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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4.海洋帝国
1381～1425
威尼斯被潟湖内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几乎拖得精疲力竭。两年里，所有的贸易都停止了。舰队被毁，国库空虚，连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也在1381年条约中正式转交给了匈牙利。与热那亚的战争、瘟疫、克里特的叛乱和教皇的贸易禁令让威尼斯人在14世纪举步维艰。但是，共和国还是挺了过来。在基奥贾战争之后，这座城市飞速地恢复了元气，令人瞩目。在1381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威尼斯海洋帝国经历了一段意气风发的殖民扩张，将其带上了海上繁荣和帝国霸业的巅峰。威尼斯再次让世界刮目相看。
15世纪初，地中海东部是一大群星罗棋布、如同镶嵌画的小国和互相争斗的利益集团。拜占庭帝国持续地衰落；匈牙利国王们渐渐失去了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土耳其人则在向西扩张，取代匈牙利人；机会主义的加泰罗尼亚人曾是地中海东部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如今开始撤退。在其他地方，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以及一些冒险家和海盗，掌握着一连串岛屿、港口和要塞。随着匈牙利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减弱，而奥斯曼人又步步紧逼，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许多曾经殊死抵抗威尼斯统治的小城市，如今开始寻求威尼斯的庇佑。当奥斯曼人因内战而方寸大乱时，威尼斯共和国愈发繁荣。从1380年到1420年，威尼斯的领土面积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人口也差不多翻了一番。这些新吞并的土地多半在意大利本土，但使得威尼斯巩固其海上霸主和世界贸易轴心地位的，是它的海洋帝国实力的增强。
威尼斯吞并新土地的手段十分灵活：耐心的外交手段兼施以短暂而激烈的武力。1204年之后，威尼斯一口气鲸吞了一个帝国，但1380年后的新领土是一点一点蚕食而来的。威尼斯派出大使去保证一个希腊港口或一个达尔马提亚岛屿的安全；距离自己地产很远的地主也许会被说服，将自己的地产卖给威尼斯政府，换取现金；几艘武装桨帆船可能足以说服一位身处困境的加泰罗尼亚冒险家，是时候回家了，或是在克罗地亚的某个港口操纵派系斗争；一位犹豫不决的威尼斯女继承人可能会被“鼓励”嫁给一位合适的威尼斯领主，或将她的财产直接捐给共和国。如果说威尼斯的手段是耐心而五花八门的，其核心的政治理念却是惊人地恒久不变：为了威尼斯的荣耀和利益，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优良的要塞、港口以及防御地带。1441年，元老院就像一家公司制定战略计划一样宣布：“我们在海事方面的方针，考虑的是我们的共和国，是保护我们的城市和商业。” [1]
有些时候，一些城市自愿投入威尼斯的怀抱，以摆脱来自奥斯曼人或热那亚的压力。针对每一项申请，威尼斯都会做精细的成本效益分析，就像商人查验货物。这座城市有没有一个安全的港口？有没有良好的水源给船只提供补给？有可供农耕的内地吗？人民是否恭顺？城市的防御如何？是否控制一条战略海峡？再从反面想想，如果此地被敌国占了的话，会给威尼斯造成多大损失？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卡塔罗足足申请了六次才被威尼斯共和国接纳。而帕特雷则申请了七次。每一次，威尼斯元老们都严肃地听完陈述，然后摇头否决。当涉及全盘买入时，威尼斯会等待价格跌落。1408年，匈牙利的拉迪斯劳开价30万弗罗林 [2] ，想把自己对达尔马提亚的权利主张卖给威尼斯。就在随后的一年，当达尔马提亚各城市掀起叛乱反抗匈牙利时，威尼斯仅花费10万弗罗林就买下了这些城市。有些时候，威尼斯会威逼利诱双管齐下地完成买卖；软硬兼施也是一种手段。通过耐心等待、讨价还价、恐吓威胁以及赤裸裸的武力，威尼斯扩张了自己的海洋帝国。
威尼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沿海诸多红屋顶的港口、翠绿岛屿和微型城市收入囊中：希贝尼克和布拉扎，特劳和斯帕拉托，以及莱西纳岛和库尔佐拉岛，这两座岛屿以造船业和优秀水手而闻名，被誉为“像晶莹的珠宝般澄净闪亮”。 [3] 控制这一切的关键在扎拉，威尼斯为了维持对它的统治已经奋战了四百年。现在扎拉高呼着“圣马可万岁！”心甘情愿地归顺威尼斯。 [4] 为安全起见，威尼斯政府将扎拉那些爱惹是生非的贵族世家迁往威尼斯城，然后派他们去别的沿海城市当官。威尼斯执政官又一次可以自称“达尔马提亚领主”了。只有拉古萨高傲地保持独立，始终不受威尼斯控制。
这条海岸线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威尼斯桨帆船舰队可以在这片海岸有遮蔽的水道航行。这里的一连串岛屿可以保护船只，帮助它们抵御亚得里亚海变幻无常的狂风——西洛可风、布拉风和密史脱拉风 [5] ，并让船只在这里的安全港口停泊。共和国的船只将用达尔马提亚的松木打造，桨手和水手也有很多是达尔马提亚人。人力和木材一样重要，只要共和国存在一天，亚得里亚海东岸居民的航海技能都将由其支配。
