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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 第勒尼安人的胜利（前800～前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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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特鲁里亚人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其令D.H.劳伦斯（D.H.Lawrence）着迷的色彩斑斓、栩栩如生的墓葬壁画，不只在于其特殊语言令人困惑的起源，也不只在于其在早期罗马史中留下的深刻痕迹。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是西地中海在东地中海文化影响下出现的第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有时，伊特鲁里亚文化被贬低为一种衍生文化，伊特鲁里亚人被一位最为著名的希腊艺术家贴上了“无艺术修养的野蛮人”的标签； [1] 他们生产的任何符合希腊人标准的物件都被归为希腊艺术家的作品，其他被扔掉的作品则是可证明他们艺术水平低下的证据。然而，即使伊特鲁里亚艺术不具有古典意义上的品位或完美性，大多数人还是会像劳伦斯一样赞美其生动性及表现力。但是这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伊特鲁里亚受到希腊和东方影响的程度、丰富多彩的东地中海文化向西方的传播，以及意大利中部（罕有迈锡尼人拜访此地）与爱琴海及黎凡特建立密切商业关系的过程。这些进程是一场范围更广的运动的一部分，辐射了撒丁岛和西班牙的地中海地区。
伊特鲁里亚崛起的标志有：除希腊早期殖民者的城市外第一批意大利城市的修建，伊特鲁里亚人海上势力的建立，以及意大利中部与黎凡特之间的贸易联系的形成。随着这一进程的发生，地中海的文化版图经历了长期变化。高度复杂的城市社会在西地中海沿岸形成，在这类社会中，对腓尼基和爱琴海海域物产的需求日益增长，融合了东西方特征的新艺术风格开始出现。沿连接伊特鲁里亚与东方的贸易新路线前来的不仅有希腊商人和腓尼基商人，还有希腊和腓尼基的男女众神，且希腊众神（包括一整套关于奥林匹斯山的神话、特洛伊的故事及诸英雄的传说）最终征服了意大利中部族群的思想。对于科林斯精美器皿（后来是雅典器皿）的需求使诸多市场建立起来；实际上，多数最为精致的希腊器皿出现在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墓中而不是希腊人的墓中。迦太基初期的成功也与这些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市场有关。迦太基的位置就在这些市场的附近，迦太基人获得了进入伊特鲁里亚诸城邦的特权，而这种联系又通过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公元前509年与罗马人的一项协议）得到了巩固。在迦太基人眼中，与他们在北非与西西里岛进行贸易的土著民族文化相对落后；但在伊特鲁里亚，他们找到了理想的贸易伙伴，且在迦太基人与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争夺中地中海控制权的斗争中，伊特鲁里亚人也被证明是强有力的盟友。
伊特鲁里亚人因其两大“未解之谜”引起了各方关注。它们是关于族群起源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独立于古代世界其他语言的伊特鲁里亚语的起源问题。古代历史学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认为伊特鲁里亚人自东地中海迁徙而来。希罗多德的说法很有价值且接受度很高，他的陈述展现了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爱奥尼亚希腊人是如何看待地中海世界中诸民族与各地区间的关系的。 [2] 他向我们说明了，在吕底亚王阿提斯（Atys）的统治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在很遥远的过去，移民是如何发生的。希罗多德说，吕底亚人发明了除跳棋以外的其他棋类游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饥荒。他们最初的解决方法是吃一天饭，下一天棋，希望以此忘记饥饿：“以此方式，他们坚持了十八年。”但是形势越来越糟。所以国王决定以抓阄的方式将饥饿的人口分为两部分，一半人口将继续留在吕底亚，另一半人口则要在阿提斯之子
圣（Tyrsenos）的带领下寻找新的家园。 [3] 移民者下行至士麦那，他们制造船只，航行经过了许多地方，最后到达了翁布里亚人（Umbrian）的土地。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城市，依照首领 圣的名字称自己为 圣人。 圣（在雅典阿提卡方言中写作Tyrrhenos ）对于伊特鲁里亚人来说，是一个标准的希腊语名称。于是，我们有了另一种希腊作家们非常喜欢的说法。相信伊特鲁里亚人自东方迁徙而来的人不仅包括一些最伟大的罗马诗人，如维吉尔、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及卡图鲁斯（Catullus），还包括最具影响力的散文家，如西塞罗、塔西佗（Tacitus）和塞涅卡（Seneca）。显然，伊特鲁里亚人和吕底亚人对此也坚信不疑。公元26年，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决定在小亚细亚的一座城中建立一间雄伟的神庙；为说服罗马人萨迪斯（Sardis）是这座神庙的最理想位置，该城提醒元老院说，伊特鲁里亚人是罗马人在几个世纪前派往海外的拓殖者，这说明萨迪斯一直与意大利有密切的联系。 [4]
