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17.法马古斯塔
1571年1月～7月
1570～1571年冬天，疾风苦雨敲打着威尼斯城的潟湖。天气非常恶劣，粮价极高，舰队破败不堪。桨帆船舰队里还流行着斑疹伤寒，船上的神父们害怕传染，放任病人不做临终忏悔就死去。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维持舰队的经费奇缺，但共和国政府害怕水手和士兵一哄而散，因此不敢解散舰队。
1570年的惨败究竟是谁的错，城内仍然在争论不休。一本题为《威尼斯执政委员会在针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在决策和管理上犯下的突出错误》的小册子公开谴责政府当局的幼稚、判断错误和用人不当。小册子的作者认为“尼科西亚的陷落、5.6万人死亡或被俘，300多门火炮和除了法马古斯塔城之外几乎整个岛屿的损失” [1] 全都是政府的责任。尼科西亚的可耻陷落似乎是共和国走下坡路过程中的一个新篇章。现在法马古斯塔也命悬一线。“只有上帝知道，法马古斯塔能不能抵挡住土耳其军队，长期坚守下去。” [2] 法国红衣主教德·朗布耶在给查理九世的信中如此写道。威尼斯人也普遍持同样的意见。在威尼斯以东500英里的埃迪尔内，塞利姆二世已经在准备新的战役；在尼科西亚战役带来丰厚战利品之后，志愿者蜂拥而来，投入新战役。
教皇心烦意乱。他本人责怪多里亚不肯“更有效地支援威尼斯人” [3] ，导致了行动的失败。在罗马，新年伊始就发生了非常不吉利的自然灾害，城内人心惶惶。1月3日，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圣彼得大教堂的钟楼被雷电击中，造成了严重破坏。更糟糕的是，关于正式组建神圣联盟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冬季的烂泥，止步不前。
1570年7月，这些谈判刚启动的时候似乎前景相当光明。当时，腓力二世和威尼斯双方的代表在罗马城磋商，会谈由教皇亲自主持。起初，双方就联盟的针对对象和成本问题发生了争执。西班牙人希望联盟的宗旨是泛泛地反对所有异端分子和异教徒；威尼斯人无意与低地国家的新教徒开战，坚持在条约中只使用“土耳其人”的字眼。教皇的谈判代表提议以1537年的联盟为蓝本，以此为基础安排新的联盟。到9月，似乎所有的主要议题都得到了讨论，但后来西班牙代表返回了马德里，因此会谈不得不暂时停止。到10月，腓力二世虽然仍然有所保留，但已经准备在条约上签字；这时威尼斯人却吹毛求疵起来；他们换了谈判代表，并要求从头开始，逐条重新讨论。谈判就这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几个月，其间发生了不少钩心斗角和歪曲争吵。对充满基督教热情的庇护五世来说，这就像是把一大群闹哄哄的鹅赶进圈里。
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现了导致远征失败的各种因素：阴谋诡计、秘而不宣的私念、互不信任、目标互相矛盾。天主教国王腓力二世希望攫取作为基督教世界世俗领袖来领导联盟的威望；他的战略利益范围最东只到西西里；事实上，如果塞浦路斯陷落，还能削弱威尼斯的力量，这对西班牙是有利的。他希望领导联盟来防守地中海西部，并收复突尼斯；另外他还对金钱兴趣浓厚。教皇的金钱诱惑对西班牙参加联盟起到了关键作用。威尼斯人要求发动进攻，以保住塞浦路斯，而根本不曾考虑过突尼斯。而西班牙和威尼斯双方私下里都对庇护五世的愿景——联盟的最终目标将是收复圣地——惊恐不已。
1537年的联盟给威尼斯人留下了糟糕的记忆，于是他们玩起了一个复杂的两面派游戏。虽然他们坚决不肯承认，但他们在与西班牙和教皇协商的同时，甚至在签订盟约之后，还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与索科卢谈判，希望结束战争。威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代表马尔科·安东尼奥·巴尔巴罗虽然表面上在战争期间被软禁在寓所，但其实一直和首席大臣过从甚密。威尼斯共和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和苏丹缔约来威胁神圣联盟，以迫使对方让步；同时在土耳其人面前也如法炮制。“毫无疑问，”一位颇具洞察力的红衣主教在谈判期间写道，“如果苏丹能给这些威尼斯权贵某种和解，而且联盟不能尽快确立的话，威尼斯人就会接受苏丹的条件，哪怕这意味着将塞浦路斯拱手让给苏丹。” [4] 事实上，威尼斯人正在努力与索科卢协商，希望能保住法马古斯塔，尽管土耳其人正在做攻打该城的准备。首席大臣也在下他自己的一盘冷酷无情的权力政治棋。他并不希望进攻塞浦路斯。但现在战役已经在进行中了，所以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他在国务会议的死敌——拉拉·穆斯塔法和皮雅利——获得军事荣誉，而让他自己黯然失色。如果他能通过外交手段从威尼斯人手中获得法马古斯塔，他还有机会挫败这两个政敌。
