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读写能力的逐渐普及，我们对16世纪地中海的历史颇为了解。15世纪地中海世界的重大事件——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仅有少量简短的记述流传下来，而关于马耳他攻防战和勒班陀战役，以及本书描述的所有主要事件和人物，却有着为数众多、细节生动的史书、个人记述、小册子、歌谣、印刷品和报纸。它们用西欧的所有语言写成，供热衷猎奇的大众阅读。除了印刷材料的大爆发之外，还有几百万份备忘录、信件、秘密报告以及外交讯息对当时的事件进行记述，由这些事件的主要人物口述，然后由马德里、罗马、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的专业书记机关记录，并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传播。例如，有人指出，没有任何人阅读过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留下的全部信件。这位君主坐在他的书斋写字台前统治半个世界达四十二年之久，有时一个月里就能写下1200封信。考虑到文献的汗牛充栋，像本书这样简短而概括的著作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历代的学者，是他们贡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英勇地开掘了浩瀚文献的世界。我认为特别有价值的著作包括：16世纪地中海史学的开拓者Fernand Braudel的著作；Kenneth Setton妙不可言的四卷本《教廷与黎凡特》（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它是原始材料的宝库；以及Ismail Daniᶊmend的研究成果。在时代更近的学者中，我特别感激Stephen Spiteri，他的简明扼要的著作《大围攻》（The Great Siege ）是1565年马耳他战役的所有资料的终极来源。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浮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人名地名的拼写形式。各种语言中对本书故事主人公名字的说法是大相径庭的。很多人物在故事进程中改了名字（这一点特别让人糊涂），或者有多个绰号。奥斯曼人常常有重名，比如，在六年之间就有两位穆斯塔法统领苏丹的陆军。我尽可能把人名地名表达得清楚明晰，而不至于太冗长。在勒班陀（土耳其语称之为伊尼巴图）的奥斯曼海军司令的名字应当是穆安津扎德·阿里，但为了简便起见，我一直称他为阿里帕夏。总的来讲，我一般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即用人物的名字在他自己语言中的形式。例如，在马耳他死去的那个海盗在基督教方面的资料中一般被称为德拉古特。我使用了他的土耳其名字——图尔古特。另外，我把土耳其语的名字音译成了英语，以方便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比如Suluç变成了Shuluch（舒鲁奇），Oruç变成了Oruch（奥鲁奇），Çavus变成了Chaush（侍从官）。但我必须承认，我的音译只是大体接近土耳其语的发音，不算非常精确。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很多个人和组织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首先要感谢Jonathan Jao和兰登书屋团队的热情支持和高度的专业素养。然后要感谢我的代理Andrew Lownie。在关于圣约翰骑士团及马耳他攻防战的方方面面，我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了位于伦敦克拉肯维尔（Clerkenwell）的圣约翰骑士团图书馆（www.sja.org.uk），这个极其优秀的图书馆对我帮助很大。我要感谢那里的图书馆员Pamela Willis。我要第二次向Stephen Spiteri博士道谢。他不仅在《大围攻》中准确地解释了三角堡的外形，还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他制作的圣艾尔摩堡的重建图。我要特别赞扬他的网站（www.fortress-explorer.org）上关于马耳他防御工事的各种资料。

很多朋友和旁观者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这个项目。Stan Ginn的建议使得本书的结构缺陷得到很大弥补。Elizabeth Manners和Stephen Scoffham审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John Dyson从伊斯坦布尔获取了很多书籍。Jan Crowley、Christopher Trillo、Annamaria Ferro和Andrew Kirby帮助我翻译资料。Henrietta Naish鼓励我有始有终，把全书完成。Deborah Marshall-Warren在比尔古的广场上坐下喝咖啡，却被我驱赶着去寻找原始资料。对这些朋友，我都心怀感激。我还要再一次感谢Jan。不管身体健康还是不适，她都一直支持我从事写作这项奇怪的事业。这项事业的某些部分或许还可以忍受——比如游览威尼斯潟湖、马耳他的旖旎风光以及法马古斯塔的城墙——但在近距离观看写作的过程却是非常烦人的事情。最后，我要向我已经过世的父亲乔治·克劳利致敬。他对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地中海都非常熟悉。在我十岁的时候，他向我介绍了马耳他。要不是当初第一次瞥见地中海的那个神奇瞬间，这本书绝不会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