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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3.堑壕战
1565年7月16日～8月25日
第二天，苏莱曼向穆斯塔法传了一条旨意：
很久以前，我派遣你前往马耳他，为的是占领这座岛屿。但我没有收到你的任何报告。我已经下了旨意，收到我的命令后，你应立即报告关于马耳他战役的情况。的黎波里总督图尔古特是否已经抵达该处，并协助你作战？敌人海军情况如何？你是否已经征服马耳他的部分地区？你应写信将所有情况报告给我。 [1]
苏莱曼将这封信的一份副本发送给了威尼斯执政官，蛮横地命令“务必即刻将此信转交给穆斯塔法帕夏。另外，你应向我报告那里的情况” [2] 。
苏丹不是唯一一个对马耳他战事心急如焚的人。基督徒们也在关注马耳他岛的困境，愈来愈感到恐惧。地中海西部到处是传递谣言、新闻、建议、警告和计划的往返船只。拉·瓦莱特从位于比尔古的总部一直在和西西里的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保持通信，但在圣艾尔摩堡落入敌手之后，与外界的联络越来越困难。现在的办法是派遣化装为土耳其人的马耳他人游过港湾，溜过敌军战线，前往姆迪纳，然后搭乘小船，取道戈佐岛前往西西里。送信是件危险的工作；有时为了确保消息送出，拉·瓦莱特不得不发送同一封信的四个副本。皮雅利的战船在海峡上巡逻，追击着送信的船只。一旦被敌船抓住，信使们就将信扔进大海，慷慨赴死。即便信件被缴获，穆斯塔法也仍然无法破解密码，因此联络线虽然危机四伏，但一直在坚持运作。
消息越来越糟糕，尤其是在圣艾尔摩堡陷落的噩耗传来后，意大利海岸地区陷入了莫大的恐慌。对于战败的后果，没有人比教皇庇护四世更心知肚明。“我们深知，”他写道，“假如这个岛屿落入不信真神的敌人魔爪（上帝保佑，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福祉将受到多么大的威胁，基督徒人民又将遭受多么大的灾难。” [3] 大家明白，罗马是奥斯曼帝国征伐的最终目标。在庇护四世狂热的想象中，土耳其人几乎已经兵临城下。他命令，如果西西里传来消息，哪怕是深夜，也要立即将他叫醒。他已经下定决心，宁可死在罗马城，也绝不逃走。
随着全欧洲渐渐认识到马耳他的重大意义，一小群冒险家和来自圣约翰骑士团其他前哨基地的骑士们动身前往西西里，准备加入救援行动。全欧洲都屏住呼吸，焦虑地注视着战局。甚至信新教的英格兰也为天主教的马耳他祈祷。
但救援马耳他的组织工作慢如龟爬。拉·瓦莱特以冷若冰霜的礼貌言辞写信给堂加西亚，越来越急促地催他赶紧行动，私下里则忍不住咒骂他的迟钝。在6月底派出小股援军之后为什么就杳无音讯了？平民的斗志已经接近崩溃；只需一万人就能打垮土耳其军队，因为后者“大部分是乌合之众，对作战完全缺乏经验” [4] 。堂加西亚作为腓力二世国王在当地的代表，被指责优柔寡断、过分谨慎。后来，人们直言不讳地将马耳他遭受的长期苦难归咎于他。
这是很不公平的。问题并不出在西西里，而是在马德里。堂加西亚是个经验极其丰富、非常精明的军事家，对局势有着敏锐的把握。他早就将马耳他的问题上报给腓力二世，讲得一清二楚。奥斯曼帝国对马耳他的进攻是对西班牙在整个地中海的霸权的挑战；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必须当机立断。他恳求国王给他军队和资源来援救马耳他。“如果马耳他得不到援助，”他在5月31日写道，“就必然会陷落。” [5] 他敦促腓力二世正视这个问题。堂加西亚对马耳他的命运并非冷淡的旁观者。他的亲生儿子就参加了战役，还没有给父亲发出什么消息，就阵亡了。腓力二世的答复是谨慎的。国王受到杰尔巴岛惨败的持续困扰，也很害怕庞大的奥斯曼舰队。在杰尔巴岛战役之后，西班牙舰队以巨大的代价进行了重建，腓力二世不希望再次失去舰队。他给堂加西亚下了明确命令，不准拿他的舰队冒险；没有国王本人的批准，不准采取任何行动。腓力二世命令堂加西亚小心地保护国王的舰队（皮雅利则从苏丹那里接到了同样的命令）：“舰队的损失将比丢失马耳他更为严重……假如马耳他陷落（上帝保佑，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会有别的办法将它收复。” [6] 地中海中部的很多人对国王的观点不敢苟同。审慎的国王批准集结部队，但不准动用他们。
基督教世界的一盘散沙再次残酷地暴露出来。教皇庇护四世对腓力二世的答复火冒三丈。国王舰队的一大部分是得到了教皇资助才建成的；它是用来保卫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他授意西班牙籍红衣主教们提醒腓力二世，“假如教皇没有资助陛下建造桨帆船，今天陛下在海上就没有一船一桨能够抵挡土耳其人” [7] 。国王仍然迂回婉转、谨小慎微。他指示堂加西亚，只要舰队不受到威胁，就可以援助马耳他。信件回复的缓慢更无助于事态的发展：从西西里送一封信到马德里，然后再收到回复，至少要六周时间。同时，总督继续加紧集结兵力和船只，并不断游说腓力二世宫廷的达官显贵。到8月初，他已经准备好发动远征，但仍然没有得到国王动用船只的许可，而此时战局一天天变得更加险恶。