法马古斯塔被希腊人称为“陷入沙子的城市”，它是威尼斯海洋帝国最东端的前哨。面向大海的城门上屹立着石刻的圣马可雄狮，它的眼睛在灿烂阳光下一眨不眨地凝视远方。法马古斯塔的旗帜在海风中沙沙作响，俯视着棕榈树丛、十字军的小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这座奇思妙想的哥特式教堂以兰斯 [5] 教堂为蓝本，却坐落在热带的海岸上。
在拉拉·穆斯塔法兵临城下的前一年，威尼斯人在此地构建了大量防御工事。法马古斯塔城外围周长2英里，近似菱形，给穆斯塔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堡，同时也是岛上最坚固和规模最大的城堡，” [6] 曾于1553年到访的英格兰人约翰·洛克如此评价。法马古斯塔有5座城门、15座棱堡、很深的干壕沟；城墙高达50英尺，厚达15英尺；而且周边地势很低，瘴气弥漫，任何军队都无法在此久留。穆斯塔法急切希望速战速决。
1570年9月底，拉拉·穆斯塔法一俟抵达法马古斯塔，就努力劝威尼斯人投降。他在城墙前展示了死者头颅和活着的俘虏，并伪造了威尼斯政府写给在伊斯坦布尔的大使、要求布拉加丁投降的书信。从一开始，他得到的就是坚定不移的答复。法马古斯塔的指挥官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和倒霉的丹多洛一样，出身威尼斯豪门，但他是个比丹多洛坚毅得多的爱国者。法马古斯塔防务的安排和尼科西亚完全不同。守军内部纪律严明；当局按时向士兵发饷；粮食供应有条不紊，而且非常公平。根据威尼斯洋溢着爱国主义的史料，“只要还有1德拉克马 [7] 的食物，布拉加丁就将把它分给大家；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仍然尽力体恤官兵” [8] 。虽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土耳其人有8万人，守军只有8000人，但守军仍然士气高涨。希腊平民和他们的神父们全心全意地参与到防御战中。布拉加丁明智地将实际军事指挥权留给颇能鼓舞人心的阿斯托雷·巴廖尼，因为后者受到士兵们的爱戴。
冬天的战事杂乱无章地过去了。奥斯曼舰队返回了大陆上的安全港口，拉拉·穆斯塔法在等待春天到来。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突袭和小规模战斗，以及荷马史诗般的一对一单挑（巴廖尼自己就参加了这样的单挑），因此这段时间并不沉闷无聊。全城人都在城墙上观看单挑，并指责土耳其人作弊，因为他们伤害基督徒的马匹，被打败的时候还不肯束手就擒，而是逃跑。为了让单挑比赛更刺激些，巴廖尼悬出了赏格；杀死对手的赏金只有2杜卡特，但把对方打下马的赏金有5杜卡特。
在不是那么激烈的围城战期间，威尼斯对敌人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相当猛烈的军事打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1571年1月，共和国政府任命精力充沛的马尔科·奎里尼为在克里特的桨帆船舰队的指挥官。这位新司令发现土耳其舰队在冬季撤离了作战海域，在法马古斯塔外海只留下了少量舰船，以支援陆军。他决定发动一场勇猛大胆、风险极高而且不合时令的作战，并选择了在斋月开始的时间。1月16日，他率领十几艘桨帆船和4艘高侧舷的帆船起航，帆船上载有1700名士兵，目标是增援法马古斯塔。在冬季的大海上，他向东航行，花了十天时间就抵达了法马古斯塔。4艘帆船接近港口时被奥斯曼桨帆船舰队发现，但奎里尼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自己的桨帆船群躲在敌人视线之外，将土耳其舰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将3艘敌舰轰得粉身碎骨，然后将自己的帆船拖进港口，令守军欢呼雀跃。在三周内，奎里尼率领舰队在塞浦路斯岛周围大显身手，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和港口设施，俘虏敌人的商船，大大地鼓舞了布拉加丁部下的斗志。
奎里尼离去的那天夜里，布拉加丁和巴廖尼准备了一次伏击。他们命令任何人不得在次日早晨出现在城墙上，然后给他们的大炮装填了葡萄弹和链弹，火绳枪也装好子弹，骑兵则在城门后就绪。黎明时分，土耳其人抬头去看一片沉寂的城墙，那里没有任何动静，威尼斯战船也没了踪影。他们爬出战壕，城墙上仍然没有任何迹象。他们开始认为，威尼斯守军已经和奎里尼一起乘船撤走了。这个消息被报告到穆斯塔法那里，随后全军开始前进。土耳其军队进入射程时，威尼斯人鸣响号炮，然后城墙上射下倾盆大雨般的枪弹和炮弹，把土耳其士兵成片打倒在地，然后骑兵又猛冲出来，大肆砍杀。
