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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六 帝国的兴衰（1130～12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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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水域上并不只有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船队。“大伯爵”罗杰一世对西西里岛的征服到公元1091年就告一段落了。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岛兴盛起来：墨西拿吸引着来自拉丁世界的商人，成为热那亚、比萨同阿克、亚历山大间贸易航线上的补给站。伊本·居巴尔称它为“异教商人的大市场，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并且指出这是一个巨大的军械库，西西里王国的船队就是在这里打造的。 [1] 这里的统治者把他土地上生产的沥青、钢铁大多留给自己使用，因为控制造船的原材料是至关重要的。 [2] 罗杰一世无情却天分很高的儿子罗杰二世取得了由他的堂兄弟统治的南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与之同样重要的是，1130年，他从教宗手中取得了新造的西西里王国的王冠。他是有心称霸地中海的人，自视希腊僭主的继承人，并强调称他不是篡位者，而是一个古代王国的复兴者。 [3] 他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拜占庭皇家礼服，或是阿拉伯埃米尔的袍服。他用最精致的希腊式镶嵌画和最华贵的木制天花板——它们是阿拉伯手艺人的杰作——装饰自己宫殿内的礼拜堂。他委托在休达避难的王公伊德里西（Idrisi）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形图，因此可以极其仔细地考察地中海和地中海以外的世界。
宣传与行动是同步进行的。公元1147～1148年，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罗杰二世将注意力转移到拜占庭帝国。这次十字军是在1147年由教宗动员的，不久前十字军建立于北叙利亚的埃德萨（Edessa）公国落入穆斯林之手。罗杰主动献出他的船队，但由于他的敌人德意志统治者康拉德三世（Conrad Ⅲ）的施压，他的援助被拒绝了。罗杰准备把他的船队用于其他方面。1148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因受制于取道拜占庭的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而无力他顾，罗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海军占领了科孚岛，攻击了科林斯和雅典，而他的陆军则深入希腊内陆，从底比斯掠走了数十名犹太丝织工，让他们在自己的宫廷作坊里工作。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学家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描述了班师回朝的西西里大帆船：
任何人看到西西里的三列桨船装载着如此多的精美商品，看到船桨浸没在水中，都会说这些船不是海盗船，而是装载各种货物的商船。 [4]
毫无疑问，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罗杰现在控制了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威尼斯人对此十分警惕，遂向曼努埃尔·科穆宁派出救援船队。皇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重新给予威尼斯人那些在他眼中已是过分的贸易特权。在听说威尼斯人在科孚围攻战中如何消磨时间后，他对威尼斯人的不信任加深了：为嘲讽曼努埃尔长得黑，威尼斯人给一位非洲人穿上华丽的袍服，将他安置在一艘悬挂了拜占庭帝国旗帜的船上，命他表演拜占庭的宫廷礼节。 [5] 罗杰不经意地迫使拜占庭人和威尼斯人明白了他们之间互相厌恶的程度极深。罗杰对希腊发动了突袭，但他企图在北非创造一个长久的海上帝国。 [6] 他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在这个饥荒严重的时期，罗杰用西西里岛产的谷物赢得了一个又一个非洲埃米尔对自己权威的认可，并且他于公元1146年派出船队攻击并轻松占领了的黎波里。 [7] 两年之后，马赫迪耶的埃米尔哈桑（al-Hasan）表示不愿服从，于是他派出了一支船队，它的统帅是机动灵活、颇有才干的希腊基督徒安条克的乔治（Admiral George of Antioch），他早年曾为马赫迪耶的统治者效力。在潘泰莱里亚岛附近的海域，西西里船队碰上了一艘马赫迪耶的船，并发现该船带着信鸽。乔治强迫该船船长给马赫迪耶送信，告诉埃米尔，尽管有一支正在行进的西西里船队，但它的目标是拜占庭帝国。哈桑以为这个信息准确无误，但他看到西西里船队于1148年6月22日黎明在海平面上出现时大吃一惊。哈桑逃跑了，他的城市被轻松占领，乔治允许他的军队在城中劫掠两小时。