如果说扎拉对威尼斯来说很重要，那么科孚岛就更是如此了。1386年，威尼斯从那不勒斯国王那里用3万杜卡特买下了这座岛屿。当地人民非常愿意接受威尼斯的统治，“因为时代动荡不安，人事反复无常”。 [6] 科孚岛是一系列基地组成的链条中的最后一环。1203年，十字军在科孚岛停留时，维尔阿杜安说这个岛“非常富裕丰饶”。 [7] 它在威尼斯历史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威尼斯人对它很有感情。11世纪，威尼斯在科孚岛与诺曼人展开海战，损失了数千人；他们在1204年得到该岛，占有时间不长便又失去了。科孚岛位于亚得里亚海的出入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可以监视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东西向贸易。在海峡的对面，威尼斯得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杜拉佐港——它拥有充裕的水资源和大片葱翠的森林——以及仅10英里之外的布特林托 [8] 。这三个基地互为犄角，控制着阿尔巴尼亚海岸以及通向威尼斯的海上航线。
科孚岛的要塞
青翠多山、冬季降雨充沛的科孚岛成了威尼斯航海系统的指挥中心和威尼斯人中意的任职地。他们称之为“我们的大门”，在此永久设立了一支桨帆船舰队，停泊在安全港口内，听候“海湾统领”的调遣。在危险之际，海湾统领要听从海军总司令的指挥，总司令驾到时战旗挥舞、号角齐鸣。所有经过的威尼斯船只都被强制性要求在科孚岛停留四个小时来交换信息。当看到这壮阔岛屿的轮廓一点点从平静的大海里浮现时，水手们很是激动，因为它预示着威尼斯城已经不远了。科孚岛为水手们提供淡水和娱乐。这里的妓女以两个特点出名，一是她们的美貌，二是她们携带的“法兰西病” [9] 。虔诚而虚弱的水手在归途中会将船停靠在科孚岛以北海岸的卡西奥皮圣母神龛，为平安的旅行感恩。
在帝国扩张的这一波新浪潮中，科孚岛以南的爱奥尼亚群岛也被吞并：青翠的圣莫拉、崎岖的凯法利尼亚和意大利歌谣所称赞的“桑特，黎凡特的鲜花”。勒班陀是位于科林斯湾内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对奥斯曼人而言也具有潜在的诱惑。威尼斯政府派遣海湾统领率领5艘桨帆船前往，命令他要么强攻，要么将勒班陀买下。勒班陀的阿尔巴尼亚领主得到了两个选择：要么被斩首，要么交出勒班陀以换取每年1500杜卡特的年金。他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老老实实地离开了。
对新领地的占领像淘金热一样，延伸到整个希腊沿海地区。威尼斯在1414年买下了宗奇奥，这是靠近莫东的一座防御完善的港口；通过贿赂，威尼斯获得了位于阿尔戈斯湾的纳夫普利翁和阿尔戈斯；1423年，萨洛尼卡乞求威尼斯保护它，以抵御土耳其人。阿提卡内陆地区主动臣服于威尼斯。但威尼斯元老院非常精明，知道共和国人力不足，而且对封建领地和头衔不感兴趣（毕竟希腊土地贫瘠，出产极少），因此拒绝接纳阿提卡。对于他们而言，唯一重要的，只有大海。
再往南，贫瘠的基克拉泽斯群岛（1204年以后被分配给威尼斯的私掠者）日渐成了一个问题。这里的统治者有的狡诈，有的残暴，甚至疯癫，共和国与他们之间有不少冲突。土耳其、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海盗也时常劫掠基克拉泽斯，拐卖岛上的人口，因而使这片海域非常危险。早在1326年，一位编年史家就写道：“尤其是土耳其人在这些岛屿肆虐……如果没有援助，它们便会易主。” [10] 15世纪初，佛罗伦萨教士布翁戴尔蒙蒂在爱琴海待了四年时间，带着“极度的恐惧和焦虑”旅行。 [11] 他发现基克拉泽斯群岛凄凉得令人难以置信。纳克索斯岛和锡夫诺斯岛缺少男性人口；塞里福斯用他的话说，“除了灾难什么也没有”，那里的人民过着牲口一般的生活。 [12] 在伊奥斯岛，每到晚上，人们全部退入城堡，以防海盗劫掠。蒂诺斯岛的居民则打算干脆放弃他们的岛。爱琴海期盼着威尼斯共和国的保护，“觉得天下没有比威尼斯的统治更公正和更好的了”。 [13] 共和国便开始重新接纳这些岛屿，但是与以往一样，它的手段是十分务实的。
威尼斯在第二波殖民扩张中建立起的帝国是靠强劲的海军实力维系的。在它价值无量的三角基地——莫东—科罗尼、克里特岛和内格罗蓬特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科孚岛。但在更遥远的地方，威尼斯海洋帝国的疆界非常灵活，不断发生变化，就像钢丝网一样强韧而形状并不固定。威尼斯人始终生活在变幻无常的世事中，他们的许多领地也是来了又去，一如大海潮起又潮落。他们一度占据着希腊大陆上一百个地点；爱琴海大多数岛屿都经过威尼斯人的手。有些虽然从他们手中溜走过，但后来又重新获得了。对有些领地的占有则非常短暂。威尼斯断断续续地占据莫奈姆瓦夏礁岩（形似微型的直布罗陀）一个世纪之久，威尼斯人在雅典也进进出出。14世纪90年代，当西班牙冒险家抢走帕提农神庙大门上的银片时，威尼斯人静观其变，后来自己统治雅典六年。五十年之后，雅典请求威尼斯接纳它，但那时已经太迟了。
