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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0.“决一死战！”
1571年10月7日黎明至中午
黎明。东风。一个晴朗的秋日。
基督教舰队位于库尔佐拉里斯群岛附近，这是一系列很小的岛屿，守卫着帕特雷湾和通往勒班陀的海峡的北面。堂胡安派遣侦察兵上岸，登上山峰，在晨光中窥探前方的海域。与此同时，打头阵那艘船的瞭望哨发现东方海平线上出现了船帆。开始是两叶船帆，然后是四叶，再后是六叶。很快，他们就看见了一支“如同森林一般” [1] 的庞大舰队，从海平线上滚滚席卷而来。目前还不能判断敌人舰船的数量。堂胡安发出了作战信号：升起了一面绿旗，鸣响了号炮。他麾下的战船一艘艘在小岛群中驶过，冲进海湾，欢呼声在整个舰队回响。
破晓时分，阿里帕夏的舰队还在基督教舰队的15英里之外，他能看见对方舰船在岛群中穿过。太阳在他背后升起，风向对他有利，舰船行驶很轻松。起初他只看到了很少船只，似乎印证了卡拉·霍加关于神圣联盟舰队数量占劣势的报告。基督徒舰队似乎在驶向西方。阿里立即推断，敌人企图逃向外海。他改变了舰队的航向，偏向西南方，以阻止数量占劣势的敌人逃走。桨帆船群在鼓点声中奋力前进时，船员们心中充满了一种期待感。“我们感到欢欣鼓舞，”一名奥斯曼水手后来回忆道，“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舰队必胜。” [2]
但士兵们也感到了一丝不安。舰队离开勒班陀的时候，一大群不吉利的黑乌鸦呱呱叫着从空中飞过；而且阿里知道，他的船员并非自信满怀。并不是所有人都热情期待海战；为了凑足人数，他不得不从勒班陀周边地区拉了不少壮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远方的基督徒舰队似乎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并非要逃跑，而是在分散队形、摆开阵势。阿里的第一印象错了；基督徒的船只比他设想的要多。卡拉·霍加数错了。阿里咒骂着命令再次更改航向。
阿里第一次改变航向的时候，基督教舰队也相应地做出了反应，他们也误以为土耳其人企图逃跑。随后他们也发现土耳其舰队的规模比自己预想的要大，而且敌人并没有逃跑，而是准备迎战，于是他们再次调整了对策。随着时间逐渐流逝，两支庞大舰队在海面上展开阵势。大家意识到，这将是多么恢宏的一场碰撞。在宽达4英里的正面上，两支大舰队正在封闭的海上竞技场中互相接近。这场战役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约14万人（包括士兵、桨手和船员）搭乘约600艘船只（地中海的所有桨帆船的70%以上），互相虎视眈眈。不安变成了疑虑。两个阵营都有人为自己眼前的景象暗自胆寒。
奥斯曼帝国陆军的司令官佩尔特夫帕夏试图劝说阿里佯作撤退，驶入逐渐变窄的海湾，以进入勒班陀岸炮的射程。海军司令接到的命令和他自己的荣誉感都不允许这么做。他回答说，他绝不会允许苏丹的战船哪怕仅仅是“佯作”逃跑。
基督教阵营内也有同样的担忧。随着瞭望哨的不断观察，现在越来越清楚，土耳其人的战船比他们多。甚至头发斑白的威尼斯老将韦尼尔也一下子沉默了。堂胡安觉得必须在“国王”号上再开一次会议。他询问罗姆加的意见。这位骑士毫不含糊，用手指着环绕在“国王”号周围的庞大的基督教舰队，说道：“阁下，我认为，如果令尊，也就是皇帝陛下当年曾经看到这样一支舰队归他统领，一定会奋勇直前，不当上君士坦丁堡皇帝就决不罢休。他也一定会轻松得胜。”
“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作战，罗姆加先生？”堂胡安再次询问。
“是的，阁下！”
“很好，那我们就决一死战！” [3]
还记着腓力二世的谨慎指令的人们还企图撤退，但已经太晚了。堂胡安决心已下。“先生们，”他转向聚集在他舱室内的人们，“现在不是讨论的时间，而是战斗的时候！” [4]
两支舰队都开始展开作战队形。堂胡安的计划早在9月初就已经制订完毕，并做了仔细的排演。他的计划遵循的是堂加西亚在某封信中献上的良策：将全军分为三个编队。中军由乘坐“国王”号的堂胡安亲自指挥，得到韦尼尔和科隆纳的紧密支持，一共有62艘桨帆船。左翼由威尼斯人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统领，拥有57艘桨帆船。右翼是多里亚麾下的53艘桨帆船。第四个编队，即预备队，由久经战阵的西班牙航海家阿尔瓦罗·德·巴桑指挥，共有30艘桨帆船。巴桑的任务是，一旦任何一个编队的战线瓦解，他就要立即驰援那里。
