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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 奥斯曼退出地中海（1900～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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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历史已经被分成相互联系的各个阶段，并被呈现于本书中，在这些阶段中，地中海或多或少地融为单一经济区乃至政治区。随着第五地中海的到来，该进程的所有特点都发生了改变。地中海成为交通大动脉，商品、军舰、移民以及其他旅客都从大西洋经地中海到达印度洋。地中海周边陆地生产力的下降，以及巨额贸易的开启——比如来自加拿大的谷物、美国的烟草，使商人对地中海的兴趣逐渐下降。就连在埃及获得重振的棉花贸易都面临印度和美国南部的竞争。从热那亚出发的航线穿过西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带往新世界；1900年前后，这些移民在纽约、芝加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以及美洲其他一些蓬勃发展的城市内定居下来。意大利移民主要是南方人，因为南部村庄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升——米兰和其他北方城市正在获得改善。
另外，法国人可以在地中海区域内找到创造新生活的机会：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移民的首选，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北非沿岸建立一个新法国，并在广大内陆地区依旧维持殖民统治。该政策的两个明证是，将阿尔及尔的大部分地区重建为一座欧洲城市，以及在公元1870年将3.5万名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统一纳为法国公民。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被认为是“文明开化的”（évolué ），因为他们早已抓住法国统治者提供的机遇，在“全球以色列人同盟”的支持下开办现代学校——旨在按照欧洲模式提升犹太人的教育水平，并将自己改造为新的专业阶级。 [1] 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被法国控制后，突尼斯也吸引着法国殖民者，尽管进程更加缓慢；1900年前后，相比法国殖民者，意大利殖民者对突尼斯有了更大的热情。意大利王国也垂涎北非，因为其政治领导人看到了将他们国家建成堪与法国匹敌的地中海殖民强国的机会。意大利人尚未像20世纪30年代的墨索里尼那样，明确表达地中海是“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因为很显然，大不列颠统治着海洋，但意大利的公众和民主派确信意大利负有建立帝国的使命。一方面，其道义上的理由是：他们要做的事，与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一样，有机会将欧洲文明带给人们眼中的落后民族。另一方面，其政治上的理由是：如果意大利无法展示自己有能力取得伟大的成就，它将在欧洲丧失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理由：意大利的国力仰仗其经济成就，而经济成就的取得只有在它利用好殖民地所提供的原料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西班牙只是个弱小的竞争对手，到1904年，它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包括得土安在内的摩洛哥沿海地区和休达、梅利利亚内陆腹地。 [2]
公元19世纪60年代，突尼斯国家财政的崩溃为法国和意大利提供了契机。如果总督及其政府无法履行他们的义务，大量法国债权人就将蒙受损失。此番情形与赛义德和伊斯梅尔治下的埃及没有多大的不同。一个国际金融委员会成立了，法国人的目标是控制该委员会。意大利政府对此不悦：意大利人深涉突尼斯经济，大批意大利殖民者鼓励意大利控制突尼斯全境的经济，如烟草的生产和出口、铁路的运营等。但到1883年，法国已经稳占主导地位，总督同意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保护领地。 [3] 意大利政府被迫另辟蹊径，它很快发现身边——在奥斯曼统治的利比亚——存在类似的机会；到1902年，意图瓜分地中海的法国和英国同意让意大利按自己意志行事——这是将意大利拉进更广泛的政治同盟以对抗未来敌手的有效方法。可能的敌手迅速出现：德国银行开始投资利比亚以便与罗马银行（Banco di Roma）展开竞争。1911年，德国人而非意大利人获准在利比亚购买土地。随着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土耳其人试图用商业特许权安抚意大利人。但这太晚了。意大利人认定，建立一个帝国的使命是其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奥斯曼实力的虚弱——尤其是在边远地区——日益明显。1911年9月末，意大利政府对土耳其宣战，到10月底，意大利舰队顺利将六万人的军队运抵的黎波里、班加西（Benghazi）和其他主要城镇。这是顺利的一面。然而地方上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随着意大利伤亡率节节攀升，意大利政府同意与君士坦丁堡进行和谈。和之前一样，奥斯曼苏丹不愿意放弃土耳其对昔日臣属之名义上的主权。在意大利人入侵一年后，他承认了意大利对名义上属于奥斯曼的利比亚的统治权。 [4] 意大利人无法控制内陆腹地，但正如在阿尔及尔那样，他们决定将他们所控制的地区欧洲化，并开始将的黎波里重建为一座现代化的意大利城市。