黑海北岸的塔纳最能印证殖民事业的逆转。1348年，威尼斯被蒙古人逐出塔纳。1350年，一个商业定居点在那里恢复了，并维持了半个世纪。但塔纳过于偏远，信息很难传达到威尼斯本土。桨帆船舰队每年会到那儿一趟，之后便消失在海的边缘。这个据点一沉寂就是好几个月。当安德烈亚·朱斯蒂尼安奉命于1396年抵达塔纳时，他震惊地发现，那儿什么也没有：没有人，没有房屋，只有定居点烧焦的废墟，以及顿河上诡异的鸟鸣。在前一年，蒙古的帖木儿大帝袭击塔纳，将整个定居点夷为平地。1397年，朱斯蒂尼安向塔纳当地的鞑靼领主请求允许建造一个新的设防定居点。威尼斯人在塔纳从头再来。塔纳就是这么重要。
但在地中海东部的中心地带，威尼斯实行着效率极高、无与伦比的帝国主义统治。在这整个地区，只要是圣马可旗帜飞扬的地方，就能看到威尼斯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的宣传象征物：港口的墙上、要塞和碉堡昏暗的大门上方雕刻着雄狮，向潜在的敌人咆哮，向朋友示好；闪亮的圆形杜卡特金币上，是执政官跪在圣徒前的图案，威尼斯金币的纯度和可靠性胜过了所有对手；威尼斯海军舰队定期巡航扫荡，商船队无比雄壮；身着黑衣的威尼斯商人操着方言为货物标价；各种仪式庆典和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无比盛大隆重；威尼斯的建筑物彰显帝国气派。威尼斯人无所不在。
威尼斯城跨越海洋输出自己的形象。干地亚被称为“威尼斯人在黎凡特的另一座城市”，也就是威尼斯第二。 [14] 它复制了威尼斯的建筑和权力象征。干地亚也有自己的圣马可广场，它对面是圣马可教堂，教堂的钟楼上悬挂着圣马可的旗帜，就像威尼斯的钟楼一样，在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时都会鸣钟。还有公爵府邸和供商品交易和谈判的凉廊，都像极了威尼斯。公爵府邸旁的两根立柱是用来绞死犯人的，仿照威尼斯的滨水双柱，提醒公民和臣民们，堪称楷模的威尼斯司法是全世界通行的。干地亚是威尼斯国家的缩小复制版：用来为批发货物称重的办公室使用的是威尼斯的砝码和计量标准，有处理刑法和商业法的官衙，有克里特行政机关的接待室和分部，都和威尼斯执政官的宫殿差不多。旅途中的商人若是不注意，会真以为他们看到了威尼斯的幻影在黎凡特的明亮空气中闪闪发光，仿佛卡尔帕乔在埃及海岸重绘出了威尼斯，又仿佛英属印度土地上建起了一座英国教堂。外乡来的旅行者谈及了这种光线的把戏。西班牙旅行者塔富尔写道：“当一个人来到威尼斯的任何领地，哪怕是在天涯海角，也会觉得他身在威尼斯。” [15] 当他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库尔佐拉停留时，发现甚至当地人也跟随着威尼斯的潮流：“男人们在公共场合的穿戴像极了威尼斯人，他们几乎都会说意大利语。” [16] 君士坦丁堡、贝鲁特、阿卡、推罗和内格罗蓬特都一度拥有自己的圣马可教堂。
帝国的纪念碑：莱蒂莫的钟楼
这样的特点让旅行商人和殖民地官员们感到，他们占据着自己的世界；他们驱散思乡之情，向他们的臣民——不管他们说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还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彰显威尼斯的权势。威尼斯庆典中的宗教仪式元素也加强了这种权势。精心安排的正式庆典被详细地复制在15世纪的油画上，也被输出到各个殖民地。克里特岛的每一位新公爵上任时都会在号角齐鸣中，在一顶红丝绸伞下从他的桨帆船上踏步而出，在城市的海门与前任公爵会面，然后在前呼后拥之下，严肃地行进在通往大教堂的主干道上，在教堂涂抹上圣水和香。这种仪式是高度标准化的，严格按照规程办事，展现了威尼斯的荣光。庄严的游行，圣马可和诸位主保圣徒的旗帜，殖民地臣民向共和国发出的忠诚、恭顺与效力的誓言，在基督教历法中重大宗教节日时为颂扬公爵而吟唱的赞美诗——这些仪式融合了世俗和宗教的力量，来夸耀威尼斯的显赫，激起人们的敬畏。朝觐者彼得罗·卡索拉教士见证了1494年克里特岛政权交接的仪式，这场仪式“如此壮观，我仿佛置身于威尼斯的盛大节日”。 [17]
殖民地的行政机构等级森严，每一级别都有精心管理的薪酬、特权与责任，以及一长串冗长而差别细微的不同头衔。最高层（也是殖民地系统中最有权力的职位）是克里特公爵；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殖民地的市政官的薪俸与克里特公爵相同，是每年1000杜卡特，这是为了彰显君士坦丁堡的重要地位。科孚岛和内格罗蓬特也分别由一位市政官管辖；莫东和科罗尼分别由一位“代理城主”管理，而阿尔戈斯和纳夫普利翁则分别由一位市长管理。蒂诺斯岛、米科诺斯岛以及克里特岛的一些城镇则由镇长管理；在外国领土——如塔纳和萨洛尼卡——上建立的定居点由领事负责管辖。这些殖民地行政长官是从威尼斯贵族阶层非自愿地选举产生的，被选中者必须在相应职务上为国效力，若拒绝则会受到惩罚。在这些带有头衔的大官下面，是一级级公务员：顾问和财务主管、殖民地兵工厂的将军、公证人、书记员和法官，所有人都宣誓为威尼斯的荣耀与利益工作，他们各自有特定的权利和职责，并受到一定限制。
这些国家官员虽然威风凛凛，但他们的行动自由却受到仔细的限制。每个人都能感到来自威尼斯的向心力；即便是在距离威尼斯3个月航程的塔纳，领事都被重重的规定束缚着。威尼斯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每件事都被潟湖（威尼斯）统治、支配和管理着，并且用无尽的细致的法令条款精确地把握。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地刻印在每个威尼斯人的灵魂中；所有殖民者都来自潟湖的那几平方英里的范围；他们都被期待着以毫不动摇的爱国主义为共和国效劳。共和国执着于其公民的种族纯正。它害怕自己的公民被殖民地土著同化，尤其是在1363年克里特岛的叛乱之后。共和国的法令中满是规定种族纯洁的条款。公民身份几乎从不授予外邦人，而种族的界限是被严格监控的。异族通婚和皈依希腊东正教是被人鄙夷的事情，而在克里特，则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高级的殖民官员两年一轮换，以免他们被当地的环境污染，中央也尽全力去维持文化的差异。在莫东，威尼斯人被禁止蓄须；威尼斯公民被要求将胡须剃干净，和胡须蓬乱的希腊人区别开。