虽然7月15日在“马刺”遭遇惨败，穆斯塔法仍然拼命督促攻城，似乎他能感到苏丹在远方已经对他不悦。他放弃了从海上进攻马耳他要塞的计划。从此时起，他将开展一场圣艾尔摩堡风格的消耗战——狂轰滥炸、坚持不懈的坑道作业、出其不意的突袭。他将集中力量，同时对比尔古和森格莱阿朝向陆地一面的短战线发动进攻。
这是比尔古首次遭到猛攻。这个半岛是整个岛屿的城镇中心，也是骑士团的最后堡垒。朝向陆地的一面筑有巩固的防御工事，包括两座坚固的突出棱堡——圣约翰堡和圣雅各堡，分别得名自骑士团和西班牙的主保圣人。这些防御工事背后的海岬上坐落着一个人口密集的城镇，包括错综复杂的小巷。海岬向大海一面延伸，逐渐变细，尖端筑有圣安杰洛堡。这个牢固的小城堡与大陆之间有一道灌有海水的壕沟相隔，壕沟上有吊桥。它是一个后撤阵地，用于最后的抵抗。
到7月22日，穆斯塔法已经将他的所有火炮集中在俯视港湾的高地上。黎明时分，14个炮台上的64门大炮开始轰击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防御工事。“这炮火持续不断、强度惊人，既震撼人心又令人恐惧。” [8] 在巴尔比看来，这就像是世界末日。西西里居民不需要别人提醒，战争已经来到了他们门槛上，因为他们在马耳他以北120英里处的锡拉库萨和卡塔尼亚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这场炮击的烈度和穿透力都是惊人的；大炮可以射击整个城镇，摧毁房屋、杀死室内的人，将防御工事化为瓦砾堆。21英尺厚的土木工事似乎是安全的了，但躲在工事后的人还是会被炸飞。这场炮击一刻不停地持续了五天五夜。奥斯曼军队的工程师们迅速判明了比尔古陆地一面防线的薄弱环节——卡斯蒂利亚人的防区，即东岸接近海边的那段城墙（守军无法用交叉火力防御这一地段）。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段，进行“特殊照顾”，为总攻铺平道路。
在炎热的7月，势均力敌的两支军队沿着比尔古和森格莱阿面向的陆地防线展开了一场激战。穆斯塔法戎马生涯中攻城拔寨的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拥有本领高强的工程师和奥斯曼帝国的雄厚人力资源。坚韧而严厉的拉·瓦莱特对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对以少敌多的纵深防御战术了如指掌。这位老将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最后决战，也是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骑士团的最后抵抗。穆斯塔法帕夏可以感觉到苏莱曼在注视他；伊斯坦布尔的楼台亭阁似乎近在咫尺。苏丹的皇旗在军营飘荡；苏莱曼的亲信侍从们不断将报告发送给苏丹。两军的统帅都不能承受失败；两人都准备好亲临火线，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两人之间的斗争既是精神意志的角逐，也是军事技能的较量。
穆斯塔法虽然能把防御工事炸成瓦砾堆，但受到了很多困难的烦扰，尤其是战场规模的狭小。比尔古的战线仅有1000码宽，森格莱阿的战线更短。不管他的兵力多么庞大，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能投入作战的兵力是有限的。守军人数虽少，但身披坚甲，而且得到临时搭建的城墙和壁垒的保护，因此并没有什么劣势。同样让他担忧的是，间谍和俘虏传来消息，在30英里外的西西里，军队和船只正在集结。另外，到了盛夏，他的军营内开始流行疫病。在当时各国的军队中，土耳其军队在营地卫生条件和组织工作上算是最小心仔细的了，但马耳他的自然条件很不利。军队不得不在水源周围的低洼沼泽地带扎营，而且骑士团还污染了部分水源。在炎炎赤日下，在到处散布着尚未埋葬的死尸的地域，很多人患上了斑疹伤寒和痢疾。奥斯曼帝国将领们感受到了时间的压力。
炮击比尔古（B）；一队头戴羽毛头饰的土耳其士兵（O）；穆斯塔法（L）和皮雅利（N）在马背上观战。
