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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部 第二地中海（前1000～600年）
一 紫色染料的贸易者（前1000～前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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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12世纪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爱琴海上的那些国家衰退到了哪种地步，我们不得而知，但很多东西都消失了：书写文字消亡了，但在塞浦路斯避难的希腊人中它还存在；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独特的涡纹风格的陶器也消失了，但同样，它在塞浦路斯还有所保留；贸易萎缩了；王宫衰落了。黑暗时代并非爱琴文明的独有现象。向西远至利帕里群岛也有动乱的迹象——在西西里岛，旧有秩序已在前13世纪的破坏中终结，利帕里的居民只能靠建立坚固的防御工事来维持一定程度的繁荣。 [1] 法老的力量也被削弱；尼罗河的土地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破坏，是因为外来侵略者的消失（他们定居在了新开拓的土地之上），而与埃及的内部实力无关。
至公元前8世纪，新的贸易网络出现，东方文化被传至西方，最远到了伊特鲁里亚和南西班牙。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新贸易网的建立，并没有借助大规模的帝国扩张实现（西亚的贸易网络是在亚述王的强势统率下建立的），而是由商人团体建立：希腊人有意或无意地在追寻其迈锡尼先人的足迹，将方向转向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伊特鲁里亚海盗和贸易者出现在刚刚兴起的城市的土地之上；更为超前的是，黎巴嫩的迦南商人，也就是希腊人熟知的腓尼基人（Phoinikes ），也出现了，这一族群因热爱贸易和追逐利润而为荷马所憎恨。 [2] 至此，对这些从事“贸易”的人长期轻视的历史也开始了。他们的名字源于“紫色染料”这一名词，它提取自一种骨螺，是迦南沿岸最为昂贵的产品。希腊人也承认腓尼基文字是字母文字的源头，是他们的新书写体系的基础。而且腓尼基也是艺术范本的源头，在一个积极的艺术创造酝酿期，腓尼基艺术改变了希腊和意大利古风时期的艺术。
尽管黎巴嫩沿岸各城共享一种文化，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但任何统一体的范围都是有限的：“其范围由海上贸易而非陆上贸易确定。” [3] 然而，考古学家习惯性地将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黎凡特地区的居民称为迦南人，将在此之后的居民称为腓尼基人。 [4] 这一惯例掩盖了重要的难题：腓尼基人的城市是何时、如何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伟大中心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一些早期贸易中心，如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的基础上建立贸易中心？ [5] 如前所见，乌加里特大约于前1190年被摧毁，沿岸已被多尔的阐卡尔人这样的族群占据。毫无疑问，破坏已经发生了；西方的旧有市场同克里特与爱琴海一起从商业地图上消失了。海盗攻击商人。但是古老的迦南世界的一些重要方面留存下来，有时影响力惊人。 [6] 迦南语成为生活在黎凡特土地上的各族——爱琴海的腓利士人、希伯来农民，以及推罗（Tyre）与西顿（Sidon）的城市居民——的通用语言。迦南人的宗教在稍作改变后被该区域除希伯来人之外的所有人接受。但希伯来人其实也没有那么例外，因为他们的先知曾因其追随迦南人的传统习俗而谴责他们。以色列人也熟知腓尼基人的习俗——有时他们会在祭祀仪式上献祭他们的头生子，而这也引起《圣经》中的先知和后来古罗马的作家的愤怒和惊骇：“你不要将你的任一子孙让可憎恶的摩洛神（Molech）带走。” [7]