官员服务的条件受到明确界定。总督职务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规定，他们随从中行政官员的人数、他们用来维持威望和日常使用所需的仆人和马匹数量（国家对一位总督能够拥有马匹的数量有着精确的要求，既不能少也不能多）、他们享有的金钱津贴和他们权力的界限都有规定。总督们被禁止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不得带家属赴任，并受到严格誓言的约束。共和国对个人影响力的增长保持警惕——这个最为铁面无情的国家非常讨厌个人的野心——对腐败则是零容忍。1396年，乔万尼·博恩被派往干地亚管理财政。他不仅要发出惯常的捍卫威尼斯荣誉的誓言，还有责任将属于国家的货物以最高价出租，一年一度向公爵及其顾问事无巨细地汇报他在前一年处理的和注意到的所有事务；并且不得接受任何服务和礼物；他和他的雇员被禁止从事任何商业活动，还被禁止在干地亚或以干地亚为圆心、半径3威尼斯里范围内宴请任何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拉丁人。
在威尼斯体制中，连执政官本人都被严禁从外国人手里收受任何贵重礼物。上述这些禁令都是习以为常的。威尼斯体制的宗旨就是持续的监管和集体负责制。任何官员都不得单独行动。要打开干地亚财务室的房门，需要三把钥匙，分别由三个不同的财务官保管。克里特岛公爵需要三名顾问的书面同意，才能批准一项决议。所有的事情都是建立在书面文件的基础之上。在执政官宫殿深处，大群文书人员辛勤工作，抄写并发送元老院的各项法令到海洋帝国各个角落去。各个地方政府也有这样的文书团队，做着类似的工作。每一个威尼斯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公证人、抄写员和储存文件的地方。所有的决定、交易、贸易契约、遗嘱、法令和判词都被记载下来，形成数百万条目，就像商人无穷无尽的分类账本一样，这些共同组成了国家的历史记忆。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有案可查。每件事都被记录在案。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时，它存放文件的卷宗架长达45英里。
这些文件见证了帝国体制详尽的中央管理。那是一段不停地与腐败、裙带关系、贿赂和偶尔发生的叛国行为做斗争的历史。“国家的荣誉需要所有行政官员都出色”是它的箴言。 [18] 官员们频繁地被告诫不得从事贸易活动，说明违反此项禁令的人很多，情形也五花八门，政府对此种行为也顽强地追踪制裁。殖民地的各级官员都有很多机会去体验威尼斯审计的严谨和无情。司法正义是耐心、铁面无私而冷酷无情的。没有人能够避开审查。对公爵的审查就像对铁匠的调查一样客观公正。审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国家监察官们会定期展开调查。当这些身穿黑袍的官员走过船只的跳板、踏上内格罗蓬特或干地亚土地并开始问问题或查账时，最趾高气扬的殖民地权贵也会心急如焚。监察官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在1369年5月的档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监察官的职责除了审查低级官员之外，
海洋帝国的监察官
他们在黎凡特的任务还包括调查总督们有损国家利益的不端行为；若遭到指控，总督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回答问讯，即便这牵涉他们的工作。监察官有权前往他们认为有必要去的任何地方；他们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威尼斯式的限制条件），监察官应当尽可能节约差旅费。若有官员罪行特别严重，监察官认为他不会自愿回到威尼斯接受审判，那么监察官可以在与当地总督商议之后，直接逮捕有罪官员，并强行将其押回威尼斯。 [19]
账目将得到细查，检举得到倾听，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被没收和研读。监察官回到威尼斯后将有一年的时间去公布自己的调查结果、传唤更多证人和弹劾罪人。令人眼花缭乱的是，监察官自己也受到监督审查，他们一般三人一同行动，被禁止从事贸易、接受礼物，甚至不可以单独居住。海洋帝国是个多疑的国家。
从威尼斯城到克里特岛要一个月，到内格罗蓬特需要六周，到塔纳需要三个月，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威尼斯国家伸长的手臂。有时它真的能触及极远的距离。1447年春天，元老院收到秘密报告，称克里特公爵本人——安德烈亚·多纳托正与米兰雇佣兵统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 [20] 秘密勾结，并收受贿赂。逮捕多纳托的命令简短而残酷：
