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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 跨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界（900～1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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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统治区域的扩张延伸到了摩洛哥、西班牙和西西里，这就意味着地中海的南半部成为穆斯林统治下的湖，该事实为贸易提供了绝妙的新机遇。在各种记录中犹太商人都是最突出的。但这种现象是不是一种偶然性的遗存，或者他们是否比科普特人和叙利亚基督徒或者北非、西班牙和埃及的穆斯林城镇居民更为成功，都是不确定的。有理由认为非穆斯林商人有特别的优势。穆斯林被他们的法律法规束缚，这些法律规定他们不得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生活或者从事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上伊斯兰城镇的统治者们向基督徒和犹太人中的贸易者敞开了大门，但穆斯林居民却对到意大利、加泰罗尼亚或普罗旺斯去冒险持谨慎态度。
我们之所以了解犹太商人的情况，是因为成百上千份犹太人信件和贸易文件尚存于所谓的开罗经冢（Cairo Genizah）内。在公元7世纪中期，入侵埃及的阿拉伯人在现代开罗外缘的福斯塔特（Fustat，意为“渠沟”）建立了他们的基地，并在不久后将其首都迁移到新开罗大城堡周边地区。 [1] 旧的开罗，或称福斯塔特，成为这个城市的犹太人和科普特人的定居地；在11世纪时，一群犹太人重建了本·以斯拉（Ben Ezra）会堂，其楼上有一间库房，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冢（Genizah） [2] ，要进入经冢只能通过梯子，他们将无用的文件和手稿存放于该库房内。他们希望避免破坏任何写有上帝之名讳的文件；由此概念延伸出来，他们也不会破坏任何以希伯来文书写的文件。可以说，经冢中的手稿集“完全不是一种档案”，因为其设置是为了让文件不受破坏地被闲置一边，事实上是把它们“埋葬”于地表之上，而非制造一个可随意进入的房间，供人们系统性地翻阅参考。 [3] 这些手稿于1896年获得了学者的注意，当时，两个苏格兰妇女将《便西拉智洲》（Wisdom of Ben Sira ）的希伯来文本带到了剑桥。此书原来只以希腊文留存于《七十士译本》中，并被犹太人（后来被新教徒）收于非正统的《伪经》（Apocrypha ）中。不论这一文本是丢失的希伯来原本，还是从希腊原文译为希伯来文的译本，它都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剑桥，讲授《塔木德》的讲师所罗门·谢克特博士（Dr Solomon Schechter）闻讯极其兴奋，于是特意前去开罗，与会堂商谈购买其库房所存之物，并带回了几乎全部手抄本的四分之三，它们一般都皱皱巴巴的，有的已经破碎不堪，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后人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将其分类（其他残片已经在市场上被一件件地卖掉了，最终散布在从圣彼得堡到纽约的世界各地）。 [4] 经冢中有大量的商人信件（可叹的是，它们经常是不标记日期的），以及中世纪许多犹太人中的伟大人物手写的信件，尤其是西班牙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及西班牙诗人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 [5]
在经冢中的商人信件得到验证之前，我们关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经济生活的信息主要从编年史、司法案例和考古证据中获得。与这些资料的发现和保存同样重要的是，什洛莫·多夫·戈伊坦（Shlomo Dov Goitein，他生活在以色列，当时在普林斯顿）决定仔细研究这些资料，以重建他所说的“地中海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这一名词引出的问题是：在大多数史料依据得以保存下来的公元950～1150年，经冢犹太人究竟在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圈子里有多大的代表性？