于是，地中海的这一角落的历史延续性远胜于希腊或意大利。在公元前11世纪，繁荣景象开始走向衰落，但并未消失。前10世纪腓尼基人在贸易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控制了海洋贸易。他们还有其他的路径可供开发：将其紫色染料出售给富有且军事实力势不可当的伊拉克北部的亚述人，远比跨越海洋将该产品兜售给贫穷的民族更具有商业的意义。 [8] 但是希腊人并不这样看待早期腓尼基人。古典作家认为，推罗是在特洛伊毁灭（前1191年）的若干年前建立起来的；但是推罗本身就是一个更为古老的遗址，通过推罗国王阿比米尔基（Abi-milki）与埃及法老间的信件可知，这位国王是前14世纪的一位重要人物。罗马人认为，腓尼基人在所谓的推罗建城后的一个世纪之内已经开始在西方寻找和建立定居地：加的斯（Cádiz）建立于前1104年，约在同一时期北非建立了乌提卡（Utica）和利克苏斯（Lixus）。这似乎证明早期的腓尼基人已经冲出“黑暗时代”，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贸易网络。《圣经》曾提及地中海西部的一块名为他施（Tarshish）的土地，其读音更像古典作家熟知的塔特索斯（Tartessos）。尽管有几个古罗马作家提到很久之前便有加的斯存在，但事实上，他们只是重复了历史学家维雷乌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观点。维雷乌斯与奥古斯都大帝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他生活于上述事件发生一千一百年以后。这些久远的时间并没有被考古研究证实。即使在腓尼基，属于前11世纪和前10世纪的考古发现也惊人匮乏。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黎巴嫩城市人口密集，向底层挖掘的工作很难进行；另一方面，海上族群对黎凡特地区的城市进行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圣经》强调，推罗王的财富和权势可追溯至公元前10世纪。根据《列王纪》的描述，推罗王希兰（Hiram）与以色列王所罗门（Solomon）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一纸条约的签订（所罗门约在前960年接受了该条约）被推至顶峰，该条约规定以色列应确保推罗人的粮食与食油供应，而推罗要向以色列提供木材及工匠，以修建以色列新都的耶路撒冷神殿。 [9] 《圣经》对神殿的描述也为我们了解腓尼基人早期崇拜中心的情况提供了珍贵记述，它可与哈措尔（Hazor）及其他地方发掘的神殿相媲美：一个外坛，两侧有两根柱子护持的神龛入口，向前穿过一个较大的外殿便可进入圣所。在推罗发现的以色列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容量高达二十四升，这表明，在前9世纪到前8世纪，在早期希伯来人居住的土地上，食品贸易从未中断。 [10] 作为对推罗人帮助修建神庙的回报，据说所罗门王还将以色列北部的一些居住地送给推罗王；《圣经》称其为城市，但也提到，当看到这些定居点时，希兰王并不高兴，所以很明显，所罗门的财务代办夸大了赠物的分量。 [11] 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在腓利士人定居点东部的丘陵地带牧羊和种植大麦，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深知推罗缺乏农业资源；只要有正常的粮食供应，这座城市——在一个或两个世纪后人口可能已达到三万——就可以生存和发展。在城市后面有丰富且优质的森林资源，树木长得很高。如果这座城市想要自给自足，就必须开采森林资源用以交换和贸易。 [12] 希伯来人也为骨螺所吸引；尽管被禁止食用螺肉，但他们被命令用从骨螺中提取的染料为袍服染边。实际上，这种紫色染料可以染出的颜色种类有很多，从碧蓝到铁红应有尽有，取决于如何对其进行处理。因此，推罗与它的邻居有两大优势：在西亚纺织品贸易中极受重视的奢侈品，以及大量的木材产品。没有后者，建筑业、造船业的和数不尽的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推罗及其邻居并非只是作为亚洲与欧洲的中间人而繁荣，它们也有自己的特色产品。