堂胡安的政策是将各国的战船混编，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某个国家的舰队叛变，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他们的凝聚力。他这么做也是吸取了普雷韦扎战役的教训。但各个地方的混编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扮演不同的角色。左翼的57艘桨帆船中有41艘是较轻型、机动性更强的威尼斯桨帆船，它们的任务是紧贴海岸线航行和作战，这也是堂加西亚的建议，因为“如果在敌国境内作战，应当尽可能接近陆地，好让敌人士兵更容易逃离自己的桨帆船” [5] 。较重型的西班牙桨帆船主要在中军和右翼，那里的战斗可能更激烈。
基督徒战船顶着大风，艰难地排兵布阵。在右翼的多里亚的桨帆船群为了占据自己的指定位置，不得不行驶很远的路程。安排阵形是非常困难的，操作起来相当缓慢。“总是没办法让轻型桨帆船排成整齐队形，”韦尼尔回忆道，“这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 [6] 基督教舰队花了三个小时才排好阵势。
由于风向有利，阿里帕夏的舰队排起阵形来要容易一些，但总的来讲也和对方差不多。海军司令乘坐旗舰“苏丹娜”号，占据中军，和“国王”号呈一条对角线；他的右翼指挥官是亚历山大港总督舒鲁奇·穆罕默德；左翼由乌卢奇·阿里统领，正对着多里亚。两支舰队转来转去的时候，热那亚海军统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兵力远逊于敌人。乌卢奇·阿里拥有67艘桨帆船群和27艘小型划桨船，排成两条战线；多里亚只有53艘。兵力悬殊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堂胡安努力将战船排成一条直线，土耳其人则更喜欢新月阵形。它既有伊斯兰新月的象征意义，也具有战术价值。双方都对桨帆船作战的残酷现实心知肚明。桨帆船的全部进攻能力都集中在它的船首。它的3或5门指向前方的船首炮的左右回旋度很小，射界很狭窄，而且船首是船上唯一一个能够聚集大量士兵的地方。常规的战术是用大炮、火绳枪和箭矢扫射敌船的甲板，然后用带冲角的小桥撞击敌船，让士兵们通过小桥登上敌船甲板。桨帆船的船体只是个脆弱的外壳，很容易被冲击或者炮弹摧毁。如果侧舷或者船尾遭到另一艘桨帆船的攻击，就只能坐以待毙。阿里的新月阵形的目的是从侧翼包抄并合围数量较少的敌人，然后通过近距离混战打乱敌人的阵形；机动性更强的穆斯林船只比较容易从侧舷攻击敌人，将其消灭。
对双方来说，维持阵形正面的完整连贯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堂胡安的桨帆船更笨重一些，因此对他来讲，互相支援的原则事关生死。邻近的两艘桨帆船之间必须保持一百步的距离，因为这个距离足够远，两船的桨不会相撞，但又足够近，可以阻止敌人硬插进来。同时，由于相同的原因，各艘桨帆船必须保持队形，不能脱队。如果向前冲得太远，容易被敌人分割包围和消灭。如果太落后，就容易让敌人插进来，造成混乱。一旦阵形上出现漏洞，作战就变成了听天由命的危险游戏。但要在宽达4英里的正面上维持这项原则，需要极其高超的本领。从高空俯视，布阵的效果是很清楚的。基督教舰队的阵形就像只手风琴一样不断伸缩，各艘舰船以最中间的“国王”号为基准调整自己位置的时候，整个阵形的正面呈一条蜿蜒的曲线，前后波动。
阿里帕夏也面临着保持队形的问题。他的新月阵形两端的尖角位置过于超前，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如果得不到支援，它们可能会迅速被敌人歼灭。由于舰队过于庞大，而且每艘船不断调整自己位置造成的延误使得队形很难保持连贯。他感到新月阵形太难安排，于是改为一条直线，同样也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苏丹娜”号在中军，作为队形的基准），这和对手是一样的。任何一艘船都不得超出其他船只，否则其船长将受死刑。两支舰队在努力保持队形的同时缓慢地互相接近了。
