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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远征突尼斯
1530～1535年
查理五世发动反击的努力不仅限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海岸。到1530年，苏丹和皇帝之间的战争以对角线横亘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自认为在各地都处于下风。马丁·路德的著名新教颂歌《上帝是一座强大的堡垒》的中心比喻不是随意挑选的：当时苏莱曼正在攻打维也纳。土耳其人一心要前进和包围，而基督徒却偏执于防守的心态。匈牙利平原的要塞星罗棋布，其建造和维护都十分昂贵；意大利人忙于在自己脆弱的海岸上大量修建瞭望塔；西班牙要塞群在险恶的马格里布海岸上苦苦支撑。伊斯兰世界的威胁无处不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冲突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16世纪初，帝国权力发生了新的集中：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聚集人力和资源，并且还能找到足以支撑这些运作的经济手段。战争的引擎就是位于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的中央集权式官僚政府，它们能够以相当高的效率征收赋税、招募军队、调度船只、组织补给、制造火炮和生产火药，这种高效在完全依赖手工劳动的中世纪战争中是无法想象的。军队规模越来越大，火炮威力越来越强，后勤和资源分配（在运输所需时间和交通方式的限制之下）越来越复杂和缜密。这是一场两个虎视全球的大帝国之间的斗争；就在16世纪30年代，皮萨罗 [1] 征服了秘鲁，土耳其人进攻了印度。各个相距遥远的地点之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联，把世界各地拉得更近了。奥地利人寻求与波斯人结盟，土耳其人希望和法国人联手；德意志路德派的事业因伊斯坦布尔的决策而风生水起；在新大陆开采的金银为在非洲进行的战争提供经费。对圣战的承诺只是帝国霸业的工具，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欧洲，拉丁语的衰落、关于民族认同的新观念和新教反叛在撼动古老的传统。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受制于神秘的力量。人口猛增，城市发展迅速，现金交易取代了实物交换。通货膨胀轻易地让人们感到，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不变、值得永远信赖的了。
在16世纪30年代，地中海世界普遍感受到了这种全球性的躁动。民众的想象力大受刺激，对千禧年充满期待；在伊斯兰世界内部，有人认为，穆斯林纪年法的第十世纪将带来历史的终结。在基督教国家，1533年被认为是耶稣受难的1500周年；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世界，都流传着诸多预言。大家普遍相信，苏莱曼和查理五世将决一死战，争夺整个世界。1531年，伊拉斯谟 [2] 写信给一位朋友：“此地流传着一个谣言，其实算不得谣言，而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土耳其苏丹将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入侵德意志，角逐最大的战利品。查理五世和苏丹中必有一人将成为世界之主，因为一个世界的天空再也承受不了两个太阳。” [3] 查理五世的谋臣对世界之主的想法做了很多讨论，但皇帝本人更为谨慎，他必须考虑法国或者信新教的德意志地区会怎样看待这种宏伟主张，因此他对此语焉不详。他是捍卫天主教信仰、反对异教徒（伊斯兰教和新教）的斗士。苏莱曼所处的伊斯兰世界则更为统一，所以他可以直言不讳。“正如天堂只有一个神，人间也只能有一个帝国。” [4] 他的首席大臣易卜拉欣帕夏向来访的外国使节毫不隐讳地宣称，“西班牙就像只蜥蜴，在灰尘里四下啄食一丁点野草；而我们的苏丹像只巨龙，张开大口即可吞下整个世界。” [5]