腓尼基诸城在公元前11世纪至前9世纪早期所拥有的巨大优势是，它们不受强权控制，彼此之间通常也相互独立。埃及人对迦南地区影响力的急剧衰落为腓尼基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不受外界干扰，我行我素。前9世纪，亚述军队从东而来，这种局面因此被打破：亚述军队像“狼入羊圈”一样洗劫了沿岸城市，恰如它在内陆最终吞并了以色列王国一样。但是亚述人也极为明智地认识到腓尼基人将是财富的源泉，他们从推罗及其邻居的贸易中继续获得贡赋。直至此时，推罗仅是腓尼基沿岸诸多独立城邦中的一个，但是它已经为异邦人（如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知晓；它还是大约建立于前814年的地中海西部城市迦太基的母邦。有时推罗的统治者也对西顿实行治理，且荷马史诗与《圣经》都称他们是“西顿人的王”（荷马从来没有用过“腓尼基人”这一词语，而一直使用“西顿人”的说法）。 [13] 这可能使推罗显得比较特殊，但从诸多显著方面看，推罗确实是腓尼基人贸易的中心。同腓尼基人之后的多个属地以及位于北部的阿瓦德（Avard）一样，推罗在一个岛上，因其良好的防御位置而得到了Tzur 这一名称，意思是“岩石”或“要塞”。直到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建了一个长堤将推罗与内陆相连，这座城市才与海岸永久连为一体。这些小岛拥有天然的防御屏障，但水源的供应是应长久担心的问题。据古典晚期的相关记载，有阿瓦德人用水渠将水从内陆引入城中，另外也可以用小船运水及在蓄水池中存储雨水。 [14] 至亚历山大时期，推罗已经有两个自己的港口，一个向北面对西顿，另一个面向埃及，有条运河将两个港口连接起来。 [15] 前6世纪，希伯来先知以西结（Ezekiel）认为，推罗就像是用黑门山（Mount Hermon）上的柏木和黎巴嫩的雪松木制作而成的精美船只，银、铁、锡、铅都来自希腊和西方，而犹大王国则送来谷物、蜡、蜂蜜、油及乳香。 [16] 他沮丧地预言道，推罗这艘大船正要遭遇船难。他还提供了一份地中海至西亚的航线图，其中推罗被定位为世界上所有货物的集中点——有西方他施的财富，有北部爱奥尼亚的财富，还有图巴尔（Tubal）及其他一些神秘土地和岛屿上的资源。
推罗是逐渐成为一座光辉之城的。推罗至塞浦路斯、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南部的短程贸易即使在乌加里特衰落后的暗淡时期仍在继续，尽管公元前11世纪埃及的经济困难也削弱了推罗的实力，因为它与尼罗河三角洲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而西顿因将目光转向了亚洲腹地而获得较大成功。 [17] 腓尼基艺术深受历史悠久的西亚文化和法老统治下的埃及的文化影响，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腓尼基文化是亚述与埃及风格的结合体。 [18] 从以色列国王暗利（Omri）在首都撒玛利亚（Samaria）的宫殿出土了一些前8世纪的象牙制品，它们显然深受埃及风格影响：两个天使彼此相对，翅膀正面张开，脸部没有遮挡，他们的条纹头饰具有典型的埃及特征。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象牙出自红海或经由埃及运送至西方，且腓尼基的银器和象牙制品出现在了罗马以南的普莱奈斯特［Praeneste，即今天的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一个贵族墓中，时间可追溯至前7世纪。而后，腓尼基人开辟了新的航线进入地中海中部和西部。
一些最好的腓尼基产品须作为贡品上交给有权有势的统治者。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巴拉瓦特（Balawat）铜门是公元前9世纪为亚述王萨尔玛那萨尔三世（Shalmanasar Ⅲ）所造，门上铸有推罗王伊索巴尔（Ithobaal）在推罗的一个港口为船上装载贡物的场景，且还有一段铭文庄重地宣布：“我收到了推罗和西顿人民用船只运来的贡赋。”然而，贡物还不能通过海船运送至伊拉克北部。青铜铭文中还描述了一个事实，即滨海地区的迦南人是通过远航地中海致富的。 [19] 这进一步被亚述王阿叙尔纳西尔帕（Assurnasirpal）的年表证实。阿叙尔纳西尔帕死于前859年，曾声称自己从推罗、西顿、阿瓦德及其他沿海城市获得了“银、金、铅、铜、青铜器、用彩色羊毛织的毛衣、亚麻袍服、一只大猴、一只小猴、红枫木、黄杨木、象牙及一种被称为‘纳比鲁’（nabiru ）的海洋生物”。在这份清单中既有带着异域风情的商品，又有日用品；既有经地中海运来的商品，又有产自腓尼基本地的产品；还有猴子之类的珍稀动物，它们可能是经红海运达此地的。 [20] 红海贸易被纳入地中海贸易的说法见于《圣经》的记载，《圣经》提到的俄斐（Ophir）的船，就是被所罗门和希兰王从埃拉特（Eilat）派出的。 [21]
