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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六 绝望中的离散犹太人（1560～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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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苏丹、西班牙国王以及他们的各级税吏，对于其治下地中海各地居民的宗教身份极感兴趣。有时，在基督教帝国与伊斯兰教帝国发生冲突的时期，地中海似乎在两大信仰之间被硬生生地分割。然而，很早以来，奥斯曼人就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其治下许多地区的多数人口是基督徒，而其他群体则像是在不同宗教群体间航行（喻义）。之前已经提到塞法迪犹太人，他们具有令人瞠目结舌的能力，每当进入地中海西班牙辖下的港口时，都能突然变成基督徒的“葡萄牙人”。公元17世纪，许多塞法迪犹太人宣称士麦那的一名受蒙骗的犹太人是救世主，从此刻起，他们的存在就变得难以维持。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同样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状态。摩里斯科人的悲惨历史在1525年（这一年，最后公开承认是穆斯林的人选择了改宗）到1609年（这些穆斯林最终被驱逐）之间逐渐淡出地中海；他们正是由于脱离了伊斯兰世界而孤立存在才成为独特的群体，此时再一次在宗教的对抗之间无处存身。
这些摩里斯科人生活的世界，在许多重要方面，与犹太人出身的皈依者的世界，有着明显差异。尽管一些摩里斯科人也被拖到宗教裁判所，但西班牙统治者起初对伊斯兰教的存在睁一眼闭一眼；有时，只要向国王支付一笔“服务金”，就可以免于被宗教裁判所侵扰，但宗教裁判所苦恼地发现，它们不能靠没收被怀疑者财产的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1] 许多摩里斯科人社区缺少牧师，因此，也就不用因其还在继续信仰伊斯兰教而感到奇怪了；即使在基督教化的地区，有时也会出现伊斯兰化的基督教，这一点在格拉纳达城外圣山修道院（Sacromonte）的著名铅版上有所展示，上面镌刻着他们的预言——“阿拉伯人是在世界末日救助宗教的人”，并且他们神秘地认为这句话来自一位基督的哈里发，即（耶稣的，而非穆罕默德的）继承人。 [2] 许多时候，国王关心的主要是政治而非宗教：一位西班牙的基督徒作家曾记载，格拉纳达摩里斯科人的首领们曾经与柏柏尔人诸国的统治者以及土耳其人达成秘密协议，希望在其保护下建立一个小国，但这项事业毫无希望，因为他们没有船只，也没有补给；此外，西班牙人在北非海岸的各个据点在柏柏尔人诸国与摩里斯科人之间构成了一道屏障，同时“阿尔及尔的海盗更擅长在海岸地区劫掠与经商，而非登上陆地发动艰难的远征”。 [3] 即使如此，西班牙人没有机会自鸣得意。当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陆军与海军在远方——不仅仅指勒班陀或马耳他，也包括尼德兰——征战时，摩里斯科人可能会在西班牙国内制造事端，转移西班牙人的注意力，从而为奥斯曼苏丹提供支援。菲利普二世与其父查理五世一样，在看待不信者的问题时，总是非黑即白。因此，对于菲利普来说，生活在西班牙的不守规矩的摩里斯科人，与其北方领地上难以驾驭的加尔文派，从根本上看是同一个问题。“对于上帝与整个世界，我需要承担如此特殊的义务，”菲利普写道，“因为如果异端占据上风（我希望上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就是为更糟糕的灾难与危险敞开了大门，为内战敞开了大门。” [4]
这些担心似乎在公元1568年底变成了现实，当时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由于政府与宗教裁判所想把他们变成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发动了暴力冲突。摩里斯科人曾被要求讲卡斯蒂利亚语，不能讲阿拉伯语；他们不得身着“引以为傲的摩尔式长袍”；妇女不得佩戴面纱，应露出面容；他们不能聚集在公共浴场，在婚礼以及其他庆典上禁止跳摩尔舞蹈。 [5] 这场可怕的血腥战争持续了两年，对立的双方都不愿留一丝情面；如西班牙所担心的那样，土耳其人与柏柏尔人从北非向起义者提供支援，他们与“高门”以及北非统治者的外交联系也逐渐发展起来。 [6] 然而，这点援助自然不足以击溃由奥地利的唐·胡安指挥的西班牙军队的决心，唐·胡安的残酷无情也很快为其赢得了勒班陀基督教军队总指挥的权力。摩里斯科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不断地自我欺骗（无视各种迹象和证据），相信柏柏尔人会派大军来帮助他们，或者即使做不到，也会有庞大的舰队到来，神迹般地让他们、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财产从我们的掌控之中飘移出去”。 [7] 事实上，土耳其人认为西班牙太过遥远且无法企及，于是将注意力转向更易于抵达、更有利可图的塞浦路斯。 [8] 由于起义的中心位于阿尔普哈拉斯（Alpujarras）山区与格拉纳达，远离海岸，因此摩里斯科人的困境就变得更加严峻。起义失败后，五万名摩里斯科人被遣散到卡斯蒂利亚各地，巴伦西亚王国成为唯一拥有大的穆斯林聚集中心的地方。 [9] 然而，这只是临时方案；当1580年菲利普二世得到葡萄牙王位后，时机降临了，他开始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强制推行宗教的完全统一。