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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1.圣提多之旗
1348～1368
黑海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瘟疫没有起到任何缓解作用，只是削减了可用的人力资源和双方的海军实力。丧失三分之二人口不到一年之后，热那亚和威尼斯又一次兵戎相见。在此之后，他们的争夺目标又回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里是控制通往中亚市场通道的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再次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的海墙，此地在威尼斯航海冒险事业中一次又一次扮演了关键角色。
到14世纪40年代末，很显然，重建的拜占庭帝国始终未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创伤中恢复。拜占庭饱受内战困扰，无力抵挡土耳其人横穿安纳托利亚土地步步紧逼的骚扰，完全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海上边疆，因此君士坦丁堡对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掠夺厮杀毫无办法。这两个共和国操纵拜占庭内政，推举傀儡皇帝，支持城市内部权力斗争的不同派系。在这方面，热那亚更胜一筹。他们的贸易城镇加拉塔戒备森严，拥有自己的设防港口，距离君士坦丁堡仅一水之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他们扼住了希腊皇帝的咽喉。君士坦丁堡要获取黑海的小麦，完全依赖于热那亚船只，并且君士坦丁堡贸易的大部分已被加拉塔夺取。到1350年，加拉塔的海关关税收入达到了君士坦丁堡的七倍。君士坦丁纪念柱上缠绕的蛇变成了寄生虫，威胁要毁灭寄主的身躯。君士坦丁堡无奈地发现自己已被卷入两个城市争夺商业霸主地位的战争。战争无情地推进到君士坦丁堡的门前。
热那亚的行动肆无忌惮。1348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攻击；次年，当拜占庭试图建立一支新舰队时，热那亚将其全歼于金角湾，他们大摇大摆地抢夺了小亚细亚沿岸的拜占庭战略基地；1350年，他们占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一座城堡，完全控制了进入黑海的通道。当热那亚在卡法扣押威尼斯船只的时候，两国的战争便无法避免了。
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于1350年开始，在大多数方面都与之前的两次没什么差别。这是一场混乱、覆盖面广、带着刻骨仇恨的海上战争，包含“打了就跑”的战术、海盗行为、对基地和海岛的掠夺袭扰，以及海上的正面交锋。这次战争与前面几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舰队的规模。黑死病严重破坏了这两座城市的人力资源，水手遭受了尤其严重的影响。1294年，威尼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集结了约70艘桨帆船；而在1350年，它仅仅勉强凑齐了35艘桨帆船的桨手。普通公民对航海生活的态度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虽小但很重要的变化。瘟疫使幸存者的生活富裕起来，他们继承了大量财富，劳动力的缺失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各阶层之间出现了分裂。在一代人之后，这种分裂在舰队事务中将变得更加富有戏剧性。普通海员开始觉得，他们和贵族指挥官承担的风险和享受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每到征兵时，便有人抱怨，船长吃的是好面包，而桨手们只能食用难以消化的黍类。因此，很多被征召的人宁愿从希腊和达尔马提亚海岸雇用殖民地居民来代替自己服役。公民间的团结、纪律以及同甘共苦精神开始败落，并对威尼斯的海权带来了长远影响。
但是，虽然舰队的规模缩小了，两个城市间的竞争却变得更加惨烈。战端每一次再开，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便更加憎恨彼此。1352年，两个海上强国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进行了一场战役，它是威尼斯经历过的最险恶的战役之一，被世世代代铭记于心。
1351年，威尼斯与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签署协议，目的是将热那亚逐出博斯普鲁斯海峡，消除其对黑海的绝对控制。为了弥补缩小的舰队规模，威尼斯人得到了远在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的支持。阿拉贡国王有自己的理由去攻击热那亚人。他提供了30艘加泰罗尼亚 [1] 桨帆船，其中有12艘是威尼斯自己出钱装备的。威尼斯舰队的指挥权落到了最有经验的海军将领尼科洛·皮萨尼的手上。他和热那亚舰队的指挥官帕加尼诺·多里亚（一个航海贵族世家的后裔）可谓棋逢对手，两个家族的敌对将世代相传。最初几个月进行的是小规模交锋，在此期间，双方一直没有能够正面对垒。有一次，皮萨尼的舰队处于兵力劣势，被赶到了内格罗蓬特，他宁愿在港口凿沉自己的桨帆船，也不肯冒险出战。多里亚只得撤退，之后皮萨尼将自己的船只打捞起来，重新起航。