于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西部休达到东部赛义德港之线上的城镇都处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统治或保护下。德意志的皇帝于1905年访问丹吉尔，并对法国加强其在摩洛哥的影响力提出抗议，但德国并未在摩洛哥获得立足之地，没有获得比在利比亚更多的利益。其实，丹吉尔成了一块飞地，摩洛哥苏丹在此与外国领事分享权力。一个尤为重要的角色是警署总督察，他在苏丹和领事之间起联络作用；他为瑞士出现于地中海提供了一个稀有的例证，因为雇用一些严守中立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土耳其人因此丧失了他们在北非残存的权威；德国人并没有获得任何立足之地；奥地利人依旧被局限在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并未参与北非的争夺；英国人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之间的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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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大利来说，另一个有价值的奖励是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岛上居民主要是希腊人，他们试图摆脱奥斯曼的控制。“多德卡尼斯群岛联邦”的前景似乎很美好：该群岛沿商路分布，给当地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带来福祉。意大利人深知群岛的战略价值（它离奥斯曼政权中心太近了），并抓住利比亚与土耳其开战的机会，于1912年占领了群岛。意大利想要发展其新殖民地的经济。多德卡尼斯群岛是与利比亚截然不同的计划，或者说，是与意大利梦想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建立的帝国不同的帝国，意大利人更愿望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多德卡尼斯群岛人。 [5] 意大利人的征服标志着欧洲列强试图最终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步。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协同一致的过程；事实上许多动力来自奥斯曼领土内部，因为即便是传统上忠于君士坦丁堡的阿尔巴尼亚，到1912年也成为不满的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加速了奥斯曼行省分崩离析的过程。土耳其坚定地站到德国一方绝非必然。当战云笼罩欧洲时，土耳其人对与英国人商讨新条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继续视英国人为对抗俄国人从黑海闯入白海之企图的显而易见的盟友；他们也意识到了希腊人外交上的冒险主义——它使希腊国王乔治一直打到萨洛尼卡——对土耳其人的首都始终构成威胁，韦尼泽洛斯的“远大志向”（Megalé Idea）就是让君士坦丁堡取代雅典成为希腊的首都。但在1914年8月，地中海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政治关系的极度不稳定性：英国会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吗？或者与俄国？希腊会发生什么情况？情况似乎是，苏丹正被纳入德意志皇帝的网中，但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1914年8月10日，两艘德国军舰获准驶入金角湾，土耳其政府同意，如果它们遭到英国舰艇追击，土耳其炮兵将向英国人开火。与此同时，英国为土耳其舰队建造的造价750万英镑的两艘舰艇却被英国皇家海军征用，这引起了土耳其媒体对英国的强烈抗议。 [6]
在那些最终转向极端敌视土耳其的人中，有一位是英国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在8月21日说，丘吉尔是“强硬的反土耳其”派。然而隐藏在他的雄辩背后的是一个特殊而大胆的政策。战胜奥斯曼帝国不仅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还将保障英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在印度洋，波斯正在成为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并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石油。一旦俄国加入了对德战争，达达尼尔海峡就成为一条重要的通道，俄国可经此补充武器装备，出口乌克兰谷物——这对它平衡收支至关重要。 [7] 1915年3月，因害怕俄德停战，英国政府决定准许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达达尼尔海峡、色雷斯南部和临近达达尼尔海峡的爱琴海群岛。 [8]
丘吉尔积极支持发动战争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此举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最重要的海上进攻。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在地中海上发生的战事相对有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奥地利舰队并未过多地驶出其决心防守的亚得里亚海。然而，在地中海沿岸发生了几场重要的陆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和意大利东北部。土耳其对苏伊士运河构成的军事威胁足以让英国人将自己支持的人选任命为埃及的赫迪夫，以使埃及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从这时起，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塞浦路斯，这些地区仍处于苏丹保护伞之下的神话被遗忘了。 [9] 地中海海面仍旧相当平静，尽管水下潜伏着越来越多的潜艇，它们危害帝国海军的能力在大西洋上已得到充分证明。出现这种相对平静局面的部分原因是，英国和德国舰艇需要在北方诸海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备受争议的例外是1915年的加利波利之战。1915年1月，第一海军大臣费舍尔（Fisher）向其同僚杰利科（Jellicoe）勋爵抱怨说：
内阁决定单靠海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动用十五艘战舰和三十二艘其他舰艇，并派三艘巡洋舰和一支驱逐舰分队留守那里——这一切都是本土在危急时刻所急需的！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放弃！但你说“不！”，这意味着我得接受那些我坚决反对的意见。我不同意采取任何行动。 [10]