有一种方案主张用船将摩里斯科人送到海洋上，然后让船沉没，因为把他们送到与西班牙敌对的北非从而使对方人口增多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塞戈尔韦（Segorbe）主教的提议更令人不寒而栗，他主张把摩里斯科人送到纽芬兰，还要将所有男性阉割，女性绝育，从而使“他们在那里完全灭绝”。 [10] 于是，到16世纪80年代，大规模驱逐摩里斯科人的行动被提上日程，此后又过了将近三十年才最终解决。问题不在于摩里斯科人是否应该被驱逐，而是以何种方式。很显然，认为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是潜在的叛徒，是基督教世界政治与宗教上的敌人的想法，完全无视了大量皈依者已经融入基督徒社会（事实上，有些人已经成为牧师）；也没有考虑这样做对经济困难日益加剧的西班牙社会，特别是巴伦西亚王国的摩里斯科人聚集地，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到这个时候，巴伦西亚城市的衰落已然显现；有的人已经担心丝织业与制糖业的经营，也注意到水利设施被荒废，过去巴伦西亚还可以从城郊获得并不充足的粮食供应，但现在供应可能会完全消失。 [11] 巴伦西亚议会非常肯定，驱逐摩里斯科人将摧毁巴伦西亚的大地产，包括教会与修道院，因此巴伦西亚派出使者前去面见国王，指出这样做将会损失赋税，将没有足够的资金守卫西班牙的海岸。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当使者见到国王菲利普二世时，驱逐法令已经于1609年8月签署完毕。 [12]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比较简单的、将这些人送往北非的办法占据上风，于是，驱逐法案以摩里斯科人与柏柏尔人和土耳其人的统治者有着反叛性质的信件往来为由开始执行。 [13] 虽然法令要求立即执行，可以使用国王提供的船只遣散穆斯林，但不可避免地，这一过程非常缓慢，以至于驱逐行动一直持续到公元1614年。政府也考虑到部分反对者的声音，特别是基于经济角度的考量，因此决定每100名摩里斯科人中有6人可以留下，条件是他们是农民且表现出对基督教的信服；他们还需要“告诉那些占据摩里斯科人财产的人如何经营，以及如何制糖，如何使用水利工程”。这项法令的内容十分详尽［让现代的读者能够联想起纳粹德国召开的声名狼藉的万湖（Wannsee）会议］，对要驱逐的人进行细致的分类，因为被驱逐人员中有混合家庭，例如如何处理父母中有一方自始至终都是基督徒的孩子问题。 [14] 他们离开时的港口也被明确指定，包括阿利坎特、巴伦西亚和托尔托萨。紧接着还展开了一波宣传攻势，声称摩里斯科人会带着奥斯曼舰队重返西班牙，他们甚至派出15万人的大军支援土耳其人。摩里斯科人曾试图反抗，但看到引领自己离开家乡的西班牙军队是如此庞大时，只能无望地放弃了抵抗。事实上，摩里斯科人决定：任何人不得自愿加入被允许留下的特殊群体，不许留下来向基督徒传授如何使用这片土地。摩里斯科人相当团结。结果，在巴伦西亚王国，甘迪亚（Gandia）公爵十分绝望，因为没有任何人留下来耕种他的糖业庄园。他的感觉与摩里斯科人一样，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一场灾难。1609年10月2日，将近4000名摩里斯科人在德尼亚（Denia）上船，许多人搭乘特别运送他们的那不勒斯的帆桨船前往柏柏尔海岸；上船的人极多，拥挤不堪，短时间内有2.8万人拥入北非。对于西班牙船队来说，把这些人留在那里没有丝毫困难：第一拨摩里斯科人被送到奥兰，该地此时仍处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摩里斯科人抵达后，与特莱姆森（Tlemcen）的统治者就他们在穆斯林的土地上的居住权问题进行协商。其他难民则拒绝西班牙人提供的免费运输，而是自行安排行程：1.45万人从巴伦西亚登船，进入基督徒的视线，而基督徒来这儿是为了购买特价抛售的丝绸与缎带，于是这里就自然成为“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 [15] 一些摩里斯科人态度平静，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解放而非迫害：柏柏尔王公们“将允许他们作为摩尔人而生活，而非此前这里的主人眼中的奴隶”。
有证据表明有超过15万人离开了西班牙，不过据当时的数据统计人数要少一些：巴伦西亚的宗教裁判所给出的数据是100656人，其中在巴伦西亚港上船的有17766人，而这些人当中不足十二岁的有3269人，还有1339名尚未断奶的婴儿。 [16] 这时候我们需要转到古老的阿拉贡王国，有7.4万摩里斯科人从这里离开西班牙，从加泰罗尼亚离开的人数少一些；许多人从托尔托萨经海路离开，不过其他人则选择了陆路，忍受着巨大的磨难，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Ⅳ）要求：他们必须全部乘船前往北非。 [17] 法国与奥斯曼的联盟并不涉及为西班牙的穆斯林提供保护的义务，而亨利刚刚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残酷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不愿意将新的宗教纷争引入王国，毕竟这个王国是他放弃了新教后才赢得的。 [18] 不过，法国人对其所见感到震惊。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后来称这一事件为“人类历史上最奇怪、最野蛮的行为”，不过他可能更愿意谴责西班牙的基督徒，而不是为西班牙的穆斯林提供保护。 [19] 与此同时，西班牙国王的注意力转向卡斯蒂利亚，公元1614年初，国会告知菲利普三世（Philip Ⅲ），这项工作已经结束。 [20] 大约有30万生活在西班牙各个王国的摩里斯科人遭到驱逐。 [21]