之后，他把马赫迪耶人纳入王室的保护范围，甚至向当地商人发放贷款，从而使这里的商业活动尽可能快地恢复。他从当地市民团体中指定了法官，以保证穆斯林能继续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下。外国商人到来了，当地恢复了旧日的繁荣。罗杰将这一系列的征服视为他建立部分地区再次基督教化的“非洲王国”的第一步。他试图使基督徒移居马赫迪耶，因为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当地的基督徒几乎完全消失了。 [8] 但他也有一个更大的战略计划，意在控制西西里王国的周边海域：他已经于公元1127年重新占领马耳他（他的父亲于1090年第一次占领此地），而且他热切地希望在希腊西面的爱奥尼亚诸岛确立自己的影响力。 [9] 只要占有这些地方，他就能够在王国周边创建一道海上封锁线，从而保证敌人的船队——不管是效力于拜占庭的威尼斯船队，还是效力于德意志皇帝的比萨船队——都不能向他的领地发动进攻。他有兴趣在西班牙海域打一次海战。到1154年去世时，他已经快要成功创建一个强大的海权国家。 [10] 罗杰并没有带领他的船队亲征，而是将其置于他的主要行政管理者安条克的乔治的指挥之下，此人现在拥有了“埃米尔中的埃米尔”的称号。后来，莫迪卡的威廉（William of Modica）于1177年被指定为“幸运的王室船队”的埃米尔，或者可以写作amiratus 或admiral，这个特指海军将领的概念于13世纪被逐渐引入法兰西、西班牙和其他地区。这是一个西西里岛阿拉伯语词，它反映了12世纪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船队所拥有的绝对主导权。 [11]
公元1154年之后，罗杰的儿子“恶棍”威廉（William‘the Bad’）在整合整个王国的权力网方面做得远逊于他的父亲。面对获得威尼斯人支持的一次拜占庭对阿普利亚的入侵，威廉可能表现出了他的良好判断力，因为他接受了非洲领地已经无法维持的事实。北非城市认识到威廉在其家乡面临的困境，于是把他们的命运与在摩洛哥迅速发展的阿尔莫哈德运动结合在一起。阿尔莫哈德哈里发于1159年亲自指挥了对马赫迪耶的进攻。1160年1月，阿尔莫哈德人攻破了马赫迪耶的城墙，让城内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死亡与皈依伊斯兰教间做出选择。 [12] 这起使形势发生逆转的大事件使威廉受到很多责备，但事实上，他（或者他的谋臣们）表现出了一些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威廉击退了拜占庭人的入侵，与曼努埃尔·科穆宁达成和约，拜占庭皇帝第一次勉强承认了西西里王国的合法性。
当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控制了在东西方间远程载运商品和朝圣者的海上航线时，西西里人也控制了第勒尼安海与东方、亚得里亚海与东方间的交通要道。西西里船队称霸这些水域的事实使北意大利人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如果不希望把他们的船只交给西西里海军，就必须与巴勒莫的宫廷交好。但是，他们被迫走上其他道路，因为他们希望安抚拜占庭和德意志皇帝。公元1156年，热那亚人与国王威廉一世签订了一项条约，城市编年史学家就此事写道：“长期以来，整个世界的智者都在说，热那亚人收获的远比其付出的更多、更好。” [13] 国王威廉需要一种保证，即热那亚人的船队不会被他的敌人用于攻击他的王国。 [14] 热那亚人经墨西拿海峡从亚历山大和圣地运出的货物可享受减税待遇。该条约对通往东方的航线的安全与购买西西里岛的部分商品的权利同等重视。热那亚人同样需要西西里岛的产品。不断发展的热那亚得供养它自己，而无论如何，相较于热那亚与比萨一直争夺的撒丁岛，西西里岛有产量更丰富、品质更好的小麦。这项协议描述了热那亚人将如何接收小麦、腌肉（产自西西里王国北部一个以基督徒居民为主的地区）、羊毛、羔羊皮和棉花［主要来自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的周边地区］。 [15] 在此后数个世纪中，热那亚人对西西里岛的谷物形成依赖，他们购买这些谷物的价格比较便宜，且把谷物运到他们的繁荣家园的运费也比较低；另外，通过从西西里岛购买大量原棉到北意大利，热那亚人奠定了其棉纺织业的基础，这一产业将在整个中世纪持续繁荣。 [16] 一些最好的棉花来自马耳他，该岛接受西西里国王的统治，而且马耳他的棉花早在1164年就已经被热那亚人记录在案。 [17] 西西里岛的贸易逐渐全面发展起来，于是它与北非的密切联系被与北意大利的联系替代。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岛进入了欧洲的经济网络。在当时，它还只是一块充满异国情调的地区，这里的商人们可以找到的产品不仅有谷物还有糖和靛蓝，但随着生产这些地中海伊斯兰社群传统产品的穆斯林人口减少，自1200年之后它们就被更多的小麦取代。随着热那亚人将越来越多的意大利甚至弗兰芒的毛织品运到西西里岛南部，以帮助他们支付购买小麦、棉花和其他商品的费用，北方和南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在北意大利和南意大利之间，一种互补的关系发展起来。在这种关系中，西西里岛成为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地，而北意大利成为成品的供应地。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是岛上谷物生产基地的主人，因此能够从他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资产中获得巨大的财富。 [18]
