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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 商人与英雄时代（前1500～前1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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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岛不仅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经历了非常重要的政治转变。很多定居点，如阿克哈涅斯都被废弃了，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希腊人的王朝到来了；米诺斯时期的遗迹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在诸多大型王宫中只余下了克诺索斯一处。地震和火灾已经被认定为罪魁祸首，来自希腊的入侵者也难辞其咎。由于没有人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较为明智的尝试是将两者相结合予以说明，且认为希腊人趁克里特混乱之际将其占领；或者还可以认为，克里特人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希腊人。然而无可争辩的是，米诺斯人的克里特被引入了希腊人正在崛起的迈锡尼文明中。在早期和中期青铜时期的商贸航线上无足轻重的地区，此时却成为爱琴海海域的政治和（或者）商业势力的中心：迈锡尼文明和权力的大中心是一连串沿希腊东部边沿分布的定居点，以及离海不远的内陆地区的定居点，它们从北部的伊奥科斯［Iolkos，即沃洛斯（Volos）］开始，有奥科美纳斯（Orchomenos）、底比斯（Thebes）、迈锡尼（Mycenae）、梯林斯（Tiryns），以及西南部的派娄斯（Pylos）。希腊人的成功在前15世纪早期就有了一些迹象，当时迈锡尼诸王被葬于圆形墓A中（如人们逐渐知道的那样），他们戴着金箔面具，这些面具似乎模仿了他们长有胡须的面部形象，同时也显示他们试图模仿法老佩戴华丽金制面具入葬的习俗。 [1] 当然，迈锡尼“富有黄金”这一说法一直保有特殊声誉。如果荷马所列“参战船只细目”（《伊利亚特》中的一份古老文献）可信，那么至前12世纪，这些独立小邦国都普遍认为迈锡尼王（wanax ）是他们的宗主。 [2]
米诺斯人的记载与迈锡尼人的记载被难以察觉地糅合在了一起。这一方面是由于，克里特艺术对希腊本土的影响非常深远，直到制陶匠人试验性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外形和图案，迈锡尼生产的物品，如陶瓷才逐渐作为地方产品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米诺斯人与迈锡尼人之间模糊的界线，很明显是在迈锡尼人征服克里特后，来自希腊本土的讲希腊语的精英集团占领了克诺索斯的结果。尽管如此，文化的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迈锡尼人用于记录希腊语的线形文字B是对米诺斯人创立的文字体系中线形文字A的改进。线形文字B已被文特里斯（Ventris）和查德维克（Chadwick）于20世纪50年代成功破译。 [3] 迈锡尼人在克诺索斯重新启用了泥板文献档案，然后在派娄斯对其进行了改进与精心制作，用于记录臣民献给王和神的贡（供）品。甚至在希腊南部，通过传于后世的手工艺品，我们可知他们的宗教仪式也与米诺斯人几乎无异——印章上有女神和祭司的形象，一个杯子和一块镶嵌板上绘有腾跃公牛的运动或仪式。 [4] （这些东西尽管发现于希腊，却产于克里特。正如有人据此论证的那样，它们的存在表明公牛崇拜在希腊盛行。）古典时期希腊男神与女神的名字经常会显露出其前希腊时期的根源，且这些神祇有时能在迈锡尼人的书面记录中找到。有迹象显示，在贸易方面希腊与克里特间也存在着延续关系，如希腊人与克里特人的产品都被运到了罗得岛、叙利亚及特洛伊，但长距离的航海活动已深入地中海深处，远至西西里岛与意大利。
迈锡尼人以好战而著称。他们善于学习，并很快使自己融入已经存在的文化。尽管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告诉我们，像佩罗普斯（Pelops）一样的文明初创者是如何从其他地方（如佩罗普斯来自安纳托利亚）来到希腊的，但迈锡尼人的祖先很可能生活于多山的巴尔干半岛南部。他们是防卫要塞的伟大建造者。像克里特岛米诺斯宫这样防御较为简陋的宫殿较为少见——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派娄斯（Pylo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且几乎可以肯定，它的防卫主要依靠一支大的海上船队构成的“木墙”，和后来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所描述的雅典船队一样。