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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五 地中海的闯入者（1571～16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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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勒班陀战役结束到17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地中海相对统一。柏柏尔海盗并未离去——事实上，他们的海盗劫掠更加严重，在某种意义上，奥斯曼人赋予他们更多自由，因为“高门”已经不再期望对西地中海实行直接统治。 [1] 西地中海还遭遇基督徒海盗的劫掠——除了马耳他骑士团，还出现了圣斯德望骑士团（Santo Stefano），后者是公元1562年由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公爵创建，由托斯卡纳的海盗以及圣战士组成。与威尼斯人一样，他们也从勒班陀胜利地带回了奥斯曼人的军旗；他们还极不协调地将它挂在比萨的教堂顶部，每日在天主教祭礼的烟熏当中昭显伊斯兰教的信仰。此处没有必要重复描述基督徒的马耳他骑士团以及圣斯德望骑士团为赚取功名而对柏柏尔海盗进行的没完没了的攻击与报复；最不幸的牺牲者是那些因在被捕获的商船上，或因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海岸上（相对而言，法国人不是穆斯林袭击者的对象，因为他们与奥斯曼宫廷关系较好）被捕，而沦为奴隶的人们。从西西里开出的帆桨船继续在海上巡航，以保证西班牙国王的意大利领地不受海上袭击者的侵扰，但发生大规模帆桨船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式的舰船更注重效率，还因为建造和维持帆桨船的费用过高。即便如此，奥斯曼人在勒班陀战役后仍立即重整了舰队。西方也警钟长鸣：他们确信奥斯曼人会以基督教为目标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袭击。
然而，“高门”已经对海战失去了兴趣，他们不再理会西班牙人，而是去关注其传统敌人——波斯的什叶派皇帝。这是极合时宜的，因为如今西班牙人的注意力也离开了地中海；菲利普二世的野心是要击败盘踞在北方的新兴的异教徒：新教徒。菲利普陷于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战争以及低地国家臣民的起义当中。他不仅告别了奥斯曼人，还离开了摩里斯科人，过去生活着摩里斯科人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如今人烟稀少、一片荒芜。 [2] 此外，他还获得一个意外之喜，这就是葡萄牙及其海外帝国。公元1578年，葡萄牙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Sabastian）出于基督教十字军运动的热情，率领军队投入与摩洛哥的战争，招致大败。于是，阿维斯（Aviz）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枢机主教亨利（Cardinal Henry）继承了王位，但1580年他无嗣去世后，葡萄牙王位被传给西班牙的菲利普，菲利普并没有积极延续葡萄牙人的古老梦想去驯服摩洛哥。 [3] 在菲利普统治的包括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庞大领土中，地中海看上去相当小。1589年，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论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 ），该书后来在西班牙极受欢迎。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其领地分散于许多地方，那么它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但西班牙人凭借灵活地使用其舰队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弊病。在西班牙帝国，“没有任何领地在舰队的援助范围之外”，这使得加泰罗尼亚、巴斯克以及葡萄牙的水手们能够将伊比利亚半岛、国王菲利普的意大利领地，甚至低地国家都纳入一个统一实体当中：“这个本来看上去分散的、缺乏灵活性的帝国，因有了为这些人掌控的海军力量，反而是统一而紧凑的。” [4]