“好人”威廉二世（King William Ⅱ “the Good”，1166～1189年在位）背靠强大的船队，对更广泛的地中海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将他的权威扩展到整个亚得里亚海，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即拉古萨（Ragusa）］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该城正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 [19] 但是，他的视野远远超出了亚得里亚海。1174年，他发动了对埃及亚历山大的强力攻击；1182年，他派出自己的船队向马略卡进军，但是他的船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三年之后，拜占庭成了他的目标，且当他去世时他已经有了向被包围的十字军国家提供帮助的计划。他认为自己是为了基督而与穆斯林及希腊人斗争的战士。他最具野心的征伐计划使西西里船队在1185年进入了拜占庭帝国深处。他可以寄望于得到意大利商人的支持，因为1182年，在一次获得拜占庭新皇帝安德罗尼卡·科穆宁（Andronikos Komnenos）公开鼓励的可怕突发暴力事件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遭到屠杀。一艘威尼斯船进入爱琴海，在玛勒亚海角（Cape Malea）遇上了另一些威尼斯船，这些船上的船员呼喊着：“你们为什么停在这里？如果不逃跑，你们全都会死，因为我们与所有拉丁人都已经被君士坦丁堡流放了。” [20] 但是牺牲者多是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仍然纠结于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长久争执，他们中没有太多人在君士坦丁堡事件中受害。
到公元1185年，威廉获得了他需要的理由：一个四处游荡的骗子来到了他的宫廷，宣称自己是被废黜的拜占庭皇帝，威廉遂将帮助这个不可信人物复位作为自己的高尚职责。 [21] 当采取行动的时机来临时，他的船队依照当年罗伯特·吉斯卡尔确定的方案开始行动：都拉基乌姆被攻克，一支军队在此登陆；这支军队一直深入到萨洛尼卡，在王室船队的协助下攻克并洗劫了这座城市，船队一直在伯罗奔尼撒周边待命。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的陷落激起了希腊人的士气。 [22] 西西里人被证实无法控制萨洛尼卡，但他们的攻击加深了拜占庭人对西方人的憎恨。 [23] 当威廉的野心扩张到整个地中海时，他的成功无法持续下去。在这一点上，北意大利人表现得更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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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是永远改变地中海政治版图的一系列政治灾难发生的时期，即使在这个时候，意大利靠海的几个共和国已利用这些变化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住了地中海的海路。1169年，耶路撒冷王阿莫里（Amaury）在估计形势时犯了严重错误，决定与曼努埃尔·科穆宁结盟，以攻击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曼努埃尔承诺提供一支强大的拜占庭船队，也就是说，当拜占庭人拥有足够意志力时，他们还能够派出一支庞大的船队。阿莫里将召集法兰克人的军队，他们将一起进攻尼罗河三角洲和开罗。最后，一支法兰克军队确实抵达了开罗，但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的企图遭到了民众的反对。法蒂玛王朝被推翻，但埃及并没有成为顺从的盟友，而是成了反对拉丁王国的中心。 [24] 不久之后，阿尤布王朝新即位的苏丹萨拉丁——他是一个库尔德人出身的逊尼派穆斯林——在争夺伊斯兰教第三神圣的城市的斗争中，看到一个可以使中东全体穆斯林联合起来反抗法兰克人的事业。萨拉丁把对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合二为一，自此以后法兰克人的耶路撒冷王国便愈发岌岌可危，因为法兰克人无法继续使用其传统策略，即在叙利亚统治者和法蒂玛王朝间挑拨离间，以此取得平衡。萨拉丁于1187年在太巴列湖附近的哈丁角（Horns of Hattin）大败组织混乱的法兰克军队，此后便占领了耶路撒冷城和巴勒斯坦海岸沿线，包括港口大城阿克，唯有推罗得以幸免。
西方的反应是果断的，却没有达成既定目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于公元1189年发动，这次行军对海上力量依赖度很高：在马赛的船只的运送下，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理查一世的军队取道西西里到达黎凡特。在西西里岛，他对当地事务的干预（主要因为他卑鄙地想拿回他妻子的嫁妆，而她曾嫁给已故国王威廉二世）导致希腊人和拉丁人在墨西拿发生冲突并引发动乱。理查成功夺取了塞浦路斯，该岛当时处于科穆宁王朝一个谋反者的统治下；后来阿克也被收复了，他还同时收复了今天属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狭长海岸地带，但没能收复耶路撒冷。阿克街道上的意大利水手和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对海上支持的迫切需要迫使法兰克统治者不断向外国商人赐下在阿克和推罗的商务特权：马赛、蒙彼利埃和巴塞罗那的商人都被赐予“绿色宫殿”作为他们基地，它是位于推罗的一处建筑；他们同时还被免除了关税。 [25]
阿克拥有了多个主人，他们对自己拥有的权利寸步不让：在近港口处有威尼斯人和比萨人的自治社区，一大片热那亚社区夹在这两块飞地的后面。到公元13世纪中期，被围墙隔离出来的威尼斯人社区拥有了两座分别为圣马可和圣德米特里修建的教堂，还有一座为总督（bailli ）修建的宫殿、一个蓄水池、一座底楼有十六间店铺的商栈、有三层楼的仓库，以及圣马可教堂的教士们的生活区。意大利人的社区极其拥挤，热那亚人可能拥有大约六十间房屋。 [26] 在不同的社区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圣萨巴斯战争（War of St Sabas，1256～1261年）发端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间因居住区边界而发生的争吵，后来场面失控，热那亚人最终放弃了阿克。热那亚人将其大本营转移至推罗，而原来占据推罗的威尼斯人则进一步巩固了对阿克的占有。互为竞争对手的两个共和国把精力都放在了对头身上，似乎忽视了来自伊斯兰王国的长期性威胁，但在这一点上拉丁世界那些好斗的东方法兰克贵族表现得不比他们好。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也在阿克拥有很大的社区，他们对自己政治上的自治权十分坚持。 [27] 在刨除那些属于耶路撒冷牧首和其他领主的地盘后，阿克已经没有多少剩余土地可作为法兰克国王的财产，但是他拥有来自贸易税收的丰厚收入——即使有些商人有免税权，他们也得与那些须全额纳税的内陆商人做买卖，税率是很古怪的数字269/2400。中世纪的地中海统治者非常清楚，低额税收能刺激贸易，从而使他们能获得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收益。 [28]