从西班牙基督徒的角度看，这场驱逐是针对不信者的行动，不过一些基督教化程度很高的穆斯林后代也被驱离，尽管曾经承诺要保证那些愿意接受圣餐礼的人可以留下。国王的残暴行为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后果：憎恨西班牙政策的那些混杂人群现在定居于柏柏尔海岸，摩里斯科人将他们的精力用于对西班牙海岸进行海盗袭击。除了报复心外，也有对过去浪漫生活的怀旧心理。安达卢西亚的音乐也被保留下来，部分存在于摩里斯科人中间，部分存在于早年被流放的难民中间——这些难民是在格拉纳达及其他地方陷入混乱时逃亡到北非各地的。北非的当地居民并不太欢迎这些人，远不如流放者所希望的那样。经过数十年来基督徒们对“摩尔方式”的讨伐，许多摩里斯科人似乎已经在语言、服装和习俗上实现了难以置信的西班牙化；他们与马格里布的居民保持着距离。这些生活在突尼斯的摩里斯科人大多讲西班牙语，许多人起的是西班牙名字；他们甚至还将刺梨等美洲水果引入北非，这种水果是他们于公元1492～1609年在西班牙时知道的。 [22] 如果他们想要寻找能够理解他们的同道者，他们会倾向于选择塞法迪犹太人，后者会与他们共同回忆过去在西班牙三种宗教和谐共处的美好时代，塞法迪人也与北非当地的犹太社区保持着距离，继续讲着一种卡斯蒂利亚语。如此一来，在北非，塞法迪犹太人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之间，因着流亡而有了情感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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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世纪末，塞法迪犹太人也遭遇了严峻的危机。这场危机始于士麦那（或称伊兹密尔）。士麦那与里窝那构成了将意大利与奥斯曼世界联系起来的二元体系的一部分。 [23] 公元16世纪初，这两个地方都不重要。但1621年德·库曼宁（de Courmenin）男爵曾到访士麦那，并记录道：
这时，伊兹密尔有着巨大的市场，市场上有羊毛、蜂蜡、棉布与丝绸，这些商品由亚美尼亚人带到这里。他们没有选择去阿勒颇，因为到这里更有利可图，可以少缴纳一些费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商人，其中法国人比较多，其次是威尼斯人、英格兰人或荷兰人，他们都有着充分的自由。 [24]
如同爱奥尼亚群岛的干果，士麦那凭借当地出产的商品吸引了外来商人的注意力；其他同时代的商人还注意到波斯丝绸越来越多，这是由亚美尼亚人穿越安纳托利亚半岛运抵这里的。土耳其人对来自欧洲的丝绸商人不像对前来购买谷物和水果的欧洲商人那样设置重重障碍，毕竟君士坦丁堡也需要大量谷物和水果的供应。
公元1566年以后，由于热那亚人在爱琴海的最后据点希俄斯岛丢失了，欧洲与爱琴海之间的贸易平衡被打破。热那亚人的离岸商站消失后，士麦那开始发展，当地种植了棉花与其他新产品，如烟草。对于烟草，“高门”还存有疑虑——不是因为不喜欢其味道，而是种植烟草越多，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就会越少，而奥斯曼的首都一直需要稳定的食物供给。 [25] 几乎就在希俄斯岛陷落后，法国的查理九世为法国商人争取到在士麦那的贸易特权（1569年），伊丽莎白一世则在1580年为英格兰人谋求到特许状，后来为英格兰黎凡特公司所独有；荷兰人在1612年取得了特权。外国人很欣赏士麦那的地理位置，它隐藏于一处海湾之中，使得海盗无法轻易袭击，外国商人的到来也为这座城市吸引了无数的犹太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 [26] 1675年，一位旅行者的记录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他提到这里的犹太人有1.5万之多，实际可能达不到，这个数字可按照人口比例缩减到约有2000人。这些犹太人来自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以外各地区：有塞法迪犹太人，既包括黎凡特人也包括葡萄牙人，还有罗马尼奥人（Romaniotes，即希腊犹太人）以及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Ashkenazim）犹太人 [27] 。葡萄牙犹太人的法律身份比较复杂，因为他们总是从那些拥有免税权的商人中寻找保护者：在17世纪末的某个时候，他们（与丹麦人和威尼斯人一起）接受英格兰人的保护，后来又转而寻求拉古萨人的保护，最后苏丹亲自为其提供保护，但拒绝为他们提供税收减免的优惠，他们的对手因此感到十分满意——黎凡特公司在1695年曾断言：“在士麦那，我们的最大对手是犹太人。” [28]
公元17世纪士麦那的特殊性通过沿港湾区建造的法兰克人大道（Street of the Franks）显露无遗。在那里可看见欧洲人建造的、配备着优雅家具的房屋。屋后的花园可通往码头，被用来装卸货物；还建有楼梯通往欧洲人仓库的屋顶。 [29] 1700年，一位法国来客观察到：
法兰克人大道贯穿整座城市，但在街上却很难看到土耳其人。当我们行走在大道上时，仿佛身处基督教世界；他们讲的是意大利语、法语、英语或荷兰语。每个人在向别人致意时都会脱帽行礼。
但在法兰克人大道听到的各种语言当中，最常出现的却是马赛商人讲的普罗旺斯语（Provencal），“因为在这里来自普罗旺斯的人远多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基督徒可自由地经营客栈，但其经营方式却不太明智，整日整夜地开门营业。更特别的是他们的自由信仰——“他们在教堂中公开唱诵；他们唱诵赞美诗、布道、举行圣礼，完全不会引起任何纷争。” [30] 一座功能性港口城市由此形成，出于贸易的需要，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等各教派信徒比邻而居：这里有三座西欧人的教堂、两座希腊人教堂以及一座亚美尼亚教堂。这里也有一些犹太会堂，但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会堂里的事件引发了犹太世界的大火；连基督徒与穆斯林也和犹太人一样感受着这场大火的炙烤。
