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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8.基督的将军
1571年5月～8月
拉拉·穆斯塔法准备法马古斯塔的最后总攻之时，神圣联盟也开始为海上远征做准备。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所有港口——巴塞罗那、热那亚、那不勒斯、墨西拿，士兵、物资和舰船正在做艰难的集结。地中海西部忙得不可开交、乱作一团：协调不力、准备不足，而且为时太晚。在西班牙的威尼斯大使目睹这些准备工作，怒火中烧而又束手无策：“我发现，在海战方面，所有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要花费很长时间，甚至阻挠起航。他们的桨和帆没有到位，或者没有足够数量的烤炉来制作饼干，或者缺少十四棵大树来制作桅杆，很多时候舰队的战备根本就是止步不前。” [1] 这一派混乱景象与奥斯曼帝国军事机器的中央集权和协调有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奥斯曼帝国的作战计划是预先制定好的，计划的执行则得到不可违抗的苏丹御旨的保障。在前一年，卡拉曼 [2] 总督在集结部队以参加塞浦路斯战役的时候比期限晚了十天，就被免职。土耳其人制定了对抗基督教威胁的作战计划，并于1571年春天严格执行。海军司令阿里帕夏在3月奔赴塞浦路斯；另一支舰队在第二维齐尔——佩尔特夫帕夏指挥下于5月初离开了伊斯坦布尔；第三维齐尔——艾哈迈德帕夏于4月底率领一支陆军部队西征，以威胁威尼斯的亚得里亚海海岸；乌卢奇·阿里则从的黎波里起航东进。这场战役的目标将不仅仅是征服塞浦路斯，而是将战火烧到亚得里亚海中心，甚至占领威尼斯或者更西的地区。“苏丹的统治必须扩张到罗马，” [3] 索科卢如此告知威尼斯人。到5月底，阿里和佩尔特夫判断法马古斯塔的攻城战已经快结束了，于是将他们的舰队合二为一，开始扫荡威尼斯治下的克里特。
威尼斯人迫切需要扭转战局。他们的桨帆船舰队在新任司令官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率领下于4月底抵达了科孚岛。在前一年扎内指挥下的可耻表现之后，威尼斯人现在把他们的事业托付给了一位强悍的勇士。韦尼尔已经75岁高龄，看上去像是威尼斯建筑底座上石刻的暴怒雄狮，是个声名远播的爱国者。他虽然并非航海家，却是个坚决刚毅的人，充满激情、行事果断，而且脾气火爆。塞浦路斯受难的消息让他按捺不住，他多次试图劝服他的军官们，自己单独出击、援救法马古斯塔，而不是等待支吾搪塞的西班牙人，但没有成功。大家认为威尼斯单独出击的风险太大，舰队的力量还不足，因此别无他法，只能坐等。联军开始慢慢地在西西里北岸的墨西拿（事先约定的集结地）汇集。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尽管在前一年遭遇惨败，但庇护五世仍然坚持任命他为教皇国桨帆船舰队的司令。科隆纳于5月来到了那不勒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西班牙舰队和整个联军的最高统帅的抵达。
最高统帅的人选由腓力二世决定。他的第一个提名是永远谨小慎微的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教皇当即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认为1570年的失败全怪多里亚；而且威尼斯人对多里亚非常憎恶。腓力二世的第二个提名是他年轻的异母弟——奥地利的堂胡安，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这是个绝佳的选择。
堂胡安时年二十二岁，相貌英俊、闯劲十足，聪明勇敢而富有骑士风度，雄心勃勃，对荣耀充满渴望，秉性和他的异母兄——谨慎的腓力二世截然相反。他在镇压摩里斯科人反叛的战争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尽管腓力二世认为他过于鲁莽和热衷冒险。堂胡安曾亲临前线，头盔被火绳枪子弹击中，这令腓力二世颇为震怒。“你必须珍重自己，我也必须好好保护你，因为你有更伟大的事业要做，” [4] 他在信中责备道。在1571年，堂胡安是腓力二世唯一的继承人。因此他决心不能让弟弟在战争中冒险。为了遏制他的冲动，同时也为了给他提供航海方面的精明建议（因为堂胡安没有海战经验），国王给他安排了一群经验丰富的谋臣，包括小心谨慎的多里亚、路易斯·德·雷克森斯以及一位有经验的航海家——圣克鲁斯侯爵阿尔瓦罗·德·巴桑（尽管巴桑的天性更有可能支持积极进取的行动）。腓力二世坚持要求，必须在这三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和敌人交锋。国王认为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发生交战的风险。他认为自己可以依赖多里亚投否决票。
