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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9.着魔的毒蛇
1571年8月22日～10月7日
8月22日，堂胡安抵达墨西拿，此时基督教舰队还不知晓法马古斯塔的最终命运。在墨西拿，堂胡安再次受到隆重欢迎和盛情款待。堂胡安登陆后走到一座饰有纹章的凯旋拱门下，墨西拿人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向他呈礼物——一匹配有银鞍具的骏马。房屋都悬挂了旗帜、欢庆文字条幅和基督得胜的图像。夜间，全城灯火通明。基督教地中海的全部力量似乎都聚集在了这里。200艘战船在港口锚地随波轻摇；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士兵在狭窄街道上摩肩接踵；还有成千上万的桨手被锁在船上休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将领们齐聚一堂，为基督之名战斗，这对庇护五世来说是个特别的胜利：罗姆加和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也加入了远征队伍；此外还有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教皇国桨帆船舰队的科隆纳、经验丰富的西班牙海军将领巴桑、曾援救马耳他的独眼阿斯卡尼奥、脾气火爆的威尼斯人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前一年袭扰塞浦路斯并给土耳其人带来很大麻烦的马尔科·奎里尼，以及来自克里特和亚得里亚海的部队。这是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一般的国际盛会，也是对基督教世界决心的考验。“感谢上帝，我们都到了，”科隆纳写道，“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将得到检验。” [1]
在这个基督教世界精诚团结的华丽表面之下，各方其实仍然在气势汹汹地互相争吵，各自心怀鬼胎。在整个海岸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士兵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士兵们在那不勒斯大街上发生械斗，在墨西拿又打得不可开交，有士兵因此丧生。为了恢复秩序，军官们不得不绞死几个士兵作为替罪羊。指挥官们互相嫉妒和猜忌。威尼斯人嘲笑多里亚“形似海盗”，对他恨之入骨。暴躁易怒的威尼斯指挥官韦尼尔对一次又一次耽搁非常不耐烦，暴跳如雷。他怀疑西班牙人不肯积极应战，因此不大愿意听从堂胡安调遣。所有人都不信任威尼斯人，后者带来了大量舰船，兵员却很少。圣约翰骑士团几乎是威尼斯不共戴天的死敌，尤其是最近有一名骑士由于伪造威尼斯货币而被处决，更增强了他们对威尼斯的忌恨。同时，很多士兵由于军饷不足而满腹怨言。总而言之，普雷韦扎战役、救援马耳他行动和前一年命途多舛的援救塞浦路斯行动中曾经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摩擦在1571年的远征中再次浮现。奥斯曼帝国方面推测基督教的事业会像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上演的那样失败，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这个推测错误，风险将会很大；因此伊斯坦布尔方面也相当焦虑。
在号角齐鸣和庆祝活动背后，8月底的关键问题其实很简单：是否冒险与敌交战。适合航海的季节已经快结束了，敌人势力很猖獗。众将分歧严重。有些人急于证明自己，比如科隆纳仍在为前一年的失败而愤愤不平；韦尼尔和威尼斯人急于开战；而且西班牙海军将领巴桑也富有进取精神。亲王本人肩负着教皇的重大期望。在教皇授予的所有礼物和为他举办的庆祝活动中，有一件礼物最有分量。庇护五世派遣潘纳主教作为他的特别使节前往墨西拿，向堂胡安许诺，如果他能取胜，他将得到一顶属于自己的王冠。但在另一方面，西班牙人的主流意见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多里亚接到了国王的御旨，不得拿西班牙舰队冒险；雷克森斯受命对堂胡安进行限制；承担了远征大部分费用的腓力二世的谨慎思维也在背后施加着影响。