生活在士麦那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一起经商。英格兰黎凡特公司的商人们经常雇用犹太人做代理商，其中有一名老迈不堪、患有痛风的掮客，名叫莫迪凯·泽维（Mordecai Zevi，Zevi一词经常拼作Sevi、Tzvi或Sebi），是个希腊犹太人，早年从事比较卑下的贩卖鸡蛋的生意。 [31] 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也做了掮客，但第三个儿子沙贝塔伊（Shabbetai）却眼界非凡，全身心地投入犹太学问中某些极为深奥难解的领域。对于犹太教卡巴拉教派的研究很早之前就已兴盛起来，最初出现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中，自公元1492年起出现在巴勒斯坦萨法德的塞法迪犹太人中。在拉比看来，四十岁之前学习卡巴拉教义很危险，只有四十岁以后才能拥有理解它们所必需的知识背景与成熟度；但这些说法无法阻止沙贝塔伊·泽维，他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学：“他一切知识都靠自学，因为他是依靠自己习得造物主传下的真理的四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族长亚伯拉罕（Abraham）、犹大国王希西家（Hezekiah）和约伯（Job）。” [32] 关于沙贝塔伊的情绪波动及行为的描述可以使人确信：他有着两极化的人格。一方面自我怀疑与反省，另一方面又陷入沉迷与自大。当他朗读以赛亚（Isaiah）的预言“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时，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做着那样的事，并邀请朋友来证明他能够在空中悬浮。结果，他们否认看到他能悬浮。于是，他就责备他们：“你们不值得看到这样荣耀的景象，因为你们不像我这样纯洁。” [33]
以色列人获救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在公元17世纪40年代，东欧哥萨克人（Cossacks）为报复而展开的恐怖大屠杀在远及整个地中海的犹太人中引发一种强烈的危机感，难民们在奥斯曼帝国寻找安全的避风港，也将所发生的事情传播到这里。这种危机感几乎与1492年时一样严重，那时，西班牙对犹太人的驱逐引起了对弥赛亚的信仰热情。如今，二十多岁的沙贝塔伊认为自己是弥赛亚般的人物，不过他究竟是弥赛亚还是其他人仍然比较模糊。他驳斥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开始在犹太会堂中宣称上帝的四字母之名［犹太人一直以“阿多奈”（Adonai），也就是“我主”或“上帝”，来代称其四字母之名］ [34] ，并且还反驳托拉中的规定，例如禁食动物肾脏周围脂肪，因为这些要留作圣殿献祭之用。他甚至在食用禁忌食物时还祈祷称：“祝福你，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他允你行所禁忌之事。”他的私生活也很复杂：坦白说，他的妻子萨拉（Sarah）是名妓女，靠着算命挣一点点钱，但这恰恰重现了先知何西阿（Hosea）的经历，后者就娶了一名妓女。 [35] 他在萨洛尼卡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开始招募一些追随者，这些人被他的预言能力与自信感召。他在东地中海各地游历，显然是希望得到巴勒斯坦拉比的支持，后者的意见会得到整个犹太世界的尊重；他的追随者中最突出的是一名来自加沙的聒噪的犹太人，名叫拿单（Nathan），也是沙贝塔伊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幸的是，沙贝塔伊拒绝表演任何神迹，即便在希伯伦他的支持者面前也不愿意表演，结果当地塞法迪犹太人的领袖哈伊姆·阿布拉菲亚（Haim Abulafia）声称：“我不相信弥赛亚会以这种方式到来。” [36] 毕竟，沙贝塔伊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是大卫王族的后裔。
回到士麦那后，公元1665年12月12日，他与追随者洗劫了士麦那的葡萄牙犹太人会堂，将原来的领袖驱逐。当他们拥有了一个基地来推行其主张后，就制定了新的节期并把旧的节期取消（尤其把纪念圣殿陷落的夏季斋戒期取消，因为如果犹太人所祈祷的拯救已经到来的话，这种庆祝确实没有必要）。他让女人阅读托拉，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做法，并在集会时讲艳情故事以娱乐大家，这个故事的名字在犹太-西班牙语中被称为《梅里塞达》（Meliselda ），讲的是一位皇帝的漂亮女儿与一位年轻人见面并做爱：“她的脸庞仿佛一道剑光，她的唇如珊瑚一样红艳明亮，她的肌肤像牛奶一样美丽白皙。” [37] 并非此前从未有人注意到这个故事，而是这首诗歌显然是在说明弥赛亚与托拉之间的联系，它代表着神性降临。弥赛亚是位真正的国王，而非宗教领袖，因此沙贝塔伊自称拥有王权，并将其追随者封为葡萄牙、土耳其和罗马等地的国王或皇帝（最后两个王者的位置要留给他的两个哥哥）；不言而喻，他把自己堂而皇之地列于“犹太人之王”的行列之中，并因此而欢喜；关于他的成就（如果可以被称为成就的话）的消息，经由塞法迪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商人的信件往来，传到阿姆斯特丹。 [38] 这些行为不但没有激起愤怒，反而更坚定了追随者的信念，认定他就是上帝所承诺的弥赛亚。
