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地中海世界的瓦解（400～600年）

1

自从爱德华·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以来，伟大的罗马帝国为何、何时以及是否衰落的问题，就成了历史学家们孜孜不倦进行探讨的对象。目前人们至少提出了二百一十种解释，有些说法（“闪米特化”、同性恋问题、男子气概下降）坦率来说是非常荒诞的。 [1] 关于蛮族入侵摧毁了罗马——既指罗马城又指罗马帝国——的观点曾不再流行，后来又再度受到推崇。 [2] 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罗马的衰落”本身就是伪命题，而强调罗马传统的延续性。 [3] 然而，从地中海的角度看，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片伟大的海到公元800年时已经分裂了。这个分崩离析的过程持续了数个世纪，也留下了数个嫌疑人：5世纪及之后的日耳曼蛮族，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者，8世纪的查理曼及其法兰克军队，以及内斗——罗马帝国的将军们争权夺利，有的要夺取地方领地，有的要夺取皇位。很明显，罗马的衰落不是单独“某个原因”导致的；无数问题的积累导致了旧制度的终结，撕裂了“第二代地中海”。

在公元400年到800年的漫长岁月中，地中海在经济及政治上都陷入分裂：罗马的皇帝们意识到，统治地中海周围地区，以及欧洲大陆上莱茵河西部和多瑙河南部的大片土地，这一任务远远超出一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从284年开始统治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以东部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eia）为基地，将帝国的管理交给由共治皇帝组成的团队，其中最先出现的是西部的另一位“奥古斯都”，后来从293年到305年又有两名副皇帝或“恺撒”被委任，这套制度称为“四帝共治”。 [4] 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驻地本身是后来君士坦丁于330年建立“新罗马”的前奏；君士坦丁曾考察过特洛伊这座罗马人视为自己起源地的城市的遗址，后来却选择了商业中心拜占庭，拜占庭拥有极佳的港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地处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商业要道。当然，另一个惊人的变化则是君士坦丁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而在此前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一直是地下宗教。

十 地中海世界的瓦解（400～600年） - 图1

公元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名为罗慕路斯（Romulus）的“小皇帝”（Augustulus），被日耳曼人的军事首领奥多阿克（Odoacer）废黜。在此之前，意大利依然是西罗马皇帝的驻地，但权力中心已经向东转移，这一变化恰恰是对地中海经济发展现实的适应。在东方，希腊化时期与托勒密时期的商业世界仍然繁荣，这里以亚历山大、加沙和以弗所（Ephesos）等繁忙港口为中心，通过贸易往来以及共同的希腊文化联系在一起。强调以城市为主体的东方和以农村为主体的西方间的对立会过于简化，因为东部的主要人口仍是农民和牧民，且东地中海沿岸密布的乡镇以及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缔造了更为复杂的经济。当代之人仍能在博物馆看到罗马帝国晚期的埃及精美织物；大量的奢侈品当时在西西里岛东部流通。更为日常的货物在供应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影响之一是埃及谷物的目的地从旧罗马转向新罗马。 [5] 330年时，这似乎是一个无害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罗马所需谷物的三分之二都由非洲供应。那是个繁荣的时代，当时迦太基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继罗马和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如果说帝国人口在3世纪末到4世纪可能由于疫病而大幅削减，那么北非诸行省的农业生产能力还是可以继续为西罗马首都提供补给的。罗马与迦太基的元老和骑士阶层扩大了他们在非洲的地产。 [6] 船东们的世袭行会得到帝国的保护，行会成员可享受减免税收的特权，被赋予了骑士身份。尽管帝国财政并不直接干涉船东行会的管理，但它对船东的保护保证了谷物航线仍然活跃。非洲的农民也种植橄榄树和葡萄树以获得收入，非洲也因向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而繁荣起来。非洲赤陶不仅成为地中海的主要陶器，而且已深入高卢内陆乃至不列颠地区。返程的船只带回了意大利的砖块。这当然不是因为非洲人不会制砖，而是因为谷物商船船员在将谷物卸载后需要用砖块来压舱。 [7] 这是非洲，尤其是迦太基的黄金时代。这座城市布局合理，街道纵横交错，还有漂亮的建筑——迦太基人特别喜欢自己的斗兽场，甚至蛮族人的入侵威胁也无法打断他们对这种娱乐的热衷。迦太基人以其港口为傲，因为古迦太基的圆形港口被重建，图拉真时期还有一座漂亮的六边形外港建成。这座港口与皇帝在奥斯蒂亚附近建造的波图斯构成了双子港，如今“布匿港口”的轮廓仍依稀可见。 [8]