基督教舰队的机动性比较差，但在火力方面得到了弥补。西班牙的西欧式桨帆船比土耳其桨帆船更重，攻击力也更强。平均而言，基督教战船的火炮数量是对方的两倍；如果使用得当，它们能够给敌人带来沉重打击。两军间的距离越来越短，阿里的瞭望哨可以看到，基督教舰队的中军满是西班牙的重型桨帆船。如果土耳其舰队不用两翼来扰乱和包抄对方中军的话，这些重型桨帆船能够重创土耳其舰队的中军。阿里开始感到担忧。
而且基督徒做了一些发明创造。根据多里亚的建议，堂胡安命令他的指挥官拆除船首的冲角。这些冲角主要是起到装饰作用，实际意义不大；拆掉冲角之后，船首炮可以压低炮口，这样就能在近距离轰击敌人。两军之间最后100码的距离只是一瞬间的时间，炮手们来不及重新装填，因此只有一次射击机会。堂胡安决心遵照堂加西亚的建议：勇敢地坚持到两军相接的最后一分钟，也就是敌人已经冲杀到眼前的时候才开炮。他不希望己方的炮弹从敌人头顶上呼啸而过，那样就完全不能造成任何杀伤。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在船侧铺上大网，以阻挠和迟滞企图登船的敌人。
但是，给正在隆隆前进的舰队带来了最激进革新的是威尼斯人。他们牢牢记住了他们的重型武装大帆船1538年在普雷韦扎的突出表现，并将这个经验用于后来的作战。当年，威尼斯的大帆船给巴巴罗萨的桨帆船群带来了沉重打击，在一整天时间内坚守阵地，打退了对方。威尼斯人在造船厂拼命苦干、准备迎战时，在桨帆船厂棚里找到了6艘涂着樟脑油停在在那里的大型划桨商船（这是一种笨重的划桨船，曾用于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但这些贸易现在都已经搞不下去了）的船体。威尼斯人将这种船称为“加莱赛船”。他们将这些船体翻新改造，配备多门火炮，并加装了防护性的上层结构。10月7日早晨，若干桨帆船在艰苦地将这些浮动炮台拖往阵前。威尼斯人这么做有着明确的目的。
这是星期天的早上。在遥远的罗马，庇护五世正在主持一场热忱的弥撒，为基督教的胜利祈祷。在马德里，腓力二世在各次礼拜仪式之间争分夺秒地处理朝政、签署文件，并向他的庞大帝国的各个地区发送备忘录。塞利姆二世正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前往位于埃迪尔内的宫廷。苏丹的这次出行像往常一样，排场极其豪华：一大群衣着鲜亮、甲胄叮当作响的骑兵和头戴羽饰的近卫军、侍从、书记员、官吏、驯犬员、御厨和受宠的后宫佳丽，前呼后拥，好不热闹。但这次出行遇到了不吉利的预兆。塞利姆二世的头巾两次滑落，他的坐骑也摔倒了。一个人急忙上前帮助他，但不慎触及了苏丹的身体，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因此不得不将他绞死。
在帕特雷湾，上午九点钟左右，自黎明以来一直劲吹的东风逐渐平息。大海平静得如同一面镜子。从堂胡安背后吹来的只有轻微的西风。奥斯曼舰队立即落帆。基督教舰队的桨手们轻松了一些。大家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这是上帝送来的西风。
威尼斯人的桨帆船
庇护五世对神圣联盟的事业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舰队离港时的基督教旗帜、礼拜仪式和教皇的祝福给这次远征赋予了十字军东征一般的极大宗教热情。教皇曾要求堂胡安确保他的士兵们“在桨帆船舰队要过基督徒的高尚生活，不准赌博或者口出恶言” [7] 。雷克森斯对此只能私下里保留意见。“我们尽力而为吧，”他嘟囔着瞅了瞅那些粗莽的西班牙步兵和被锁在划桨长凳上的基督徒败类们。在墨西拿当着教皇使节的面的时候，堂胡安将几名说脏话渎神的士兵绞死，以鞭策士兵们言行要高尚。道德目标对整个远征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每艘船上都有神父；数千套念珠被分发给士兵们；每天都举行礼拜仪式。此时，所有人都能看到平静的海面上敌人舰队在黑压压地逼近。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基督教舰队弥漫在一种清醒严肃的宗教热诚和恐惧之中。每艘船都做了弥撒，神父们提醒大家，懦夫是不能上天堂的。官兵们做了忏悔。随后，战鼓敲响，号角齐鸣，人们高呼：“胜利！耶稣基督万岁！” [8]
