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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 奥德修斯的继承者（前800～前5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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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希腊人是否同腓尼基人一样拥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我们不甚清楚。直到公元前6世纪他们面临来自东方的波斯的巨大威胁时，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及爱琴海区域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不同群体才开始强调他们的共性；这种希腊认同感在与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海军在西地中海打响的战争中被进一步强化。 [1] 在希腊人心中，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埃奥里亚人（Aeolians）和阿卡迪亚人是相互独立的群体，而不是总体意义上的赫拉斯人。斯巴达人骄傲地以多利亚人的后裔自居，认为自己来自北方。雅典人认为自己是无人能征服的古希腊人的后代。爱奥尼亚人渡过爱琴海，在希俄斯岛、莱斯沃斯岛及亚洲沿岸的新定居点繁衍生息。我们不能将所谓的“希腊人”简单地认定为那些对希腊诸神和英雄的传说津津乐道的人，因为这些故事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伊特鲁里亚人中间也有流传。也不能将我们现在称为希腊的土地上的居民都认定为希腊人，因为他们中有那些住在岛屿与沿岸的更早的异邦人——一般被称为佩拉斯吉人或提色尼安人——的后人。除此之外，讲希腊语的人还从爱琴海和伯罗奔尼撒向外移民，有一些来到了小亚细亚，他们将在此生活二千五百年；还有一些迁居到了西西里岛、意大利和北非。
地中海铁器时代早期的这场大移民是如何、何时、为何出现的，至今仍是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改变了这个地区，将古希腊的物产、众神、风尚、思想与希腊人向西带至西班牙，向东带至叙利亚。希腊人对这些迁徙的记忆体现在了关于他们的祖先的传说中，这些传说往往十分复杂且相互矛盾，讲述了他们的先祖跨越地中海以播撒自己的“种子”的过程。在有的传说中，一个族群中的所有人都登上船只，被带往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这些传说所讲述的更多是他们分散的时间，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久远之前的英雄们的居处。 [2] 因此，许多人痴迷于辨认自己古老的祖先，把他们同某些地名和族群之名联系起来，根据一些语源学上的推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推论都是错误的）和离奇的事件，在地图上勾勒出他们迁徙的路线。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特洛伊的陷落不仅导致迈锡尼和派娄斯英雄世界的瓦解，它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标志着希腊人开始游弋于地中海及地中海以外的区域。在这个新的时代，航海者们不得不与公海之上的危险——例如会唱歌的塞壬（Sirens）、女巫喀耳刻（Circe），以及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做斗争。风暴肆虐的海域被记录在了荷马的《奥德赛》和其他一些从特洛伊返乡的英雄（这些英雄被称为“Nostoi ”，意为返乡者）的故事之中。该海域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相关故事对其具体区域的描述也极为模糊。海洋之神波塞冬被构想为很不喜奥德修斯的神，他经常将奥德修斯脆弱的船只撞为碎片：“所有的神都可怜他，除了波塞冬——他冷酷无情，狂怒无常”，尤其在奥德修斯杀死了波塞冬的怪物儿子，也就是独眼巨人之一波吕斐摩斯（Polyphemos）之后。 [3] 所有流浪者都以最终能返回故乡为目标，无论是西方的奥德修斯，还是游荡于利比亚和埃及的斯巴达的墨涅拉奥斯（Menelaos）。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诱惑，有忘忧岛，还有海中女神卡吕普索（Calypso）的洞穴；但这些都不能取代家中的炉灶，王后佩涅洛佩（Penelope）坐在炉旁纺织，避开酒宴上的求婚者，等待着失踪的丈夫。毫无疑问，古典希腊著作《荷马史诗》的评注者已经确定了《奥德赛》中提及的很多地方的位置，特别是那些位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周边水域的地点：斯库拉（Scylla）的水域和卡力布狄斯（Charybdis）旋涡最终被认定为水流湍急的墨西拿海峡；忘忧岛则似乎与杰尔巴岛（Jerba）相对，在今天的突尼斯海岸附近。克基拉［Kerkyra，今科孚岛（Corfu）］被认为是阿尔金诺斯（Alkinoos）国王的领地，奥德修斯在此岛沿岸遭遇海难后，向这位国王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且有幸得到了国王美丽的女儿诺西卡（Nausikaa）的帮助——从奥德修斯裸露的身体中，她看出了他的尊贵身份。 [4] 无论荷马是谁，也无论他生活于什么年代（可能是公元前700年前后），他在地理位置方面都叙述得不够详尽。对于早期希腊航海者而言，他们很容易把《奥德赛》当作一本关于地中海航行的指南。一些严谨的学者和航海者认定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揭示了真实的历史，他们致力于复原奥德修斯的航行路线。 [5] 但是荷马笔下的海被认为是地中海和黑海的混合物，可能还涉及大西洋的一些水域。例如喀耳刻居住的埃阿亚岛（Aiaia）从其名字看，似乎位于东方太阳升起的某个地方。与荷马生活时代较为接近的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却认为喀耳刻必然生活在距意大利较近的地方。地中海的地图在诗人手里具有极大的可变性。 [6]
