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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6.尼普顿之城
1500年时的景象
1500年，也就是奥西奥罗执政官开始自己的征服之旅的整整五百年之后，威尼斯艺术家雅各布·德·巴尔巴里出版了一幅巨大而令人惊叹的地图，长近3米。地图的视角有所倾斜，是俯瞰威尼斯城的。在飞机发明以前，人类还无法鸟瞰威尼斯全景。从1000英尺高空俯视的视角，巴尔巴里从容地以详尽的、自然主义的细节还原出了这座城市。这幅木刻全景图基于从城市多个钟楼所做的细致勘察。它展示了城市的一切：教堂、广场、水道、执政官宫殿、圣马可广场和里亚尔托、海关大楼和德意志人聚居区、慵懒的大运河S形曲线，以及运河中心位置的木桥。
尽管地图很详细，但不太真实。德·巴尔巴里扭曲了一些透视构图，以着重强调着这个地方的海洋景观，以至于它像极了一只张大嘴的海豚，其形状鲜明的尾巴落在最东端。就像这座城市的视觉宣传物——它的建筑和旗帜、精细的典礼、宗教节日和节庆活动——一样，这幅地图是一个大有深意的发明。德·巴尔巴里笔下的威尼斯是一个船舶之城，在举行海事繁荣的庆典。在吉祥的周年庆典中，它歌颂着威尼斯从泥泞沼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城市的伟大历程。这座城市似乎是永生不死的，似乎不会受到光阴流逝的影响。图中几乎看不见什么人，也没有喧闹和繁忙的贸易。它展示着不需要人为努力的财富。
潟湖十分平静，只有微风轻轻拂过。这风是天使的呼吸，推动船队走向繁荣。像水壶一样圆滚滚的帆船停在锚地，粗缆紧绷，时刻准备出发：有些帆船的索具和风帆已经装配完毕，有些拆掉了桅杆，其他的停放在干船坞，或是倾斜摆放着；后倾的流线型桨帆船停靠在帆船旁边；在象征着威尼斯与海洋姻缘的金船上，正义之神手持长剑，屹立在船首；一艘商船在大运河上被拖走。在这些远洋船只周围，一群小船在木刻画上激起了阵阵涟漪。威尼斯人划船的各种风格一一在列：一场四人快艇的划船比赛；两人划桨的平底的潟湖小艇；单人撑竿的刚朵拉；还有小型帆船，就像带有鸟嘴的腓尼基商船，载有潟湖蔬菜园的产品。大陆被置于边缘，仿佛并不重要。
地图上有吉祥的神祇守卫。在地图的最上方，威尼斯的守护神墨丘利，即贸易之神，大手一挥，宣告着：“我，墨丘利，最为垂青此地，佑护它的商业繁荣。” [1] 下方标示着意义重大的年份：1500年。但地图中心的海神尼普顿才是最引人注目的神。肌肉强健的尼普顿骑着有鳞片和拱鼻的海豚；他的三叉戟高举朝天，宣示着：“我，尼普顿，居于此，守护着这片海洋和这个海港。” [2] 这是海权大国的胜利宣言。在德·巴尔巴里的图画中，这座城市处在鼎盛时期。
尼普顿之城
船只绘制得相当仔细，朝觐者彼得罗·卡索拉无法清点船只的总数。这些船只是威尼斯的生命线。这座城市买卖、建造、消耗，或制造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用船运来的——鱼、盐、大理石、武器、橡木栅栏、掳掠来的圣物，以及古老的黄金；德·巴尔巴里用的木版，贝利尼 [3] 的绘画颜料；用来冶炼并打造成船锚和钉子的矿石、为大运河河畔宫殿准备的伊斯的利亚石材、水果、小麦、肉类，用来做桨的木材和制绳用的麻；到访的商人、朝觐者、皇帝、教皇和瘟疫。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如此痴迷于经营航海业务。男性中有一大部分人以此为生；所有等级和阶层的人都参与其中，从贵族船主到最低贱的桨手。1423年，执政官托马索·莫切尼戈在临终前发表演说，历数了共和国的航海资源，尽管有些地方可能有些夸大：“在这座城市里有3000艘载重较小的船只，配备17000名水手；300艘大船，配备8000名水手；常备45艘桨帆船，以保护商业，雇用了11000名水手、3000名木匠和3000名敛缝工人。” [4]
在德·巴尔巴里的地图上，最醒目的建筑便是有围墙环绕的巨大的国家兵工厂，位于“海豚”的尾部。三百多年来，为了满足共和国的航海需求，兵工厂在不断扩建。在1500年，兵工厂占地60英亩，环绕着50英尺高的全封闭砖墙，墙顶端砌有城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基地。它能够以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匹敌的速度和质量建造、武装并交付80艘桨帆船。这座“战争车间”负责制造威尼斯国家所有的航海装备。 [5] 它拥有干船坞和湿船坞、用于建造和储存桨帆船的工棚、木匠工坊、制造绳索和船帆的工厂、熔炉、火药厂、木材仓库和用于存放造船过程中所有组件和相关装备的仓库。
兵工厂
通过不断改良，威尼斯人已经很接近流水线生产。这在中世纪国家组织动员资源的局限下，已经是最高水平。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专业化和质量控制。技能分工至关重要，从在遥远森林里种植树木和选择木材的林业人员，到专业的造船工匠、锯木工人、木匠、敛缝工人、铁匠、织绳工和制帆工人，再到跑腿搬运的普通劳工，每个团队的工作都受到严格检查。威尼斯人深知，大海是个铁面无情的法官，无时无刻不在腐蚀着铁和锚索，考验着接缝，撕碎帆布和索具。严格的规定保证了材料的质量。每个纺线机的卷线轴都做好了标记，这样每个个体的工作都能被确认识别；每一位麻绳制造工人的线轴都有标识，以识别它出自何人之手；每根绳子出厂时，便被附上一个彩色的标签，说明它的正确用途。共和国对每一个生产环节的严格监管和高度关注，反映了它对航海生活的深刻理解。若是造船时偷工减料，船只、船员和船上价值数千杜卡特的商品都可能毁于一旦。尽管常常使用神话般的言辞，威尼斯实际上是极其实事求是的。这是一个木材、铁、绳子、风帆、舵和桨组成的共和国。它宣称：“制绳业是船舶安全的保证，同样也是水手和资本的安全保障。”国家提出无条件的要求；敛缝工人需要对断裂的连接处负责，木工则需对崩断的桅杆负责。如果工作不达标，就可能被解雇。
