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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 “上帝惠赐的利润”（1100～1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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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95年，在法兰西中部的克莱蒙的一次布道中，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Ⅱ）发起了一个运动，它将改变地中海和欧洲的政治、宗教、经济版图。他的布道主题包括基督徒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遭到的压迫、基督徒军队与突厥人战斗的失败，以及耶稣受难并被钉于十字架之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被掌控在“异教徒”手中的丑闻。 [1] 教宗乌尔班意欲动员、召集法兰西南部的志愿者去东方帮助拜占庭对付突厥人，但其演说被理解为号召基督教世界的骑士们停止彼此之间的内部争斗（这件事使他们的灵魂面临危险），转而将他们的精力用来对付异教徒，组织一次神圣的武装朝圣运动，怀着那些死于此次伟大征程的人将获得永恒救赎的信念。这是一个取代其他教会要求的救赎行为的机会，这是最适合骑士阶级的机会，应投身战争，但这次的效力对象是上帝。参加十字军战争的人此前的所有罪愆将因而获得救赎这一概念是逐渐成为正式信条的。但是民众对于教宗所宣传的为基督而战这一理念的理解，领先于教法制定者们更为谨慎的定义。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行军路线绕开了地中海，而是从陆上经过了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十字军由于战事、疫病和疲劳过度而大大减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到达叙利亚之前从未见过除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外的其他海域。 [2] 甚至在东方，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一座滨海城市，而是耶路撒冷，因此公元1099年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创造了一片远离大海的飞地，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只有意大利的海军能够解决。另一支来自阿普利亚的军队是由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儿子波希蒙德征集的。拜占庭人拿不准他是否真的要接手他父亲征服拜占庭土地的计划，当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时，他被迫承认了拜占庭皇帝的权威，称自己是这位皇帝的臣属（lizios ）。这是西方封建制的用语，在这里被如此使用，是因为波希蒙德更乐于根据自己家乡的传统向皇帝宣誓效忠，而不是按照拜占庭的法律做出承诺。1098年，他占领了近期才被拜占庭人丢失并落入突厥人之手的城市安条克，成为安条克大公，此后拜占庭宫廷便使出各种手段，坚持称他的公国是拜占庭帝国的属国。令人惊诧的是，一群装备极差的乌合之众竟证明了他们能够于1098年占领安条克，然后又于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然而拜占庭人更倾向于把这件事视为典型的野蛮人的运气，而不是基督策划的胜利。从君士坦丁堡的视角看，十字军所获得的成果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西方骑士已经在拜占庭领土与塞尔柱突厥人和法蒂玛哈里发发生争议的土地之间的敏感地带站住了脚。
波希蒙德加入十字军的宗教动机并不应该被低估，但是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十字军不进入地中海，如果没有一支能够在西方打开补给线的基督徒舰队的支持，他们将一无所获。因此，他需要与意大利海上势力建立联系。格勒诺布尔（Grenoble）和奥朗日（Orange）主教传达的教宗乌尔班讲演在热那亚和比萨激发了宗教热情，他可以以此为倚仗。热那亚市民决定结束他们的内部争端和嫌隙，在一个由六位执政官领导的自治会议下团结起来；成立这个自治会议的最主要目标是为十字军建立一支武装船队。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主张，热那亚人把参加十字军东征看成一次商业机遇，他们希望在十字军征服的任何土地上获得贸易特权，这种权利应与威尼斯人最近在拜占庭获得的商业利益相匹敌。然而热那亚人并不能预见到十字军的结局。他们愿意搁置自己的贸易活动，把所有的精力用于建设那些之后很有可能在战争和风暴中损失殆尽的船队。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是对圣战的热情。