奎里尼离去时许诺将带来更强大的援军；据说他还给布拉加丁留下了一船前往麦加的朝圣者，用作人质，尽管这种说法的细节后来颇有争议。这些可怜的人质将在后来的战事中起到重要作用。
奎里尼的“拜访”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威尼斯仍然很有实力。奥斯曼帝国指挥层对此颇感震惊，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导致了影响更大的后果。塞利姆二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十分震怒和不安；作为信士的长官，保障朝圣道路的畅通是一个关键使命。他处决了名义上应对此事负责的希俄斯总督，以儆效尤。皮雅利保住了性命，但丢掉了职位。政敌的失势对索科卢来说是个胜利。海军的指挥权被交给了第五维齐尔——穆安津扎德·阿里，又称阿里帕夏，他的海战经验远远没有皮雅利丰富，对索科卢来说也是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有人推测，阿里帕夏被任命为海军司令，是因为索科卢暗地里推波助澜。索科卢这是在故意破坏军事行动，因为战役的胜利可能会削弱他自己的地位。不管动机如何，这个新任命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威尼斯人再次发动救援，土耳其人打破了常规。为了保卫塞浦路斯，他们出航的时间比通常要早得多。
2月初，20艘桨帆船被派去监视克里特；3月21日，阿里帕夏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了。舰队出航较早，因此作战季节不可避免地会十分漫长。新官上任的海军司令从伊斯坦布尔出航时，口袋里揣着一套前所未有的命令。原则上，土耳其人对大海战没有多少兴趣。他们一般是用船只运送部队，并支援两栖作战，打击敌人的港口和岛屿；马耳他和罗得岛战役是奥斯曼海军运用的典型例证。从这个角度看，阿里帕夏接到的指令是非同寻常的。他的任务是“寻找并即刻进攻异教徒舰队，以挽救我们的宗教和国家的荣誉” [9] 。这些指令的来源是索科卢，还是鲁莽的苏丹本人，我们无从得知。这个决策将决定历史的走向。
在罗马，谈判仍在进行。3月，西班牙试图将联盟的主要使命改为进攻突尼斯，但庇护五世固执己见——远征的方向必须是东方——并严格控制给予西班牙的经济补助。各方受邀在条约上签字时，威尼斯人突然不做任何解释就中断了谈判，回去和索科卢商谈；法马古斯塔形势越来越危急的时候，威尼斯主和派的呼声越来越高。教皇为此怆然泪下；看来他的全部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但此时索科卢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了；庇护五世还派遣科隆纳去把威尼斯人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1571年5月，在整整十个月的激烈争吵和拉锯战之后，神圣联盟的最终条款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1571年5月25日，三方在梵蒂冈的孔奇斯托罗厅签订了这个历史性的盟约。一周后，罗马城的大街小巷举行了盛大的公众庆祝活动；为此次庆祝活动特别铸造的钱币被撒向群众，“作为喜悦和快乐的标志” [10] 。6月7日，在威尼斯，当局在人山人海的群众面前公布了盟约；圣马可大教堂内举行了弥撒，执政官亲自走在肃穆的宗教游行队伍中。意大利全境激动不已，充满了期待。庇护五世振奋人心的话语也折射了群众的普遍情绪，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创造了历史。据一位目击者称，教皇“用生动而充满仁爱的言辞感谢伟大的上帝。在他的教皇任期内，上帝将恩典赋予基督教世界，让天主教君主们团结一心，共同对抗公敌” [11] 。
盟约的条件让各方都得到了一些好处。这并不是个临时性的联盟，而是——借用盟约文件的庄严表述——恒久的联盟、持久的圣战，就像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样。它既是进攻性的，也具有防御性；征讨的对象不仅仅是土耳其苏丹，还有他在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附庸国。这一条对腓力二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联盟的经费安排也做了具体规定：西班牙支付一半费用，威尼斯负责1/3，教廷则提供1/6。短期目标也确定了：他们将立即以200艘桨帆船和相应的部队发动一次远征，收复塞浦路斯和圣地。至于收复圣地的使命，威尼斯和西班牙都一定不会遵守。