堂胡安
这些束缚让年轻的亲王颇为恼火。由于他的特殊出身，他对荣誉的渴望是无止境的。私生子的身份使他与在宫廷的地位格格不入，而腓力二世不遗余力地对这个极受欢迎的年轻人进行漫不经心的怠慢。他拒绝授予堂胡安“殿下”的称号，而只允许称他为“阁下”；在繁文缛节的时代，这种微妙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堂胡安或许是腓力二世显而易见的继承人，但目前国王还不打算确立他的王室地位。更糟糕的是，国王还把堂胡安必须得到三位谋臣一致同意才能采取行动的指令告诉了堂胡安的下属，而不是堂胡安本人，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作为统帅的地位。堂胡安写给兄长的长信中隐藏着受到伤害的痛苦：“我谦卑和恭敬地大胆直言，假如陛下愿意直接与我交流……而不是把我降到与陛下众多仆人同样的地位——良心可鉴，我并不应当受到如此对待——对我来说将是无比荣幸和有益。” [5] 堂胡安渴望得到光荣和认可，以及最终得到自己的王冠。现在围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奉命阻止他取得任何成果的老迈之辈，他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6月初，堂胡安准备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教皇在西班牙的使节了解到他急切希望摆脱这些枷锁的心情，对他颇为赞赏。“他是个渴望荣耀的亲王，如果机遇来临，他不会甘受为他提供建议的议事会的限制；他不会只注重保全桨帆船舰队，而是更热衷于夺得光辉和荣耀。” [6]
1200英里之外，即将与堂胡安对抗的奥斯曼舰队司令正在准备劫掠克里特。乍一看去，穆安津扎德·阿里帕夏（“穆安津扎德”的意思是“穆安津的儿子”）与堂胡安简直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堂胡安是欧洲王室的私生子，而阿里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是奥斯曼帝国旧都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以西140英里处）的穆安津，即召唤群众祈祷的人。在能者为先的奥斯曼帝国晋升体系中，阿里现在已经攀升到了第四维齐尔的高位，又被任命为位高权重的海军司令，也就是伟大的海雷丁·巴巴罗萨曾经占据的职位。阿里受到民众的赞扬：“他勇敢而慷慨，天性高贵，热爱知识和艺术；他言辞得当，笃信宗教，生活纯洁，无可指摘。” [7] 但和堂胡安一样，他也多多少少是个局外人。按照常规，苏丹的精英统治阶层往往来自改宗的基督徒，尤其是在孩提时代就被俘虏和改宗的人。这些人的一切都来自苏丹的恩典，在苏丹的宫廷中长大成人。索科卢是个波斯尼亚人；皮雅利幼年时被从匈牙利战场抢到土耳其。阿里是个正儿八经的土耳其人，这反倒是不寻常的。“出身外地行省，并在那里长大，他被苏丹宫廷的显贵视为外来闯入者。闯入统治集团被认为是个错误。” [8] 因此他不属于统治精英。和堂胡安一样，他也需要证明自己。他雄心勃勃，一心要在苏丹面前取得成功；他也勇敢到了鲁莽的程度，而且同样具有极强的荣誉感，认为撤退是懦弱的行为。
关键在于，堂胡安和阿里都没有多少海战经验。迄今为止，争夺地中海的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发生大规模海战，这并非偶然。甚至普雷韦扎战役也只算小规模冲突。那些以高超本领驾驭脆弱的桨帆船舰队的航海家——海雷丁·巴巴罗萨、图尔古特、乌卢奇·阿里、安德烈亚·多里亚及其侄孙乔万尼·安德烈亚、皮雅利和堂加西亚都是些极其小心谨慎的人。这么小心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理解大海的状况和它的反复无常；海风突然平息或者风力加大、不明智地在岸边行驶、战术优势的稍微丧失，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灾难。长期经验表明，造成胜利和惨败之间差别的往往是极小的因素；因此他们对风险的评估非常谨慎。正在集结史上最强大桨帆船舰队的这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这样的经验，他们都急于寻找对方，决一死战。阿里执行他的命令，目的就是决战决胜。这些因素必然导致一场激战。
