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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8.入侵舰队
1565年3月29日～5月18日
伊斯坦布尔城内与西欧通气的土耳其职业眼线们每天都向西方发去报告。“3月29日早上，舰队司令和总司令穆斯塔法亲吻了苏丹的手，接受了授权。”富格尔银行家族 [1] 发出了这样扣人心弦的紧急通讯。“舰队驶向何方，尚不明确，但有迹象表明，目标是攻打马耳他。” [2] 在800英里之外的马耳他，拉·瓦莱特在1564年底前就得到了土耳其人备战的消息。骑士团在地中海各个主要的信息集散地都有自己的情报来源。1565年1月，大团长渐渐开始采取措施。
不知是因为多年“虚假战争”的影响（几乎每年春天都有消息称奥斯曼舰队将大举西进），还是因为穆斯林军队的目标也许是拉格莱塔，又或者是因为骑士团缺乏资金，或是因为拉·瓦莱特个人的优柔寡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马耳他几乎所有的防御措施都做得太晚了。
拉·瓦莱特
1565年春，大团长已经七十岁高龄。他为骑士团坚持不懈地效劳了一辈子。他在二十岁时加入骑士团，此后就一直没有回过自己在法国的家，这在骑士们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以基督之名进行的圣战：他曾在与巴巴利海盗的斗争中身负重伤；他曾经被俘做了一年的划桨奴隶；他曾经担任桨帆船舰队司令和的黎波里总督。拉·瓦莱特虽然生于15世纪，却具有封建时代十字军的古风：冷峻严肃、不屈不挠、激情如火、具有强烈的基督教使命感——这令威尼斯人颇为恼火。“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西班牙军人弗朗西斯科·巴尔比 [3] 写道，“威风凛凛，很好地保持了大团长的尊严。他生性忧郁，虽然年事已高，但非常强健。他非常虔诚，记忆力惊人，睿智、机敏，在陆地和海上戎马一生，经验丰富。他温和、耐心，会讲多种语言。” [4] 虽然巴尔比对他评价很高，但有迹象表明，拉·瓦莱特毕竟不是个年轻人了：他的签名字很大、笔迹颤抖，至少说明他眼睛近视，而且他在为一场不确定的战争进行代价高昂的准备工作时，显得过于谨慎。现在，岛上开始疯狂地准备防御工事，但几乎已经太晚了。就像罗得岛一样，马耳他的安全依赖于死守堡垒。但在1565年初，这些堡垒还有不少缺陷。
马耳他的关键在于东岸的绝佳天然良港（由一系列复杂的小海湾和小半岛组成），它深入陆地4英里，构成了一系列绝佳的安全锚地。在港湾内的两座邻近的小型海岬上（它们就像被系在岸边的石头桨帆船一样，从大港湾里突出来），骑士们分别建造了一座要塞。第一座要塞比尔古（城镇）是骑士团自己的基地，按照惯例，周围环绕着带有棱堡的城墙和深深的壕沟。这个海岬不大，长1000码，一端逐渐变细，突入海湾的最尖端处建有一座坚固的小城堡——圣安杰洛堡，居高临下地俯视周边海域。第二座要塞森格莱阿与比尔古之间相隔300码宽的海面，建设得没有那么完备，但在朝向陆地的一端建有一座堡垒——圣米迦勒堡。作为一个防御体系，这两个海岬是互相依赖的。两个海岬之间的小海湾构成了一个安全的港口，骑士团的桨帆船群就停泊在这里；1565年春，被俘的奥斯曼帝国太监总管的大帆船也停在这里。小海湾的出入口可以升起铁链，封闭港口；两座堡垒之间有浮桥相连。1565年春，骑士团面临的问题是，比尔古和森格莱阿面向陆地一侧的防御工事都没有完工。
更糟糕的是，这里的地形不利于防守。两座堡垒后方的地域都更高，而且海对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半岛，称为希伯拉斯山，那是整个港口的战略关键所在。希伯拉斯山的一面俯瞰着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另一面则俯视一个与两座堡垒间的小港对称的深水港——马萨姆谢特。多年来，连续多位来访的意大利军事工程师都建议骑士团在希伯拉斯山上建一座新的要塞，作为自己的首府；那样的话，不仅能够完全控制岛上的安全锚地，还能占据有利地势，固若金汤。但骑士团没有采取多少措施去实践这条良策；他们仅仅在希伯拉斯半岛的一端匆忙建造了一座小型星形要塞——圣艾尔摩堡，为港口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拉·瓦莱特在审视他的防御体系时清楚地认识到，全部三座堡垒——比尔古、森格莱阿和圣艾尔摩堡都是半成品，急需修补和巩固，才有可能抵挡奥斯曼帝国经验丰富的攻城炮兵。1565年初的几个月里，骑士团开始缓慢地施工。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骑士团约有600名骑士，比半个世纪前在罗得岛上时多不了多少，而且其中很多人分散在欧洲各地。