在这豪言壮语的背后，伊斯坦布尔民众其实很害怕查理五世的侵略性意图。由于在匈牙利战败而大大增加的焦虑和悲观情绪弥漫着整座城市。各种征兆口口相传，似乎暗示着，命运之轮将再一次逆转，君士坦丁堡将重归基督教世界。就像瘟疫和粮食紧缺一样，这是动荡年代的表征，但也反映了人们内心的恐惧。如果查理五世梦想着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苏莱曼则渴望征服罗马。两位帝王都亲临战场，尽管都非常小心地选择安全的地点。到1530年，这场斗争已经日渐成为两位君主之间的私怨，因为两位竞争对手都向关键性的头衔（恺撒和世界中心的主人）提出了主张。苏莱曼听到对查理五世于1530年举行的加冕典礼的描述，不禁火冒三丈。“他无比憎恶皇帝和他的‘恺撒’头衔；他，土耳其苏丹将夺取恺撒的称号。” [6]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如是说。苏丹素来将查理五世仅仅称为“西班牙国王”，与他展开了一对一的较量。1532年春季，他准备再次率军沿多瑙河北上，并且发出了电闪雷鸣般的挑战：“西班牙国王长久以来一直宣称与土耳其苏丹作对；但我，蒙真主洪恩，将率大军讨伐他。如果他有勇气，就在战场等我；我们将听从真主的意愿，在适当的时机相遇。但如果他不敢等我，就应当称臣纳贡。” [7] 查理五世的答复是毫不含糊的。他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义不容辞，必须亲自出马，捍卫基督教信仰。” [8]
双方的竞争聚焦在权威的外部表征上。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入城式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报告给了苏丹。苏莱曼在北上的途中也安排了自己的凯旋式，上演了与对手旗鼓相当的盛大场面。他命令威尼斯人为他制作了一整套足以供古罗马皇帝使用的豪华物件：一根权杖、一个宝座和一顶令人叹为观止的镶嵌宝石的皇冠式头盔，意大利人声称这顶头盔曾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战利品。苏莱曼在大批骑兵的簇拥下，在无比宏伟的盛装队伍中进入了贝尔格莱德城，“仪式庄严豪华，鼓乐喧天，堪称奇观；他按照古罗马的风俗，在游行途中沿着街道穿过了凯旋拱门” [9]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宣传战争。查理五世和德意志新教诸侯进行了一番令人焦躁的谈判，耽搁了一些时日。他集结了一支大军，准备乘船沿多瑙河南下。最后决一死战的舞台似乎已经就绪。
但这场决定性的大战却没有发生。匈牙利中部一个叫克塞格 [10] 的小要塞进行了英勇抵抗，阻挡苏莱曼的进军达数周之久。而且查理五世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很可能本来就打算避免正面对抗的野战。苏莱曼的军队在瓢泼大雨中止步不前，不得不再次撤退。归途要穿过高山隘道和水位猛涨的河流，这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艰难跋涉。“大雨持续不断……渡河十分困难……遭遇浓雾，伸手不见五指” [11] ，苏莱曼的作战日记似乎在重复前一次出征时的记录。苏莱曼返回伊斯坦布尔后，按照惯例又举行了庆祝活动，用凯旋的游行队伍和彻夜不灭的灯火来庆祝对西班牙国王的胜利。官方宣布的说法是“那可悲的西班牙国王为保住性命而抱头鼠窜，弃他那不信真主的子民于不顾” [12] 。哈布斯堡家族则安排了自己的凯旋仪式，庆祝自己子虚乌有的胜利：艺术家们开始制作表现查理五世从土耳其人的魔爪中解放维也纳城的雕版画。
苏莱曼镶嵌珠宝的皇冠头盔
双方都在堂而皇之地夸大其词，而丝毫不顾事实。真实情况是，土耳其人在一个作战季节内已经达到了前进距离的极限，而查理五世的主要精力投入了地中海。他自己从来没有选择多瑙河盆地作为战场。苏莱曼攻打克塞格的时候，查理五世在200英里之外。这是他们两人距离最近的一个时刻。
与此同时，查理五世选择了这个时机来转移整个战争的焦点。两人在多瑙河沿岸各自虚晃一枪的时候，查理五世批准了一次牵制性攻击。1532年春，他命令安德烈亚·多里亚劫掠希腊海岸。44艘桨帆船从西西里起航东进。多里亚心狠手辣并高效地完成了任务。9月12日，当苏莱曼正在艰难地撤退时，多里亚猛攻了奥斯曼帝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科罗尼要塞（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并大肆蹂躏了附近的海岸地区。一支队伍为皇帝占领了科罗尼。苏莱曼大发雷霆。次年春季，他匆匆组建了一支舰队，前去收复这座城堡，多里亚对其予以迎头痛击，令苏莱曼的耻辱翻倍。60艘奥斯曼桨帆船封锁了科罗尼，但多里亚轻松地突破了封锁线，把它们打得屁滚尿流。
这些事件令爱琴海东部波澜大起。土耳其人将希腊视为本土海域，但对它的防御却十分疲软。如果多里亚能够占领科罗尼，还有什么能阻止他进攻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正规海军的缺陷暴露无遗；海军是整个帝国的一个可怕弱点。苏莱曼认识到，为了自己的安全和荣誉，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次要战场了。它是一个主要战区，必须牢牢控制。