萨拉丁同他的法兰克竞争者一样，对意大利的来访者很热情。他们之所以如此宝贵，是因为他们可以创造财政收入，且在没人盯梢时还可提供军备。 [29] 埃及购入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产品，特别是来自伦巴第和佛兰德的精品布料。对于精品布料的需求并不仅仅产生自一种穿着奢侈服饰和（对于一个埃及人来说）带有异国情调的服饰的愿望。它们经常以最精细、最柔软的英格兰羊毛制作，以昂贵的东方靛蓝或西班牙格拉纳 [30] 染色。中东的产业正在走向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清楚；在伊斯兰化的地中海，城市化程度仍然很高，一些城市，如开罗、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规模很大。但无论如何，意大利人明显抢占了先机。
比萨扮演的是其他托斯卡纳贸易者的港口，这些人可以住在比萨的海外殖民区。只要他们向比萨的裁判官表示服从，并像比萨常住民那样缴纳税赋，他们便可被视为比萨人，可以享受地方统治者给予比萨人的各种豁免权。托斯卡纳内陆有一座专门向东方出售其产品的城市，即拥有许多塔楼的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它是番红花粉在西方的最大产地。番红花粉由番红花脆弱易碎的花蕊制成，是少有的在西方比东方生长得更好的香料。它被用来做染料、调味品和草药，其生产过程十分复杂，因此其价格极其昂贵。 [31] 来自圣吉米尼亚诺的人将该商品运至阿克，然后经穆斯林的领土将其带到阿勒颇（Aleppo）。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发动的商业革命开始把那些远离地中海岸的城镇的居民包括进来。佛罗伦萨也取得了成功；它的商人在兜售由其作坊完成最后工序的精美的法兰西和佛兰德的纺织品，后来他们开始自己生产这些商品的高仿品。佛罗伦萨商人开始从他们与突尼斯、阿克和其他地方的贸易中获得大量黄金，这些贸易活动不仅有纺织物的出售，还包括以金换银的业务。到公元1252年，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都已经有了足够发行他们自己的金币的黄金贮备，这是查理大帝之后西欧（除了西西里岛、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最早的金币。 [32] 到1300年，佛罗伦萨的弗罗林（florin）散布在了地中海的每个角落，标志着意大利人的领先地位，以及“伟大的海”作为一个贸易圈不断加强的整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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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法蒂玛王朝的衰落更具戏剧性的是西西里王国的衰亡。当萨拉丁还能够维系旧的统治模式（包括实践获利甚巨的垄断）之时，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于公元12世纪90年代落入了贪婪的封建巨头之手，在地中海地区中部造成了极不稳定的局面。面对多数西西里封建巨头的强烈反对，德意志皇帝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亨利六世在比萨和热那亚船队的支持下入侵了西西里王国，他宣称自己因妻子（罗杰二世的遗腹女）而获得了西西里的继承权。 [33] 但他对西西里的占领只持续了三年，即从1194年到1197年，此间他一直在策划一次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战争。他死后，他的遗孀康斯坦丝（Constance）试图在其有生之年恢复西西里王国旧时的平衡，但是这个王国开始瓦解：穆斯林在西西里西部发动了起义，此地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都处于暴乱之中。在康斯坦丝去世之后，她年幼的儿子腓特烈成为巴勒莫各竞争派系手中的傀儡，居于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封建巨头和主教们利用这一机会，在没有受到任何激烈反抗的情形下占领了王室领地。
对西西里水域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北意大利海盗的手中。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决定让皇帝亨利当年为和他们结盟而做出的慷慨承诺得到部分落实。热那亚人获得的承诺是可占领叙拉古，于是公元1204年，一个名为阿拉曼诺·达科斯塔（Alamanno da Costa）的热那亚海盗以叙拉古伯爵的身份占领了叙拉古。比萨的船只在西西里海域经常受到热那亚海盗的攻击，而热那亚海盗的举动得到了热那亚城市公社的许可。 [34] 与此同时，阿拉曼诺的朋友热那亚人恩里克·佩斯卡托勒（Enrico Pescatore，绰号“渔夫”）自立为马耳他伯爵。马耳他伯爵亨利 [35] 是公海水域上最危险的私掠者之一，他有自己的小型船队和狂妄的野心。1205年，他派了两艘单桅大帆船及三百名热那亚和马耳他水手袭击了希腊水域，在那里，他们扣押了两艘向君士坦丁堡航行的威尼斯商船，船上满载着钱币、武器和两百大捆欧洲布料。他们在制造了一起国际性事故之后，一直深入至黎巴嫩的的黎波里，包围了这座城市，迫使基督教的伯爵与之议和，承诺给予热那亚人贸易特权，以回报他们在反击叙利亚穆斯林时提供的帮助。 [36] 亨利的成功被他的随从、伟大的吟游诗人皮埃尔·维达尔（Peire Vidal）写成了韵体诗：