兵工厂是威尼斯物质上也是心理上的核心。圣马可广场钟楼每天敲响“木匠钟”，宣告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全城人听到这钟声，就知道“工厂”在运作。兵工厂的工人在劳动人民中算得上是贵族阶层。他们享有特权，和权力中心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受到一组选举产生的贵族的监督，享有把新执政官扛在自己肩上走过广场的权利；他们在国家庆典游行队伍中有自己的位置；兵工厂的司令去世后，他的遗体会由工头们抬进圣马可教堂，并在空中举起两次，一次是表示他承担这份责任，又一次则是表明他履行了他的责任。造船匠的技能和秘密知识往往一代一代流传下去，他们是威尼斯一直小心守护的瑰宝。
兵工厂让这座城市的形象多了几分钢铁意志和军事上的强悍。兵工厂的城堞将世界隔绝在外，夜间有警卫巡逻，每隔一小时互相呼唤提醒；在兵工厂威严的大门上方，圣马可雄狮爪中握着的福音书没有打开以宣示和平，而是紧紧闭合的：兵工厂的雄狮时刻准备着战争。这个地方的工业令参观者叹为观止。1494年，彼得罗·卡索拉到访时在军械仓库里看到“盖起来的和没盖起来的胸甲、剑、弩，大小不一的箭、头盔、火绳枪和其他火器”；每一个用于储备桨帆船的棚屋都有20个单元：
每一个单元内只有一艘桨帆船，但体积很大；在兵工厂的一个部分里，有一大群高级工匠和普通工人，他们专门建造桨帆船或其他各种船只……也有一些高级工匠专门制造弩、弓和大小各异的箭……在一个室内工坊，有十二名高级工匠，每个都带着自己的工人，负责自己的熔炉；他们的工作是不断制造船锚和各种铁器……还有一个大而宽敞的房间，有很多妇女专门制作风帆……还有一台漂亮的机械，可以将任何重型桨帆船或者其他船轻易抬出水面。
他还看到了称为“塔纳”的制绳厂，这是一座狭窄的大厅，有1000英尺长，“太长了，以至于我从一端几乎看不到另一端”。 [6]
兵工厂的工作原则是实时管理、以需定供；桨帆船的所有部件以模块的形式储藏在干燥仓库里，战时可以迅速将其组装起来。井然有序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保证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一支桨帆船舰队，兵工厂可能随时储备着5000个划桨长凳和脚撑、5000支桨、300具帆、100套桅杆和船舵、索具、沥青、锚，武器、火药和舰队快速部署所需的器物。1436年夏天，西班牙旅行家佩罗·塔富尔目睹了威尼斯兵工厂快速建造一队桨帆船的过程：船体一个接一个地下水，数组木工安装船舵和桅杆。塔富尔然后观察着每一艘桨帆船通过装配线的情景：
航道两边的兵工厂房屋的窗户都打开着，一艘小艇拖着一艘桨帆船出来，人们从窗户把东西送出来，有绳索、面包、武器、弩炮、臼炮，桨帆船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这样从两边的窗户里送出来，当桨帆船到达航道尽头时，所有需要的人都上船了，连同全套船桨，它从一头到另一头都已装配完毕。以这种方式，在三点到九点之间，十艘全副武装的桨帆船就准备就绪了。 [7]
兵工厂不仅制造战船，也生产国有的走定期穆达航线的商用桨帆船。在威尼斯，航运是二元的，威尼斯人深谙二者择一之精髓。有桨帆船和帆船；军用桨帆船和商用桨帆船；私人船只和国有船只；武装船和非武装船——战船和商船之间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因为商船也可以用于作战，所有船只都携带一定数量的武器。更准确地说，武装船指的是在出发时携带全套人员、重甲、火绳枪和训练有素的弩手的船只，非武装船则没有这样的全套配备。国家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管理。《航海法》在1255年首次颁布，并不断完善。关于装卸货、船员人数、携带的武器数量、船长和其他船上官员的责任和义务、需要支付的税费和纷争的处理，都有相应的法律条款。
圣马可湾内的圆船和桨帆船
每艘船都有明确规定的载重量，在15世纪是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承重线标在船侧，这是载重吃水线的前身。出发前，船只会接受检查，以确保它的载重是合法的，以及载有适合其规模的船员和必备数量的武器。这样的规定可以根据情况随时微调；1310年的法律规定船只必须携带更多武器，于是允许它们可以多吃水1英寸；从1291年开始，船员必须以帽子取代原先的兜帽，作为头部的防具；当大型帆船开始用机械手段（如螺丝和杠杆）压缩体积大、重量轻的货物（如棉花）时，出现了专门的立法，以防此种手段对货物和船体造成损害。根据《航海法》，手工装船和工具装船被区分开来，根据船龄规定机械装船的载重量上限。
海上贸易和海洋帝国自身一样，通过管理、持续的监督和法律手段，受到政策贯彻始终的经营。威尼斯体制的这些标志——外国人对它的良好秩序和正义感颇为仰慕——渗透于他们海事管理的全部工作中。威尼斯海上贸易的经营管理与整个国家的典型运作很类似，由执政官和执政官议事会密切关注。一系列选举产生的官员对国有和私营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和处罚：他们检查船员，核查货物，收取税款和货运手续费，划定额定负载，并且处理托运人、船主及船员之间的法律纠纷。