在奥古斯都时期写作的古文物收藏家迪奥尼索斯与希罗多德一样是哈利卡那索斯人，他决心证明伊特鲁里亚人并不是东方的移民，而是意大利的土著居民。他最终希望证明希腊人与罗马人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证实伊特鲁里亚人生于本地是其复杂论证过程中的一环。 [5] 这种观点在20世纪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间颇受欢迎，他们意识到，仍然被广泛认同的希罗多德的记载只是表面上看似合理而已。一方面，希罗多德阐释了东方文明对于早期伊特鲁里亚艺术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当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开始深入第勒尼安海时，这种影响显得最为深远，但这个时间比希罗多德设想的东部移民来到伊特鲁里亚的时间要晚很多。且正如迪奥尼索斯所言，吕底亚的语言（起源于卢维语）和伊特鲁里亚语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6] 当代意大利考古学家马西莫·帕罗提诺（Massimo Pallottino）受到迪奥尼索斯说法的影响，认为真正的问题并非“种族”问题，而是伊特鲁里亚文明作为融合多种文化要素——既有拥有不同起源与语言的当地居民，也有来自腓尼基和希腊的外来商人——的复合体如何形成的问题。 [7] 一些来自小亚细亚的流浪雇佣兵（condottieri ）可能已经在意大利中部诸族群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可以解释前650年前后，塔尔奎尼亚和卡埃里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突然开始热衷于东方风格的大型墓葬；而“塔尔奎”（Tarquin，或Tarchna ）这个名字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安纳托利亚的暴风之神塔浑（Tarhun），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塔浑就已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特洛伊附近的阿扎瓦族（Arzawa）及其土地。至于伊特鲁里亚语，它肯定是一种产生于意大利的古老地中海语言，但后来来自北部和东部的入侵者用他们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取代了伊特鲁里亚语。学界也曾尝试在血型和DNA的帮助下解决这一难题。 [8] 据说在托斯卡纳的穆尔洛（Murlo，曾经是伊特鲁里亚人的一个重要中心），当地人口的基因类型与黎凡特人的基因类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托斯卡纳中部的牛也比我们想象中的牛具有更多“东方”特点，科学家们因此推测，当时到来的不仅有移民，还有他们的牲畜。 [9] 但在伊特鲁里亚时代之后，东方人有很多机会——或者作为罗马军团的士兵，或者作为中世纪的奴隶——定居于托斯卡纳的城镇。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伊特鲁里亚人从何而来，而是他们如何在意大利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
伊特鲁里亚文明并非因为大规模的移民而出现，但这并不是说伊特鲁里亚与东地中海的联系是无足轻重的。这种关于伊特鲁里亚崛起的解释强调的不是整个民族的迁徙，而是物品、审美标准和宗教崇拜自东向西的引入。民族可能并未迁移；但是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看，个体可以完成迁移，例如科林斯的德玛拉图斯——他是罗马王塔克文一世（亡于约公元前579年）的父亲，以及前7世纪希腊制陶工阿里斯托诺索斯（Aristonothos）——他工作于伊特鲁里亚的卡埃里。 [10] 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带来的不仅是陶器和奢侈品，还有社会行为的新模式。宴会（包括宴会中斜躺于卧榻上的习俗）及葬礼可能都模仿了叙利亚的习俗。性行为则融合了希腊和伊特鲁里亚本土的习俗：单词katmite 是典型的希腊词语Ganymede （侍童）在伊特鲁里亚文中的缩写形式，该词后又被转化为拉丁语的catamitus （娈童），这个词还带有对伊特鲁里亚人喜欢鸡奸行为的指责；但是一些研究者同时也感到困惑，因为女性在宴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其他地方，宴会则是男人的特权。 [11]
2
从很早起，伊特鲁里亚人也被指控为海盗。一首荷马式诗歌使伊特鲁里亚人与海盗的关系变得明朗化。这首诗讲述了一个故事，即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os）以一位英俊青年的形象出现，披着一件漂亮的紫色披风，长发随风舞动，站在海边岬角上。但是：
很快，一艘精心装饰的船只
飞也似的向酒红色的大海驶来，
船上的人是海盗，他们是提色尼安人。邪恶的命运引导着他们，
他们看到了他，对他点了一下头，迅速跳下来，
将他俘获，带到他们的船上，心中甚为喜悦。 [12]
但是绑索从他身上自然脱落。舵手意识到他是神而不是人，因此说：“不要碰他，万一他生气了，会招来狂风暴雨。”但是船长回答道：“我认为他要去埃及或塞浦路斯或北方净土（Hyperborean）或更远的地区。最终，他会告诉我们谁是他的朋友及他们有什么财富。”作为回应，狄奥尼索斯用葡萄藤将该船缠绕起来，把酒倾倒在船舱内，然后召出一只熊。受惊的水手们纷纷跳入大海，变成了海豚。酒神饶恕了那名舵手，最后现形为“呐喊的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与海盗的故事是很多花瓶绘画者比较喜欢的一个主题，技艺最为高超的雅典画师埃克斯基阿斯（Exekias）便是其中之一。出自他之手的一个浅杯上描绘了狄奥尼索斯斜躺在一艘船上，船的桅杆已经为一条巨大的葡萄藤所攀附，该葡萄藤一直向上攀爬，超出了宽大的帆，七只海豚绕着该船跳跃。该绘画以黑色构图，底色为红色，制作时间可追溯至约公元前530年。 [13] 这个杯子上有画师的印章，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出土于伊特鲁里亚最大城市之一乌尔奇（Vulci）的墓地之中。乌尔奇的居民极其喜欢精美的希腊陶罐。尽管伊特鲁里亚人事实上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反派角色，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埃克斯基阿斯杯子的喜爱。
在致狄奥尼索斯的颂诗中，他似乎站在了东地中海的某处海岬上，因为海盗们认为他可能要去黎凡特或黑海以北的“北方净土”。提色尼安人出现在希腊水域的说法也被利姆诺斯岛上的考古发现证实。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强调在爱琴海诸岛及沿岸有由这些民族组成的居住区。 [14]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提出，提色尼安人和佩拉斯吉人生活在爱琴海北部沿岸，在阿索斯山（Mount Athos）周围及利姆诺斯岛上（该岛在阿索斯山的视域范围内），但在公元前511年雅典人的一次入侵中，他们被驱逐了。 [15] 此故事还有一个关于早期地中海贸易和航海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修订版本，其中讲到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已经有了他们的早期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多少与伊特鲁里亚人有关。（根据一位法国学者极为别出心裁的观点，狄奥尼索斯与海豚的故事是真实的，它反映了伊特鲁里亚人尽力控制地中海上的酒业贸易的方式。） [16] 所有的伊特鲁里亚人在希腊语中都被称为提色尼安人，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提色尼安人都是伊特鲁里亚人。很明显，提色尼安人主要用于指代野蛮的海盗。 [17]