致桨帆船船长贝内代托·达·莱杰，任务是逮捕公爵：
1.应以最快速度前往干地亚，中途禁止停靠。
2.抵达干地亚后，停在海湾内，不得登陆。不得允许任何人上岸，也不准任何人上船。
3.派遣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去见安德烈亚·多纳托，请他到船上协商。
4.约见多纳托的借口是获取关于黎凡特局势的信息，船长假装自己即将去土耳其觐见苏丹。
5.多纳托上船后，贝内代托应立即扣押他，告知他必须去威尼斯一趟，但不用告诉他原因。
6.离开干地亚之前，贝内代托应将托付给他的信送给克里特海军统领和顾问们。
7.若多纳托拒绝或不能上船，莱杰船长应将另一封预先备好的信送给克里特海军统领和顾问们，这样公爵肯定得来。
8.多纳托上船后，桨帆船立刻前往威尼斯……（船长）会将其带到拷问室。
9.在航行中，禁止任何人与犯人交谈；如果途中必须靠岸的话，多纳托不得以任何理由上岸。 [21]
达·莱杰奉命带给顾问的密令是：“若安德烈亚·多纳托拒绝登船，那么船长和顾问们必须动用武力；他们应逮捕公爵，将他押送到船上，立刻前往威尼斯。” [22] 达·莱杰以破纪录的速度到达克里特岛，将公爵劫走，迅速将他送回威尼斯，进行拷问。来去只用了四十五天，创了一项新纪录。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
威尼斯政府坚持不懈地与其官员的渎职行为做斗争；档案中到处是振聋发聩的谴责、问讯、罚款、弹劾，以及拷问犯人的命令。许多条目的开头都是“严令禁止……”，接下来紧跟着不厌其烦的禁令——不得雇用亲属、变卖公共财产、从事贸易活动等。“太多的市政官、总督和领事得到了好处、金钱贿赂和形形色色的豁免。这是不可容忍的，这些行为是严厉禁止的。” [23] 一位克里特公爵因粮食欺诈罪行而遭到传讯；莫东—科罗尼的一位官员犯下了敲诈罪；一位官员因未赴任而被罚款；另一位官员因为一笔钱款的丢失而被召回；莫东的代理城主弗朗切斯科·达·普留利遭到逮捕并被免职——投票决定是否用刑时，13票赞成，5票反对，5票弃权。当然，对共和国的忠诚也会得到认可和奖赏。
威尼斯将它坚定不移的法律制度贯彻到海洋帝国的每个角落。总督们被告诫，对所有人秉公执法，无论对威尼斯殖民者还是土著臣民皆如此。当地人、犹太人和其他常住外国人，都受到同样的管理。从当时的标准来看，威尼斯共和国有强烈的正义感，它的司法相当客观公正。
威尼斯人是彻头彻尾的律师，以极强的逻辑运作着他们的体制。谋杀分为多个等级。杀人分为一般（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又细分为八个子类别，从正当防卫到意外、故意、伏击、背叛和暗杀；法官被要求尽可能透彻地确定作案动机（国家的秘密行动当然不受这种司法限制：1415年7月的档案记载着买凶暗杀匈牙利国王的提议。暗杀者“希望隐姓埋名”。 [24] 如果发现布鲁奈佐·德拉·斯卡拉在国王随行队伍里，就将他一同杀掉。此提议被接受了）。共和国确实采用了恐怖的惩罚手段；他们使用刑讯来获取真相或至少迫使犯人招供，用刑的严厉程度取决于国家利益。1368年1月，一个名叫盖斯图斯·德·博埃米亚的人被带到干地亚公爵法庭，原因是偷窃国库钱财。法庭对其严惩，以儆效尤：斩去他的右手，令其当众坦白罪行，最后在他偷盗的金库前将他绞死。第二年，克里特人埃玛努埃尔·西奥罗吉特因为放走了一名叛军俘虏，被砍掉了一只手，戳瞎了双眼。托马·比安科因为说了大逆不道、有损威尼斯荣誉的话，被割掉了舌头，接着是入狱和无期流放。 [25]
威尼斯的司法也具有极高的道德性：1419年1月，一个叫“内格罗蓬特的斯塔马蒂”的屠夫及其共犯“干地亚的安东尼奥”因为强暴一名男童而被处死；四个月之后，尼科洛·佐尔齐因为相同的罪行被活活烧死。死刑是以执政官的名义执行的，目的是教化民众。干地亚的刑场在两根石柱之间，这是模仿威尼斯城圣马可广场的双柱。威尼斯的刑罚制度虽然严酷，但做出裁决时也可能有细微的考虑。未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和智力有缺陷者可以免除死刑，即使是在暗杀类的案件中。精神病人被监禁起来，并打上烙印，以示众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威尼斯上诉；证人可以被召回母城；案件封存几年后可以重审；即使是在威尼斯国家里被边缘化的犹太人，在法律面前也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司法工作运转缓慢，但极其重视正当程序。1380年，当威尼斯舰队停靠在莫东时，一个名叫乔万尼诺·萨林贝内的人被指控杀害了莫里托·罗索。对萨林贝内的审判被认为“严重失当，因为事件本身的情况复杂，而且最重要的是缺少证人”。四年之后，这起案件被重审，高层命令对“城市夜间警察队伍的军官进行新的审查”。
在威尼斯司法体制中，案件可以撤销，可以考虑情有可原的情况而从轻发落，也可以根据上诉团体的投票来推翻之前的判决。1415年3月，“内格罗蓬特的犹太人”莫迪凯·德雷梅德戈被判处罚款，但随后判决被撤销了，因为“评审团无权处置犹太人”。 [26] 同一年，纳夫普利翁的马泰奥在担任公职期间出租国家财产，被判处罚金，判决后来也被撤销了，因为“现已查明，马泰奥在进行此项交易时已经辞去公职”。 [27] 潘塔莱奥内·巴尔博受到的判决——十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被认为“过于严酷，毕竟他一辈子为共和国效劳，忠贞不贰”； [28] 克里特岛人贾科莫·阿帕诺梅里蒂强奸了一名女子并拒绝娶她，被判罚款或入狱两年，后来得到了从轻发落。“上诉法官们重新审查了此案，鉴于男孩的年轻与贫穷，如果他愿意立即娶这个女孩，便会免除所有处罚。” [29]