他是那么慷慨、勇敢，且有骑士风度，他是热那亚人之星，他使海上和陆上所有的敌人闻风丧胆……我亲爱的孩子亨利伯爵摧毁了他的所有敌人，他是他朋友们的保护者，不管何人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都会毅然前往，毫无畏惧。 [37]
于是，即使这些热那亚海盗追求实现其私人野心，但他们同时也在尝试为母邦谋取利益，而只要他们被认为是在为共和国的利益而劳作，其母邦城市似乎就不会放弃他们。
随着另一个地中海强大海上势力的衰落，亨利的下一次冒险以征服克里特为目标。在曼努埃尔·科穆宁一世于公元1180年逝世之后，因继承人问题而发生的争斗消耗了拜占庭贵族的政治能量；一支突厥人于四年前在小亚细亚的密列奥塞法隆（Myriokephalon）取得的伟大军事胜利——曼努埃尔在这次战役中侥幸逃命——使政治能量进一步流失。 [38] 意大利海盗在爱琴海得以建立他们的基地；科孚岛落入一个热那亚海盗之手，现在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袭击那些驶出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船只了。 [39] 因比萨和热那亚市民于1182年在君士坦丁堡经历了大屠杀（关于这次屠杀，前文已经提到），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渴望向希腊人寻仇。 [40] 最恶劣的一次复仇行动是由热那亚海盗古列尔莫·格拉索（Guglielmo Grasso）实施的，他和一个名叫福蒂斯（Fortis）的比萨海盗联起手来。他们在1187年毫无顾忌地袭击了罗得岛，然后袭击了一艘萨拉丁派往拜访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杰洛斯（Isaac Angelos）的威尼斯船只，船上除了有萨拉丁的外交使节外，还装载着野兽、优质木材、贵金属，以及作为苏丹之特别礼物的“真十字架”。海盗们杀死了船上的很多人，只留下了一些比萨的和热那亚的商人，福蒂斯还占有了这片“真十字架”圣物，他带着这片圣物穿越地中海到达科西嘉南部被岩石包围的博尼法乔（Bonifacio），这个城市后来被他的比萨随从占领。热那亚人坚信，他们更有权保存这片“真十字架”，所以攻击了博尼法乔城，占有这片圣物和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后来成为比萨人在撒丁岛北部从事商业活动的据点。 [41] 西方对这次对萨拉丁使节船的袭击并无反对的声音，因为这艘船的行程可视为拜占庭人和阿尤布王朝结盟对付耶路撒冷王国的证据。
拜占庭在各方面都被重重危机困扰。在欧洲东南部，拜占庭势力受到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军事领主们的挑战。已失去皇权的科穆宁家族的成员在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Trebizond）和塞浦路斯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拜占庭早在其被征服之前就已经分裂了。当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在公元1202年开始策划时，其原定目标是萨拉丁的经济活动基地亚历山大。如果能够攻克亚历山大，就可用它来交换耶路撒冷王国那些陷落的城市，或者把它作为以后摧毁阿尤布王朝势力的基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被讲述了许多次：十字军从威尼斯人那里租用船只；他们不能付清威尼斯人向他们索要的费用，威尼斯人于是督促他们帮助自己攻击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扎拉城［Zara，即扎达尔（Zadar）］以偿付部分费用；十字军人因此答应开向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将自己的保护对象阿列克修斯·安杰洛斯（Alexios Angelos）重新推上拜占庭的皇位；十字军内部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与威尼斯人以及希腊人的关系，在1203年因希腊人对阿列克修斯敌意的增长而更为恶化；阿列克修斯四世被推翻，十字军的回应是立即开始攻击君士坦丁堡；然后在1204年4月，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被翻越，曾被认为无法攻克的君士坦丁堡被攻克，洗劫在城内持续了好几天。 [42] 威尼斯人以镶满珠宝的圣器、水晶制作的圣水壶、镀金及镶嵌珐琅的圣书封面、圣者的遗骨和其他从拜占庭皇宫和教堂中掠夺的价值不菲的宝物丰富了圣马可大教堂的宝库。多数物件仍然被保存在圣马可大教堂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从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运走的活灵活现的铜铸马匹。圣马可所在的威尼斯现在是新的君士坦丁堡，也是新的亚历山大。 [43]