非洲也是一个和平之地。从公元3世纪开始，远离帝国中心的边境地区就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在遥远的不列颠，“撒克逊海岸的伯爵们”组织防线抵御跨越北海而来的日耳曼入侵者。在400年左右，成群结队的哥特人、苏维汇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侵袭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罗马城在410年也遭到洗劫，但即使在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非洲看起来仍非常安全。 [9] 阿非利加学者奥古斯丁（Augustine）——他后来成为希波的主教，并于430年去世——因罗马被劫而感到震惊，然后在这种刺激下撰写了他的不朽名篇《上帝之城》。在书中，他描述了一座天国的“城市”，它远远优于脆弱的尘世之城和罗马帝国。然而，至少希波和迦太基似乎得到了海洋的保护。人们都知道蛮族人是很好的士兵，但不是优秀的水手。哥特人被限制在意大利，甚至无法跨越卡拉布里亚海湾前往西西里岛。其他蛮族，也就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则向西进入了西班牙的群山之中。很难说他们这样做可能带来什么威胁。

汪达尔人属于日耳曼民族，他们曾生活在今天波兰南部的某地，与大多数蛮族一样信奉阿利乌斯派的基督教，其教义主张：圣子与圣父并非同性，亦非同样不朽，而是圣子由圣父所出。后来“vandalism”这个词成为破坏的同义词，但在公元1794年它才由一位法国主教造出，当时这位主教因革命者造成的破坏而感到深深的绝望。 [10] 可以肯定的是，汪达尔人乐于看见财物逐渐增加，因此汪达尔国王极不情愿将积攒的金银用于发展经济——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称为“囤积”（thésaurisation ）。与此相对的是，阿兰人源于高加索地区，从那里向欧洲东南部迁徙，他们的语言属于伊朗语族，习俗与汪达尔人相去甚远，例如他们并不蓄奴。这些看起来很不协调的盟友一起进入并瓜分了西班牙，但416年，他们遭到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瓦利亚（Wallia）的攻击与屠杀，后者所打着刚刚组建的哥特-罗马同盟的旗号，这个同盟非常短命。这些蛮族相互攻击的频率远远高于对罗马人的侵袭。据说，生活在贝蒂卡（Baetica），也就是今天的安达卢西亚的汪达尔人被全部消灭。但在这场惨败之后，幸存者必须寻找其他土地生活。他们的目的是征服与安居，而不是劫掠与消失。这次他们选择了非洲，这个决定看起来很合乎逻辑，因为那里距离他们最近。429年夏，在他们那瘸腿、无情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的率领下，他们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

丹吉尔（Tangier）周边的廷吉塔纳（Tingitania）由西班牙进行管理，这里是罗马的土地但实际由毛里塔尼亚国王控制，这些国王在总体上与罗马谨慎地保持着友好关系。相比于北非的其他地区，这里对罗马的价值没那么高，罗马对于这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也比较满意。 [11] 同样，盖萨里克的兴趣也在于控制非洲最富庶的区域。迦太基位于神眷之地，有着丰美的麦田与橄榄园，看起来比西班牙南部还要富足。 [12] 盖萨里克需要将十八万士兵与妇孺送到海峡对岸（这个数目表明贝蒂卡的汪达尔人几乎被歼灭的说法过于夸大了）， [13] 但他没有船，而且在这片海域摆渡的船只最多能搭载七十人。如果他真的能够筹集到数百艘这样的小船，那么他手下这些人也要大约一个月才能横渡海峡。但他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到哪去筹集这么多船。盖萨里克选取的路线是从大西洋一侧横渡直布罗陀海峡，也就是从西班牙最南端的塔里法（Tarifa）前往丹吉尔与休达之间的海滩。这是一段短暂的航程，但即使在夏季，所经水域也相当危险。经过一次一次地不断往返后，盖萨里克终于将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带到了廷吉塔纳，但他们并未在廷吉塔纳长期逗留，而是向东穿过陆地，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跋涉，在公元430年5月或6月到达了希波。希波坚持抵抗了十四个月，这是因为汪达尔人并不擅长攻城战，而且希波的罗马城墙也比较坚固。这样的罗马城墙很好地展现了罗马人的深谋远虑，因为在经历漫长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后，城市的防御极易被忽略。那些身在城中向外张望的人当中就有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他在围城期间逃离了。他可以进行反思：此前信奉异端的蛮族给罗马带来的破坏，如今威胁到了他所在的行省。

