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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 通往金苹果园（前1000～前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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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意大利内部，人们对与东地中海之联系产生的影响感受完全不同。希腊文化对西西里岛土著民族——西坎人（Sikans）、西科尔人（Sikels）和伊利米人——日常生活的渗透要比对托斯卡纳和拉丁姆（Latium）土著民族生活的渗透更为缓慢。在西西里岛，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当地土著居民保持距离。在几个世纪里，富有各种矿藏的撒丁岛已经成为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心，这种文明的一大标志是一种被称为nuraghi 的石塔，现在仍有成千上万的石塔点缀着该岛屿；它们周围似乎曾经有一些繁荣的村庄，这些村庄深深地扎根于岛上富饶的农业土地上。这些石塔约于公元前1400年开始出现，但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一些新的石塔还在修建。 [1] 在迈锡尼时期，撒丁岛与外界已经有联系，因为东地中海的贸易者为寻找铜矿到达了此地。根据安格鲁卢如（Anghelu Ruju）的墓葬群［位于撒丁岛西北部的阿尔盖罗（Alghero）附近］，我们可以对前2千纪的本地精英的财富进行估算；这些墓冢是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西欧青铜时代早期陵墓中最为富有的，显示出此地与西班牙、法国南部及东地中海的联系。 [2] 西班牙的影响体现在发掘于该地的钟状宽口罐上。与西班牙的另外一种联系是语言上的联系。撒丁岛人并未留下书面记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书写体系，还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易损坏的书写材料未能保存下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多现在仍在使用的地名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同样提供线索的还有撒丁语，它是后来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通用拉丁语，其方言中融合了许多前拉丁时代的词语。石塔时期的民族似乎讲的是一种或几种与非印欧语系的巴斯克语（Basque）相关的语言。因此，撒丁语中表示“小羊羔”的bitti ，与巴斯克语中表示“小山羊”的bittn 极为相似。 [3] 这一证据并不能说明有一次大规模的从伊比利亚向撒丁岛移民的浪潮。它证实的是如下事实：在西地中海存在着一个语族，在西班牙、法国南部、一些西地中海岛屿以及北非的一些地区都能找到说这类语言的人。
早在公元前2千纪，撒丁岛人就开始将死者葬于令人印象深刻的石窟陵墓中。他们会把墓地凿砌成与活人住房相似的样子，墓中有几间由走廊连接在一起的墓室，墓室中还装饰有门框、门楣，以及其他一些模仿活人住所中木制配件的石雕。撒丁岛上的这些墓葬建筑现在被称为domus de janas ，意为“仙居”。古代的撒丁岛人也建造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圣地，例如在北部靠近萨萨里（Sassari）的阿克迪山（Monte d’ Accodi）上，有一个靠着大斜坡而建的平顶金字塔，可能是建于前15世纪的一个祭祀场所。
大多数石塔都临海岸而立；有一些被建在小山顶上，且各种因素证实，它们的主要功能是防御：抵御窃羊贼、海盗，更重要的是抵御其棘手的撒丁岛邻居的侵扰。它们也是存放黄铜与青铜的“保险箱”，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已经制成的雕塑和武器都可以在这里储藏。位于撒丁岛南部的巴鲁米尼（Barumini）的苏努拉西（Su Nuraxi）的大型建筑群是极好的例证，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是此地的繁荣期。除了城堡，苏努拉西还有约六十座小屋，这些小屋都修在石制地基上，它们围绕一个中心广场分布。一个大的建筑被认为是议事厅，里面配有一条石制长凳和一些可放置油灯的壁龛。后来该地受到迦太基人攻击，遭到毁灭，迦太基人的驻地卡利亚里（Cagliari）距撒丁岛南部不远，苏努拉西于前5世纪被重建，且由发掘出来的一些陶器、青铜器和铁器可推测，该地后来又成为一个繁荣的中心。 [4] 它是一个极为分裂的社会，每一个小领主都拥有自己的城堡。但是来自腓尼基、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的影响在此地的渗透非常缓慢：与在与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接触中发生改变的早期的伊特鲁里亚文明不同，它并未因与外界的联系而发生急剧且明显的改变。 [5] 它与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以甚为微妙的方式相互影响，且撒丁岛上的社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一直到前3世纪末这里还在建造石塔，其时，不仅迦太基人，罗马人也成了他们的宿敌。例如在阿尔盖罗附近的帕尔马维拉（Palmavera）这样的遗址，就有许多修建于约前750年的塔、楼梯、秘道和城墙，同时还有一些环绕塔基分布的修筑有防御工事的村落。它们见证了一个腓尼基入侵者在撒丁岛安营扎寨的时代，于是，撒丁岛人需要修建更为复杂的建筑来对付更为精明的敌人。古代撒丁岛的宗教崇拜也显示出其社会的保守主义；在这里，希腊或腓尼基的神并未获得统治地位，岛民们都是圣井崇拜和公牛崇拜的虔诚信徒。 [6]
撒丁岛人并非城市居民。其聚落的典型特征是村落围绕着堡垒建立。撒丁岛的城市是由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建造的。尽管有时迦太基和撒丁岛人之间关系并不和谐，但这并不意味着石塔文明是与世隔绝的文明。琥珀是这里的一种舶来品，该物品经一条未知的航线从波罗的海（Baltic）一路而下，在苏努拉西结束了其旅程。黄金并未引起撒丁岛人的兴趣，而且直到公元14世纪撒丁岛南部才开始对银矿进行充分的开采利用。在撒丁岛发现的最古老的希腊陶器（且先不说一些迈锡尼时期的残片）来自前8世纪。前7世纪时，有一个爱奥尼亚陶瓶被送到苏努拉西。科林斯的陶器只出现在了撒丁岛南部的考古遗址中，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包括希腊陶罐的仿制品）却出现在了岛上的多处遗址中，这多少可帮助说明撒丁岛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 [7] 对于撒丁岛岛民来说，这些物品具有很明显的吸引力，以铜块作为交换物，他们就可轻松获得这些外来物品。
对于撒丁岛人来说，寻找铜矿并非难事；但是将铜转化为更为坚硬的青铜合金所必需的锡矿，则要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进口。撒丁岛人用青铜制造的小雕像具有十分深远、广泛的影响：这种长腿人物小雕像深深地吸引了20世纪的雕塑家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注意力；它们也深受维图罗尼亚的伊特鲁里亚金属工匠喜爱，此地通常雇有来自撒丁岛的工匠专门制作这类四肢修长的小雕像。有几百个产自撒丁岛的这种小雕像留存至今，通常是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的作品。他们似乎在描绘一个真实的世界，有武士、弓箭手、匠师及牧羊人，但女性雕像要远远少于男性雕像。有时，他们也会制造一些动物铜像，在某些场合，这些动物铜像可被当作受当地居民崇拜的神明的化身。 [8] 小雕像为当时的航海活动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因为伊特鲁里亚港口出土了不少铜制船舶模型，它们被认定是前8世纪后制作的。有一个模型的船首是鹿头的模样，其船舷上还点缀着几只野兽和鸟。另外一艘圆底船模型上绘有一只蜷缩的猴子，这种动物可能已经由迦太基人从非洲带至此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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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意大利的希腊人起着桥梁性的作用，将爱奥尼亚、阿提卡、伯罗奔尼撒半岛与伊特鲁里亚诸新兴城邦连接在一起。同样，遥远的爱奥尼亚殖民地马萨利亚（Massalia，位于今天的马赛）也像桥梁一样将希腊世界的主体与地中海最靠西的海岸连接起来。 [10] 来自小亚细亚沿岸的弗凯亚人再一次成为先驱者，率先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在马萨利亚建立了移居点，当时大约有六百个成年人来到此地，并很快与当地人进行了通婚。该地的早期发展很快，到前6世纪，其占地约达五十公顷。 [11] 它真正的辉煌时代是弗凯亚人来到此处后的前半个世纪。前6世纪中叶，波斯人对爱奥尼亚的入侵导致弗凯亚人开始向外移民，以尽可能远地离开波斯敌人。希罗多德提出，波斯人要求弗凯亚人拆除一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并将一座建筑象征性地献给波斯总督。弗凯亚人表示他们对这一提议很感兴趣，且希望可以停战一天，以便对此事做出周全的考虑；但是他们借停战的有利时机，将所有财产装载上船，驶向希俄斯岛，并驶向更远的西方——先是科西嘉岛，而后是马萨利亚。因此，他们交给波斯王的是一座没有人的“鬼城”。 [12]
