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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七 商人、雇佣军和传教者（1220～1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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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帝国衰落与西端阿尔莫哈德势力的瓦解是同步发生的。哈里发对极端的阿尔莫哈德派教义失去了热情，他们被指责已经背叛了该派本来的宗旨。在公元1212年于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Las Navas de Tolosa）中败给基督教的西班牙诸王后，哈里发据说被他的一个奴隶勒死了。西班牙和突尼斯的阿尔莫哈德派领土落入了一些当地的新王手中，他们只在口头上遵从阿尔莫哈德派的宗旨。哈夫斯（Hafsid）王朝的统治者们获得了对突尼斯的控制权，自称阿尔莫哈德派信仰的继承者。柏柏尔人的马林王朝（Marinids）经过长期斗争之后，于13世纪中期在摩洛哥摧毁了阿尔莫哈德国家。与此同时，那斯里德（Nasrid）王朝于格拉纳达奠基，该王朝在此地的统治一直维系到了1492年。它严格遵循逊尼派伊斯兰教教义，而不是阿尔莫哈德派伊斯兰教教义。13世纪也见证了西地中海基督教世界的重大转变：比萨与热那亚对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周围海域控制权的争夺于1284年告终，结果是比萨人在梅洛里亚海战（Battle of Meloria）中失去了有丰富铁矿资源的厄尔巴岛。 [1] 尽管比萨人并没有失去对他们统治下的撒丁岛的控制，甚至收回了厄尔巴岛，但这时比萨和热那亚都有了一个新对手，该对手不是航海共和国，而是获得阿拉贡国王和加泰罗尼亚伯爵征服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 “the Conqueror”）支持的以巴塞罗那为首的城市群体。
公元13世纪之前，阿拉贡诸王对于地中海责任的诉求并不明显。这些领主在1118年才击溃萨拉戈萨的埃米尔王国，统治着面积不大的山地王国，将主要精力浪费在了对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王国和纳瓦拉（Navarre）王国事务的干预中。但是，在1134年，阿拉贡的“斗士”阿方索一世去世，未能留下继承人；他的兄弟是一位修士，为了生育后代被迫还俗，之后生了一个女儿，把她嫁给巴塞罗那伯爵。巴塞罗那伯爵的领地和阿拉贡王国因此在12世纪中期合为一体，但这种联合是出于个人原因的联合，受制于统治者。巴塞罗那伯爵在加泰罗尼亚依然是伯爵（名义上处于法兰西国王的宗主权之下）；在高地上的阿拉贡，他才是一位国王。此外，巴塞罗那伯爵还被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纷争分去了精力，在该地区他充其量是地位平等的众贵族中的第一人。伯爵的视野没有超出加泰罗尼亚，但他在比利牛斯山外的朗格多克和鲁西永（Roussillon）有许多同盟者和附庸。1209年，阿拉贡-加泰罗尼亚的伯爵-国王（他时常被如此称呼）被卷入了法国南部的事件，被迫加入了教宗召集的反清洁派异端的十字军，即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尽管他南法的封臣们都被指控为在保护异端人群，或者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异端，伯爵-国王彼得二世（PeterⅡ）将自己的领主义务置于首位，出头帮助这些诸侯对抗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统帅的北法兰西的军队。彼得在1213年图卢兹（Toulouse）附近的米雷（Muret）战役中被杀，于蒙彼利埃留下了年轻的继承人詹姆斯。这些事件进一步动摇了加泰罗尼亚的地位。 [2]
在图德拉的便雅悯生活的时期，巴塞罗那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小城”，但便雅悯坚持认为在公元1160年前后，来自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地的商人都到访过此地。 [3] 这是该城市的低谷期，然而，如果说11世纪时地中海沿岸还有一个似乎将变得繁荣的城市，那就是巴塞罗那了。 [4] 在精力充沛且好战的伯爵的统治下，这些领主乐于威胁那些分散于西班牙南部的伊斯兰国家，并对它们发动攻击。巴塞罗那因此得到丰厚的贡赋，大量黄金被注入其经济发展中，激励如里卡特·吉列姆（Ricart Guillem）的成功商人投资巴塞罗那西部［靠近当代的兰布拉（Ramblas）］的葡萄园、果园和其他产业。里卡特是一个城堡主的儿子，是巴塞罗那的新兴之星。1090年，他反击了制造混乱的雇佣兵埃尔·煕德（El Cid）并旅行至穆斯林统治下的萨拉戈萨做以银换金的交易。但是巴塞罗那的第一次繁荣是短暂的，紧随而来的是漫长的寒冬期；自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在西班牙南部建立后，巴塞罗那的贡赋来源于11世纪末就枯竭了。 [5] 然后随着热那亚和比萨崛起，巴塞罗那被边缘化，因为它略为偏离那些往来于理想避风港（如休达和布日伊）的意大利船只的航线：这些船想行至马略卡岛和伊维萨岛，并与伊比利亚海岸的德尼亚建立联系，德尼亚位于巴伦西亚的南面。巴塞罗那并没有良港，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优良港口是现代建成的。加泰罗尼亚军队于1148年攻击托尔托萨（Tortosa）时，仍然需要依靠热那亚海军的帮助。但加泰罗尼亚人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小型船队，在巴塞罗那的雷戈米尔门（Regomir Gate）附近修建了一处造船厂；此地是巴塞罗那南方的门户，一条道路从大教堂一直延伸到海边（该地现在位于哥特区的南端）。 [6] 巴塞罗那也是一座首府城市，伯爵-国王的宫殿位于该城的东北部。巴塞罗那尽管发展了一个设计合理的政权体系，但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共和国，城市的长老们并不享有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拥有的那种决策自由。 [7] 但是这也是巴塞罗那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在13世纪，城内的贵族们和伯爵-国王的利益出现交叉。他们都开始关注海外贸易和穿越地中海从事海上征伐可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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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一世没待在其母亲的城市蒙彼利埃的多数时间中，加泰罗尼亚的大领主们内部争斗不断；即使如此，王室的权力也并没有被完全削弱，因为詹姆斯的支持者中有如鲁西永伯爵那样的显贵人物，鲁西永伯爵认为保护王室的权威有助于强化他自己的地位。到公元12世纪20年代，这位年轻的国王建功立业，渴望成为十字军英雄。他重启了征服穆斯林统治下的马略卡的长期计划，他的先祖拉蒙·贝伦格尔三世（Ramon Berenguer Ⅲ）曾经于1114年在比萨船队的支持下短暂占有过这座岛屿。但这一次，他试图用一支由自己的臣属们的船只构成的船队去攻击马略卡。的确，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马略卡岛稳稳地站住了脚，在那里他们经营了贸易商站，因此并不赞同詹姆斯野心勃勃的计划。 [8] 詹姆斯于是在塔拉戈纳设宴，以向他的臣属们请教，显赫的船主佩雷·马特利（Pere Martell）赞助了这次宴会，他认为此项事业是正义且有利可图的：
因此，您看，我们认为阁下征服那个岛的理由有两个：首先，你和我将因此扩张我们的权力；其次，那些听到这一征服消息的人会认为，阁下能攻取上帝乐于置于此的土地和海上王国一事是一个神迹。 [9]
从此以后，国王和商人在利益上很明显达成了一致。
除了加泰罗尼亚的船只，詹姆斯还可以依赖马赛的资源，因为普罗旺斯的伯爵们都是巴塞罗那王室的姻亲。公元1229年5月，詹姆斯集合了一百五十艘大船，以及许多较小的船只。他宣称：“这支船队如此庞大，海上似乎布满了白色的船帆。” [10] 在一段颇为艰难的航行之后，加泰罗尼亚人和他们的同盟登陆并在年末攻下了马略卡岛的首府城市梅地纳-马约卡［Madina Mayurqa，加泰罗尼亚人称之为Ciutat de Mallorca，即马略卡城（Ciutat de Mallorca），它是现代的帕尔马］。加泰罗尼亚诸城，以及马赛和蒙彼利埃获得了马略卡城中的一些产业和城外的一些土地，这是对它们援助的回报。国王詹姆斯感觉到了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不满，于是赐予意大利商人在马略卡岛的贸易特权，尽管他们曾经反对国王的伟大事业。这些行动为马略卡城的商业扩张奠定了基础。但是，国王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征服其他岛屿。1231年，在詹姆斯虚张声势的恐吓下，梅诺卡岛投降了：他在马略卡岛东部可以看到梅诺卡岛的地方集结了他的军队，到了晚上，他命每位战士举起两个火把，于是当梅诺卡岛上的穆斯林远远看到火把时，他们以为有一大支军队在准备攻击他们，于是送上了表示臣服的文书。为了保证他们的自治和对伊斯兰教教仪的践行，他们每年都向詹姆斯纳贡。 [11] 1235年，一支得到国王许可的、由塔拉戈纳大主教组织的私人征伐队攻克了伊维萨岛。
正如攻克伊维萨岛这件事所体现的，詹姆斯很少从这些岛屿的事务中直接获利。他高兴地将马略卡的行政管辖权授予伊比利亚亲王葡萄牙的佩德罗（Pedro of Portugal），以换取佩德罗拥有所有权的比利牛斯的战略要地。詹姆斯还是更关注陆地安全而非海上安全。但是他征伐马略卡的一个后果是，巴利阿里群岛突然成为基督教海军的前沿阵地。詹姆斯在自传中记下了自己的功绩，以庆祝自己的胜利，这是这类由中世纪国王写下并留存至今的著作中的第一部。该书以加泰罗尼亚语写成，商人和征服者们越过地中海，沿着西班牙海岸南下，把这种语言带到了马略卡，后来当詹姆斯于公元1238年征服巴伦西亚时，它又被带入了另一片基督徒的属地。詹姆斯在晚年时身边还有两个儿子，他认为应将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授予长子彼得，但同时创建了一个扩大了的马略卡王国，传给了小儿子詹姆斯。这个新的王国的存在时间从1276年一直持续到1343年，其领土包括詹姆斯所占有的比利牛斯山外法兰西一侧的富庶土地——鲁西永、塞尔达涅（Cerdagne）和蒙彼利埃，其中蒙彼利埃是联系地中海和北法兰西的重要贸易中心。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创建了一个依赖海洋生活的王国。
他在征服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如何对待穆斯林民众。詹姆斯将穆斯林视为一种经济资产。在马略卡岛，许多穆斯林以土地为生，臣服于基督教的领主。穆斯林团体慢慢瓦解，有些人移民了，另一些人改信基督教。这块土地并没有因此被空置：基督徒从加泰罗尼亚或者普罗旺斯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定居，岛上的人口成分很快发生了变化，于是到公元1300年，穆斯林已经是被基督徒包围的少数群体。 [12] 而在巴伦西亚，国王试图使自己成为统治伊斯兰王国的基督徒国王；尽管巴伦西亚城市的核心部分很少有穆斯林，但穆斯林在郊区繁荣发展，在巴伦西亚旧伊斯兰王国的穆斯林社区内，人们被允许践行他们自己的法律和宗教，他们甚至可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移居他们的小城镇和农村（如在梅诺卡发生的那样）。这些小村镇是重要的生产中心，通常专门生产那些在早期穆斯林征服活动中被阿拉伯人运到西方的农作物和手工艺品，陶器、谷物（包括稻米）、干果和精细布料都是可能的产品；而且，通过向内陆贸易或跨地中海的贸易收税，国王和贵族领主获得了大量收入。 [13] 从穆斯林签订的投降协议中有时很难看出穆斯林是被打败的一方；这些条款读起来更像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和约。 [14] 但是看来是维持稳定的好方式，至少在巴伦西亚的穆斯林起义、13世纪60年代的粗暴迫害条款制定之前是这样的。王室的宽容是真实的，但也是有条件的、易变的。