这是庇护五世在外交上的一个辉煌成就。他的十五位前任都没能办到的事情，似乎被他解决了。长期以来，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击退异教徒一直是教皇们最热衷的任务之一。庇护五世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坚持不懈以及金钱的诱惑，完成了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尽管盟约的文字信誓旦旦，很多深明世故的人还是颇为疑虑。1月，腓力二世预言说：“如果联盟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相信它能有任何益处 [12]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个预言，盟约墨迹未干，西班牙就打算食言。庇护五世不得不再次用撤回资助作为威胁，强迫西班牙回到联盟中来。还有很多人对联盟也毫无信心。“盟约在纸上很好看……但永远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成果，” [13] 法国红衣主教德·朗布耶在谈判期间说道。后来也没什么迹象能让他改变这个看法。伊斯坦布尔方面也希望神圣联盟这次也会像1570年的远征一样自行瓦解。
联盟能够维持下去，主要是由于两个重要因素。首先，体现在基督教联军统帅的人选——奥地利的堂胡安，即腓力二世的异母弟。其次，就在谈判代表们在盟约上签字、群众欢呼雀跃的时候，法马古斯塔攻防战在流血漂橹的惨景中落幕了。
春季，拉拉·穆斯塔法得到了更多生力部队。塞浦路斯离奥斯曼帝国海岸只有咫尺之遥，不管有多少士兵死亡，兵力补充总是非常轻松的。关于尼科西亚丰厚战利品的消息不胫而走，拉拉·穆斯塔法宣称（这么广而告之或许不太明智），法马古斯塔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战利品。冒险家和非正规军蜂拥加入攻城战。到4月，他已经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多达约10万人。奥斯曼人吹嘘道，苏丹派来了兵力如此雄厚的大军，如果每个士兵都往壕沟里丢一只鞋，壕沟就会被填满。关键在于，这支大军的很大一部分是坑道工兵，只装备了鹤嘴镐和铁铲。城内守军则包括4000名威尼斯步兵和同样数量的希腊人。
4月中旬，拉拉·穆斯塔法做好了正式攻城的准备。布拉加丁清点了自己数量有限的粮食，认为别无他法，必须将非战斗人员驱逐出城。5000名老人和儿童领到了一天的口粮，被从一个侧门带出城去。任何冷酷无情的攻城将领都会占这个便宜。公元前52年，尤利乌斯·恺撒在攻打维钦托利 [14] 的要塞时，就任凭被夹在罗马军团和高卢军队之间的高卢妇孺饿死。1537年，巴巴罗萨则将出城的平民赶回城墙处。喜怒无常的拉拉·穆斯塔法却宽大为怀，允许平民返回自己的村庄。这个举措既仁慈又精明，保证了土耳其军队对希腊平民的善意。
布拉加丁决心效法马耳他防御战，但法马古斯塔和马耳他差别甚大。法马古斯塔离最近的基督教国家有1400英里之遥，地质条件也与马耳他不同。比尔古和森格莱阿是建在坚固岩石上的，挖掘堑壕需要超人的努力。“陷入沙子的城市”则被沙滩包围，开挖地道是非常容易的，尽管需要不断用木料支撑地道。4月底，拉拉·穆斯塔法麾下的庞大劳工队伍开始挖掘堑壕，逼近城市。基督徒嘲讽土耳其人像农民一样拿着鹤嘴镐和铁铲打仗，但土耳其人的坑道作业非常高效。庞大的堑壕网络弯曲迂回地逼近壕沟，而且堑壕很深，骑兵可以在里面走动，而只有矛尖会露出地表。堑壕如此之多，以至于目击者声称全军都可以驻扎在里面。奥斯曼军营周围搭建了高高的泥土胸墙，只有帐篷的顶端露出来；另外建造了正面宽达50英尺的土木堡垒，其墙壁用橡木梁柱和成袋的棉花加固。如果这些堡垒被炮火摧毁，很快又能重建起来。射击平台被堆砌得比法马古斯塔城墙还高，平台上安放了重炮。
被包围的法马古斯塔
守军为了他们的小小共和国的荣誉而奋战，就像圣约翰骑士团一样充满斗志。巴廖尼组织了突袭和伏击，杀死敌人的坑道工兵，向敌人战壕内投掷火药，在沙地里布设带有涂毒铁钉的木板，摧毁敌人的炮台，杀死了数量惊人的土耳其士兵。守军的坚忍不拔令奥斯曼帝国高层瞠目结舌、忧心忡忡。士兵们在写给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人的信中说，法马古斯塔的守军都是巨人。5月22日，拉拉·穆斯塔法再次送信给布拉加丁，劝他投降，得到的回答是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圣马可万岁！” [15] 土耳其人的某次劝降遭到了更激烈的拒绝。威尼斯人急切盼望援军到达。布拉加丁让土耳其使节告诉他的主子，威尼斯舰队抵达的时候，“我将策马驱赶你们，让你们把投进壕沟的泥土全部背走” [16] 。布拉加丁的言辞绝非明智。