穆斯塔法抓紧时间，寻求突破守军的防线。在“马刺”战败之后的最初几天内，土耳其军队尝试用船桅架桥，越过森格莱阿的壕沟。守军多次出击，试图将桥梁烧毁。大团长的侄子身穿富丽堂皇的铠甲，目标过于明显，在一次鲁莽的突袭中被击毙，但最后守军把桥烧掉了。穆斯塔法毫不退缩，命令坑道工兵在坚硬的岩石中挖掘地道，准备进行爆破，并用炮火声掩盖坑道作业的声音。好运气拯救了森格莱阿。7月28日，土耳其坑道工兵在地下用一支长矛刺探，想查明自己离地面有多远，这时“由于上帝的旨意” [9] ，城墙上的守军看到矛尖从地下插了出来。基督徒们挖掘了自己的地道，冲进敌人的地道，投掷了燃烧武器，将土耳其坑道工兵赶出。地道被封闭了。这次失败显然让穆斯塔法颇为沮丧，因为这项工程花费了很大力气。但智斗继续进行。土耳其人炮击街道的时候，拉·瓦莱特命令在街上修建了石墙。火绳枪兵开始狙击修补壁垒的劳工时，马沙尔·德·罗夫莱斯用船帆遮蔽他的部下，迫使狙击手只能盲目乱射。土耳其人试图填平壕沟，但守军在夜间出击，将壕沟里的东西清理出去。外层工事在炮火下坍塌时，守军的回应是建造内层防线——用泥土和石块匆忙搭建的障碍物，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前线，还拆除房屋以获取建材。在遍地瓦砾的废墟上，双方都努力维持交叉火力点，并建造障碍物以保护自己的士兵。攻城战需要大量的人力，但土耳其人有的是劳动力。工作的规模是庞大的：挖地道、建壁垒、挖掘不断逼近敌人的堑壕、搬运土方和移动火炮。穆斯塔法动用了五花八门的战术；他将火炮位置不断转移，在吃饭时间或者深夜发动突然袭击，发动旨在拖垮对方神经的毫无规律的炮击，有时候瞄准并射击城墙的特定地段，有时又随意轰击城墙后的城镇，以恐吓平民，又不断地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以转移对方的注意力或打击对方士气。
土耳其人的花招不胜枚举。8月2日，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集中进攻，同时还进行了猛烈炮击。守军被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土耳其人鬼鬼祟祟地逼近，没有受到己方炮火的影响，开始爬墙。以为遭到火力压制的守军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敌人大炮发射的都是空包弹。他们重新集结起来，打退了敌人。
拉·瓦莱特将防御的组织工作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铁腕下。他决心不能被敌人打个措手不及，于是命令晨祷钟在天亮前两个小时敲响，而不是在通常的时间。他规定，敲鼓召集士兵，敲钟则是让大家后撤。所有关键地点都堆放了大量弹药；特制的燃烧武器——表层涂有沥青、装满棉花和火药的麻袋——随时待命。士兵们准备好了成袋的泥土，用于抢修；他们给烧煮沥青的大锅不断添柴，保持沥青沸腾。大团长亲自到各处视察，身边有两名侍从陪伴，分别拿着他的头盔和长枪，另外还有一个小丑跟着他，任务是将各处的形势报告给大团长，并“努力用俏皮话逗他开心，尽管往往没有什么能让人笑得出来的事情” [10] 。
对双方来说，维持士气都是至关重要的。土耳其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依赖一种被众人深深理解的赏罚制度。海军为马耳他战役所做的记录中清晰地记载了士兵们的英勇事迹和他们得到的赏赐：“厄梅尔立下大功，在夜间俘虏了姆迪纳要塞的一名异教徒……穆罕默德·本·穆斯塔法在圣艾尔摩堡战役中缴获了异教徒的旗帜，并砍下多人的脑袋……皮尔·穆罕默德斩杀多名敌人，立下大功……上级传来旨意，他将得到一个官职。” [11] 骑士团奖励英勇事迹的方式没有预先的安排，而是更为即兴。安德雷亚斯·穆尼亚东内斯指挥了冲下地道、驱逐敌人坑道工兵的行动，被赏赐了一条金链；在8月2日的战斗中，三名火绳枪兵立下了战功，每人的军饷增加了10斯库多 [12] ；罗姆加许诺，将自掏腰包，向任何从堑壕中活捉一名土耳其人的官兵重赏100斯库多。
抓俘虏是非常重要的；双方都持续不断地努力收集情报。7月18日，一名被俘的土耳其人在遭受拷打后供认，现在奥斯曼军营内对西西里的逐渐兵力集结深感担忧。几天后，皮雅利派出一艘轻型帆船（船员是意大利叛教者）去锡拉库萨看看究竟。关于战事如何继续，两名大将间发生了矛盾。皮雅利不肯为陆地上的围城战负责，命令舰队出海，扫荡航道，寻找敌人舰队集结的迹象。这让陆军十分恐惧，以为海军抛弃了他们。过了几天时间，两人的分歧才弥合。皮雅利在越来越强烈的竞争气氛中返回，继续参加攻打比尔古；两位帕夏谁能先突破城墙，已经成了荣誉问题。他们此前已经为了个人荣誉、战术和舰队使用等问题摩擦不断。皮雅利认为自己在图尔古特还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冷遇，并认为在赏赐官兵的时候，穆斯塔法更偏爱陆军，对舰队则很冷淡。这些鸡毛蒜皮的争斗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据史学家波切维 [13] 记载，“海军司令在开炮的时候，炮手们得到指示‘现在不要开炮，穆斯塔法将军正在午睡’。” [14] 水手们的回答是耸耸肩。他们对战斗能有多少热情，又能有多大的努力？他们责怪穆斯塔法制造了这些分歧。