希波沦陷后，新的阿利乌斯派教规建立起来，将近五百位大公教会主教因为遵循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立场而被驱逐出他们规模通常较小的主教区。这标志着阿利乌斯派终止了对大公教会的容忍。此后，迦太基也被征服，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盖萨里克是颇有耐心的：这座城市于公元439年陷落，在那时迦太基周边的所有地区都已经落入汪达尔人之手。迦太基成为汪达尔王国的新首都。然而，非洲的汪达尔人并不是破坏者，大多古老的传统与秩序都被他们承继下来。盖萨里克意识到，他不能只统帅自己的臣民，不能仅仅像其正式尊号“汪达尔人与阿兰人的国王”（rex Vandalorum et Alanorum ）所描述的那样。 [14] 442年，汪达尔人与罗马人缔结和约，其条款规定汪达尔人的国王负责整个地区的统治。尽管盖萨里克把搜刮的大量黄金囤积在国库中，但没有证据表明汪达尔人的统治导致了经济的衰退。新的建筑工程还在进行；东方的商人带着拜占庭的货币来到迦太基；北非商人继续到东方经商；迦太基的美丽海港也得到修缮。 [15] 在汪达尔统治时期，出口到迦太基的东地中海双耳罐数量显著增长。迦太基人也使用本地出产的赤陶精品进餐。事实上，北非的谷物不再被征用以补给罗马，而是由当地商人经营，这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16] 汪达尔人喜欢东方的丝绸，喜欢浴场、宴会和戏剧，还热衷于划船。他们赞助罗马诗人的创作，与生活在意大利的哥特人一样被罗马化，那些哥特人也开始美化他们在拉文纳的统治中心。 [17] 虽然拉丁语和使用范围更小的布匿语是非洲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 ），但汪达尔人与哥特人一样，仍然一代又一代地保留着自己的日耳曼名字［古萨蒙德（Gunthamund）、瑟雷萨蒙德（Thrasamund），等等］。汪达尔人的征服并未扰乱乡村的生活，这一点可由汪达尔统治中心发现的木制地产记录板证明，它们被称为阿尔贝蒂尼记录板（Alebertini tablets）。 [18] 事实上，古老的制度不但没有行将就木，反而生机勃勃、充满能量。非洲西北部的罗马人、布匿人和摩尔人靠海运为汪达尔人提供各种补给，以维持汪达尔王国的存续。 [19] 船只用于贸易，当局势发生变化时还需要运送军队。533年，汪达尔国王盖利默（Gelimer）将他拥有的一百二十二艘舰船派往撒丁岛镇压岛上总督的起义。汪达尔人并没有修建传统式样的战舰；当他们越过海洋前去征服其他地方时，船只仅发挥了运输马匹和武器的作用。 [20]

汪达尔王国的范围远不止罗马帝国时的阿非利加行省。早在侵入阿非利加之前，汪达尔人已经派兵攻击巴利阿里群岛；公元455年，他们正式吞并该群岛。 [21] 在功勋卓著的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于454年去世后的第二年，无能的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被暗杀，这为汪达尔人提供了新的机遇。 [22] 455年6月，汪达尔人开始了一场极为大胆的远征，军队被派往罗马。远征不是阿利乌斯派对大公教会的圣战，而是劫掠：汪达尔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要破坏，不要屠杀，只需寻找珍宝，特别是皇帝的珍宝。他们带着丰厚的战利品满载而归，还包括相当多的奴隶（他们处理奴隶时毫不留情，直接把夫妻、父母及子女拆散）。根据一些记录，他们掠夺的珍宝包括提图斯从耶路撒冷圣殿劫掠的烛台与其他各种金器，它们作为战利品一直被保存在迦太基，直到534年拜占庭人收复该城。 [23] 盖萨里克还在455年或456年夺取了科西嘉岛，作为其造船业的木料来源地，而大公教会被流放的主教们被迫在岛上砍伐木头。与此同时，汪达尔人还曾征服撒丁岛，不过大约在468年他们失去了该岛，直到482年前后才收复。他们在岛上定居，与那些从非洲来到此地的摩尔人一同居住，这些摩尔人被称为“蛮族”（Barbarikinoi ），撒丁岛东北部荒无人烟的山区因此被命名为巴尔巴吉亚（Barbargia）。在征服西西里岛方面，汪达尔人也毫不迟疑，从440年就开始对西西里海峡无情地发起攻击，之后从461年或462年起年复一年地劫掠该岛。而且他们还成功地削弱了罗马人对西西里岛的控制，但就在盖萨里克去世（经过半个世纪各种征战之后终于在477年去世）不久前，汪达尔人与日耳曼将军奥多阿克达成协议。奥多阿克在数月前废黜了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如今以意大利国王的身份进行统治。奥多阿克为西西里岛向汪达尔人纳贡，但只将马尔萨拉（Marsala）附近的西部岬角交由汪达尔人直接控制。尽管如此，汪达尔人此时看来似乎马上就要将西地中海的三座粮仓——阿非利加、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全部收入囊中。在盖萨里克统治的末期，汪达尔人感到他们已经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获得了足够多的东西，于是开始侵袭希腊和达尔马提亚沿岸，蹂躏了爱奥尼亚群岛中的扎金索斯岛（Zakynthos）。