在基督徒方面，很多有经验的观察家都深感怀疑，如此辛苦地集结舰船、兵员和物资，最后能不能取得什么成果，尤其是这次行动是由西班牙人指挥的。堂胡安前往意大利的旅途远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于6月6日离开马德里，花了十二天才到达巴塞罗那，然后在那里等待了足足一个月，准备工作才就绪。“我国朝廷的原罪是，从来不能火速行事，及时完成任务，” [9] 路易斯·德·雷克森斯在巴塞罗那唉声叹气地观看着准备工作的缓慢进行，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如此写道。终于，在7月20日，堂胡安登上了他的富丽堂皇的桨帆船“国王”号，在群众的欢呼和礼炮声中起航。旅途中的每一步，他都被欣喜若狂的欢迎队伍、庞大的人群、喜庆的灯火、烟花爆竹、庆祝活动、访问修道院和教堂礼拜耽搁了不少时间。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位风流倜傥的年轻亲王，留住他，宴请他。这不像是开往前线的行军，倒像是王室巡游，而且还感染了宗教和圣战的狂热情绪，似乎沿途的每个港口——尼斯、热那亚、奇维塔韦基亚、那不勒斯和墨西拿都是苦路 [10] 的必经之地。
在热那亚，多里亚家族举办假面舞会，盛情款待堂胡安，就好像当年招待他的父亲查理五世一样。“看到堂胡安跳舞时的活泼和优雅，大家都又惊又喜。” [11] 大家对堂胡安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案，就像王室活动的记载一样。那不勒斯不甘落后，为年轻的亲王举办了一场奢华的欢迎盛会。关于他行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南欧，他的每次登陆都更加激发了人们的热情期待和圣战热情。8月9日，这位基督的将军抵达那不勒斯，当地人向罗马发送的一份激动万分的公报描绘了他抵达该城的盛况：“今天23时，奥地利的堂胡安进入城内，令市民兴高采烈。格朗韦勒红衣主教 [12] 亲自前往港口的防波堤迎接他，让后者亲吻他的右手。这位亲王皮肤白皙，头发金黄，胡须稀疏，相貌英俊，中等身材。他策马入城，身边有多名身穿带有深蓝色流苏的黄色天鹅绒号衣的侍从和仆人伺候。” [13] 次日，他乘坐红衣主教的马车，在欢呼的群众的夹道欢迎下从港口前往宫殿。他身穿华丽的金红两色华服，车后跟随着长长一队贵族。在每个港口，船队都接上了更多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士兵，他们都是腓力二世国王的人马。
堂胡安接受神圣联盟的大纛
教皇派遣格朗韦勒红衣主教前往那不勒斯，为年轻的统帅举行庄严而堂皇的祝圣仪式。教皇选择格朗韦勒，颇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在联盟谈判期间，格朗韦勒一直是个头号刺儿头，持续不断地吹毛求疵，而且故意踌躇拖延，给谈判制造了不少麻烦。有一次，庇护五世被他气得火冒三丈，把他赶出了会议室。8月14日，在圣克拉拉教堂举行的隆重仪式中，格朗韦勒向堂胡安授予了象征神圣联盟统帅地位的全副器具。堂胡安跪在主祭坛前，接受了他的将军权杖以及一面20英尺高的巨型蓝色大纛（蓝色是天堂的颜色）。这是教皇的礼物，上面精心绘制了耶稣受难的图景和连在一起的联盟三方的纹章。“幸运的亲王，”格朗韦勒声如洪钟地说道，“请接纳这些真正信仰的标志物，愿它们保佑你，打败我们的亵渎神灵的敌人，取得一场光荣的胜利。愿你的手能够打击敌人的傲慢。” [14] 西班牙士兵高举着大纛，在那不勒斯街道上游行，然后隆重地将它悬挂在“国王”号的主桅上。
四个月前，在伊斯坦布尔也举行了一场类似的盛大仪式。塞利姆二世向阿里帕夏授予了一面相似的燕尾旗，但比堂胡安的旗帜更大。阿里帕夏的旗帜是鲜绿色的——那是伊斯兰教天堂的颜色——上面完美无缺地绣有真主的九十九个尊名和称号，一共重复了28900次。现在，这面旗帜被悬挂在正在亚得里亚海航行的“苏丹娜”号的桅顶，在秋季阳光下熠熠生辉。双方的旗帜都是雄图霸业的标志物，也象征着神授的胜利。