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本·以斯拉会堂内的犹太人是不是典型的埃及犹太人。他们的会堂仿效了古“巴勒斯坦”的礼仪程序，这种古老的礼仪程序后来被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犹太人沿袭。另一座会堂是按照“巴比伦”犹太人的需要而组织仪式的，这些犹太人不仅包括伊拉克犹太人，也包括所有遵行这类仪式的犹太人，包括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赛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这里也有许多埃及的卡拉派（Karaite）犹太人（他们拒绝承认《塔木德》的权威性），以及一些撒马利亚人。当然，本·以斯拉派的犹太人慷慨赐予荣耀，促使许多富有的突尼斯犹太人定居于福斯塔特，加入他们的会堂。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冢文献里关于穿越地中海到突尼斯和西西里的资料，要远比到西班牙或伊拉克的资料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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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冢文献并非对那些居于福斯塔特城的人的生活的简单记载。这些犹太人也与生活在地中海各处——包括安达卢斯（al-Andalus）、西西里和拜占庭——的家人、朋友和商务代理人通信，但他们同西方的基督教城市的交往较为有限。 [6] 关于穆斯林商人的情况有许多资料，他们经常被委托向远方发货（北非海岸的交通十分忙碌）；这是由于许多犹太人有安息日（Sabbath）的禁忌，不能在陆上旅行，如果他们随商队而行就难以避开安息日。在海上的旅行如果遇到安息日还稍为简单一些，因为人们只要选择不在安息日出发即可。 [7] 或许是出于犹太人的宗教倾向使得他们更乐于选择海上航行这一简单的事实，经冢文献中的犹太人成了有志于穿越地中海的商人。他们形成了密切交错的、有他们自己的精英人士和习俗的社会圈子，与他人建立了跨越地中海交往的利益纽带——婚姻同盟在福斯塔特与巴勒莫的家族之间形成，一些商人还在数个港口置办了住宅，甚至娶了多位妻子。这些联系可见于一封11世纪发自福斯塔特的信件。一个名叫伊本·伊居（Ibn Yiju）的人给他在西西里的兄弟约瑟夫写了信，将他的女儿许配给约瑟夫的儿子，并称他唯一的儿子已经在他远在也门之时就死去了。 [8]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中海社会，但它也会将目光投及地中海之外的世界，埃及成为地中海贸易圈和印度洋贸易圈之间的桥梁，与印度洋贸易圈相连接的是一条通向红海港口阿伊扎布（Aydhab）的短距离陆上路线。商人们的经营范围从西地中海延伸到也门和印度。大批东方的香料就是这样通过埃及进入地中海的。
经冢犹太人充分利用了属于穆斯林的地中海部分地区新出现的繁荣。埃及是这一地区的经济重心。亚历山大作为贸易和跨海交通的中心得以复兴；开罗则作为从亚历山大通过尼罗河和沙漠到达红海的中心环节而繁荣起来。法蒂玛王朝于公元969年将国家权力中心由突尼斯移至开罗，开罗也成了一个大都市，法蒂玛家族的成员作为哈里发统治着这片地区，并挑战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与科尔多瓦倭马亚朝（Umayyad）哈里发的领袖地位。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信奉什叶派信条，但他们意识到，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还包括相当多的逊尼派穆斯林以及许多科普特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应对所有人予以充分考虑。如果他们升起什叶派的旗帜，就是在宣称他们要对抗地中海和东方的逊尼派对手。法蒂玛人从埃及进入红海进行贸易，取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这反映在他们的优质金币上，由此他们在中东占据了优势地位。他们取得的成就使得阿拔斯王朝败落了，阿拔斯王朝因掌控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行的商路而曾经生活得十分奢靡，同时，阿拔斯王朝的商业利润缩水，金币贬值。经冢犹太人在将东方奢侈品卖给地中海客户时可利用这些经过红海的贸易路线。 [9]