希腊人及其邻居也意识到了那些在特洛伊陷落几个世纪后导致人们不断迁移的动乱，他们试图确定迁移者是谁的后裔，以此使关于这场移民的故事变得个体化。这个被人不断重复讲述的故事最终使罗马人相信，他们是从特洛伊城逃出的埃涅阿斯的后裔。在他的冒险经历中移植有很多奥德修斯的经历，比较著名的便是探访地府。伊特鲁里亚人也坚信他们是奥德修斯［他们称其为乌利斯（ ），拉丁语写作乌利塞斯（Ulysses ）］或埃涅阿斯的后裔。希腊和特洛伊的英雄们成为地中海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希腊人失去了对其的专有权。毕竟荷马告诉我们的仅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伊利亚特》讲述了特洛伊被围攻的几十天中发生的故事；《奥德赛》则是关于一位英雄的返乡之旅及儿子寻找父亲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中还有大量可以填充的空白，且有大量口头传说可被古希腊作家们采用。从公元前7世纪的赫西俄德到雅典伟大的戏剧作家，他们都非常深刻地描述了阿伽门农返乡后的权力之争及其被谋杀于浴室的故事。特洛伊故事的快速传播可由瓶画、刻纹镜子及其他物品印证，它们不仅描绘了荷马记载的故事，还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的其他方面及战后之事。这些物品似乎属于前7世纪，特别是《奥德赛》中记载的很多场景可由前600年以前的希腊陶器印证，其中包括塞壬的故事和较之稍晚的女巫喀耳刻的传说。 [7]
《奥德赛》令人不解的方面在于，不仅英雄在何处抵达陆地模糊不清，其偏离故事中心的家乡的具体位置也不准确。伊萨卡岛位于迈锡尼世界的最边缘处，毫无疑问，对那些早期迈锡尼贸易者来说，此地是他们进入南意大利的跳板。越过伊萨卡岛和其他几个爱奥尼亚海上的岛屿就可以到达克基拉岛；从克基拉岛航行一小段距离便可进入南意大利，经此地可进入斯巴达人在塔拉斯的殖民地，该殖民地建于公元前706年，非常靠近斯科格里奥遗址，斯科格里奥的南意大利土著居民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获得了大量迈锡尼陶器。在前800年之后，来自西爱琴海的科林斯和埃维厄岛的陶器被运至伊萨卡岛和小镇艾托斯（Aetos）。在艾托斯人们发现了许多科林斯陶器，显然这里是科林斯人的一个补给站。此地还有一间神殿，航海者向神殿供奉琥珀珠、青铜护身符及金饰品等来自克里特岛的物件。 [8] 尽管施里曼想尽办法要找到奥德修斯的宫殿，但几乎没有遗迹可以证明伊萨卡岛曾存在过迈锡尼人繁荣昌盛的生活中心。该岛并没有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变动中被摧毁，旧有的崇拜中心依然活跃，而且旧有人口和习俗的存续也可以解释，为何留存至今的奥德修斯返乡故事的细节要比其他返乡者的故事更为丰富。在城中有一个为奥德修斯修建的神殿，建立时间为前8世纪中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希腊人相信该神殿纪念的是奥德修斯献出的青铜三足器，此处也是他最终返回岛上的位置。奥德修斯的信徒在神殿留下了他们自己的三足器，现在这些三足器已经出土。 [9]
荷马已经意识到商人们正在探索爱琴海以外的海域。他赞扬海盗的勇气，鄙视商人们的经商方式；他将一个腓尼基商人描绘成“内心虚伪狡诈、已经做了许多害人之事”的人，因为腓尼基人是“非常狡猾”且“行为不端”的民族。 [10] 荷马回想起那个交换不是通过商人间的交易，而是贵族武士间的互相赠礼完成的时期：“他已经送给墨涅拉奥斯两个银浴盆、一对三足器和十塔兰特黄金。”在荷马心中的英雄时代，人们依照传统的行为准则行事。根据荷马描绘的图景，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构想出了一个“奥德修斯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早于希腊商人的商业化世界的。 [11] 但是荷马自己也感到很矛盾。一些王公贵胄也有可能经商，甚至诸神也会扮作商人。在《奥德赛》的开篇，雅典娜就以高贵的商人形象出现在了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Telemachos）面前：“我乃门忒斯（Mentes），聪慧的安基阿洛斯（Anchialos）之子。我统治着喜好航海的塔福斯人（Taphians）。现在，我已偕同伙伴驾船而来，穿过泛着酒色的海面，前往异邦之地忒墨塞（Temese）。我带来了闪亮的灰铁，希望换取此地的青铜。” [12] 一般认为，忒墨塞是南意大利的一个地名，但坦率而言它可能是任何地方。事实上，荷马的关注范围几乎不涉及意大利。荷马偶尔会提到西西里人，不过他们大多出现在《奥德赛》第二十四卷，此卷是后来杜撰的结尾，或对此前事件进行了大肆篡改。