2月10日，大团长发布征集令，命令所有骑士在马耳他集合。大约500人在围城开始前赶到。在战时，骑士团的惯例是征募雇佣兵和当地平民，以补充兵力。1月，拉·瓦莱特开始安排招兵买马，其中包括西班牙国王派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队伍，以及雇佣兵。但集结这些士兵，并将他们从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运到马耳他的过程非常缓慢，最后及时抵达的兵员寥寥无几。第三个兵力来源——马耳他本地的民兵，在拉·瓦莱特眼里是一钱不值的。他这样描述他们：“几乎毫无斗志，很容易被火绳枪和炮火吓瘫。” [5]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团长的轻蔑是没有根据的。马耳他人成了战斗主力，而且完全忠诚可靠。
与此同时，骑士团还在大力搜罗给养。在岛上，大量淡水被装在陶罐里，送往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另外还派遣船只到意大利去收购粮食。这并不容易，因为地中海地区爆发了饥荒，粮食非常短缺。于是罗姆加扣押了不幸来到马耳他海峡的运输船，征用了它们运载的货物。骑士团还将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老人、自由穆斯林和娼妓）强行疏散，送往西西里。尽管如此，很多马耳他平民通过请愿，被允许留下来。守城所需的物资、武器装备和粮食被运到岛上：“锄头、鹤嘴镐、铲子、五金器具、篮子……面包、粮食、医药、葡萄酒、咸肉和其他物资。” [6] 粮食被储存在宽敞的地下室内，并用石头封死大门。援兵陆续抵达：西班牙和意大利步兵，雄心勃勃、有志于保卫基督教的冒险家组织的志愿兵队伍，以及骑士团人员在意大利招募的雇佣兵。马耳他和西西里之间的海峡来往交通非常忙碌。旨在完成森格莱阿围墙和巩固比尔古棱堡群的施工也开始了，但进展很慢，因为建材需要从意大利进口，而且非常缺少劳动力。拉·瓦莱特征募马耳他人（男女都有）来修建防御工事。骑士们自己，甚至大团长本人，每天都要干几个小时的活，给大家树立榜样。同时拉·瓦莱特写信给他的世俗君主——西班牙国王，以及他的精神领袖——教皇，恳求他们提供兵员和经费。
地中海的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土耳其舰队的一举一动。传递情报的船只在海上穿梭来往。对腓力二世而言，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企图显然是间接针对西班牙的。“土耳其舰队此次出动的桨帆船比以往历年都多，” [7] 他在4月7日写道。巴塞罗那的造船厂在日夜运作；在一阵恐慌中，腓力二世命令征集民船，作为最后的抵抗力量。春季，奥斯曼舰队快速行动，绕过希腊，在各个预定的集结点收纳更多的粮食、淡水和兵员。4月23日，舰队抵达雅典；5月6日，抵达希腊南部的莫东；5月17日，西西里岛锡拉库萨港的指挥官派人给西西里总督送去一份十万火急的报告：“凌晨1时，卡西比莱 [8] 的岗哨连开了30炮。我担心，连续开了这么多炮，一定是因为土耳其舰队到了。” [9]
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恐慌情绪如野火般不胫而走。所有人都理解马耳他的重要性，如果敌人的目标真的是马耳他的话。外交官之间的交流回荡着压倒一切的危机感，但欧洲仍然是老样子：四分五裂、互相猜忌。在1565年，基督教国家联合一致抗敌的希望就像1521年在罗得岛和1537年在普雷韦扎一样渺茫。教皇庇护四世高声疾呼，号召各国组成一个新的神圣联盟，对抗异教徒，但得到的回应让他大失所望。他向腓力二世馈赠了大笔金钱，让他建造桨帆船，但对方没有什么积极反应。西班牙国王“遁入森林了”，教皇抱怨道，“而统治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尽是妇孺之辈” [10] 。 [11] 危险极大，支援却极少。他认识到，苏丹“一定要来损害我们或者天主教国王（腓力二世），土耳其的舰队非常强大，士兵勇猛无畏，为光荣和帝国而战，也为他们的荒谬宗教而战”。土耳其人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我们资源匮乏，而且整个基督教世界一盘散沙” [12] 。同时，教皇向骑士团许诺，将竭尽全力支援他们。