上述评论很容易被认为是古代历史学家对神秘的希腊民族之幻想的又一个例子。但是神话与现实是有关联的。一块发现于利姆诺斯岛卡米尼亚（Kaminia）的墓碑上刻有一位武士小像，据说于公元前515年前后立起，该武士手持盾牌与长矛，旁边用希腊字母刻着一段铭文。但它并不是希腊语，因为还发现了一些写有同样语言的铭文残片，上面显然是利姆诺斯岛上的居民使用的一种语言，而当时岛上居住的仍然是修昔底德笔下的“提色尼安人”。这种语言与远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铭文所用的语言相似，但并非相同。 [18] 卡米尼亚石碑纪念的是弗凯亚的赫莱斯（Holaies the Phokaian），他位高权重，死时年仅四十岁（有人认为是六十岁）。赫莱斯似乎在爱奥尼亚海沿岸的弗凯亚和爱琴海周边地区当雇佣军。 [19] 但是爱琴海的提色尼安人除了语言和喜欢做海盗外，在其他方面都不像伊特鲁里亚人。在艺术和工艺方面，利姆诺斯并未模仿伊特鲁里亚。除了古典时期历史学家们的评论及铭文外，并无其他迹象表明该地居民和伊特鲁里亚人有任何联系。这里没有发现伊特鲁里亚的陶罐碎片，也没有发现可说明此处与伊特鲁里亚讲相似语言的居民建立了直接联系的迹象。 [20] 米里纳（Myrina）城外的一个前7世纪的神殿（多少有些奇怪的是现在它被并入一家酒店）由像迷宫一样的许多走廊和房间组成，但它和希腊或意大利没有明显关联。因此，爱琴海地区的提色尼安人是由一些与伊特鲁里亚人讲类似语言的族群组成，可能他们也喜欢做海盗，但是他们可能保留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文化；而意大利的提色尼安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则将伊特鲁里亚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文明之地。
希腊人可能致力于区分其所遇到的每一个民族，在他们之间严格划界区别；但现实是，像利姆诺斯岛和阿索斯山这样的地方是新旧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有时，古代习俗甚至语言还会在这些地方遗存。地中海的海岸和岛屿并没有形成统一体。不同族群于地中海诸岛和海岸分散居住已有几千年之久。希腊作家对地中海诸民族的死板划分扭曲了事实真相。
3
从保守的利姆诺斯进入伊特鲁里亚南部的塔尔奎尼亚，就会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经历巨大改变，且这些变化来自穿越地中海到达这里的强大推动力。这种大改变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开始；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从意大利西部沿岸——这些最接近地中海的地区是最先与东地中海文化建立密切联系的——传入内陆。首先，一些村社共同体在山顶上圈地建房，这里后来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即罗马人熟知的塔尔奎尼亚（在古罗马语中写作Tarquinii ）。 [21] 该名称是复数形式，伊特鲁里亚其他一些城市名也是复数形式（Veii ——维爱；Volsinii ——沃尔西尼；Vulci ——乌尔齐；Volaterrae ——弗拉特拉），这可能告诉大家它们都是由若干村落聚合而成的。最早在这些村落中的前城市文化（pre-urban culture）被命名为“维兰诺瓦”（Villanovan），从发音来看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名称：维兰诺瓦是波伦亚（Bologna）的一个郊区，它是第一个被考古学家认定的具有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的地方，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火葬墓地。维拉诺瓦文化也在同一时期于伊特鲁里亚南部沿海地区出现，而后逐渐向北扩散至现在的托斯卡纳，且穿过了波伦亚的亚平宁山脉。然而，最先发生向城市文明的跨越的，却是伊特鲁里亚的海滨城市：这些城市富裕且组织完善，有文化精英，有漂亮的神殿，也有技艺精湛的匠师。伊特鲁里亚文明从沿海城市逐渐向内陆传播；而且一些晚期的中心，如佩鲁贾（Perugia），最初是作为内陆的居民区出现的，后来它们也被伊特鲁里亚化。 [22] 从这个意义上讲，伊特鲁里亚“民族”的确因为迁徙而出现，但它是意大利内部的迁徙，是从地中海岸向亚平宁山脉或者跨越亚平宁山脉的迁徙，而且它更多是风尚的转移而非人口的流动。
维兰诺瓦工艺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当属其具有顶饰的青铜头盔，该头盔的制作方式让我们回想起了同时期的中欧青铜器；这些头盔很清楚地证实了武士阶层在已经形成等级制度的维兰诺瓦村社中的地位。 [23] 一些出身高贵的人不再行火葬而改为葬于狭长的墓坑中，造成这种改变的不是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而是海外联系的建立。最终，这些坑墓就变成了规模更大的塔尔奎尼亚和切尔韦泰利（Cerveteri）的丘冢和绘画墓葬。有一处可以被认定为早期贵族武士之墓的墓葬，但由于没有给他歌功颂德的铭文，我们不能确定墓主的名字，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维兰诺瓦文化中出现了书面文字。1869年，有消息称在塔尔奎尼亚城外的墓地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棺，这处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墓葬被称为“武士之墓”。 [24] 从其随葬品可以看出，东地中海的商品已经到达此地，后来这些商品成了一位塔尔奎尼亚贵族价值不菲的所有物。墓中发现了十四个希腊风格的花瓶，其中有几个是迁居至意大利的希腊陶工制成的，但保留了产自克里特岛、罗得岛及塞浦路斯岛的物件的样式。 [25] 而此地与东地中海有更广泛联系的说法进一步被发现于墓中的圣甲虫指环证实。该指环由银和铜铸成，在其下方雕刻着一只腓尼基风格的狮子。 [26]