但这些并没有使马萨利亚成为一个爱奥尼亚复国人士的集合地。马萨利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当其他地方的爱奥尼亚同胞正在与伊特鲁里亚人斗争时，当地居民却尽力保持沉默；对此有一种解释是马萨利亚人与西地中海上的族群建立了密切联系——不只是伊特鲁里亚人，还有居于非洲和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以及居于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南部的文化较为落后的利古里亚人（Ligurians）。 [13] 马萨利亚成为与西欧凯尔特民族建立联系的一个据点，希腊和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及其他物品可以经此地向北进入高卢腹地。与此同时，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与迦太基人在这一地区同时展开贸易；前文提及的佩克玛赫被迦太基商人用作贸易站，然而很明显这里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商人到访，正如在此地发现的铅板上的伊特鲁里亚铭文已经揭示的那样。吸引这些商人来到法国南部的不是铅，而是锡矿，他们希望获得法国西北部甚至不列颠（不列颠已经有了来自加的斯的腓尼基水手的足迹）的锡矿供应，而来自加的斯的腓尼基人已经到达了这些地区。沿塞纳河发现的一些希腊和伊特鲁里亚青铜器和陶器，特别是在威克斯（Vix）发现的一个约公元前530年制作的大型青铜薄壁兑酒器（krater ），就各类商品所循之进入高卢腹地的漫长贸易路线（但不一定是个体商人的路线），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14] 这个大型兑酒器提醒我们，酒在马萨利亚是一种大宗贸易商品。该酒罐可容纳1100升液体，希腊人习惯于将2份水兑入1份酒中。实际上，前6世纪是希腊人前往遥远的西方进行贸易的一个黄金时代。尽管爱奥尼亚在科西嘉岛上的一个殖民地刚一建立就被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扼杀，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小规模的聚落还是在马拉加、西班牙南部的其他地区，以及更为有名的恩波利翁形成，恩波里翁现已改名为恩布里斯（Empúries）。在附近区域，来自罗得岛的商人可能已经建立了罗得城（Rhode），即今天加泰罗尼亚的罗赛斯（Roses）。马萨利亚维持着与东地中海的联系，其青铜的冶炼炉急需锡。在马赛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大量产自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陶器，它们中一部分来自埃维厄、科林斯、雅典、斯巴达、爱奥尼亚，以及更近一些的伊特鲁里亚。富有的马萨利亚商人在德尔斐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5] 法国南部的文化被希腊同化了。晚期罗马作家查士丁（Justin）对较早时期的作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的论述［其《腓力史》（Philippic Histories ）已佚失］做出了如下概述：
因此，高卢人从马萨利亚人那里学到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之前的粗野习俗或被放弃或已改进。通过马萨利亚人，他们学会耕种土地，为自己的城邦修建围墙。他们也逐渐适应了依法行事，而不再依靠暴力。另外，他们还学会了修剪葡萄藤与种植橄榄。这种文明之光辐射到所有人和事，人们甚至会以为，不是希腊被移植到了高卢，而是高卢已经被移植到了希腊。 [16]
当然，这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人写的赞美之词，将橄榄树和葡萄藤引入此地的是否真的是希腊人也值得商榷。 [17]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对该地的葡萄园进行了集约型开发，并将更为先进的橄榄油压榨技术和酒的酿制技术引入此地。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爵士坚持认为“在勃艮第（Burgundy），人们喝的第一杯酒是来自马萨利亚的希腊葡萄酒”。而且在朗格多克（Languedoc）和普罗旺斯的很多遗址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来自雅典、腓尼基和伊特鲁里亚的酒罐，它们进一步支撑了博德曼的观点。 [18] 查士丁是对的：像罗马军团一样努力将此地区划入希腊文化圈的范围是没有必要的。
像西地中海其他地方一样，在公元前500年前后，马萨利亚也开始经历重要转变。促成这些转变的部分原因是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间逐渐紧张的政治关系，它导致跨第勒尼安海的贸易走向衰退。同时，法国北部和东部的文化——一般被称为哈施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逐渐衰落，而更趋东部的凯尔特人的土地成为充满生机的新大陆文化中心。所谓的拉特尼文化（La Tène culture）经由东阿尔卑斯山的一些隘口，受到伊特鲁里亚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意味着连接地中海与欧洲北部的贸易路线向东转移，罗讷河（Rhone）河谷的居民对于地中海精致货物的需求逐渐减少。 [19] 被运往马萨利亚的陶器数量减少了，但在这个世纪的末尾，陶器贸易得到了恢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希腊人无法再通过马萨利亚向高卢内陆运送酒和精美货物了；而与此同时，在西方遥远的西班牙海岸，迦太基人在贸易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希腊世界对此种局面做出的回应之一是，他们对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一条贸易路线更为依赖，这条路线把他们与新兴城市斯皮纳连在了一起。马萨利亚的衰落使斯皮纳地位上升。希腊世界的另一个回应是，将马萨利亚定位为普罗旺斯和郎格多克沿岸新殖民地［包括阿格德（Agde）］的母邦城市，但是马萨利亚最著名的子邦尼凯亚（Nikaia，即今天的尼斯）到前3世纪才得以建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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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典型的希腊化案例可以在西班牙找到。早期希腊文学，如赫西俄德的著作提出，地中海最西端是三头巨人革律翁（Geryon）等神话怪物的故乡；这里也是神秘的金苹果园（Garden of the Hesperides）的所在地；另外，在赫拉克勒斯石柱处，阿特拉斯（Atlas）撑起了苍穹。 [21] 如前所述，腓尼基人最先来到了此地，并在地中海之外的加的斯建立了一个重要基地。而希腊人中，弗凯亚人及其邻居则再次成为先驱者，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与萨摩斯的水手克莱奥斯一同进入此地；据说塔特索斯的国王甚至还曾邀请弗凯亚人住在他的土地上。 [22]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他们错误地到达了科西嘉岛。前6世纪至前4世纪，西班牙的希腊定居者和贸易者的数量与迦太基人相比是相当有限的，且他们是否已经把迦太基人视为竞争者，我们也不得而知。恩波利翁的希腊人用金属与当地人做生意，公元前4世纪的恩波利翁钱币既有迦太基的图案，又有希腊的西西里图案。恩波利翁的公民可能会被迦太基军队招募为雇佣兵，在西西里岛与希腊人作战；但恩波利翁并未试图开辟一个受其直接控制的大区域。它的财富所基于的不是当地的资源，而是与富藏金属资源的西班牙南部地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维持则靠迦太基商人从中周旋。 [23] 但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容易超过迦太基文化的影响。尽管希腊人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些中心依旧繁荣，但位于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的那些中心，例如马拉加附近的麦纳克（Mainake），很快就衰落了，且这些地区被纳入了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富藏银矿的塔特索斯可能于约前500年开始走下坡路，但是也有其他一些机遇，如迦太基人利用其在西地中海取得的胜利，与新兴的罗马于前509年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委婉但严格地禁止罗马人及其同盟者进入西地中海水域。
试图封闭海洋的尝试通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这种做法很容易将海盗引来，且这种计划的落实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或许在迦太基人获得对西班牙的垄断地位之前，一位希腊航海者编写了一份航海手册，该手册描绘了自西班牙的加利西亚（Galicia）海岸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并沿着海岸前往马赛的路径；马赛可能就是该作者的居住地。毫无疑问，编写这份手册是为了记录这条航线，以便更好地获取加利西亚供应的锡。这位作者是来自马赛的著名希腊航海者皮西亚斯（Pytheas）的前辈，皮西亚斯在公元前4世纪发现了通往不列颠的海上航线。 [24] 这份前6世纪（或者可能要稍晚些）的小册子被保留在了4世纪的异教拉丁作家阿维努斯（Avienus）用拉丁语创作的文辞粗陋的诗中。 [25] 阿维努斯反复强调他的古文本描述了西班牙沿岸的一个地方，该地后来成为废墟。因此，阿维努斯读到的文本是古代文献和后来一些旅行者的观察记录的混合体。而手册对一些地名的忽略，如希腊人的殖民地罗得岛，则表明在该希腊航海者编写航海手册时，这些殖民地还未建立，这进一步证明该手册是十分古老的资料。阿维努斯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塔特索斯（自前5世纪起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并很自信地将其与加的斯相提并论，尽管他也强调称“现在它的规模不大，现在它被遗弃，现在它是一片废墟”。 [26] 他描述了塔特索斯人是如何与其邻居进行交易的，以及迦太基人是如何来到这些水域的；他还指出有一座富有锡矿藏的闪烁光芒的山峰已经引起了早期贸易者的兴趣。 [27] 该文本还提到了西班牙南部衰落的腓尼基城市，表明在前6世纪晚期，阿维努斯的这位先辈就游历过这些地方。另外，阿维努斯还提到了一些腓尼基的聚落现被迦太基移民者占领的过程。 [28] 通过将希腊文本译为拉丁文本，并增添一些后世的资料文献，阿维努斯创立了一个重写本，但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分清其中的层次。 [29] 阿维努斯的确描述了塔拉戈纳（Tarragona）和巴伦西亚（Valencia）的一些重要土著聚落群，他称它们为提里斯［此名称与图里亚河（Turia）的名字关系密切，这条河直到现在仍然流经巴伦西亚的中心地带］。当他提到巴塞罗那（该名字有迦太基起源）时，他认为此城市建立较晚。在谈到西班牙沿岸的那些以奶和奶酪为生存资源的凶悍民族时，阿维努斯称他们像“野兽”一样，然后他向我们展现了，那些被统称为伊比利亚人的民族实际上有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西班牙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伊比利亚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很多部落和小邦。 [30]
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与伊比利亚诸族群之间有频繁的互动。这种互动促成了一种文明的形成，该文明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规模合理的城市，并使用了某种书写体系。伊比利亚文明几乎没有引起除西班牙以外的其他族群的注意，但是伊比利亚人的文明程度很高，在西地中海它已经超过了除伊特鲁里亚外的其他族群。 [31]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希腊和腓尼基文化通过远程贸易和移民向西渗透的一个例子，向我们展现了希腊与腓尼基的文化影响与当地的石雕与及金属加工技术的结合。但是伊比利亚人比伊特鲁里亚人更难认定族群身份。伊特鲁里亚人已经形成一个团结的单一族群，他们称自己拉斯纳人（Rasna ）；而安达卢西亚、巴伦西亚海滨及加泰罗尼亚的伊比利亚人却有不同的文化。这里有很多部落，没有形成政治统一体。甚至他们讲的是不是同一种语言或相互关联的语言，我们也都不是很清楚，现存语言中与古代伊比利亚语最接近的可能是巴斯克语和柏柏尔语。在内陆，他们与其他族群融合，通常被现代学者，甚至也被阿维努斯划归为凯尔特人（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表述，主要强调大陆文化传统，而非地中海文化传统）。 [32] 于是，“伊比利亚”是一个很广义的词，指公元前7世纪至前2世纪一个政治上依旧不稳定的世界中的诸多族群，迦太基人、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都曾以贸易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对这个世界进行渗透。
如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情况所展现的，希腊人的聚落（如恩波利翁）有时远离土著居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和其他联系会使城市成为不同族群的杂居之地。在距恩波利翁不远的乌利亚斯特雷特（Ullastret）有一个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伊比利亚城镇，该城镇规划较好，有四个入口和一片空地，占地面积为四万平方米。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伊比利亚人与殖民者之间始终是充满敌意的。有一些例子表明伊比利亚人将他们从希腊人和其他民族那里学到的经验，与他们自己独特的表达结合在了一起。尽管在西班牙西南部存在多种民族，但是伊比利亚人书写所用的字母是大致相同的，而且，毫无疑问，很多字符源自希腊语，而非腓尼基语。奇怪的是，虽然他们已经开始使用字母文字，但增添了一些音节符号，如ba 、be 、bi 、bo 、bu （字母c 和d 亦是如此）。更为奇怪的是，在这种变化后，这一书写体系的创造者就不再进行创新了。现代西班牙有两个基本特征来自希腊人对伊比利亚人的影响：葡萄和橄榄逐渐在伊比利亚受到欢迎，尽管加泰罗尼亚的酒因品质差而受到罗马诗人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责难。无论如何，伊比利亚人传统上更喜欢啤酒，通常也从伊特鲁里亚进口较优质的葡萄酒。 [33]