汪达尔人创造的海上帝国极具个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支持了公海上的海盗行为，他们的国王对商业也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很清楚，在控制帝国的谷仓的时候，他们就相当于扼住了罗马的咽喉。汪达尔人对谷物运输的介入加剧甚至直接导致了大约发生于公元450年的意大利饥荒。他们并没有与罗马帝国的舰队发生冲突，因为那种类型的海战当时已经很少见了（不过，在5世纪60年代盖萨里克成功地摧毁了两支拜占庭舰队）。汪达尔帝国的巅峰是其创立者盖萨里克的统治时期，在他477年去世后的六十年间，汪达尔人一直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到500年，信奉阿利乌斯派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统治着意大利，信奉阿利乌斯派的汪达尔人控制了北非，信奉阿利乌斯派的西哥特人（Visigoths）统治着西班牙和高卢南部。在新罗马建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地中海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版图发生了彻底改变。分裂正在发生。

2

对于这种分裂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可以理解为西地中海逐渐与东地中海分离；可以理解为东西两边都爆发了一系列危机，东部遭受严重打击，但比西部恢复得更快、更果断。大规模入侵在早期对于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西罗马的皇权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东罗马的皇权却在哥特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大规模侵袭下幸存下来，即使入侵者在公元7世纪一度在君士坦丁堡兵临城下。7世纪时，希腊的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斯拉夫部落的控制之下。整个地中海的经济同样遭到破坏，但造成这种结果的是此前没人见过的袭击者。6世纪40年代，地中海遭遇瘟疫，它可能是腺鼠疫和肺鼠疫，在病理上与14世纪的黑死病比较相似。 [24] 与黑死病一样，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夺去了大量人口的性命，约占拜占庭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并且以城镇居民居多。地中海东部冬季的寒冷与干燥导致了干旱和饥荒，而在更往东的地区，类似的气候变化可能使原先盘桓在东亚的瘟疫被释放出来，开始向西传播。 [25] 此外，罗马帝国晚期经历的寒冷气候也导致土地退化，而原先种植葡萄以及橄榄的梯田被逐渐荒弃，引发了山体滑坡和土壤侵蚀。但这里同样存在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葡萄园和橄榄园的荒弃意味着需求的减少，那么一定有某种因素导致了需求降低。另一种观点认为地中海周边的人口膨胀导致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因为大量人口需要更多的谷物，原本种植树木和其他植被的土壤因此裸露出来，导致表层土壤被河水带到河口，进而引起了河口的淤塞。如此一来，一系列生态问题（因为当时的人们尚无法正确评价自己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导致了饥荒与干旱。因此，有人认为早在瘟疫发生之前，地中海周边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人口萎缩的现象，所以在瘟疫到来后，已经相当脆弱的人们遭到了沉重打击：经历食物短缺后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十分低下，致命性不那么强的地方瘟疫也不时暴发。 [26] 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在北非、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希腊的奥利匹亚、撒丁岛的诺拉以及意大利西北部的卢尼，都出现了这种河口淤塞的情况。 [27]