在《奥德赛》最负盛名的一节中，荷马描述了奥德修斯的船员与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邂逅。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读出希腊人在同陌生原始的外界族群接触时的重重忧虑，尽管他们看似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荷马很轻率地对文明与野蛮做了区分。独眼巨人“妄自尊大且无法无天”，他们并不费心耕种土地，而是直接采集他们所需的物资。“他们从不开会商讨相应事宜，也不制定相关法典”，在洞中过着孤僻的生活，并不关注自己的邻居。 [13] 他们是不敬神明的食人一族。 [14] 总之，他们不懂得贸易的好处：“巨人库克罗普斯没有造出涂红了船首的船只，他们中间也没有造船的工匠，因此无法建造结实的船只，无法到达每个有人居住的城市，也无法完成海上航行之人可以完成的诸多任务。” [15] 而忒勒玛科斯生活的岛屿则很容易就能找到修造海船的船匠，因为雅典娜建议忒勒玛科斯打听他父亲的音讯，“准备一条你能找到的配有二十位桨手的最好船只”。 [16] 在这个时代，海上航行是自然而便捷的。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人们开始在地中海上与其他地方建立联系。希腊人与腓尼基人或是联合或是竞争，不但他们的发源之地开始焕发新生，其在故土之外建立的城市文明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另外，他们对定居地之外的地中海上的其他族群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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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特别是埃维厄岛）的希腊人开始与面向第勒尼安海而居的族群往来的时刻被描述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西方文明而言，“该时刻几乎要比古代取得的任何单项进步都更为影响深远”。 [17] 它不仅对于希腊的商人和移居者最早踏上的意大利土地是一个重要时刻，对于希腊本土繁荣的贸易中心亦是如此：埃维厄岛上的城市衰落后，科林斯控制了航线，将成千上万的精致陶瓶运往西方，并将诸如金属和食材等原材料运回来；继科林斯之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开始获得同样的贸易统治地位。希腊能够在青铜文明衰落后重现繁荣，希腊手艺人偏爱的独具风格的物件能够广布各地（希腊艺术因此成了远西的伊比利亚和伊特鲁里亚手艺人的参照对象），离不开这些外部的资源和联系。要书写希腊文明史，如果不关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水域，而只描述雅典和斯巴达崛起的故事，就如同在书写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时认为文艺复兴只发生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希腊人与那不勒斯湾的首次接触可追溯至迈锡尼时期，维瓦拉岛（Vivara）上发现的陶器可以证明此点。埃维厄人大约于公元前750年在邻近的伊斯基亚岛建立了一个落脚点。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是有意紧随其青铜时期先人的足迹的；但铁器时代的第一批希腊移民定居在了深入第勒尼安海海域的某处一事仍令人费解。紧接着，他们在该海湾的库玛［Kyma，即库迈（Cumae）］建立了一个陆上定居地。 [18] 半个世纪后，斯巴达人在意大利靴跟处的塔拉斯［即塔兰托（Taranto）］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从该地可以轻松航行至爱奥尼亚诸岛和科林斯海峡，且对于在意大利土地上的首次试探性探索而言，定居这里似乎是更合乎逻辑的选择。尽管如此，一般观点认为，腓尼基人已经多次航行至北非，甚至在此之前已经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塔特索斯。这些漫长而雄心勃勃的路线的形成以获取金属为动机，无论是托斯卡纳和撒丁岛的铜和铁，还是撒丁岛与南西班牙的银。晚于这个时代的一份希腊文献在记载腓尼基航海者前往塔特索斯的航行时，对腓尼基人能在遥远的西方找到这些财富表示惊讶。据其记载，这些商人载着油向西航行，然后踏上归途，带着“如此之多的白银，以致船只上没有空间再装载或者再接收白银，于是他们在起航之时将所有设备与器具都打制成了银具，甚至还打制了银制船锚”。 [19] 而且我们还可看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这些水域，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尽管这些水域上的主要定居地，如迦太基和库玛，都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例如希腊城邦中的居民并不认为他们是希腊人，而是自称埃维厄人、多利亚人或爱奥尼亚人），但这些跨越广阔海域的航线是一项合作性事业。
连接埃维厄和伊斯基亚两岛的贸易路线的两个端点在哪里是一个谜。为何在经历了“黑暗时代”的长期衰退后，埃维厄岛会成为第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中心，至今仍不得而知。 [20] 埃维厄是一个被森林覆盖的狭长岛屿，它的一侧与希腊本土相连；从希腊本土至此最多几英里的路程，赫西俄德却过分夸大了穿过该狭窄海峡的恐怖。岛上的两大主要城市哈尔基斯（Chalkis）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控制着优质的自然资源，且在与雅典和科林斯的地方贸易中较好地开发了这些资源，这一点或许是关于埃维厄崛起的最有力解释。埃维厄盛产木材，这对于船只建造至关重要。实际上，一首献给阿波罗的荷马式赞歌（Homeric Hymns，即写于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的赞美诸神的一类诗歌，它们被认为带有荷马的风格）就曾描述该地“以船只闻名”。酒是另外一种资源——早期希腊语单词“woinos ”被传到意大利，在这里伊特鲁里亚人将这个词改为了罗马人所知的“vinum ”。 [21] 哈尔基斯的名字说明该地区富藏铜矿，而且在埃维厄岛的勒夫坎迪（Lefkandi），人们发现了用于铸造三足器的模具，它们属于约前10世纪晚期的物件。当时勒夫坎迪是一个繁荣的中心，在该地，一处一端呈半圆形的建筑已被挖掘出来。据测量，该建筑长四十五米、宽十米，修建时间为前950年以前。它是在石头地基上用泥砖修成的，其屋顶上有茅草覆盖。这是一位伟大武士的壮观陵墓，该武士身披亚麻布斗篷（其残片还在），在他身旁有铁剑、矛以及随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三匹马。墓中还有一具女性骸骨，她的陪葬品有金首饰以及铜铁制成的别针。 [22]