苏丹迅速做出了反应。他将海雷丁从阿尔及尔召到京城，因为后者是唯一一个有经验、有能力指挥大规模反击的人。1533年夏季，这位传奇海盗率领14艘桨帆船，“在轰鸣不断的礼炮声中”驶入金角湾，前去觐见苏丹。他带来了“18名船长、他的伙伴，以及丰盛的礼物。他有幸得以亲吻苏丹的手，并得到不计其数的赏赐” [13] 。在首席大臣易卜拉欣帕夏的支持下，海雷丁被任命为苏丹的海军司令，任务是建造一支新的舰队，夺回科罗尼，以及反击胆敢放肆的西班牙国王。海雷丁不仅得到了“kapudan-i-derya”（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正式头衔，苏莱曼还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总督席位，辖有“群岛行省”，即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这足以说明，苏莱曼如今对争夺大海的斗争是多么重视。
海雷丁时年六十七或六十八岁，处于幸运的巅峰，虽然年事已高，但精力仍然十分充沛。1533～1534年冬季，他开始着手在金角湾的造船厂重整奥斯曼海军。他对帝国的所有优越自然条件都予以充分利用。造船需要消耗大量原材料：木材、沥青、油脂、黑铁和帆布。这些物资在帝国本土均可获得；而造船工匠、水手以及桨手（对基督徒海军来说，人力是个永久性的难题）可以由中央集权政府高效地征募，其范围和效率是无可比拟的。有了这些资源，海雷丁毫不停歇地建造一支无愧于白海统治者威名的帝国舰队。欧洲的间谍和外交官们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进展。这种刺探并不困难，因为造船厂周围没有高墙阻隔。“巴巴罗萨长期待在造船厂内，”西欧得到了这样的报告，“为了节省时间，他吃喝都在那里。” [14]
5月23日，苏莱曼再次跨上战马，御驾亲征，这一次的敌人是波斯国王。此时巴巴罗萨的新舰队在礼炮声中驶出了金角湾。佛兰德使节科尔内留斯·德·斯赫博尔目睹了舰队的出航，给多里亚写了一份忧心忡忡的报告。舰队一共拥有70艘可动的桨帆船，包括3艘船尾带有灯笼的指挥船。海雷丁的装饰华丽的旗舰配备有160名基督徒划桨奴隶。“他一共拥有1233名基督徒奴隶……其他桨手是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所有桨手都被铁链锁住，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15] 每艘桨帆船配有发射石弹的铜炮和100～120名士兵，“很多人参加远征是没有任何兵饷的，而是受海雷丁威名的吸引，以及对战利品的渴望”。舰队携带了大量财物，用来支付给领兵饷的官兵：5万金杜卡特 [16] 、价值4万杜卡特的宝石和300匹金线布。苏莱曼调集了数量惊人的资源。
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使节后来对此刻的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土耳其人的霸权地位是从海雷丁在伊斯坦布尔的船坞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开始的。” [17] 他在十年后如此写道。这支灵敏地驶向加里波利的舰队代表了土耳其海军实力的猛增。这是大规模海战时代的开端。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几乎每年春天，欧洲间谍都会发回关于土耳其庞大舰队准备摧毁脆弱的基督教国家海岸地区的可怕传言。
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和兵工厂（靠前中心处）
海雷丁的新舰队开始踏上复仇之路。当年夏季，他的战船如潮水般袭击了查理五世在意大利南部属地的海岸。苏丹的新海军司令显然得到了精确的情报。他知道亚得里亚海岸建有大量瞭望塔，于是绕过意大利半岛的“脚后跟”，蹂躏了通往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西海岸，烧毁村庄，摧毁船只，将整个居民点的男女都卖为奴隶。他的大规模登陆如此迅捷和恐怖，猛烈颠簸的桨帆船围逼毫无防御的海岸的冲击力如此强大，就像奥斯曼帝国边界上令人毛骨悚然的突袭一样。多里亚舰队位于墨西拿的一支分队只能守在港内，眼睁睁地看着奥斯曼舰队潮水般涌过。西西里对岸不远处的港口城市雷焦在敌人接近时不得不被放弃；巴巴罗萨在那里捕获了6艘运输船，将城镇烧毁。他将圣卢奇多城堡付之一炬，俘虏了800人。在切特拉罗，他烧毁了18艘桨帆船。他溜过那不勒斯，洗劫了一个叫斯佩尔隆加的渔村，然后登陆，侵入内陆12英里，企图抓捕美貌的丰迪伯爵夫人朱莉娅·贡扎戈，将她作为礼物进献给苏丹的后宫。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将丰迪烧毁，“屠杀了很多男人，并劫走所有的妇女儿童” [18] 。在60英里外的罗马，人们开始逃离城市。返航途中，他又在那不勒斯焚毁了6艘正在建造中的帝国桨帆船。然后，在人们反应过来之前，他的舰队已经离去，消失在南方的蔚蓝大海中，绕过正在闷燃的斯特龙博利岛 [19] ，驶往突尼斯。他带走了或许有几百名，甚至有几千名俘虏，其中一部分被送给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