地中海的平静源于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的心照不宣。但由于西班牙人的巡航仅限于保护南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海岸，跨越地中海的航行变得极不安全。犹太商人和穆斯林商人的货物经常会被基督徒海盗劫掠。由于新的极具破坏力的水手也来到地中海水域，危险进一步加剧。随着大西洋经济开始迸发出新的活力，来自荷兰、德意志以及英格兰的水手深入地中海，从事商贸活动，也进行劫掠；当欧洲北部的商人在地中海以及大西洋的谷物和香料贸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后，两大海洋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开始逐渐发展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后文还会谈及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来自地中海内部的闯入者，对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这就是来自塞尼（Senj）的乌斯科克人，他们的基地隐藏在达尔马提亚北部的小岛屿和小海湾之间，位于茨雷斯岛（Cres）、克尔克岛（Krk）和拉布岛（Rab）之后。今天看起来那么美丽的海岸，在公元16世纪末却制造了大量的恐怖。这里位于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与哈布斯堡人的领地间的分界线上，也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北部，更不必说还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领地。这样的地方为任性妄为、特立独行的山匪与海盗的泛滥提供了可能，尤其是他们把自己打造成对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旗手，为捍卫基督教世界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的利益而战。 [5]
在克罗地亚的民族史诗中，乌斯科克人成为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人物，他们虽然人数很少，所乘坐的也是小型舰船，但仍然成功地将威尼斯挤到亚得里亚海的小角落里。这使其成为现代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们尊奉的英雄。 [6] 但不能把乌斯科克人想象得过于浪漫。他们有自己的贵族领袖，与地中海海滨地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海盗以及强盗没有明显不同。“乌斯科克”的本意为“难民”，他们与柏柏尔海盗一样，成员的族属多种多样，来自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殖民地、杜布罗夫尼克和阿尔巴尼亚，此外还有意大利的水手，偶尔还会有改变信仰的前穆斯林。有些人出生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有些是奥斯曼臣民，有些是威尼斯臣民；他们的背景随着时间变换也发生着改变，因此在公元16世纪90年代，有相当比例的成员来自扎达尔与斯普利特后方的达尔马提亚腹地，那里在奥斯曼人与哈布斯堡人漫长的陆地冲突中承受着重压。 [7] 在威尼斯人看来，乌斯科克人“此前是土耳其人的臣民，因无法忍受土耳其老爷们的暴政，而逃到塞尼”。 [8] 塞尼似乎也为他们准备了成功的机会：“原本扛着锄头和犁，衣着褴褛的赤脚汉子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肥胖而富有。” [9]
塞尼没有天然的海港。当被称为“布拉风”（bora ）的强季风吹过来时，船只必须靠岸，并被牢牢地拴在堤岸上，以免被风吹走。但城市被背后陡峭的山脉和茂密的森林保护着。 [10] 其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是勒班陀战役结束到公元1610年之间，此时，乌斯科克人的警戒范围比较大，以塞尼为中心，向南直达内莱特瓦河（Neretva）的入海口，那里距离杜布罗夫尼克已经不远。 [11] 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匪徒。即使奥地利当局与其对手处于和平期，只要有机会，这群匪徒仍会对威尼斯或土耳其的船只发起攻击。 [12] 在16世纪90年代，威尼斯人不再把乌斯科克人视为逃离奥斯曼人的基督徒难民，而是视为危险的罪犯，他们对塞尼进行封锁，并把许多人处死（不过1596年时，塞尼武装人员的总数也只有1000人，平常约有600人）。 [13] 威尼斯人容忍他们的唯一条件是：他们同意放弃罪恶的掠夺行为，并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帆桨船上尽职尽责地服务。 [14]
早在公元16世纪20年代，来自塞尼的海盗就开始威胁亚得里亚海的土耳其商船。威尼斯商船也是现成的劫掠对象，因为他们总想着与土耳其人缔结协约，也因为威尼斯人与哈布斯堡人在斯洛文尼亚边境地区偶尔会爆发冲突。早些年，乌斯科克人只满足于向当地小货船掠夺鱼、酒、橄榄油和奶酪，但很快他们就升级为对前往杜布罗夫尼克和安科纳的大型圆形商船发动袭击，威胁到从托斯卡纳到君士坦丁堡的海路与陆路交通。 [15] 1599年，威尼斯人被乌斯科克人激怒，派出一艘装载着有毒葡萄酒的船前往乌斯科克人大批出没的水域，主动让乌斯科克人捕获，希望乌斯科克人喝了这种酒后全部暴亡。然而，乌斯科克人后来全都活着，因此这条计策显然失败了。乌斯科克人与杜布罗夫尼克的关系也令人担忧。拉古萨人被视为暗中勾结土耳其人的叛徒，拉古萨的长老们也知道土耳其人不会允许杜布罗夫尼克与乌斯科克人合作。有一次，拉古萨人将被处决的乌斯科克人的首级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向乌斯科克人以及奥斯曼人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结果也不出所料：一份拉古萨的报告称，“他们对我们的袭击与对土耳其人一样”。 [16]