1352年初，威尼斯、拜占庭和加泰罗尼亚联合舰队终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堵住了他们的敌人。2月13日（星期一），双方舰队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准备战斗。一百五十年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下，第四次十字军曾在这里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下午，两支舰队终于接近了，此时正值隆冬，冷得刺骨，狂风大作，海面被强劲的南风吹得波涛汹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激流与风向相反，掀起惊涛骇浪。
这种情形下很难驾驭船只。再过几个小时天就黑了。考虑到这些情况，皮萨尼认为推迟至明天再战是明智的做法，但加泰罗尼亚的舰队司令坚信他们可以轻松取胜。他手握利剑，宣布自己要出战，并下令吹响了进攻的号角。皮萨尼别无选择，只得跟随他前进。正当他们收起船锚时，风速陡增，海面上形成了一个个城堡那么高的波峰和令人头晕目眩的波谷。此时想要有序地攻击热那亚桨帆船，是绝对不可能的。多里亚将他的战船撤到一个有遮蔽的小海湾的入口处，而联军的战船被狂风吹得从热那亚船边飞速驶过，无法与其交战；于是他们又艰难地调转船头，桨手们拼命划桨，做第二次尝试。
桨帆船战争
现在，上百艘战船挤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仅1英里宽的狭窄地带。船只进进退退，双方均无法组织好战线，但都尝试接敌作战。海峡内挤满了船只，这些船一会儿相互碰撞，一会儿又被风力推上岸。与其说这是一场海战，倒不如说是一系列混乱的小规模厮杀——5艘、6艘或7艘船组成的小群体在狂风中盲目地相互攻击。夜幕突然降临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战斗场面变得更加混乱了。战士们甚至无法分清敌我。威尼斯战船上的士兵试图登上友军战船厮杀；热那亚人向自己一方的船只放箭；有人从船上落水；桨帆船的操舵装置失灵；战船碰撞时，船桨被砸碎；失去舵的船只顺着水流四处漂荡。一旦一艘船着了火，它便像火绒一样在狂风中熊熊燃烧，随后被狂风吹向黑暗的远方，只留下闪闪的火光。狂风，刺骨的寒气，木料破裂声，混乱的叫喊声，在甲板上蹒跚而行却仍拼命厮杀的战士，被骇人的疯狂驱使着：这看上去有如地狱。此时的战场上不再有任何战略或者控制可言。结果只能靠运气决定。纠缠在一起的船只撞向海岸；船员们跳上岸，继续互相攻击刺杀，因此在有的地方，海战变成了陆战。7艘加泰罗尼亚桨帆船上的海员逃跑了；希腊人也许更加明智，几乎没有参与战斗，直接退回了金角湾。战士们带着狂怒，奋战到死，他们所杀的同伴和敌人几乎一样多。
天破晓了，眼前的场景一片混乱。空船漂浮在水面上，或支离破碎地躺在岸边；海面上到处漂浮着死尸、桅杆和战斗产生的碎屑。没人能看出哪一方胜利了，于是双方都宣称自己得胜了。双方都伤亡惨重。从加拉塔来的方济各会修士试图安排一次俘虏交换。当他们拜访威尼斯舰队时，发现俘虏数量极少，于是他们决定不再回去，以免当热那亚人了解到自己的损失后会立即屠杀他们抓到的战俘。
但在此役之后，热那亚占了上风。威尼斯和加泰罗尼亚舰队撤退了，无力继续攻击加拉塔。而此时热那亚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奥尔汗那里得到了军事援助。拜占庭人只好和热那亚签署了和约，根据其条款，希腊船只未经热那亚许可不得进入黑海。此外，热那亚对加拉塔的所有权得到了确认，他们加强了加拉塔的防御，将其作为自己有主权的殖民地。拜占庭正被慢慢扼杀，不仅是被贪婪的航海共和国扼杀，还被正在步步紧逼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掐住了脖子。对威尼斯而言，此役的战略后果非常严重。他们从博斯普鲁斯战役中学到的是，若在通向黑海的路途上没有一个战略后备基地，他们将永远无法对远东贸易施加任何协调一致的压力。他们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小小的忒涅多斯岛，它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极具战略价值。
在热那亚也没有多少欢庆气氛。“这次胜利没有任何周年纪念活动，”热那亚编年史家写道，“执政官也没有按照惯例去教堂感谢上帝；或许，因为有很多英勇的热那亚战士在这场战役中牺牲，所以人们最好还是忘记那天的胜利。” [2]
战争继续进行，向西推进。双方互有胜负，两个共和国的情绪也跌宕起伏，轮流从疯狂的喜悦转向绝望的边缘，就像是广袤大海上波浪的颠簸。随着舰队规模的缩小和人力资源的减少，海战失利的影响显得越发突出。皮萨尼和阿拉贡人在撒丁岛外歼灭了一支热那亚桨帆船舰队，这在热那亚城内引发了戏剧性的反应。人们在街上号啕大哭；热那亚的财富和粮食来源被切断了，屈辱、饥饿和卑微的投降似乎就在眼前。公民们只能诉诸铤而走险的方法。他们自愿投降于威尼斯在陆地上的竞争对手——强大的米兰领主乔万尼·维斯孔蒂，把他当作保护盾。威尼斯唾手可得的胜利被夺走了。维斯孔蒂派遣彼特拉克（此时是维斯孔蒂宫廷的一名外交官）去向威尼斯人示好。运用他的全副文学技巧，彼特拉克阿谀奉承地呼吁“两个最强大的民族，两座最繁华的城市，意大利的两只眼睛”议和。 [3] 他还指出，威尼斯人的过度自信可能会遭到惩罚：“幸运的骰子是暧昧不清的。如果一只眼睛熄灭了，那另外一只也必将变暗。要想针对这样一个敌人获取一场不流血的大胜，一定要小心，这或许预示着一种愚蠢和荒谬的自负！”