腓力二世虽然天性优柔寡断，但并非无所事事。西班牙人在杰尔巴岛惨败后，一直在努力重建自己的舰队。1564年10月，腓力二世任命他的海军司令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为西西里总督。于是整个地中海中部和马耳他岛的防御成了堂加西亚的职责。他“秉性严肃，具有卓越的判断力和丰富的经验” [13] ，对战略局势有着准确的理解，但被无法克服的困难掣肘。他缺少奥斯曼帝国那样的资源协调能力，也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西班牙舰队是四支分舰队（分别属于那不勒斯、西班牙、西西里和热那亚）的联合体，部分力量还要依赖像多里亚那样的私营桨帆船船主。将所有这些部队及其全部桨手、士兵、弹药和给养集结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庞大任务，何况同时还要保护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免受海盗的肆意袭击。土耳其人是在风平浪静的海域航行的，而集结中的西班牙舰队却要忍耐地中海西部更为棘手的大风。到1565年6月，马耳他已经被攻打一个月之久，堂加西亚还是只能集合25艘桨帆船；土耳其人则派来了165艘。腓力二世的海军司令不得不小心谨慎。如果他羽翼未丰的舰队被歼灭，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但他也开始在西西里集结兵力和资源，为抵御奥斯曼帝国的进攻早做准备。
4月9日，堂加西亚率领30艘桨帆船，渡过仅30英里宽的海峡来到马耳他，与拉·瓦莱特会晤。两位指挥官一起视察了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防御工事。然后堂加西亚要求去视察希伯拉斯尖端的星形堡垒——圣艾尔摩堡。精明的西班牙老将立刻准确地指出了这个小堡垒的战略意义。他认为圣艾尔摩堡是整个防御的关键所在。敌人一定会努力尽早占领此地，以便为其舰队提供安全的锚地，并阻断外界救援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海路。“岛上所有其他要塞的命运都取决于这座堡垒。” [14] 务必“尽一切努力，尽可能久地保卫和守住圣艾尔摩堡”，以便拖住敌人，为集结足够强大的援军争取时间。但圣艾尔摩堡的整个结构还不完善：它规模太小，不能容纳很多士兵和火炮；建筑水平不高，还没有合适的胸墙。堂加西亚对地形进行了仔细勘察，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弱点。在圣艾尔摩堡西侧，大海之上，有一个侧翼非常脆弱：“敌人能够轻松突破此处。” [15] 他建议尽快建造一个侧翼堡垒（用城防工程师的术语，这叫“三角堡”，就是一座三角形的外部堡垒，用于防护那一段城墙），并命令他的军事工程师监督此项工程。
次日，他起航前去视察突尼斯的拉格莱塔港的防务，临走之前向拉·瓦莱特许诺将派遣1000名西班牙士兵前来支援，还留下了自己的儿子，作为信誉的保证。总督没有带来援兵，这让拉·瓦莱特颇为失望，但堂加西亚自己也在四处搜罗人马，以便击退土耳其人。他看到骑士团的5艘桨帆船和拉·瓦莱特私人所有的2艘战船，请求拉·瓦莱特借船给他。如果土耳其人来了，这些战船肯定会被封锁在港内，没有用武之地。骑士团属下的1000名穆斯林划桨奴隶也是珍贵的资源，他们如果留下，在围城战中会有帮助，但也可能造成威胁。拉·瓦莱特礼貌地拒绝了堂加西亚：他的桨帆船还要运输物资，而奴隶劳工正在城墙上做工。两人道别时，堂加西亚给了大团长三点建议：作战会议应仅限于少数几个值得信赖的人，以确保能够秘密而迅速地做出决策；应当禁止鲁莽的骑士们逞强地冲出城墙作战，这样做虽然英勇，却十分愚蠢，因为守军兵力有限，不能轻易损失人员；最后一点是，大团长本人不应当身先士卒，“因为经验表明，在战争中，领袖的死亡常常导致灾难和失败” [16] 。然后堂加西亚就启程了。
岛上的战备工作更加十万火急地进行，但拉·瓦莱特或许还不知道，敌人进逼的速度是多么快，他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骑士团疯狂地苦干，拼命抢修三角堡（它其实比一座土木工事强不了多少），以加强圣艾尔摩堡的防御。5月7日，一艘桨帆船在森格莱阿和比尔古之间港湾的出入口布设了铁链，将内层海域封锁起来；5月10日，若干连队的西班牙士兵和雇佣兵抵达，令守军精神为之一振。骑士团对人员和装备进行了集结；对马耳他民兵进行了基本的火器射击训练，“每个人都要向目标开三枪，成绩最好的人会得到嘉奖” [17] ；火药作坊在赶制火药，石匠在开采用来修建城墙的石料；在骑士团的军械库内，铁匠们在抡动大锤，修理头盔和胸甲。各个防区和资源（淡水、火药、奴隶）都指定了专人负责；设计了烽火讯号及警告敌人接近、鸣炮为号的方案；还计划向乡间的水井和其他水源下毒、将平民疏散至有防御的避难地、收割庄稼和集合牲口。总之，坚壁清野，用一片荒芜和贫瘠的土地迎接土耳其人。为了鼓舞士气，骑士们身穿威风凛凛的钢甲和红色罩袍，举行了阅兵式。