这是一场令人发指的恐怖暴行和血腥报复，但这还只是开始。海雷丁个人的目标在马格里布的海岸上。8月16日，他的小舰队在突尼斯落锚，船上运载的土耳其近卫军上了岸。当地不受欢迎的阿拉伯统治者穆莱·哈桑未发一枪便逃离了城市。土耳其人占领突尼斯，一下子把查理五世的烦恼增加了一倍。突尼斯城位于马格里布的颈部，制衡着整个地中海的轴线。突尼斯和西西里之间的海峡仅有100英里宽，马耳他就坐落在海峡中央。从突尼斯驶往皇帝的领地，只需二十个小时。突尼斯为海盗袭扰甚至入侵意大利提供了一个跳板，最自然的踏脚石当然是先从圣约翰骑士团手中夺取马耳他。这是进入南欧的传统路线；在9世纪，阿拉伯人就是从这条路径进入西西里的。海雷丁已经得到了“真主的启示”，将如法炮制。据说他在袭扰意大利过程中曾被托梦，说他注定将得到西西里岛。
到1534年底，整个地中海西部已经被笼罩在对巴巴罗萨新舰队带来的巨大威胁的恐惧之中。西班牙和意大利海岸被越来越强烈的恐惧不安所困扰。船运保险费猛增；海岸城镇加固了防御工事，村庄则被放弃，另外建造了新的瞭望塔群。多里亚和西班牙海军司令阿尔瓦罗·德·巴桑追踪着关于巴巴罗萨行踪的每一条传言，让自己的桨帆船舰队时刻待命，随时出击。“从墨西拿海峡到直布罗陀海峡，欧洲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可以安宁地吃饭，或者高枕无忧，” [20] 西班牙人桑多瓦尔 [21] 写道。甚至保持中立的威尼斯人在自己安全的潟湖内也惴惴不安，开始建造新的战船。这已经不是胆大包天的海盗袭击，而是两个大帝国之间的战争蔓延到了大海的中心。
意大利南部遭袭对查理五世来说是个伤害，而来自突尼斯的新威胁更是让他无比震惊。他很确信，这是苏莱曼为自己在匈牙利的战败之耻和希腊遭到多里亚攻击而进行的报复。对苏莱曼的举动不能置若罔闻。对敌人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给予更大规模的回应。查理五世决心“进攻敌人，将他逐出基督教世界的海域” [22] 。他决定组织一场针对巴巴罗萨的征讨，并御驾亲征，哪怕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在所不惜。
1534～1535年之交的冬天，查理五世亲自出马，筹划一场代价昂贵的前往突尼斯的海上远征。他从整个帝国境内征集了兵力和船只。运输船从安特卫普起航，由被铁链锁住的新教徒担任桨手。军队从德意志、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开拔，前往位于海岸的集结地。多里亚在巴塞罗那集结了他的桨帆船舰队；巴桑率军从马拉加 [23] 出航。圣约翰骑士团乘坐他们的大型克拉克帆船“圣安妮”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前来参战；葡萄牙人派来了23艘卡拉维尔帆船 [24] 和另外一艘克拉克大帆船；教皇也资助了一支队伍。热那亚和巴塞罗那到处是人群和舰船，热闹非凡；成桶的饼干、淡水、火药、马匹、大炮和火绳枪被装上船。事实证明，查理五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筹划者。这次远征规模空前，按照哈布斯堡家族的标准也算协调有力。这一次，舰队的出航赶上了有利季节。1535年6月初，舰队在西西里海岸集结完毕：共有74艘桨帆船、300艘帆船和3万名士兵。皇帝检阅了舰队，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富有宗教象征意义和皇家的威仪。查理五世下令建造了一艘无愧于他作为基督教世界捍卫者地位的宏伟战舰：一艘四层桨战船，即一艘巨大无比的桨帆船，每个桨位的上下四层各有一名桨手，镀金艉楼带有城堡状结构和红金两色天鹅绒的华盖，桅杆上飘扬着带有纹章的旗帜。其中一面旌旗上画有耶稣受难像和查理五世的个人箴言“走得更远”，另一面大旗画有光芒四射的星辰，周围环绕着箭矢，写有“上帝为我引路” [25] 字样。6月14日，舰队从撒丁岛盛大出航。桨手们用力划桨，华丽的战船沿着停泊船只中间的航道前行，周边号角齐鸣，人们欢呼雷动。查理五世还带来了他自己的御用画师扬·维尔摩恩，以便记录下唾手可得的胜利。皇帝打算控制好自己在画卷上的形象。
舰队花了不到一天时间就抵达北非海岸。到6月15日早上，舰队已经在古迦太基遗址外围下锚，准备攻打拉格莱塔。这座要塞控制着通往内湖（“绿色之城”突尼斯就坐落在内湖岸边）的航道，被称为“咽喉”。海雷丁不断从突尼斯城袭击帝国军队，因此后者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排除了拉格莱塔这个障碍。7月14日，帝国军队的克拉克帆船和桨帆船一波波逼近要塞，用船首炮猛轰敌人的防御工事。在一番狂轰滥炸之后，步兵突破了城墙，以巨大的代价攻克了要塞。西班牙人在要塞废墟中意外地发现了带有法国王室百合花纹章的炮弹。