尽管腓尼基人的贸易并非简单的物物交换，但他们没有铸造钱币。 [22] 在进行大笔交易时他们使用银块或铜块支付；有时也用贵金属铸造的酒杯支付，这种酒杯的重量应该有一定标准（关于酒杯的记忆被保留在《圣经》中，据说约瑟将一个酒杯藏在弟弟便雅悯的粮袋中；另外在前述维纳蒙的故事中对此也有记载）。 [23] 标准重量，如舍克尔（shekel）的采用，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没有钱币，腓尼基人也可以使所谓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换句话说，他们熟知货币经济，但他们使用的钱体现为钱币以外的多种形态。很久之后，腓尼基人才开始铸造钱币，主要为了更方便地同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希腊人进行贸易，因为希腊人热衷于使用钱币。 [24]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基本产品是金属：腓尼基人建立的第一个可明确定位的贸易基地距其家乡不远，位于铜矿资源丰富的塞浦路斯岛上，靠近拉尔纳卡（Larnaka）。该基地建立的时间为公元前9世纪，此地即希腊人熟知的克提昂（Kition），也就是希伯来人口中的基提姆（Kittim）。在腓尼基人中，该城被简单地称为“新城”（Qart Hadasht ），同样的名字后来也被用于指代北非的迦太基和西班牙的卡塔赫纳（Cartagena）。 [25] 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尝试在克提昂建立属地，并获得对该地周围土地的统治权。前8世纪中期的一则铭文记载，尽管在克提昂有一个供奉女神阿施塔特（Astarte）的巨大神庙，但“新城”的长官是推罗王的代理人，他崇拜的是黎巴嫩的巴力神（Baal Libnan ）。 [26] 塞浦路斯的巨大粮仓与其铜矿一样具有很大吸引力。推罗的粮食供应不仅来自以色列的谷物产地，也来自塞浦路斯。若没有正常的粮食供应，腓尼基人就无法确保城市的繁荣，而城市财富的增多也反映为人口的增长和资源压力的增大。不幸的是，对推罗人来说，他们在塞浦路斯的成功引起了亚述王的注意。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逝于前705年）取得了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权，亚述人从此进入地中海，这是一个短暂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有一则铭文记录了萨尔贡在克提昂确立统治权的史实，多年以来，他依旧从岛上收取贡物，并未干涉岛内事务，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夺取岛上的财富。 [27] 当然，对于亚述王而言，铜矿资源的吸引力并未消失。后来，西顿和推罗的国王陆立（Luli）曾逃离推罗前往塞浦路斯避难，由此可知亚述人对塞浦路斯的统治被削弱。这一事件被刻成一组浮雕，它描绘了受辱国王匆匆离开腓尼基船只的情景。 [28] 但是，塞浦路斯的重要性只体现在这个使腓尼基商人与罗得岛和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定期联系的贸易网中。
至公元前9世纪末，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已经拉开序幕。尽管在腓尼基商人是否先于希腊商人或其他神秘族群——如提色尼安人，该族群在爱琴海和第勒尼安海地区常被提及——开始从事地中海贸易这个问题上，争论仍然存在，但无论首先抵达意大利的是谁，腓尼基人使自己开拓的贸易路线伸向更远地域——沿北非海岸延伸——的努力应获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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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探寻腓尼基早期贸易帝国的踪迹，最好的途径就是在公元前800年前后进行一次环地中海航行。 [29] 这次航行还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加的斯及更远处，因为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来自地中海最东部的商人也在最西部探索进出大西洋的通道。考虑到地中海的季风和洋流情况，以及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即他们大约在春末至秋初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出海，他们应该沿着向北的路线，经过塞浦路斯岛、罗得岛及克里特岛，而后穿过广阔无垠的爱奥尼亚海，最终到达南意大利、南撒丁岛、伊维萨岛（Ibiza）及南西班牙。