国营航线由国家最高层官员——大议事会（威尼斯的中央管理机关）选举产生的官员来组织。这些官员被称为“贤者”，他们根据持续不断的情报（主题是战争威胁、目的地的政治稳定性、市场情况、粮食储备和海盗猖獗程度）来筹划下一年的穆达航线。他们的职权范围很广。他们可以规定舰队规模、路线、停靠码头、停靠时间、所运货物和运费率。运输高价值货物（布料、现金、金银块或香料）时，以及运送国家要人、大使和外国显贵时的条件极其严格。任何承揽海运业务的财团都不得拒绝商户运输合法货物的要求。即使船只已经出租，一旦发生战争，国家仍可以强制性征用船只和船员。国家任命自己的官员为舰长，即船队的航海和军事领导人，负责保护共和国的财产和公民的生命安全。每一位船员，哪怕是最低级的桨手，都要宣誓遵守合约。
在兵工厂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监管、安全措施和质量控制，以及针对人性弱点、欺诈、剥削和贪婪的立法，都是长期航海积累出的经验。在海上，只需一次风向变化，利润就能变成急转直下的亏损，安全就能变成极度的危险。戏剧性的失败最能让威尼斯体制为之战栗。1516年春天，一艘叫作“马尼亚”号的船龄较老的商用桨帆船被安排去跑亚历山大港的航线。从3月到7月，它一直在兵工厂接受船体检查。检查人员一致认为，该船很危险；它需要维修，但转租此船的财团不愿花维修的钱，而且他们不想错过香料集市的时间。兵工厂当局最终准许了它的航行，开出了空头支票：在亚得里亚海的普拉港对其进行维修。“马尼亚”号经过了普拉，却没有维修。它载着一系列货物，包括一批铜条，是否超重不得而知。船上大约有200名船员。
12月22日，在距塞浦路斯250英里的海上，“马尼亚”号遭遇了一场风暴，船身开始进水。它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跌跌撞撞，铜条冲开了固定物，散落在船舱内；次日黎明时，船断成了三截。人们奋力抢夺救生艇，小艇一下就超载了。一些幸运的船员爬上了小艇，而其他人则被已上小艇的人拔剑强行制止。后来的人跌回海里溺亡。在这死亡之筏上挤着83人。他们用麻袋、桅杆和桨做成了舵和粗糙的帆，试图航行到塞浦路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惊涛骇浪的海上剧烈颠簸，“浪头高得像圣马可教堂”。 [8] 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淡水。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死于饥饿、干渴和寒冷。他们喝自己的尿，吃掉了身上的衬衫；他们开始产生幻觉：他们看到圣徒手持明亮的蜡烛，划过天空。文明崩溃了。一封从塞浦路斯发出的信含糊地解释道：“有可能，一些人减轻了别人的饥饿。他们已经决意杀死小船的文书，因为他年轻、肥胖而且肉嫩多汁，然后喝他的血。”在第八天，他们发现了陆地，但他们身体过于虚弱，没办法选择一个安全登陆点。有人在海浪里淹死；有人跪伏着爬到岸上。原先的83人中，只有50人存活。“一个姓索兰佐的青年活了下来，”报告称，“但他命悬一线、生命垂危。还有船主、高贵的维琴佐·马尼奥也活了下来，但病入膏肓，命不久矣……其他的幸存者中有人将逃生的小艇奉献给真十字架，有人会赤脚步行去一处朝觐，其他人去另一处。他们全都发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这封信的作者得出了冷静的结论：
这是件极其悲惨的事情。航海造成了太多巨大的危险，全都跟人们对金钱的贪得无厌息息相关。我将如何回家，我现在也说不准。今天早上，我又一次向圣灵和圣母祈祷，因为在看过这艘驶往亚历山大港的桨帆船的残骸后，我非常害怕乘坐旧桨帆船航行。
尽管德·巴尔巴里赞颂尼普顿，但威尼斯人对大海总是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大海是他们存在的基石，也是他们的命定之处。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从威尼斯一直到克里特岛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海，但它也是极度危险、无边无际和难以安抚的。16世纪经验丰富的船长克里斯托福罗·达·卡纳尔写道，大海是“一个看起来无边无际，又令人胆寒的区域”。 [9] 如果耶稣升天节仪式是威尼斯人占有大海的宣示，那么它的潜台词就是恐惧。风暴、海难、海盗和战争依旧是基本的事实。多少个世纪以来，桨帆船上的生活特别困难，也日渐不受欢迎。大家同心同德的观念越来越破碎。随着船员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贵族阶层财富和权力的日见增长，桨手（不管天气多么糟糕，他们都必须坐在狭窄的长凳上划桨）的地位逐渐下降。他们食用葡萄酒、奶酪、粗面包、航海饼干和蔬菜汤来维持生存。随着航海技术的革命，冬季航行越来越常见，桨手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例如，皮萨尼的水手们由于冻伤和营养不良，死于严寒。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不过每个桨手都可以携带一个袋子或箱子上船，所以他们可以自己做点生意来挣点钱。
在军用桨帆船上，备受尊重的船长——例如韦托尔·皮萨尼和一个世纪后的特立独行的贝内代托·佩萨罗——知道桨手需要什么才能生存。说得过去的饮食、不至于在环境最恶劣的冬季挨冻、有获取战利品的机会，这些会赢得桨手们持久的忠诚。如果指挥官愿意与桨手们分享自己的食物和战斗的风险，和他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桨手们会为指挥官赴汤蹈火。正是桨帆船的水手们猛锤议事会的大门，要求释放皮萨尼，后来又索要他的棺材；面对那些冷淡倨傲的贵族，水手们偶尔也会罢工。他们希望获得同志友谊、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命运。他们对圣马可怀着无限的忠诚；当1499年威尼斯海权面临终极挑战时，辜负国家的绝不是那些坐在长凳上的普通水手。