埃维厄人并未将其所有精力都投向伊斯基亚岛。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将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打造成东西地中海贸易网中的中间点。早在公元前11世纪晚期，制陶术已经从叙利亚海岸传至勒夫坎迪。约前825年，阿尔米纳建立了贸易点，这加强了勒夫坎迪与叙利亚的联系。勒夫坎迪遗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被莱昂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爵士发掘，他很明确地阐述了埃维厄岛作为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对其周围地区的重要性——向东是欣欣向荣的亚述帝国，沿海岸下行可到达推罗和西顿，穿过公海可到达爱奥尼亚人（即希腊人）的土地。 [23] 它与塞浦路斯的联系更为紧密，经塞浦路斯可到达叙利亚诸城镇、南安纳托利亚及尼罗河三角洲。埃维厄是所有沿海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腓尼基人在克提昂的殖民地也住着希腊居民和商人。在埃维厄的遗址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来自塞浦路斯的青铜权杖头，以及源自埃及或黎凡特地区的金器、彩陶、琥珀及水晶。 [24] 依据勒夫坎迪武士墓中出土的精美衣物残片推测，高质量的针织物对于勒夫坎迪的居民也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商品。叙利亚沿岸以生产布匹而闻名，其染料更是吸引了很多希腊人前往黎凡特。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埃维厄岛成了前9世纪希腊世界中最为繁华的地区（除部分希腊化的塞浦路斯岛外）。这些商品是由什么人带至埃维厄岛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前8世纪，在哈尔基斯人和埃雷特里亚人于伊斯基亚岛建立定居点之前，此地就已经开始繁荣。可能从塞浦路斯到来的商人并非希腊人，而是腓尼基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早期希腊诗人会了解腓尼基商人及其先进技术。
另外一个未解之谜是，埃维厄人从与塞浦路斯和黎凡特的商品交换中能获得什么。由于他们开辟了向西的航线，他们可以获得金属供应，如铜和铁，并以此换取东方的产品，因为很明显，在这个时期当地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埃维厄人的迫切需求。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义务供应一些货物，而这些在考古层中是没有留下确切痕迹的：成袋的谷物、装有酒和油的陶罐以及带瓶塞的香水瓶。装运这些产品的陶罐被运至远及以色列王国或位于南部安纳托利亚的奇里乞亚（Cilicia），陶罐的设计与图案固然已备受赞誉，但最重要的还是它们盛装的货物。之后，由于这种贸易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贸易，为了能够购买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埃维厄人被激发出了进一步寻找金属和其他一些商品以进行抵付的动力，因此进入了第勒尼安海。一些来自埃维厄岛或至少是埃维厄风格的陶器可以证明，埃维厄岛与撒丁岛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托斯卡纳海岸及内陆的铁矿依旧是较好的资源，在此地一些繁荣的村庄逐渐合并成为伊特鲁里亚繁荣城邦文化的基础。所以，埃维厄人渐渐开始与环第勒尼安海的居民建立联系，最初是以腓尼基人为媒介，而后通过他们自己的船只。
伊斯基亚是埃维厄人选择的一个基地，奇怪的是，他们称此地为匹德库塞（Pithekoussai ），意为猴子的领地。该岛一大吸引人之处为其葡萄园，另外还有其安全的近海地理位置，以此为据点，埃维厄贸易可向外辐射，寻找意大利中南部及诸意大利岛屿上的产品。 [25] 在约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拉科阿梅诺（Lacco Ameno）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基地，此地出土的两件特殊文物可说明这一遥远的定居点与希腊世界的联系。其中之一是产自罗得岛的酒杯，该酒杯被随葬于一个约十岁的男孩的坟墓之中。酒杯上镌刻了一段基调轻快的铭文：
涅斯托耳（Nestor）有一个精美的酒杯，任何人用此酒杯饮酒都将很快对戴着金黄色花冠的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充满渴望。 [26]
据《奥德赛》中的陈述，涅斯托耳的酒杯由黄金制成，但是在倒入酒水之后，它就有了仅凭黄金无法赋予的魔力。 [27] 该则铭文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地方。它由哈尔基斯居民喜爱的希腊字母书写而成，它的刻写很有可能并不是与罗得岛上的铸造同时完成的，而是后来被埃维厄岛的希腊人添加上去的，当时他们已经从到访埃维厄岛的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文字。埃维厄人将这种字母文字向西带至意大利，之后这种字母（而非在希腊世界获得成功的阿提卡字母）促成了伊特鲁里亚字母文字的诞生，并由此衍生出了罗马的字母文字。除荷马的标准颂诗外，该诗是从前8世纪流传下来的唯一的韵体诗。它对于涅斯托耳的提及，进一步说明特洛伊战争在古风时期希腊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据的中心位置。与罗得岛的联系，不论是直接联系还是通过哈尔基斯人或埃雷特里亚人建立的间接联系，也为出现于伊斯基亚的一些产自罗得岛的小香水瓶（aryballoi ）所证实，人们在葬礼中用光瓶中之物，然后便丢弃了这些瓶子。