尽管如此，一般说来，他们更感兴趣的还是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货船，而不是基督徒，他们更愿意登上那些船没收“异教徒的”货物；结果，犹太商人签署保险合同索赔的比例是基督徒商人的七倍。穆斯林的处境也很糟糕：有一位来自科托尔海湾的繁荣港口佩拉斯特（Perast）的船长，当公元1581年乌斯科克人登上他的船时，他对船上的穆斯林乘客承诺说，他会照看他们，但他将船驶往塞尼，设宴款待乌斯科克人，而乘客们则作为奴隶被带走。 [17] 在意大利附近海域经商的犹太商人和穆斯林商人尝试了各种计谋。比较明显的是在货物上标注十字架的标记；另一种计谋是同时携带一份秘密账册以及一份伪造的账册。与此同时，塞尼主教还积极地确认那些与土耳其人合作的基督徒商人，特别是从事武器买卖的商人，然后将他们逐出教会——或者换一种方式，如果塞尼的圣战士劫掠他们的货物，他们不能做任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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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证实了威尼斯政治经济生活从公元15世纪中叶起就已显现出的大趋势：退出重要的黎凡特贸易，融入北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生活。除了海盗影响之外，威尼斯人还需要处理葡萄牙人于1497年开辟的前往东方的新路线所带来的影响。即便与中世纪贸易最盛期相比，威尼斯人到君士坦丁堡的数量已经大幅衰减，但那里依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威尼斯社区，到1560年已经建立起12间商人会所。 [18] 除了传统上控制威尼斯黎凡特贸易的商业贵族，其他商人也非常活跃，比较突出的是16世纪时生活在威尼斯的犹太人。这个社区的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来自德国、意大利的犹太人从事典当业，他们从市政厅获得经营执照，并被要求居住在隐藏于城市北部的“新隔都”（Ghetto Nuovo）。紧邻他们的是更多涉足地中海商业活动，特别是经由巴尔干半岛前往萨洛尼卡与君士坦丁堡从事陆路贸易的塞法迪犹太人，与安科纳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黎凡特人”；另一类是“博宁提尼人”（Ponentines），即西方犹太人，主要是葡萄牙裔的马拉诺，他们往往过着基督徒的生活，至少表面上如此。博宁提尼人面临着被威尼斯宗教裁判所调查的威胁，但总的说来，威尼斯更需要从事黎凡特贸易的商人，而非推行基督教正统信仰的顾虑。 [19] 威尼斯人的务实主义还体现在其政权机构正打算批准兴建一座希腊正教教堂——希腊圣乔治堂（San Giorgio dei Greci）一事上，因为这个时期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希腊教堂都属于东仪天主教会（Uniate），也就是说，他们承认教宗的权威。 [20]
“威尼斯的衰落”极易被简单地视同威尼斯海上霸权的衰落。 [21] 事实上，在公元16世纪中期，威尼斯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这时，恰逢西欧大陆经济扩张时期，威尼斯人义无反顾地参与了这个进程。传统工业，比如玻璃制造业正在扩张，纺织品的生产规模也大幅膨胀。1516年，威尼斯每年生产的布匹不足两千匹，而到1565年，产量已经增长了十倍多。 [22] 威尼斯城的发展受益于佛罗伦萨的同类纺织品生产的衰落，也受益于西班牙原毛的正常稳定供应。这使得威尼斯更加重视通往西部的商路，货物可经伦巴第由陆路抵达，也可经由海路到达，不过威尼斯城仍然需要进口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这些均来自他们辖下的爱奥尼亚群岛以及克里特。塞浦路斯失陷之后，威尼斯人航行的范围有所收缩，但他们与奥斯曼人重新缔结的和约，确保了当时克里特仍安全地处于威尼斯人的统治之下——此地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土耳其人，而是来自难以驾驭的当地民众。