到15世纪末，桨手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底层。商用桨帆船上的许多桨手是属于船长的债务奴隶，尽管他们很少被锁起来。由于黑死病使得威尼斯人口减少，越来越多的水手来自殖民地。达尔马提亚和希腊的沿海地区是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地。1494年，德意志朝觐者菲利克斯·法布里仔细观察了前往圣地的桨帆船上桨手的生存状况：
他们人数很多，都是大个子；但他们要承担的体力劳动只适合驴来做，他们经常被咆哮、拳脚相向和咒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酷的事情，他们做牛做马，被殴打得比牲口还要厉害。他们经常被迫脱下自己的外套和衬衫，光着上身工作，好让工头的鞭子能直接打到他们身上、胳膊上、肩膀上。这些桨帆船奴隶大部分是船长买下的奴隶，或者是地位低下的人、囚犯，以及出逃的人。如果害怕他们逃跑，就用铁链将他们锁在长凳上。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悲惨生活，他们有气无力地工作，没有目的，除非有人站在他们头上呵斥他们。他们吃着最劣质的食物，始终睡在他们划桨的长凳上。无论白天和黑夜，他们总是露天工作，当有暴风雨来临时，他们便处在海浪正中间。当他们不工作时，就坐着玩纸牌和骰子，赌真金白银，嘴里不时冒出一些脏话和对神灵的亵渎…… [10]
这位善良的修士对桨手们的脏话赌咒最为烦恼。一艘商用桨帆船的船长对他的朝觐者乘客应尽的合同义务之一，便是保护他们免遭水手的伤害。
不安全感是深植于航海生活的；任何与不明身份船只的相遇都可能引发惊慌失措。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桨帆船会倒退着进入一个外国港口，弩手们蓄势待发，桨手们做好准备，只听哨子声响，便立即驾船撤离。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在地中海始终是个严重问题的海盗行径泛滥成灾，对航海造成了巨大影响。1300年之后，四处劫掠的加泰罗尼亚海盗、被驱逐的热那亚派系、希腊人、西西里人、安茹人，以及越来越多以小亚细亚海岸为基地的土耳其人，将地中海变成了海盗的乐园。1301年，威尼斯的所有船只都被命令增加武装防御；1310年，国营桨帆船不得不将自己船员中弩手的比例提高到20%。所有船员都应当能够战斗，并且也会配备武器；法律规定，船只必须配备若干数量的板甲。在穆达系统中，商用桨帆船在战舰的护卫下航行，可以确保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保护。穆达桨帆船的船员人数较多，约200人，对所有海盗（除了一整队热那亚军用桨帆船之外）都能起到震慑作用。单独航行的私人帆船更可能在经过一个小海湾时成为潜伏在附近的海盗的目标。对威尼斯而言，海盗行径是最可恶的犯罪，是对贸易和法治的公然侮辱。共和国希望自己的海上暴力活动都由国家来组织，私人不要掺和。政府档案中记载了数千起抢劫案，或是对货物的非法充公，以及因此导致的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这些国家的公民犯下了海盗罪行，威尼斯要求这些国家对此负责，扣押其船只等），但在海上常常是适者生存。
海军舰队和商用桨帆船共同承担清剿海盗的责任。对抗是血腥的，处罚也是严酷的。被抓获的海盗将在他们自己的甲板上被砍成肉泥，或被吊死在他们自己的桅杆上，然后他们的船会被烧毁。威尼斯海外领地的基督徒海盗面临着尤其残忍的惩罚，但在1501年，一个令人憎恶的土耳其海盗的命运让最铁石心肠的威尼斯人都为之胆寒。海军总司令贝内代托·佩萨罗写信叙述了这个海盗的命运。
土耳其海盗艾里奇在从巴巴利返回的途中偶然在米洛斯岛登陆。他的船在一次风暴期间在岛上搁浅。船上有132名土耳其人。他和另外32人被生擒。其余的人被淹死，或者被岛上的人杀死了，但我们还是设法抓住了他。12月9日，我们将艾里奇绑在一支长桨上，活活烤熟了。他在极大的痛苦中挣扎了三个小时，最终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还将海盗领航员、大副和一名来自科孚岛的背叛了自己信仰的桨手插死在尖木桩上。我们用箭射伤另一个，然后将他溺死……海盗艾里奇在和平时期给我们的航运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11]
佩萨罗进一步解释说，之所以对艾里奇下这样的狠手，是为了给一位遭受类似痛苦的威尼斯贵族复仇。
对意气风发的威尼斯桨帆船指挥官来说，捕捉海盗几乎可以被称为一种运动了。1519年2月，祖安·安东尼奥·塔亚皮拉写信给弟弟，讲述了自己最近的战功：
那是在圣保罗的宗教节日，也就是上个月25日。在黎明时，我看见了“发罗拉 [12] 的摩尔人”的弗斯特船（一种小型桨帆船）。在离杜拉佐不到1里的地方，我冲了上去。那船逃回了杜拉佐的背风处。它逃跑时，我朝它开了两炮，不过都没打中。当我看到它已经到了城墙边，就调转船头，按照自己的路线去往科孚岛。但他们（海盗）想为他们在塞斯塔角被摧毁的另一艘船报仇，就往船上装了他们觉得足够多的勇士，开始追赶我的船。我看到他们追来，便让我的船做好准备，向外海方向撤退5里。在那里，双方互相攻击，战斗非常激烈，持续了七八个小时，我把他们全部杀掉了。死者中有“摩尔人”和弗斯特船的4位其他指挥官……我的桨帆船上有7人死亡，93人受伤，但只有3人是致命伤，其中包括我的主炮手，我（出于怜悯）了结了他的性命。其他人的伤也很重。他们会失去眼睛或者变成瘸腿，但我们希望他们能活下去。我只在大腿上有一个长矛刺出的伤口，虽然那是实打实的一次重击，但我只受了点轻伤。但我很满意的是，在最后一次进攻中，他们跳上了我的船头，我亲手宰了两个人——就在那时他们用长矛刺中了我。我缴获了海盗的响板、战鼓和旗帜，还得到了“摩尔人”的首级，我按照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把它高高挂在我的船头。 [13]