各方面都向堂胡安提出自己的意见，试图说服他，其中有些意见特别有帮助。阿尔瓦公爵 [2] 从遥远的佛兰德写来书信，敦促他好好管理部下：“阁下在士兵面前应当永远以欢欣的面貌示人，因为众所周知，士兵们对此非常重视；阁下还应当轮流表扬各国的队伍。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士兵们知道，阁下特别重视军饷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要及时发饷；如果条件不允许，也要发布命令，在出海时向士兵发放足额的口粮，并保证给养的高质量，并让士兵们明白，这是由于阁下的命令和勤奋工作才办成的。如果不能办成，要让士兵们知道，阁下对此深感遗憾，并惩戒责任人。” [3] 堂胡安严格遵循了这条建议，逐渐成熟起来。8月3日，在拉斯佩齐亚，由于军饷未能及时发放，发生了军队哗变，他亲自出马，许诺将发放军饷，平息了事端。同时，西班牙人也努力抑制他们的年轻统帅的满腔热情。甚至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他在马耳他战役后退休）也有建议给他。
年迈的堂加西亚正在200英里之外的比萨附近的温泉治疗自己的痛风病。他是地中海战史的活字典。查理五世于1535年在突尼斯取胜时，他就在场；八年后，他目睹了查理五世的舰队在阿尔及尔覆灭；后来他又援救了马耳他。最重要的是，他还记得1538年普雷韦扎战役（那是三十年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交锋，当时巴巴罗萨挫败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教训。他给年轻的堂胡安写了很多信，提了很多谨慎的建议。他理解海战的风险、海军联盟的问题以及土耳其人目前在海上享有的物质和心理上的优势：“如果我是全军统帅，在缺少来自佛兰德的8000名或是9000名有经验士兵的情况下，我是不愿意拿国王陛下的舰队冒险的，因为一旦失败——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样的灾难——后果将不堪设想，任何胜利都无法弥补。同时切记，我们的舰队属于不同的主人，有时对某位主人有益的事情对其他人并没有好处。而敌人的舰队只有一个主人，上下一心，目标一致且忠心不二，曾在普雷韦扎战斗的人都理解这种团结一致的价值。在心理方面，土耳其人占了威尼斯人的上风；我相信，甚至对我们，土耳其人也有心理上的优势。” [4]
西班牙人如此谨慎是因为，在此前的五十年中，西班牙在海上连续遭到了多次失败。普雷韦扎和杰尔巴岛的教训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堂加西亚一再强调，务必小心谨慎。“为了上帝的爱，”堂加西亚又写信给雷克森斯，“仔细斟酌，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大业，如果出错，将会带来多么可怕的损害，”然后又强调关于西班牙策略的复杂秘密，“由于诸多有力的理由，最好不要让威尼斯人知道，避免交锋是多么有利于国王陛下的利益，以及为什么会如此。我请您将此信读给堂胡安听，然后立即销毁。” [5] 西班牙朝廷已经下定决心，为了保住天主教国王的颜面，必须出征；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此次远征必须失败。
但从堂胡安向堂加西亚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上看，他个人的倾向已经非常清楚。他询问这位老将，如果他要作战，应当如何组织舰队？如何使用火炮？在何时下令开火？堂加西亚的建议（其中有些没能及时送抵堂胡安处）非常具体，都是从他积累了半个世纪的海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两军正面对抗的海战是非常罕见的，而且都没有目前筹划的规模那么庞大，但是少数几个这样的战例是很有启发性的。他建议堂胡安从以往的战例中吸取教训：“您应当特别注意，切勿将所有舰船组成一个编队，因为数量如此庞大的舰队肯定会陷入混乱，导致有些舰船阻挡其他舰船，就像普雷韦扎战役中那样。您必须将舰队分成三个编队，两翼应当部署您最信任和得力的桨帆船，翼端应有特别优秀的船长指挥，并确保各个编队之间保留足够的空间，好让舰船转弯和活动，而不至于阻碍其他分队的行动。巴巴罗萨在普雷韦扎就是这样调遣的。” [6]