威尼斯的转型（这种表述比“衰落”更为贴切）使得其他人能够更加自由地涉足黎凡特贸易。威尼斯人撤离后，填补空白的是希腊人商业活动的复苏，他们在爱琴海、小亚细亚与埃及为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活动提供服务。 [23] 另外，英格兰人的到来是西班牙国王与英格兰女王、天主教君主与新教反对派之间激烈竞争的副产品。伊丽莎白有意与“高门”建立联系，部分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土耳其人”是菲利普二世的对手——但也有商业上的考虑。公元1578年，女王的大臣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撰写了一篇短论，主题是“关于与土耳其的贸易”，他认为应该派一名“精明的人”去秘密会见奥斯曼苏丹，呈上女王伊丽莎白的亲笔信。1580年，英格兰成立了一家土耳其公司，以推动与奥斯曼人治下地区的贸易。 [24] 然而，这也反映出英格兰商人的新的进取精神，他们要进入传统上由意大利商人主导的区域，意大利商人过去一直为英格兰供应异国商品。女王提高了对意大利商船及其货物征收的关税，以此鼓励本土商人参与地中海贸易。不过，她依然在1582年续订了与威尼斯的协议，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威尼斯的大帆船（galleons）仍然在继续抵达英格兰。 [25] 英格兰人的目标之一是摩洛哥，早在1558年伊丽莎白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前，英格兰柏柏尔人公司（Barbary Company）的商人们就已经出现在这里。出口这一地区的商品还包括武器，英格兰商人很乐意想象这些武器可以用来对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26]
这并没有阻止英格兰人试图完全绕开地中海开发其他商路，经过西北或东北的商路，将香料运到北欧，这些路线可能比较寒冷，但比葡萄牙人绕经非洲的商路近得多；结果，英格兰人开始与俄国进行交易。但由于这里的贸易无法为其提供想要的香料，他们再次回到地中海，将商业活动与海盗劫掠结合起来，也因为此，伊丽莎白的私掠船才闻名于世；许多加入土耳其公司（很快就被称为黎凡特公司）的人也投资俄国公司（Muscovy Company）。 [27] 对于这些发展，威尼斯人的心情很低落。英格兰的商船进入土耳其水域后，使得威尼斯人无法再获取原本经威尼斯销往奥斯曼帝国各地的英格兰纺织品的收入。更糟糕的消息是，英格兰女王与奥斯曼苏丹签署了协议。另外，威尼斯人也不赞成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威尼斯当然不能算是最衷心的教宗权力支持者，在公元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之前，一直不愿意正式向英格兰派驻使节。 [28] 不过，一些新的变化也使威尼斯共和国能够从中获利。英格兰的商船开始出现在威尼斯，于是威尼斯也开始进口一些北方的基本产品，并对其越来越依赖，它们（尤其是谷物）甚至关系到该城的生死存亡：由于地中海谷物产区变得荒芜，且1587年初发生的饥荒进一步扩大了谷物的需求缺口，北方谷物的贸易总量不断增长。来自大西洋的干鱼和咸鱼也很受欢迎——从那之后，鳕鱼干（stoccafisso ）就成为威尼斯菜系中的基本食材，现在依然如此。
英格兰人与荷兰人也前来做买卖。 [29] 起初，英格兰人关注的焦点不是以胡椒、姜为主的香料贸易，而是威尼斯人治下诸岛屿——爱奥尼亚群岛的赞特岛（Zante）与凯法利尼亚岛——的产品。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英格兰人开始痴迷于无籽葡萄干、紫葡萄干、无核小葡萄干，因此与威尼斯人展开竞争，争夺被后者称为“干葡萄”（uva passa ）的市场，致使许多恶性事件发生。英格兰商人极为成功地闯入爱奥尼亚群岛，很快夺取了大半的葡萄干贸易。威尼斯政府试图禁止岛民与外国商人进行交易，对这些禁令，岛上居民的抱怨连连，但大多数时候置之不理。 [30]
与此同时，英格兰人对于攻击威尼斯商船却毫无愧疚，尤其是当威尼斯人打算与西班牙做生意时——他们的织布机需要西班牙产的羊毛。公元1589年10月，一位英格兰船长在科孚港与一位威尼斯船长发生争吵；意大利人向英格兰人发起挑战，还称其为傲慢的狗。当威尼斯商船驶离港口时，英格兰船长却狂妄地追了出去。短暂的交火过后，意大利人觉得他已经受够了并弃船离开，但即便如此，那位英格兰船长还是追着意大利人乘坐的大艇一直回到科孚港。这些海盗完全目中无人。1591年，阿尔及尔港曾经欢迎的英格兰海盗，在巴利阿里群岛与巴塞罗那之间的海峡劫掠了一艘从里窝那向西行驶的拉古萨商船。北非的统治者往往乐于让海盗们使用他们的港口，只要他们与柏柏尔统治者分享战利品。他们船上的水手可能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英格兰人。 [31] 一位叫作约翰·沃德（John Ward）的被流放的英格兰人手下有三百人；1607年，他迫使一艘威尼斯香料大帆船的船长投降，在突尼斯将船上的货物卖掉后得到七万克朗，仅以这种方式，他所攫取的货物总价就高达四十万克朗。 [32] 新教徒落入宗教裁判所之手后所遭受的虐待，彻底激怒了英格兰海盗，所以他们还亵渎了各个岛屿上威尼斯人的天主教堂。 [33]