海雷丁目瞪口呆地看着帝国军队逼近突尼斯城。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尤其担心数千名被铁链锁住的基督徒奴隶会暴动。他提议把奴隶斩尽杀绝，但受到身边随从的强烈反对。这倒不是出于道德上的顾虑，而是因为奴隶主们不愿意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果然，巴巴罗萨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激烈战斗之后，他率领部队返回突尼斯城的城墙。在城内，一群被迫改宗伊斯兰的俘虏感到局势发生了变化，开始逃脱枷锁。基督徒夺取了军械库，武装起来，冲上大街。巴巴罗萨背后没有安全的基地，只得逃之夭夭。他带领几千名土耳其人逃往阿尔及尔。7月21日，查理五世胜利进入突尼斯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的坐骑在惨遭屠杀的穆斯林尸体上高步踏过。
查理五世的舰队
战役的结局是血腥的。查理五世已经向部下许诺，由于突尼斯城没有投降，所以按照惯例，允许士兵们尽情掳掠。于是，突尼斯城居民遭到了恐怖的大屠杀。清真寺被洗劫一空；成千上万的突尼斯人虽然对海雷丁并不比对穆莱·哈桑更有好感，但仍然在大街上惨遭屠戮。一万多名平民被卖为奴隶。穆斯林对意大利的袭击、基督徒被劫掠和卖为奴隶、巴巴罗萨兄弟对基督教海岸地区二十年来的残酷侵害，都使得帝国军队怒火中烧，刺激他们暴露出原始的野性，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极其残忍的蹂躏。
在血洗突尼斯之后，查理五世在天主教欧洲威望大增。他置生死于度外，亲临突尼斯战场，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决心和军事才华。根据当时的西班牙史料，他曾冲杀在最前线，“手执长矛，像最贫贱的普通士兵一样出生入死” [26] ，子弹曾从他的头边呼啸而过。他胯下的战马被枪弹打死，而他的侍从就战死在他身旁。西班牙史学家确保他的英雄事迹广为传扬。查理五世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自称“战争之皇”。
实际的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穆莱·哈桑被重新扶上突尼斯王座，作为帝国的傀儡，拉格莱塔则驻扎了西班牙军队。最重要的是，前一年春季不可一世地从伊斯坦布尔出航的那支奥斯曼舰队，现在几乎被查理五世烧了个一干二净。在突尼斯的湖内就摧毁了82艘船只。查理五世原打算对巴巴罗萨穷追不舍，占领阿尔及尔，但军中爆发了痢疾。8月17日，他威风凛凛地返回了那不勒斯，深信已经将对手打倒在地。
查理五世在运筹帷幄时从不会因为经费问题而束手束脚，但远征突尼斯的经济代价是惊人的。维持桨帆船舰队是极为昂贵的，而且皇帝还刚刚为在多瑙河上对抗苏莱曼的战事支出了90万杜卡特。按照估算，驶往突尼斯的舰队要花费100万杜卡特，查理五世是没有这么多钱的。针对巴巴罗萨的远征之所以能实现，要感谢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事件。1533年8月29日，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绑架了阿塔瓦尔帕，安第斯山脉卡哈马卡地区的印加王国的末代国王。他在勒索了一大笔黄金作为赎金之后，将人质扼杀。于是，西班牙盖伦帆船 [27] 的队伍为查理五世奉上了一笔意外横财——价值120万杜卡特的南美黄金，“用以对土耳其人、路德和信仰异教的其他敌人开展圣战” [28] 。阿塔瓦尔帕的金库为查理五世的圣战付了账。这是新大陆第一次影响了旧大陆的历史轨迹。
对查理五世来说，是上帝帮助他赢得了这场大捷，因此他是以上帝的捍卫者的身份返航的。“在我这样一个基督徒看来，您在突尼斯取得的无比光荣的胜利远远胜过其他流传青史的事件。” [29] 阿谀谄媚的保罗·乔维奥 [30] 如此写道。御用画师扬·维尔摩恩设计了一套十二幅挂毯，记录了此次战役中的场景。皇帝本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套挂毯，以见证他的辉煌。这是皇帝军事生涯中的一个巅峰。