作为比腐烂的头颅更长久的纪念，塔亚皮拉特意嘱咐弟弟“为我制作一幅底色为黄色和蓝色的旗帜，三等分，点缀着土耳其头巾，把它做得大大的，并在第一时间送到科孚岛，这样我就能在5月1日的游行中使用这面旗帜”。他当然要大肆宣传自己的这次胜利。
乘船旅行是许多威尼斯人每天司空见惯的事情，太熟悉以至于不需要做任何详细说明。对中世纪末期威尼斯航海生活留下最生动记录的，往往是外国人，特别是那些不谙水性、初次乘船前往圣地的朝觐者们，比如德意志僧人菲力克斯·法布里和佛罗伦萨人彼得罗·卡索拉。法布里好奇心非常强，经历过两次这样的旅行，记录了所有遇到的危险和船上的情绪波动。
威尼斯有去往圣地的定期航运服务，用的是改装过的商用桨帆船。威尼斯当局想维持好的名声，也知道贵族船长们寡廉鲜耻的天性，所以非常重视对圣地航线的监管。它提供了一种航线套餐服务，包含沿路的饮食和雅法与耶路撒冷之间的交通。此种服务要签合法的契约。即便如此，每次单程也要花五六个星期，依然是一种炼狱——有时则是向地狱的一瞥。朝觐者们被安置在主甲板下方缺乏照明的长舱室里，每个人睡在一个18英寸宽的空间里，舱底往上散发出阵阵恶臭，头顶上的厨房渗下的油烟更是令人窒息。在夜里，甲板之下恶臭难当，再加上同行乘客的哭喊和呻吟、船只摇晃的陌生动作、打翻的夜壶传出的呕吐物和尿的骚臭味、争吵、斗殴、臭虫和跳蚤，一位英格兰朝觐者称其为“简直是邪恶的，炙烤般炎热，恶臭刺鼻”。 [14]
风暴到来的时候，是非常突然且惊天动地的。1494年6月，卡索拉乘坐的桨帆船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遭遇狂暴的海浪，被往西冲出了70英里，到了意大利的边缘。在漆黑一片的隔舱里，朝觐者们被从一边甩向另一边；他们能感觉到船被“暴怒的海洋扭曲着”，船板嘎吱作响，呻吟阵阵，“仿佛随时可能断裂”。 [15] 海水透过舱口灌进来，将可怜的朝觐者们全身浸湿。尖叫声非常惨烈：“仿佛所有在地狱受折磨的灵魂就在这里。” [16] 卡索拉对当时的一个情景回忆道：
死亡对我们穷追不舍，大海是那么的狂躁，所有人都抛弃了生的希望；我再说一遍，是所有人……夜间，巨浪拍打着船身，艉楼都被海浪淹没了……整艘桨帆船都被水浸透……水从天空和海洋而来；四面八方尽是水。每个人嘴里都喊着“耶稣”和“怜悯我”，尤其是当巨大的海浪冲向桨帆船，带着恐怖的力量，在那个时刻，所有人都似乎要葬身海底。 [17]
桨手们全身都湿透了，他们乞求到甲板下面去。留在甲板上以稳定船只的人整个暴露在如山高的骇浪里；三个舵手在艉楼甲板的水中挣扎，才能勉强操舵。
法布里热衷于见证万事万物，有时他在观看狂暴大海时体验到一种几乎是审美的愉悦。“海水比其他地方的水来得更激烈，更喧嚣，也更美妙。在风暴期间，我或坐或站在上层甲板，观看接连不断的惊人阵风和令人恐惧的巨浪，把这当作一种乐趣。”晚上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科孚岛以北不远处，法布里的桨帆船遭遇了狂风。
天还黑着，看不见星星；我们转到迎风面时，一阵极其恐怖的风暴降临了，海洋和天空都被撼动了。无比狂暴的风将我们高高抛起，闪电劈下，雷鸣震耳欲聋……船的两边都降下了可怕的雷霆，海上的很多地方看起来就像燃起了大火……猛烈的风持续撞击着桨帆船，用海水淹没它，从船的两侧不断地冲击着船身，犹如巨石从山上滚下，直接砸向了木质船身。 [18]
暴风冲击船的巨响“犹如磨盘被直接砸向了船身……如此凶猛的风不停地折腾着桨帆船起起伏伏，让它左右摇晃、四处飘移，人们根本没办法躺在自己的卧铺上，更不用说坐着了，站着就更不可能了”。朝觐者的甲板陷入一片混乱。
我们不得不紧紧抱住船舱正中心的柱子，它们支撑着上层结构；或者整个人蹲伏起来，用双臂和双手紧紧抱住我们的箱子，让我们保持相对静止；有时候，又大又重的箱子会整个翻过来，紧紧抱住它的那个人也会随之翻倒。
在黑暗中，物品从舱壁上飞落，重重地砸下来；海水灌进舱口，“整艘船上没有不被打湿的东西；我们的床和所有的东西都被浸透了，我们的面包和饼干都被海水泡坏了”。木头的咯吱作响让所有人呆若木鸡。“在风暴中，没有什么声音比船的嘎吱声更让我害怕了，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家觉得，船一定是哪里坏了”。此时就是对兵工厂质量控制程序的终极考验。
甲板上的情况更恐怖。主帆被撕成了碎片，桁端“弯得像一张弓……我们的桅杆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噪音，帆桁也同样如此；整艘船所有的连接处似乎都要裂成碎片了”。 [19] 船只的管理陷入了一片混乱。
桨帆船奴隶和其他水手东奔西跑，竭尽全力地大声呼喊，仿佛他们马上就要被剑刺死；一些人顺着侧支索爬上了帆桁，试图将帆降下来；下方甲板上的一些人四处乱跑，试图抓住布面；一些人将绳索穿过滑轮，用卷帆索收拢船帆。
在这张皇失措、六神无主、电闪雷鸣之际，一个鬼影突然出现，让船员们惊呆了。一束固定的光——几乎可以肯定是“圣艾尔摩之火” [20] ——在船头徘徊。“从那里，它慢慢地移动，从船头到船尾，然后在船尾消失。这光是一线火焰，大概有一腕尺 [21] 宽。” [22] 风暴肆虐的过程中，人们大感震惊和敬畏，甲板上的所有人“停止了自己手边的活计，停止了喧闹和呼喊，双膝跪下，高举双手向着天空，用低沉的声音祈祷着‘神灵！神灵！神灵！’”这被认为是上帝恩典的迹象。风暴仍在咆哮，“这之后，桨帆船奴隶们继续他们惯常的工作……并且以欢快的号子配合着工作”。