最终，双方兵力的悬殊体现了出来。5月初，神圣联盟各方准备在罗马签字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大炮开始猛轰法马古斯塔，一天天对城内房屋进行狂轰滥炸，以打击市民的斗志；同时猛击城墙，企图将它摧毁。虽然守军勇敢地抢修城墙，但城墙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逐渐摧毁了。土耳其人通过坑道作业和爆破将三角堡和棱堡的正面炸塌。6月21日，土耳其人打开了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先后发动六次猛攻，渐渐将守军力量消耗殆尽。城内的食物和火药供应越来越少。“葡萄酒喝完了，”威尼斯工程师涅斯托尔·马丁嫩戈写道，“无论鲜肉、咸肉还是奶酪都无处可寻，除非用天价购买。我们吃马肉、驴肉和猫肉，除此之外只有面包和豆子，饮料只有兑水的醋，而就连这些食物也日渐减少。” [17] 7月19日，深受群众爱戴、被认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利马索尔 [18] 主教在自己桌前被火绳枪打死。希腊平民此前忠诚地支持威尼斯主子，但现在他们受够了。他们念念不忘尼科西亚的悲惨结局，向布拉加丁请愿，希望投降。在大教堂内举行了一场热情洋溢的弥撒之后，布拉加丁恳求平民再给他十五天时间。他们同意了，但土耳其人也知道，这场战役即将结束。7月23日，被守军的无谓抵抗激怒的拉拉·穆斯塔法把一封直言不讳的书信射进了城，再次效法苏莱曼在罗得岛的做法，劝说巴廖尼投降：
我，穆斯塔法帕夏，希望你们的高贵将军阿斯托雷明白，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你们必须投降，因为我知道，你们别无生存的机会，既没有火药，也没有兵员来继续抵抗。如果你们体面地投降，可以保留财物，我们将把你们送往基督教国家。否则，我们将用利剑征服你们的城市，将你们斩尽杀绝！好自为之！ [19]
[1]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90
[2]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99
[3]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93
[4]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09
[5] 法国东北部城市，位于巴黎东北偏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市中心还存有古罗马时期的遗迹。兰斯在法国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历代法国国王加冕的地方，前后一共有16位国王在此接受主教加冕。
[6] Hill，Sir George，A History of Cyprus，volume Ⅲ：The Frankish period，1432-1571 ，Cambridge，1972，p.857
[7] 古希腊的货币和重量单位。后来亚美尼亚、奥斯曼帝国等国家也用过这个单位。1德拉克马大约有3～4克。
[8]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99
[9] 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Istanbul，1993，pp.187-9
[10]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15
[11]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15
[12] Parker，Geoffrey，Philip Ⅱ ，London，1979，p.110
[13]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92
[14] 维钦托利（？～前46），高卢阿维尔尼部落的首领。公元前52年，维钦托利领导高卢人反对恺撒，用游击战来骚扰恺撒的补给线，成功地守住了戈高维亚山寨，随即乘胜向罗马军队发起进攻，结果失败。他后来被围困在阿莱西亚城堡，被迫投降。他被戴上镣铐解往罗马，在为恺撒举行的凯旋式中示众，六年后遭处决。
[15]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13
[16] Morris，Jan，The Venetian Empire：A Sea Voyage ，London，1980，p.110
[17]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2
[18] 塞浦路斯第二大城市，位于塞浦路斯岛南岸。
[19]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