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最为明显的受惠者是威尼斯人，他们控制了拜占庭的贸易路线，并能够随意排挤他们的竞争对手。帝国被分割了：萨洛尼卡和克里特岛的治理权被赐予一位十字军首领，即意大利西北部的贵族蒙菲拉的卜尼法斯（Boniface of Montferrat），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冠则被交予佛兰德伯爵鲍德温（Baldwin）。希腊的王公们仍然驻留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和巴尔干半岛西部的伊庇鲁斯。皇帝鲍德温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以极有限的资源与保加利亚人对抗。希腊人的流亡政府顽强地收复了拜占庭的腹地，而君士坦丁堡贫弱不堪的拉丁帝国最后被尼西亚的统治者米哈伊尔·巴列奥略（Michael Palaiologos）灭亡，他于公元1261年光复了君士坦丁堡。 [44] 威尼斯宣称它自己是“罗曼尼亚（即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领土的领主”。当与皇帝鲍德温一样承担着沉重压力的卜尼法斯决定将克里特岛以一千银马克的价格卖给威尼斯人时，威尼斯人的份额至少在理论上增长了。卜尼法斯并没有在事实上控制这个岛屿，于是威尼斯人就得发兵占领它。威尼斯人希望如此行动的绝妙理由是，此岛是通往东地中海的航线上的交通枢纽，而且威尼斯商人们早就知晓，它是谷物、油和酒的重要来源地。
在威尼斯人开始行动之前，马耳他伯爵亨利向克里特发起了一次雄心勃勃的海上攻击，试图使自己成为该岛的国王；而热那亚人在瓜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的活动中被排除在外，他们于是在亨利背后助推。公元1206年，亨利占领了干地亚（伊拉克利翁）和克里特的十四处堡垒。他大胆地派出一位使节去见当时的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要求教宗封自己为克里特王，但遭到反对。热那亚人曾经假装他们并没有卷入亨利的计划，但于1208年开始直接表示对此事的兴趣，以船只、人员和食品援助亨利，不久以后，他们就获得了可在该岛的城镇中建立商栈、面包房、浴池和教堂的许诺。在其行动缓慢开始之后，威尼斯人组织了武装人员反击热那亚人；一位蒂耶波洛（Tiepolo）家族的成员被指定为克里特公爵，这个位子上的人将经常充当威尼斯总督的副手。热那亚人无意同威尼斯人进行长期战争，于1212年同威尼斯人签署了一项和约，但在六年后热那亚的马耳他伯爵和叙拉古伯爵才镇压了海盗。 [45] 此后，亨利乐此不疲地在西西里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1220年起）腓特烈麾下效力，成了他的海军司令，偷猎者居然成了狩猎场的看护者。
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短暂冲突的重要性。它是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对抗；他们已经成为前往阿克城的海路上的竞争对手，且如前所述，在公元1256～1261年，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热那亚人深恨威尼斯人控制了前拜占庭帝国的贸易，于是当米哈伊尔·巴列奥略在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毫不出人意料地为其提供了海上支持，且获得了相当优惠的条件作为回报。但是1212年以后，克里特岛落在了威尼斯人手中，威尼斯人发现他们自己已经成为一群不太喜欢共和国的希腊人的主子（在1363年克里特岛发生了一次针对共和国的暴乱）。此外，威尼斯人巩固了他们在东地中海的补给线；希腊人和威尼斯人逐渐学会了合作，一种混合的文化在岛上发展起来，威尼斯人与克里特人通婚，甚至天主教和正教基督徒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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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克里特岛上发生着地域内的交融，但意大利城市公社在东拉丁或者跨地中海的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难以估计。一些绘图抄本曾经被鉴定出自公元13世纪的耶路撒冷王国，这证明那些生活在东方的艺术家与那些在托斯卡纳和西西里工作的人一样借鉴了拜占庭的图画风格。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的陷落使更多的拜占庭元素注入西方，强化了拜占庭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并为热衷于古典文献研究的威尼斯人创建了一种学习途径。 [47] 伊斯兰元素也具有装饰性的意义，被用在威尼斯和南意大利的建筑上，但当地人对产生这种艺术的文化不太有兴趣。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主要是实用性的。在12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有一两个比萨的译员，他们除了完成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将往来于西欧与君士坦丁堡的官方信件翻译成拉丁文或者从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外还试图翻译希腊的哲学著作。比萨人雅各布在1194年曾经为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杰洛斯担任译员。 [48] 比萨人威廉的儿子麦蒙——他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混血身份——曾经在与北非的阿尔莫哈德王朝谈判中提供帮助。比萨人的文书用阿拉伯文字与阿尔莫哈德人通信。他们甚至还向北非学习一些有用的会计知识。比萨商人列奥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一度在布日伊居住，他在13世纪初写的一篇著名的论文谈到了阿拉伯数字。 [49] 但是文书们本能的保守性使他们仍用拉丁数字进行统计，统计工作因此仍然是令人厌倦的任务。