除了港口之外，还有两三个对马耳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点。其中一处是临近的戈佐岛上的小要塞；另外一处是马耳他岛中心的姆迪纳城堡。姆迪纳被当地人称为“老城”，是马耳他原先的首府。这座拥挤的中世纪城堡内分布着狭窄的小巷和迂回曲折的大道，环绕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壁垒，是岛屿中部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鸟瞰全岛，甚至可以看到9英里外的港口。过去马耳他人遭到袭击时常常会选择姆迪纳为避难地，但它的防御工事其实已经过时，无法抵御炮火。拉·瓦莱特任命了一位葡萄牙骑士佩德罗·梅斯基塔为姆迪纳城及马耳他岛其他地域的指挥官。当地居民看到所有的防御资源都被集中到港口，不免紧张不安起来。为了安抚他们，部分士兵被派遣到戈佐岛和姆迪纳。骑士团的骑兵也都集结在姆迪纳，可以从那里出动，突袭敌人。
虽然有了这些准备工作，马耳他岛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5月18日早上，圣安杰洛堡和圣艾尔摩堡的观察哨发现东南方30英里处的海平线上出现了船帆，在黎明的清澈阳光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时庄稼还在地里没有收割，牛群还在吃草，关于疏散平民的安排还没有解释清楚，各位骑士的岗位分配还没有最终确定，防御工事仍然没有完工，要塞城墙下的房屋（它们有可能为敌人所用）还没有被拆除。奥斯曼帝国战争机器的速度、效率和后勤水准让整个地中海中部目瞪口呆。
要塞大炮发出了三声炮响的警告信号，战鼓擂动，军号吹响，烽火台的火焰将敌人入侵的消息传遍全岛。平民当中发生了恐慌。人们蜂拥向姆迪纳。靠近港口的平民挤进小小的圣艾尔摩堡，或者逃往比尔古，“带着自己的孩子、牲口和货物” [18] 。汹涌的人流聚集在比尔古城门前，拉·瓦莱特不得不派遣一队骑士将部分平民带往邻近的森格莱阿半岛。
到中午时，守军就能了解到奥斯曼舰队是多么庞大。所有的文献记载都表明，这是一幅超乎寻常的盛景。“土耳其舰队离马耳他还有15～20英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白色的棉布船帆遮盖了东方的半个海平线，” [19] 贾科莫·博西奥 [20] 记载道。这景象真令人魂飞魄散：数百艘舰船以一个巨大的新月阵形驶过平静的海面——130艘桨帆船、30艘小型划桨船、9艘运输驳船、10艘大帆船、200艘较小的运输船，载有3万名士兵。入侵舰队遮蔽了整个视野，可以清楚看到3艘五颜六色的旗舰，它们的旌旗在风中飘扬。每艘旗舰“都有5层桨，装饰得富丽堂皇；苏丹的旗舰有28个桨位，船帆红白两色；穆斯塔法的旗舰上飘扬着苏莱曼亲自赐予的司令旗，穆斯塔法本人带着两个儿子就乘坐着这艘旗舰；皮雅利的旗舰带有3盏灯笼。3艘旗舰的艉楼上都雕刻着新月图案和复杂的土耳其文字，分别装饰有华丽的丝绸天蓬和奢华的锦缎” [21] 。
有人从圣安杰洛堡的城堞上观看敌人的舰队，也有人在桨帆船里腰杆笔直地翘首眺望。对他们来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四十四年前，相隔大半个世界和人的一生，拉·瓦莱特曾经站在罗得岛的壁垒上，目睹这样的情景。和他一起在马耳他的一些年老的希腊人也能回忆起年轻的苏莱曼的入侵舰队在东升旭日中从亚洲海岸驶来的景象。穆斯塔法帕夏当年也曾在罗得岛上观看骑士团在一个冬日的清晨起航离去。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争夺地中海的战线一直在向西推进，现在已经到达了大海的中央。在这个明媚5月的清晨，轻轻颠簸的桨帆船内戴头巾的武士们凝视着马耳他港口的石灰岩高地。身穿钢甲和红色罩袍的骑士们也注视着敌人。这是漫长战争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瞬间，就像每年吹动船只航行的有规律的季风一样，富有生命力而不可阻挡。
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场战役的筹划者和指挥官都是惊人地年迈。马耳他攻防战汇聚了整整一代帝王、海军统帅和将领的作战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几百次航行、劫掠和战役中慢慢积累起来的。苏莱曼、拉·瓦莱特、堂加西亚和穆斯塔法帕夏都已经七十多岁；正准备从的黎波里起航的图尔古特据说已经八十岁。他们的人生都可以上溯到15世纪。似乎整个无踪迹可循的大海上所有的航海和作战经验都汇聚到了一个地点。这幕大戏的主角的命运就像航船在水中拖出的航迹一样，交错混杂；他们都有着胜利与失败、被俘和赎回的共同经验。拉·瓦莱特和图尔古特曾经见过面，当时图尔古特被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俘虏，正在基督徒的桨帆船上划桨，等待赎金。在杰尔巴岛春风得意的皮雅利将在此与当年的手下败将——西班牙指挥官堂阿尔瓦罗·德·桑德决一雌雄。尤其对图尔古特来言，马耳他是一个命运汇聚的地方。他曾经七次劫掠这个岛屿，他的兄弟就在戈佐岛上战死。由于未能从当地指挥官那里索回兄弟的遗体，大发雷霆的图尔古特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将全岛居民都卖为奴隶。曾有一个算命的人告诉图尔古特，他将死在马耳他岛上。