虽然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发生了瘟疫，但他仍然积极重建地中海范围内的罗马秩序。在瘟疫暴发之前，查士丁尼已经收复了迦太基（公元534年），向那座城市投入大量金钱：他在过去著名的圆形海港处又建了一座新的港口，还重建了城市的城墙和护城河，因为一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便是地处非洲的城市也会遭到陆上袭击。在攻陷汪达尔王国之后，查士丁尼的大将贝利撒留（Belisarios）接着在意大利发动了哥特战争。拜占庭的军队驻扎在西西里岛，就在迦太基陷落的两年后，他们凭借一个经典的计策经由一条引水渠拿下了那不勒斯。查士丁尼认为意大利的收复事关自己的声望，曾经是东哥特诸王根据地的拉文纳再次成为帝国的官员，也就是总督的驻地，该城位于克拉西斯的外港也再次成为拜占庭的海军基地。那不勒斯海港兴建了防御工事，因为当贝利撒留为皇帝夺回该城时，其敌人哥特人还在继续暴乱。 [28] 拜占庭的力量甚至延伸到了热那亚附近的海岸——这个中世纪的伟大贸易中心出现了经济活动的最早迹象。 [29] 查士丁尼毫不担心同时在数条战线作战的压力，还派军队前往西班牙南部，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取了卡塔赫纳周边地区的控制权。随着撒丁岛以及巴利阿里群岛重新被拜占庭控制，一条商业纽带把拜占庭的核心地带同休达和直布罗陀海峡连了起来。

查士丁尼重建泛地中海罗马帝国的尝试耗尽了君士坦丁堡的资源，并一度引起经济危机。意大利在战争与疾病中遭到了严重破坏。 [30] 虽然瘟疫过后人口大幅削减，但查士丁尼仍积极地改善港口并加强港口城市的防御工事。为了增强君士坦丁堡与意大利之间的联系，他在都拉基乌姆（Dyrrhachion，古代的埃比达姆诺斯）的周围建立了一圈宏伟的城墙与高塔，今天仍可看到这些建筑的部分遗迹。都拉基乌姆城位于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陆路也就是艾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的终端，但科林斯为经由爱琴海的海路也建造了类似的工事，尽管在严重瘟疫的袭击下该城的大量居民已经逃往爱琴海上的艾伊娜岛。 [31] 关于迦太基，我们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港口的建立并没有激发迦太基的经济活力。拜占庭收复迦太基之后，来自东方的双耳罐数量急剧减少。奇怪的是，在来自东方的政治势力控制该地后，当地与东方的商业联系反而减少了。商业的衰落可能是国家打算重新控制谷物贸易造成的。 [32]

对于东地中海来说，公元6世纪同样是一个命运多变的时代。以弗所同雅典和德尔斐一样经历了严重衰落；而亚历山大在6世纪中期之前仍然十分繁华，约有十万居民。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显示了新的活力：在一场地震后，克里特岛上的戈提那（Gortyna）在7世纪新建了很多漂亮的建筑，成了一个成功的制陶中心。克里特以及塞浦路斯拥有的一个优势是入侵的斯拉夫人并没有抵达这些岛屿。7世纪早期的大量金币可以证明，这些岛屿一直非常繁荣。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例如萨摩斯和希俄斯，成为人们逃避斯拉夫人的避难所，在其他地区人口大幅削减的时候，新居民的到来使这些地区变得生机勃勃。 [33] 《罗得海商法》（“Rhodian Sea Law”）成为拜占庭内外使用的标准海洋法。 [34] 除了北方的蛮族之外，拜占庭还面临着希腊世界的老对手——波斯诸王的威胁。波斯人的入侵对地中海沿岸诸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616年以前，萨迪斯一直是很有气势的地区首府，拥有大理石铺成的街道、各式柱廊以及地中海地区最大的犹太会堂之一。这座城市后来被波斯人摧毁，只留下被焚烧后的废墟，此后这座城市再也没有被重建。曾经因图书馆而享有盛名的帕加马（Pergamon）也有着类似的命运。 [35]