巴巴罗萨的基地被摧毁，马格里布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联系被切断，这在整个地中海西部产生了极大反响。查理五世抵达那不勒斯时得到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有谣言在流传，声称巴巴罗萨本人已经一命呜呼。海岸地区沉浸在节日气氛中；人们用教堂钟声、礼炮、游行和宴饮来庆祝喜讯。在托莱多和格拉纳达，信徒们唱着圣歌游行，跪拜在圣母像面前。圣约翰骑士团举行了感恩仪式，在马耳他的夜空中燃放烟花爆竹；而受此事件影响较小且生性比较轻浮的威尼斯人则抓住这个借口，举行了狂欢节和假面舞会。但最为欣喜若狂的是巴利阿里群岛的居民。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以前在海盗手里蒙受了极大苦难。在马略卡岛的帕尔马城，人们欢呼雀跃地重演了海盗的败落。一名罪犯被染红胡须，割掉舌头，穿上土耳其服装，然后被推推搡搡地拥进城市广场。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这个惊恐万状的犯人被活活烧死。喜悦、残忍、复仇、宗教救赎、狂欢、神秘的狂热：强烈的感情激荡着整个大海。
10月的一天，在这种狂欢气氛中，一队飘扬着西班牙旗帜的桨帆船驶进了梅诺卡岛的马翁港。从海岸上观察的人们喜悦地高呼，表示欢迎，以为那是多里亚的舰队扫荡北非海岸归来。他们看得清船上水手穿着基督徒的衣服，于是在船队稳步入港时敲响教堂大钟，以示欢迎。停泊在港内的一艘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放了一炮，作为友好的致敬，不料对方还以猛烈炮火。葡萄牙人大吃一惊，赶紧去武装自己，但为时已晚，巴巴罗萨的桨帆船群正向他们猛扑过来。老海盗根本没有死。他安全逃出了突尼斯，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在突尼斯以西的博恩 [31] 还有15艘桨帆船。他在那里躲过了多里亚，驶往阿尔及尔，在那里又集结了更多的船只。现在他又回来蹂躏基督教海域了。伪装成西班牙船只的桨帆船群作为真主的复仇，降临马翁。巴巴罗萨俘虏了那艘卡拉维尔帆船，把城镇洗劫一空，掳走1800人，并摧毁了城防工事。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上一时间货物爆满。
基督教海域重新回到原先的噩梦状态。海岸地区的人们不禁为之心惊肉跳，这恐惧由西班牙和意大利各个港口的大小船只传到了没有设防的各个岛屿和海岸城镇。查理五世投入的大量努力和金钱似乎都白费了。他只是伤到了巴巴罗萨，远没有把他彻底消灭。当年年底，苏丹的海军司令回到了伊斯坦布尔。通常对败军之将从不宽容的苏莱曼原谅了他丢失战船的罪过，并命令他建造一支新的舰队。
扬帆航行的桨帆船
[1]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5～1541）是灭亡印加王国的西班牙征服者。1510年，他开始参加探索新大陆的远征，三年后加入巴尔沃亚领导的探险队，发现了太平洋。他沿哥伦比亚海岸进行了两次发现之旅（1524～1525，1526～1528），并继续向南探索，把新领地命名为秘鲁。1531年，他消灭了印加王国。皮萨罗的余生致力于巩固西班牙对秘鲁的统治。他建造了利马城，后在该地被他背叛过的西班牙同伙杀死。
[2] 伊拉斯谟（1469～1536），荷兰教士和人文学者，被视为16世纪最伟大的欧洲学者，著有《愚人颂》。
[3] Tracy，James D.，Emperor Charles V，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2002，p.27
[4] Clot，André，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London，2005，p.79
[5] Finlay，Robert，“Prophecy and Politics in Istanbul：Charles V，Sultan Suleyman，and the Habsburg Embassy of 1533-1534” Th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1998，vol.2，p.12
[6] Necipoğlu，Gülru，“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in Süleyman I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Istanbul，1993，p.173
[7] Merriman，Roger Bigelow，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New York，1962，p.114
[8] Tracy，James D.，Emperor Charles V，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2002，p.138
[9] Necipoğlu，Gülru，“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in Süleyman I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Istanbul，1993，p.173