经由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很可能已经传播了许多不同派别的思想，它们将在公元1209年之后的数十年内在南法兰西引发重要变化。11世纪，拜占庭皇帝们对鲍格米勒派（Bogomil）的异端积极地进行了镇压，这派异端传播了一种二元论的宇宙观，在此观念下善神的精神王国正在同掌控肉体世界的撒旦进行战斗。历史学家们提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期间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或者来自比萨和其他地方的意大利商人与鲍格米勒派建立了联系，并将他们的信仰带往欧洲，然后它们再发展成为12世纪朗格多克的清洁派（Cathars）异端邪说。 [50] 人们一般认为意大利的观点更为温和，可能受到了巴尔干的异端派别的影响，这些异端派别的信徒带着他们的思想经由杜布罗夫尼克及它的邻近城市越过了亚得里亚海。然而很难论证这种异端思想是沿海路传到西欧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在海港城市生根：蒙彼利埃是一个重要的地中海贸易中心，但一般观点认为那里没有异端派别，在热那亚人中也很难找到清洁派的信徒。在热那亚和威尼斯，清洁派信徒很少出现。热那亚人忙于挣钱，沉溺于属于肉体的凡俗世界，正如他们所自称的“吾等热那亚人乃商人矣”。
[1] Ibn Jubayr，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Broadhurst（London，1952），p.338；D.Abulafia，The Two Italies：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d the Northern Communes （Cambridge，1977），pp.116-19.
[2] D.Abulafia，‘The Crown and the economy under Roger Ⅱ and his successors’，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37（1981），p.12；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ⅰ.
[3] H.Wieruszowski，‘Roger of Sicily，Rex-Tyrannus ，in twelf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Speculum ，vol.38（1963），pp.46-78，repr. in H.Wieruszowski，Politics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Spain and Italy （Rome，1971）.
[4] Niketas Choniates，cited in Abulafia，Two Italies ，p.81.
[5] D.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1988），p.87.
[6] D.Abulafia，‘The Norman Kingdom of Africa and the Norman expeditions to Majorca and the Muslim Mediterranean’，Anglo-Norman Studies ，vol.7（1985），pp.26-41，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ⅱ.
[7] Ibn al-Athir，in ibid.，p.34.
[8] Abulafia，‘Norman Kingdom of Africa’，pp.36-8.
[9] C.Dalli，Malta：the Medieval Millennium （Malta，2006），pp.66-79.
[10] C.Stanton，‘Norman naval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Ph.D.thesis，Cambridge University，2008）.
[11] L.-R.Ménager，Amiratus-’Aμηρâζ：l’Émirat et les origines de l’Amirauté （Paris，1960）；L.Mott，Sea Power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the Catalan-Aragonese Fleet in the War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Gainesville，FL，2003），pp.59-60.
[12] Abulafia，‘Norman Kingdom of Africa’，pp.41-3.
[13] Caffaro，in Abulafia，Two Italies ，p.97.
[14] Cf.G.Day，Genoa’s Response to Byzantium，1155-1204：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Medieval City （Urbana，IL，1988）.
[15] Abulafia，Two Italies ，pp.90-98.
[16] M.Mazzaoui，The Italian Cotton Indus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1100-1600 （Cambridge，1981）.