另一个文化借鉴的例子体现在伊比利亚人的墓葬风俗。伊比利亚人一贯偏好火葬。考古学家在安达卢西亚的图土基（Tutugi）发现了许多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的墓冢，它们形制各异，有一些只埋葬了简单的骨灰盒，也有一些修建了若干奢华的墓室，这些墓室间有走廊，墙上还有绘画痕迹。这些大型坟墓中的一大常见建筑元素是以爱奥尼亚风格装饰的石柱。它们很明显是为收纳上层人士的骸骨而修建的，令我们不禁想起了伊特鲁里亚人，反映了来自意大利的影响。像意大利和东地中海某些地区一样，伊比利亚人也效仿了在一些富有或知名人士的墓中放入相当数量的随葬品的习俗，例如在图亚（Toya）的一座三厅室墓葬中有若干青铜桶、宝石和一辆二轮战车。 [34] 原生文化与外来影响相融合的第三个例子体现在雕塑艺术上。伊比利亚艺术家们利用石灰岩创造出了几乎接近实物大小的公牛、马和鹿的雕塑，它们十分明显地展示了动物的主要特征。他们更喜欢深浮雕，且留存下来的一些雕塑据推断都是用于神庙和其他祭祀中心的外部装饰。 [35] 希腊风格的影响是循序渐进的，且这种影响的产物并不是一种完全希腊化的风格。这一点在伊比利亚最著名的前4世纪的雕像“埃尔切夫人”（Dama de Elche）——一尊戴着精美首饰的女祭司或女神的半身像——身上体现得格外突出。尽管其脸部造型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时期的希腊样式，但雕像的其余部分与出现在西班牙的其他真人大小的妇女雕像风格十分相似。 [36] 她的首饰可能多少模仿了迦太基的样式， [37] 但是该半身像和其他类似雕塑处理衣服褶皱的方式都反映出了伊比利亚的标准风格。伊比利亚人并不像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那样喜欢塑造裸体形象，只有一幅伊比利亚陶瓶画描绘了裸体男子，但是该陶瓶是在恩波利翁出土的，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希腊人。 [38]
陶器可以揭示不同族群间的贸易联系；如果这些陶器是绘有图画的陶瓶，则它们还可以反映文化影响产生的方式，这种影响可能体现在瓶画中，也可能体现为土著民族对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和英雄们的兴趣。不同于意大利诸民族，伊比利亚人的宗教信仰并未被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宗教思想征服，尽管考古证据显示，沿海地区居民和一些外来民族一样，信仰的是德墨忒尔（Demeter）、阿施塔特及其他外域神祇，例如从图土基的一个墓葬坑中出土的一尊雪花石膏雕像很明显是一位腓尼基女神。 [39] 在瓶画领域，伊比利亚人显示出了独创性，而不是像伊特鲁里亚人那样简单地模仿希腊风格。来自巴伦西亚附近的利里亚（Liria）的黑绘花瓶上描绘了舞蹈与战争的场景；其人物形象由一种生动的半抽象风格勾勒，表现出了一种动感，画面剩余部分则被填充以花饰、圆形图案、各种花卉图案及其他图形，以防出现空白。 [40] 在安达卢西亚，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几何形图案到前4世纪还在使用，主要为了满足伊比利亚购买者的要求，他们偏爱鸟、兽及树叶的图形。因此，所谓的单一“伊比利亚风格”并不存在，准确的表述是伊比利亚人学习了希腊的一些基本艺术理念，然后他们对来自东地中海的一切事物（由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船只载来）做出了自己的改进。
最后，伊比利亚人并非作为贸易者，而是作为优秀士兵，为西班牙域外的人所知晓。公元前480年他们被西西里岛的西莫拉僭主招募为雇佣兵，但是前5世纪末他们又服役于迦太基军队，与迦太基士兵一起袭击了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市。前395年，迦太基被叙拉古的希腊僭主击败后，很多伊比利亚人又转投希腊僭主麾下。大约在这一时期，他们甚至在阿里斯托芬的一部喜剧中被提及，这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因为据说他们全身都覆盖着体毛。其著名的军刀借鉴了希腊和伊特鲁里亚军刀的设计，在作为雇佣兵服役的期间，他们学会了使用这种军刀的方法。 [41] 从战争中获得的薪俸和战利品应该为伊比利亚带来了大量财富，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某些伊比利亚墓葬显得十分富有。另外，西班牙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金属资源，才是伊比利亚繁荣的真正源头。伊比利亚人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西班牙内陆到沿海地区的交通线路可以为他们带来收益，他们同样也可以从加迪尔（加的斯）和其他大西洋港口出发，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也就是阿维努斯记载的路线），从这条航线中获益。现在，整个地中海的海面上都有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或迦太基人在航行；遥远西方的族群是雅典的阿里斯托芬戏剧中的嘲笑对象，而西方族群则将希腊（先是科林斯，而后是雅典）看作时尚与风格的中心。
[1] M.Guido，Sardinia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London，1963），pp.59-60；cf.M.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archaïques （Rome，1985），pp.87-91.