据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热那亚编年史学家卡法罗（Caffaro）记载，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公元1083年，一艘被命名为波美拉（Pomella）的热那亚船就曾载着佛兰德伯爵罗伯特和耶路撒冷的第一位拉丁统治者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去往亚历山大，从亚历山大出发，他们历经艰难，拜谒了圣墓教堂，并梦想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它。 [3] 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它表达了热那亚精英人士的一种理念，即他们的城市注定要在征服耶路撒冷的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公元1097年7月，十二艘大帆船和一艘稍小的船从热那亚出发。船员包括约一千二百名男丁，这在该城的男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为热那亚全城只有一万人。 [4] 无论如何，这支船队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十字军的所在地，在叙利亚北岸和十字军取得了联系。安条克仍然处于包围之中，热那亚船队就停泊在圣西梅恩港（St Symeon）之外，该港口是安条克城的出海口，自青铜时代以来它就是通向地中海的通道。 [5] 1098年6月夺得安条克之后，波希蒙德回报了热那亚人，在安条克给他们修了一座教堂，附近有三十间房屋、一间货栈和一口井，它们基本构成了一处商业殖民地。 [6] 这是热那亚人从即将由十字军人创建的国家中取得的第一宗特惠许可。在1099年夏天，颇有威望的热那亚埃姆布里亚科（Embriachi）家族派遣搭载族人的船只在雅法海域停泊，为十字军人围击耶路撒冷施援——他们用从自己船只拆下的木料为耶路撒冷制作攻城器械。然后在1100年8月，二十六艘大船和四艘补给船从热那亚出发，载运了大约三千名男丁。 [7] 他们与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北法兰西统治者鲍德温一世（Baldwin I）取得联系，开始缓慢地征服沿海地区，因为沿海地区是维系西欧和这个新建王国间补给线的战略要地。他们于1101年5月洗劫了古代海滨城市凯撒里亚。 [8] 热那亚人的首领在分配掠夺物时分给了每个船员两磅胡椒，这表明即使在一个如此之小的黎凡特港口，香料的存储也十分充足。他们还拿走了曾经悬挂在凯撒里亚大清真寺上的绿色大陶盘，人们相信这个大盘曾在最后的晚餐中被使用，它由珐琅制作（这是一个在几个世纪之后才纠正的错误，当时某人把它摔到地上，发现它是用玻璃制作的）。由于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盘子是1世纪的罗马手艺人制作的精品，他们对于此陶盘来源的直觉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这个盘子在凯旋仪式中被迎进了热那亚大教堂，现在还在那里展示，以“圣杯”（Holy Grail）候选者之一的身份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9]
这只绿色的陶盘对于热那亚人来说是可以与他们的任何商业特权相媲美的回报，所有优惠权都被列入城市年鉴并作为神赐的信号被加以庆祝。热那亚人与每一个需要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获得海港控制权的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的黎波里、安条克）的统治者交好。公元1104年，由于夺取了具有良港和进入内陆地区的便捷通道的海港城市阿克，热那亚人的财富进一步增加。在之后两个世纪的多数时间内，阿克成为意大利商人在圣地的主要贸易基地。热那亚人撰写了文件，以说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曾经允诺，在热那亚人帮助下征伐的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海岸的土地中，有三分之一归热那亚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即使这些文件并不真实，它们也仍然是可证明热那亚人勃勃野心的证据。 [10] 他们甚至被许诺将获得三分之一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当时的欧洲对开罗的称呼），因为他们也一直策划侵入法蒂玛王朝治下的埃及。在以上所有地方，热那亚人还获得了法律上的豁免权，其范围自犯罪法扩展到财产法，使热那亚人摆脱了国王法庭的日常司法程序。 [11] 热那亚人坚持称他们被允许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内竖起一块刻有镀金文字的石碑以记录他们的特权。且不论这份铭文是否已经准备到位，对于这种公开记录的需求表明了热那亚人是如何执着于维系他们在从未建立过重要海军力量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域外特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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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人也有竞争者。比萨人也热衷于加入十字军，于公元1099年派出了由其大主教戴姆伯特（Daimbert）率领的船队。他们于1099年帮助十字军攻打雅法，得到的回报是在当地建立贸易基地的权利。 [13] 在三个曾支援十字军运动的意大利城市中，动作最慢的是威尼斯。