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地中海史”可谓寓意颇多。本书是一部地中海海洋的历史，而非其周围陆地的历史；具体而言，是一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在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之民族的历史。本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我将地中海的历史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第一地中海的下限为公元前1200年后的混乱，也就是传说中特洛伊（Troy）陷落的前后；第二地中海一直存续至约公元500年；第三地中海缓慢地出现，而后在黑死病时期（1347年）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在第四地中海，该地区不得不应对来自大西洋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大西洋势力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大约结束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时（1869年）；在第五地中海时期，地中海成为进入印度洋的一个通道，并在20世纪后半期确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身份。

我的“地中海”完全是指洋面本身、其滨海地区及其岛屿，以及那些为穿梭于大海之上的人提供了出发点与停泊点的海港城市。与研究地中海史的伟大先驱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地中海的定义——他有时会将地中海之外的一些地方也囊括进来——相比，我的定义略显狭隘。布罗代尔以及后来大多数追随他的学者笔下的地中海均指远离海岸线的陆地和满是海水的海盆。另外还有一种趋势：一些学者对地中海的定义会涉及橄榄树的种植及汇入海中的河流，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沿着这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传统社会（它们生产的食材和原料是跨地中海大宗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进行考察，也就是将从未靠近大海的真正的“旱鸭子们”纳入考虑范围。当然内陆——很多事件发生于此，很多物品源自或经过此地——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本书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涉足大海，最好还能穿越大海进行旅行；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易，参与宗教或其他思想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控制海上路线，他们也许还会进行海上战争。

不可避免的，在这么一本长篇著述中，决定什么内容应该包含进来，什么内容应该排除在外，着实困难。在书中，特别是在涉及早期地中海的描述中，我本应更多使用“或许”、“可能”、“也许”和“大概”等限定词，但这样做有令读者感到迷惑的风险。我的目的是描述那些使地中海发生完全或大部分改变的民族、过程和事件，而非其周边的一系列微观历史（尽管它们可能也很重要）。故而我将注意力集中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部分，如迦太基（Carthage）的建立、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出现、柏柏尔（Barbary）海盗的影响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宗教的相互影响需要留出探讨空间，因此本书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冲突上将花费大量篇幅，但同时对犹太教也将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和早期现代，犹太人作为商人占有重要地位。当我写到古典时代时，我会大致平衡地论及每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写出一部“金字塔状”的书，这样的著作往往匆匆略过前情，以尽可能快而轻巧地写至现代社会。但是划归于各章节的时间断限是极为粗略的，且不同的章节有时会涉及于同一时期发生在地中海不同区域的事件。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中海，其古代时期是由腓尼基人、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塑造的；中世纪则由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塑造；在公元18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的塑造者则是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海军；实际上，1500年之后，或更确切来说1850年之后，地中海在更为广泛的世界事务与商贸活动中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的说法具有一定说服力。在大多数章节中，我会关注我认为可以最好地诠释更广义的地中海发展的几个地点——特洛伊（Tory）、科林斯（Corinth）、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阿马尔菲（Amalfi）、萨洛尼卡等。但我强调的是它们在海上的来往，以及促成或参与了这些来往的人。这种写作方法的一个结果是，我不会像一些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花大量篇幅描述鱼和渔人。大多数鱼在海下生存，而渔人则往往从某一个港口出发，待捕到鱼后（捕鱼处通常离其家乡的港口有一段距离）再返航。总体来说，他们在航行于其他水域时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和文化建立联系。他们只是将鱼带回家，以某种方式加工——用盐做成腌制食品，抑或做成重口味的鱼酱——然后正如我在书中会经常提到的，商人们会把这些商品带到海外销售；在一般情况下，新鲜的鱼应该是海军船员常备的标准食物。坦率地说，直到20世纪初出现了潜艇战，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中海的洋面之下。