这些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借助大海实现的。有大量维兰诺瓦时期的陶制船模留存下来，船头采用鸟头的造型；据推测，这些陶器是维兰诺瓦海盗和商人的陪葬品，因为要将一整只大船同死者的尸体或骨灰一起埋葬是不太可能的。 [27] 在公元前7世纪早期，陶工阿里斯托诺索斯在卡埃里居住并工作，他在一个陶制醒酒器上描绘的海战场面栩栩如生，这场海战可能发生于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之间，一方站在一艘较低的桨船上，另一方则站在较沉重的商船上。 [28] 可以推测，维兰诺瓦人的物品中既有自制的，也有进口的，因为该文化在青铜武器的设计方面与爱琴海世界遥相呼应，在陶器风格上更是如此：传统的维兰诺瓦陶瓶其实是一些融合了希腊元素的装饰性储物罐，这种陶罐会使我们想起前9世纪的希腊几何风格陶罐。维兰诺瓦人开始用一些精细的颗粒状花纹装饰首饰，后来这成为伊特鲁里亚金匠们的特有手法，这种方法学自（且后来超越了）黎凡特。 [29] 一些青铜器甚至已经可以与乌拉尔图（Urartu，位于现在的亚美尼亚）的精美浇铸物相媲美。 [30] 基底金属贸易是伊特鲁里亚繁荣的根本。多亏当地盛产铜、铁及其他金属，伊特鲁里亚人才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从希腊和黎凡特进口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产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成品可供出口［但他们已经为表层光滑的黑陶（bucchero ）找到了销售市场，也就是希腊、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厄尔巴岛及其对面的波普罗尼亚（Populonia，伊特鲁里亚唯一真正位于海上的主要城市）周围的海岸富藏铁矿；再深入内陆一些的维图罗尼亚（Vetulonia）和沃尔泰拉（Volterra）周边是铜矿富藏地。 [31] 至前7世纪，一个繁荣的新定居点出现在了位于阿尔诺河河口附近的比萨，此地是多条通商道路的交汇处。 [32] 经由比萨，伊特鲁里亚人与撒丁岛的居民交换金属；撒丁岛的陶工甚至定居在了维图罗尼亚。 [33] 他们可能是作为奴隶到达此地的，因为当第勒尼安海发展出商业之时，猎奴和贩奴成为进一步在海上获取利润的手段。盐是另外一种资产，维爱城的居民与其近邻罗马城的居民在台伯河口竞相争夺对盐供给的控制权。酒也是伊特鲁里亚商人特别喜欢的一种物品，他们将其运出第勒尼安海，再运往法兰西南部。 [34]
当希腊人在伊斯基亚附近站稳脚跟后，他们对这些自然财富的开发变得更有热情。然而能够证明意大利中部与希腊世界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最早证据，出现在希腊人到达该地几十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维兰诺瓦的胸针和别针出现在了希腊人的遗址中，另外还有许多由维兰诺瓦青铜工匠制作的盾牌和头盔的残片。 [35] 将它们运载至此地的很可能是希腊作家提到的提色尼安人的船只。在此地与爱奥尼亚和科林斯建立联系后，早期的伊特鲁里亚人就开始制作具有他们自己的风格的原始科林斯式陶罐。塔尔奎尼亚最具实力的居民及其邻居希望获得来自东地中海的精美物品，以彰显他们的权势与地位，这些物品包括：由腓尼基商人带来的鸵鸟蛋，刻有狮身人面像、黑豹、荷花及其他“东方”特色图案的象牙和金板，带有埃及主题图饰的彩陶和玻璃制品（尽管大多都是在腓尼基生产的仿制品）。 [36]
从东方引入的一种文字将改变意大利的面貌。字母文字从希腊来到伊特鲁里亚，但还不确定其是源于希腊本土还是来自第一批定居于伊斯基亚和库玛的居民。在形式上，伊特鲁里亚字母是来自埃维厄的希腊字母。该字母沿贸易路线来到这里，且很早以前就到来了。在伊特鲁里亚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是一块公元前7世纪的书写板，它于1915年出土于阿尔贝尼亚的马尔西利亚那城（Marsiliana d’Albegna）。它的边框刻有字母表，按照传统的字母顺序排列，其形式似乎非常古老。 [37] 该书写板出土时旁边还有一支铁笔，且在书写板上还有蜡的痕迹，因此该书写板的用途很明显是学习文字。 [38] 在模仿希腊字母的基础上，伊特鲁里亚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标准字母，一般情况下，这种文字的书写是由右向左的（与腓尼基及早期希腊字母文字一样）。伊特鲁里亚的字母文字之后又被很多邻近族群借鉴，他们中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
早期的铭文揭示了许多与通过海洋建立的联系有关的事实。希腊和伊特鲁里亚的商人们记录了他们的交易，一个例子便是在法国西南部的佩克玛赫（Pech Maho）发现的属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一块铅板。这块铅板的一面用伊特鲁里亚语书写，提到了玛塔利艾（Mataliai ，即马赛）；后来该铅板被重复使用，上面用希腊语记录了向恩波利翁（Emporion，希腊人建于加泰罗尼亚海岸的一个基地）的居民购买船只的细节。 [39] 人们在位于罗马北部海岸的卡埃里的港口皮尔吉（Pyrgoi）发现了三块金箔板。这些金箔板反映腓尼基人（可能性最大的是迦太基人）出现在了伊特鲁里亚的海滨城市。其中两块金箔板上的文字是伊特鲁里亚文，另一块写有腓尼基文。它们记录了约前500年吉斯拉（Cisra，或卡埃里）的国王塞法利·维历阿纳斯（Thefarie Velianas）的献词，该国王向伊特鲁里亚的女神乌尼（Uni）献出了一座神庙。通常而言，该女神等同于希腊的赫拉（Hera）、罗马的朱诺（Juno）；但是在这里，她等同于腓尼基的阿施塔特女神。 [40] 这里也有来自希腊的到访者：塔尔奎尼亚附近发现了一段约前570年的铭文，它被刻在一块新月形的石头上，这块石头象征着一只锚。这段铭文读作：“我属于艾伊娜的阿波罗（Aiginetan Apollo），索斯特拉托斯（Sostratos）生育了我”。这段文字属于靠近雅典的艾伊娜岛（Aigina）上的希腊语方言，可以确定，这里所说的索斯特拉托斯就是希罗多德记载的那个带领希腊商人前往塔特索斯经商的人。 [41] 伊特鲁里亚人并没有为外来的商人和迁居者设置什么障碍，也没有排斥他们的神祇；事实上，伊特鲁里亚人欢迎他们，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 [42]
4