来自拉科阿梅诺的另外一件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一个浅颈花瓶（krater ），其边缘部分的图案描绘了一场海难。这也是第一个此种类型的陶器，是从意大利遗址出土的第一个有叙事画的花瓶，而且是在当地制造的。它展示了一艘船——与后来科林斯陶器刻画的那种船甚为相似——被打翻，其船员为了活命在海中游动，但是一人已经淹死，另外一人即将被一条大鱼吞食。接下来的场景是肚满肥圆的鱼将尾巴翘起，说明后一位船员似乎并未逃脱被吞食的厄运。这里并不存在《奥德赛》或其他英雄返乡故事中的场景，其展现的可能是当地常见的一种情况，即真实世界中的人一旦到了海上便再无回归之时。其他来自古墓的证据也可以证明，海上交通对伊斯基亚的匹德库塞居民十分重要。有一些来自南伊特鲁里亚的花瓶，它们呈纯黑色，被称为巴契罗（bucchero ）；使之尽显典雅之风的是它们的造型，而不是装饰图案。南伊特鲁里亚与东方的联系特别紧密，在该地公元前8世纪70年代的古墓中，有约三分之一出土了产自黎凡特或在黎凡特影响下生产的产品。 [28] 在一座小孩的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圣甲虫护身符，上面有法老博克霍里斯（Bocchoris）的名字，据此可断定这是约前720年的墓。此外，塔尔奎尼亚（Tarquinia）的一处伊特鲁里亚遗址出土了一个彩陶花瓶，花瓶上的文字也提到了该法老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航线以埃及为起点，可能经过腓尼基或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到达希腊，而后进入第勒尼安海。无论如何，匹德库塞并非这条贸易线的终点，商人们继续向前推进，一直到达富藏金属资源的托斯卡纳海岸。就像海外的腓尼基人最终成为比黎凡特的腓尼基人更为忙碌的商人一样，在遥远的西方，埃维厄人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活跃的贸易世界，并最终将叙利亚、罗得岛及科林斯与匹德库塞连接在了一起。
匹德库塞的居民是贸易者，同时也是男女手艺人。一片可能源自厄尔巴岛（Elba）的铁渣揭示了与伊特鲁里亚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因为伊斯基亚并不生产金属。考古学家在这里也发现了冶炼设备，且从一些残存的金属短线和锭块来看，这里已经生产了铁器和青铜器。这是一个由勤劳的外来人员组成的社会劳动群体，根据最准确的估计，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其人口为4800～9800人。因此，昔日的中转站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在此安家立业的不仅有希腊人，还有一些腓尼基人及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人。一个装有幼儿遗骸的陶罐上刻有腓尼基人的标志性图案。 [29] 我们不能只因为匹德库塞是希腊人建立的基地，就断言这里只有希腊人，特别是只有埃维厄人居住。如果外来的手艺人能带来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技术，他们也会受到欢迎，不论他们是科林斯的制陶者（从约前725年开始住在库玛），还是腓尼基的雕刻者（可以满足意大利人对东方雕刻品的需求）。因此，匹德库塞成为一座桥梁，“东方化风格”的物品汇集此地，并经此地传向西方。匹德库塞人注意到，伊特鲁里亚南部的一些正在兴起的村落，如维爱（Veii）、卡埃里（Caere）和塔尔奎尼亚，对东方的物品充满渴望，所以它们向早期的伊特鲁里亚人出售其想要的物品，作为交换，它们将获得产自伊特鲁里亚北部的金属。一些村庄围绕着“七丘”聚集，它们就在伊特鲁里亚南部的台伯河对岸，但他们是否注意到了此点，我们就不太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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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讲述了埃维厄岛的城市被卷入利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的经过。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最惨烈的一次内战。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且几乎没有关于它的细节性描述；它可能是为争夺对利兰丁平原的地下铜矿和铁矿资源，或者平原上的葡萄园和牧场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 [30] 无论如何，至公元前700年，埃维厄岛已经盛极而衰。它无法继续维持领先地位，因为其他中心（如科林斯）已经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者。与西方的贸易为科林斯带来发财的机会。荷马早已描述过该城的富有。 [31] 前5世纪的传统主义诗人品达（Pindar）在《奥林匹亚颂》中唱道：“我将会了解幸运的科林斯，那地峡上的波塞冬门户。” [32] 前5世纪的科林斯在领土和人口规模上，仅是雅典的约三分之一；但它凭借地利可以从跨地中海贸易，以及范围更大的自希腊西至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第勒尼安海的贸易网络获取巨额利润。