关于这些争吵以及奥斯曼军队士气下降的消息对拉·瓦莱特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但他也有自己的麻烦。他已经向平民保证，援军已经在路上；大家普遍相信，援军将于7月25日（西班牙的主保圣人圣雅各的纪念节日）那天抵达。到了那一天，援军毫无踪影，拉·瓦莱特不得不向群众发表鼓气的演说，敦促所有人坚信上帝会救他们。淡水供应也让他担心；大街上还发生了暴乱。现在他给堂加西亚的信显得越来越悲观：“我怀疑饮水供应能否持续下去，我们正走向最终的和无法逃避的灭亡。” [15] 后来，淡水短缺的问题如有神助般得到了解决；在比尔古一座房屋的地窖内发现了一个泉眼，足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居民的需求。大团长为此当众向上帝感恩。每次突袭或战役取胜，他都会这么做。但持续的炮击“就像是移动的地震” [16]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气氛下，两位帕夏加倍努力地攻城；守军继续后撤和狙击敌人。
在遭围攻的城堡之外，一场游击战正在进行。每天都有一小队基督徒骑兵从姆迪纳出发，伏击敌人的掉队士兵，并刺探奥斯曼军营。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是一名意大利骑士，名叫温琴佐·阿纳斯塔吉。他机智敏锐而雄心勃勃，注定要在战役结束后青史留名，因为格列柯 [17] 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但他的结局非常悲惨，二十年后被另外两名圣约翰骑士团成员杀害。阿纳斯塔吉从敌人营地捕捉掉队士兵，以获取情报，并将会说土耳其语的间谍安插到敌营。他每天从远处观察由无数帐篷组成的巨大敌营，发现它的后方没有设防。“这些营地的状况就像我们多次描述的那样，”他在发往西西里的信中写道，“只在正面有防御工事，用于抵御我军要塞发出的炮火，但后方和侧面没有堑壕，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安排岗哨。” [18] 另外，到7月底，他发现土耳其人在筹划一场一劳永逸的最后总攻。一连七个夜晚，姆迪纳的骑兵队伍躲在离敌营一英里的一个干燥峡谷内，密切观察敌情。在第八天，即8月6日的夜晚，他们听见大队人马在黑暗中出营。阿纳斯塔吉的部下紧拉缰绳，静静守候。
8月6日（星期一）对拉·瓦莱特来说不是个吉利的日子。晚饭时，比尔古的城墙上相对比较安静，这时一个叫弗朗西斯科·德·阿吉拉尔的西班牙士兵侧身悄悄地走到靠近大海的阿拉贡人防区。他戴着火绳枪兵的向上翻起、饰有羽毛的钢盔，肩上扛着火枪。他说，他是来狙杀敌人的。他点燃了火枪的导火线，观察下方壕沟，寻找目标。“那些狗杂种一个也看不见！” [19] 他对岗哨喊道。然后，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他突然跳进了壕沟，开始全速跑向奥斯曼帝国战线。岗哨开枪示警，城墙上射出一轮枪弹，但阿吉拉尔已经跑进了敌人的前沿战壕，受到热烈欢迎，并立即被带去见穆斯塔法帕夏。
这起变节事件极为严重。阿吉拉尔是个受到很高评价和高度信任的人。他消息非常灵通。马沙尔·德·罗夫莱斯和拉·瓦莱特开会的时候，阿吉拉尔经常在场。他听到了很多关于守军困境的秘密讨论——防御工事的真实状况、岗哨安排的日常细节、武器供应和战术。这些信息现在全到了穆斯塔法手里。
拉·瓦莱特立即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深知穆斯塔法会准确地打击城墙最薄弱的环节。他命令在关键地点储备了燃烧武器；钉有铁钉的木板已经就位；大锅的沥青也准备好了。大团长计划和一支机动救援部队一起在城市广场上等候，随时驰援危险地段。
当天夜间，土耳其人对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狂轰滥炸，并做好进攻准备。营地和船上的所有战斗人员已经倾巢出动。大队人马被船只运过港湾，在比尔古以东登陆。阿纳斯塔吉的骑兵队在两英里外的黑暗中等待，听着大炮的轰鸣，监视着敌营。
破晓前一个小时，穆斯塔法和皮雅利分别向两个海岬同时发动大规模攻势。8000人围攻森格莱阿，4000人攻打比尔古。攻势按照惯常的程序开始：黑暗中的吟唱、击鼓和可怕的呐喊声。火绳枪的枪火以及燃烧武器、火圈、火焰喷射器和大锅里滚烫沥青的闪光将黑暗驱散。混乱的呼喊、教堂钟声和铙钹的脆响混成一片。在渐渐明亮的晨光中，守军可以看得见一个身穿华丽红丝绸衣服的人手举大旗，爬过残破的胸墙。那是希腊人坎德利萨，他在“马刺”的战斗中被直言不讳地指责为懦夫。现在他率领部队进攻，发誓要第一个将旗帜插在城墙上。他的身形太暴露，很容易瞄准。守军很快就用火绳枪将他打倒。随后是司空见惯的争抢尸体的厮打。虽然损失了这员大将，而且伤亡惨重，但奥斯曼军队毕竟兵力雄厚，渐渐占了上风。防御工事越发残破不全。