这些犹太商人专营一些特别的商品，他们并没有过多涉足粮食贸易。当然，这时一定还存在着活跃的粮食贸易，因为伊斯兰世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黎凡特和北非城市的复兴——的确，其中一些城市成了新的基地，如防御性城市福斯塔特和凯鲁万，以及能将撒哈拉沙漠的黄金从内陆运出的港口城市马赫迪耶和突尼斯。大量城市居民依赖于外来的粮食和原材料，包括他们的产业需要的纺织纤维和金属等。城市中有许多掌握特殊技能的手工业者，他们制作的手工品可供出口，在远方用来交换食物。突尼斯人依赖于西西里的谷物，但他们（或者说经冢犹太人代表他们）出口棉麻织品，他们通常是从西西里购买原棉用于加工。这种被地中海隔离开来的两岸共生现象，在整片地中海海域都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从摩洛哥取得粮食，同时卖给摩洛哥人成品——纺织品、陶器和金属工具。如果条件许可，埃及人也如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那样，到拜占庭控制下的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寻找他们缺少的木材。 [10]
经冢犹太人充分利用了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机会。他们对于犹太律法中规定的商业手段并不满意，一般遵行穆斯林的经商方法，这种方法将贸易中的风险分摊给本国的合伙人，而不是像拉比们所说，在参与旅行的代理人中分配。 [11] 这就意味着年轻的商人可用成功商人的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贸易活动，而不必担心因经营不当而一蹶不振。 [12] 人们开始用较为复杂的方式在整个地中海完成支付：信用票据、汇票和支票是为人所熟知的，这对于行商处理债务、在必要时购置货物并完成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大批量地从事麻织物和丝织品的买卖，丝锭经常被用作一种投资方式，他们把丝锭堆在一个容器内，到需要集资时再拿出来使用。埃及亚麻被运到西西里和突尼斯，丝绸有时来自西班牙或西西里；在西西里，波斯丝绸的仿制品被制造出来，仿制商标在伊斯兰世界也很常见，可以认为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伪造，而是对原产品商标的尊重。 [13] 经冢商人是经营不同品质丝绸的行家里手，他们知道最好的西班牙丝在进入埃及后价格可达每磅三十三第纳尔（dinars），而品质较差的西西里丝可能降至每磅两第纳尔。 [14] 亚麻的贸易规模更大，包括纺成麻线的和未纺成麻线的，有一款布料是部分由亚麻丝织成，它事实上因福斯塔特城而得名，被称为“福斯提安”（fustian，棉麻粗布），这个词后来被意大利商人用来指代任何地方生产的棉麻混纺产品，甚至产于德意志的也被如此称呼，这个词进入了当代欧洲的语言中。
经冢犹太人的世界一直延伸到当时已知世界的西部边缘。尽管安达卢斯以及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还没有被经冢商人们当作商贸活动的重心，但多关于西班牙商人的资料很丰富。一些人带上了安达卢斯人（al-Andalusi ）或者哈-塞法迪人（ha-Sefardi ）的标签，就像雅各·安达卢斯（Jacob al-Andalusi）家族——该家族于公元11世纪中期生活于西西里、突尼斯和埃及——那样，在地中海各处经商。 [15] 大商人哈尔丰·本·内塔尼尔（Halfon ben Nethanel）于1128～1130年在西班牙经商，后来在1132～1134年到了印度，1138～1139年时又回到了安达卢斯。 [16] 西西里是经冢犹太人贸易网络的一个中心。在它于9世纪被穆斯林征服之后，第一座沦陷的城市是该岛西端的马扎拉（Mazara）。该城成为埃及船只的目的地，一些小船也载着商品穿行于马赫迪耶和其他突尼斯港口之间；一旦它们进入马扎拉，商品就会被转移到更大的船只上，并由此东行。穿行于安达卢斯、西西里和埃及之间的一些船只很大；载重量为一千零五十吨的大船可从亚历山大载大约五百名乘客前往巴勒莫。在马扎拉著名的亚麻市场，埃及的商人们都在焦急等待着亚麻价格的变化，以确定自己应该向西方运送多少亚麻。向另一个方向运送的是丝绸，它被大量用作埃及新娘的嫁妆，此外，还有许多精细纺织品：枕头、床罩、地毯和一种被称为“披肩头纱”（mandil ）的遮盖新娘头发的饰物。 [17] 西西里岛上有一大片土地是留给牧场的，高品质的皮革（有的时候是镶金的）和绵羊乳酪也毫不奇怪地是该岛输出的著名产品。 [18] 绵羊乳酪被运到遥远的埃及，其中一些还能保持着鲜度。