得到祝圣的基督教旗帜也标志了联盟的第一个目标——解救法马古斯塔，但此时战火已经蔓延到了更近的地方。7月和8月初，阿里帕夏的舰队在威尼斯的海洋帝国横冲直撞，大肆破坏。土耳其人沿着克里特西进，绕过希腊海岸，一举成为亚得里亚海的统治者。他们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北部海岸的一连串驻防据点——乌尔齐尼、安蒂瓦里和布德瓦 [15] ，同时陆军也发动了协调有力的钳形攻势。韦尼尔为了避免被包围，不得不放弃在科孚岛的基地，把威尼斯舰队开往西面的墨西拿，改在那里等待西班牙舰队。威尼斯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屏障；消息一天天变得更糟糕。7月底，经验丰富的海盗乌卢奇·阿里和卡拉·霍加（绰号“黑神父”，因为他是个被逐出教门的意大利修士）几乎一直打到了威尼斯城下。他们的舰船已经进入了肉眼可以看见威尼斯城的距离。卡拉·霍加率领的一支奥斯曼分舰队对圣马可盆地进行了短期的封锁。威尼斯城在一片恐慌中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他们在城市周围的小岛上构建了工事，架起了大炮。奥斯曼帝国的新月确实已经近在咫尺。
在遥远的法马古斯塔，攻城战进入了最后一幕。拉拉·穆斯塔法的劝降遭到了激烈抵制。布拉加丁自己也万分痛苦：“你们肯定知道，我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不准投降，否则就要被处死。”“原谅我，”他呼喊道，“我不能这么做。” [16] 巴廖尼竭力劝说他；同时土耳其人发动了两次惩罚性的进攻，布拉加丁才回心转意。到7月31日，法马古斯塔城已经奄奄一息。最后的一些猫也被吃掉了；意大利人中只有900人还活着，其中400人是伤员。幸存者无不精疲力竭、神经饱受炮击的折磨，而且饥肠辘辘。城里的很多美丽建筑都成了瓦砾堆。法马古斯塔市民为他们的忠诚付出了惨重代价。海平线上没有救援船只的影子。巴廖尼向布拉加丁保证说：“我们在城防中已经竭尽全力，无论如何都不算失败……我凭绅士的荣誉起誓，城市已经陷落。敌人再发动一次进攻的时候，我们将无力抵挡，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而是因为火药严重不足，只剩五桶半。” [17] 法马古斯塔遭到了长达68天的炮击，迫使奥斯曼帝国消耗了15万发炮弹，伤亡和患病的奥斯曼士兵多达约6万人。布拉加丁终于放弃了。8月1日，在城墙下的互相连通的地道内，威尼斯坑道工兵向土耳其工兵递交了一封给帕夏的信。城墙上也升起了白旗。
拉拉·穆斯塔法慷慨的投降条件说明，守军给土耳其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赢得了后者的尊敬。所有意大利人都被允许军旗招展地离开塞浦路斯岛，奥斯曼帝国的船只将运载他们安全前往克里特。希腊平民如果希望离开，可以自由离去；如果愿意留下，将享受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意大利人想把他们的全部火炮都带走，但穆斯塔法只准他们带走5门。关于投降的条件，不同文献有一个很小的差别，但这却是个很重要的差别。所有威尼斯方面的文献都认可，除了若干不重要的细节外，以上就是穆斯塔法同意的给予安全通行的条件。但后来穆斯塔法帕夏向史学家阿里·埃芬迪（他也参加了这场战役）讲述了他自己的版本。根据穆斯塔法的说法，安全通行还有一个条件：威尼斯人还扣押了50名奎里尼在1月份俘虏的朝圣者，双方同意，这些朝圣者应当被交还给土耳其人。由于对投降条件的分歧，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8月5日，威尼斯人开始登上土耳其船只。“一直到此时，土耳其人和我们剩余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友好，互相没有猜忌，因为他们在言辞和行为上都对我们以礼相待，” [18] 涅斯托尔·马丁嫩戈如此写道，尽管在此时，奥斯曼士兵已经违反了约定，进入城市，开始抢劫。士兵们先前已经得到了丰厚战利品的许诺，现在想约束他们或许已经很困难。
晚祷时分，装船工作基本完成，布拉加丁将城门钥匙送交拉拉·穆斯塔法。这位骄傲的威尼斯贵族是在盛大的排场中离开法马古斯塔的，有人说他更像是胜利者，而不是败军之将。他身着鲜红色长袍，在号手引领下庄严地缓步前行。他的头顶上遮盖着鲜红色的华盖，以象征他的职位。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巴廖尼和其他指挥官，以及一支贴身卫队，一共大约300人。他们昂首挺胸，在奥斯曼军中前进。奥斯曼人虽然对他们大加嘲讽，但还是将他们隆重地安全引领到穆斯塔法的营帐。指挥官们把佩剑留在门槛处，走进营帐。穆斯塔法从椅子上起身，以手势示意他们在覆盖着鲜红色天鹅绒的凳子上坐下。他们按照礼仪亲吻了帕夏的手，布拉加丁开始正式宣读投降书：“有鉴于上帝已经决定，这个王国将归属最光荣伟大的苏丹，我特此呈上城门钥匙，按照我们已经缔结的协议，正式投降。” [19] 就在这个威尼斯人特别脆弱的时刻，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双方约定的有条件投降完全取决于互信。不知是由于布拉加丁显而易见的傲慢，还是他先前对穆斯塔法的嘲讽，或是帕夏对威尼斯人的无谓抵抗导致他损失了至少6万人而愤怒，或者还是因为他需要向部下解释为什么事先许诺的战利品都没戏了，或许是因为人质被杀而义愤填膺，他是当场发作还是事先预谋，我们都无从得知。但布拉加丁询问是否可以自由离去时，双方大吵起来。