即便在做出让步时，费舍尔也仍向丘吉尔致电：“我越是考虑到达达尼尔海峡，就越不喜欢它！” [11] 他坚持认为，海军冲突必须在北海解决。加利波利之战以其艰苦卓绝而被后人铭记，战斗中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岬角对抗英国、奥地利和新西兰的军队。原计划是英国舰艇在法国人的支持下打开通道。当该计划显然行不通时，决定变为用渡船将5万军士运到穆德洛斯湾（Bay of Mudros，利姆诺斯南侧的天然港口，临近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穆德洛斯湾缺乏皇家海军所需的港口设施，那里既没有部队所需的足量淡水，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供居住。自于2月到达以来，他们就不得不忍受恼人的冬季环境。 [12] 1915年3月18日，一支英国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门户之地发动的进攻导致英国损失三艘战列舰，尽管土耳其人向舰队射击时用尽了他们的弹药，但海峡中的水雷被证明是更大的威胁。 [13] 英国人曾希望俄国黑海舰队率4.7万人的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但俄国人除在安全距离外炮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据点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只看到，东正教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14] 更多的灾难导致丘吉尔被逐出海军部，但那时，部队已陷入无助的境地：
在崎岖的海岸边
有块荒凉不毛之地，
这是一片墓地，被人类的鲜血浸染，
时光将使之圣化，记忆将奉献给亡灵。
那里埋葬着英烈的骨灰，
青年人在黑暗中燃起火把将其照亮，
全身心为自由而战，无惧枪林弹雨，
英名长存，永垂不朽。 [15]
英方——大英帝国和法国——共损失26.5万人，土耳其方面大概损失30万人；但是，尽管损失惨重，土耳其人还是坚守了阵地，不到九个月进攻方就撤退了。在英国人看来，加利波利之战有其积极意义：土耳其人被迫将其最精锐的部队撤出巴勒斯坦，缓解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压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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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大部分地区依旧平静。开战前夕，英国人和法国人希望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拉入同盟，英国海军部认为休达适合作为潜艇和鱼雷艇的基地，而法国人则希望将巴利阿里群岛用于从法属北非运输军队的中转站。如果西班牙国王没有鲁莽地提出用接管混乱的葡萄牙共和国，来补偿他向法国和英国提供的援助，或许谈判还能继续下去。 [17] 但他至少保持了中立，就航运而言，西班牙的水域依然是安全的。在战争的中心地区，海军行动的焦点是亚得里亚海，那里停泊着奥地利舰队。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者正在向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投去贪婪的目光；奥地利人将科托尔视为重要的海军基地，依靠该基地，他们就能控制亚得里亚东海岸。1918年2月科托尔的一次兵变表明，必须给予水兵们的生活工作条件以更多考虑。水兵们抱怨军官的生活方式：军官们经常带着妻子或情妇。一名水兵称，他被要求用光他的肥皂配额去给长官的狗洗澡。更糟糕的是，普通水兵不得不穿破衣烂衫，食用腐败变质的肉类和不足量的面包，而军官们则有优质肉类、蔬菜和水果。想要给年轻护士留下印象的军官，为了满足年轻护士对飞行的好奇，带她们进行空中旅行，便不足为奇了；有时候水上飞机还要带奥地利军官到杜布罗夫尼克去逛高级妓院。兵变被镇压后，当局仅仅枪决了几位首犯，因为他们意识到，是时候对海军进行彻底重组了［重组后的海军由新晋升的海军将领霍尔蒂（Horthy）统率，数年后他将骄傲地享有内陆国家匈牙利的“摄政”头衔］。 [18]
战争之初，科托尔的情况不算太糟。港口在卡塔罗湾（Bocche di Cattaro）狭窄通道深处的峡湾之内；背靠陡峭的黑山山脉。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奥地利人需要驯服黑山，黑山统治者出于对其塞尔维亚同伴的同情，在弗朗茨·费迪南（Franz Ferdinand）被刺后不久便对奥匈帝国宣战。1914年夏末，奥地利海军开始炮击黑山的巴尔港（Bar），法国人也从马耳他派出包括十四艘战列舰和几艘轻型舰艇的庞大舰队以作为回应。法国舰队将奥地利人逐出巴尔港，并炮击了卡塔罗湾的外围据点，但没有进攻科托尔。可局势非常凶险：直到意大利于1915年5月对奥匈帝国宣战，法国人才获得比英属马耳他更近的基地，而且法军在遥远的北方忙于应付马恩河（Marne）会战。 [19] 后来，奥地利人变得更加大胆，疯狂进攻意大利沿岸的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里米尼和安科纳等城镇，他们通过摧毁火车站、煤矿、油井，破坏了包括一座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报复，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即便如此，奥地利人避开了塔兰托——它是意大利的主要海军基地。他们并没有寻求海战。意大利人从阿普利亚向达尔马提亚南部派遣海军以作为回应；他们破坏了从杜布罗夫尼克到科托尔的铁路线。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博弈以德国U型潜艇对意大利船只发动鱼雷攻击的方式继续下去；因为意大利尚未对德开战，只是和奥地利作战，德国的U型潜艇便恬不知耻地挂上了奥地利国旗。1915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一艘德国U型潜艇在北非沿岸击沉了意大利班轮“安科纳号”（Ancona ，当时它正从西西里驶往纽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美国总统向奥地利人表达了严正抗议，奥地利人当然急于将责任推给德国人。 [20] 最后，在海上炮击恢复后，奥地利军队于1916年初登陆黑山，并占领了黑山的首都采蒂涅（Cetinje）。 [21]