这并不是说，西西里的一切都很平静祥和；拜占庭攻击过西西里东部（皇帝决心为君士坦丁堡收回这颗明珠），岛上也有埃米尔之间的争斗。在公元11世纪早期有一封言辞悲切的信件被送到了埃及，它描述了约瑟夫·本·塞缪尔（Joseph ben Samuel）在拜占庭对西西里发动新一轮攻击时的悲惨经历。他出生于突尼斯，但生活在埃及，并在埃及成婚；他在巴勒莫也有一处房产。一次船难将赤身祼体、身无分文的他丢在了北非海岸。幸运的是，他在的黎波里（Tripoli）找到了一位欠他钱的犹太人，他用这笔钱买了新衣服，出发前往巴勒莫的住所，却发现这栋房子被他的邻居推倒了。他抱怨称自己没有钱将此人告上法庭。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发出十磅丝绸及一些金币到埃及。他愿意接受拜占庭海军的攻击；他愿意回到埃及找他的妻子和儿子，把他们带回巴勒莫，但是担心她不会答应此事，或者他得与她离婚。当时，行商有一个习惯，即拟定一份有条件的离婚协议，保证行商在无目击者的情况下死去后，他们的妻子可以避免被犹太律法阻止再嫁。这种离婚，如果她愿意的话，就可以成为事实上的离异，但约瑟夫申明，他爱他的妻子，写这份离婚书只是因为害怕上帝的惩罚，害怕在海的那边等待着他的命运。他哀伤地继续写道：
那么，噢，上帝，噢，上帝，我的主！按照你的宗教信仰去关注我的孩子吧！——当然，我对此非常了解。当他变得坚强一些时，就让他找一个老师去学习吧。
经冢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船只的信息。多数船主是穆斯林。早早地登船，并在船只起航前密切关注自己的货物，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习惯上，人们都在起航之前一天登船，在起航前夜不断地祈祷并写出遗嘱和相关说明。当然，起航的时间是不可预料的，由于突发暴雨、关于海盗的新闻或者统治当局的干预，人们总是不得不在港口内等待出航，例如，一艘在航行季末在巴勒莫港等待驶往西班牙的商船被当局扣押，导致全船人在巴勒莫滞留了整个冬季。一个乘客抱怨道，他被困在巴勒莫，“手和脚都被砍掉了”——这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航行时间也是不可预料的：在公元1062年，一艘船自亚历山大驶往马扎拉只用了十七天；但另一信件揭示了一个叫作佩拉希亚·伊居（Perahya Yiju）的人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从巴勒莫航行至墨西拿（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城市，认为它很肮脏）。一艘小船耗时两个月才从亚历山大开到阿尔梅里亚（Almería）；另一艘船用了五十天才从亚历山大驶到巴勒莫，而有时候，这段距离只需要航行十三天。 [19] 乘客们带着行李、餐具和陶器，有时候他们得睡在自己的货物上面，如果运载物是亚麻之类的物品，他们可能还不会太难受；船上没有舱室，在整个航程中人们都在甲板上苦挨。信件中很少提到他们的食物，食物一定非常简单。 [20] 戈伊坦的感觉是，船难并不经常发生，而历史学家们关注船难只是因为关于船难的描述都非常形象。船只的确及时到达，且经冢犹太人也不因大海而惊恐。海上航行似乎不比陆地上的行程更危险。船长们在沿北非海岸航行时，试着在能看见陆地的海域行进，海岸上有灯塔观察着船只的移动，这显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而不仅仅是要控制关税。信息被送回亚历山大，通报船只的航行情况，商人们关注着这些信息，以确认他们的货物正在途中。 [21]
有许多资料证实了犹太书籍和学者的流动，这说明贸易路线除传递亚麻外也传递着思想。公元1007年前后，一份咨询宗教见解的文件由东行的穆斯林商人驼队从摩洛哥带到巴格达。 [22] 犹太人可能做到的事对于穆斯林也非常简单，希腊医药和哲学方面的文本跨越了广阔的地中海，在西班牙南部流行。事实上，当希腊医生狄奥斯科理斯（Dioskorides）写的医药作品于10世纪传到科尔多瓦时，无人能读懂它，但是据说哈里发的御医犹太人哈斯代·伊本·沙普鲁特（Hasday ibn Shaprut）曾经与一位希腊修道士一起工作，他们一起把这些文本译成了阿拉伯文。沿着从西班牙到埃及和叙利亚的路线，一个经济、文化和宗教联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在伊斯兰世界内部，除了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派别分歧，以及倭马亚家族、法蒂玛家族和阿拔斯家族之间的政治分离之外，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往一直活跃。穿越地中海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像持各种信仰的商人一样频繁活动，加强了这种联系。被弃于这些联系之外的大多是基督教西欧的居民。