尽管遭遇了灾难，一些传统的商贸网络仍很活跃，甚至重焕生机。在拜占庭重新掌控拉文纳后，波河流域的谷物从克拉西斯向外地输送。另一方面，那不勒斯与曾为它提供大量谷物的非洲的联系减弱了。那不勒斯的考古地层反映了这一点：公元6世纪的地层中有大量的非洲赤陶，而在这个时期其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36] 与非洲赤陶的减少构成对比的，是那不勒斯出现的大量来自东地中海的陶器，包括来自萨摩斯的双耳罐。萨摩斯是在斯拉夫人统治下的希腊本土迅速衰落的大背景下繁荣发展的岛屿之一。 [37] 事实上，罗马、拉文纳、叙拉古和迦太基出土了约六百件萨摩斯的陶罐，因此这些位于意大利和非洲的新收复地很显然与东地中海保持甚至加强了联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仍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交往，且伦巴第人统治下的南意大利地区能够铸造金币。对于拜占庭来说，亚得里亚海是一个偏远的湖泊，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泥泞的港口初现端倪，它们后来发展成了威尼斯。而在更往西的地区，形势更加严峻。卢尼严重衰落且未能复兴。在600年前后，卢尼的居民只能制作铅币。 [38] 拜占庭与热那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似乎更多是政治联系而非商业联系。马赛依然是西地中海商业中心的领头羊，但只是过去那座伟大希腊城市苍白无力的影子而已。来自东方的双耳罐的数量在6世纪锐减，以至于到600年，其数量只有500年前后的四分之一；到7世纪，这样的双耳罐彻底消失。与之相对，非洲双耳罐的数量在6世纪出现了复苏，由此可知西地中海的中程贸易仍要经过马赛。与东方的联系并未完全终结。图尔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也就是为高卢可怕、残忍的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诸王编史的历史学家，曾提到来自加沙和劳迪西亚（Laodicea）这两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港口的葡萄酒。 [39] 一艘格列高利所处时代的沉船很好地印证了这份记录，沉船遗迹发现于法国南部克罗港（Port Cros）的周边水域。船上装载了来自爱琴海和加沙的双耳罐，罐中盛放了葡萄酒。 [40]

在现在发现的沉船中，可确定为活跃于这个时期的有八十艘。公元600年前后，一艘船在法国南部海岸沉没，船上装载了沥青、北非的陶器、加沙的双耳罐，以及胡乱刻着希腊字母的大水罐。该船相当简陋，船板很薄，各个组件契合度也不高，所以它的沉没令人感到毫不奇怪。这艘船并不大，排水量不超过五十吨，最多能装载八千摩底麦子，这个重量只占罗马谷物商船载重量的一小部分。 [41] 6世纪和7世纪的船只小于罗马先辈们使用的船只。在土耳其附近的亚西·阿达（Yassi Ada）出土了一艘约626年的沉船，该船使用的钉子比罗马人造船用的钉子轻很多。这艘船的排水量超过五十吨，制作相当廉价，“其寿命只能持续到开始获利的那一刻”。 [42] 然而，在这样一艘船上还有一间贮藏丰富食品的厨房，而且它的屋顶还是瓦制的，房间中的碗、盘子和杯子表明该船来自爱琴海或君士坦丁堡。 [43] 偶尔，一些装载贵重物品的船只也会遇难：西西里岛附近的“马扎梅尼号”（Marzameini ）沉船就携带了三百多吨的绿色和白色大理石，其沉没时间约在540年。这艘船装载的是用来装饰教堂的内部饰物，拉文纳和利比亚有类似的教堂。这些精美的器物被装载上船，作为彰显宗教统一的宣传物越洋过海：教堂装饰风格的统一可以体现的是一位皇帝（即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一种教义。 [44] 来自东地中海的沉船是对岛屿城市和海岸城市间紧密联系的进一步反映。土耳其西南海岸的伊斯坎迪·布尔努（Iskandil Burnu）出土了一艘约6世纪末的沉船，船上装载了来自加沙的葡萄酒，还有一种经鉴别属于符合犹太教教规的洁净砂锅，因此很可能这艘船的船主是位犹太人（就像之前阿玛兰图斯的故事中那位5世纪初的犹太船长）。 [45]

在账务收支方面，拜占庭既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也体现了持续的发展活力，后者集中体现为东地中海的岛屿经济。当然，这种局面在瘟疫造成人口骤降后才显现。地中海的商业版图被重新勾勒，古老的商业中心走向衰退，而新的中心迸发了活力。幸存下来的经济活力的种子散播在拜占庭统治下的地中海，为8世纪和9世纪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性。而在更遥远的西部，复苏的速度更慢，难度也更大。

[1] B.Ward-Perkins，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Oxford，2005），p.32.

[2] B.Ward-Perkins，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Oxford，2005），pp.1-10；P.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a New History （London，2005），p.ⅹⅱ.

[3] C.Wickham，The Inheritance of Rome：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 （London，2009）.

[4] Heather，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130.

[5] G.Rickman，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1980），pp.69，118.