詹姆斯在犹太人那里看到了特殊的潜质，即使巴塞罗那规模较大的犹太人团体对海上贸易并没有特殊兴趣（与传统看法不同，他们也不热衷于放贷）。 [15] 他从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和北非请来了犹太人，使之于马略卡定居。他特别关注来自西吉尔马萨（Sijilmasa）的一个犹太人，西吉尔马萨是撒哈拉沙漠北部边缘的小镇，在这里许多骆驼商队从尼日尔河河湾处运来黄金。这个犹太人就是所罗门·本·阿马尔（Solomon ben Ammar），他在公元1240年前后的商业和金融领域甚为活跃，在马略卡城有自己的产业。这样一个人物很容易进入北非的市场，将马略卡变成连接加泰罗尼亚和属于伊斯兰世界的地中海部分地区的桥梁。所罗门和其他很多西班牙犹太人一样，能够熟练地使用阿拉伯语。因此，以下情形的出现并非巧合：在下一个世纪，来自马略卡的犹太人和由犹太教改宗而来的基督徒开始了地图的制作，利用穆斯林和基督徒编写的资料中的准确的地理学知识，制作了著名的波托兰海图（portolan charts），这幅地图描绘地中海沿岸和远海情况的细致程度至今仍然令世人震惊。 [16]
在西班牙，三种始于亚伯拉罕的宗教信仰间的碰撞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托莱多（Toledo），即卡斯蒂利亚的腹地，国王阿方索十世赞助了翻译阿拉伯语文献（包括被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文著作）的活动，其中很多翻译都是犹太人。而在地中海沿岸，这类活动受到了更多限制。在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的脑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现实问题，即如何在巴伦西亚和他统治的其他地区保持对桀骜不驯的穆斯林民众的控制。另一个是宗教问题，即是否应向且该如何向他的犹太和穆斯林臣民提供皈依基督教的机会。由于他从这些犹太教和穆斯林团体中征收的赋税使他获利甚丰，他同南地中海沿岸的早期穆斯林征服者一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太多改宗者会影响他的税收基础。因此，尽管他坚持要求他的犹太臣民去会堂听托钵修士的布道，但也因犹太人更愿意向他交一笔特别税款以免于按照他的要求行事而窃喜。然而他还是公开表明了对托钵修士的支持。多明我会的总会长拉蒙·德佩尼亚福特（Ramon de Penyafort）总是把在加泰罗尼亚的犹太人社群和北非的穆斯林社群中传播基督教的福音置于首位。他的一个成就是创建了语言学校，在那里传教士可以通过学习熟练使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他们还可研习《塔木德》（Talmud ）和《圣训》（hadith ），这使他们能够站在相反立场与拉比和伊玛目们就其教义进行辩论。 [17] 公元1263年，国王詹姆斯在巴塞罗那主持了一次公开的辩论会。会上，来自希罗纳（Girona）的著名拉比纳玛尼德（Nahmanides）和从犹太教改宗的基督徒保罗激烈地讨论了弥赛亚会不会到来的问题。双方都声称他们赢得了辩论，但是纳玛尼德知道自己现在树大招风，必须离开加泰罗尼亚。于是，他逃到了阿克。在逃亡途中，他在海滩上丢失了自己的印章指环。这枚指环在当代出土，目前正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展出。 [18]
不同信仰人群之间日常接触的内容可从一份客观的二手报告中看到，报告的内容是一个犹太人和著名的热那亚商人英盖托·康达尔多（Ingheto Contardo）之间的争论，它于公元1286年发生于马略卡的热那亚商栈。当地一位拉比常去热那亚人生活区的长廊同他的热那亚人朋友辩论。康达尔多并不把这位拉比视为敌人，而是视他为需要启蒙、救赎的朋友。他说如果他发现一个犹太人在寒冷的天气挨冻，他会乐意放倒一个木制十字架，将其劈成碎片，以供犹太人烧火取暖。 [19] 犹太人嘲笑康达尔多，问他：如果弥赛亚已经来了，为什么世界还有战争？为什么你们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打得那么激烈？这些年的激烈冲突也提供了一个背景，让我们尝试了解一位极富领袖魅力的人的职业生涯。此人是往返于地中海两端、知晓基督教和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的卡巴拉派人物（kabbalist）亚伯拉罕·本·萨缪尔·阿布拉菲亚（Abraham ben Samuel Abulafia），他于希伯来纪年5000年（公元1239～1240年）生于萨拉戈萨。 [20] 阿布拉菲亚坚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弥赛亚是否将在教宗面前显露身份的主题，我们在前文描述1263年的巴塞罗那辩论时已经提到过。阿布拉菲亚从地中海的一端旅行至另一端。他从南意大利出发，试图于1260年深入阿克。但是他准备经圣地耶路撒冷去传说中以色列人丢失的十二支派 [21] 居住的神秘的撒姆巴提翁（Sambatyon）流域时，被法兰克人、穆斯林和蒙古人之间的战争阻隔了。阿布拉菲亚回到了巴塞罗那，但又不肯就此安分，于1270年再度出发，在希腊的佩特雷（Patras）和底比斯传播自己信奉的教义，激起了南意大利的特拉尼（Trani）犹太人的愤怒，然后他前往教廷，计划在那里进行自己有关弥赛亚即将到来的布道宣传，在做以上工作的同时他还在撰写一本充满呓语和幻想的书。他的作品阐述了一种使人狂喜入神的独特的卡巴拉派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他坚信希伯来文字经精心组合后可向人提供一条通往上帝的精神之路。他认为自己可以展示，一个专注思考上帝的灵魂将如何脱离肉身，目睹上帝的无上荣光。幸运的是，在阿布拉菲亚即将演示自己观点的几天前，教宗离世。他（在他身陷囹圄一个月后，此时他只成功地把捕获他的方济各派修士弄得无所适从），又回到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被他的忠实追随者们簇拥。他最后于1291年出现于马耳他和戈佐岛之间的科米诺岛（Comino）上，生活在这片水域在当时十分危险。