在10世纪和11世纪，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拉丁商人在涉足这片海域时始终十分小心。只有少数基督教城市向穆斯林的海域派出商船，因为它们知道，成功的秘诀就是与穆斯林敌人合作。这些基督教城市中就有威尼斯，它的早期历史前文已经讲述过了。另一个知名度并不逊于威尼斯的港口是阿马尔菲，它紧靠索伦托半岛（Sorrentine peninsula）的山地边缘，难以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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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尔菲是地中海历史上的一大谜题。如果有哪座罗马南部的城市会崛起为意大利贸易中心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拥挤的那不勒斯；除了亚麻业、与内陆便利的交通和陡峭的地形，那不勒斯还具有持续不断的贸易史——尽管它在公元6～7世纪经历了衰败，但并未因此崩溃。然而，在阿马尔菲的兴盛期，也就是与850～1100年大致相当的时期，阿马尔菲超越那不勒斯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尽管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的城镇，在6～7世纪才围绕一个灯塔发展起来。 [23] 它有一条主街道盘旋而上，还有穿插在城市建筑之间的狭窄小巷，似乎根本无法与威尼斯竞争。 [24] 这里的早晨几乎不可能有风，对航海有相当大的影响。 [25] 这让一些历史学家讲起了“阿马尔菲之谜”，他们拒绝接受基督徒、犹太人尤其是穆斯林作家关于阿马尔菲是10世纪和11世纪西方最大的转运口岸的说法。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笔下的阿马尔菲是一个“没有商人”的城市，根据他的观点，阿马尔菲人在山崖上种植葡萄、经营果园，认为贸易只是增加一些收入的手段。 [26] 当然，制造一些可以到达其他大陆的船只是一项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事业，该事业激发了进行商业扩张的动力。
狭小的阿马尔菲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然而，阿马尔菲变成了一个标签，指代一些来自南意大利的商人和水手，特别是索伦托半岛的山坡上的一些微型城镇的居民。阿马尔菲上方的城市拉韦洛（Ravello）和斯卡拉（Scala）没有自己的港口，于是派它们的商人搭乘阿马尔菲人的船前去海上；从阿特兰尼（Atrani）到阿马尔菲仅需步行五分钟，两地被一处突起的岩石隔开；马约里（Maiori）和米诺里（Minori）坐落于通向萨勒诺（Salerno）的海岸上；切塔拉（Cetara）则成为一处渔船队集结地。简言之，索伦托半岛的整个南海岸，从波西塔诺（Positano）到拉卡瓦（La Cava）的圣三一大修道院（Santissima Trinità，建于公元1025年），都属于阿马尔菲。阿马尔菲与潟湖湿地中的威尼斯的相似度比第一眼看上去高。威尼斯最初是一些小社区的集合，这些社区被水隔离开来，而不是像阿马尔菲中的社区一样被深山和陡峭的悬崖隔离——两种形态都给人以固若金汤的感觉。阿马尔菲人和威尼斯人都认为自己是由于蛮族入侵而避难于此的。阿马尔菲在公爵——他们与威尼斯的总督一样，都与远方的拜占庭统治者保持着松散的联系——的统治下建立了零散的、碎片化的城市。在北非的萨拉森人入侵的时代，这种分散性使他们与潟湖周围分散的威尼斯人一样获得了抵御的力量。
阿马尔菲人能够发动一支船队作战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812年，当时，他们与另一个在地中海贸易中变得很活跃的城市加埃塔的水手一起，被拜占庭的西西里省督召集去抵抗穆斯林对西西里的入侵，当时穆斯林的船队已经抵达伊斯基亚岛和蓬扎岛（Ponza）的沿岸。当穆斯林的陆军侵入西西里岛，且穆斯林海军肆虐无忌地进军罗马并掠夺了圣彼得大教堂和城墙外的圣保罗大殿（St Paul’s-without-the-Walls）时，情况变得更为危险。三年后，一支南意大利船队在奥斯蒂亚艰难地击败了敌人，这一事件在后来几个世纪中都被认为是拯救了罗马的战役——它被拉斐尔画在梵蒂冈宫殿的壁画上，此壁画的赞助人是利奥十世（Leo Ⅹ），他与画中胜利时期的教宗利奥四世（Leo Ⅳ）同名。 [27] 教宗试图说服阿马尔菲人站在他的一边，允许他们自由使用罗马的港口。