[2] M.Pallottino，La Sardegna nuragica （2nd ed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Lilliu，Nuoro，2000），pp.109-14.
[3] Pallottino，La Sardegna nuragica （2nd ed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Lilliu，Nuoro，2000），pp.91-102.
[4] Pallottino，La Sardegna nuragica （2nd ed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Lilliu，Nuoro，2000），p.162；Guido，Sardinia ，pp.106-7，142
[5] Guido，Sardinia ，p.156.
[6] Guido，Sardinia ，pp.112-18；Pallottino，Sardegna nuragica ，pp.141-7.
[7]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113-15，and fig，19，p.114，also pp.164-7，figs.29-30，and pp.185-6.
[8] Guido，Sardinia ，pp.172-7；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145（Vulci）.
[9] Guido，Sardinia ，plates 56-7；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p.115-19，123-40；Bible Lands Museum，Jerusalem，Guide to the Collection （3rd edn，Jerusalem，2002），p.84.
[10] V.M.Manfredi and L.Braccesi，I Greci d’Occidente （Milan，1966），pp.184-9；D.Puliga and S.Panichi，Un’altra Grecia：le colonie d’Occidente tra mito，arte a memoria （Turin，2005），pp.203-14.
[11] Gras，Trafics tyrrhéniens ，p.402.
[12] Herodotos 1.163-7；A.J.Graham，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 （Manchester，1964），pp.111-12；M.Sakellariou，‘The metropolises of the western Greeks’，in G.Pugliese Carratelli（ed.），The Western Greeks （London，1996），pp.187-8；Manfredi and Braccesi，Greci d’Occidente ，pp.179-81，184-5；Puliga and Panichi，Un’altra Grecia ，pp.203-4.
[13] G.Pugliese Carratelli，‘An outline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Greeks in the West’，in Pugliese Carratelli，Western Greeks ，pp.154-5.
[14] M.Bats，‘The Greeks in Gaul and Corsica’，in Pugliese Carratelli，Western Greeks ，pp.578-80，and plate，p.579；V.Kruta，‘The Greek and Celtic worlds：a meeting of two cultures’，in Pugliese Carratelli，Western Greeks ，pp.585-90；Puliga and Panichi，Un’altra Grecia ，pp.206-7.
[15] J.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2nd edn，London，1980），pp.216-17；Manfredi and Braccesi，Greci d’Occidente ，p.187.
[16] Justin，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43∶4；Boardman，Greeks Overseas ，p.218；Manfredi and Braccesi，Greci d’Occidente ，p.186.
[17] L.Foxhall，Olive Cultivation in Ancient Greece：Seeking the Ancient Economy （Oxford，2007），and other studies by the same author.
[18] Boardman，Greeks Overseas ，p.219.
[19] Boardman，Greeks Overseas ，p.224.
[20] Kruta and Bats in Pugliese Carratelli，Western Greeks ，pp.580-83；Boardman，Greeks Overseas ，p.224.
[21] P.Dixon，The Iberians of Spain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Aegean World （Oxford，1940），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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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rribas，Iberians ，pp.146-9.
[35] Arribas，Iberians ，plates 35-8，52-4.
[36] Arribas，Iberians ，p.160；also plates 22-3；Dixon，Iberians of Spain ，pp.106-7，113-15 and frontispiece.
[37]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107.
[38]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82 and plate 12b.
[39] Arribas，Iberians ，p.131 and plate 21；also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11.
[40]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p.85-8，plates 10，11a and b.
[41] Dixon，Iberians of Spain ，pp.54-60；Arribas，Iberians ，pp.7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