坐落在连接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交通线上，科林斯也可以从穿越地峡的陆路贸易中获利。 [33] 科林斯卫城的陡峭要塞中（可能是几个村落的聚合体）的居民在约前900年就与更远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当时科林斯原几何风格的陶器已经到达维奥提亚（Boiotia）；至前800年，数量可观的科林斯陶器作为祭品被虔诚地送至德尔斐（Delphi）。 [34] 至前8世纪中期，很多科林斯陶器被运往匹德库塞，并从那里沿贸易路线下行至伊特鲁里亚的一些早期村庄。 [35] 在前7世纪，科林斯人在地峡的两端建立了港口，一个港口在科林斯湾的勒凯翁（Lechaion），另一个在肯克里埃（Kenchreai）。从肯克里埃出发经萨龙湾（Saronic Gulf）可进入地中海；萨龙湾的水域更为平静，但从科林斯到这里需要花费更长时间。与港口同样重要的，还有科林斯人建立的船只专用滑道（diolkos ）。通过滑道，科林斯的奴隶们可以经陆路将船舶从一个港口转移至另一个港口。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极富想象力地把滑道比作性行为：“这种滑道对于地峡有什么意义呢？你们上下抽动阴茎的次数远比科林斯人将船推过滑道的次数还多！” [36] 与东西方——包括希俄斯、萨摩斯、伊特鲁里亚——进行频繁贸易的证据在科林斯出土的陶器中就可以轻松找到。 [37] 修昔底德断言，科林斯是一个造船中心，因为“据说，赫拉斯的第一艘三列桨战船就是在科林斯制造的”。 [38]
在公元前625年至前600年间的某个时间，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ros）与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统治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要建立一个范围远至爱奥尼亚和埃及的联盟。僭主的外甥基普塞洛斯（Kypselos）以普萨美提克（Psammetichos）作为自己的昵称，这也是与佩里安德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法老之名。爱奥尼亚人的一个贸易据点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Naukratis）逐渐建立，很快科林斯的陶器便出现在了此地。 [39] 至前6世纪中期，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在购买陶器时最偏爱的就是科林斯陶器。在前8世纪晚期，迦太基人模仿了科林斯人的设计图案，随后就屈从于科林斯正宗陶器的小规模进口。伊特鲁里亚人在购买陶器时有能力鉴别其中的优质产品，例如约前650年的基吉陶瓶（Chigi vasa）是流传至今的最精美的科林斯陶器。直到前6世纪，雅典陶器才在出口至意大利的陶器中占据优势地位。 [40]
尽管科林斯陶器精美典雅，但没有人会相信科林斯仅凭人们对这些陶器的需求就能维持与东方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城市中致力于陶器生产的区域并不大。多数陶器作为压舱物放在装满易腐商品（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染成深红色、紫色、火红色和海绿色的地毯、毛毯、亚麻衣料）的船舱内。 [41] 这些商品的生产依赖于染料的供应，因此与腓尼基的紫色染料的贸易者的联系显得颇为重要。其中的一个联络点位于黎凡特地区的商业中心阿尔米纳，在这里希腊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人（Aramaeans）及其他人群混杂而居且互通有无。 [42] 而科林斯的优势在于产品的多样性。科林斯商人们拥有种植业与畜牧业产品、木材、精美器皿及陶砖（他们将大量的陶砖送往德尔斐的神庙，除了个别覆盖着大理石屋顶的建筑之外，那里的其他建筑都用陶砖覆盖屋顶）。小型的青铜制品是备受青睐的出口品，青铜和铁制成的武器、铠甲也广受欢迎，早在公元前700年，科林斯人就开始在这一领域享有盛誉。 [43]
成功的代价是嫉妒，且在科林斯与其邻邦发生的战争中，勒凯翁曾几度落入敌人之手。但科林斯的政策总的来说是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邻居保持和平关系，该政策一直沿用到了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毕竟海上和陆上的冲突对一个贸易城邦来说是有害无益的。然而我们不太确定的是这种贸易是否由科林斯船只完成。在科林斯，我们发现了大量制造于前460年之前的迦太基双耳细颈陶罐，这说明科林斯与西地中海之间活跃的食材贸易是由科林斯人和迦太基人共同完成的。有人提出，运往科林斯的陶罐中装载的主要产品是一种用鱼的内脏制成的臭鱼酱，这种鱼酱从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的遥远的腓尼基人贸易中心库阿斯（Kouass）运来。 [44] 前8世纪末至前3世纪中，科林斯生产的双耳细颈陶罐已遍布西地中海，向西它们最远被运至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和伊维萨岛，南意大利及希腊人在昔兰尼加（Cyrenaica）的定居点也能看到这种陶器。制造这些陶罐是为了装载货物，且它们的出现揭示了当时活跃的谷物、酒和油的贸易；随着希腊本土的滨海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像西西里岛这样的地区对谷物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而且将西方的希腊人与其故土联系起来的生命线就是通过科林斯地峡建立起来的。作为回应，科林斯将其土地上产出的富余产品油和酒卖给西西里岛及更远处城市的购买者。 [45]