威尼斯人意识到拜占庭皇帝并不喜欢看到大批饥饿且装备极差的西方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他们也不愿意使在法蒂玛王朝治下的亚历山大经商的威尼斯商人陷入麻烦。然而，他们看到了十字军给热那亚人带来的巨大利益，最终派出了两百艘船驶往东方。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小亚细亚南部的衰败小镇米拉，在这里，他们挖到了圣尼古拉（St Nicholas）的骸骨，他是为海员提供庇护的圣徒。令威尼斯人嫉妒的是，在1087年，一群自巴里出发的海员成功地从米拉偷走了圣尼古拉的骸骨，为了保护这些骸骨，他们用白色石块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大教堂。从此以后，作为圣地朝拜之旅起点的巴里本身也成了一处重要的朝圣地。威尼斯人发现在威尼斯统治下的海滨有足够的遗骸，他们可在其周围修筑圣尼可洛（San Niccolò）教堂。 [14] 在米拉发生的事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回到了十字军运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十字军攻击海法，它于1100年的陷落带来了对城内穆斯林和犹太人口的大屠杀。 [15] 十字军因此控制了自迦密山（Mount Carmel）到阿克之间的弧形海湾地带。到1100年，巴勒斯坦的大部分海岸皆被掌控在十字军手中，但阿什凯隆（Ascalon）直到1153年还在埃及人的占领下。埃及人驻阿什凯隆的治理者事实上是服从于意大利人的利益的，因为只要敌人的军事力量在圣地沿岸驻扎，他们就需要意大利人的海军船队，意大利人因此可以期望从耶路撒冷国王手中获得更好的特权。
意大利人可以向他们自己贺喜。贸易活动显然活跃在和平时期，但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有许多极好的贸易机会：获取战利品或者奴隶、提供武器（通常是向双方提供）、对敌方船只发动海盗式袭击等。但是，要在支持耶路撒冷的拉丁诸王和维系同其他客户的联系及承诺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埃及和拜占庭）。拜占庭人开始怀疑自己给了威尼斯人太多的东西。公元1111年，比萨人得到了有限的商业特权；然后在1118年，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儿子和继任者约翰二世拒绝重申拜占庭于1082年赐给威尼斯人特权的黄金诏书中的条款。于是，当威尼斯人向其他方面寻求商业利益时，他可能不应该感到惊诧；威尼斯人对十字军产生了极强热情，他们响应了向十字军提供海上支援的请求，派出了一大支船队前往圣地。1123年，他们在阿什凯隆港外将法蒂玛王朝的多数船只击溃，使它们沉入海底。 [16] 威尼斯人因此得以封锁推罗，该城仍然掌控在穆斯林手中，但在第二年被攻克。在这里，威尼斯人确立了极高的特权地位，不仅占有了该城的三分之一，而且控制了城外的田庄，且在今后任何一处威尼斯人协助攻克的城镇，他们都将有权掌控一座教堂、一个广场、一个烤炉和一条街道。他们被免除了所有的贸易关税；承诺书上写着：“在每一处国王或男爵的土地上，每一个威尼斯人都将像在威尼斯一样完全自由。” [17] 推罗成为他们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的主要据点，但这并不能阻止法蒂玛王朝船队的偶尔入侵。然而埃及海军发现，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处可为其提供给养的基地了。有一次，一些埃及海员试图登陆获取一些淡水，但被拉丁王国的弓箭手击退。 [18] 法蒂玛王朝失去了进入黎巴嫩森林的入口，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黎凡特的重要造船业基地。尽管阿什凯隆的海战并不标志法蒂玛海军的全军覆没，但它是一个转折点：穆斯林的船只已经无法动摇基督教船队的优势地位。东地中海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已经落入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手。参与早期的十字军活动带给这些城市的不仅是在圣地诸城内的立足点，还有在整个地中海上的航行主导权。
最后，甚至拜占庭皇帝也认识到，他不能阻止威尼斯人的行为了。他极不情愿地在公元1126年颁布了给予威尼斯人的特权诏书。 [19] 威尼斯人的出现刺激了拜占庭的经济。 [20] 尽管威尼斯人并不向拜占庭帝国的财库纳税，但与他们进行交易的拜占庭臣民要交税，而且从长远来看，由商业税收构成的收入在增长而不是下降。但是，皇帝们总是关注直接的收入而无法看得更远。无须纳税的特权集团的存在引起了人们的敌视。 [21] 1140年，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一世（Manuel I Komnenos）开始重新打击威尼斯人，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注意到，那些意大利人蜂拥进入君士坦丁堡，有些人成为城市的外籍居民，融入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市生活（他们被称为bourgesioi ）；另一些人则惹是生非，他们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皇帝在金角湾内建立了一块封闭的区域，从德意志和法兰克商人手中夺取了土地，建立了威尼斯人的居住区，以便更轻松地控制威尼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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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意大利的兴起导致其他曾经在地中海世界成功经商的商人群体的势力——阿马尔菲人和经冢犹太人——在11世纪衰退。