但是，阿马尔菲的商人一定会问自己：如果需要到西西里、突尼斯和更远的地方去搜罗罗马教廷渴望的奢侈品，与罗马建立这种关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尽管教宗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但阿马尔菲人和加埃塔人与穆斯林签订了协议，这为他们至少带来了物质上的救赎。到906年，加埃塔的执政官拥有了金币、银币和铜币，且获得了珠宝、丝绸和可用来装饰教堂的大理石，还有土地和牲畜，所有这些都在他的遗嘱里写了出来。 [28] 阿马尔菲人也供养着坐落于南意大利内陆的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本笃派主修道院，视自己为它在耶路撒冷的代理人。在希腊人与拉丁人教会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的时期，他们也是坐落于阿索斯山的本笃派修道院的赞助人。
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很乐意签署夸大其词的文件，授予阿马尔菲的公爵和杰出公民“protospatarius ”的称号（从理论上讲，这是军事将领的头衔）。 [29] 然而，有一个家族，即潘塔莱奥尼（Pantaleoni）家族得到了皇帝的注意。公元11世纪，潘塔莱奥尼家族的人带了一批铜门来到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阿马尔菲大教堂和罗马城墙外的圣保罗大殿。 [30] 这只是潘塔莱奥尼家族成员从东方带来的众多奢侈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阿马尔菲人想要在拜占庭的领土上建立基地以便经商，10世纪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还拥有一些码头和货栈。 [31] 他们与威尼斯人一道穿越亚得里亚海，成为拜占庭强有力的设防城市都拉基乌姆的主要居民。 [32] 威尼斯和阿马尔菲的商人都渴望利用自都拉基乌姆经萨洛尼卡到君士坦丁堡的大路。
阿马尔菲在更远的东方，即法蒂玛王朝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阿马尔菲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处客栈，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商业优势，但珍奇圣骨的交易不断发展。作为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代理人，他们使得本笃派修道士们可以为那些来自欧洲的越来越多的朝圣者——他们经常从南意大利的港口出发——提供帮助。这个小客栈后来发展为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团中的善战的修士后来为保卫罗得岛和马耳他岛与突厥人作战。11世纪之后，这个骑士团发展为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现在其总部位于罗马。 [33] 传说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1099年包围耶路撒冷时，阿马尔菲人就在城内。他们被迫服从穆斯林的指令，从城内向十字军扔石块；奇妙的是，石块在半空中变成了面包，供养了饥饿的十字军士兵。当然，事实上，阿马尔菲人之所以能繁荣，恰恰是因为他们避免了在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中选边站。
公元10世纪时，福斯塔特有一处阿马尔菲殖民地；996年，其成员被指控在法蒂玛哈里发的泊船港放火，大约有一百六十名意大利商人在随后发生的暴乱中被杀。 [34] 阿马尔菲人在福斯塔特生活时，与犹太商人也建立了联系，有一个叫作“马尔夫”（Malf）的地方在经冢文献中时不时地出现。经冢商人们航行至阿马尔菲出售胡椒。尽管发生了大屠杀事件，阿马尔菲人与法蒂玛王朝的联系仍然很密切。 [35] 他们在对非洲的贸易中创造了很高的利润并制造、发行了自己的金币。
西方正在复兴，同阿马尔菲人一样愿意与穆斯林做生意的西方人获得了利润。无论如何，另外两个意大利城市，即热那亚和比萨，开始证明更具野心的政策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
[1] S.Reif，A Jewish Archive from Old Cairo：the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s Genizah Collection （Richmond，Surrey，2000），p.2 and fig.1，p.3.