这仅仅是争夺地中海一隅之控制权的战争。1917年春，战争行动集中发生于奥兰托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狭长通道，当时奥地利人已占领了都拉斯。所有能用上的新技术都尽可能地被利用起来。双方都出动水上飞机向敌舰投掷炸弹，但没有造成任何严重伤害，英国人在布林迪西为水上飞机建立了一处新基地。网被用于抗击奥地利和德国潜艇，但即便它们能阻止潜艇，也无法阻止鱼雷。支持英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援军赶到了：十四艘日本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在战胜德国潜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六艘澳大利亚巡洋舰也到了；在希腊人于1917年7月拖拖拉拉地进入战斗后，一支实力可观的希腊舰队便派上了用场。 [22] 与奥地利进行有限战争的重要性在于出现了争夺制海权的新战法：水上飞机的价值依旧有待验证，潜艇价值的验证进展迅速。一些新危险开始显露：商船深受敌军潜艇威胁，到1917年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采用有效的护航制护送船只从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行驶。 [23]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后，比柏柏尔海盗更狡猾的敌人在战时出现了：那种无形的、致命的且肆意的破坏方式是寻求战利品和人质的海盗们从未企及的。
[1] R.Patai，Vanished Worlds of Jewry （London，1981），p.120.
[2] J.Abun-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1987），pp.309，376-81.
[3] J.Abun-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1987），pp.281-93.
[4] J.Abun-Nasr，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1987），pp.319-23.
[5] N.Doumanis，Myth and Memory in the Mediterranean：Remembering Fascism’s Empire （Basingstoke，1997）.
[6] R.Rhodes James，Gallipoli （2nd edn，London，2004），pp.9-11；P.Halpern，The 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1908-1914 （Cambridge，MA，1971），pp.357-8；M.Hickey，The First World War ，vol.4：The Mediterranean Front 1914-1923 （Botley，Oxon，2002），pp.33-4.
[7] Hickey，Mediterranean Front ，p.36.
[8] Rhodes James，Gallipoli ，pp.23，33-7.
[9] Rhodes James，Gallipoli ，pp.16-17；P.Halpern，A 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Ⅰ （London，1994），pp.106-9.
[10] Cited by Rhodes James，Gallipoli ，p.33.
[11] Cited by Rhodes James，Gallipoli ，p.38.
[12] Cited by Rhodes James，Gallipoli ，pp.40-41；Halpern，Naval History ，pp.112，118.
[13] Rhodes James，Gallipoli ，pp.61-4；Halpern，Naval History ，p.115.
[14] Halpern，Naval History ，p.113.
[15] J.W.Streets，‘Gallipoli’，in L.Macdonald（ed.），Anthem for Doomed Youth：Poets of the Great War（London，2000），p.45.
[16] Rhodes James，Gallipoli ，p.348；Halpern，Naval History ，pp.106-9.
[17] Halpern，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p.287-90.
[18] L.Sondhaus，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1867-1918 （West Lafayette，IN，1994），pp.318-24.
[19] L.Sondhaus，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1867-1918 （West Lafayette，IN，1994），pp.258-9；Halpern，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365；Halpern，Naval History ，pp.142-3.
[20] Sondhaus，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275-9，286；Halpern，Naval History ，pp.148，381-5；P.Halpern，The Naval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1914-1918 （London，1987），pp.107-19，132-3.
[21] Sondhaus，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285-6.
[22] Halpern，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p.329-30，337-42；Sondhaus，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307-8；Halpern，Naval History ，p.393；Halpern，Naval War ，p.344.
[23] Halpern，Naval History ，p.396；Halpern，Naval War ，pp.386-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