阿马尔菲人在拜占庭宫廷失宠，那些定居于君士坦丁堡的阿马尔菲市民甚至得向威尼斯人纳税。对于此，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阿马尔菲不能像威尼斯人那样，提供一支大规模的、能够打败罗伯特·吉斯卡尔海军的船队。尽管阿马尔菲能够在公元1131年之前一直在诺曼人统治下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但它的地位在拜占庭人眼中大打折扣，因为它的城址太接近诺曼征服者建立于南意大利的要塞——萨勒诺距离此地只有很短的航程。 [22] 但是，阿马尔菲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1127年，阿马尔菲和比萨达成了友好协议。但在1135年，比萨人参与了日耳曼人对新建立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诺曼王国的一次入侵。西西里的罗杰允许阿马尔菲人的船只离港，并攻击了他可以发现的任何敌船——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新臣民幻想发现迷路的比萨人载满昂贵商品的船只。在阿马尔菲人离开后，比萨海军进入了阿马尔菲港，蹂躏了这座城市，带走了大量战利品；他们于1137年再一次劫掠了阿马尔菲。 [23] 阿马尔菲的海上贸易范围缩减至包括巴勒莫、墨西拿和撒丁岛在内的第勒尼安海水域，且它在南意大利的陆路贸易发展得相当不错，于是许多内陆城市如贝内文托（Benevento）逐渐成为阿马尔菲人的小贸易中心。 [24] 到1400年，阿马尔菲已经成为一些并不引人激动的基础性商品，如葡萄酒、油、猪油、羊毛和亚麻织品的重要来源地，同时它也因生产优质纸张而闻名。 [25] 在这些变化之下的是一种显著的延续性。阿马尔菲人一直知道，海洋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生计来源。他们一直在索伦托（Sorrento）半岛的陡峭山坡上种植葡萄，并不只把自己视为职业商人。 [26]
公元12世纪地中海上发生的多方变化使阿马尔菲被边缘化；它距离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新兴商业中心太过遥远。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可以轻松进入法兰西和德意志，更不用说伦巴第平原了，也能与遥远的佛兰德的大规模纺织中心建立联系，于是向埃及收购者卖出优质的佛兰德呢绒成为热那亚人的常规利润来源。阿马尔菲代表着小商小贩贸易的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少量商人从伊斯兰和拜占庭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的中心带来数量有限的奢侈品，卖给西欧的少数富裕君主和教职人士。自此以后，阿马尔菲、拉韦洛及其邻近城镇的精英阶层利用先人们代代相传的记账及会计知识，在西西里王国的行政体系中效力，为其服务，有些人的生涯极其成功。这类精英并没有失去其对东方风格的向往。拉韦洛的鲁菲洛（Rufolo）家族在13世纪借鉴伊斯兰风格，建成了一座宫殿，以及阿马尔菲主教堂，即著名的“天堂修道院”（Cloister of Paradise），它们同时拥有伊斯兰和拜占庭的元素。 [27] 借鉴东方风格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开放姿态。如同在威尼斯一样，异国情调表现的是富裕、尊贵和家族的自豪感，同时唤起对阿马尔菲（和威尼斯一起）作为东西方主要沟通桥梁的时代的记忆。
另一群商人和旅行者也在同一时期走向衰落，他们是经冢犹太商人。大约于公元1150年，寄向开罗经冢犹太人的商务邮件开始减少； [28] 1200年之后，与埃及无关的事件大多从信件中消失了。这个自安达卢斯延伸到也门和印度的庞大伊斯兰世界，现在局限在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阿尔莫哈德派（Almohad）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兴起是一种政治上的灾祸，该派对于犹太人极不宽容；在来自阿尔莫哈德王朝西部的犹太难民中，有哲学家兼医生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 [29] 但经冢犹太商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意大利人的兴起。威尼斯和热那亚不鼓励犹太人在其境内定居。据一位西班牙犹太旅人的记载，在1160年前后，整个热那亚城只有两名犹太人，他们是从摩洛哥的休达移居而来的。 [30] 随着意大利人对整个地中海交通的控制力增强，以及随着穆斯林商船比过去更多暴露于基督徒的攻击之下，传统的海上商路对于经冢犹太人越来越不具有吸引力。而且，随着意大利海军力量的增长，拜占庭与埃及之间的海路，即经冢犹太商人以往的经商之路，也落入了意大利船主之手，他们同时受益于拜占庭皇帝和法蒂玛王朝哈里发赐予他们的特权。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使犹太商人失去影响力。