法布里的船在这场风暴中幸存下来，三天之后，它面临着另一场灾难。随着夜幕降临，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风焕然一新，船在“一座险峻的山脚下颠簸……当我们靠近山脚并试图将船头迎向风时，风浪如此剧烈，船失控了，船头径直冲向岸边，狠狠地撞向陡峭的岩石”。 [23] 一瞬间，船上的纪律就荡然无存了；桨手们“开始到处乱跑，准备逃命”。下方隔舱内传来呼喊：“各位大人，快到甲板上来！船已破损，正在下沉！”每个人都跑到船尾，混乱不堪；升降梯上一声巨响，救生艇已经被放下了，“船长带着他的弟弟、弟媳和他自己的追随者，想要抢先逃跑”。法布里听过许多关于海难的故事，知道“马尼亚”号惨剧并非绝无仅有。“上了救生艇的人会拔出自己的剑和匕首，阻止其他人上船……落水者抓住救生艇的桨和侧舷，手指和整只手都被救生艇上的人砍断了。但是，”法布里接着写道，“这一次上帝又救了我们；混乱平息了下来，船在岩石旁停了下来，帆收了起来，并抛下了船锚。”
当船被拖向海岸背风处时，船上所有人的性命都依赖缆绳和船锚的质量。船只会携带许多锚，它们会受到极限的考验。1516年，多梅尼科·特雷维桑乘坐一艘桨帆船去觐见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当他的船在伯罗奔尼撒外海时，“刮起了猛烈的西洛可风，尽管已经落锚，船只用坚固的缆绳固定在岸边，而且我们把锚的数量增加到18只，但我们仍然害怕船锚脱落、缆绳崩断、我们的桨帆船被抛向礁石”。 [24]
船只配有极长的缆绳——卡索拉所在的船有一根525英尺长的缆绳——但什么也无法对抗变幻莫测的大海。船锚未能抓住海底而是在海底缓慢地拖动的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以及在眼前耸立的海岸，能让最坚强的水手都心惊胆寒；水手们将最重的锚称为“希望之锚”：它是最后的依靠。法布里沮丧地看到他们最大的锚缓缓落下，却没能固定住船身；水手们花费了很大力气，将船锚又缓缓收回，换了另一处落锚点。
船锚又是跟着桨帆船走，就像犁跟在拉着它的马后面一样。我们又把它拉上来，第三次下锚，这一次它抓在了一块岩石上；但当桨帆船停了下来，慢慢放出缆绳、左右摇摆着转向时，锚爪从岩石上脱钩了，又开始拖动，但突然之间，遇上了另一块岩石，锚在那里紧紧地固定住了。我们就这样在那里停靠了一整夜……船长、所有官员和桨帆船奴隶都彻夜无眠，每时每刻等待着自己和我们的死亡。 [25]
有时生存真的取决于一时的侥幸。
几乎同样可怕的是完全无风的情况，船一动不动地在烈日下枯坐，大海平静得“像一杯水”。 [26] “所有的风都停了，大海哑了，周遭无比平静，”法布里记述道，
除了真正的海难，这比任何危险都更让人痛苦……所有东西都腐烂、发霉、发臭；水开始发臭，酒变得无法饮用；肉，即使是已经干燥和烟熏过的，也长满蛆虫；无数苍蝇、蚊子、跳蚤、虱子、蠕虫、小鼠和大鼠突然就出现了。此外，船上所有人在高温之下变得懒惰、困乏和邋遢，在忧郁、恼怒和嫉妒的情绪下变得焦躁不安，并受到其他类似不良情绪的困扰。我很少看到船上有人因风暴而丧命，但我见过很多人在这样无风的窘境中患病、死亡。
还拥有净水的船员们把它卖得比酒还贵，“尽管这水微温、发白，颜色也不对劲”。 [27] 任何桨帆船都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靠岸补充淡水，不可能长期连续航行，所以这种无风状况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法布里已经口渴到产生幻觉，仿佛回到了他的家乡乌尔姆，“我会立刻到布劳博伊伦，在湖边坐下，消解我的干渴”。 [28]
晕船、酷热、寒冷、污秽的环境、糟糕的饮食、睡眠不足、船只颠簸都会让人付出惨重的代价。法布里的桨帆船变成了“一所挤满可怜病号的医院”。 [29] 死亡突然降临，频频出现。不适应航海生活的朝觐者容易染病，死于高烧或痢疾；由于寒冷或海上事故，水手们死在自己的长凳上。法布里眼睁睁地看着一位贵族朝觐者“凄惨地死去”。
我们用床单裹住他的遗体，用石块压重，然后哭泣着将遗体投入海中。在这之后的第三天，另一个已经神志不清的骑士，恐怖地尖叫着、在无比的痛苦中离世了。我们用小船把他的遗体运到岸边掩埋了。 [30]
不久之后，“当船上的指挥官们正在处理风帆和调整桨帆船时，突然间，一个木块从桅顶掉下来，砸中了我们最好的指挥官，他当场毙命……桨帆船上的恸哭之声不绝于耳……船上也根本没人能取代他的位置”。 [31] 当他们登陆时，法布里不止一次在长凳上发现溺死的划桨奴隶。海上的安葬仪式取决于死者的身份和地位。普通桨手连一块裹尸布都没有；在一阵简短的祷告过后，他们“赤裸着身子被扔下船，任由海里的动物吞食”； [32] 而威尼斯驻亚历山大港的领事安德烈亚·卡布拉尔在返乡途中逝世后，他的尸体被除去内脏、做了防腐处理，放在朝觐者甲板下的压舱沙里，成了这次可怕的归乡途中厄运的象征。
在航行途中，朝觐者们看到了人世间所有的奇迹，经历了最严重的危险。卡索拉看到水龙卷风“像一根巨柱” [33] ，从大海里吸出了大量的水；他还经历了干地亚一次地震的余波，许多船只在港内互相碰撞，“好像它们全都会撞成碎片一样” [34] ，并且将海水翻搅成一种奇怪的颜色；他经过了圣托里尼，据说那里的海湾深不见底，船长曾在那里见证过一次火山喷发，目睹一座“漆黑如煤” [35] 的岛屿从深渊自然地上升形成。法布里的船差一点就被科孚岛附近的一处旋涡吸了下去，在罗得岛海岸被当作土耳其海盗船，并且差点撞上一支去往意大利的土耳其入侵舰队。在这一切之中，经历了无风困境和风浪颠簸、晕船和对海盗的恐惧，他们可以间或在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各港口登陆，在漫长的劳顿之后放松一下，并得到食物和新鲜饮用水。