在“东方的”艺术风格对古代维兰诺瓦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公元前7世纪中期，伊特鲁里亚的文化、政治甚至环境都发生了改变。由于希腊与黎凡特的联系通过爱奥尼亚和腓尼基商人得到了强化，希腊文化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过程。实际上，这些爱奥尼亚人是穿越海洋从东方到达伊特鲁里亚的一种影响力之源，所以明确分辨影响源自希腊还是东方的其他地区是很难的：一些有翼生物的石雕被用来保护死者的坟墓，这种坟墓非常奢华，不再是简单的墓冢，而通常是仿照死者生前的房子建立的墓室。在塔尔奎尼亚，最早一批纪念性陵墓建于地面之上，它们是宽大的圆形构造，上面还覆有尖顶；其入口上方的石灰板上刻画着诸神及另外一个世界的精灵。同时，这些陵墓建筑也展现了那些新兴贵族精英之财大气粗，他们竟然为死者修建了如此引人注目的宫殿。这种设计似乎与东地中海地区，如吕底亚、吕西亚及塞浦路斯等地的墓葬非常相似。自前6世纪中期起，为精英家族修建绘有壁画的坟墓已成为塔尔奎尼亚的一个特色。但更早的一些例子则来自其邻近城邦；而且，2010年8月，考古学者挖掘出了一处前7世纪中期的部分用绘画装饰的前厅，它可能是王室陵墓的一部分。该发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处陵墓与位于塞浦路斯东部的萨拉米斯（Salamis）同时期的希腊坟墓最为相似。 [43] 最早的坟墓深受希腊爱奥尼亚艺术的影响，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建造这些坟墓的艺术家是否本身就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很明显，外来匠人和本地匠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卡埃里墓葬中的前6世纪绘画（现藏于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有强势的构图、规范的布局、细致的空间组织，它们不仅在风格上属于爱奥尼亚，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其中的人物场景也来自希腊神话：帕里斯的裁判和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塔尔奎尼亚的绘画墓葬中经常会饰有一些家庭宴会的场景，同时也有一些希腊神话中的故事：阿喀琉斯（Achilles）出现在公牛墓（Tomb of the Bulls）中，且神秘的巴龙墓（Tomb of the Baron）中绘有的游行场景完全属于希腊风格。一个檐壁上绘有年轻人牵着马的情形，以及一个留有胡须的男子领着一个年轻同伴与一位情妇或女神会面的情形。这些壁画在灰色底漆涂层上用红、绿、黑三种颜色简单着色，每一个人物形象看上去都深受爱奥尼亚文化的影响——这些人都戴有爱奥尼亚的一种尖顶帽（tutulus ），且他们皆体态丰满健壮。20世纪20年代，劳伦斯参观了该墓，像大多数参观者一样，他也被其独特且栩栩如生的壁画吸引：狩猎和捕鱼的场景、鸟儿飞翔的场景、一个裸体男人跳入海中的场景、一个捕鱼者拖动网绳的场景。至少，这些画面所反映的更多是伊特鲁里亚的艺术风格，而不是希腊的艺术风格。但是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波塞冬尼亚［Poseidonia，即现在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发现的一处绘画墓葬中，也有一个跳水的场景，这表明这些图像是希腊绘画者经常使用的题材。
在其他艺术类别与它们所揭示的思想世界中，也有相似的情形。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开始模仿科林斯和雅典具有黑色图像的陶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后来，在陶罐的红底上绘涂黑色图画的方法被一种更为复杂的红纹技术取代：陶罐表面的大部分区域被涂成黑色，而未被涂黑的红底则构成了陶器上的图画。伊特鲁里亚人在从雅典购买大量新陶器的同时，也制作一些仿制品。 [44] 但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器物外观极其保守，他们更喜欢“古老”或“仿古”的风格；而在当时的雅典，雕塑和绘画都采用了一种具有生命力与“和谐”感的古典风格。 [45] 伊特鲁里亚人从希腊人那里购买的陶器并非都是最优质的。在位于波河河口的伊特鲁里亚人聚落斯皮纳发掘的陶器几乎都产自希腊，尤其是希腊的雅典；但是它们有时质量非常差，一个雅典艺术家甚至被称为“最糟糕的绘画者”。 [46]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绘在陶器上的图案讲述的完全是希腊神话故事。意大利诸民族开始借用希腊世界的神话和宗教理念；古老的森林和水源崇拜依旧保有活力，但是意大利诸民族之无形的抽象神明现在与奥林匹亚诸神一般具有了形状、形体与自己的情绪。维爱城内有一间很大的神庙，约公元前500年，其屋顶梁开始被装饰上真人大小的阿波罗、赫尔墨斯和其他诸神的陶制雕像。这些雕像由伊特鲁里亚的著名雕塑家乌尔卡（Vulca）创作完成。它们的流畅风格并不是对希腊风格的完全照搬，且以如此具有戏具性的方式装饰屋顶梁很明显是一种伊特鲁里亚人而不是希腊人的实践。但是乌尔卡描绘的是希腊神话而非伊特鲁里亚神话。这些作品是意大利、希腊、东方风格的结合体。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伊特鲁里亚艺术。这种融合也体现在占卜术中：在这里，近东的做法与意大利本土民族的做法再一次融合在一起。没有人能比一位伊特鲁里亚的脏卜师（haruspex ）更熟练地释读被献祭的动物肝脏上的斑点；在410年哥特人袭击罗马城时，人们仍然会咨询伊特鲁里亚脏卜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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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体现为政治关系，且这种关系并不像文化、宗教和贸易关系那样容易维持。至少自公元前8世纪起，意大利中部诸民族与希腊人就多次发生海战。我们已经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发现了一些证据，即希腊人战胜后从维兰诺瓦人手中缴获的头盔，这些战利品被希腊人献给了诸神。 [47] 在法国南部，来自希腊爱奥尼亚海海域的弗凯亚人曾经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就是后来的马赛）。在靠近该殖民地的海域，伊特鲁里亚海军与弗凯亚海军时而竞争，时而合作。 [48] 希罗多德向我们讲述了前540年弗凯亚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科西嘉阿拉里亚城的附近海域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海战。六十艘弗凯亚船对阵六十艘迦太基船和另外六十艘来自卡埃里的船。尽管双方在船只数量上相差悬殊，但是弗凯亚人赢得了胜利；但由于其船只也受到重创，他们不得不撤出了科西嘉。希罗多德讲述了卡埃里人用石刑屠杀弗凯亚战俘的经过。后来，卡埃里人发现那些经过屠杀地的人会突然变瘸，而且这种怪事不仅发生在人的身上，也发生在他们的牲畜身上。他们感到又惊又疑，于是派使者前往德尔斐神庙向阿波罗的女祭司求乞神谕，最后他们被要求举办定期赛事以纪念死去的弗凯亚人。这种赛事在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还在举办，而且类似的丧葬活动被画在了伊特鲁里亚陵墓的墙壁上。 [49] 卡埃里人与德尔斐神庙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德尔斐所立财库的地基已被发现，实际上他们是第一批被允许进入希腊主要崇拜地的“外邦人”。 [50] 同时，伊特鲁里亚人可以随意开发科西嘉岛上的铁、蜡和蜜。然而，比这些资源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伊特鲁里亚人的船只在第勒尼安海北部没有劲敌。 [51]