队形渐渐展开，堂胡安从“国王”号富丽堂皇的艉楼上走下。他的铠甲在秋日阳光下光华夺目；他手持十字架，转移到一艘轻型的快速三桅船上，沿着阵形巡视，鼓舞官兵们的斗志。他经过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所在战船的船尾时，这位脾气火爆的老人向他致意。他们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决定命运的决战上，前嫌尽弃。
堂胡安用言语鼓舞每个国家的官兵。他敦促威尼斯人为布拉加丁报仇雪恨；对西班牙人，他提醒大家的宗教义务：“孩子们，我们在此地要么胜利，要么牺牲，皆由天定。不要让亵渎神明的敌人问我们：‘你们的上帝在何处？’为上帝的圣名而战，无论死亡还是胜利，你们都将永垂不朽。” [9] 他视察了两艘缓缓从阵形中穿过的加莱赛战船，敦促他们尽快就位。他向所有基督徒奴隶许诺，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就给他们自由，并命令打开所有奴隶身上的锁链。事实上，这个诺言是注定不能兑现的，因为他只能决定西班牙船只上奴隶的命运。至于穆斯林奴隶，除了身披枷锁之外，还额外戴上了手铐，为的是防止他们在战斗中造反。如果船只沉没，被锁在船上的奴隶将死无葬身之地。
所有官兵都在做最后的准备。军械匠们在基督徒桨手群中穿梭，打开镣铐，并分发刀剑。过道上堆积了武器、葡萄酒和面包；神父们好言抚慰大家；火绳枪兵们检查他们的火药和延时引信。曾参加镇压摩里斯科人战争的西班牙老兵们磨尖他们的长枪枪头，戴上钢盔。指挥官们穿上胸甲，戴上头盔，掀起头盔面甲，感受海风，但也闻到船上的臭气。外科医生们铺开他们的医疗器械，用手指试试锯子是否足够锋利。成千上万的划桨奴隶在监工的皮鞭脆响和持续鼓点的督促下努力划桨。他们背对敌人，划动桨叶。舰船稳步向敌人冲去。
基督教舰队的成千上万人员中有一些人的名字流传至今。佛罗伦萨音乐家奥雷利奥·谢蒂因为犯下杀妻的罪行，已经在桨帆船上做了十二年的划桨奴隶。在“女侯爵”号上有个叫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志愿兵，他时年二十四岁，书卷气十足，一贫如洗。战役这天早上，他发了高烧，但还是爬下床来，蹒跚地走到自己的岗位，去指挥一小队士兵。另外一名病号，“圣乔治”号上的马丁·穆尼奥斯军士也发了高烧，躺在甲板下方的舱室内。英格兰海盗和佣兵托马斯·斯蒂克利爵士（他可能是亨利八世的私生子）指挥3艘西班牙战船。罗姆加没有和马耳他骑士团的桨帆船在一起，而是和科隆纳一起待在后者的旗舰，这个安排后来救了罗姆加一命。安东尼奥和安布罗焦·布拉加丁是法马古斯塔的烈士的亲戚，他们指挥着两艘加莱赛战船，在前线焦急地等待着，按捺不住要报仇。在堂胡安的旗舰上有一个面容特别鲜嫩的西班牙火绳枪兵，叫作“舞女马利亚”，她是有名的弗拉明戈舞女，女扮男装参加了远征，为的是陪伴自己的情人。
5英里之外，穆斯林也在做准备工作。阿里的舰队成分也很复杂，包括来自伊斯坦布尔和加里波利的帝国分舰队，以及乘坐小型划桨船的阿尔及利亚海盗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海盗。所有的重要指挥官全部到场：滨海诸行省（罗得岛、叙利亚、纳夫普利翁和的黎波里）的总督、巴巴罗萨的两个儿子哈桑和穆罕默德、伊斯坦布尔军工厂的指挥官、意大利海盗卡拉·霍加，以及身在左翼的乌卢奇·阿里。各个派系之间显然有些小摩擦，虔诚的穆斯林和“牙缝里还塞着猪肉” [10] 的秉信机会主义的叛教者之间貌合神离，本领高强的海盗船长和苏丹的高官互相看不顺眼。阿里帕夏的计划是让他右翼（指挥官是舒鲁奇·穆罕默德）的桨帆船群猛地冲向希腊海岸；这些桨帆船吃水较浅，而且船员们对近海非常熟悉，所以阿里坚信他们一定能智胜对面的威尼斯人，从侧翼包抄他们。他命令骑兵部队在岸上就位，如果威尼斯人企图靠岸逃跑，就将其歼灭。乌卢奇·阿里对这个战术极为担忧。这个计划是个精心算计的赌博。如果事与愿违，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穆斯林可能会受到靠岸逃跑的诱惑。乌卢奇·阿里更愿意在开阔海域作战，那样的话更容易进行侧翼攻击。
