，p.73.
[35] Hess，Forgotten Frontier ，p.73；Sánchez Montes，Franceses，Protestantes，Turcos ，p.52.
[36] Knecht，Renaissance Warrior ，pp.296，299，329.
[37] Knecht，Renaissance Warrior ，p.489；Heers，Barbary Corsairs ，pp.83-90；Hess，Forgotten Frontier ，p.75.
[38] Brummett，Ottoman Seapower ，pp.89-121.
[39] Brummett，Ottoman Seapower ，pp.131-41.
[40] G.Hanlon，The Twilight of a Military Tradition：Italian Aristocrats and European Conflicts，1560-1800 （London，1998），pp.29-30；D.Goodman，Spanish Naval Power，1589-1665：Reconstruction and Defeat （Cambridge，1997），pp.13，132.
[41] J.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 （2nd edn，London，2003），pp.245-7.
[42] N.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p.179-81；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209-34；H.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2003），p.73（plan of galley）.
[43]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83-4.
[44]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78-9，211-20；J.Pryor，Geography，Technology，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1988），p.85.
[45] 此处的舰只数目相加是140，与前面提到的130艘不一致，原文如此。——译者注
[46]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125-6.
[47]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98-9.
[48] Davis，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 ，pp.42-3（renegades），115-29（bagni ）.
[49]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2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