根据奥斯曼帝国方面的记载，争吵的开端是，穆斯塔法要求一名威尼斯贵族留下作为人质，以保障土耳其船只能够从威尼斯治下的克里特安全返回。布拉加丁愤怒地咒骂他：“一个贵族都不给你，一条狗都不给你！” [20] 穆斯塔法发了火，询问被扣作人质的朝圣者现在何处。根据阿里·埃芬迪的记载，布拉加丁承认，在签订和约之后，他们对人质进行了拷打，然后把他们处决了：“我本人没有权力控制那些穆斯林俘虏。投降那天，威尼斯人和当地人的酋长把他们杀死了。我把在我那里的俘虏也处决了。”
“那么，”帕夏说道，“你们违背了和约。” [21]
还有其他事情火上浇油：守军销毁了大量棉花和弹药，这些如今拿不到手的战利品或许是帕夏的不满的潜台词，布拉加丁言语和行为的傲慢也让征服者无法忍受。
威尼斯人的记载却不是这样。按照他们的说法，奎里尼在1月就已经把大部分穆斯林俘虏带走了；只有6名俘虏被留下，而且都逃跑了，或者说，布拉加丁对这些人的命运并不知情。“我难道不知道，”穆斯塔法愤怒地回答，“你把他们都杀害了吗？”他愤怒地在营帐内踱来踱去，把满腔怒火都一股脑发泄了出来：“告诉我，你这恶狗，你们根本没有力量守城，为什么还要死撑着？你们为什么不在一个月前就投降，而让我损失了8万精兵？” [22] 他要求留下1名人质，以保证他的船只能够从克里特安全返回。布拉加丁回答，和约里没有这样的条款。“把他们捆起来！” [23] 帕夏喊道。
一瞬间，威尼斯人被推推搡搡地押出营帐，准备接受死刑。刽子手们大步走上前，强迫布拉加丁把脖子伸长两三次。这时拉拉·穆斯塔法有了个新主意。他决定先把布拉加丁留着，只是命令把他的耳朵和鼻子砍掉。这是对普通罪犯的处罚。巴廖尼抗议说，帕夏违背了诺言；他和其他指挥官被处决在营帐前。根据威尼斯人的记载，穆斯塔法随后把巴廖尼的头颅展示给全军将士：“看看法马古斯塔伟大捍卫者的脑袋吧，就是他摧毁了我大军的一半，给我造成这么大麻烦。” [24] 华丽的营帐前堆积了350颗头颅。
布拉加丁的结局来得缓慢又痛苦。他被一直留到8月17日（星期五）。他头部的伤口已经化脓，伤痛让他神志不清。在祈祷后，他被押着在全城游街，周围锣鼓喧天，陪伴他的只有忠心耿耿的仆人安德烈亚，他为了侍奉主人到最后一刻，接受了改信伊斯兰教。土耳其人还记得布拉加丁先前对帕夏的嘲讽，于是强迫他背着装满泥土的麻袋沿着城墙走，每次经过帕夏身边时都亲吻地面。土耳其人挖苦地劝他改信伊斯兰教。威尼斯的圣徒传记家记录了布拉加丁圣人一般的回答：“我是基督徒，无论生死，都是基督徒。我希望我的灵魂会得救。我的身体属于你们，随便你们怎么折磨它吧。” [25] 传记家可能夸大了恐怖效果，以打动读者，但布拉加丁遭受了残酷折磨这一点是无疑的。这是仪式性的羞辱。半死不活的布拉加丁被捆在一把椅子上，一直升到一艘桨帆船的桅杆上，然后又浸到海里，整个舰队都在观看和嘲讽他：“看看你们的舰队来了没有；看啊，伟大的基督徒，看看援军来救法马古斯塔了吗？” [26] 然后他被押到圣尼古拉教堂（现在被改为清真寺）旁边的广场上，剥去衣服。最终结果他性命的刽子手是个犹太人，威尼斯方面永远不会原谅这一点。布拉加丁被捆在一根来自萨拉米斯的古代石柱（它被保存至今）上，被活活地剥去皮肤。刽子手剥到他的腰部时，他已经断了气。
土耳其人在他的皮里塞上稻草，然后给它穿上总司令的鲜红色长袍，打起红色华盖，放到一头母牛背上，游街示众。后来这个可怕的假人被送到黎凡特 [27] 海岸各地示众，最后被送到伊斯坦布尔，献给塞利姆二世。
这出残酷的戏剧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鼓掌支持。据说索科卢大为震惊。或许他明白，这种暴行就像圣艾尔摩堡大屠杀一样，只会让敌人斗志更坚定。或者他看出了拉拉·穆斯塔法这么做的深层动机。拉拉·穆斯塔法用刽子手的屠刀彻底打破了他的竞争对手用和平手段劝降的企图；索科卢的外交使阻止威尼斯共和国与西班牙结盟成为必要。所有这些现在可能都无法实现了。布拉加丁给了威尼斯人一位烈士，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他没有白死：奥斯曼帝国在法马古斯塔花费了太多时间，损失也太大，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和威尼斯的战争。用布拉加丁的皮肤做成的假人现在悬挂在一艘土耳其桨帆船的桁端，它还有新的角色要扮演。