穆斯林舰队搭载的火炮和火绳枪兵比敌人少，但是有很多弓箭手，他们的射速远远超过对手的火器。在西班牙火枪兵装填弹药的时间内，弓箭手可以将他射死三十次。弓箭手没有甲胄，他们的船只也没有加装木制胸墙以抵御持续炮火。他们的目标是做到快速和敏捷。
在伊玛目的召唤下，穆斯林履行了净礼仪式，匍匐在地，向真主祈祷。他们拉紧弓，将箭头浸在毒药内。甲板上涂抹了油脂和黄油，身披重甲的欧洲人如果登船，就很难站稳，而往往光脚作战的穆斯林仍然能够健步如飞。基督徒划桨奴隶被禁止在敌人接近时抬头，否则将被处死，这是因为害怕打乱划桨的节奏；两军混战时，奴隶们将躲在长凳下。但阿里是个荣誉感极强、慷慨大方的统帅。堂胡安给他的穆斯林奴隶增加了手铐，阿里帕夏却给他的基督徒奴隶许下了一个诺言。他用西班牙语向他们说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今天为我尽忠效劳，以此报答我为你们做的事情。如果我打赢了，你们都将获得自由；如果基督徒获胜，那是真主给你们的。” [11] 他是完全有能力兑现这个诺言的。阿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三岁，都和他一起在船上。他们被转移到另外一艘船上时，他向他们喊话，提醒他们应尽的职责。“您给我们的面包和盐都是蒙福的。” [12] 他们庄重地答道。这是孝道的体现，令人感动。然后他们就离去了。
阿里现在可以看到基督教舰队前方的威尼斯加莱赛战船因为没有风而静止不动。这让他颇为困惑和担忧。奥斯曼帝国官兵普遍对装有重炮的大型船只心存畏惧。他们曾从俘虏那里听说过这些船，但俘虏的口供称，它们船首和船尾一共只有3门火炮。他们完全无法想象，威尼斯人有怎样的企图。
两军相隔4英里的时候，船体鲜红的“苏丹娜”号发射了一枚空包弹，向“国王”号挑战。堂胡安发射了一枚实弹，作为回答。阿里命令他的舵手穆罕默德径直开向“国王”号。绿色的伊斯兰大旗（其珍贵程度远胜伊斯兰圣战的所有其他标志，上面饰有29000个互相缠绕的真主尊名）被高高升起，旗上的绿色和金色丝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此时的阳光对穆斯林来说有些炫目。
在基督教舰队，堂胡安也安排了充满宗教意味的仪式。讯号传达出去之后，每艘船上都升起了十字架；“国王”号则升起了教皇馈赠的饰有耶稣受难像的天蓝色大纛。堂胡安身穿光辉夺目的铠甲跪在船首，恳求基督教的上帝赐给他胜利。成千上万的士兵也跪了下去。身穿褐色或黑色长袍的修士们将十字架举向太阳，向官兵们抛洒圣水，喃喃地发出恕罪的祷词。然后，官兵们站起身来，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高呼他们的主保圣人的名字：“圣马可！圣斯提法诺！圣乔治！为了圣雅各和西班牙，冲啊！必胜！必胜！”号角嘹亮地响起；频率较低的咚咚鼓点持续不断地敲响。穆斯林战船上也吹响了唢呐，敲起了铙钹，士兵们高呼真主之名，吟唱着《古兰经》的诗节，大声向基督徒呼喊，要他们上来“像被淹死的母鸡一样” [13] 受死。曾在热那亚受到嘉许的堂胡安一时心血来潮，“在青春热血的激发下，在横笛伴奏下在炮台上跳了一曲嘉雅舞 [14] ” [15] ，尽管这样做非常不理智。
根据威尼斯人吉罗拉莫·狄多的记载，此时双方还有时间去欣赏这恐怖的盛景。“两支舰队向对方疾驰，那景象颇为骇人；我们的士兵的头盔和胸甲熠熠生辉，金属盾牌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其他武器也在阳光下很是耀眼，出鞘利剑的光芒甚至在远处也让人眼花缭乱……敌人也是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同样让我们这边心生畏惧；同时那金色的灯笼和五颜六色、光辉灿烂的诸多旗帜也让我们惊异而且蔚为壮观。” [16]
4艘加莱赛战船位于基督教舰队主力前方1/3英里处，现已就绪，互相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拉开了阵势。右翼还有2艘有些落后，刚刚赶到前沿。威尼斯炮手们手持已经点燃的引火线蹲伏着，观察着快速逼近的280艘穆斯林桨帆船。火绳枪兵们摸索着他们的念珠，喃喃地祈祷。大家的心脏狂跳。他们在巨大的嘈杂声中做好准备。两军相隔150码时，命令下达了。火柴被伸到大炮火门处。此时离正午还差一点点。