海盗们的成功归功于新的技术。他们带入地中海的是一种高舷帆船，威尼斯人称之为“贝尔托尼”（bertoni ）。它们与西班牙以及威尼斯海军通常使用的大帆船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它的龙骨深且牢固，三面横帆也使得船只更易于操纵。这种新型船只并不是特别大，荷载的水手约有六十人，约每三人可分享一门火炮。当英格兰人在地中海的对手们成功地俘获这些船只时，就对其加以充分利用；他们甚至还从英格兰船长以及荷兰船长手中购买这种船只用于研究。然而，威尼斯太过保守。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大三角帆船一直保护着这座城市的商贸与帝国，也使威尼斯政府对于那种认为这种新型的舰船对保卫共和国十分重要的观点完全置若罔闻。威尼斯的精英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公元13世纪曾经捍卫共和国的舰船在17世纪却无法奏效。直到17世纪初，贝尔托尼船在威尼斯才变得司空见惯，因为这时威尼斯人请求英格兰与荷兰帮助他们对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人。到1619年，威尼斯海军已经拥有50艘贝尔托尼船以及五十艘帆桨船。然而，即使威尼斯的船长们已经开始操作贝尔托尼船，他们也无法挑战北方水手们的高超技术。1603年，威尼斯的贝尔托尼船“圣玛丽亚·德拉·格拉齐亚号”（Santa Maria della Grazia ）在出发前往亚历山大途中，于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岛附近被敌军俘获。后来，大船被释放，却在夜间沿着亚得里亚海上行时又被捕获，船上的枪炮全被夺走。意大利人在海洋上近乎无敌的神话已成历史。
北方人之间也彼此攻击；公元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英格兰人与荷兰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1603年，托马斯·雪利（Thomas Sherley）指挥着一艘混杂着英格兰水手、意大利水手和希腊水手的船，袭击了两艘搭载爱琴海的谷物从基克拉泽斯群岛前往热那亚的荷兰商船。雪利还自鸣得意，伪装成托斯卡纳美第奇公爵的代表，妄称自己的行为是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行动，不过能把对荷兰人的袭击说成圣战还真是神奇。雪利不得不给公爵写信解释自己的行为，因为雪利的劫掠显然越了界。美第奇人很乐意购买英格兰的贝尔托尼船，也乐于雇用英格兰的水手。公爵甚至还从英格兰购买火药。他还在考虑是否可以劝说约翰·沃德为他效劳，因为看起来沃德是位更有活力的海盗。领地已扩展到尼斯周边地区的萨伏伊公爵，愿意各类半真半假的水手使用他的旗号，使用他的自由港维勒夫朗什（Villefranche）。 [34] 正如阿尔贝托·泰尼迪（Alberto Tenenti）所指出的，“16世纪末的地中海，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海军及商业领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犬儒主义代替了过去的圣战意识，虽然有时仍然会使用圣战的术语，但海盗们愿意与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进行合作的意图证明了这种旗号的虚假性。 [35] 圣斯德望骑士团的行为就是这一倾向的最好证明：到17世纪时，他们已经成为彻彻底底的海盗，从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公爵们那里获得慷慨的特许权。
公元17世纪，北方人发现原本艰难的海上生活——恶臭的饮水、长满谷象的干粮、刻板的规则，到航行于地中海水域时已经有所改善。约翰·巴萨普（John Baltharpe）是名英格兰水手，用打油诗记录了他在1670年的地中海航程。驶进墨西拿港后，“船上日日在交易”，他可以购买：
长丝袜、地毯、白兰地酒，
还有很棒的丝质围巾；
卷心菜、红萝卜、甘蓝与坚果，
最后，一个男人可在荡妇那里吃到：
柠檬、橙子与优质的无花果，
还有叙拉古的葡萄酒，以及鸡蛋。
在里窝那，巴萨普特别兴奋地发现了一种美味的鱼，那是“意大利人的一道名菜”，在“卡莱斯”（Cales，或称卡利亚里Cagliari），也是“什么都不缺”。甚至在肉食很少的阿利坎特，“没有英格兰的奶酪，也没有黄油，我们得到一小块奥伊尔（Oyl），天晓得，真是太糟糕了”，令人欣慰的是有大量红葡萄酒——“这种公牛血……甜甜的，非常可口，极为诱人，瓶子一下子就见底了”。 [36] 我们可对比一下此后的时代，在1800年前后，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一年要准备三万加仑的西西里柠檬，以供应整个英格兰海军，这可防止其在地中海以及其他地方的水兵们感染坏血病。 [37]
随着公元16世纪时生活水平的提高，北方人对地中海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即便生活水平的提高在17世纪已经停止，北方人在勒班陀战役之后还是经常出现在这里。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汉萨同盟的德意志人是先锋（1587年地中海地区歉收之后就已出现），但影响力不大；同时，“佛兰德人”主要指的是西班牙辖下的尼德兰（Netherlands）北部起义省的新教荷兰人，而不是佛兰德的天主教徒。 [38] 荷兰海军的崛起始于安特卫普（Antwerp）成为葡萄牙与东方香料贸易中心之时，但荷兰的繁荣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在地中海的贸易以及海盗劫掠活动的扩张，二是对其大西洋以及印度洋商路的推进。 [39] 当荷兰联省共和国事实上摆脱西班牙统治实现独立后，生意迅速转向荷兰的造船厂。起初，荷兰人在地中海与法国商人有一定的合作，因为后者正打算开辟通往北非的商路，时不时地允许荷兰商船悬挂法国的旗帜（以保证他们在奥斯曼水域的安全）。 [40] “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这一术语特别贴切：船长们不断变换船上悬挂的旗帜，以获取地中海某处海岸或海岛的统治者所声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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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行驶于这片海域的人当中，“葡萄牙人”，其中多数是“马拉诺”，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自公元1497年葡萄牙迫害犹太人以来，其宗教裁判所（在国王的命令下）停止了对新基督徒的迫害；但1547年，迫害再次降临到这些新基督徒身上，许多人被迫开始向外迁徙，前往更适宜生活的地方。“博宁提尼”犹太人模棱两可的身份，被托斯卡纳公爵之类的统治者所利用，他们愿意庇护所有能够使其收入最大化的商人。公爵们将这种庇护扩展到“葡萄牙人”身上，却不包括其辖下的犹太人；事实上，1570年，佛罗伦萨的犹太人就被封闭在一处隔都当中。 [41] 不过逐渐地，公爵们开始看到建设一个自由港的益处，这种港口不仅向那些宗教信仰不坚定的马拉诺，也向黎凡特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北部欧洲人开放，这些人可利用其定居权和特别的税收条款获利。于1574年去世的公爵科西莫一世（Cosimo I）生前将里窝那由一个毫无生气的小渔村发展成地中海商业的重要中心。在他临终之前，这座海港已经得到极大完善，一条新挖的运河将里窝那城与阿诺河连接起来，加速了货物在比萨与佛罗伦萨之间的转运；在其继承人弗朗切斯科一世（Francesco Ⅰ）统治时期，里窝那周围环绕着雄伟的五边形城墙。城墙内是一条长方形的罗马式街道，符合文艺复兴时期城镇规划最崇尚的原则。 [42] 这里的人口也缓慢增长：1601年，城市居民约有5000人，包括762名士兵、114名犹太人以及76名年轻的妓女，妓女群体的存在令我们注意到地中海每座港口对性服务不光彩的强烈需求。此后，随着港口基础设施的发展，这座城市也步入繁荣。 [43]
生活在里窝那的外国人享有《里窝那法》（Livornine ）所规定的权利，该法规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当中，规范着美第奇政权与其非天主教臣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特权当中，最负盛名的是1593年公爵将里窝那的欢迎令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商人、黎凡特人和博宁提尼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希腊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犹太人、土耳其人和摩尔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及其他”。 [4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意大利城市的名单中意大利人的排位很低。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是，这个文件反复强调欢迎马拉诺，同样欢迎博宁提尼人、伊比利亚商人和犹太人。博宁提尼商人虽然有基督徒的面具，但只有宣称自己为犹太人，才能免于宗教裁判所的干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改变身份，特别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贸易时，而他们最擅长做这样的事。 [45] 对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几乎没有限制；在意大利生活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可以拥有地产。他们通常生活在犹太会堂附近，虽然到18世纪时，会堂已经成为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但始终没有法定的犹太人聚居区。里窝那城中还有一座教堂属于来自东地中海的亚美尼亚商人。在舰船奴隶们生活的奴隶营内，还有三座清真寺，不过前往里窝那的自由穆斯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获得了建造一块穆斯林墓地的许可。 [46]