彼特拉克的警告被置之不理。威尼斯执政官安德烈亚·丹多洛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热那亚人的目的是夺取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我们的自由；他们恣意干涉我们的权益，迫使我们拿起武器反抗……我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必须开战，只有这样才可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这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可贵。后会有期。 [4]
彼特拉克对这个商业共和国的粗鲁回答很是不满：“我的话，或者甚至是西塞罗的话，也没有一句能够传进顽固地封闭的耳朵，也无法触及固执的心。” [5] 他又一次警告骨肉相残的危险：“不要自欺欺人了，如果意大利解体了，那么威尼斯也将垮掉，因为威尼斯是意大利的一部分。” [6] 威尼斯不愿苟同，它认为自己和意大利大陆有本质区别，尽管此时它已经深深卷入大陆事务，只不过它自己不肯承认而已。
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幸运之骰的确开始倾向另一方，现在轮到威尼斯害怕了。热那亚人建造了一支新的舰队，多里亚在隆哥港（在萨皮恩扎岛上，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莫东）大败皮萨尼。这是威尼斯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严重灾难。威尼斯损失了所有桨帆船。6000人，而且是威尼斯的航海精英，惨遭俘虏，同时丢失了数额巨大的战利品。尼科洛·皮萨尼和他的儿子韦托尔以及一队水手逃到了莫东。皮萨尼被剥夺了一切公职，心灰意冷地度过了余生。韦托尔被无罪释放，但隆哥港战役的失败就像一个黑暗的污点，一直伴随着这个家族，并且在二十五年之后重新笼罩了威尼斯潟湖。执政官安德烈亚·丹多洛在这场灾难两个月前去世。彼特拉克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沾沾自喜地说：“他（安德烈亚·丹多洛）这样死了也好，不用看到自己的祖国蒙受如此屈辱，以及我一定会写给他的更严厉的信函。” [7]
但与热那亚不同的是，军事失利在威尼斯并没有引发内乱，也没有发生宪法的崩溃，尽管在几个月后，丹多洛的继任者马里诺·法列罗政变未遂被处死。1355年6月，米兰公爵强行要求两个互相厮杀的共和国缔结和约，这让威尼斯松了一口气，却使热那亚大怒。实际上，这项和约仅仅是一次暂时的停火。双方同意三年内均不进入亚速海。对威尼斯而言，这是短期的挫折，因为他们现在无法使用塔纳，但热那亚欢迎这个规定，因为它在卡法的主宰地位业已恢复。威尼斯人怀着热切的期望，等待1358年6月的到来；同时它与北半球所有贸易国家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包括金帐汗国的大汗、佛兰德、埃及和突尼斯。
战争的结果尚不明确，双方似乎都瞥见了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最终的胜利果实却被好管闲事的米兰公爵夺走了。双方都深入对方的水域，并将敌人逼迫到毁灭边缘。二十五年后，同样的战争将会再次上演，拥有和上次一样的战术、胜负逆转、希望、恐惧，作战的海域也相同，但是后果更加严重。下一次将是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在梵蒂冈，一提到两个航海共和国的争斗不休，大家就扼腕叹息。历届教皇一再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尝试，却总是由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争斗而作罢，因为只有它们才拥有运输部队所需的资源。外人明白，威尼斯自己也强烈感觉到：在这些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的间歇，以及在拜占庭垮台的空隙里，奥斯曼土耳其人正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1354年11月，热那亚人运送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这是他们，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做过的最糟糕的一桩买卖。他们的收费是每人一杜卡特。这个价码很不错，但实际上是一桩可怕的交易。土耳其人在加里波利站稳脚跟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将他们驱逐出去。他们将永久性地留在欧洲，成为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政治乱局中的第四条蛇。
这些战争对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影响很深。在竞争对手的压力下，共和国为了维护其海上航道和海上防御，从其殖民地索取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威尼斯的所有前哨阵地（由共和国中央政府直接统辖）都感受到了宗主国施加的沉重压力，特别是在财政方面。威尼斯人掌控着一套完整的税收制度，参照先前拜占庭的税赋模式，对其加以改良，以近似偏执的仔细对执行过程进行审查。他们对住房、土地所有和牲畜征收直接税。间接税的征收对象包括：油和酒类的销售；奶酪和铁的出口；动物毛皮、咸鱼、船只停泊（根据功能和吨位收费不同）；甚至在克里特境内的葡萄酒运输；其他形形色色的货物和经济功能。还有为修建防御工事而以实物形式征收的赋税、提供警卫的徭役、提供饲料和柴火等，这些负担对克里特的城镇居民来说特别讨厌。国家对核心食品的垄断收购，尤其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小麦，令地主阶层怨声载道。还有一些特别征税，用来应付军事突发事件和海盗的袭击。圣马可的旗帜飘到哪里，共和国的经济需求就出现在哪里。税收的重负无情地压在所有殖民地人民的肩上。威尼斯公民、土著居民、外国人、教士和俗人、农民和城镇居民全都要缴税，犹太人承担的赋税尤其沉重。