海洋在迈锡尼文明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陆战和围城战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艺术中，更引人注目的是迈锡尼人和梯林斯人遗留下来的诸多要塞的断壁残垣。迈锡尼的一些城墙有七米厚；在梯林斯，贯穿于石质建筑之中的狭窄隧道（现在依旧可穿行）在那些甚感困惑的古典作家笔下被描述为由独眼巨人（Cyclopean giants）所建。线形文字B的泥板文献还显示了双轮战车对此好武社会的重要性，并对它们进行了计数；荷马在提及这个突然消失的有大量青铜武器和用野猪牙制成的头盔的古老世界时，也对其有所描述。 [5] 在迈锡尼人的伟大战争首领的墓葬中埋有大量青铜武器，不过他们也甚为了解用黑曜石制成的薄如纸片样的箭头，这些箭头出自米洛斯和利帕里（Lipari）。
“迈锡尼人”如何称呼他们自己是一个重要问题。“迈锡尼”是现代人对青铜时代希腊文明的称谓；在公元前14世纪，其表达的只是由堡垒和周围村庄所组成的迈锡尼（Mukenai ）聚落（勉强可称为城镇）。这一地名的希腊语复数形式，如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典型的有雅典的复数Athenai ）一样，可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这些中心是由多个村庄合并而成的。 [6] 其统治者属于武士阶层，至前14世纪，他们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他们的随葬品中不仅有武器，还有金银制成的高脚酒杯以及（描绘了狩猎场景的）精美镶饰的随葬小刀。历史学家在谈及“迈锡尼贸易”时，指的是这些早期希腊军事首领统辖下的政治区域之间的贸易。对商人和农民是否讲希腊语，人们也仅能猜测；事实上，很多人肯定是会多种语言的克里特人，他们生活在线形文字B时期的克诺索斯和法伊斯托斯。赫梯作为邻国，在文献中将迈锡尼人称为Ahhiyawa ，而埃及文献将其称为Ekwesh 。这说明Akhaiwoi 这一名称，即古典希腊语中的Akhaioi 与今天人们口中的阿凯亚人（Achaeans ），如果不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至少也是外邦人对他们的称谓，这些外邦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迈锡尼是一个主要的区域性力量。 [7] 在米诺斯人建立的贸易链的基础上，迈锡尼商人维系着他们与富藏铜矿的塞浦路斯（当地直到古典时代一直使用着线形文字）的交往，另外还与罗得岛、位于安纳托利亚海岸的米利都及叙利亚海岸有贸易往来。如果伊阿宋（Jason）的“阿尔戈号”（Argonauts ）的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那么他们可能与黑海地区也有联系。“格里多亚残骸”（Gelidonya wreck），也就是发现于土耳其南部海岸的前13世纪的遇难船只的残骸，说明了当时迈锡尼人的贸易范围很广。残骸的大部分被水流冲走，但是其装载的一些货物因太重而被留在原地，它们是一些半吨重的大铜块，还有可证明这艘船已经到过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青铜器与印章。在发现于土耳其海滨城镇乌鲁布伦（Ulubrun）的更古老的残骸中人们发现了更多的铜，且有趣的是，船上还装载了相当于铜重量十分之一的锡，这个比例刚好适用于青铜的制作。 [8]
迈锡尼贸易的一个新特征就是与意大利建立了联系，这是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岛所没有的。关于希腊本土与西西里岛的联系的最早证据可追溯至公元前17世纪，主要可依据希腊（中希腊时期）与西西里岛东部陶罐的相似性得出此结论（在西西里岛东部还出土了一些中希腊时期的陶罐）。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有经常性的直接联系，它们的来往甚至连间歇性的中介贸易都算不上，因为这些陶罐从希腊经爱奥尼亚海，而后沿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和靴头进入西西里岛。 [9] 能证明两地之间定期联系的铁证稍后才出现，当时大量晚期青铜时代的陶器被带入利帕里群岛，且大量的黑曜石被运回希腊。商人们也留下了一些瓷珠，它们很明显源自埃及，这说明当时已逐渐出现一个贸易网，这个贸易网囊括了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当克诺索斯落入迈锡尼人之手后，黑曜石开始失去吸引力；穿越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运输铜锡的新路线正在开发中。对金属的寻找引导迈锡尼航海者远赴伊斯基亚（Ischia）及其邻近的小岛维瓦拉（Vivara）；在登上托斯卡纳（这里富藏锡矿）和撒丁岛（在此他们遗留下一些铜块）的海岸之前，他们在伊斯基亚等地卸下了陶器。 [10] 从锡拉岛壁画上描绘的船只来看，船运技术毫无疑问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以帆助桨，且船身更大，船舷更高，可以承受更强的海浪冲击。他们肯定也对中部和东部地中海的浅滩、暗礁及洋流等有更为详细的了解，没有这些常识，他们不可能在希腊诸岛屿间自由航行，也不可能驶向西西里岛。在这一时期，沿海岸线的航行依旧占主导地位；观察迈锡尼陶器在海岸上的分布，我们可发现其航道由多德卡尼斯群岛延伸到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处，且绕过鞋背下行至西西里岛。