这些反映出里窝那与伊斯兰地区间商路的开通：公元1590年前后，来自亚历山大的船只抵达里窝那，但真正的成功在于在1573年到1593年间开辟的前往北非的商路，布罗代尔与罗曼诺（Romano）在这二十年间发现了四十四次自摩洛哥的拉腊什（Larache）与突尼斯之间的广阔海域前往里窝那的航行。倘若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投资，或者没有柏柏尔统治者与美第奇家族的合作，这些联系就无法实现；荷兰人也加入这一商路当中，提供保险以及额外的航船。这条商路对于托斯卡纳地区的物资补给至关重要，它从北非带回小麦、蜂蜡、皮革、羊毛以及糖。 [47] 其他日用必需品，如锡、松果、金枪鱼和凤尾鱼则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经常被从法国南部港口出发的船只运至托斯卡纳。然而，西班牙商路的地理分布已经发生了变化。巴塞罗那与里窝那几乎没有联系，巴伦西亚也只有一般性的影响，西班牙在地中海区域最受欢迎的港口成了阿利坎特，这里有着优良的港口，还有通往西班牙内陆市场的优质道路。阿利坎特本身除了葡萄酒以及用本地橄榄油制作的香皂外少有其他产品；“它在近代也一直保持着一种类似于殖民工厂的特性，通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亚洲或非洲的毫无生气的内陆地区。” [48] 在阿利坎特与里窝那之间的商路（以及阿利坎特与热那亚之间的商路）上，拉古萨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间商，他们带来的商品有胭脂虫红和胭脂虫粉，这是用小虫子制成的红色染料，此外还有大米、丝绸、蜂蜜、糖，以及最重要的羊毛。除拉古萨人外，犹太商人也在这条商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在西班牙王国时会被禁止信仰自己的宗教。 [49]
里窝那还与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区域——加的斯、里斯本以及北海各地建立了商业联系，其中加的斯逐渐成为西班牙在大西洋商贸的中心。荷兰人像蜜蜂追逐花朵一样被吸引而来。尽管《里窝那法》并没有特别鼓励新教徒定居于里窝那，但荷兰商人发现他们只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就能够和平地生活。里窝那是荷兰人的地中海商业网络的中心，也是许多来自大西洋的荷兰商船航行的目的地。虽然托斯卡纳与北非的商业联系得到加强，当地时不时地也有几次丰收，但仍需要从波罗的海进口谷物，因为波罗的海的谷物优于地中海的谷物，而且即便算上运输成本，波罗的海的谷物也是更便宜的。正如我们所见，这反映出地中海沿岸种植业在这个时期的衰退。意大利人也养成了食用北方黑麦的习惯：公元1620年，每五艘向里窝那运送谷物的荷兰商船中，就有一艘装着整船黑麦。美第奇公爵们还与荷兰人商定好优惠的价格，以保证其臣民能够买得起这种食物；当地中海地区有了充足的谷物后，商人还会把谷物替换成其他商品，如熏鲱鱼、干鲱鱼、沙丁鱼、鳕鱼甚至鱼子酱等。 [50] 贩卖谷物的荷兰商人并不仅仅是在地中海与欧洲北部间运载货物。他们自己也想要加入地中海内部的转运贸易，希望在运输南意大利的谷物与食盐去北意大利的贸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北方发生1630年那样的饥荒，那么荷兰船长们就努力从爱琴海上为里窝那寻找供货市场，公然对抗奥斯曼人的禁令——奥斯曼帝国的规定是：将非法出口谷物者缚于木桩，使其活活饿死。当地中海的谷物供给充足时，他们就四处游走，从阿利坎特购买羊毛和食盐，从爱奥尼亚群岛购买葡萄酒和干果，从爱琴海购入丝绸等，他们还努力与黎凡特的主要商业中心建立联系——阿勒颇（Aleppo）已经发展为叙利亚重要的商业中心，那里驻扎着一位荷兰代表，此人还关注着荷兰人在巴勒斯坦与塞浦路斯的商业活动。由于阿勒颇位于内陆，商船只能在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靠岸，货物则需要经由陆路运送；货物包括一些异域商品，如靛青和大黄等，这些商品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51]
公元1608年，托斯卡纳的斐迪南公爵允许“佛兰德-日耳曼民族”建造一座献给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礼拜堂，其中有一块墓地，以供埋葬去世的佛兰德和荷兰商人。一方面，难免会有许多新教徒宁愿葬在天主教堂的辖区之外，但他们也被允许葬在私人花园里。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当中有一些杰出人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如伯纳德·范登布鲁克（Bernard van den Broecke），他是圣母玛利亚礼拜堂的司库，在里窝那的主街斐迪南德大道（Via Ferdinanda）上的一栋大房子中经营他的事业。他的房子里有十间卧室以及一间宴会厅，宴会厅中装饰着一些油画，有一只装在笼子中的鹦鹉、一张双陆棋桌子以及精美的家具；在花园中，有一处喷泉以及大片的橘园。以里窝那为中心，范登布鲁克操纵着一个完整的商业网络，它覆盖了托斯卡纳公爵的宫廷、那不勒斯、西西里与威尼斯，当然还包括欧洲北部。1624年，他还计划开辟一条新航路，从纽芬兰（Newfoundland）向那不勒斯供应鳕鱼，但因英格兰人的干扰而放弃——由于英格兰国王再次向统治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开战，致使他的鳕鱼被没收。即便如此，英格兰人与荷兰人（包括范登布鲁克）依然不时地与西班牙进行商贸合作，还常常悬挂托斯卡纳的旗帜作为“方便旗”。范登布鲁克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地中海的奴隶贸易，不过他的目的是从家境良好的俘虏身上敲诈赎金。他保证俘虏在自己家里会受到很好的款待，被赎回时能够保持最佳状态；他们一定“足衣足食，不受丝毫伤害”。 [52] 范登布鲁克的生意一直繁荣到17世纪30年代，这时，由于西班牙的政治困境、英格兰商人的竞争以及瘟疫，人们的生计越来越困难。但里窝那这座城市一直占据着地中海商业中的卓越地位，特别由于此处的塞法迪犹太人继续利用这一基地，与其他塞法迪犹太人聚居地，如阿勒颇、萨洛尼卡以及越来越重要的士麦那等地的塞法迪人同胞保持着联系。