第勒尼安海南部则是另一种情形。库玛的希腊人对于近在眼前的伊特鲁里亚势力（既存在于陆上，又存在于海上）十分在意：伊特鲁里亚人在内陆深处还建立了两座城市［卡普亚（Capua）与诺拉］，且他们至少控制了一座沿海城镇（庞贝）。 [52] 为战胜伊特鲁里亚人，库玛不得不依赖于西西里岛的希腊殖民者的帮助。公元前474年，叙拉古僭主希伦（Hieron）取得的一场胜利改变了西地中海的政治和商贸局势。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当薛西斯（Xerxes）的大军被希腊人的力量击退时，他就在击败外族蛮人的战争中做出了贡献。此外，在希伦的此次胜利之前，叙拉古人在西西里岛的西莫拉（Himera）之役中也获得了胜利：六年之前，叙拉古海军在前任僭主盖伦（Gelon）的率领下，战胜了西地中海的另一劲敌迦太基人。据说，盖伦获胜的时间与希腊人取得对波斯人的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是在同一天。 [53] 不久之后，希腊诗人品达以伊特鲁里亚人在库玛的失败为主题，赞扬了“战车竞赛的胜利者、埃特纳的希伦”：
噢，伟大的克洛诺斯（Kronos）之子，
我向您祈求，
让腓尼基人和第勒尼安人的战争咆哮在家中平息；
人们已经看到，在库玛面前，
他们光荣的船队遭受了何种灾难，
而当叙拉古之主驱舰将他们驱逐，
使他们从其快艇落入大海之时，
赫拉斯人的小船则从受奴役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54]
希伦向奥林匹亚捐献了一顶伊特鲁里亚式壶盔，上面刻有：“希伦，宙斯之子，叙拉古人之子，狄诺美涅斯（Deinomenes）之子，库玛的提色尼安人。”该头盔现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然而，品达将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腓尼基人……的战争咆哮”）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导致了年代错乱。由于某种原因，迦太基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联系在库玛之战爆发前二十年就已经减弱。考古证据证明，在前550年到前500年的这段时间，伊特鲁里亚向迦太基的物品输出一度中断。 [55] 作为迦太基的希腊盟友，雷焦的阿纳克西拉斯（Anaxilas of Rhegion）为防止伊特鲁里亚人对雷焦发动袭击，专门在墨西拿海峡建立了一个堡垒。因攻击行动失败，伊特鲁里亚人的船只向南航行，准备进军利帕里群岛，当时这些岛屿依旧保持着其自史前时期就具有的功能，即充当东西地中海贸易交换活动的中间点。 [56] 而后，在前5世纪早期，伊特鲁里亚人在西地中海被逐渐孤立。
尽管公元前5世纪末，伊特鲁里亚的船只似乎再一次采取了行动，但叙拉古人已经在整个第勒尼安海占据优势。前453年至前452年，伊特鲁里亚人袭击了卡埃里沿岸，暂时把自己安置于富含铁矿的厄尔巴岛，并在那里捕获了很多奴隶；最后，这些提色尼安海盗拥有了他们自己的钱币。 [57] 伊特鲁里亚人对叙拉古人的憎恨一直持续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在之后的章节我们将会讨论这一战争。当雅典人对叙拉古发动袭击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伊特鲁里亚人与叙拉古人间的敌意。 [58] 前413年，伊特鲁里亚人派出三艘大船前往叙拉古支援雅典船队。修昔底德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一些第勒尼安人出于对叙拉古人的憎恨，才参与了对叙拉古的战斗。” [59] 伊特鲁里亚人人数不多，但他们至少在一场战斗中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几个世纪以后，斯普里纳家族（Spurinna，塔尔奎尼亚的一个贵族家族）为歌颂祖先（其中一位是前413年参加这场战争的西西里海军将领）的功勋，非常自豪地立起了一块刻有拉丁文的石碑。 [60]
6
希腊与伊特鲁里亚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城市锡巴里斯（Sybaris）维持，该城市的居民以喜爱奢侈品闻名。公元前510年，锡巴里斯因其他地区的嫉妒而被摧毁，直到当时它仍是规模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之一，来自科林斯、爱奥尼亚及雅典的商品经由此地被运往波塞冬尼亚，并在此地被装上伊特鲁里亚的船只。 [61] 锡巴里斯因与伊特鲁里亚交好而特别出名（或可说臭名昭著）；据2世纪生活于瑙克拉提斯的阿特纳奥斯（Athenaios）的记载，锡巴里斯与伊特鲁里亚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向两个方向延伸——北部向伊特鲁里亚，东部向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
锡巴里斯人穿着米利都的羊毛披风，这一点足可说明这两个城邦间的友好关系。锡巴里斯人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喜爱超过了其对意大利所有其他民族的喜爱；而且，在来自东方的这些人中，他们更喜欢爱奥尼亚人，因为爱奥尼亚人和他们一样，也喜爱奢侈品。 [62]
迁居西方的希腊人主要起媒介作用，伊特鲁里亚人喜爱的物品并非由他们生产，而是由其爱琴海地区的同胞生产。