在邻近的比尔古战线上，皮雅利的人马正杀进卡斯蒂利亚人的阵地，这里的外围防御工事已经被连续数日的集中炮火炸成了瓦砾堆。他们冲上城墙，开始插旗。在广场上等候的拉·瓦莱特得到了前线已经吃紧的消息。他从侍从手中接过自己的头盔和长枪，带领机动部队冲到危险地段，高呼：“今日不死，更待何时！” [20] 卡斯蒂利亚人防区的指挥官们试图把他拦回去，拼命阻止他登上已经被敌人占领的“骑士塔”。拉·瓦莱特“像普通士兵一样手执长枪” [21] ，转到另一个阵地，从一名士兵手中夺过火绳枪，开始射击。
此时土耳其人已经成功地将苏丹皇旗插在了城墙上；这面饰有白色马尾、顶端有个金球的大旗成了激烈争夺的焦点。弗朗西斯科·巴尔比写道：“我们看见了那旗帜，于是抛掷带钩子的绳索，想把它钩住，最后终于成功了。我们在这边拉，土耳其人在另一侧猛拽，旗杆顶端的金球掉了下来。他们把苏丹皇旗救走了，但是我们已经用燃烧武器烧掉了它的很多丝绸和金质流苏。” [22]
昏天暗地的血战持续着。奥斯曼士兵每有一波撤退下来，就有新的一波接替。双方的不少关键人物都丧失了战斗力。摧毁敌人地道的英雄穆尼亚东内斯右手负伤，后来死去；罗得岛总督阿里·博尔图齐贝伊阵亡。拉·瓦莱特腿部受伤，在大家的劝说下终于后撤。“这一天的战斗极其凶险，双方都打得极其顽强，血流成河，” [23] 巴尔比写道。战场上的景象非常恐怖；有很多尸体“缺了脑袋，没有手脚，烧得焦黑，或者四肢被撕成碎片” [24] 。阿纳斯塔吉的骑兵队感到战斗已经达到高潮，从原野中择路潜行，来到奥斯曼军营。接近敌营的时候，他们开始冲锋。
两位帕夏都不愿没有胜利就离开战场。两人激烈地竞争，力求取胜。宪兵们用棍棒将从杀戮地带畏缩的人赶回战场。在城墙内，守军实力越来越弱。他们已经连续战斗九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尽管拉·瓦莱特确保战士们能得到面包和掺水葡萄酒，而且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也参加了战斗，但局势还是迅速恶化。奥斯曼军队的将领们能感到，胜利已经唾手可得。
这时，进攻突然间止步不前，似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卡斯蒂利亚人防区前壕沟内的土耳其士兵突然掉头就跑；森格莱阿城下的士兵也加入逃跑的人群。他们潮水般逃离战场，背后遭到守军的射击。任何威胁或是军官们的拳打脚踢都无法阻止这骤然的溃败。城墙上的守军对此大惑不解，穆斯塔法帕夏更是摸不着头脑。他骑着马努力控制住溃军，将部队带出了火枪射程。消息不胫而走：堂加西亚的援军已经登陆，焚毁了大营。隐约能听得见大营方向传来呼喊声，还能看得见帐篷上升起了黑烟。奥斯曼军队一片恐慌；遭围攻的城堡内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都爬上城墙，盯着空无一人的堑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们喊了起来：“胜利！援军到了！” [25]
“今日不死，更待何时”
双方都错了。那不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从西西里赶到，而是阿纳斯塔吉的一小队骑兵（或许只有100多人，既有骑士也有马耳他民兵）扫荡了无人把守的土耳其军营。营内只有伤病员和少量哨兵及后勤人员。骑兵们挥舞着马刀冲进营地，大肆砍杀，报仇雪恨。他们横冲直撞，屠杀病员，砍倒哨兵，烧毁帐篷，破坏补给物资。奥斯曼人的盲目恐慌传染了整个大军。然后，阿纳斯塔吉的队伍在穆斯塔法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又安全返回了姆迪纳，让奥斯曼军队统帅部暴跳如雷、丢尽颜面。穆斯塔法和皮雅利又大吵大闹起来。
马耳他在8月7日能够幸存，完全是由于阿纳斯塔吉的幸运一击。马耳他岛虎口脱险。人们在圣劳伦斯教堂内唱起了《感恩赞》，然后举行了宗教游行。大街上有人掩面而泣。但守军看到城墙已经残破不堪，担心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有谣言称，骑士们将撤退到比尔古尖端的圣安杰洛堡，而将平民抛弃。为了粉碎这个谣言，拉·瓦莱特采取了断然的措施。这位坚忍不拔的老人命令将骑士团的所有珍贵圣像搬到圣安杰洛堡，然后将吊桥升起。骑士团将和所有平民一起在破败的城墙处死战到底，让圣像自己作最后的抵抗好了。