与意大利的紧密联系导致了海外贸易站的出现。 [11] 尽管迈锡尼人向利帕里群岛运送了大量的陶器，包括大陶罐等，但没有证据证明利帕里人处于迈锡尼人的统治之下。然而利帕里人的确与更北的地区［最远至托斯卡纳北部的卢尼（Luni）］建立了联系。 [12] 利帕里逐渐备受关注，不只因为它拥有黑曜石，还因为它是西西里周围海域的补给站和通往北部地区的中转站。大陶罐是典型的产品，它并不是装饰品，而是载货用的——装载的最有可能是食油，因为食油是希腊出口物品中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在利帕里群岛的一处墓葬中发现的琥珀项链经鉴定来自亚得里亚海北部而非东地中海。这些都说明，在这一时期，迈锡尼人是最富有的（但并非唯一）冒险穿越地中海中心水域的商人。与此同时，利帕里群岛的居民都居住在火山山坡上修建的小木棚中；对他们而言，奢侈品主要是琥珀和玻璃球，而非金银首饰。
西西里岛以东的一个近海岛屿萨普索斯（Thapsos）上的一个聚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输入型文化，该文化在源头上属于迈锡尼人。该地居民建造了一个棋盘格式的城镇，街道宽至四米，宽敞的房子围庭院而建，墓葬中有大量来自希腊本土的晚期青铜时代的器皿，说明“该考古遗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异邦殖民地”。 [13] 事实上，与萨普索斯房屋最为相似的设计，出现在了迈锡尼世界另一端的塞浦路斯，它们的位置靠近法马古斯塔（Famagusta）的恩科密（Enkomi）。这看起来就像是先构想好了贸易殖民的蓝图，而后在迈锡尼世界的两端将其付诸实践。萨普索斯生产了很多迈锡尼风格的小香水瓶， [14] 它是一个制造中心，专门为“国际”市场生产香油。但是萨普索斯并非迈锡尼文化的一个简单分支。它生产了大量西西里风格的粗制灰陶，这说明萨普索斯拥有一个混杂的民族群体。在同一时期，位于斯科格里奥（Scoglio del Tonno） [15] ，即现在的塔兰托（Taranto）附近的另外一个迈锡尼聚落促成了亚得里亚海物品，特别是南意大利的铜的流通，且实际上充当了向西西里岛运输货物的中转站。 [16] 于是，对航行于地中海上的人群而言，正是在迈锡尼时代，地中海世界的拓展开始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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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迈锡尼商人更为重要的地域不是欠发达的西方，而是叙利亚与黎巴嫩沿岸。 [17] 至公元前14世纪，贸易者在叙利亚的乌加里特（Ugarit）和比布鲁斯（Byblos），以及迦南（Canaan）沿岸的基色（Gezer）与拉吉（Lachish）等地留下了大批量的迈锡尼陶罐（青铜时代晚期Ⅱ期风格）。黎凡特地区的贸易网正在形成，足以供给那些由迦南人、塞浦路斯人、赫梯人、埃及人构成的爱琴海商人团体、居民和到访者的富裕城市。 [18] 黎凡特的一些港口早已与尼罗河三角洲有联系；埃及底比斯（Thebes）的科纳蒙（Kenamun）墓葬中曾有一幅现已无存的壁画，上面绘有在迦南商人监督下卸载货物的埃及港口，画中的货物有纺织品、紫色染料（黎凡特海岸的特产，提取自一种骨螺）、油、酒及牲畜。
自公元前3千纪起，乌加里特便是一个重要、活跃的贸易中心；它在某一时期是埃及的藩属国，一个名为尼奇马杜（Niqmadu）的国王曾与法老家族联姻。该城从黎巴嫩山区向埃及供应埃及当地匮乏的雪松木材。乌加里特是美索不达米亚世界——它借鉴了美索不达米亚复杂的楔形文字——与东地中海世界各地区，包括尼罗河三角洲、爱琴海、克里特岛［在乌加里特泥板中被称为卡布图里（Kabturi）］，以及距离乌加里特只有一百英里的塞浦路斯（该岛兼有中转站的职能，来自埃及的货物经由此岛运往希腊内陆）之间的桥梁。 [19] 在乌加里特，我们发现了一些塞浦路斯韵体的铭文，说明有来自塞浦路斯的商人居住于此。乌加里特的居民有各种背景：有一些商人被埃及人称作“玛严努”（Maryannu ，或称“青年英雄”），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地区；有一些行政人员的名字并非当地人的名字——在乌加里特周围的一些地区居住着一些讲迦南语的人，这种语言含有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元素。专门的官员被指派去料理外来商人的事务，外来商人要遵守当地的居住规定，同时享有在乌加里特置办房屋的权利。从一个约前13世纪的象牙盒看，乌加里特艺术曾受米诺斯文明影响，因为该象牙盒上的女神既有当地的特征，又融合了米诺斯的艺术特色。 [20] 乌加里特有充满生机的文学艺术，有大量刻于泥板上的宗教诗歌被保存下来，且这些诗歌与后来希伯来语的宗教诗歌惊人地相似。这些联系也给爱琴海世界艺术的复苏注入了活力。曾经的克诺索斯已被吞并，迈锡尼世界提供的东西变得更多：克里特人的手工艺作品以及希腊内陆的一些产品此时已经可与曾占优势地位的米诺斯物品相匹敌；另外还有克里特岛的优质纺织品——线形文字B中的“ri-no ”在早期古典希腊语中的拼写为“linon ”，意为亚麻布。至此，位于东地中海港口城市的那些由来自爱琴海的移民和商人组成的小型集落已然形成；除商人和货物的到来外，雇佣军也带着他们的武器和盔甲来到此地。当贸易开始改变东地中海的特征时，只有战争才会使这些地区的贸易和文化遭受巨大损害，将其引向一个漫长冬季（这最终发生了）。
此前，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西西里岛贫穷的村民身上，对法老的属民则关注较少，故在此有必要对他们的缺失做一些解释。随着下埃及沼泽地与邻近的尼罗河流域的条形灌溉地合并在一起，埃及人建立了一个复合型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社会；早在公元前3千纪，通过金字塔的建造，埃及人就已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组织大批劳动力的能力。为宫廷生产的艺术品，包括华丽的金器、较为珍奇的宝石等，均已优于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中最好的手工艺品。即使在主题上没太大影响，埃及艺术在技术方面对克里特壁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埃及的物件在早期希腊世界被珍重地保存下来；埃及的政治对迦南和叙利亚海岸沿线，特别是比布鲁斯有较大影响。对一些主要必需品，如锡、木材及铜矿等的寻求，使埃及人将其影响力扩展至西奈半岛及以外地区。但当历史学者提到埃及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是它与南部地区的联系：在前2千纪，沿红海下行至蓬特（Punt）的贸易远航将象牙和乌木一类的产品运至法老的宫殿。 [21] 尽管有些法老的确在下埃及大兴土木——《圣经》记述了一个以拉美西斯（Ramesses）命名的大型储藏城市的修建——但在约前1570年后，他们的权力中心主要在上埃及。然而，拉美西斯城［在古王国时期该城被称作派拉姆西（Piramesse）］在前13世纪的一个时段内的确是埃及的首都，那时法老们正在向迦南与西亚挺进，希望有一个靠近其利益中心的基地作为首都。
公元前1570年，统治下埃及和中埃及超过一个世纪的希克索斯（Hyksos）王朝被逐出。这些统治者后来被斥为“野蛮的亚洲人”（其确切的身份依旧是谜），但他们将一些重要的改革引入埃及，包括双轮战车和青铜盔甲。 [22] 他们最终取得埃及政权的手段是武力征服还是阴谋诡计，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技术方面他们确实要比埃及人先进；且他们与邻近的叙利亚和克里特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他们获得必要的军事装备是非常重要的。希克索斯人统治的晚期是埃及艺术充满活力的时期，最著名的是图坦卡蒙墓中的考古发掘。约前1340年，当信仰异教的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en）在阿玛纳城（Tell el-Amarna）为太阳神建立新首都时，其选择的也是上埃及距法老传统权力中心相对较近的地方。对于古埃及人而言，最重要的水域既非地中海，也非红海，而是尼罗河；地中海是他们的地平线，而且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贸易角度看，法老时代的埃及都不能被称为地中海大国（尽管他们也从东地中海获取一些资源）。直到前4世纪亚历山大城建立，埃及的地中海海岸上才有了一座眺望希腊世界的主要城市。但在这一时期，到埃及的外来商人通常比旅居海外的埃及人多；萨胡拉（Sahure）金字塔浮雕上刻画的航海者（约前2400年）应该是亚洲人，且其航船的设计可能模仿了黎凡特风格——有些船可能已经可以航行至上游区域，它们中既有战船，也有货船。总体来说，埃及人依赖外来的代理人为其建造、管理及驾驶船只，起码在穿越地中海时需要雇用代理人。 [23]