公元12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个穆斯林商人集团，即卡利米斯（Karimis），它控制了自红海到也门和印度的商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犹太人曾经在这条商路沿线十分活跃。这条商路向地中海供应商品：东方的调味品和香精被运至埃及红海海岸上的阿伊扎布（Aydhab），再经陆路转运开罗，然后由水路溯尼罗河而上至亚历山大城。由于一位标新立异的十字军领主雷纳德·德沙蒂永（Reynaud de Chatillon）在12世纪80年代派遣船队去红海水域的尝试（目的是入侵麦地那和麦加），红海开始对非穆斯林旅行者封闭。卡利米斯继续主宰这一水域的贸易，直到15世纪早期。 [31] 以埃及统治者作为媒介，意大利人与卡利米斯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保障了胡椒和其他香料流入地中海的正规渠道。从西班牙南部到印度的贸易网络现在分离成两部分：地中海方面是基督徒，印度洋方面是穆斯林。
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和其继承者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Ayyubids，该族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库尔德人（Kurdish）军事首领萨拉丁）对于他们自己能够从贸易资源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有兴趣。这并不是出于一种商业精神，而是因为他们发现香料贸易是他们支付战争费用的资金来源。在公元1191～1192年的十二个月中，他们通过所谓的“五一税”（khums ）从沿尼罗河各港口经商的基督商人手中征集了28613金第纳尔（gold dinars）。这意味着即使在一个如此困难的时期——此时萨拉丁攻克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正在进行，意大利城市与南法兰西及加泰罗尼亚诸城镇正在向圣地派出舰队——通过这些港口运出的商品价值也超过了十万第纳尔。 [32] 尽管这种商业税的名目为“五一税”，但事实上对一些香料，如香菜、孜然和胡荽征收的税额高于这个比例，因为埃及当局非常清楚西欧是多么渴望获得这些产品。在12世纪晚期，阿拉伯海关税收官员阿尔-马克组米（al-Makhzumi）编纂了一本征税手册，其中列举了经过埃及港口的商品。他提到的商品范围比经冢犹太人信件中提到的更大。达米埃塔（Damietta）出口鸡肉、粮食和明矾，明矾在埃及是由当局垄断的。埃及的纺织品生产者对明矾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他们使用这种暗灰色的粉末作为给织物染色时的稳定剂和清洁剂。 [33] 埃及也是以下商品的产地：亚麻，当局对亚麻征收了重税；翡翠，当局对翡翠贸易的管控越来越多；黄金，这类商品是从法老的坟墓中盗取的；还有价值极高的药物，西方人称之为木乃伊粉，即由木乃伊压成的粉末；尼罗河三角洲的港口进口木材，木材在埃及是十分珍稀的商品；亚历山大城进口铁、珊瑚、油和番红花，它们都由意大利商人贩运到东方。 [34] 其中一些商品可以被分类为战时物资，而教廷则越来越担心北意大利商船在为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担任或者假意担任主要海上防护者的同时向穆斯林运送武器。阿拉伯人用janawiyah 即“热那亚”来指代一种盾牌，显示至少这种盾牌中的一些是从意大利非法地运出的。 [35]
偶尔会出现紧张局面，意大利商人会被逮捕，但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不可能冒财政收入减少的风险。有一次，比萨海员在一艘比萨人的船上攻击了穆斯林乘客，他们杀死了男性，使女人和孩子成为奴隶，同时偷走了所有商品。为了报仇，埃及当局囚禁了那些驻留埃及的比萨商人。此后不久，于公元1154～1155年，比萨人派出使者去法蒂玛埃及谈判。双方关系得以修复，都做出了善待商旅的承诺。 [36] 更看重埃及而非圣地的不只比萨人。令人毫不奇怪的是，在保留至今的1171年以前威尼斯人签订的将近四百份贸易合同中，过半数涉及对君士坦丁堡的贸易；但有七十一份涉及埃及，这比同拉丁王国的贸易份额大得多。 [37] 这些只是从大量文件中偶然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文件都遗失了，但它们说明了东方的诱惑是多么的强烈。
当意大利商人前往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阿克或巴勒莫的道路因与当地统治者间的争端而受到阻碍时，西北非在吸引着他们。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进入马格里布港（Maghrib）获取皮革、羊毛、精细陶器，并从摩洛哥进口大量粮食。黄金的供应尤其重要，它是以沙金的形式由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驼队运抵马格里布的城镇的。 [38] 公元12世纪中期，这些土地落入了属于极端派的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统治下。阿尔莫哈德派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柏柏尔哈里发，被逊尼派［如大量被他们取而代之的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s）］视为异端。该派的典型特征是试图回归最为纯粹的伊斯兰教，其基本原则是神的绝对唯一性——使用神的属性如仁慈为其命名，也是对神之真实存在的误解。西班牙和北非的阿尔莫哈德哈里发尽管对于他们治下属于少数群体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怀有敌意，却欢迎外来的商人，认为这些外来商人是财富的源泉。1161年，热那亚人派出一个使团拜谒摩洛哥的阿尔莫哈德哈里发，获得了十五年的和平协议，热那亚人也确定了他们能带着货物不受任何阻拦与干扰地在阿尔莫哈德人的土地上旅行经商。据相关记载，1182年，与休达的贸易占热那亚人贸易总量的29%，略领先于诺曼人的西西里岛；如果把布日伊（Bougie）和突尼斯包括进来，热那亚人在北非的贸易份额可达37%。 [39]