帝国的图像：威尼斯对克里特的主宰
克里特岛受到的税收压迫最为严重。这个岛屿是海洋帝国的神经中枢。去往东方的所有商业和航海活动都要经过克里特的港口。它位于十字军东征和海上战争的最前线。它生产的小麦对潟湖来说至关重要。克里特负责装备桨帆船，为其提供人力，为共和国的海军及士兵和桨手们提供两次烘焙的饼干。1344年，威尼斯参加了一次前往士麦那的十字军东征，去攻击土耳其人，正是克里特岛为此次行动买单。共和国以折扣价垄断了克里特岛的小麦。此外，管理这个岛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从小亚细亚海岸出发的土耳其海盗越来越猖獗，威尼斯必须为克里特提供军事保护、防御工事和桨帆船巡逻。干地亚的城墙多次被地震摧毁，并且其至关重要的人造海港和防波堤也持续遭到海浪的侵袭。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而克里特岛不得不支付这些费用。随着时光流逝，克里特居民对遥远母邦的赋税要求越来越不满。满腹怨言的人不仅包括经常造反的希腊人，也包括他们的威尼斯地主，即共和国的封臣们，他们在岛上定居已有许多代。1363年夏天，这种不满情绪使威尼斯的帝国霸业陷入动荡之中。
1363年7月21日，威尼斯国家档案记录了十人议事会——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之一——的一项判决。这项判决是针对马尔科·图拉尼奥的，他曾“允许一名军械士去帕多瓦做他的买卖，即制造弩弓。这项举措严重损害了威尼斯的利益，因此十人议事会判处图拉尼奥终身流放克里特岛”。 [8] 帕多瓦是敌对威尼斯的城市，而威尼斯当局对具有专门军事或工业技能的工匠的叛逃特别重视。制盐工人或玻璃工人若是叛逃敌国，一旦被抓获，将被砍掉右手，如果是女性，则被割掉嘴唇和鼻子，或者被追捕和暗杀。然而三个月后，国家档案记载道，图拉尼奥仍然在威尼斯。对他的处罚已经被搁置。在这三个月里，一场巨大的灾变动摇了威尼斯帝国的统治。
8月8日，克里特岛上的威尼斯封臣们了解到，元老院有意引进一个新的税种，以维护和清洁干地亚港。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封臣们强烈反对，他们觉得实施这项税收纯粹是为了商船队（这些商船队途经克里特岛前往埃及和叙利亚海岸）的利益，与他们自己无关。他们在干地亚聚集，要求向威尼斯执政官直接上诉。克里特公爵莱奥纳尔多·丹多洛拒绝让步，坚持必须征税。他派遣传令官向整个城市宣布这一点，尤其是去圣提多（克里特岛的主保圣人）教堂宣讲，因为那里是主要反对派的云集之地。公爵发出的信息直截了当：必须缴纳税款，违者将被没收财产或处决。载有约500名水手的19艘威尼斯舰船停在港口；有人建议丹多洛号召这些人夺取中央广场的控制权，并驱散示威者。但他拒绝了，担心这样做会火上浇油。于是水手们留在港口。
但丹多洛的敕令没有吓倒地主们。次日，他们聚集在中央广场，在心怀不满的市民、仆役和士兵的支持下，试图袭击公爵的宫殿。宫殿大门岿然不动。里面的公爵虽然极其固执，却十分勇敢，他命令将门打开。他命令封臣们退散，否则死路一条。地主的领袖之一蒂托·韦尼尔恼羞成怒，大叫道：“该死的人是你，你这叛徒！” [9] 丹多洛的勇气救了他自己的性命。另外几名抗议者挺身而出保护他，但在天黑时，丹多洛与其他几名忠于威尼斯的权贵都被抗议者扣押了。
一周之内，叛军为独立的克里特岛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由威尼斯地主马尔科·格拉代尼戈担任总督和行政总长，同时设立了四名顾问和一个二十人组成的议事会来辅佐他。一百五十年来，克里特人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威尼斯宗主，但1363年的叛乱暴露了共和国的帝国霸业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此前所有的叛乱都是由被剥夺财产的希腊地主发动的。而这一次不同。这是威尼斯殖民者的第一次叛乱。叛乱者包括共和国历史上一些最辉煌的名门望族的成员，如格拉代尼戈、韦尼尔、格里马尔迪、奎里尼和丹多洛等贵族世家，这些家族在共和国扩张的上升期曾涌现出许多执政官、行政官员、海军将领和巨商富贾。共和国一直奉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将臣属民族和威尼斯殖民者与执政者分隔开，对威尼斯公民施加许多限制条款和禁令。它信奉种族的纯洁性，最害怕的就是民族同化。用那句历史悠久的说辞，无论威尼斯居民身处多么遥远的地方——塔纳、伦敦、亚历山大港、君士坦丁堡、布鲁日、里斯本或干地亚——他们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即集体事业的忠诚爱国的参与者，正是这样的事业构建了最尊贵的圣马可共和国，而它的核心永远是潟湖。
但在克里特岛，在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威尼斯殖民者在这里居住了许多代，上述的这种与土著泾渭分明的冷漠超然已经软化。殖民者除了自己的威尼斯方言之外也说希腊语，有些人和主要的希腊氏族通婚，有些人开始倾向于具有神秘美感的东正教仪式。克里特岛开始征服他们的征服者了。据强烈敌视克里特的威尼斯编年史家德·莫纳西斯记载，叛乱者做了讨论，以决定在新独立的克里特岛上空悬挂何种旗帜，此次辩论定下了整个叛乱的基调：