第二天，穆斯塔法决定好好处置姆迪纳的骑兵队。其实他早在攻城战开始的时候就应当做这个决定，现在为这个疏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皮雅利受命将姆迪纳的基督徒骑兵队全部消灭。他精心准备了一场伏击。一队人马被派去袭击姆迪纳城外平原的牧场。骑兵队出城将这支敌人赶走，返回时却发现回城的道路被一大队奥斯曼步兵封锁了。骑兵队经过一场激战，损失了大约30人及其马匹，才逃回城内。有些人徒步撤退，第二天才返回。皮雅利的人马随后进逼姆迪纳城。他们接近时吃惊地发现，城墙上居然有很多士兵；土耳其人原以为姆迪纳城非常薄弱，没有多少守军；现在城墙上却站满了士兵，射出暴风骤雨般的枪弹，敲着军鼓和教堂大钟。皮雅利的前进可能有些机会主义，而不是事先安排的，因为他没有携带重炮。他们现在决定走为上计。土耳其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没有多少精力来认真攻打姆迪纳。于是他们班师回营。姆迪纳城墙上的“大军”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平民，农民和他们的老婆孩子穿着多余的军服，在城墙上走来走去。
在伏击战中抓住的俘虏被带到穆斯塔法面前，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堂加西亚在前一天将堂萨拉萨尔（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派到了岛上进行侦察，为发动大规模救援打前站。穆斯塔法在自己部下面前佯装对这条消息并不重视，但其实深知其重大意义。时间不多了，各个方面都在向他施加压力。8月12日，他收到了苏莱曼在7月16日写的信；送信的传令官还口头描述了苏丹的情绪：苏丹发誓赌咒，如果战败——那将是“对苏丹威名和他不可征服利剑的冒犯” [26] ——将严惩责任人。胜利则会带来相应的奖励。穆斯塔法显然是在保持低调，不愿意给苏莱曼送去坏消息。8月25日，苏丹再次写信给穆斯塔法时，仍然没有收到后者的任何直接报告。这封信的语气更加执着：“侍从官阿卜迪带来了征服马耳他要塞港口若干塔楼的捷报，现在他已经返回你处。但目前为止，你没有呈上任何报告。我已传旨，你应当向我报告马耳他攻城战的情况。你的士兵是否有足够的给养和武器？征服马耳他要塞的日子是否快要来临了？你有无发现敌人海军？你应当向我报告敌我双方海军的状况。迄今为止我已向你派出7艘补给船。它们是否已经抵达？请向我报告。” [27]
苏莱曼和他的将军都严重关注着堂加西亚大军的集结。8月17日，皮雅利从西西里海岸抓了一些人来，帕夏们意识到，敌人正在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救援行动。皮雅利的桨帆船群不分昼夜地在岛屿周边巡逻，隔着马耳他海峡开炮，借以威吓基督徒。阿纳斯塔吉从岸上追踪着敌人舰队的行踪，发现土耳其海军的警戒工作颇为敷衍了事，他们的士气显然很低落。“我常常留下岗哨，监视敌人舰队的动作……他们总是在子夜一点离去。有时我们看到离海岸10英里的地方有火光，我们相信那是敌人海军点燃的，为的是让自己安心一点；他们的警戒工作仅此而已。” [28]
双方将领都在努力给部队鼓气。拉·瓦莱特告诉部下，援军已经在路上；穆斯塔法宣称，对方援军规模很小，装备很差。但帕夏面临的问题一天天越来越严重。由于战争和疫病，他的部队一天天减员，火药和弹药短缺；驱使士兵们离开战壕、视死如归地冲锋越来越困难。穆斯塔法玩弄的心理游戏越来越巧妙。8月18日夜间，30艘奥斯曼桨帆船在夜色掩护下驶向外海，船上运载了大量士兵。次日他们再次出现，假装是来增援的精锐生力部队。船上的人打扮成近卫军和乘骑步兵的样子，陆地上则开炮欢迎，在希伯拉斯山插上旗帜，将这个重大消息告诉基督徒守军。穆斯塔法从变节者阿吉拉尔那里得知，守军已经接近崩溃。于是他继续攻城。
整个8月，在卡斯蒂利亚人防区周围，艰苦的堑壕战在继续着。土耳其人努力将战壕往前延伸，准备爆破，发动助攻，攀爬城墙。他们的弹幕炮火有时能一口气持续好几天。基督徒不时发动突袭，并持续监视敌人。双方都在临时搭建的壁垒后部署狙击手，猎杀对方。狙击几乎是一种游戏，“一种有趣的狩猎” [29] 。8月12日，守军最著名的英雄之一马沙尔·德·罗夫莱斯没有戴防弹头盔就鲁莽地从一堵胸墙上探出头来，被土耳其人狙杀。守军开始在子弹上涂抹油脂，这样的子弹击中敌人后会将他们的长袍点燃。穆斯林按照惯例收回己方死者尸体时，成了极好的活靶子。不屈不挠的拉·瓦莱特禁止他的部下冲出去收回友军的尸体，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城墙的废墟上，双方互相狙杀，投掷手榴弹、石块和燃烧武器，在近距离用野战大炮对轰，挥舞着军刀和弯刀跳进对方阵地。他们的距离如此之近，有时只有二十步之遥，能够互相喊话。改宗的前基督教徒开始用暗语向守军喊话，支持他们。