阿布拉菲亚的经历说明了激进的宗教思想是如何通过旅行被改革者本人或其追随者传播到整个地中海的。他的生涯也表明，接近上帝的方法是如何在天启宗教的神秘主义信徒中交流和分享的。一个多产的加泰罗尼亚作家和传道者拉蒙·鲁尔（Ramon Llull，公元1232～1316年）试图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他自己的神秘主义理论以及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体系或者“艺术”，并带着它穿越整个地中海，他的旅行同亚伯拉罕·阿布拉菲亚的一样雄心勃勃。鲁尔出生于一个相当受人敬重的巴塞罗那家族在马略卡岛的支系。在马略卡岛上的新社会中，他以朝臣身份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有罪、放荡的。1274年于马略卡朗达山（Mount Randa）上获得的一次神秘体验使他相信，他必须将他的才能用于使人皈依的事业中。 [22] 他试图学习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并建立了一所语言学校，以培养向马略卡山区的米拉马尔（Miramar）传教的教士。他编写了好几百册书，多次旅行至北非（但因自称先知而被驱离），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曾经帮助了任何人皈依。也许他的“艺术”对除一小群追随者以外的其他人来说都太复杂了。一个可以解释他的“艺术”的方式是，它是欲将现存所有事物加以分类并理解这些类别之间的关系的企图。他定义了九种“绝对的”东西（尽管在他的著作中，这个数目并不完全一致），包括善、大、力、智，以及九种“相对的”东西，如“开始”、“中间”和“结束”。他的书中充斥着数据、编码和符号，一眼看去令人费解，但是他也写了一些面向大众的以皈依为主题的短篇。 [23]
在基督教传教者中，鲁尔很特别，因为他坚持称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尊崇的是同一位上帝，且他反对基督徒竞争对手是撒旦的信徒这一越来越流行的看法。在《异教徒和三个智者》（Gentile and the Three Wise Men ）一书中，他基本公允地详细描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并且允许一位犹太辩论者给出可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他在著作中强调：“恰如我们有同一位上帝、同一位创世者、同一位主，我们也应该拥有同一个信仰、同一种宗教、同一个教派和同一种热爱与尊崇上帝的方式。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热爱”。 [24] 他试图将自己宣传的东西付诸实践。他为到访亚历山大和其他伊斯兰地区的商人写了一本简明的手册，向他们说明应该如何与当地居民讨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优点。他们却更乐意讨论胡椒的价格；他们也知道，对于伊斯兰教的任何批评都可能导致被捕、被驱逐出境或者被处死。鲁尔于公元1293年从热那亚渡海到非洲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即便是他也缺少勇气。他已经将书籍和其他随身物品装上了船，但立即又害怕得浑身无力，不敢起航，这使那些曾经被他的励志言辞感动的人震惊不已。然而他很快又出发前去突尼斯，在那里他对穆斯林宣称，如果他们能够以其真理说服自己的话，自己就将随时皈依伊斯兰教（这是试图引起他们相互争论的诡计）。他的诡辩引起了苏丹的关注，于是他被放逐到一艘热那亚船上。苏丹严禁他再次到来，否则将对他处以极刑。这种对于传教者的威胁经常使他们梦想成为殉教者。 [25] 在对那不勒斯和塞浦路斯宣传了自己的主张之后，他于1307年回到北非。这次，他来到了布日伊，站在市场中指责伊斯兰教。在被捕之后，他告诉当权者：“实践天主教真理的基督之仆并不惧怕肉体的死亡，因为他们可以为那些不信者的灵魂获取精神生活的恩典。”但是，拉蒙·鲁尔曾经打动了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他们在宫廷中有一些影响力，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没有被处以极刑。他于1314年回到突尼斯，这时，苏丹正在玩弄老一套的伎俩：为了在对付竞争对手时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寻求加泰罗尼亚人的支持，并大肆散布谣言称他有心皈依基督教。鲁尔因此受到欢迎，但此时他年事已高，之后很可能于1316年时春天死于一艘开回马略卡岛的船上。 [26]
苏丹对雇佣军的关心远甚于对传教者的关注。加泰罗尼亚的民兵维护着马格里布统治者的权力，但是阿拉贡的国王们也很重视加泰罗尼亚民兵的存在：他们保证了北非各地的苏丹不会陷入艰难的对抗之中，如我们随后会见到的那样，这些对抗在公元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动摇了基督教的君主政体。一些雇佣军如卡斯蒂利亚亲王亨利是一些在欧洲不能保住自己领地的冒险者。 [27] 这并不是新鲜事。在11世纪晚期，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曾经给北非的埃米尔写了具有妥协意味的书信，希望以此对那些在穆斯林军中服役的基督徒提供宗教关怀。在西班牙，基督徒参加穆斯林的军队，穆斯林也参加基督徒的军队。但到1300年，雇佣军成为保证北非土地被纳入由阿拉贡王朝统治的加泰罗尼亚的实质性保护之下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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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人的另一专长领域是航海。到了13世纪末，加泰罗尼亚的船只因安全可靠而获得了好名声。如果一个商人要在巴勒莫寻找船只装载他的货物，他知道他最好选择一艘加泰罗尼亚船，如马特·奥利弗达尔（Mateu Oliverdar）所拥有的坚固的“圣弗朗西斯科斯号”（Sanctus Franciscus ），该船在1268年泊在巴勒莫港口。 [28] 虽然热那亚人乐于几个人共享船只的所有权，但在加泰罗尼亚，常见情况是个人完全拥有一艘船。加泰罗尼亚人向托斯卡纳的小麦商人或者奴隶贩子出租场地，并寻找愿意出租整艘船或部分的富商。 [29] 巴塞罗那和马略卡的船主和商人在利益诱惑下来到了意大利人曾经长期盘踞的地域。13世纪70年代，来自巴塞罗那的中产阶级寡妇玛利亚·德马拉（Maria de Malla）在与君士坦丁堡和爱琴海地区的人们做生意时，派出她的儿子去购买乳香（像口香糖一样昂贵的商品）；她向东方运去精细织品，包括来自北法兰西的沙隆（Chalons）麻布。德马拉家族的专项特长是做毛皮生意，包括狼皮和狐狸皮。 [30] 加泰罗尼亚人还获得了在突尼斯、布日伊和其他一些北非城镇建立由他们自己的商务代理管辖的商栈的权利。这些海外商务领地可以创造巨额利润。当詹姆斯一世于1259年发现突尼斯的加泰罗尼亚商务代理付给他的租金是如此之少时，感到暴怒不已。他立即把租金数额增至三倍。 [31] 加泰罗尼亚人大量聚集的另一个中心是亚历山大。