8月13日，叛军在宫殿内讨论了升起圣马可还是圣提多旗帜的问题。人群涌进广场，高喊：“圣提多万岁！”于是他们决定，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均应悬挂带有圣提多形象的旗帜，并公开在所有地方张挂此旗帜。 [10]
此事件后来被称为“圣提多叛乱”。它标志着克里特岛居民产生了一种对独立的向往。但在其开端，也出现了不祥的预兆。“这一天，圣提多的旗帜在人群的呐喊声中被升上了钟楼顶部，但旗帜是倒挂的，圣像的脚比头高。这不祥的预兆使许多有信仰的人感到害怕。” [11]
尽管有这样的凶兆，“光辉的总督兼行政总长马尔科·格拉代尼戈政府及其议事会”仍高度乐观地开始运作。 [12] 威尼斯封臣们向希腊人民求助。希腊人被准许进入执政议事会，并且之前对希腊东正教神职任命的限制也被解除。
向西60英里，在威尼斯控制的海港小镇干尼亚，人们没有立即推翻共和政府的统治。这里的总督是韦托尔·皮萨尼。高贵的皮萨尼家族长期为威尼斯效劳，既赢得过荣耀，也曾蒙受耻辱。韦托尔的父亲尼科洛在此前与热那亚的战争中打过胜仗，也失败过，自隆哥港的灾难之后，便被永久地剥夺公职。韦托尔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海军指挥官，但现在境况也不乐观。前一年在威尼斯，他在大街上手握利剑，企图谋杀一位行政长官，被当街逮捕。他被罚款200金杜卡特，还被褫夺了干地亚总督的好职位。作为干尼亚总督，韦托尔开始重整旗鼓。他对当地威尼斯人的管理似乎很有一套。他们拒绝背叛圣马可。韦托尔因此写信给威尼斯说：“这一区域的地主们仍然忠于祖国，并抵制干地亚叛军的所有呼吁。” [13] 后来叛军袭击了干尼亚小镇，皮萨尼和其他所有威尼斯政府人员一起被囚禁了。但这一事件说明他是一个能够赢得他人忠诚的人。十八年后，这位傲气十足、情绪多变的船长将成为威尼斯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克里特岛都落入了叛军手中。圣提多旗帜在塔楼和船舶的桅杆上飘扬。为了加强军事防御，以抵抗威尼斯的镇压，叛军的议事会做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决定，即将监狱中的一些犯人释放，条件是六个月的无偿兵役。德·莫纳西斯毫不客气地将这些犯人描述为“杀人犯、小偷、土匪、强盗和其他犯有深重罪孽之徒”。 [14] 这使革命形势增添了一个不稳定因素。有些封臣开始怀疑反叛祖国是否明智；一位名叫雅各布·穆达佐的地主公开表示反对叛乱。他的房子被烧毁了。几天后，他的独生子当街遇袭身亡。被说服放下武器休战的威尼斯水手被抢劫并囚禁；威尼斯舰队的3艘桨帆船及其全体船员和桨手被扣押。一位叫作扎拉的乔万尼的商船主放弃了他的船只，乘小艇逃到了莫东。消息从那里很快传到了亚得里亚海。9月11日，威尼斯元老院意识到，他们的主要殖民地——“帝国的枢纽”已全面处于叛乱状态。
对此威尼斯仍感到难以置信。当天，执政官概述了将对封臣们做出的呼吁：
在悲伤和惊讶中，我们得知了干地亚的叛乱；这令人难以置信。封臣们与我们同属一个集体，源于同一血脉。只要能让他们回归当初的和谐，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将派一名大使去了解民愤的起源，并采取适当措施。执政官恳求他亲爱的子民们听从教导，重新归顺。 [15]
次日，元老院指定了一个代表团，赋予其精确的十二项任务和更深层次的秘密指示：不得泄露任何有关元老院意图的信息。同时，威尼斯在为战争做准备。代表团在干地亚登岸时，就应当意识到，他们高人一等的态度不会受到欢迎。大使们在武装护卫下，从港口沿着300码长的山坡大道走到公爵的宫殿。当他们走过时，群众从平坦的屋顶探出头，在使团的头顶上咒骂他们，“让大使们非常恐惧”。 [16] 调整好情绪后，他们对叛军议事会传达了圆滑的说辞，搬出了老生常谈的一套：他们明白，孩子可能会生父母的气……但是毕竟血脉相连，孩子终究还是会回到父母的管制下……浪子回头仍可以被原谅……执政官满怀慈悲……等等。在武装人员的包围下，而且暴民的咒骂还在他们耳边回荡，代表团一行匆匆退回到了自己的船上，落荒而逃。
威尼斯被克里特岛事务的真实状况震撼了。对威尼斯的殖民利益来说，此次危机与同热那亚的战事一样严重。失去克里特岛意味着海洋帝国将面临潜在的灾难。丧失了枢纽，整个帝国霸业都将垮掉。两种可能的结果困扰着他们：一是热那亚人可能会觉得克里特岛的叛乱有利于他们，而且叛军也正在寻求热那亚的援助；二是叛乱可能会扩散到整个爱琴海，并触发所有说希腊语的威尼斯领地起来造反。第二点很快成了现实。10月20日，元老院了解到，“叛军已派出代表前往科罗尼和莫东，以及内格罗蓬特，鼓励当地居民加入他们”。 [17] 起初看起来仅仅是很小范围的问题，现在已发展成了重大危机。
威尼斯共和国的行政机关进入紧急状态。威尼斯政府以前自称为“公社”，现在越来越经常用“宗主国”的宏伟概念来指代自己，这暗示着它统治着广袤的领域。共和国政府的反应坚决而毫不含糊：“宗主国不能放弃克里特岛，它是威尼斯海洋帝国的枢纽。我们将组织一次远征，将其再次征服。” [18] 一连串简明的命令从执政官的宫殿发了出去。第一步是封锁克里特岛，使其与外界隔绝。一系列发给负责日常信息传播的议事会的简练备忘录设定好了计划。在10月8日：
议事会将向外国政府通知威尼斯政府针对克里特叛军的计划：1.威尼斯决定使用在其力量范围的一切手段夺回克里特岛；2.远征正在准备中；3.我们请求外国政府命令他们的臣民与叛军断绝一切联系，尤其是商业联系。 [19]