“伟大的绿色”这一表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埃及文献中，但被用于描述许多水系——法尤姆湖（Lake Fayyum）是其中之一，尼罗河是另一个，偶尔也被用来指代红海。公元前2千纪末，“Y-m ”这个词偶尔被用来指代大海，包括地中海，这个词本身源自闪米特语（Yam 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大海）。对埃及人而言，地中海并没有重要到需要为其指定特别名称的地步。 [24] 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港口有很多来自或前往叙利亚的船只，如位于三角洲东部的特亚茹［Tjaru，现为特尔赫巴（Tell Hebua）］。该港口已经被希克索斯人使用，而后由第十八王朝的统治者重建。前15世纪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Ⅳ）在位时，特亚茹是拥有“异邦王族使者”头衔的总督的官邸的所在地，总督的职责之一便是在西奈沙漠开采绿松石矿。在这一时期，绿松石是埃及人比较喜欢佩戴的宝石。然而，特亚茹还有另外一个职能——它是与外界进行贸易的基地，这一点可通过在此地发现的来自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陶器证实，这些地区还富藏埃及人渴望获得的木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阿瓦利斯（Avaris），它也位于三角洲东部。早至前18世纪，在阿瓦利斯居民（包括士兵、航海者及手艺人）中，便有很多人有迦南人血统。希克索斯人将阿瓦利斯设为首都，其占地面积超过二十万平方米。希克索斯人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阿瓦利斯的衰落。 [25] 当地修建于希克索斯人被推翻后的宫殿装饰着克里特风格的壁画，这进一步印证了克诺索斯的克夫提乌与法老宫廷之间的联系。 [26]
还有一个港口的重要性也在上升，那就是塔尼斯（Tanis）。在公元前11世纪早期，有一个来自南方腹地的卡尔纳克（Karnak）的埃及使者由此地被派往比布鲁斯的迦南王国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确保木材供应，重建一艘河船，将其献给至高无上的阿蒙（Amun）神。他是神庙的高级管理者（Elder of the Portal），名为维纳蒙（Wenamun）。他留下了一份行程记录，该记录写在莎草纸上，保存在一个埃及人的墓中。据其描述，他从塔尼斯出发的时间为前1075年4月20日。 [27] 从一开始，他就面临一些问题：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势力打算独立，不再依附弱势的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Ramesses Ⅺ）；且当地的统治者斯门德斯（Smendes）认为，没有必要冒着风险专派一艘船将维纳蒙送至比布鲁斯，于是安排他搭乘一艘由当地船长门戈贝特（Mengebet）驾控的船只，当时该船长正打算和一位叙利亚船员出海贸易。这艘船沿海岸线航行，在多尔［Dor，今海法（Haifa）南部］停靠，此地是所谓的阐卡尔人（Tjekker）的聚集中心，他们是一个海洋民族，我们之后将简要谈及他们。 [28] 多尔的统治者谦逊有礼（他给维纳蒙提供了面包、酒和肉）。然而，门戈贝特的一个船员没能抵挡诱惑，带着维纳蒙携带的用于购买木材的巨额钱财，包括几磅重的银和超过一磅重的金器逃之夭夭。维纳蒙跑到统治者那里告状；统治者说，如果那个贼是多尔人，自己就可以补偿维纳蒙的损失，现在自己唯一可以做的是进行调查。此次调查足足持续了九天时间，但毫无成果，维纳蒙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北上。到达比布鲁斯后，他设法在门戈贝特的船上找到了与其丢失的钱财差不多数量的银器，并把它们藏匿起来。这些银器是其他人的财产，但是他坚持不交出，除非船主赔偿他丢失的金银，因为窃贼是船主的一个船员。
比布鲁斯的统治者泽克巴尔（Zekerbaal）比多尔统治者更不友好。他拒绝接受维纳蒙，对维纳蒙从港口传来的信息，他的简短答复是维纳蒙应该离开。其传令者说：“比布鲁斯的主人派我来告知你：‘滚出我的港口！’” [29] 这样的争执反反复复持续了二十九天。当9月来临时，维纳蒙担心他得等到来年春天航行恢复后才能离开了（这证明当时有休航季，休航惯例甚至也适用于沿迦南海岸线的航行）。后来，国王泽克巴尔告诉维纳蒙，曾经有与他类似的使者等待了十七年！维纳蒙打算在另外一艘要离港的船上预定位置，因为门戈贝特已丢下他去了下一个停靠港。后来，当王廷向巴力神（Baal）献祭时，国王的一个臣子突然出现了幻觉，激动不已的国王认为，他必须接见埃及至上神阿蒙的信使，这至少是官方的说法。但是维纳蒙认为，国王的目的是要将他和他的财物分离，使他误了船期，趁他到达皇宫后再将其银两剥夺。但是维纳蒙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莎草纸上写有他进入王宫（泽克巴尔坐在里面）的过程：“当他转过身背对着窗户时，叙利亚大海的波浪击打着他的后脑勺。” [30] 国王不仅未对法老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还对阿蒙神的高级祭司很无礼。他责备维纳蒙没有提交国书（国书被他丢在了塔尼斯），还下令解雇了埃及船员，因为在他看来，和叙利亚人相比，他们显得无能且愚蠢。国王坚定地提出，比布鲁斯的二十艘船及西顿（Sidon）的五十艘船应与埃及进行贸易，然而维纳蒙表达了埃及官方的观点：这些船只不能以异邦船只的身份与埃及贸易，它们必须是处于法老保护下的海船。于是，双方不断地讨价还价，都想获得更多利益，且国王很希望趁埃及的统治者处于弱势之时羞辱埃及。他承认之前的一些国王曾根据埃及人的要求供给木材，但他要求埃及进行偿付；他令手下将王国的账本呈上（表明比布鲁斯有一套复杂的管理体制），从账本中，他证明过去埃及人已经向自己的王国交付了大量白银。 [31] 维纳蒙很生气，开始指责国王对埃及这一伟大国度和作为众神之王的法老的失礼。