13世纪90年代，德马拉家族在此地搜集亚麻子和胡椒。14世纪，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二世试图说服埃及苏丹允许他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圣处实行保护特权；苏丹承诺，他如果发出“满载商品的大船”到埃及，就会得到基督受难时留下的圣物。 [32] 教廷在阿拉贡国王表面上的支持下，试图禁止加泰罗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在埃及的贸易活动，那些与穆斯林敌人做买卖的人将被开除教籍。但是国王保证有两个修道院院长去处理商人与埃及人交易的免罪问题，他们只需交一笔罚款即可。这些罚款后来成为贸易税，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收入：1302年，对同亚历山大城做生意的人的罚款总数几乎达到国王从加泰罗尼亚所获的有记录收入的一半。阿拉贡诸王不但没有镇压贸易活动，而且成了这种贸易的共谋。 [33]
加泰罗尼亚人当然也试图挑战意大利人对东方香料贸易的垄断权。但是他们真正的实力在于他们在西地中海建立的网络。宽敞的突尼斯外国人居民区街道上满是加泰罗尼亚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这些移民区内有很多商栈、小酒店和教堂。进入北非的港口意味着接近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黄金之路。加泰罗尼亚人为这些地区运来了产自佛兰德和北法兰西的毛麻织品；他们自己的纺织业在公元1300年实现扩张，此后商人也运来了产自巴塞罗那和莱圼达（Lleida）的精细纺织品。他们也从事食盐贸易，食盐资源在加泰罗尼亚的伊维萨岛、撒丁岛南部和西西里岛西部都非常丰富，但在沙漠的南部极其短缺，有时还被用作货币。随着13世纪巴塞罗那开始繁荣发展，商人们保障了这座城市的食品供应。西西里岛很早就成了小麦贸易的中心，运载小麦的是大型圆船。该岛早在13世纪60年代就开始向地中海的其他地区供应小麦，它们包括：突尼斯，这里在阿拉伯部族在11世纪蹂躏北非的农村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热那亚和比萨，它们可能还被指望照看自己的供应线；还有普罗旺斯的城镇。 [34] 13世纪80年代的一份合同简单地要求“好运号”（Bonaventura ），也就是近期在巴勒莫港停泊的船，起航去阿格里真托，那里堆满了“大量的小麦等着这艘船去装运”。
加泰罗尼亚人也擅长做另一种重要货物的生意：奴隶。他们被描写为“黑人”、“黄种人”或“白种人”，一般都是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俘虏。他们在马略卡、巴勒莫和巴伦西亚被售出，然后被送到加泰罗尼亚主人和意大利主人的家中做家务。公元1287年，阿拉贡国王认定梅诺卡人犯了通敌之罪，宣布1231年的投降协议无效，遂率军进入此岛，将岛上所有人籍没为奴，他们被分散至整个地中海，一度在奴隶市场中大量出现。 [35] 一些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幸运奴隶会被他们的教友赎回，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设立了赎回兄弟的基金。加泰罗尼亚与普罗旺斯的圣三一赎奴会（Order of Trinitarians）和普罗玛利亚赎奴会（Order of Mercedarians）这两个宗教团体是专注于从穆斯林手中赎回基督徒的代表性团体。 [36] 一个年轻妇人被萨拉森入侵者从法兰西南部的海岸拖走的故事是中世纪骑士故事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但加泰罗尼亚人以积极的心态做好了回应的准备。他们以海盗行为或者诚信商人的身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地中海贸易网中。
与此同时，马略卡一直有船只驶往北非和西班牙。公元1284年签发给欲驶离马略卡的航海者的许可证书揭示了几乎每天都有船只出港，甚至在1月也是如此；这里没有禁航的季节，尽管在较暖的季节商贸活动更为活跃。在这些船只中，较小的海船被称作barques [37] ，不到十二名海员就能驾驶这种船迅速往返于西班牙陆地和马略卡岛间。更常见的是大一些的船，叫leny ，字面意思是木头，这种船适合进行穿过公海驶往北非的距离稍长一些的航行。 [38] 和其船只一样，马略卡人也是先驱者。1281年，两艘热那亚船和一艘马略卡船到达伦敦，在此地马略卡船装载了二百六十七包英格兰细羊毛。此后，马略卡人定期前往英格兰进行这种贸易的实践一直持续到了14世纪。腓尼基人在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往塔特索斯的途中从来没有遇到大的困难，但是中世纪的船只需同直布罗陀与休达之间的洋流、雾气和逆风斗争。它们也与沿岸的统治者们，包括摩洛哥马林王朝（Marinid）的柏柏尔统治者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的那斯里德王朝统治者抗争。这一片水域不太友好，而且驶离地中海的海路之开通不仅标志着外交策略的成功，也标志着技术上的成功。原毛和佛兰德的纺织品现在可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从北方直接进入地中海，然后被运往佛罗伦萨、巴塞罗那和其他从事羊毛加工和纺织的城镇的作坊中。明矾是最好的染色固化剂，可从小亚细亚的弗凯亚获取，然后运往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和伊普雷（Ypres）的织染坊，以避开经由法兰西东部和德意志的成本高昂、路途艰难的陆路和内河交通。尽管常常发生危机，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航行开始慢慢连在一起，而且加泰罗尼亚战舰经常在直布罗陀海峡巡航。到14世纪早期，地中海地区的造船者们开始模仿经常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的宽大的圆形船的样式，甚至借用了它的名字cog ，称模仿品为cocka 。沿着摩洛哥海岸南下，加泰罗尼亚和热那亚船只也发现了可以买到他们所渴求的粮食的市场，当地的居民们很乐意得到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纺织物。到14世纪40年代，这些船只甚至深入加那利群岛（Canaries），马略卡人曾经尝试征服这些岛屿（但失败了）。 [39]