国家档案的记载充满紧张气氛和急迫感。使臣和信差们乘船前往罗得岛、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科罗尼、莫东和内格罗蓬特，最重要的是前去觐见教皇。教皇正希望威尼斯人能支持十字军东征的新计划。他们还派出特使前往热那亚，并相信教皇也将以天主教团结的名义迫使他们的对手不要插手克里特叛乱。此外，10艘桨帆船奉命封锁克里特岛，将其与外界隔离。在科罗尼和莫东，人们被禁止购买已被运往当地的克里特商品。威尼斯要将克里特岛扼死。
共和国高效地着手准备武装平叛。它公开宣称：“我们将尽快攻打并征服克里特岛。” [20] 它匆忙到处寻找一名合适的雇佣兵统领来指挥陆军。威尼斯自己素来只组织过海上远征，所有陆战是根据法律外包的。一位候选人，加莱奥托·马拉泰斯塔因为费用层面的考虑而被否决。“他自命不凡的各种要求非常过分，”元老院抱怨道。 [21] 他们最终雇用了一位高素质的维罗纳军人卢基诺·达尔·韦尔梅来执行平叛任务，并组织了一支专业化的军队：2000名步兵、来自波西米亚的工兵、土耳其骑兵、500名英格兰雇佣兵、攻城武器、32艘桨帆船（包括运马船）、12艘满载补给物资和攻城器械的圆船。威尼斯早已习惯接受别人的雇用，运载其他国家的军队横渡地中海东部。组建和运送自己的军队的代价十分昂贵。有人抱怨道：“背信弃义的克里特叛乱严重损害了威尼斯的商品和资源。” [22] 但共和国下定决心要尽快给予叛军沉重的打击。即便如此，准备舰队仍花费了八个月时间。1364年3月28日，达尔·韦尔梅宣誓就职，并在精心筹划的仪式上从执政官手中接受了战旗。4月10日，在利多接受隆重的检阅后，舰队起航。5月6日，舰队已经停泊在干地亚以西6英里的一个小海湾内。
在达尔·韦尔梅的军队登岸很久之前，有关威尼斯舰队的消息就已经使叛军六神无主。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威尼斯人开始重新思考。叛军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出现了杀气腾腾的分裂：城市对乡村，威尼斯人对希腊人，天主教徒对东正教徒。格拉代尼戈氏族的一名成员莱奥纳尔多皈依了东正教。作为新信徒，他的宗教热情特别疯狂，与一名叫作米勒特斯的希腊僧人勾结，阴谋刺杀动摇不定的人。后来他们的计划扩大至杀死所有生活在城墙安全保护范围之外的威尼斯地主。米勒特斯准备了一个“长刀之夜” [23] ，目标是意大利人居住的孤立农场和乡间宅邸。德·莫纳西斯对这一波新的恐怖活动做了生动的描述：
为了避免别人怀疑他的阴谋，米勒特斯和他先前最亲密的朋友安德烈亚斯·科纳待在一起……在位于普索诺皮拉的房子。夜幕降临，米勒特斯和同党冲进屋子里。安德烈亚斯吓坏了，对他说：“我的朋友，你们这是想干什么？”米勒特斯回答道：“杀你！”……安德烈亚斯说：“你真的堕落到要犯下这样的弥天大罪，要杀害你家庭的朋友和恩人吗？”他回答说：“我必须这么做。我们之间虽然有友谊，但更重要的是宗教、自由以及将你们这些异端分子逐出这个岛屿，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说完这些，他们杀害了他。 [24]
同样的场景在整个克里特岛的乡村重复上演着：敲门声，惊讶的喘息声，然后是突如其来的袭击。“那天晚上直到次日凌晨，他们杀害了加布里埃莱·维纳里奥（他死在位于伊尼的家中）、马里诺·帕斯夸利戈、劳伦蒂奥·帕斯夸利戈、劳伦蒂奥·奎里诺、马尔科和尼科洛·穆达佐、雅各布和彼得罗·穆达佐……” [25] 受害者的名单很长。威尼斯的克里特岛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在干地亚、莱蒂莫和干尼亚的城墙之外居住已经十分不安全。叛乱眼看就要失控。受希腊爱国主义和新形成的暴民军队的搅动，干地亚陷入了混乱。一群暴民试图强攻监狱，并杀死被关押在那里的克里特公爵和威尼斯水手。市政府制止了这些暴民。就连叛乱领袖马尔科·格拉代尼戈也被事态的发展震惊了。叛军决定，僧人米勒特斯这样的盟友太过危险，还是没有他比较好。米勒特斯被诱骗到干地亚附近的一座修道院，被抓获并从公爵宫殿的房顶扔了下去，反复无常的暴民用剑将他结果。
随着有关威尼斯舰队的消息增多，以及叛军对希腊人越来越恐惧，宫殿内部的争论愈发激烈。威尼斯人和干地亚的希腊市民都害怕会激起农民起义——被压迫了几个世纪的下层人民的反抗。为了控制已经不在他们掌握范围内的叛乱，他们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为了遏制希腊人的叛乱，应使克里特岛隶属于一个外国宗主，即热那亚。” [26] 在许多威尼斯领主看来，这样的背叛实在太过分了。有些人被互相抵触的情感驱动，提议现在向威尼斯政府恳求宽恕。马尔科·格拉代尼戈是提议者之一，他被召回公爵宫殿商议大事——这其实是一个埋伏。25个年轻男子已藏身在宫殿的小教堂内。格拉代尼戈被杀害了。其他所有反对向热那亚臣服的人也被围捕并监禁。议事会里满是增添进来的希腊成员，投票通过了。一艘挂有圣提多旗帜的桨帆船起航前往热那亚，但有8名持反对意见的人士偷偷向威尼斯通风报信，发出警示：威尼斯的竞争对手即将被邀请加入这场混战。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1364年5月6日或7日，达尔·韦尔梅的舰队在干地亚以西几英里处停靠，他的军队开始登陆。他们眼前的地形崎岖坎坷，障碍重重，被河流和峡谷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有一些狭窄的道路通向城市。在这一地带，叛军早已设下埋伏。达尔·韦尔梅先派遣一支100人的先遣队去侦察地形。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索，很快便遭到伏击，全军覆灭。当主力部队从后面赶上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幕。据热衷于渲染希腊人暴行的德·莫纳西斯描述，叛军“将尸体的生殖器割下，塞进他们嘴里；切下他们的舌头，塞进他们的肛门。这一暴行大大激怒了意大利人”。 [27] 双方都集结人马，想要掌控山口隘道，但很显然，叛军的乌合之众终究不是专业化军队的对手，这些职业军人曾参加过意大利北部各城市间的战争，久经考验，并且他们现在一心想要替他们的战友报仇。叛军很快溃散。很多人被打死或被俘；其余的则逃到了山区。几个小时内，达尔·韦尔梅的军队便洗劫了干地亚郊区；没过多久，全市投降。悔过的官员将城门钥匙交给达尔·韦尔梅。莱蒂莫和干尼亚也迅速投降。叛乱的始作俑者之一蒂托·韦尼尔躲进山区，加入了希腊人卡莱尔吉斯氏族。圣提多叛乱就像之前突然爆发那样，如今骤然瓦解。它的旗帜被撕下；圣马可的雄狮旗又一次飘扬在公爵宫殿上空。在干地亚的主广场上，处决开始了。