有的时候，双方的士兵在同一座路堤的两侧忍受着同样的苦难，甚至产生了一种伙伴感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暴力和死亡、嘈杂和黑烟、基督教堂叮当的钟声、穆斯林每次进攻前在黑暗中的祈祷声，全都混作一团，无法辨清。死亡的方式千奇百怪。有人头部中弹，或者被燃烧武器活活烧死，或者被刀剑砍倒，或者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插旗成了一种执着的疯狂念头。土耳其人在胸墙上升起绿色和黄色旗帜，以及带马尾的红旗，守军则努力将旗帜扯下。围绕这些领土标志的战斗就像争夺阵亡指挥官遗体一样激烈。旗帜能鼓舞士气，丢失旗帜则是个凶兆。8月15日，卡斯蒂利亚人防区的基督教旗帜被打倒；穆斯林认为这是他们即将取胜的预兆。8月18日，土耳其军队被打退，城墙上有个基督徒士兵抓起红白两色的圣约翰旗帜，“完全出于生存的乐趣” [30] ，在整段城墙上奔跑，速度如此之快，“不计其数的火绳枪也打不到他”。没有人愿意被活捉；一旦被俘，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拷打，而且双方都会侮辱敌人的遗体，重演可以上溯到地中海青铜时代的古老仪式——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绕着特洛伊的城墙奔驰。
穆斯塔法尽可能地鞭策部下，准备新一次的总攻。从8月16日到19日，连续四天的炮击之后，近卫军竟然闷闷不乐地不愿进攻。他们不肯离开战壕，除非穆斯塔法亲自带队。穆斯塔法可不是懦夫。他身先士卒，并让营地奴仆们穿上近卫军服装（借此给敌人造成有大量精兵出击的假象），并许诺，如果他们作战英勇，就会得到晋升。战斗很激烈，但仍然徒劳。穆斯塔法的头巾被子弹打掉，他自己倒在地上，被震晕了。双方都投入了最后的预备兵力；穆斯塔法开始动用舰队的火药储备。拉·瓦莱特亲自来到医院，要求将伤病员也送上前线；能够走路的人就算是有战斗力。这一天，一支箭被射到城墙上，带有一条只有一个词的消息：星期四。这是在警告即将发起新的进攻。但这场进攻也被打退了。
攻防战渐渐陷入一场残酷的僵局，就像四十年前在罗得岛的僵持一样。穆斯塔法的华丽营帐内的作战会议越来越冗长，气氛也越来越激烈；穆斯塔法主张效法苏莱曼在罗得岛的选择，继续进行冬季作战。皮雅利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舰队离家太远，在冬季无法在马耳他修理船只，而敌人近在咫尺。如果再来一两次进攻还不得手，他们就必须返回伊斯坦布尔。他们考虑到苏莱曼的警告，于是在8月22日计划了一次新攻势。长官们许下诺言，士兵们如果英勇作战、取得胜利，就将得到重赏。8月25日（星期六），岛上开始下雨。
[1] Cassola，A.，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1995，pp.26-7
[2] Cassola，A.，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1995，pp.26-7
[3]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858
[4]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855
[5] Merriman，Roger Bigelow，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4，New York，1962，p.117
[6]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869
[7]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866
[8] Cirni，A.K，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rni，Corso，ne quale se descriv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il Soccorso d'Orano，l‘Impresa del Pignone，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1567，fol.85
[9]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133
[10]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130
[11] Cassola，A.，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1995，p.147 et seq