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不懈地记录这些事情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上帝知晓他是不是使得那些顽固之徒改信皈依的途径。” [39] 基督徒对东地中海（也迅速传到意大利）犹太人中不断发酵的动乱的兴趣，在回溯沙贝塔伊运动的根源后，就变得很好理解了。他声称自己是弥赛亚，拥有权力与权威将旧的律法中的某些部分加以摒弃，这种做法让人想到福音书中所描绘的拿撒勒人耶稣。由于其父亲的生意，年幼的沙贝塔伊与士麦那的英格兰商人以及其他基督徒商人有了联系。同样是在他们中间，天启的概念传播开来，因为在公元17世纪40年代，英格兰的宗教热情高涨，狂热的新教派别抢夺着自己的位置，有些人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弥赛亚概念［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也受其影响］；这些派别仔细地阅读《旧约》，认真琢磨预示基督再次降临的段落。在这些人当中就有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y Men），也就是贵格会（Quakers）的前身，其起源充满了对末日的期待。 [40] 另一场影响基督徒商人又间接影响沙贝塔伊·泽维的运动是“玫瑰十字会启蒙”（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41] ，这是一整套、包括炼金术在内的深奥难懂的知识，在17世纪初以印刷文字的形式传播开来。 [42] 这场运动发源于被三十年战争蹂躏后的德意志，但其信条吸引了欧洲北部各地的科学界人士。商路将士麦那的棉花带去英格兰，并从那里带回这些深奥的概念。
然而，沙贝塔伊·泽维的活动中心是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辖区，不出所料，他的名字也引起了苏丹的注意。竟然有一个犹太臣子，把他自己的哥哥任命为“土耳其国王”；在其追随者的犹太会堂里，传统上对于统治者的祈祷被改了，不再祈祷上帝赐福苏丹，信徒们聚会祈祷的是“我们的弥赛亚，约瑟的神所庇佑的受膏者，天界之狮与天界之牡鹿，正义的弥赛亚，诸王之王，苏丹沙贝塔伊·泽维”。 [43] 大维齐尔法佐·艾赫迈德帕夏（Fazıl Ahmet Pasha）受到伊斯兰教中教律严苛的教派影响，鄙视其他宗教；此前，他忙于在克里特与威尼斯人作战，现在这位大维齐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个麻烦的先知。 [44] 沙贝塔伊还制订了计划，使自己距离法佐·艾赫迈德更近。公元1665年12月30日，沙贝塔伊及其追随者乘船从士麦那前往君士坦丁堡，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王国。违背季节规律的旅程灾难不断，即便只是爱琴海当中的一小段航行也是如此，但《诗篇》第107节的话语足以平息他们所遇到的风暴：“他使得风暴平息，海浪也平静下来。”他在海上游弋了将近四十天。奥斯曼帝国辖下的大量犹太人聚集起来迎接他；但土耳其政府也在等他。他被直接带到监狱，可是即便是这个身陷囹圄的过程，也被其追随者弄成了一场巨大的公众游行；即使身在监狱，他还是能够引起所有人的注意。此时，苏丹穆罕默德四世（Mehmet Ⅳ）身在阿德里亚堡［Adrianople，即埃迪尔内（Edirne）］，正准备前往巴尔干半岛，于是又花费一段时间才将这位先知带到苏丹面前。苏丹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施行神迹证明自己是弥赛亚，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苏丹所指定的神迹是：让他赤身裸体地接受土耳其弓箭手们的瞄准与射击，箭不能伤害到他，并要奇迹般地绕过他。沙贝塔伊表示反对，称他宁愿“变成土耳其人” [45] ，并且顺顺利利地完成了转变。 [46]
沙贝塔伊·塞维的背教极具戏剧性，因为阿德里亚堡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满怀期待地来见证他进入苏丹宫廷的时刻。结果，他竟揭发了自己的追随者。之后，他接受了御前侍卫的名誉职位，并改名为穆罕默德·埃芬迪（Mehmet Effendi）。对于生活在土耳其、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来说，这件事引起了巨大震动。在整个犹太世界，有的人认为这仅仅证明他是个骗子；有的人被整件事弄得泄气又沮丧；有的人则从其行为中看出他对世界的启示发展到新阶段：可能弥赛亚在最终露面之前要先改信伊斯兰教——一些追随者也跟随他的脚步接受了伊斯兰教，只是秘密地继续着犹太教的信仰与实践，形成东马派（Dönme），它至今仍然存在于土耳其的某些地区。虽然一位耶稣会作家坚持认为，沙贝塔伊在漫长的斋戒期将自己封闭在堡垒中时，其实存有一堆小点心，但并不能就此认定他是假称弥赛亚的骗子。虽然他自欺欺人、狂妄自大，也并不明智，但即便其反对者也承认他与其追随者加沙的拿单都是有学问的人。 [47] 不过，“一知半解反而危险”，在卡巴拉的神秘宇宙中更是如此。他的游历及其发起的运动还揭示出连接地中海各个港口的商业网络的一些重要方面：他的理论从士麦那这种商业中心渗透到萨洛尼卡、里窝那，然后进入巴尔干半岛与意大利内部。他的理论不仅仅源于犹太土壤，还受到新教商人对天启的热情的影响，那些商人将这些概念从英格兰、荷兰以及中欧带到士麦那。北方人不仅重新划分了地中海的商业地图，也影响到宗教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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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7世纪的地中海，有变节的海盗，有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人，有改宗的沙贝塔伊信徒，有“葡萄牙籍”的犹太商人：在这里，宗教身份不断地扭曲与重塑。基督徒社区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例如克里特。在这里，威尼斯人一直在努力维系他们对最后一块海外领地的控制权。