这些建议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何时开火，堂加西亚的建议具体到了可怕的程度，鲜明地体现出了当时海战的残酷现实。射击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每一炮都必须发挥效力：“在现实中，要想进行两轮射击而不造成巨大混乱，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像骑兵一样向敌人猛冲，在极近的距离用火绳枪射击，要近到能够让敌人的鲜血喷到你身上……我常听精明强干的船长们说，船首冲角折断（即与敌舰碰撞）的声音和炮声应当是同时的，或者尽可能接近。” [7] 他提倡的是抵近射击。
9月初，舰船继续集结，堂胡安决定召开一次作战会议，以决定行动计划。让所有高级军官都参加会议显然是明智之举；考虑到各派别的钩心斗角，堂胡安决定光明正大地行事。9月10日，七十名高级军官聚集在“国王”号上，参加了这场决定命运的会议。堂胡安提出了两个方案：寻找敌人与之交战；或者按照堂加西亚的建议，“不去主动求战，而是让敌人来找我们，并抓住每一次机遇迫使敌人这么做” [8] 。毫不奇怪，大家又产生了分歧。教皇国舰队和威尼斯人主张立即进攻；多里亚和西班牙舰队主张小心谨慎。堂胡安直言不讳地宣布，他打算发动进攻，决战决胜；这个提议在投票中得到一致通过。
事后看来，虽然腓力二世努力束缚舰队的主动性，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基督徒成功地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现在返航将会是不可承受的耻辱。堂胡安还宣示众人，如果西班牙舰队不肯参战，他将率领教皇国和威尼斯舰队单独行动。前一年战败的刺激、教皇在宗教方面的巨大期待、欢呼的群众、招展的旗帜和庆祝活动、堂胡安闯劲十足的宣示，都推动了远征继续进行，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者所说，“就像毒蛇被魔咒迷住一样” [9] 。在其他人的无声压力下，多里亚和雷克森斯也投票主张积极行动。“并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同意作战，但都因为畏惧耻辱而被迫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0] 萨伏依 [11] 桨帆船舰队的司令官如此写道。
多里亚仍然记着腓力二世的御旨，希望能够避免作战。会议决定，抵达科孚岛后再确定最终的目标。现在还有时间来阻止寻求交战的冲动，但舰队在墨西拿以东继续前进，使得堂胡安的决策越来越难推翻。
大军群情激昂。官兵们蜂拥来到教堂，接受圣餐；教皇使节祝福了远征舰队。9月16日清晨，堂胡安匆匆写了一封给堂加西亚的最后的信，内容让这位老人收到信后在蒸气浴中也会打寒战。堂胡安宣布，他将出航追击敌人。“尽管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敌人舰队的规模比联盟舰队大，”他写道，“但舰船和兵员质量上并不比我军优秀。我信任天父上帝，因为我们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我已决定出击，寻找敌人。今晚我将出发——愿上帝为此欢悦——前往科孚岛，然后从那里出发，驶往敌人舰队的所在地。我拥有208艘桨帆船、2.6万士兵、6艘加莱赛战船和24艘其他类型船只。我坚信，如果我们能遇到敌人，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胜利。” [12] 身着红袍的教皇使节站在墨西拿的防波堤上，祝福了旌旗招展的庞大舰队。大小舰船驶过防波堤，进入外海。
舰队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的时候，关于奥斯曼舰队的问题显得愈发紧急。敌人究竟在哪里，状况又如何？敌人有多少船只？意图是什么？可靠的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堂胡安派遣马耳他骑士希尔·德·安德拉达率领4艘快速桨帆船作为前驱和侦察部队，搜集情报。三天后，安德拉达带回了令人担忧的消息：土耳其人进攻了科孚岛，然后又返回了普雷韦扎。大家担心，奥斯曼舰队或许正在分散，准备过冬。那天夜里，整个舰队的全体官兵扫视着夜空和黑暗的大海，目睹了一个天体现象，士气大振。一颗极其耀眼的流星划过夜空，爆炸分裂为三团烈火，拖出长长的轨迹。大家认为这是个吉兆。但是随后天气恶劣起来；一连几天，舰队在暴风骤雨中艰难行进，风雨遮蔽了海平线，令舰船举步维艰。