我希望拿起这本书的读者能像我享受写作过程一样享受阅读的过程。在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先生与我的代理人海尔斯文稿代理集团（A.M.Heath）的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先生的诚邀和鼓励下，本书才得以完成，所以在此我要向他们表达万分感激；同时我也要向本书的美国发行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金纳（Peter Ginna）和提姆·本特（Tim Bent）两位先生对我的鼓励表示感谢。使我感到特别惬意的是能够拜访或多次拜访书中提到的一些地方。地中海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很多好客的东道主使我获益良多：直布罗陀博物馆的克莱夫·芬利森（Clive Finlayson）与杰拉尔丁·芬利森（Geraldine Finlayson）像以前一样友好地接待了我，不仅让我再次参观了博物馆，还让我渡过海峡到达休达（Ceuta）；马耳他大学历史系的查尔斯·达利（Charles Dalli）、多米尼克·费内克（Dominic Fenech）及他们的同事，以及英国高级专员阿切尔（Archer）女士与英国文化协会的罗尼·米卡莱夫（Ronnie Micallef）先生，他们在马耳他堪称好客东道主的典范；马耳他驻突尼斯大使维克基安·克雷莫纳（Vicki-Ann Cremona）也在突尼斯市（Tunis）和马赫迪耶（Mahdia）给了我极好的款待；穆罕默德·阿瓦德（Mohamed Awad）以热情好客而闻名，他带领我游览了亚历山大城；埃德赫姆·埃尔德姆（Edhem Eldem）带领我参观了伊斯坦布尔（和亚历山大城）一些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角落；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地亚历史研究所（Croatian Historical Institute）的雷佳·塞斐洛维克（Relja Seferovic）也在黑山［新海尔采格（Herceg Novi）和科托尔（Kotor）］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雷比涅（Trebinje）］为我提供了巨大帮助；爱德华·米拉（Eduard Mira）与我分享了其关于中世纪巴伦西亚（Valencia）原初位置的见解；奥利维塔·斯赫纳（Olivetta Schena）不仅邀我前往卡利亚里（Cagliari）参加为我已故的朋友、著名的地中海史学家马克·唐格罗尼（Marco Tangheroni）先生举办的纪念活动，还让我参观了古代的诺拉（Nora）遗址；在赫尔辛基大学历史系与芬兰外交部的邀请下，我得以在一座经常被称为“北方的直布罗陀”的要塞城市阐述我自己研究地中海历史的观点；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准许我在其研究里窝那（Livorno）的杰出著作出版前先睹为快；罗杰·穆尔豪斯（Roger Moorhouse）帮我鉴别了一些适合本书使用的、非常难以寻找的插图；贝拉·库尼亚（Bela Cunia）是一个极好的文字编辑；我的妻子安娜则陪我一起考察了雅法（Jaffa）、尼维兹德克（Neve Tzedek）、特拉维夫（Tel Aviv）、突尼斯市、马赫迪耶及塞浦路斯的很多地方。由于安娜的宽容，本来已经堆满了中世纪地中海研究资料的家里，又有了堆积如山的涉及古代与现代地中海的书。我的女儿比安卡与罗莎已经一起快乐地游遍了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并用各种话题帮助我充实资料，例如摩里斯科人（Moriscos）与巴塞罗那进程（Barcelona Process）。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剑桥、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达勒姆（Durham）、谢菲尔德（Sheffield）、瓦莱塔（Valletta）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听我讲演的人，他们对我关于“如何书写地中海史”的讲座给予了非常有用的反馈。在剑桥，我收到了来自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简·伦福儒（Jane Renfrew）、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阿历克斯·穆伦（Alex Mullen）、理查德·邓肯·琼斯（Richard Duncan Jones）、威廉·奥莱利（William O’Reilly）、胡波特斯·杨（Hubertus Jahn）、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参考文献及其他方面的建议；罗杰·达维（Roger Dawe）则很热心地赠送了我一册他精心校注的《奥德赛》。查尔斯·斯坦顿（Charles Stanton）阅读了本书初稿，并对很多地方进行了修订——当然，书中如果还有错误，皆应由我负责。埃利萨·班多（Alyssa Bandow）就古代经济与我促膝长谈，帮助我厘清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研究机构能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相比，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与其他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的平台；我还要向给予我激励的凯斯学院的同事们——他们中不仅有我的历史系同事，还有保罗·宾斯基（Paul Binski）、约翰·凯西（John Casey）、鲁斯·斯库尔（Ruth Scurr）、诺埃尔·苏吉姆拉（Noel Sugimura）、科林·伯罗（Colin Burrow）以及维克托利亚·贝特曼（Victoria Bateman）等——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评论让我受益匪浅；还要感谢米哈里斯·阿加萨克列乌斯（Michalis Agathacleous），他引导我参观了塞浦路斯南部地区，这给了我极大帮助；古典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了我莫大支持，同时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图书馆的马克·斯坦森（Mark Stantham）及其他工作人员也给了我巨大帮助。在书稿即将完成的最后阶段，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那不勒斯了，因为那里发生了火山喷发（不是维苏威火山），当时弗朗西斯科·塞纳托尔（Francesco Senatore）及其好心的同事［阿列桑德拉·佩里吉奥利（Alessandra Perricioli）、特雷萨·杜尔索（Teresa d’Urso）、阿列桑德拉·科恩（Alessandra Coen）等］极为热情地为我提供了帮助，包括让我使用那不勒斯腓特烈二世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并与他们近距离交流。在天气好转之后，由于卡特琳娜·弗莱明（Katherine Fleming）的好意，我有幸能在皮耶特拉别墅（Villa La Pietra），即纽约大学设在佛罗伦萨的学术中心的一次聚会中讨论本书的一些主题。在受邀参加了2010年6月于卑尔根（Bergen）举办的纪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获得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的座谈会后，我在挪威对结语做了进一步完善。

谨以本书献给我已故的先祖，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来往于地中海之上：从卡斯蒂利亚（Castile）到圣地的萨法德（Safed）和太巴列（Tiberias），其间在士麦那稍作逗留；而后，我的祖父再次从太巴列向西而行，然后我的祖母又经海上返回太巴列；他们的同行者中还有我的先辈雅各·贝拉卜（Jacob Berab）——他从卡斯蒂利亚的马克达（Maqueda）出发，最终到达了萨法德——以及里窝那和遍布意大利全境的阿布拉菲亚（Abulafia）、阿波拉菲奥斯（Abolaffios）、博拉菲斯（Bolaffis）家族的成员。本书书名采用了希伯来人对地中海的称呼，它出现在一句人们在看见地中海时会背诵的祈祷词中：“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君主，您创造了伟大的海，您是配得称颂的。”

大卫·阿布拉菲亚

2010年11月15日书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