[10] 古称君斯，今天在匈牙利西部，与奥地利接壤。
[11] Hammer-Purgstall，J.，Histoire de L’mpire Ottoman ，vols.5，Paris，1836，pp.480-1
[12] Clot，André，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London，2005，p.86
[13] Kâtip Ç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London，1831，p.399
[14] Bradford，Ernie，The Sultan’s Admiral：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1969，p.129
[15] López de Gómara，Francisco，Cro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 Memorial Historico Español：Colección de Documentos，Opusculos y Antiguedades ，vol.6，Madrid，1853，p.522
[16]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17] Bradford，Ernie，The Sultan’s Admiral：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1969，p.123
[18] Sandoval，Fray Prudencio de，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vols.2，Madrid，1956，p.474
[19] 斯特龙博利岛位于意大利西西里东北方，岛上有活火山。
[20] Sandoval，Fray Prudencio de，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vols.2，Madrid，1956，p.487
[21] 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1553～1620），西班牙僧侣和史学家，他的著作对研究查理五世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22] Tracy，James D.，Emperor Charles V，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2002，p.147
[23] 位于西班牙南部，是西班牙在地中海的仅次于巴塞罗那的第二大港。著名画家毕加索出生于此地。
[24] 卡拉维尔帆船是15世纪盛行的一种三桅帆船，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用它来进行海上探险。
[25] Merriman，Roger Bigelow，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New York，1962，p.114
[26] Tracy，James D.，Emperor Charles V，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2002，p.147
[27]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期间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便宜，生产3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5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28] Tracy，James D.，Emperor Charles V，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2002，p.156
[29] Clot，André，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London，2005，p.106
[30] 保罗·乔维奥（1483～1552），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医生、史学家、传记家。他对当时的多场战争做了记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来源。
[31] 今称安纳巴，位于阿尔及利亚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