朝觐者有充足的机会去观察海上的生活是多么艰辛。他们看到了桨手们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依据口哨的号令工作，做每一件事都行色匆匆、大呼小叫，“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总是叫喊”。 [36] 水手们起锚、降低和升起风帆、快速安置索具、在高处吊着摇晃、汗流浃背地划桨以操纵船只逆风进入一个安全的港口时，旅客们要学会不挡着他们的路，否则就可能被撞得跌落海中。水手们发出“西班牙誓言”，可怕到让虔诚的朝觐者目瞪口呆；水手忍受着寒冷酷热、逆风造成的无数延误，只能得到片刻的放松——登陆或者享用一桶酒。所有海员都很迷信；他们不喜欢他们船上载着来自约旦河的圣水，也不喜欢偷来的圣人遗骸和埃及木乃伊；溺死的尸体是不吉利的；舱中装着的尸体注定会带来灾难——航行中的所有不幸均可归因于此。他们恳求一大批圣徒来保佑他们的航行，用意大利语说祈祷词，而不是拉丁语。在冬季，希腊沿岸海域变得狂躁，水手们说那是大天使米迦勒在扇动他的翅膀；在11月末和12月初的恶劣天气里，他们向圣白芭蕾、圣则济利亚、圣克雷芒、圣凯瑟琳和圣安得烈祷告；12月6日，他们向圣尼古拉祈祷，两天后向圣母玛利亚求援；他们很警惕美人鱼，因为她们的歌声是致命的，但是她们很容易被扔进海里的空瓶子分散注意力，因为美人鱼喜欢玩这些瓶子。在每一个港口，他们从箱子和麻袋里拿出少量商品，来试试运气。
不管天气好坏，法布里日日夜夜都坐在甲板上，密切关注着船上复杂的生活。他把海上生活比作修道院生活。在干地亚，他观看了在水下修理船舵的过程：
船工脱得只剩下内裤，随身带着一把锤子、钉子和钳子，跳进海中，下潜到船舵损坏的地方，然后开始在水下工作，拔出钉子，之后敲入新的钉子。过了很久，修理完毕后，他又从海中浮出，从船舷爬到船上我们站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他如何在水下呼吸，并且在咸水中待那么久，我百思不得其解。 [37]
他向水手讨教如何借助波特兰海图 [38] 导航，并近距离观察领航员如何通过“海水的颜色、海豚及飞鱼聚集和移动的行为、燃烧形成的烟、舱底污水的气味、夜间缆绳的发光和船桨插进海中的闪光”来判断天气。在黑夜里，他经常避开臭气熏天的朝觐者宿舍，坐在船侧的木头上，双脚悬空，朝向大海，手里紧握着绳索。海上虽然有风暴和无风的危险，但也有喜悦和美丽的瞬间，大海像丝绸一样泛着涟漪，起伏不定，水面上明月皎洁，领航员看着星辰和指南针，
旁边总有一盏灯在夜间长明……领航员一直盯着指南针，吟唱着一首悦耳的曲子……船静静航行着，没有犹豫……一切都那么平静，只有领航员盯着指南针，舵手还掌着舵，还有人在祷告感恩……持续地迎接微风，赞美上帝、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圣徒，互相应答，只要一直风平浪静，就不会安静下来。 [39]
法布里和卡索拉在去往雅法的途中停靠的几乎全是威尼斯港口。他们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南下，绕过科罗尼和莫东，经过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他们驶进的所有港口，都有圣马可的旗帜在咸咸的海风中飘扬。他们目睹了威尼斯海洋帝国宏伟的运作。他们观察到了威尼斯海军舰队悄无声息潜行的威慑、国家盛典、殖民地高官、旗帜和喇叭声。他们看到海洋产出的触手可及的硕果在威尼斯的仓库高高地堆起。对外邦人来说，德·巴尔巴里地图上的威尼斯似乎就是繁荣的极致了。但这是最后一代能够如此自由地航行的朝觐者。就在尼普顿的三叉戟耀武扬威地高高举起的同时，威尼斯海洋帝国却在悄悄走向衰落。七十年来，阴影慢慢爬过了这片阳光明媚的大海。这其中有社会因素（海上生活的艰苦就是其中之一），威尼斯雄狮的爪子现在牢牢地抓着干燥的陆地；陆地上的生意开始越来越多地消耗共和国的资源。但最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不可阻挡地步步紧逼，在威尼斯的海上霸权到达顶峰之时，威胁要解除威尼斯和海洋之间的婚姻。
[1] Translation from the De’Barbari map
[2] Translation from the De’Barbari map
[3] 此处指的是乔瓦尼·贝利尼（1430～1516），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艺术家。他的父亲雅各布·贝利尼和兄弟真蒂莱·贝利尼都是著名画家。他的姐夫安德烈亚·曼泰尼亚也是大画家，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曼泰尼亚作品的影响。新颖的笔法和神韵的气质是他后期画作的特色。贝利尼家族出了很多艺术家，乔瓦尼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4] Hazlitt，William Carew，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2 vols，London，1858，p. 32
[5] Lane，Frederic C.，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1934，p. 270
[6]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p. 139-40
[7]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 170
[8]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4 vols，cols，24-30，Venice 1879-1903
[9] Tenenti，Alberto，‘Il senso del mare’，Storia di Venezia ，vol. 12，Rome，1991，p. 8