热那亚人在突尼斯、布日伊、马赫迪耶及北非海岸的其他城市获得了他们的商栈（fonduk），即一个仓库和附带着生活区的商业总部。突尼斯的另一些商栈建筑是公元17世纪的建筑，属于意大利、德意志、奥地利和法兰西的商人。 [40] 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商栈可扩大为一整块商业区域。热那亚公证员皮耶特罗·巴蒂弗吉利奥（Pietro Battifoglio）在1289年的记录中描述了突尼斯的一个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热那亚社群，其成员包括商人、士兵、教士和失足女性，他们对自己经营的旅店中满是葡萄酒桶感到自豪，甚至阿尔莫哈德统治者也很乐于向他们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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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贸易合同的研究，一些成功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生活及职业生涯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起来。在社会阶梯的顶端站着大的贵族家族，如热那亚的德拉·沃尔塔家族（della Volta）的成员经常占据执政官之位，执政官负责决定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与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拜占庭、西班牙的穆斯林以及其他外部势力是战是和皆由他决定。由于这些家族也是海外贸易活动的投资者，他们在经营上具有极大优势，能够通过政治和约的谈判获得他们热衷于攫取的商业利润。 [41] 热那亚的大家族结成了密切的血亲同盟，这种同盟的共同利益高于个人的直接利益。 [42] 当敌对的血亲同盟试图掌握执政官和其他官职时，热那亚人所付出的代价是尖锐的派系冲突。威尼斯贵族走的是另一个极端，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接受总督的权威，一般能够控制这种冲突；控制高层官员以及同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等地开展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的，同样是大的家族集团，如齐亚尼（Ziani）、蒂耶波洛（Tiepolo）、丹多罗（Dandolo）。他们的成功对一个由众多成功商人组成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的财富构成了连锁反应。区分贵族之家和平民商人的不只是血统；贵族可以依靠的财富更具多样性，因此即使在战争时期贸易活动衰退了，他们仍然能够从城市和乡村的产业中或者通过田赋获得收入。他们的地位比一般商人更稳固，有更强的后继力量。因此，商业革命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精英阶层的富裕程度，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他们在12世纪意大利的主要滨海城市中的统治地位。
文献对两位“新富”有较好的记载。威尼斯的罗曼诺·麦拉诺（Romano Mairano）在公元12世纪40年代在希腊从事小规模的贸易探险活动，主要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殖民地出发。 [43] 后来他转向了更富野心的目的地，包括亚历山大和圣地。他的生涯说明了威尼斯人是如何控制自拜占庭到伊斯兰世界的海上商路的。威尼斯人也安心于从事拜占庭内部的贸易，维持着君士坦丁堡同较小的希腊城市之间的联系。 [44] 到1158年，罗曼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向圣地的圣殿骑士团供应了五万磅铁。他不只是一个商人，还成了一位著名的船主。当拜占庭皇帝转而对付威尼斯人时，他似乎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怀疑威尼斯人对于自己的敌手西西里国王表示了同情，而且在各种情形下，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经济中占据的（或者是在他们的想象中所占据的）强势地位都引起了希腊人对他们越来越强的敌意。认识到这种趋势的麦拉诺开始于12世纪60年代在威尼斯创立他的事业。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再次结婚，发现由于妻子的丰厚嫁妆他变得更为富有。