4
里窝那的巨大成功并非特例。公元17世纪时，热那亚人也试图建立自己的自由港。起初是在1590年，这种自由仅限于食品类贸易，到1609年关税减免的特权已扩展到所有商品。这里与里窝那不同：热那亚强调的是商品的自由流通，而里窝那更着重于吸引商人，使其在居住以及行动上不受任何限制。自热那亚开始与比萨、威尼斯和巴塞罗那争夺地中海的主导权以来，这座城市的特质和商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热衷贸易转向为西班牙王室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变化影响了整个热那亚社会，甚至那些负责处理西班牙王室债务事宜的人都是热那亚精英家族的成员。到16世纪60年代时，他们对船务已经毫无兴趣。 [53] 在停泊于热那亚的商船当中，热那亚人所拥有的船占少数：1596年以后，经过这里的商船中有70%来自外地。不出所料，在这些外地人当中，拉古萨人最为活跃，同时还有来自德意志汉萨同盟的商船以及低地国家的商船，荷兰人则在17世纪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54] 到16世纪末，热那亚商人经常购买拉古萨商船的股份，这恰恰证明了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两个世纪前，倘若有人认为一个小小的亚得里亚共和国会胜过骄傲的热那亚共和国，就会遭到无情的嘲笑。
热那亚人仍自视为西班牙国王的盟友；而西班牙国王却将其视为自己的子民，这种坚持无疑会减弱热那亚人与西班牙人结盟的热情。为了宣示热那亚在西班牙事务中的实际位置，公元1606年与1611年，西班牙人保证：西班牙的附庸马耳他骑士团在战斗指挥中优先于热那亚人，这使得热那亚人完全明白西班牙将自己视为附庸。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时而会激化，以至于热那亚的战船与马耳他的战船发生对峙，扬言要朝对方开火，西班牙的海军将领不得不迫使双方后退。但西班牙的财政主要依靠热那亚人，热那亚人的帆桨船从西班牙将金银锭运抵热那亚——1600～1640年，数目就接近七千万枚西班牙银币（pieces of eight，或称比索）。热那亚人向西班牙国王提供贷款的条件是：从新大陆获取的金银收益中偿还热那亚人的预支款项。 [55] 其他商船主要从事更赚钱的从墨西拿购买生丝的贸易；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丝绸就已成为热那亚恢复繁荣的基础，它象征着与西班牙之间密切却麻烦的联系，因为丝绸来自西班牙控制之下的西西里。与西西里出产的谷物一样，西班牙政府也对它课以重税，他们渴望把商人身上的每一枚便士都压榨出来。 [56]
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一样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因为那个时代的热那亚可以把商船派往地中海的各个地区，甚至进入地中海以外地区，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公元1642年，热那亚贵族安东尼奥·朱利奥·布里尼奥莱·萨莱（Antonio Giulio Brignole Sale）写了一篇文章，考察了关于打造一支新舰队的正反两方面观点，城市元老们希望通过打造新舰队重现热那亚的富庶。他坚信：地中海是理想的舞台，因为这里的“行省众多，各具特色，而且许多都拥有港口，人人可以轻易地找到工作”。若建造新的船队，那么就有可能重现“古老的黎凡特商路”，那曾经是“热那亚人获得资产与荣耀的特殊舞台”，他虽然坚持这一观点，但同时也认可反对者的意见，地中海已然与中世纪的地中海不同，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建造舰船无法挽回失落的世界。 [57]
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地中海陷入迷茫。尽管热那亚人努力重建黎凡特贸易，但在西欧的商贸网络中，地中海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大西洋的商人如今成为主宰。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地中海只是他们关注的一个方面，而且未必是他们最感兴趣或最重要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眼界已经从荷兰延展到巴西和东印度群岛，或者从英格兰延伸到纽芬兰与俄国。 [58] 15世纪以及16世纪初做出的承诺最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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