[10]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47
[11]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4 vols，，cols 205-6，Venice 1879-1903
[12] 发罗拉是阿尔巴尼亚的重要海港城市，曾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是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古城。
[13]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8 vols，cols. 282-3，Venice 1879-1903
[14] Prescott，H. F. Jerusalem Journey：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1954，p. 53
[15]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182
[16]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324
[17]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37
[18]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p. 37-8
[19]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38
[20] 圣艾尔摩之火是一种自古以来就被海员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常发生于雷雨中，在桅杆顶端之类的尖状物上，产生如火焰般的蓝白色闪光。它其实是一种冷光现象，是由于雷雨中强大的电场造成场内空气离子化所致。
[21] 腕尺是一个古老的长度单位，以人的手肘到中指顶端的距离为准。在中世纪及近代世界各地都使用“腕尺”这个单位，但长度不完全一样（45～55厘米）。
[22]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p. 42-3
[23]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43
[24] Pagani，Zaccaria，‘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es du Soudan d’égypte’，in Le Voyage d’Outre-mer（égypte，Mont Sinay，Palestine）de Jean Thenaud：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1884，p. 162
[25]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p. 43-4
[26]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331
[27]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29
[28]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30
[29]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24
[30]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26
[31]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27
[32] Prescott，H. F. Jerusalem Journey：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1954，p. 236
[33]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322
[34]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199
[35]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311
[36]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38
[37]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 33
[38] 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是写实地描绘港口和海岸线的航海图。自13世纪开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制作这种航海图，并视其为本国的机密。它们描绘了大西洋与印度洋海岸线。这些资料对于航海事业起步较晚的英国和荷兰而言是具有无上价值的珍宝。portolan源自意大利语的形容词portolano，意思是“和港口或海湾相关”。
[39] Fabri，Felix，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vol. 1，London，1892，pp. 1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