当旧有的沟通渠道因战争和商业纠纷而无法使用时，雅典人为了维持其竞争优势，开通了新的交流渠道。库玛之战标志着伊特鲁里亚人丢掉了其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权。第勒尼安海不再是他们的内海，而是迦太基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以及新的竞争者，如罗马人、沃尔西人（Volscians，意大利中部的山地民族，拥有超群的技艺，且可独立发动海上袭击）等共有的海域。对于海上优势地位的丧失，伊特鲁里亚人做出的回应是牢牢控制内陆城镇，包括佩鲁贾（它先前是翁布里亚人的一个中心，与拉丁民族有联系）、波伦亚（之前由维兰诺瓦人居住，其文化与较早的伊特鲁里亚文化相似），以及曼图亚（Mantua）等位于波河河谷的城市。 [63] 这意味着新的路线将被开辟，它会把来自东地中海的货物经亚得里亚海沿岸各港口运抵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在今天意大利马尔凯（the Marches）的所在地，一个非凡文化的全盛时期已经来临，该地被称为皮塞尼斯人（Picenes）的族群通过海洋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在陆上则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 [64] 但前500年以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居民成为维系该地与希腊的交往的主要媒介。即使相关路线包含一段花费较高的穿越亚平宁山脉的陆上行程，但对于航海者来说这仍然十分便捷：船可以从科林斯湾出发，经爱奥尼亚诸岛前往希腊殖民地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和埃比达姆诺斯，然后再经皮塞尼斯到达阿德里亚（Adria）和斯皮纳。阿德里亚与斯皮纳是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泥沼地和浅滩上建立的新港口，它们十分靠近后来的费拉拉（Ferrara）和拉文纳（Ravenna）。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费拉拉的埃斯泰公爵们投入了很大精力驯养良驹一样，在古风和古典时期，费拉拉的马匹驯养也吸引了大批希腊人前来。 [65]
我们可以说斯皮纳是伊特鲁里亚人建立的一个定居点，但大量希腊人移民到了此地；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希腊人建立的定居点，但经历了大量伊特鲁里亚人的移民。其人口由伊特鲁里亚人、希腊人、来自希腊东北部的威尼提人（Veneti）和其他很多民族构成。它可能已经成为内陆城市菲尔希纳（Felsina，即伊特鲁里亚人的波伦亚）的出海口：一个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石柱上刻了一艘战船，该战船属于菲尔希纳的凯科纳（Kaikna）家族中的一员，很难想象除了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如斯皮纳）外这些船还能被停放在哪里。斯皮纳和阿德里亚向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供应了大量意大利和凯尔特（Celtic）奴隶；只有当波河河谷的伊特鲁里亚殖民者与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凯尔特入侵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奴隶的数量才能增加。斯皮纳城被设计成棋盘状，这是伊特鲁里亚人十分喜欢的格局，但是其通向海洋的水道则混合了伊特鲁里亚、希腊、威尼斯的特征。在斯皮纳的墓地中已发现四千多座墓冢。大量的希腊陶瓶也被发掘，其中有很多属于前5世纪和前4世纪早期；之后，这里与雅典的联系中断，斯皮纳的居民不得不使用伊特鲁里亚窑炉中出产的质地较差的陶罐。 [66] 波河三角洲冲积平原上的耕地非常肥沃，但冲积平原有一个缺点——它不太固定。前4世纪，耕地范围不断扩展，与此同时这座城市距离大海也越来越远。同一时期，凯尔特人入侵意大利，其行动在前390年的一次对罗马的侵袭中达到高潮，很多入侵者定居于此，对该地区造成了很大影响。 [67] 因此，斯皮纳的全盛期相对较短，却十分辉煌。它的崛起是一个更广泛的发展进程，即整个亚得里亚海成为一个大市场之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市场中希腊的货物随处可见。
因此，伊特鲁里亚城邦的出现并非第勒尼安海的独有现象，亚得里亚海也在向迁徙者和外来商品开放。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及腓尼基人一起重塑了地中海，这有助于建立跨越整片海域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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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rodotos 1∶94.
[4] Tacitus，Annals 4∶55；R.Drews，‘Herodotos I.94，the drought ca.1200 BC，and the origin of the Etruscans’，Historia ，vol.41（1992），p.17.
[5] D.Briquel，Tyrrhènes，peuple des tours：Denys d’Halicarnasse et l’autochtonie des Étrusques （Rome，1993）.
[6] 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 1∶30.
[7] M.Pallottino，The Etruscans （2nd edn，London，1975），pp.78-81；but the point about Tarhun is mine.
[8] Beginning with Ciba Foundation Symposium on Medical Biology and Etruscan Origins ，ed.G.E.W.Wolstenholme and C.M.O’Connor（London，1958）.
[9] G.Barbujani et al.，‘The Etruscans：a population-genetic study’，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vol.74（2004），pp.694-704；A.Piazza，A.Torroni et al.，‘Mitochondrial DNA variation of modern Tuscans supports the Near Eastern origin of Etruscan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vol.80（2007），pp.759-68.