不出所料的是，自公元1276年起，臣服于马略卡国王的马略卡商人决定拥有他们自己的商务代理人和商栈。这是造成阿拉贡的彼得和马略卡的詹姆斯兄弟两人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因素，他们瓜分了詹姆斯一世的王国。航海者和商人在利用这些紧张关系时毫不迟疑。1299年，一个名叫佩雷·德戈劳（Pere de Grau）的无赖（他拥有一艘船）被指控在西西里西部的港口特拉帕尼偷窃了一个热那亚木匠的工具箱。佩雷针锋相对地坚持说，事实上这位木匠偷盗了他的大船。这起案件被提交到加泰罗尼亚的商务代理那里，但是佩雷尖刻地说：“这位商务代理对马略卡的市民没有任何司法管辖权，只对那些处于阿拉贡国王领地的人有司法权。” [40] 随着加泰罗尼亚人迅速地将其贸易网络扩张到整个地中海，该网络有了破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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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破裂的趋势在整个地中海蔓延。在公元13世纪中期，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再次打破了该地区的势力平衡。十字军的远征没有能够保护以阿克为统治基地、自称耶路撒冷王国的狭长而脆弱的东地中海沿岸。耶路撒冷王国的领地变得越小，领主之间的派系争斗就越发激烈，因为王权十分衰弱，而另一些好斗的势力，包括意大利城市公社、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力量很强大。西方的统治者很清楚埃及对这个王国的威胁，而且有一系列依靠海运船只的十字军的目标是埃及：第五次东征的十字军在1219年到1221年的短暂期间获得了对尼罗河三角洲上的达米埃塔的控制权；法兰西的路易九世也在1248年损失惨重的东征中向达米埃塔投入了兵力。在上述这两次十字军行动中，十字军都希望用他们在埃及的征服地去换取耶路撒冷，或者同时控制埃及和圣地，但这是一个无法达成的梦。但信奉基督教的国王逐渐因其家乡附近的争端，如我们在随后要讨论的争夺西西里岛的战役，被分散了注意力。虽然有许多歌颂十字军的言论和较小规模的海上征伐，但是1248年之后，对圣地的大规模征伐就终止了。 [41] 奴隶出身的军事指挥官们在阿尤布王朝统治时期夺取了政权，于1250年到1517年控制着埃及和叙利亚。这些马木留克人保留了对意大利商人和埃及统治当局之间的商贸事务安排，但他们也决定在地图上移除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阿克于1291年沦入马木留克人之手，城内居民遭到了可怕的屠杀，但是有许多避难者挤上了最后离港的船只，在塞浦路斯得到了安置。阿克不再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拉丁人在东方的统治开始局限于塞浦路斯王国。
我们已经看到，第四次十字军的一个遗留影响就是君士坦丁堡衰弱的法兰克政权——尼西亚的希腊人于公元1261年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对热那亚人的回报是相当慷慨的贸易特权，包括获得谷物、奴隶以及黑海的蜂蜡和皮毛的权利。西西里岛也发生了剧变，在那里腓特烈二世恢复并振兴了诺曼人的统治体制。他的一项成功之举是重建西西里船队，1235年他派出这支船队去进攻北非的杰尔巴。 [42] 当教宗反对腓特烈对德意志、西西里岛及北意大利部分地区进行联合统治时，后者于1241年恰到好处地用船队逮捕了代表团中的所有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当时这些人正乘坐热那亚人的船去罗马参加教宗的一次会议。 [43]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腓特烈的海军将领安萨尔多·德马利（Ansaldo de Mari）也是热那亚人，热那亚人在是否支持腓特烈的问题上一向分裂为两派。严格来说，腓特烈二世与教宗之间的激烈斗争并不属于地中海历史，但在腓特烈二世1250年去世后的那些年发生的事对整个地中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266～1268年，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腓特烈继承人被教宗的盟友、法兰西的十字军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安茹和普罗旺斯伯爵查理完全打败了。
查理试图为他自己和安茹家族的继承者们创建一个地中海帝国。在他的设想中，帝国的核心是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在它们周围是海上封锁线，以保证对西西里岛和非洲之间的海域，以及南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和撒丁岛间的海域的控制权。在年轻时查理已经通过与阿拉贡的一个女继承人联姻，将普罗旺斯从阿拉贡人手中夺走。在他的统治下，马赛的对立派贵族被迫接受了他的权威，马赛的港口成了他的大型军械库。 [44] 公元1269年，查理不顾他的对手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反对，策划使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当选撒丁国王。 [45] 他于1277年从安条克的玛利亚那里购买了衰败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头衔，但当时塞浦路斯国王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声明获得的认可更为广泛。查理认为自己是反穆斯林（不管是突尼斯还是东方的穆斯林）的十字军人，但他在东方首要关注的是从前的拜占庭帝国。他宣称霍亨斯陶芬王朝诸王控制的阿尔巴尼亚是他的领地，并夺取了都拉基乌姆；然后，在众多阿尔巴尼亚领主的拥戴下，他僭领了“阿尔巴尼亚国王”的称号。 [46] 在希腊人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后，他梦想帮法兰克人夺回他们在第四次十字军行动中夺得的帝权，并让他的女儿与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皇帝共结连理。他坚信，希腊的皇帝米哈伊尔·巴列奥略八世并不是真的想实现在教宗统领下的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的复合。对于他来说，将从教会中分离出去的希腊人带回罗马权威之下的唯一途径是使用武力。