克里特也成为威尼斯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包袱，威尼斯人一直在担心：他们什么时候会需要，而不是要不要，派遣庞大舰队前往克里特抵抗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人在1571年夺取塞浦路斯之后，必然会对克里特发动袭击。这还不仅仅是与土耳其人的斗争。克里特人自己——既有希腊人的后裔，也有与当地希腊人联姻的威尼斯人的后裔，在16世纪末抓住了葡萄酒以及橄榄油贸易的机遇，在全岛范围内种植葡萄与橄榄树；到17世纪中期，橄榄油已经成为克里特的主要出口商品，克里特的葡萄酒也满足了奥斯曼治下爱琴海区域以及尼罗河三角洲消费者的渴求。谷物的种植量严重衰减，以至于克里特都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变化实在太奇怪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克里特一直是威尼斯的主要谷物来源。克里特人开始从奥斯曼治下的地区进口谷物，这些交易大体上比较顺利，前提是威尼斯人继续向土耳其苏丹缴纳贡金，苏丹亦不觉得自己帝国内的粮食供应紧张。如此一来，早在17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夺取克里特之前，克里特与奥斯曼世界的联系就已经变得更加紧密了。 [48] 土耳其人容忍威尼斯人控制克里特的唯一理由是想要维持威尼斯与奥斯曼辖区间的商业流通；但随着威尼斯人逐渐放弃了黎凡特贸易，“高门”对维系与威尼斯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也就失去了兴趣。土耳其人也注意到，欧洲列强彼此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后来还演变为三十年战争，因此若对克里特发动袭击，基督教力量不可能统一起来进行抵抗。此外，曾在1624年到1639年牵扯奥斯曼人精力的波斯战争，如今也已结束。 [49]
漫长的克里特战争的导火索是公元1644年底一艘土耳其船只被劫持，该船原打算从君士坦丁堡前往罗得岛，然后再去埃及，船上搭载着苏丹后宫的宦官总领以及麦加的新任法官。海盗是马耳他人；他们杀死宦官总领后把法官囚禁，还截获了大量战利品。即便威尼斯人根本没有参与袭击，奥斯曼宫廷还是认为马耳他人利用了威尼斯人在克里特与凯法利尼亚的港口。1645年6月底，一支庞大的奥斯曼舰队逼近克里特。 [50] 西地中海的基督徒海军也确实被动员起来，一些战舰从那不勒斯、马耳他及教宗国出发。威尼斯自然也集结了自己的舰队，共和国任命八十岁的总督为指挥官，但所有这些努力均无济于事：在随后的数月间，土耳其人攻占了克里特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干尼亚（Chania）和雷西姆农（Rethymnon），以及岛上的许多地区。 [51] 对于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克里特首府干地亚（Candia）受到护城河、城墙、城堡及半月堡等防御设施的保护，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些当时最先进的军事设施能将土耳其人抛射的所有攻击物阻挡于城外。基督教联军的总体战略是将奥斯曼海军的注意力从克里特转移到距离帝国中心更近的地区：达达尼尔海峡在战争爆发之初就成为一个聚焦点，从1654年开始，这里发生了数次激烈的战斗，威尼斯人试图阻止土耳其舰队从这里进入爱琴海支援克里特战役。 [52] 不过，干地亚所受压力不断增大，到1669年，战局已经发展至关键时刻。西班牙国王承诺提供援助，但始终没有兑现，因为他更担心法国人的进攻而非土耳其人。法国国王也派了援军，但他们的舰队不敌奥斯曼舰队，土耳其人通过一场迅速又简单的海战胜利将其盟友送上逃亡之路，留下了毫无倚仗的干地亚。1669年9月6日，威尼斯人放弃了干地亚，承认奥斯曼对克里特的统治权；威尼斯人毕竟是威尼斯人，他们仍然抓住机会与奥斯曼人签署了和约。 [53] 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显然标志着其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因为自13世纪初以来，他们就统治着克里特。当他们投降时，威尼斯特使说：“我们献上的是举世无双的堡垒。它是一颗无价的珍珠，任何苏丹的财产都无法与之相比。”数个小时后，苏丹真正地拥有了这颗珍珠。
奥斯曼人的到来并没有在克里特引爆一场革命。 [54] 干地亚成为地区商贸网络的中心，而其西部的干尼亚却成为颇受欢迎的国际贸易港。在那些威尼斯人曾经经商的地方，法国人想要凭借与“高门”的友好联系成功地取代威尼斯人。当伊斯兰教在克里特扩张时，这里的葡萄酒制造并未停止。法国商人和克里特商人都从岛上收购马姆齐（Malmsey）甜酒、橄榄油、干果、奶酪、蜂蜜和蜂蜡；偶尔也会对外出口谷物，主要是当对面的北非沿岸出现饥荒时才会如此。据一位法国游客在公元1699年的记载，阿卡迪（Arkadi）修道院的修士们酿出一种“风味浓郁、味道甘醇、口感厚重、颜色略深”，并带有一种特别香味的葡萄酒。与此同时，克里特人还喜欢上了一种咖啡，这种咖啡来自也门，经奥斯曼治下的埃及传入克里特，埃及后来成为克里特产品的主要市场。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本地商人的涌现，在威尼斯治下时，他们被排挤，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崛起。这意味着：当土耳其人夺取该岛后，岛上已经拥有了由本地商贸交易构建起的坚实基础，也包括一些热衷于将岛上货物贩卖到奥斯曼治下各地的商人。 [55]