6月4日，消息传到了威尼斯。捷报抵达的情形被彼特拉克写进了一封令人难忘的信里：
大约是中午时分……我碰巧站在窗前，眺望广袤的大海……突然出现了一艘他们称为桨帆船的长船，它通体装饰着绿叶，正划桨进入港口……水手和一些年轻男子，头顶绿叶编织的冠冕，面带欢笑，在船首挥舞着旗帜……最高塔楼上的瞭望员发出讯号，宣示有船抵达，全市人民都自发跑过来，急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船足够近，能够看清细节时，我们看到敌人的旗帜被拖在船尾。毫无疑问，这艘船是来报捷的……当得知这一消息时，执政官洛伦佐……和所有人，在城市各地衷心感谢上帝，尤其是在圣马可教堂，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教堂。 [28]
全城都充满了欢庆的气氛。大家都知道，克里特岛有多么重要。它是整个殖民和商业系统的枢纽，而威尼斯的贸易和财富正依存于此。为了感恩胜利，威尼斯举行了礼拜仪式，组织了游行队伍，并做出了一些慷慨的举动。罪犯得到赦免；贫穷的女仆得到金钱赏赐，用来做嫁妆；据德·莫纳西斯记载，整个城市沉浸于一连数日的欢庆仪式和盛大娱乐活动。彼特拉克观看了在圣马可广场举行的竞技和比武大赛，他和执政官一起坐在教堂的凉廊内，华盖遮蔽着他们的座位，四匹骏马的雕像就屹立在他背后的上方：
它们似乎在嘶鸣，在狂抓着地面，栩栩如生……下方人山人海，找不到一个空隙……庞大的广场、教堂、塔楼、屋顶、门廊和窗户都挤满了观众，人们摩肩接踵……在我们右方……是一座木制舞台，坐着四百位最艳丽的贵妇，都是美丽与高贵的鲜花。 [29]
收复克里特之后的庆祝活动
甚至还有一群到访的英格兰贵族也在现场，观看了这些活动。
伴随胜利而来的还有惩罚。元老院决心在其统治领域内彻底消灭敌党。惩罚的手段五花八门：酷刑折磨至死或斩首；拆散亲人；驱逐出境，不仅是逐出克里特岛，而且逐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土地、爱琴海公爵领地、罗得岛圣约翰骑士团的领地以及土耳其人的领地”。威尼斯试图抹掉格拉代尼戈和韦尼尔等家族在克里特的支系于档案中留下的所有痕迹。为了满足国内群众观看复仇的需求，一些犯人被披枷戴锁地押回威尼斯。帕拉迪诺·佩尔马里诺被斩断双手，然后被吊在双柱之间，以儆效尤。
庆祝和杀鸡给猴看的惩罚都为时过早。克里特岛上的各城镇已重新归顺威尼斯；在乡村，叛乱的余烬不停地迸发出火花，难以杜绝。在克里特西部山区，威尼斯叛军的一小群余党，包括叛乱始作俑者蒂托·韦尼尔，与希腊人卡莱尔吉斯氏族联手，在好斗农民的支持下，继续开展游击战，反抗威尼斯政府。他们袭击孤立的农场，杀害其所有者，焚烧他们的葡萄园，毁坏设防区域。威尼斯地主被迫退回城镇中，而乡村成了暴动和危险的区域；威尼斯的小队士兵遭到伏击，被全部消灭。为了彻底了断此事，威尼斯不得不增派越来越多的士兵，并不断调换军事指挥官。这是一场肮脏而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四年，最终威尼斯依靠残忍和毅力赢得了战争。威尼斯人施行焦土政策，并悬赏鼓励平民交出叛军。饥饿的希腊农民开始与政府合作，交出抓获的叛军和他们的妻儿，以及成袋的血淋淋的首级。随着支持他们的农民越来越少，叛军被迫躲进克里特山区的隐秘处。1368年春天，蒂托·韦尼尔和卡莱尔吉斯兄弟在西南部最偏远的要塞——安诺波利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威尼斯指挥官耐心地追踪他们，而当地平民出卖了他们。在崎岖山坡的一个洞穴内，克里特叛军度过了他们的最后时刻。虽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乔治·卡莱尔吉斯仍坚持不懈地向威尼斯士兵射箭，但他的兄弟意识到，再作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他做出了象征着战败的举动，折断了自己的弓，说已经不需要它了。韦尼尔耳朵受伤，跌跌撞撞地出来投降。当他索要绷带时，有人回答说：“你的伤不需要治疗，它完全无法治愈。” [30] 韦尼尔意识到对方的意思是什么，只是点点头。不久之后，在干地亚的公共广场，他被斩首了。
克里特岛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终于回归和平。此后，那里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叛乱。威尼斯的雄狮旗将在干地亚的公爵宫殿上空再飘扬三百年；共和国用铁的手腕牢牢控制着它。那些曾经是叛乱中心的地区，如东部肥沃的拉西锡高原和斯法基亚山脉的安诺波利，都被刻意化为沙漠。政府以死亡相威胁，禁止在这些地区从事农耕。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个世纪。