[1] Parker，Geoffrey，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Ⅱ ，London，1998，p.72
[2] 土耳其南部的一个行省，其首府也叫卡拉曼。
[3]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61
[4]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156
[5] Petrie，Sir Charles，Don Juan of Austria ，London，1967，p.135
[6]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208
[7] Peçevi，Ibrahim，Peçevi Tarihi ，vol.1，Ankara，1981，pp.310-1
[8] Peçevi，Ibrahim，Peçevi Tarihi ，vol.1，Ankara，1981，p.311
[9]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21
[10] 指天主教的一种模仿耶稣受难过程的宗教活动，也称之为“拜苦路”，主要进行于四旬期间。
[11]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356
[12] 安托万·佩勒诺·德·格朗韦勒（1517～1586），出身于勃艮第贵族家庭，其父曾担任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首相。他本人也是帝国最重要的大臣和外交家之一，对当时的欧洲政治影响极大。同时他是个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与提香等艺术大师过从甚密。
[13]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24
[14]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359
[15] 三地今皆属黑山共和国。其中，安蒂瓦里今称“巴尔”。
[16]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4
[17]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4
[18]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8
[19]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9
[20] Peçevi，Ibrahim，Peçevi Tarihi ，vol.1，Ankara，1981，p.346
[21] Gazioğlu，Ahmet C.，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 ，London，1990，p.65
[22] Hill，Sir George，A History of Cyprus，volume Ⅲ：The Frankish period，1432-1571 ，Cambridge，1972，p.1029
[23]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40
[24]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0
[25]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42
[26]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2
[27]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精确。它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一字即“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从黎凡特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