拉·瓦莱特派遣了一艘快船前往西西里，向堂加西亚报告消息，并召开了作战会议。前一年夏天被罗姆加俘虏的土耳其太监总管的大帆船仍然停泊在骑士团的内港，似乎在嘲讽敌人。
[1] 富格尔家族是德意志商业和银行业大亨，曾统治15、16世纪的欧洲工商业。家族的创立者汉斯·富格尔（1348～1409）是奥格斯堡的织工。在他的孙子乌尔里希（1441～1510）、格奥尔格（1453～1506），特别是雅各布（1459～1525）的经营下，家族开展国际贸易，包括香料和奴隶贸易，并在开采铜矿和银矿上获得大量财富。富格尔家族给予各国国王和皇帝贷款，并参与教皇免罪符的贩售，使家族在欧洲政治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招致马丁·路德的批评。查理五世因得到富格尔家族的财力支持，得以当选神圣罗马皇帝。16世纪后，富格尔家族逐渐衰落，但三个有爵位的支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
[2]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49
[3] 弗朗西斯科·巴尔比·迪·科雷焦（1505～1589），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科雷焦。除了他作为西班牙军队的一名火绳枪兵参加了马耳他战役之外，我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他在整个战役期间写了日记，战役结束后出版，成为后世研究马耳他战役的主要文献来源。
[4]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29
[5] Spiteri，Stephen C.，The Great Siege：Knights vs.Turks MDLXV—Anatomy of a Hospitaller Victory ，Malta，2005，p.117
[6]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499
[7]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15
[8] 西西里锡拉库萨的一个村庄。
[9]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16
[10]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847
[11] 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年仅十五岁；统治英格兰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苏格兰的是玛丽女王。
[12]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852
[13]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497
[14]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499
[15]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499
[16]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499
[17] Bradford，Ernie，The Great Siege：Malta 1565 ，London，1999，p.48
[18]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Copenhagen，1961，p.50
[19]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512
[20] 贾科莫·博西奥（1544～1627），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史官。他出身意大利贵族家庭，后来撰写了从骑士团起源到拉·瓦莱特的骑士团历史。
[21]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