[2] 因经冢一词，人们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地中海上的犹太商人为Genizah，有些中译按照读音译为“杰尼扎”犹太人，但本书倾向于用意译，即经冢犹太人。——译者注
[3] S.D.Goitein，A Mediterranean Society：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1，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CA，1967），p.7；cf.the puzzling title of Reif’s Jewish Archive.
[4] S.Shaked，A Tentative Bibliography of Geniza Documents （Paris and The Hague，1964）.
[5] Reif，Jewish Archive ，pp.72-95.
[6] On Byzantium：J.Holo，Byzantine Jewry in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Cambridge，2009）.
[7] R.Patai，The Children of Noah：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NJ，1998），pp.93-6；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p.280-81.
[8] Shaked，Tentative Bibliography ，no.337.
[9] D.Abulafia，‘Asia，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2，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M.M.Postan，E.Miller and C.Postan（2nd edn，Cambridge，1987），pp.421-3.
[10] Mercantile contacts：Holo，Byzantine Jewry ，pp.201-2.
[11]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429.
[12] Shaked，Tentative Bibliography ，nos.22，243（wheat），248，254，279，281，339，etc.，etc.
[13] S.Goitein，‘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in the Cairo Geniza documents’，Archivio storico per la Sicilia orientate ，vol.67（1971），p.14.
[14] Abulafia，‘Asia，Africa’，p.431；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102.
[15] O.R.Constable，Trade and Traders in Muslim Spain：the Commercial Realignment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900-1500 （Cambridge，1994），pp.91-2.
[16] O.R.Constable，Trade and Traders in Muslim Spain：the Commercial Realignment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900-1500 （Cambridge，1994），p.92.
[17] Goitein，‘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pp.10，14，16.
[18]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111；Goitein，‘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p.31.
[19]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p.311-12，314，317，325-6；Goitein，‘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pp.28-30.
[20]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p.315-16.
[21] Goitein，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1，pp.319-22.
[22] Reif，Jewish Archive ，p.167.
[23] P.Arthur，Naples：from Roman Town to City-state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12，London，2002），pp.149-51.
[24] D.Abulafia，‘Southern Italy，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in D.Abulafia，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1100-1500 （Aldershot，1993），essay i，pp.8-9；B.Kreutz，‘The ecology of maritime success：the puzzling case of Amalfi’，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3（1988），pp.103-13.
[25] Kreutz，‘Ecology’，p.107.
[26] M.del Treppo and A.Leone，Amalfi medioevale （Naples，1977），the views being those of del Treppo.
[27] G.Imperato，Amalfi e il suo commercio （Salerno，1980），pp.38，44.
[28] C.Wickham，Early Medieval Italy：Central Power and Local Society 400-1000 （London，1981），p.150；on Gaeta：P.Skinner，Family Power in Southern Italy：the Duchy of Gaeta and its Neighbours，850-1139 （Cambridge，1995），especially pp.27-42 and p.288.
[29] Imperato，Amalfi ，p.71.
[30] H.Willard，Abbot Desiderius of Montecassino and the Ties between Montecassino and Amalfi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Miscellanea Cassinese，vol.37，Montecassino，1973）.
[31] Abulafia，‘Southern Italy，Sicily and Sardinia’，p.12.
[32] Anna Komnene，Alexiad ，6∶1.1.
[33] J.Riley-Smith，The Knights of St John in Jerusalem and Cyprus，1050-1310 （London，1967），pp.36-7.
[34] C.Cahen，‘Un texte peu connu relative au commerce orientale d’Amalfi au Ⅹe siècle’，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e napoletane ，vol.34（1953-4），pp.61-7.
[35] A.Citarella，Il commercio di Amalfi nell’alto medioevo （Salerno，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