[6] B.H.Warmington，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1954），pp.64-5，113.

[7] Ward-Perkins，Fall of Rome ，pp.103，131.

[8] Heather，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p.277-80.

[9] Warmington，North African Provinces ，p.112；S.Raven，Rome in Africa （2nd ed，Harlow，1984），p.207.

[10] H.Castritius，Die Vandalen：Etappen einer Spurensuche （Stuttgart，2007），pp.15-33；A.Merrills and R.Miles，The Vandals （Oxford，2010）.

[11] Raven，Rome in Africa ，p.171.

[12] C.Courtois，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1955），p.157.

[13] C.Courtois，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1955），p.160；cf.H.J.Diesner，Das Vandelenreich：Aufstieg und Untergang （Leipzig，1966），p.51 for lower estimates.

[14] A.Schwarcz，‘The settlement of the Vandals in North Africa’，in A.Merrills（ed.），Vandals，Romans and Berbers：New Perspectives o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Aldershot，2004），pp.49-57.

[15] Merrills，‘Vandals，Romans and Berbers’，pp.10-11.

[16] R.Hodges and D.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1983），pp.Z7-8；also Wickham，Inheritance of Rome ，p.78：‘the Carthage-Rome tax spine ended’.

[17] J.George，‘Vandal poets in their context’，in Merrills（ed.），Vandals，Romans and Berbers ，pp.133-4；D.Bright，The Miniature Epic in Vandal North Africa （Norman，OK，1987）.

[18] Merrills，‘Vandals，Romans and Berbers’，p.13.

[19] Diesner，Vandalenreich ，p.125.

[20] Courtois，Vandales ，p.208.

[21] Courtois，Vandales ，p.186.

[22] Heather，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373.

[23] Castritius，Vandalen ，pp.105-6.

[24] Some authors reject the bubonic explanation；see W.Rosen，Justinian’s Flea：Plague，Empire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London，2007）.

[25] A.Laiou and C.Morrisson，The Byzantine Economy （Cambridge，2007），p.38；C.Morrisson and J.-P.Sodini，‘The sixth-century economy’，in A.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3 vols.（Washington，DC，2002），vol.1，p.193.

[26] C.Vita-Finzi，The Mediterranean Valleys：Geological Change in Historical Times （Cambridge，1969）；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p.57-9.

[27] C.Delano Smith，Western Mediterranean Europe：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taly，Spain and Southern France since the Neolithic （London，1979），pp.328-92.

[28]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209；P.Arthur，Naples：from Roman Town to City-state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12，London，2002），pp.15，35；H.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 （Paris，1966），p.411；J.Pryor and E.Jeffreys，The Age of the Δρομων：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Leiden，2006）.

[29]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173.

[30] Arthur，Naples ，p.12.

[31]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p.173-4；G.D.R.Sanders，‘Corinth’，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p.647-8.

[32] 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28.

[33]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p.174，190-91；C.Foss，Ephesus after Antiquity：a Late Antique，Byzantine and Turkish City （Cambridge，1979）；M.Kazanaki-Lappa，‘Medieval Athens’，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p.639-41；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60.

[34] W.Ashburner，The Rhodian Sea-law （Oxford，1909）.

[35] C.Foss and J.Ayer Scott，‘Sardis’，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615；K.Rheidt，‘The urban economy of Pergamon’，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624.

[36] 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38；J.W.Hayes，Late Roman Pottery （Supplementary Monograph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London，1972）and Supplement to Late Roman Pottery （London，1980）；C.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 （Oxford，2005），pp.720-28.

[37] Arthur，Naples ，p.141；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191.

[38] Hodges and Whitehouse，Mohammed，Charlemagne ，p.72.

[39] Morrisson and Sodini，‘Sixth-century economy’，p.211.

[40] F.van Doorninck，Jr，‘Byzantine shipwrecks’，in Laiou（ed.），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2，p.899；A.J.Parker，Ancient Shipwreck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Roman Provinces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International series，vol.580，Oxford，1992），no.782，p.301.

[41] Parker，Ancient Shipwrecks ，no.1001，pp.372-3.

[42] Van Doorninck，‘Byzantine shipwrecks’，p.899.

[43] Parker，Ancient Shipwrecks ，no.1239，pp.454-5.

[44] Van Doorninck，‘Byzantine shipwrecks’，p.899.

[45] Parker，Ancient shipwrecks ，no.518，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