希腊的水手和商人越来越常见，但在被征服的干地亚城里，商人的主体是穆斯林。这座城市会重新迁入人口也很好理解，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干地亚的穆斯林商人不过是当地改变了宗教信仰却没有改变其住所的克里特人。到1751年时，穆斯林约有四十八艘舰船，其中就包括干地亚的商业舰队。 [56] 在克里特的各个城镇中，随时准备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已经很明显。当地居民得到保证：过去的历史会受到保护，岛上的穆斯林以及希腊正教徒的通用语言是希腊语，而非土耳其语。克里特人与拉丁教会的定期联系被切断，在威尼斯人统治时期，拉丁教会控制着岛上的统治集团。威尼斯人还曾经禁止正教主教们踏足克里特岛，不过正教的教会与修道院在政府的保护下还在正常运行——克里特教士在岛外受到推崇，有的教士还成为西奈山（Sinai）圣卡特琳娜（St Catherine）修道院院长。奥斯曼征服者利用这一机会在正教徒中寻找支持者，在尚未控制干地亚之前就委任了克里特总主教。 [57] 与伊斯兰教进入克里特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没有接受新信仰的居民中正教信仰再次占据首位。由于克里特距离西奈山很近，它也成为东地中海希腊正教复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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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地中海各港口、沿海地区以及岛屿上的居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单一群体，他们的日常语言，即所谓的“法兰克语”（lingua franca ） [58] 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觉。 [59] 生活在地中海不同海岸的居民使用可相互交流的通行语言，可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代，那时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先后使用着布匿语、希腊语以及后来出现的中古拉丁语。 [60] 许多人用粗糙的混合语言交流，且多借助手势。在塞法迪犹太人中，广泛使用的是犹太-西班牙语，这使得从黎凡特直到摩洛哥的商人、朝圣者以及其他旅行者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甚至讲希腊语的罗马尼奥犹太人也开始讲犹太-西班牙语。一方面，讲罗曼语的人在交流时大体上没有什么障碍（比如任何一位出现在西班牙召开的会议上的讲意大利语的人都可证明），但另一方面，属于拉丁语系的人与伊斯兰地区讲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的人的交流却存在着严重障碍。在现代早期，土耳其人从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中吸取了大量关于海洋的词，这也大体反映出土耳其人的舰船与装备的来源。 [61] 水手与商人们需要交流，奴隶主想要对俘虏发号施令，就连奴隶营中的土耳其人或欧洲人也需要用一种奇怪的混合语下达指令，然而，这种混合语言的核心却通常是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结合体。突尼斯人的“法兰克语”接近意大利语，而阿尔及尔的“法兰克语”则倾向于西班牙语；地理位置以及政治联系决定了这种差异。 [62] 据说，公元18世纪时，阿尔及尔的一位帕夏“能听懂并会讲‘法兰克语’，但他认为用‘法兰克语’与自由的基督徒对话有失身份”。通常，变节的海盗会使用这种语言，他们中有些人觉得掌握流利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难度太大。所谓“法兰克语”的一些词在语义上发生了改变，因此土耳其人讲的“forti ”虽然源于意大利语，但并不表示“坚强地”，而是表示“温柔地”，“todo mangiado ”也不仅仅表示“都吃光”，而更常用作“消失”。 [63] 千万不要把“法兰克语”想象成一种正式的语言，它既没有正式的规则，也没有约定俗成的词，事实上，其流动性与易变性也明确反映出现代早期的地中海居民身份的不断变换。
[1] L.P.Harvey，Muslims in Spain，1500 to 1614 （Chicago，IL，2005），pp.206-7；M.Carr，Blood and Faith：the Purging of Muslim Spain，1492-1614 （London，2009），pp.109-17.
[2] Texts in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82-98.
[3] D.Hurtado de Mendoza，The War in Granada ，trans. M.Shuttleworth（London，1982），p.42.
[4] Cited in G.Parker，Empire，War and Faith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2002），p.33.
[5] Hurtado de Mendoza，War in Granada ，p.41；Carr，Blood and Faith ，pp.153-8.
[6] Hurtado de Mendoza，War in Granada ，pp.150-51，217-18，etc.；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37-40；Carr，Blood and Faith ，pp.159-79.
[7] Hurtado de Mendoza，War in Granada ，p.218（with emendations）.
[8]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339.
[9] Carr，Blood and Faith ，p.182.