查理计划着与威尼斯人结盟，派出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进攻君士坦丁堡；都拉基乌姆将是他沿艾格纳提亚大道深入拜占庭腹地的基地。罗伯特·吉斯卡尔和“好人”威廉曾经的作战计划被掸去灰尘再度面世。查理用他相当可观的收入之一半来建造他的船队，其中有五十艘或六十艘单层甲板大帆船，而且很可能还有三十艘辅助型船。这些帆船看上去都气势磅礴，其船体庞大、坚固，应该能在外海上漂浮停泊。 [47] 维持这支船队至少要花费3.2万盎司黄金，甚至可能要5万盎司。 [48] 查理严重低估了其臣民对承担重税的忍耐度。在高压之下，反抗爆发了。在巴勒莫，自公元11世纪起便移居此地的拉丁移民的后代在1282年3月的“西西里晚祷” [49] 大起义中攻击了查理的安茹士兵。起义的口号是“去死吧！法兰西人”，但是他们同样仇视来自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湾的官僚群体。这些人被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排挤出了地中海贸易，于是将他们的经商手段用于服侍腓特烈二世及后来的查理一世。 [50] 他们对征税这类琐事的热衷引起了岛上精英阶层的抵制。起义者迅速攻克了整座岛屿，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同盟。起义者向查理最伟大的同盟者教宗请求支持，却遭到断然拒绝，无奈中他们转而向腓特烈孙女的丈夫、霍亨斯陶芬朝的最后传人、征服者詹姆斯的儿子阿拉贡国王彼得求助。
公元1282年8月，彼得和他的船队恰巧在西西里岛附近，彼得坚持称他当时在北非小镇阿尔克尔（Alcol）进行一场圣战。此言是否纯系借口，他是否确实计划占有西西里岛，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在一个法兰西士兵性侵了一位年轻的西西里主妇后，巴勒莫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造成了局势的失衡，城内似乎已经混乱不堪。当彼得于9月份到达该岛时，他或者准确地说他的妻子康斯坦丝得到了多数西西里精英的支持。他来此的最终目的是落实他妻子对于西西里主权的诉求；而且如果南意大利的居民参与了起义，且他拥有能够打败查理装备精良的安茹军队的资源（查理从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手中得到了贷款，银行家希望确保阿普利亚的谷物能够被运到不断扩张的佛罗伦萨），他也会夺取南意大利。 [51] 安茹家族劝说法兰西国王于1283年入侵阿拉贡（这对法兰西是一次灾难）。阿拉贡王朝支持了意大利的反教宗者，后者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诸城中亲安茹家族的圭尔夫派（Guelfs）和亲阿拉贡王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s）两败俱伤的争斗中确立了尽忠的目标，结果使斗争陷入僵局：到彼得三世和查理一世都已故去的1285年，阿拉贡国王占领了西西里，而安茹国王控制了南意大利，但两人都自称“西西里国王”（而位于意大利本土的王国通常被称为“那不勒斯王国”）。教宗试图在1302年及之后出面调停，但安茹家族和阿拉贡家族的斗争贯穿了整个14世纪，消耗了宝贵的财富资源，偶尔还会升级为冲突。
斗争同时在海上和陆上发生。安茹家族的查理可能认为加泰罗尼亚的船队不值一提。这是一个错误，在阿拉贡国王彼得指定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劳里亚的罗杰（Roger de Lauria）为船队的指挥官后，这一点尤为明显。此人是地中海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指挥官之一，是新时代的莱山德。 [52] 与管理良好、小巧紧凑的加泰罗尼亚船队相比，查理的船队装备精良但缺乏凝聚力，它是由南意大利人、比萨人和普罗旺斯人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 [53] 公元1282年10月，罗杰在卡拉布里亚海岸的尼科泰拉打败了查理的船队，扣押了二十名安茹家族的成员和两艘比萨的大船，迫使查理退守南意大利。无论如何，如果查理想重新攻下西西里岛，他就需要取得对分隔西西里岛与非洲海岸的西西里海峡的控制。他再次被罗杰阻止，在马耳他周围的海域，一支安茹家族的守军与阿拉贡入侵者发生了冲突。1283年6月，一支由十八艘船组成的普罗旺斯船队到达了后来成为马耳他大海港（Grand Harbour）的水域，但它被劳里亚二十一艘船组成的船队追赶。两支海军对战了一整个白天，到入夜时分，安茹家族的船队被迫放弃了多艘船，还有一些船被摧毁。安茹军队损失惨重：大约有三千五百名战士被屠杀，且阿拉贡人抓获了几百名战俘，包括一些贵族。牺牲者可能多数来自马赛，马赛人在这场战斗中损失的人数占其人口总数的将近五分之一。 [54] 在法兰西人于1283年入侵加泰罗尼亚后，加泰罗尼亚船队也得心应手地在罗赛斯海岸俘获了法兰西船队中的一半船只。罗杰宣称：“我坚信，海上不会有任何船队、船只，甚至任何一条鱼，除非它拿着阿拉贡国王的武器。” [55]
安茹家族现在已经不能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持续攻击下保护南意大利海岸了，公元1284年他们彻底失去了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因为查理一世的儿子萨勒诺亲王查理愚蠢至极地率领一支安茹家族的船队在那不勒斯海面攻击了罗杰的船只。许多那不勒斯水手都不善于对付加泰罗尼亚人，他们被迫在甲板上与敌手进行白刃战。这次的灾难形式有所不同。那不勒斯人的船队没有被摧毁，但一些普罗旺斯的舰船被捕获，萨勒诺的查理就在一艘被捕获的船的甲板上。 [56] 直到1289年，他一直是阿拉贡人的战俘，尽管在他的父亲于1285年去世后，（至少是安茹人的眼中）他已经成了西西里国王和普罗旺斯伯爵。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加泰罗尼亚船队肆无忌惮地扩大了他们在地中海上的行动范围，攻击了凯法利尼亚（从属于那不勒斯）、基克拉泽斯和希俄斯；突尼斯海岸附近的杰尔巴岛和克肯纳群岛（Kerkennah）也重新回到西西里人的控制之下。没有人能抵抗劳里亚的罗杰的进攻。他持续不断地取得海上战役的胜利，保证了西西里岛始终由阿拉贡人控制。