一连串明亮的闪光，一声雷霆般的巨响，然后是遮天蔽日的浓烟。这么近的距离，大炮是不可能打不中的。铁制球形炮弹呼啸着冲进前进的船只群中。在这巨大的冲击力下，有些土耳其桨帆船当场被炸得四分五裂。“3艘桨帆船瞬间就这么沉没了，着实可怕，” [17] 狄多如此记载道。巨大的混乱让奥斯曼舰队暂时停止了前进。很多舰船互相撞击，或者在拼命努力停住。“苏丹娜”号的一只船尾灯笼被炸飞了。加莱赛船转了90度，准备进行第二轮射击。阿里命令加快划桨速度，尽可能快速地从敌人炮口下冲过去。奥斯曼阵线改变了方向，打开了一些缺口，以便避开基督徒的浮动炮台。侧舷面对基督徒的船只这时遭到了火绳枪的射击。一艘船的舵手被击毙，整船就摇摇摆摆、不停旋转。然后一排戴头巾的士兵被一排子弹从侧面打倒。加莱赛战船又转了45度。“真主保佑我们安全逃出！” [18] 阿里大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线遭到重创，变得七零八落、漏洞百出。一些土耳其战船从炮口下驶过，向基督教舰队的主阵线开炮，但是射得太高。堂胡安在等待土耳其人接近。基督徒战船的冲角已经拆除，能够以较低平的弹道射击。阿里的战船继续逼近的时候，基督徒的大炮咆哮起来，每名指挥官都自行选择射击时机。西风将黑烟吹向穆斯林那边，妨碍了他们的瞄准。在两军短兵相接之前，阿里的战船就已经有1/3被击沉或重创。“海面上已经漂满了士兵、桁端、桨叶、木桶和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仅仅6艘加莱赛战船居然能够造成如此大的杀伤，真是不可思议。” [19]
[1]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254
[2]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120
[3] Brântome，P.de Bourdeille，Seigneur de，Oeuvres complètes ，ed.L.Lalanne，vol.3，Paris，1864，p.125
[4]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255
[5]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Madrid，1843，p.9
[6]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123
[7] Beeching，Jack，The Galleys at Lepanto ，London，1982，p.197
[8]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127
[9]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407
[10]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258
[11]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410
[12]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258
[13] Thubron，Colin，The Seafarers：Venetians ，London，2004，p.145
[14] 16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舞蹈和音乐，舞步非常复杂。
[15]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129
[16] Caetani，O.，and Diedo，G.，La Battaglia di Lepanto，1571 ，Palermo，1995，p.202
[17] Caetani，O.，and Diedo，G.，La Battaglia di Lepanto，1571 ，Palermo，1995，p.134
[18]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266
[19]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