安德拉达的情报是部分正确的。土耳其舰队在一场极其成功的战役后撤出了亚得里亚海。他们占领了一些重要的堡垒，夺得大批战利品。他们劫掠科孚岛达十一天，但在神圣联盟离开墨西拿的时候撤退了，转向南方，前往位于勒班陀（位于科林斯湾入口处）的基地，在那里观察战局，并等待伊斯坦布尔的命令。
这是一个长得超乎寻常的作战季节。阿里帕夏的舰队自3月起就一直在海上；桨帆船的船体现在沾满了海草，需要清洗；船员们也很疲惫。在亚得里亚海的劫掠虽然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但也让舰队精疲力竭。大家普遍感到，现在季节已过，时间已经太晚，不适合任何大规模海上行动。在船上一连待了几个月的士兵们要求离舰上岸，或者干脆逃走，加入了艾哈迈德帕夏的陆军部队。另外，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都坚信基督教舰队会因为内部纷争而自行解体，或者撤退过冬。
土耳其人也在做他们自己的情报搜集工作，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个辉煌的成功，尽管基督徒对此还一无所知。9月初的一天夜里，基督教舰队正停泊在墨西拿港口，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麾下的教皇国舰船全都覆盖了黑布，以哀悼科隆纳女儿的去世。一艘黑色桨帆船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停泊的舰船中间的航道上驶过，钻来钻去。这艘船属于一位出身意大利的海盗卡拉·霍加，他正在清点敌人舰船的数量。他还带回了堂胡安的作战计划，那可能是从间谍手中获得的，也有可能是从大量印发的大开本公报上获得的。他完全知晓基督徒计划如何组织舰队，以及开往科孚岛的意图，尽管他还不清楚，基督徒抵达科孚岛之后打算干什么。
但问题在于，卡拉·霍加数错了。他错过了停在内港的整整一支威尼斯桨帆船分队，共60艘。因此他数出来的总数只有140艘。堂胡安实际上拥有208艘战船。阿里看到基督教舰队虽然数量处于劣势但仍然准备进攻，十分困惑，但还是派遣快速三桅船将消息送到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堂胡安在细雨中看到了科孚岛的群山，也听到了同样不可靠的情报。一些通过战俘交换从敌人舰队返回的威尼斯人声称，土耳其人拥有160艘桨帆船，而缺少士兵；另外乌卢奇·阿里已经离开了舰队。事实上，土耳其人有约300艘战船，乌卢奇·阿里离开是为了把战利品送到莫东，现在已经返回了。几天后，在舰队主力前方侦察的希尔·德·安德拉达询问了一些希腊渔民，他们似乎证实，敌人的兵力的确有所削弱。渔民们向安德拉达保证，基督徒必胜无疑。这些希腊人刚刚把同样的乐观消息告诉阿里帕夏的探子。双方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情报的失误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到9月27日，基督教舰队已经在科孚岛港口下锚。现在是做最后决断的时候了：寻找敌人交战，还是暂停行动。威尼斯人看到他们的科孚岛的惨状，心情更加阴沉。奥斯曼帝国陆军的某些部队因为不能攻克敌人的要塞，又为漫长的作战而恼火，进行了放纵的施暴，并亵渎破坏了基督教神龛，这让意大利人的圣战热情高涨起来。多里亚和一些西班牙军官再次告诫堂胡安不要冒险，何况作战季节已经太晚了。他们建议劫掠阿尔巴尼亚海岸，以挽回颜面，然后撤军过冬。但堂胡安和威尼斯人岿然不动，坚持要寻找敌人舰队。
次日，在遥远的马德里，腓力二世写了一封信给堂胡安，命令他在西西里过冬，来年再战。而在罗马，教皇在通过祈祷敦促堂胡安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教皇每周斋戒三次，每天花很多时间祈祷，” [13] 西班牙红衣主教苏尼加写道。9月29日，安德拉达的侦察兵报告称，整个奥斯曼舰队都在勒班陀。在希腊西南角外海，克里特的威尼斯总督派出的一艘快速三桅船正携带着法马古斯塔陷落的噩耗匆匆北上。
10月初，神圣联盟舰队抵达了希腊海岸的伊古迈尼察。堂胡安对舰队作了最后一次检阅。桨帆船被拆去了非必需的设备，准备作战，并进行了精确的调动。每名船长都完全掌握了作战计划。堂胡安在舰队中穿过，仔细地查看舰船的状况。他经过的时候，士兵们鸣枪敬礼。礼节性的鸣枪其实也挺危险：自舰队离开墨西拿以来，已有二十人被误击身亡。