科林斯的崛起引起了关于古代地中海经济的更广泛的争论。例如摩西·芬利认为，财富的根基在于本地的农业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他坚称，在科林斯，奢侈品的贸易量是很小的，以至于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明显作用，且后来的雅典亦是如此。芬利对人类学家关于礼物交换的观点深信不疑，认为在这一时期，相互联系远比寻求利益重要。很多证据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46] 例如自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来，科林斯人开始使用一种银币，而且南意大利发现的一些窖藏银币表明，这些钱币早在前6世纪末就被带至西方。爱琴海世界中可以辨别的最古老硬币源自吕底亚（Lydia），但我们不知道科林斯人铸币的想法源自何处。很可能科林斯人铸币的最初动机是使那些使用他们的两个港口和滑道的商人定期缴纳税款。 [47] 无论如何，至前600年，从事贸易的人要远远多于从事礼品交换的代理人。
在科林斯早期历史中有两个人物证实了这一观点。一个是佩里安德，他的父亲领导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之前统治该城市的巴克基阿德（Bacchiad）王朝。 [48] 佩里安德统治科林斯的时间为公元前627年至前585年；就经济层面而言，这是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希罗多德认为佩里安德具有许多独裁者特有的坏品质：他被认为谋杀并尸奸了自己的妻子梅丽莎（Melissa）；他因为儿子死于克基拉岛而被激怒，从克基拉岛掠夺了三百个男孩并将他们籍没为奴，然后将他们送往吕底亚阉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他是严酷独裁者的典型。但亚里士多德也在其他方面提出，佩里安德依赖于市场和港口的税收，且秉公执法；甚至还有一些人将其推崇为古希腊七贤之一。 [49] 后来的很多文献公开断言，他是奢侈行为的反对者，据说他烧毁了深受科林斯贵妇喜爱的精美衣料，制定法律反对蓄养奴隶，主张臣民应自己从事劳动。 [50] 他憎恶懒散。此处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关于他的遥远记忆中，他的政策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人物是巴克基阿德王朝的独裁者德玛拉图斯（Demaratos）。直到很久之后的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德玛拉图斯的生平细节才得以披露，且披露人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是一位不太可信的作家。据说当德玛拉图斯的王朝被推翻后，他于约公元前655年逃至塔尔奎尼亚，并与当地一位贵族女子结婚。该女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塔克文（Tarquin），也就是罗马的第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据说德玛拉图斯也带来了一些手艺人。 [51] 科林斯人肯定发生过流散，而且巴克基阿德王朝曾积极建立科林斯人的海外殖民地。在约前733年，该王朝的臣民在西西里岛建立了最有影响力的希腊城邦叙拉古；约在同一时期，他们还在克基拉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但是与其的关系有时并不是很好。 [52] 克基拉岛是科林斯人沿伊庇鲁斯（Epeiros）和伊利里亚（Illyria）海岸建立的定居点之一，但克基拉本身也在埃比达姆诺斯——现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建立了一处殖民地。克基拉和叙拉古保护着穿过爱奥尼亚海前往亚得里亚海的贸易者。从亚得里亚海里的殖民地人们可以获得产自巴尔干内陆的银，科林斯人铸造的精美钱币正是用这种银做成的。前4世纪初，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在努力控制中地中海水域时，决定在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沿岸“建立一些城市”，目的是“确保通往伊庇鲁斯的航线的安全，且这些城市可以为船只提供停泊处”。 [53] 关于叙拉古和克基拉之建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其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已经存在的贸易路线，还是安置科林斯无法养活的多余人口？ [54] 当殖民者在新占领的土地上稳固扎根后，他们就可以进行初级产品（如谷物）的贸易，进而缓解母邦在基础生活资料方面的压力，并使母邦能够不受任何约束地继续发展。
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这一时期，一个希腊城邦将居民送至海外的动机有很多：在社会的顶层，有政治放逐者；在底层，有盯上新市场的商人和船主；此外有一些手艺人，他们意识到在遥远的西西里岛和法国南部地区，对其产品的需求正在增加；还有一些人要到西方寻找可耕种的土地。拓殖活动并不意味着母邦发生了饥荒，它象征的是财富的不断增加，以及以科林斯和其他在地中海上创立诸多子邦殖民地的城市的成功经验为基础更进一步的希望。然而，正如科林斯的德玛拉图斯所经历的那样，也有一些希腊人只能作为当地最有影响力之族群的客人居住的土地。在这些族群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伊特鲁里亚人。
[1] I.Malkin，The Returns of Odysseus：Colonisation and Ethnic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1998），p.17.