[12] 从16～19世纪意大利使用的一种货币，币值变化很大。
[13] 易卜拉欣·波切维（1572～1650），土耳其史学家，著有两卷本土耳其历史。
[14] Peçevi，Ibrahim，Peçevi Tarihi ，vol.1，Ankara，1981，p.290
[15] Cirni，A.K，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rni，Corso，ne quale se descriv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il Soccorso d'Orano，l‘Impresa del Pignone，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1567，fol.87
[16] Cirni，A.K，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rni，Corso，ne quale se descriv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il Soccorso d'Orano，l‘Impresa del Pignone，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1567，fol.87
[17] 原名多米尼柯·狄奥托科普洛（1541～1614），西班牙绘画艺术的第一位大师。“格列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腊人”，因为他出生于克里特岛。他的画作数量惊人，最著名的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等。
[18] Bonello，G.，“An Overlooked Eyewitness’s Account of the Great Siege” in Melitensium Amor，Festschrifi in Honour of Dun Gwann Azzopardi ，ed.T Cords，T.Freller，and L.Bugeja，pp.133—48，Malta，2002，p.142
[19]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137
[20]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144
[21]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144
[22]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144-5
[23]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138
[24] Cirni，A.K，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rni，Corso，ne quale se descriv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il Soccorso d'Orano，l‘Impresa del Pignone，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1567，fol.97
[25]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145
[26]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36
[27] Cassola，A.，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1995，pp.32
[28] Bonello，G.，“An Overlooked Eyewitness’s Account of the Great Siege” in Melitensium Amor，Festschrifi in Honour of Dun Gwann Azzopardi ，ed.T Cords，T.Freller，and L.Bugeja，pp.133—48，Malta，2002，p.142
[29]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45
[30]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