与此同时，阿里帕夏收到了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一连串命令。从前线指挥官到帝国中心有十五至二十天的路程，但从奥斯曼帝国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塞利姆二世，或者说是索科卢，正试图对战役的指挥施加控制。从帝都发来的一连串命令对舰队调动、粮食供应和部队集结都做了指示。索科卢和塞利姆二世显然认识到，舰队已经筋疲力尽，人力补充也很成问题。但8月19日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若敌人舰队出现，你和乌卢奇·阿里应当互相配合，与敌交锋，凭借你们的全部勇气和智慧战胜敌人。” [14] 另一道在战役结束后才发出的命令甚至更加坚决：“现在我命令，你在获得可靠敌情后，应当进攻异教徒舰队，完全信任安拉和他的先知。” [15] 索科卢和他的主子，究竟谁应当为这些不寻常的命令负责，已经不可能说清楚。这些命令完全束缚了前线将领的手脚，让他没有随机应变的空间。甚至连苏莱曼发给身处马耳他的穆斯塔法的那些电闪雷鸣般的命令也不会对作战的细节加以规定。或许苏丹和他的维齐尔不相信基督徒会冒险求战，或者他们认为基督徒的斗志会瓦解；或者苏丹受到最终征服塞浦路斯的鼓舞和圣战热情的刺激，过于自信。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命令阿里帕夏与敌交战。
到9月底，阿里抵达了勒班陀，这是一个设防要塞，土耳其人称之为伊尼巴图，位于普雷韦扎以南仅50英里处，地理位置和普雷韦扎很相似。当年巴巴罗萨以普雷韦扎为基地，打败了多里亚。和在普雷韦扎的巴巴罗萨一样，阿里帕夏的阵地几乎无懈可击。勒班陀是个防御工事固若金汤、周围有坚固城墙的港口，位于科林斯湾入口处。海峡入口的两侧都有岸炮把守；用奥斯曼帝国航海家皮里雷斯的话说，一只鸟也没法从海峡飞过。无论如何，由于风向的缘故，从外界直接攻击港内的舰队将难于上青天。阿里可以安坐在港内，等待敌人在外海耗尽力量，然后随意发动进攻，或者根本不与敌人交手。他有急迫的理由避免交战：他的舰船需要修理；很多骑兵相信作战季节已经结束，于是各自回家了。很难相信敌人居然会在10月初冒险进攻；另外，所有俘虏都说，基督教军队内部分歧严重。阿里打算静观其变。
10月2日下午4时，基督教舰队里被压抑下去的紧张情绪突然间爆发了出来。此时，舰队位于希腊本土的伊古迈尼察（与科孚岛隔海相望），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宿怨激发了。由于威尼斯桨帆船舰队缺少兵员，司令官韦尼尔在别人的劝说下满心不乐意地允许西班牙士兵登上他的舰船。从一开始，两个民族的士兵间就产生了冲突。“这些人和他们的饼干被运送上船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困难，还不得不忍受这些士兵的很多傲慢言行” [16] ，韦尼尔在后来的自我辩护中写道。10月2日早上，作为战备状况检查的一部分，多里亚被派去视察威尼斯桨帆船舰队。脾气火爆的韦尼尔直截了当地不允许备受威尼斯人憎恨的热那亚人批评他的船只。双方激烈争吵起来，这时，在韦尼尔属下的一艘克里特桨帆船“罗希姆诺战士”号上，威尼斯船员和西班牙与意大利士兵之间发生了斗殴。事情的起因是一名水手搅扰了一个士兵的睡眠，随后迅速演化成大规模斗殴，甲板上到处躺着双方的死伤者。船长向韦尼尔的旗舰送去了消息，声称“罗希姆诺战士”号上的西班牙人正在杀害船员。
勒班陀在科林斯湾的位置
韦尼尔还在因为和多里亚的会面而怒气冲冲，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4名士兵和他的宪兵指挥官登上那艘战船，逮捕闹事的人。这次哗变的领导者穆西奥·阿尔提克齐上尉用火绳枪火力来迎接前来逮捕他的人。宪兵指挥官胸部被子弹击穿；两名士兵被丢进大海。韦尼尔暴跳如雷，命令其他战船接近“罗希姆诺战士”号，准备把它轰成碎片。一艘西班牙战船提出愿意干预，这让他狂怒起来。“凭基督圣血起誓，”老人咆哮道，“少管闲事，除非你想要我把你的桨帆船打沉，让你的士兵全都淹死。不要你的帮忙，我也能管教好这些野狗。” [17]