尽管如此，维纳蒙也知道他的气话不会产生什么作用，故他派人向埃及捎信，要求为泽克巴尔准备一些体面的礼物。埃及人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要求，他们送来了大量奢侈品，包括金银器皿以及一些生活资料，如牛皮、亚麻布、鱼、扁豆、绳子及五百卷莎草纸（泽克巴尔可以在上面记录更多的财务账目）。 [32] 同时，维纳蒙的需求也没有被怠慢。泽克巴尔派遣了三百名壮丁和三百头牛帮助他砍伐和运送木材。泽克巴尔亲自到海岸监督木材的装载，并向维纳蒙送上自己的美意以安抚他：酒、一只绵羊和一个埃及歌姬。维纳蒙乘着一艘由比布鲁斯船员驾驶的船离港。他逃离了多尔海盗的追捕；后来因遇到风暴船只驶向塞浦路斯，在那里，他受到当地居民的袭击，多亏当地的善良的女王他才幸免于难。 [33] 留存的文献便记录到此，然而整个故事似乎是在为这次失败的任务辩解——我们并不清楚木材最终是否到达埃及。当然，这一描述并不能代表东地中海上的日常贸易情况，但其珍贵之处在于，它首次记录了贸易航行，以及在异国宫廷做生意会可能遇到的政治难题。
埃及人是地中海上最富有的势力，但是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敌手。赫梯帝国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出现，拥有大量的金属资源，严重威胁到埃及人在叙利亚的利益。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致力于恢复埃及在此地的影响力——自信仰异教的法老埃赫那吞统治以来，埃及对此地的统治便减弱了。赫梯人则调动了其盟友，包括位于西亚的仆从，如吕西亚人（Lycians）和达达尼尔人（Dardanians）（后来荷马用这个词称呼特洛伊人），以作为回应。公元前1274年7月，在卡迭石（Kadesh），成千上万辆战车被投入战斗；通常来讲，尽管拉美西斯宣称埃及人在战斗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自负的他依然无法掩盖双方均受到重创的事实，因为在战争伊始，赫梯人便砍杀了大量的埃及士兵。 [34] 前1258年，双方都承认和谈才是最好的结局。双方订立协议，划定了各自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在大马士革附近确立了一条界线，并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局面。然而，卡迭石之战可以被看作一系列灾难性周期的开端，后续灾难包括特洛伊的陷落（据推测其发生在九十年后）、迈锡尼要塞的毁灭，以及同样重要的神秘的“海洋人”的到来。
[1] W.D.Taylour，The Mycenaeans （London，1964），p.76.
[2] Homer，Iliad ，2∶494-760.
[3] J.Chadwick，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Cambridge，1958）.
[4] F.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London，1962），p.134，plate 32；Taylour，Mycenaeans ，plates 3-4.
[5] Taylour，Mycenaeans ，pp.139-48.
[6] Taylour，Mycenaeans ，p.100.
[7] T.Bryce，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2006），pp.100-102；J.Latacz，Troy and Homer：Towards a Solution of an Old Mystery （Oxford，2004），p.123；cf.O.R.Gurney，The Hittites （London，1952），pp.46-58；A.Yasur-Landau，The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Cambridge，2010），p.180.
[8] G.F.Bass，‘Cape Gelidonya：a Bronze Age shipwreck’，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57，part 8（1967）；G.F.Bass，‘A Bronze Age shipwreck at Ulu Burun（Kas）：1984 campaign’，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 ，90（1986），pp.269-96.