因为共和国境内天主教徒、犹太人和东正教徒混居，所以共和国非常重视保持社会的平衡。威尼斯海洋帝国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社会。它没有令其他民族皈依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天主教信仰的政策——除了偶尔为了得到教皇的支持、获得某种利益而传教之外。威尼斯镇压克里特岛上的东正教会，是因为害怕泛希腊的、民族主义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宗教狂热；在其他地方，威尼斯的宗教政策是较为宽容的。在恭顺服帖的科孚岛，威尼斯规定，希腊人“享有信仰自由，只要他们不公开表示反对共和国或拉丁信仰”。 [30] 跟随着威尼斯的扩张而前进的天主教僧侣修会的过度狂热却令威尼斯警觉，有时甚至是震惊。1420年8月从干地亚传来报告：“夜巡队不得不逮捕4名方济各会修士，他们拿着十字架，全身一丝不挂，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这种行为令人生厌。” [31] 方济各会修士们威胁到了威尼斯海外领地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平衡。任何形式的民众骚动都令政府紧张。两年后，执政官直接写信给克里特岛行政机关：
有时我收到一些关于拉丁教会某些教士不端行为的丑闻报告；此种行为在克里特岛尤为危险；我刚得知，某些教士的宣讲……对共和国大为不利；丑闻影响到了岛上的威尼斯人；当局应立刻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制裁这群教士，恢复克里特岛的和平安定。 [32]
威尼斯内心深处希望维持臣民间的平衡：和平和安宁，荣耀和利益——这些理想总是两两相伴。
只要在安全稳定的允许范围内，共和国可以做到宽容仁慈，但经济的压力无处不在。各殖民地是经济剥削的对象，苛捐杂税不停，最沉重的负担压在犹太人身上。在金钱方面，无人能够逃避宗主国的压榨。中央政府无穷无尽地征税。他们几乎完全不关心这些税钱在地方上是怎么征收来的，而各地方的人民也无权决定这些税金的用途。国家像精明的商人般掌控着钱财，积攒得越多越好，开销越少越好。资源掠夺是一个核心问题。
威尼斯从它的海洋帝国各地搜罗食物、人力和原材料——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的水手、克里特岛的小麦和硬奶酪（水手的主食之一）、葡萄酒、蜡、木材和蜂蜜。对潟湖一带饥饿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些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克里特岛在基奥贾战争中是重要的补给来源。在严格的条件下，所有物资被直接运回潟湖，即使是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要通过威尼斯城周转，而且货物只能用威尼斯船只装运。货物受到一丝不苟的检查，违者被处以大笔罚金；每一次有船只登陆，在海关都有一笔税金要进入国库。关键货物——盐和小麦——的价格标准是由国家强制性规定的，克里特地主们对此很不满，因为如果在自由市场上交易的话，他们能赚得更多。国家档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压迫性的制度如何运作。宗主国决定何时、何地、何种货物能以何种价格被运过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威尼斯坚持要求各地使用他们规定的度量衡，并迫使殖民地臣民使用威尼斯货币。杜卡特金币像武装桨帆船一样，成为威尼斯实力的强大象征。
中央的这些控制手段的效果十分明显。希腊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工业发展迟缓（除了克里特的造船业），当地企业家阶级的发展空间受到压制。威尼斯集中力量在其主要领地开发农业。但它的国土并不是很理想：海洋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多山、贫瘠、缺水以及被干燥热风影响的土地，但在克里特、科孚岛和内格罗蓬特的肥沃山谷里，威尼斯政府努力发展水利、保持土壤肥力。在前一个世纪因为叛乱而被放弃的拉西锡高原重新得到开垦耕种。当弗朗切斯科·巴西利卡塔在1630年访问那里时，这样描述道：“那是一块美丽的、平坦的地区，几乎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3]