[10]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295-6，revising H.C.Lea，The Moriscos of Spain：their Conversion and Expulsion （Philadelphia，PA，1901），p.296.
[11] J.Casey，The Kingdom of Valenc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1979），pp.79-100.
[12] Lea，Moriscos ，pp.318-19；Casey，Kingdom of Valencia ，pp.228-9，234；Carr，Blood and Faith ，p.256.
[13] Lea，Moriscos ，p.320；partial text in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10-11.
[14] Lea，Moriscos ，pp.322-5，n.1.
[15] Carr，Blood and Faith ，p.263.
[16] Lea，Moriscos ，pp.326-33（figures：p.332，n.1）；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14-16.
[17]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317；Carr，Blood and Faith ，p.286.
[18] Lea，Moriscos ，pp.340-41.
[19] Cited in J.Casey，‘Moriscos and the depopulation of Valencia’，Past and Present ，no.50（1971），p.19.
[20] Harvey，Muslims in Spain ，pp.320-31.
[21] M.García Arenal，La diaspora des Andalousiens （Aix-en-Provence，2003），p.103.
[22] M.García Arenal，La diaspora des Andalousiens （Aix-en-Provence，2003），pp.123，137，139.
[23] M.Greene，‘Beyond northern invasions：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st and Present ，no.174（2002），pp.40-72.
[24] Cited in D.Goffman，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1550-1650 （Seattle，WA，1990），p.52.
[25] Cited in D.Goffman，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1550-1650 （Seattle，WA，1990），pp.61-4，74-5.
[26] Goffman，Izmir ，pp.67，77.
[27] 即德系犹太人。——译者注
[28] Goffman，Izmir ，pp.81-4；Frangakis-Syrett，Commerce of Smyrna，pp.80-81，106.
[29] Frangakis-Syrett，Commerce of Smyrna ，p.35.
[30] Passages cited in Goffman，Izmir ，p.137；also J.Mather，Pashas：Traders and Travellers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CT，2009），pp.94，213.
[31] G.Scholem，Sabbatai Sevi，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1676 （London，1973），pp.106-7，109，n.17；and the often inaccurate J.Freely，The Lost Messiah：in Search of Sabbatai Sevi （London，2001），pp.14-15.
[32] Moses Pinheiro of Smyrna，cited by Scholem，Sabbatai Sevi ，p.115.
[33] Scholem，Sabbatai Sevi ，pp.126-7.
[34] 所谓四字母之名，即JHVH，中文译为“雅赫维”或“亚卫”，其原意是《圣经》中摩西得神启示时所听到的“我是自有永有之神”。由于摩西十诫规定不可妄称神名，因此，通常在祈祷时用Adonai 取而代之。——译者注
[35] Freely，Lost Messiah ，pp.50，61.
[36] Scholem，Sabbatai Sevi ，pp.358-9；Freely，Lost Messiah ，p.76.
[37] Scholem，Sabbatai Sevi ，pp.396-401；Freely，Lost Messiah ，p.85.
[38] Scholem，Sabbatai Sevi ，pp.374-5；Freely，Lost Messiah ，p.84.
[39] Letter to England，cited by Scholem，Sabbatai Sevi ，p.383.
[40] Scholem，Sabbatai Sevi ，p.101.
[41] 又可译为玄术启蒙。——译者注
[42] F.Yates，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London，1972）.
[43] Freely，Lost Messiah ，p.93.
[44] Freely，Lost Messiah ，pp.133-4.
[45] “变成土耳其人”（turn Turk）是英文俗语，指改信伊斯兰教。——译者注
[46] Scholem，Sabbatai Sevi ，pp.673-86.
[47] Haim Abulafia，Sabbatai Sevi ，p.3 59.
[48] M.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NJ，2000），pp.62-7，110-19.
[49] M.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NJ，2000），p.17.
[50] M.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NJ，2000），p.14；R.C.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1951），pp.121-2.
[51]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122-5.
[52]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148-67.
[53] Anderson，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181-4；Greene，Shared World ，pp.18，56.
[54] Greene，Shared World ，p.121.
[55] Greene，Shared World ，pp.122-40，141-54；Greene，‘Beyond northern invasions’.
[56] Greene，Shared World ，p.155.
[57] Greene，Shared World ，pp.175-81.
[58] 所谓lingua franca ，事实上指不同族群的居民共用的交际语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兰克语”，故加引号。——译者注
[59] J.Dakhlia，Lingua franca：histoire d’une langue métisse en Méditerranée （Arles，2008）.
[60] J.Wansborough，Lingua Franca in the Mediterranean （Richmond，Surrey，1996）.
[61] H. and R.Kahane and A.Tietze，The Lingua Franca in the Levant：Turkish Nautical Terms of Italian and Greek Origin （Urbana，IL，1958）.
[62] G.Cifoletti，La lingua franca mediterranea （Quaderni patavini di linguistica，monografie，no.5，Padua，1989），p.74；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que ou petit mauresque （Marseilles，1830），p.6，repr.in Cifoletti，Lingua franca ，pp.72-84.
[63] R.Davis，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1500-1800 （Basingstoke，2003），pp.25，57，114-15；A.Tinniswood，Pirates of Barbary：Corsairs，Conquests and Captivi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Mediterranean （London，2010），pp.58-61；Cifoletti，Lingua franca ，p.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