他命令一队火绳枪兵登上“罗希姆诺战士”号，逮捕元凶，并将其押送到他的船上。然后他命令将阿尔提克齐和另外三人绞死在桅杆上。这时，那艘西班牙战船的船长已经把情况报告给了堂胡安，他现在可以看见四具尸体挂在韦尼尔的旗舰桅杆上。堂胡安对韦尼尔未经许可擅自处决西班牙军人非常恼火。他威胁说要当场把韦尼尔绞死。多里亚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建议返回墨西拿，丢下这些威尼斯人。威尼斯和西班牙的桨帆船都给大炮装填了火药，炮手手执引火烛，随时准备轰击对方。两支桨帆船舰队紧张地僵持对峙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大家的怒火都逐渐平息，恢复了理智。堂胡安宣布，他再也不跟韦尼尔打交道；从此以后，他只通过韦尼尔的副手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与威尼斯人交流。这个事件险些让整个远征垮台，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斯曼帝国高层耳边。俘虏向阿里和佩尔特夫报告称，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险些对掐起来，这让土耳其人更加相信，数量占劣势而且内部矛盾重重的基督教舰队不会作战。他们更有可能对阿尔巴尼亚海岸象征性地劫掠一番，然后撤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布拉加丁的阴灵再次登台。冷静下来之后，神圣联盟舰队沿着希腊海岸继续南下。在比安科角，堂胡安命令对作战队形进行排演；各编队排好阵势，正面宽达5英里。每个编队的旗帜颜色不同。10月4日，他们抵达了凯法利尼亚岛，在那里发现一艘孤零零的三桅船从南方抢风改变航向。那是从克里特出发、传递法马古斯塔陷落消息的船。令人震惊的消息对整个舰队产生了突然而极具感染力的影响。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为威尼斯报仇雪恨的欲望上，矛盾立即平息了。当然，其实整个远征的目标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因为既然法马古斯塔已经无法援救，那么行动的表面目的就没了。堂胡安在“国王”号上又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西班牙人再次恳求取消毫无意义的行动，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威尼斯指挥官们高声疾呼，要求报仇雪恨。猛冲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了。舰队在暴风骤雨中继续前进。到10月6日晚上，舰队驶往帕特雷湾入口处的库尔佐拉里斯诸岛，目的是引诱土耳其人出来交锋。
在40英里之外的勒班陀城堡，土耳其人在召开最后的作战会议。所有的关键指挥官都在场：阿里帕夏、佩尔特夫帕夏、经验丰富的海盗乌卢奇·阿里和卡拉·霍加、巴巴罗萨的两个儿子（穆罕默德和哈桑），以及亚历山大港总督舒鲁奇·穆罕默德。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基督徒在墨西拿和科孚岛的会议如出一辙：打还是不打？而且也同样混杂着小心谨慎和大胆冒险的因素。刚从又一次侦察行动中返回的卡拉·霍加宣称，基督徒最多有150艘桨帆船。但有紧迫的原因敦促土耳其人不要冒险求战：季节已经太晚了；士兵们非常疲惫，很多人已经开了小差；而且他们在勒班陀的位置易守难攻。
关于会上众将的观点，说法不一，但佩尔特夫帕夏似乎是主张谨慎一派的代表。他是个“天性悲观” [18] 的人，当众指出，有些船只缺少船员。几乎可以肯定，乌卢奇·阿里也主张小心为上。这个饱经风霜的老海盗手上伤痕累累，那是他的划桨奴隶某次暴动给他留下的纪念。他是会议室里经验最丰富的航海家，时年五十二岁，曾在图尔古特身边学习海战。他非常勇敢和残酷，令基督徒心惊胆寒。前一年，他狠揍了马耳他骑士团 [19] 的桨帆船舰队一把，让他们羞愧难当。就像所有掌握了生存艺术的海盗一样，他评估风险时也非常小心。乌卢奇不大可能投票主张作战。他们的论据是非常清楚的：“缺少兵员是个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最好留在勒班陀港，只有在异教徒主动上门的时候才和他们交战。” [20] 其他人，比如哈桑帕夏则主张积极作战，理由是基督徒内部矛盾重重，而且数量上处于劣势。