海洋帝国农业的发展总是受到人力短缺的阻碍。人们从田间消失。瘟疫、饥荒和恶劣生存环境下一向的高死亡率造成了很大影响：被压迫的农民不停试图逃避威尼斯的剥削统治；奴隶逃跑；海盗拐卖整片地区的人口。人口的不断流失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1348年，共和国政府哀叹道：“克里特岛爆发了凄惨的疫病，死者甚众，十室九空，必须采取措施来增加人口。尤其需要让逃跑的债务人恢复信心，这样他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地主们缺少劳动力。” [34] 到14世纪末，黑海的奴隶被贩卖到克里特，在类似种植园的体制下耕种土地。一直以来，希腊本土的农民就过着艰苦的生活；在威尼斯人的殖民统治下，他们的日子也不轻松。威尼斯统治者对农村的劳动力重视不够；这些劳动力在他们眼里就和木材或钢铁一般，仅仅是资源而已，无须大惊小怪。后来，一些更有同情心的观察者来到克里特岛，被他们看到的一切震惊了。威尼斯四百年的统治没有为它的臣民带来多少进步。“克里特人民的赤贫令人难以想象，”17世纪的一位观察者这样描述道，“世界上一定极少有人像他们一样处于此等水深火热之中。” [35] 而威尼斯为克里特人提供的，仅仅是一些基本的防备海盗袭扰的安全措施。
殖民地的行政工作就是持续不断的监督管理，中央政府从遥远的潟湖对其进行遥控。国家档案的详尽细节足以证明威尼斯对整个海洋帝国的高度重视。档案中数以百万计的条目呈现出政府高度关注的对象。其中包括对桨帆船舰队的精确指示——何时起航，靠岸多久，可以贩卖哪些东西，还有为鼓励运输克里特小麦而给出的优惠价格、贸易许可、用来维修城墙的税费、对腐败和街头斗殴的记述，以及关于土耳其海盗和海难的记载。人们惋惜损失，也责任到人、追查到底。人们无穷无尽、不屈不挠地要求得到赔偿。在政府望远镜般的观察下，事无巨细，统统由书记员们（他们在执政官宫殿深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辛苦工作）记录在案：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桩谋杀案；在基克拉泽斯群岛发现了一艘热那亚私掠船；100名弩手奉命前往克里特岛；必须为桨帆船准备4700袋航海饼干；内格罗蓬特的财务官工作过于忙碌；一位勇敢的桨帆船船长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克里特公爵的遗孀偷窃了属于国家的两个金杯子和一块地毯。
“利益与荣耀”是贯穿庞大而详尽的威尼斯殖民事业的两条亘古不变的主线。如果说利益是最终的驱动力的话，那么共和国的荣耀则是为一个个殖民地命名，像商人清点自己宝箱里的金杜卡特一样骄傲地点数着殖民地。威尼斯授予这些殖民地一些高贵浮夸的称号，来强调它们在帝国结构中的重要性——“我们城市的右手”“共和国的眼睛”——仿佛它们是威尼斯身体的一部分。对威尼斯人而言，威尼斯绝不仅仅是有限的几平方英里的狭窄潟湖，而是生动地想象出的一个极其庞大的空间，延伸到“凡水流经之地”，就好像从圣马可教堂的钟楼上就能清楚地看到科孚岛、科罗尼、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爱奥尼亚群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一般，这些城市就像是点缀在丝绸般海洋上的一颗颗钻石。对于威尼斯人来说，海洋帝国受到了伤害，就好像他们自己受了伤；领地丧失就像被截肢一般。
海洋帝国是威尼斯独一无二的创造物。如果说它沿用了拜占庭的税收制度，那么在其他所有方面，它的管理无不映射着威尼斯自身的形象。这个帝国代表着欧洲第一次充分发展的殖民扩张的实验。它用海上霸权维系各个殖民地，对臣民的福祉大体上漠不关心，高度中央集权，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剥削。这预示了欧洲将来的殖民活动。威尼斯对这个殖民帝国的付出也许多于它从税收、粮食和葡萄酒中直接获取的利益，但最终这都是值得的。除了粮食作物和税收之外，殖民地为威尼斯提供了跨越地中海东部的一块块垫脚石、用来保护舰队的海军基地、桨帆船的停靠点、储存货物的仓库货栈，以及在艰难时期可供遮风挡雨的落脚点。这第二轮殖民扩张使得威尼斯可以做一件新的事情：它一度主宰了世界贸易。
[1] O’Connell，Monique，Men of Empire. Power and Negotiation in Venice’s Maritime State ，Baltimore，2009，p.22
[2] 拉迪斯劳（1377～1414），那不勒斯国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西西里国王等，1390年以后自称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绰号宽宏者。他的父亲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三世也是匈牙利国王（称查理二世），因此拉迪斯劳对匈牙利有一定的继承权。当时实际统治匈牙利的是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弗罗林，金币名，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后来欧洲许多国家均有仿造，币值不等。
[3]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 p. 377
[4] O’Connell，Monique，Men of Empire. Power and Negotiation in Venice’s Maritime State ，Baltimore，2009，p. 28
[5] 地中海北岸的一种干冷西风或北风，从法国南部起源。“密史脱拉”是法国南方奥克语的朗格多克方言，意思是“主人的”。
[6] Miller，William，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1921，p. 202