[10] C.Dougherty，‘The Aristonothos krater：competing stories of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in C.Dougherty and L.Kurke（eds.），The Cultures within Ancient Greek Culture：Contact，Conflict，Collaboration （Cambridge，2003），pp.35-56.
[11] C.Riva，The Urbanisation of Etruria：Funerary Practices and Social Change，700-600 BC （Cambridge，2010），pp.142-6；R.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Greeks and Their Myths in the Epic Age of Homer （London，2008），pp.142-6.
[12] Homeric Hymn no.8，to Dionysos；see also M.Iuffrida Gentile，La pirateria tirrenica：momenti e fortuna ，Supplementi a Kókalos ，no.6（Rome and Palermo，1983），pp.33-47.
[13] M.Cristofani，Gli Etruschi del mare （Milan，1983），pp.57-8 and plate 37-cf.plate 68（late 4th c.）；G.Pettena，Gli Etruschi e il mare （Turin，2002）；Iuffrida Gentile，Pirateria tirrenica ，p.37.
[14] M.Torelli，‘The battle for the sea-routes，1000-300 BC’，in D.Abulafia（ed.），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2003），pp.101-3.
[15] Herodotos 1∶57；also 4∶145，5∶26；Thucydides 4∶14.
[16] M.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archaïques （Rome，1985），pp.648-9；cf.Iuffrida Gentile，Pirateria tirrenica ，p.47.
[17] 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 1∶30；他们自称拉斯纳人。
[18]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629；利姆诺斯语中的aviz相当于伊特鲁里亚语中的“年”。
[19]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generally，and pp.628，637，650；Il commercio etrusco arcaico（Quaderni del Centro di Studio per l’Archeologia etrusco-italica，vol.9，Rome，1985）；G.M.della Fina（ed.），Gli Etruschi e il Mediterraneo：commercio e politica（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per il Museo Claudio Faina，vol.13，Orvieto and Rome，2006）；cf.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56-60.
[20]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615.
[21] Riva，Urbanisation of Etruria ，p.67；H.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London，1968），pp.78-84.
[22] Pallottino，Etruscans ，pp.91-4.
[23]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99 and plates 54，90-93.
[24] R.Leighton，Tarquinia：an Etruscan City （London，2004），pp.56-7；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66-73.
[25]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lates 139-41.
[26]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72，fig.310，and p.119.
[27] Dougherty，‘Aristonothos krater’，pp.36-7；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116，230，and plates 76-7.
[28]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28-9 and plate 15.
[29]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122，and plate 138.
[30]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123.
[31] G.Camporeale et al.，The 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Los Angeles，CA，2004），p.29.
[32] S.Bruni，Pisa Etrusca：anatomia diuna città scomparsa （Milan，1998），pp.86-113.
[33] Camporeale et al.，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37；also Riva，Urbanisation of Etruria ，p.51（Bronze Age contact）.
[34]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254-390.
[35]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30.
[36] Hencken，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137-41.
[37] E.g.Pallottino，Etruscans ，plate 11.
[38] D.Diringer，‘La tavoletta di Marsiliana d’Albegna’，Studi in onore di Luisa Banti（ Rome，1965），pp.139-42；Lane Fox，Travelling Heroes ，p.159.
[39] A.Mullen，‘Gallia Trilinguis：the multiple voices of south-eastern Gaul’（Ph.D.disser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2008），p.90；H.Rodríguez Somolinos，‘The commercial transaction of the Pech Maho lead：a new interpretation’，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vol.111（1996），pp.74-6；Camporeale et al.，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89.
[40] E.Acquaro，‘Phoenicians and Etruscans’，in S.Moscati（ed.），The Phoenicians （New York，1999），p.613；Pallottino，Etruscans ，p.2.21.
[41] Pallottino，Etruscans ，p.112 and plate 11（original in Museo Nazionale Etrusco，Tarquinia）；Herodotos 4∶152.
[42]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523-5.
[43] Announced in Corriere della Sera ，5 August 2010；La Stampa ，6 August 2010.
[44] J.D.Beazley，Etruscan Vase-Painting （Oxford，1947），p.1.
[45] J.D.Beazley，Etruscan Vase-Painting （Oxford，1947），p.3.
[46] So named by J.D.Beazley，Attic Red-figure Vase-Painters （2nd edn，Oxford，1964）.
[47]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30 and plate 13.
[48]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393-475；Torelli，‘Battle for the sea-routes’，p.117.
[49] Herodotos 1∶165-7.
[50]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83 and plates 54，58；cf.O.W.von Vacano，The Etruscans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1960），p.121.
[51] L.Donati，‘The Etruscans and Corsica’，in Camporeale et al.，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p.274-9.
[52]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70，84.
[53] A.G.Woodhead，The Greeks in the West （London，1962），p.78.
[54] Pindar，Pythian Odes ，1∶72-4，trans.M.Bowra.
[55] C. and G.Picard，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thage （London，1968），p.81.
[56]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514-22.
[57] Diodoros the Sicilian 11∶88.4-5；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114-15.
[58] Thucydides 6∶88.6.
[59] Thucydides 7∶57.11.
[60] Leighton，Tarquinia ，p.133 and fig.56，p.140；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521，686；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115.
[61] Cf.T.J.Dunbabin，The Western Greeks：the History of Sicily and South Ital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Greek Colonies to 480 BC （Oxford，1968），p.207.
[62] Cited by J.Heurgon，Daily Life of the Etruscans （London，1964），p.33.
[63]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95.
[64] C.Riva，‘The archaeology of Picenum’，in G.Bradley，E.Isayev and C.Riva（eds.），Ancient Italy：Regions without Boundaries （Exeter，2.007），pp.96-100（for Matelica）.
[65]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93.
[66]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101 and plate 66，p.103，pp.128-9；Heurgon，Daily Life ，p.140；cf.J.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2nd edn，London，1980），pp.228-9；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p.103，129.
[67] Cristofani，Etruschi del Mare ，p.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