阿里帕夏用虚张声势的言辞作了最终裁决。“我们每艘船缺少5到10个桨手，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如果上天的真主意愿如此，我们就会毫发无损。”但他如此慷慨陈词，也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命令让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根据史学家波切维的记载，阿里随后说道：“我不断收到伊斯坦布尔的威胁命令，我为自己的地位和生命担忧。” [21] 听了这话，其他指挥官没办法再反对他了。最后，大家决定离开锚地，主动迎战。于是他们各自去准备船只。
乌卢奇·阿里
10月6日黄昏时，天气转晴。当晚天气非常晴好。“上帝给了我们晴朗的天空和平静的大海，在春季天气最好时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天空和大海，” [22] 基督徒们回忆道。第二天，即10月7日（星期天）的凌晨2点，他们的舰队正驶向帕特雷湾。在勒班陀港内，船锚的铁链被叮当作响地收起；奥斯曼帝国战船一艘艘地穿过海湾入口，离开了岸基大炮的保护。
[1]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377
[2] 指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阿尔瓦三世公爵（1507～1582），西班牙贵族、军人和政治家。他是国王腓力二世最信任的将领。他曾随查理五世参加意大利战争，战功卓著。1567年，他被任命为尼德兰总督，镇压尼德兰独立运动。阿尔瓦在尼德兰实行恐怖政策，他的血腥统治反而加剧了尼德兰人的反抗，以致腓力二世不得不于1573年将他召回。
[3]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Madrid，1843，p.275
[4]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Madrid，1843，p.8
[5]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211
[6]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Madrid，1843，pp.13-14
[7]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Madrid，1843，p.25
[8]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215
[9]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224
[10]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239
[11]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当时萨伏依公国也是神圣联盟的成员国。
[12]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385
[13]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224
[14]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80
[15] 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Istanbul，1993，pp.188-9
[16]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235
[17] Thubron，Colin，The Seafarers：Venetians ，London，2004，p.137
[18] Peçevi，Ibrahim，Peçevi Tarihi ，vol.1，Ankara，1981，p.350
[19] 即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20] Peçevi，Ibrahim，Peçevi Tarihi ，vol.1，Ankara，1981，p.350
[21] Peçevi，Ibrahim，Peçevi Tarihi ，vol.1，Ankara，1981，p.350
[22]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