[9] R.Leighton，Sicily before History：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London，1999），pp.141，144，147-8；cf.L.Bernabò Brea，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1957），pp.103-8.
[10] Taylour，Mycenaeans ，pp.152-3.
[11] W.D.Taylour，Mycenean Pottery in Italy and Adjacent Areas （Cambridge，1958）；R.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3000-700 BC （Louvain-la-Neuve，1981）.
[12] Bernabò Brea，Sicily ，pp.138-9；cf.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pp.71-4.
[13] 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pp.87，95.
[14] Taylour，Mycenean Pottery ；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pp.85-6.
[15] 根据其意也可译为“金枪鱼礁”。——译者注
[16] 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pp.67，87-9.
[17] F.Stubbings，Mycenaean Pottery from the Levant （Cambridge，1951）.
[18] W.Culican，The First Merchant Venturers：the Ancient Levant in History and Commerce （London，1966），pp.46-9.
[19] W.Culican，The First Merchant Venturers：the Ancient Levant in History and Commerce （London，1966），pp.41-2，49-50；W.F.Albright，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Harmondsworth，1949），pp.101-4.
[20] Taylour，Mycenaeans ，pp.131，159.
[21] D.Fabre，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London，2004-5），pp.39-42.
[22] A.Gardiner，Egypt of the Pharaohs：an Introduction （Oxford，1961），pp.151-8.
[23] Fabre，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pp.158-73.
[24] Fabre，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pp.12-13.
[25] Fabre，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pp.65-70.
[26] Bryce，Trojans ，p.89.
[27]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
[28]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p.175-83.
[29]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51.
[30]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58.
[31]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p.76，84，87.
[32]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94.
[33] H.Goedicke，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MD，1975），p.126.
[34] Gardiner，Egypt ，pp.252-7；Gurney，Hittites ，p.110；N.Sandars，The Sea Peoples：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1250-1150 BC （London，1978），pp.29-32；R.Drews，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Changes in Warfare and the Catastrophe ca.1200 BC （Princeton，NJ，1993），pp.13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