他与之后将成为威尼斯总督的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共事时，修建了威尼斯商船船队中最大的“透图斯·蒙都斯号”（Totus Mundus ），它的另一个（希腊语）名称是“克斯莫斯号”（Kosmos ），他亲自将这艘船驶往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与拜占庭皇帝的关系似乎得到了改善，曼努埃尔一世甚至颁布了诏书，宣称他将把任何一个敢于烦扰威尼斯人的家伙送上绞刑架。但是他的目标是营造一种错误的安全感。1171年3月，皇帝对威尼斯人发起了一次类似于“水晶之夜”的暴力行动，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上万的威尼斯人在自己的生活区内被逮捕，数千人被杀害，其财产被没收。那些能够逃到码头的人登上了在此随时可起航的“克斯莫斯号”，被浸了醋的兽皮掩盖着这艘船，保护它不受火箭和投石机的攻击。“克斯莫斯号”成功抵达了阿克，向当地通知了这次灾难的消息，但罗曼诺·麦拉诺已经失去了他的所有财产，并因建造这艘大船而负债累累。两年之后，他的这艘船再度出现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海域，该城已经向曼努埃尔·科穆宁宣誓效忠，正处于曼努埃尔的敌手、德意志皇帝腓烈特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又称巴巴罗萨）的围攻下。威尼斯人现在更倾向于帮助巴巴罗萨而不是曼努埃尔（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且意识到安科纳已经成为自己在亚得里亚海水域的一个商业竞争对手。尽管安科纳顶得住德意志人的进攻，但出于义务威尼斯人仍是帮助了处于危难之中的这座城市。 [45]
当时麦拉诺已经差不多五十岁了，他必须从零开始重建事业。为此他只能再次求助于贵族阶层的齐亚尼家族；已故总督之子皮耶特罗对麦拉诺一次驶向亚历山大的航行投入了一千镑威尼斯钱币。麦拉诺带着一大船木材，并不在乎教宗有关禁止出售战时物资的警告。在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如此恶劣的时代，麦拉诺派船前往北非、埃及和耶路撒冷王国从事胡椒和明矾的买卖。当新登基的皇帝于公元1187～1189年重新赐予威尼斯人相当优惠的待遇时，麦拉诺已经做好了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准备。即使已经上了年纪，他仍然投资对埃及和阿普利亚的贸易，但在1201年他再次陷于资金短缺的境地，遂向堂弟借钱；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46] 这就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经历了成功时期的辉煌和灾难时代的衰落，并曾在中年时期戏剧性地从灾祸中逃生。
另一个遭际坎坷的人是萨勒诺的所罗门（Solomon of Salerno）。尽管来自南意大利，但他以热那亚为基地开始经商，就像麦拉诺那样，他与热那亚的贵族走得很近。 [47] 他也与西西里国王有私人来往，据说他是西西里国王的忠实臣仆。当他在热那亚城外买下一些土地时，他表示自己愿意成为热那亚人，他试图用自己的女儿和热那亚的贵族家族之一联姻；他背弃了萨勒诺。他承认，萨勒诺、阿马尔菲和其邻近的城镇都被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等进取心更强的贸易城市超越了，且他是在热那亚获得财富的。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埃莉阿德（Eliadar）离开萨勒诺，她也是一个积极的商人，在热那亚女人可不受阻拦地进行商业投资。所罗门和埃莉阿德是一对令人畏惧的夫妇，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整个地中海。和罗曼诺·麦拉诺一样，所罗门愿意远行到地中海最遥远的角落去寻求财富。公元1156年，在埃及、西西里岛和西方，黄金般的机会在召唤他们。在当年的夏季，他决定利用更为开放的法蒂玛王朝提供的机会。他答应代表一批投资者前往亚历山大，然后沿尼罗河下行至开罗，他将在开罗购买东方香料，包括可用于印染业的胶质材料虫胶，以及红色染料的原料苏木。其他方位也有能够吸引所罗门的巨额利益。同年，他试图从一个携款潜逃至西西里岛的热那亚人那里换回二又三分之二磅的西西里金币，这在当时价值不菲，而当时热那亚外交使节正因此事与西西里国王谈判。 [48] 他在东方经营了近两年，把他的妻子埃莉阿德留在家里处理热那亚、弗雷瑞斯（Fréjus）和巴勒莫三地间的贸易事务。
在从东方返回热那亚之后，所罗门又转向西方，与马略卡岛、西班牙西西里岛和他的老朋友埃及来往，他在埃及的投资数额巨大。一份文件揭示了由他委派的一次环地中海航行，这在当时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中十分典型：“先去西班牙，然后是西西里岛或普罗旺斯或热那亚，从普罗旺斯到热那亚或西西里岛；或者如果他愿意，可以从西西里岛到罗马尼亚（拜占庭帝国），然后再去热那亚，或从西西里直接到热那亚。” [49] 热那亚的大贵族们热情地投资所罗门远航埃及的事业，忽视了文件中表明船有可能在埃及被卖的条款。意大利人不仅把木材运给亚历山大的船厂，还直接把船只送到法蒂玛王朝供其舰队使用。所罗门到达了成功的顶峰。尽管他是一位外来人，他的女儿阿尔达（Alda）还是与马龙家族中一个权贵的儿子订婚了。所罗门有他自己的笔记，上面记载了他的商业活动，文献后来逐渐提到“所罗门的宫廷”，说明他生活得很奢侈。但和罗曼诺·麦拉诺一样，他的事业受制于他无法控制的政局变化。