[17] Abulafia，Two Italies ，p.218；Dalli，Malta ，p.84.
[18] See Abulafia，Two Italies ，pp.255-6，283-4；D.Abulafia，‘Southern Italy，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essay i，pp.1-32；colonial economy：H.Bresc，Un monde méditerranéen：économie et société en Sicile，1300-1450 ，2 vols.（Rome and Palermo，1986）；another view in S.R.Epstein，An Island for Itself：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Sicily （Cambridge，1992）.
[19] D.Abulafia，‘Dalmatian Ragusa and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54（1976），pp.412-28，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
[20] C.M.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Cambridge，MA，1968），pp.41-2，195-6.
[21] H.Krueger，Navi e proprietà navale a Genova：seconda metà del secolo Ⅻ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vol.25，fasc.1，Genoa，1985）.，p.161.
[22] 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a，The Capture of Thessaloniki ，ed. and trans. J.R.Melville-Jones（Canberra，1988）.
[23]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175.
[24] G.Schlumberger，Les campagnes du roi Amaury Ier de Jérusalem en Égypte au Ⅻe siècle （Paris，1906）.
[25] D.Abulafia，‘Marseilles，Acre and the Mediterranean 1200-1291’，in Coinage in the Latin East：the Fourth Oxford Symposium on Coinage and Monetary History ，ed.P.Edbury and D.M.Metcalf（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Oxford，1980），p.20，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ⅹⅴ.
[26] J.Prawer，Crusader Institutions （Oxford，1980），pp.230-37，241.
[27] R.C.Smail，The Crusader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London，1973），pp.74-5（with map）；M.Benvenisti，The Crusader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1970），pp.97-102；Prawer，Crusader Institutions ，pp.229-41；P.Pierotti，Pisa e Accon：l’insediamento pisano nella città crociata . Il porto . Il fondaco （Pisa，1987）.
[28] J.Riley-Smith，‘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in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ed.D.Baker（Edinburgh，1973），pp.109-32.
[29] C.Cahen，Orient et occident au temps des croisades （Paris，1983），p.139.
[30] 格拉纳（grana ）是一种类似于胭脂虫的红色染料。——译者注
[31] D.Abulafia，‘Crocuses and crusaders：San Gimignano，Pisa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in Outremer：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oshua Prawer ，ed.R.C.Smail，H.E.Mayer and B.Z.Kedar（Jerusalem，1982），pp.227-43，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essay ⅹⅰⅴ.
[32] D.Abulafia，‘Maometto e Carlo Magno：le due aree monetarie dell’oro e dell’argento’，Economia Naturale，Economia Monetaria ，ed.R.Romano and U.Tucci，Storia d’Italia，Annali ，vol.6（Turin，1983），pp.223-70.
[33] Abulafia，Two Italies ，pp.172-3，190-92.
[34] D.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 and his Mediterranean activities：1203-1230’，in Medieval Malta：Studies on Malta before the Knights ，ed.A.Luttrell（London，1975），p.111，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essay ⅲ.
[35] 即恩里克。——译者注
[36] D.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 and his Mediterranean activities：1203-1230’，in Medieval Malta：Studies on Malta before the Knights ，ed.A.Luttrell（London，1975），p.111，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12-13.
[37] D.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 and his Mediterranean activities：1203-1230’，in Medieval Malta：Studies on Malta before the Knights ，ed.A.Luttrell（London，1975），p.111，repr. in 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113-14，nn.43，46.
[38]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16.
[39] 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p.106.
[40]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209.
[41]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p.210-11；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p.108.
[42] J.Phillips，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2004）；J.Godfrey，1204：the Unholy Crusade （Oxford，1980）；D.Queller and T.Madden，The Fourth Crusade：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2nd edn，Philadelphia，PA，1997）.
[43] D.Howard，Venice and the East：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CT，2000），pp.103，108.
[44] J.Longnon，L’Empire latin de Constantinople et la principauté de Morée （Paris，1949）；D.Nicol，The Despotate of Epiros （Oxford，1957）；M.Angold，A Byzantine Government in Exile：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der the Laskarids of Nicaea（1204-1261） （Oxford，1975）.
[45] Abulafia，‘Henry count of Malta’，pp.115-19.
[46] S.McKee，Uncommon Dominion：Venetian Crete and the Myth of Ethnic Purity （Philadelphia，PA，2000）.
[47] Howard，Venice and the East ，p.93.
[48] Brand，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213.
[49] Leonardo Fibonacci：il tempo，le opere，l’eredità scientifica ，ed.M.Morelli and M.Tangheroni（Pisa，1994）.
[50] C.Thouzellier，Hérésie et hérétiques：vaudois，cathares，patarins，albigeois （Paris，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