在这一切的动荡中，热那亚始终袖手旁观。叛军的桨帆船于1364年到达热那亚并乞求援助，但遭到了拒绝。威尼斯已经派遣使者来请求联合对抗叛军；热那亚抵制住了诱惑，可能更多是因为教皇要求天主教徒团结一致，而不是因为两个对手间出现了积极的合作精神。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只是暂时的停火。克里特叛军最终投降五年之后，战争再一次爆发了。
[1] 此时加泰罗尼亚是阿拉贡王国的一部分，在今天的西班牙的东北角。
[2] Norwich，John Julius，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1982，p. 218
[3] Hazlitt，William Carew，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London，1858，p. 588
[4] Hazlitt，William Carew，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London，1858，p. 589
[5] Norwich，John Julius，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1982，p. 221
[6] Hazlitt，William Carew，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London，1858，p. 592
[7] Norwich，John Julius，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1982，p. 223
[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56
[9]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73
[10]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75
[11]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75
[12] McKee，Sally，‘The Revolt of St Tito in Fourteenth-century Venetian Crete：a Reassessment’，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no. 2，Dec，1994，p. 178
[13]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60
[14]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72
[15]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56
[16]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76
[1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62
[1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64
[19]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62
[20]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63
[21]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65
[22]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62
[23] “长刀之夜”原指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纳粹政权对冲锋队的清算。希特勒因无法控制冲锋队的街头暴力并视之为对其权力的威胁，故欲除去冲锋队及其领导人恩斯特·罗姆。他还想安抚害怕及厌恶冲锋队的国防军高层，特别是由于罗姆企图将国防军纳入自己领导的冲锋队之下。至少有85人死于清算，不过最后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几百人，超过1000名反对者被逮捕。此次行动加强并巩固了国防军对希特勒的支持。
[24]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79
[25]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79
[26]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80
[27]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83
[28]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83，Petrarca，Francesco，Episto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ed. Ugo Dotti，Turin，1978，p. 341
[29]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343
[30]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 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