热那亚在公元1156年与西西里国王交好，但于1162年被迫放弃这一使其获得大量小麦和棉制品的极为有利的同盟关系；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扼住了热那亚人的咽喉，他们不得不加入腓特烈一世的军队直接进攻西西里。安萨尔多·马龙（Ansaldo Mallone）废除了他的儿子和所罗门的女儿的有利联姻关系。所罗门和埃莉阿德的商业帝国似乎突然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与西西里保持一些联系仍然是可能的。公元1162年9月，在热那亚人因德意志人而放弃了西西里岛的几个月后，所罗门接待了由一位声名卓著的西西里穆斯林派出的使者，这位穆斯林是伊本·哈穆德（ibn Hammud），是西西里穆斯林社群中的领袖人物。他不顾当时的禁令向所罗门提供了资金，抵押物是一件貂皮披风、一些银器和其他精美物品。一位西西里的阿拉伯著书者赞美伊本·哈穆德说：“他绝不肯让自己的钱生锈”。他非常富有：西西里国王借口他有不忠的行为，罚了他二百五十磅重的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 [50] 这类交往使所罗门得以继续从事商贸活动，但对他这种人来说情况并不太妙。热那亚和耶路撒冷国王之间的争吵妨碍了对圣地的贸易；且由于热那亚与西西里国王的不和，进入东地中海也越来越难，因为西西里国王的船队控制着东西地中海之间的通行要道。就像其他热那亚商人那样，所罗门和他的妻子现在从东地中海转向西地中海，与现在属于阿尔及利亚的重要港口布日伊通商。所罗门应该是在1170年前后去世的。他想以联姻方式跻身热那亚贵族集团的野心因政治事件的发生受挫。除非他和他的继承人能够进入贵族集团，否则他的地位将无法得到巩固。他在热那亚城外购置的土地仅值一百零八镑热那亚银币，他的财富主要是以现金、贷款、投资与投机为基点，城市贵族的财富却是植根于城市和乡村的地产。城市贵族的财富给了他们永久的权力，而这正是萨勒诺的所罗门和罗曼诺·麦拉诺缺乏的东西。而且，正是由于商人和贵族的合作才有了当时发生的商业革命。
[1] 早期计划请参见H.E.J.Cowdrey，‘Pope Gregory Ⅶ’s crusading plans’，in Outremer：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oshua Prawer ，ed.R.C.Smail，H.E.Mayer and B.Z.Kedar（Jerusalem，1982），pp.27-40，repr. in H.E.J.Cowdrey，Popes，Monks and Crusaders （London，1984），essa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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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 （Chapel Hill，NC，1996），pp.28-9.
[4] S.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 （Chapel Hill，NC，1996），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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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D.Abulafia，‘Ancona，Byzantium and the Adriatic，1155-1173’，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52（1984），p.208，repr. in D.Abulafia，Italy，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1100-1400 （London，1987），essay ⅸ.
[46] Gies，Merchants and Moneymen ，pp.57-8.
[47] Abulafia，Two Italies ，pp.237-54，showing he was not a Jew；cf.E.H.Byrne，‘Easterners in Geno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38（1918），pp.176-87；and V.Slessarev，‘Die sogennanten Orientalen im mittelalterlichen Genua. Einwänderer aus Südfrankreich in der ligurischen Metropole’，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l.51（1964），pp.22-65.
[48] Abulafia，Two Italies ，pp.102-3，240.
[49] Abulafia，Two Italies ，p.244.
[50] Ibn Jubayr，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Broadhurst（London，1952），pp.358-9；Abulafia，Two Italies ，pp.247-51-in the Genoese documents he appears as‘Caitus Bulcass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