[2] I.Malkin，The Returns of Odysseus：Colonisation and Ethnic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1998），p.22；also D.Briquel，Les Pélasges en Italie：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 la légende （Rome，1984）；R.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Greeks and Their Myths in the Epic Age of Homer （London，2008）.
[3] Odyssey 1∶20，5∶291，5∶366，in the translation of Roger Dawe.
[4]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p.4，8.
[5] Notably in the works of the French Homer scholars Victor Bérard and his son Jean Bérard：J.Bérard，La colonisation grecque de l’ltalie méridionale et de la Sicile dans l’antiquité （Paris，1957），pp.ⅷ，304-9.
[6]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186.
[7]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41；M.Scherer，The Legends of Troy i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1963）.
[8]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p.68-72.
[9] Malkin，Returns of Odysseus ，pp.68-9，94-8；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181-2.
[10] Odyssey 14∶289；15∶416，trans.Dawe.
[11] M.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 （2nd edn，London，1964）.
[12] Odyssey 1∶180-85，trans.Dawe.
[13] Odyssey ，9∶105-115.
[14] Odyssey ，9∶275.
[15] Odyssey ，9∶125-9.
[16] Odyssey .1∶280.
[17] D.Ridgway，The First Western Greeks （Cambridge，1992）（revised edn of L’alba della Magna Grecia ，Milan，1984）.Subsequent literature on the western Greeks：G.Pugliese Carratelli（ed.），The Western Greeks （London，1996）；V.M.Manfredi and L.Braccesi，I Greci d’Occidente （Milan，1996）；D.Puliga and S.Panichi，Un’altra Grecia：le colonie d’Occidente tra mito，arte e memoria（ Turin，2005）；also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18]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160.
[19] Cited by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99.
[20]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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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17；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55-9.
[23] L.Woolley，A Forgotten Kingdom （Harmondsworth，1953），pp.172-88.
[24]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p.22-4.
[25]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138-49.
[26]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p.55-6，figs.8-9；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157-8.
[27] Odyssey 3∶54，trans.Dawe.
[28]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p.57-9，115.
[29]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p.111-13，and fig.29，p.112.
[30] 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p.169-70.
[31] Iliad 2∶570-cf.Thucydides 1∶13.5；J.B.Salmon，Wealthy Corinth：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 （Oxford，1984），p.1；M.L.Z.Munn，‘Corinthian trade with the West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h.D.thesis，Bryn Mawr College，University Microfilms，Ann Arbor，MI，1983-4），p.1.
[32] Pindar，Olympian Ode 13；C.M.Bowra（trans.），The Odes of Pindar （Harmondsworth，1969），p.170.
[33] Thucydides 1∶13.
[34]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84-5，89.
[35] Ridgway，First Western Greeks ，p.89.
[36] Aristophanes，Tbesmophoriazousai ，ll.647-8.
[37] L.J.Siegel，‘Corinthian trade in the ninth through sixth centuries BC’，2 vols.（Ph.D.thesis，Yale University，University Microfilms，Ann Arbor，MI，1978），vol.1，pp.64-84，242-57.
[38] Thucydides 1∶13；Siegel，Corinthian Trade ，p.173.
[39] Herodotos 1∶18.20 and 5∶92；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London，1956），pp.50-51；Siegel，Corinthian Trade ，pp.176-8；also M.M.Austin，Greece and Egypt in the Archaic Age （supplements to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o.2，Cambridge，1970），especially p.37.
[40]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105-6，109-10.
[41] Munn，Corinthian Trade ，pp.6-7；Salmon，Wealthy Corinth ，pp.101-5，119.
[42] Woolley，Forgotten Kingdom pp.183-7.
[43]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99，120.
[44] Munn，Corinthian Trade ，pp.263-7，323-5.
[45] Salmon，Wealthy Corinth ，p.136.
[46] K.Green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M.I.Finley reconsidered’，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53（2000），pp.29-59，especially 29-34.
[47] Munn，Corinthian Trade ，pp.78，84，95-6，111；cf.M.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1973）.
[48] Andrewes，Greek Tyrants ，pp.45-9.
[49] Herodotos 5∶92；Aristotle，Politics ，1313a35-37；Salmon，Wealthy Corinth ，p.197；also Andrewes，Greek Tyrants ，pp.50-53.
[50]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199-204.
[51] C.Riva，The Urbanisation of Etruria：Funerary Practices and Social Change，700-600 BC （Cambridge，2010），pp.70-71；A.Carandini，Re Tarquinio e il divino bastardo （Milan，2010）.
[52] A.J.Graham，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 （Manchester，1964），p.220.
[53] Diodoros the Sicilian 15∶13.1；Munn，Corinthian Trade ，p.35.
[54] Graham，Colony and Mother City ，pp.21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