[7]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75
[8] 原文如此，杜拉佐和布特林托之间的距离实际约270公里，即约170英里。
[9] 指梅毒。这种性病在欧洲第一次有据可查的暴发是在1494或1495年，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当时正是意大利战争期间。法兰西军队将它传播至欧洲其他地方，因此称为“法兰西病”。
[10] Miller，William，Latins in the Levant：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1204—1566 ，Cambridge，1908，p. 588
[11] Miller，William，Latins in the Levant：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1204—1566 ，Cambridge，1908，p. 588
[12] Miller，William，Latins in the Levant：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1204—1566 ，Cambridge，1908，p. 599
[13] Miller，William，Latins in the Levant：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1204—1566 ，Cambridge，1908，p. 365
[14] Georgopoulou，Maria，Venice’s Mediterranean Colonies：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Cambridge，2001，p. 74
[15]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227
[16]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 327
[17]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318
[1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36
[19]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43
[20] 弗朗切斯科一世·斯福尔扎（1401～1466）是一位意大利雇佣兵首领、米兰公爵，也是斯福尔扎家族在米兰统治的开创者。弗朗切斯科的宫廷是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弗朗切斯科是欧洲第一个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确立外交政策的统治者，也是第一个将外交扩展至意大利半岛之外的意大利统治者。
[21]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181
[22]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181
[23]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44
[24]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135
[25]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60
[26]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135
[2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p. 135-6
[2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64
[29]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p. 154-5
[30] Miller，William，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1921，p. 209
[31]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144
[32]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147
[33] Buonsanti，Michele and Galla，Alberta，Candia Venezia：Venetian Itineraries Through Crete ，Heraklion，（undated），p. 94
[34]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16
[35] Detorakis，Theocharis E.，History of Crete ，trans，John C. Davis，Heraklion，1994，p. 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