马略卡岛则是另一个问题。彼得三世早在其统治之初就憎恶他父亲把领地分割为阿拉贡王国和马略卡王国的做法。彼得在弟弟马略卡的詹姆斯二世背信弃义地投靠安茹家族后，侵入鲁西永，攻入佩皮尼昂（Perpignan）的王宫，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弟弟的卧室外。他甚感受挫地敲打大门，而詹姆斯此时却从下水道逃离了这个国家，直到公元1298年才在教宗干预下夺回王位。 [57] 然而彼得做出的决定与他父亲的做法相似，即把新征服的西西里领地与其他领地分而治之，并把它作为独立的实体授予他的第二个儿子。这承认了一个可怖的事实：西西里人并不是在为巴塞罗那王室战斗，而是在为霍亨斯陶芬家族战斗。此外，西西里岛离巴塞罗那太远，从巴塞罗那控制它是很困难或不可能的。然而，这个岛屿是如此具有魅力。早在“西西里晚祷”事件之前，加泰罗尼亚商人就大批前往巴勒莫、特拉帕尼和其他港口，以寻找谷物和棉花。然而，彼得的目标是实现他的妻子对于王权的诉求，而不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在彼得逝世之后，商人们的机会就因三个阿拉贡国王——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国王，马略卡国王和西西里国王——间的争执减少了。
尽管面对着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世界内部实行的封港令，加泰罗尼亚人还是使自己占据了一个可与意大利人比肩的地位。他们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夺取地中海控制权的竞争活动：当巴塞罗那人开始为了进入非洲、西西里岛和东方而加入竞争之时，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还没有完全获得对地中海商路的控制权。加泰罗尼亚人在航海方面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专长，包括地图制作的技术。他们还有其敌手完全不具备的优势：在阿拉贡国王的保护之下，他们很容易就可接近突尼斯、特莱姆森（Tlemcen）和亚力山大的统治者的宫廷。后代之人在回顾征服者詹姆斯和彼得的时代时，会视之为加泰罗尼亚的英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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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原文如此。在以色列王国灭亡后，以色列民族消失的支派为十个。——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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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Abulafia，‘Catalan merchants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1236-1300：studies in the notarial acts of Barcelona and Sicily’，Viator：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ol.16（1985），pp.232-5，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ⅷ.
[29] D.Abulafia，‘Catalan merchants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1236-1300：studies in the notarial acts of Barcelona and Sicily’，Viator：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ol.16（1985），pp.232-5，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ⅷ.，pp.235，237.
[30] D.Abulafia，‘Catalan merchants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1236-1300：studies in the notarial acts of Barcelona and Sicily’，Viator：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ol.16（1985），pp.232-5，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ⅷ.，pp.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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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一种三桅帆船。——译者注
[38] Abulafia，Mediterranean Emporium ，pp.1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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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bulafia，‘Catalan merchants’，pp.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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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ott，Sea Power ，p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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