在他们穿越爱奥尼亚海时，陆地已远离了他们的视线，从撒丁岛至巴利阿里群岛的路线亦是如此。迈锡尼人则乐于慢慢沿爱奥尼亚海边缘西行，通过伊萨卡岛（Ithaka）前往意大利靴跟处，他们在身后留下的陶罐提供了线索；南意大利缺乏黎凡特陶罐的事实，则无声地证实了腓尼基航海者的自信。向西航行的腓尼基船只通常会在马拉加（Malaga）附近水域停泊。直布罗陀海峡的天气是变化无常的，有一股强劲洋流从大西洋涌进，且雾气与顶头风交替出现。这可能意味着，在试图穿过海峡到达加的斯和其他贸易前哨之前，他们要等待很长时间。幸运的是，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比离开地中海要更容易，因为阻止船只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风和洋流此时刚好成了优势。在返回推罗的旅程中，腓尼基人会沿着漫长的北非海岸前行，但此时依然须格外谨慎，因为沿途有很多激流险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将无法买到塞浦路斯岛、西西里岛及撒丁岛这些金属资源丰富的岛上的产品。 [30] 另外，迦太基的巨大港口为那些距离家乡十分遥远的、在希腊和伊特鲁里亚海盗猖獗的水域内航行的船只提供了避风港。
根据尼尼微（Nineveh）的亚述王宫或其他地方的一些浮雕作品，我们可以将这些船只复原。海洋考古学家也开始打捞腓尼基船只的残骸：有一些来自西西里岛西部的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迦太基船只残骸；还有两艘更加残破不全的腓尼基遇难船只，它们被发现于古代腓利士人的阿什克伦港以西三十三海里处，船上载着前8世纪晚期的陶罐。 [31] 这些考古发现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要比希腊人更喜欢重型船只。这些船只与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在东地中海使用的船只间的一致性也令人印象深刻，但腓尼基人肯定也对它们进行了重要改进。例如船上有锋利撞角，这种在古典时期海战中用于却敌的可怕武器，已为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及罗马人所效仿。通过对龙骨的改造，腓尼基人富有技巧地加重了船体，使其可承载大批货物相对平稳地穿行公海。以沥青填封船隙的技术也被认为是腓尼基人的创新，这对于长距离航行船只的防水性十分重要。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这一时期的地中海贸易中，货物的运送能力有了真正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就船只本身来讲，腓尼基船并不比古代比布鲁斯的船大：约公元前1200年，乌加里特的一些船只可以承载四十五吨货物，腓尼基船只的最大承载量比它大不了多少， [32] 但是其稳定性明显提高。正因如此，腓尼基人的航行才可以远及大西洋港口加的斯和莫加多尔（Mogador）等地，甚至如前6世纪的希罗多德所说，这使环非洲航行成为可能。这种用于中长距离贸易的圆形船只长度是宽度的三倍或四倍，其长度可以达到三十米，而阿什克伦的船只残骸仅有约其一半长。 [33] 依照巴拉瓦特铜门上的图像，这些船有高翘的船首，并饰有马头的形象（可能是出于对类似于波塞冬这样的海神的尊敬，波塞冬也是一个爱马者）， [34] 船头上还画有眼睛。在船尾的后甲板延伸处，船板被组装成鱼尾的样式。桅杆上挂着方形的风帆，据《圣经》中先知所说，桅杆是用黎巴嫩产的香柏木制作而成的。一些船也使用船桨助力。船舵则是固定在船舷上的一个宽大的桨。这种看起来甚为牢固的船只有很好的承载力，比较适合谷物、酒和油的运输，不同于只运送少量异邦奢侈品的快船。两次船难留下的残骸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考古学家在两艘船之间发现了八百个载酒的双耳陶罐，它们的装载量（如果陶罐都装满酒的话）高达二十二吨。这时也有一些小型船只（与大船并没有太大差异），主要进行短途贸易，航行于腓尼基人贸易网中各个分散的港口之间。这些小型船只的大小约是阿什克伦船只大小的一半，其遗骸已在西班牙南部水域被发现，船上装载着铅锭、编筐及产自南西班牙当地的陶罐。 [35] 它们是早期地中海的流动货船。贸易网中流动的商品既有一些原料产品，如食材，也有价格昂贵的制品，如发现于南西班牙和伊特鲁里亚的奢华墓室中的象牙制品及银碗等。 [36] 还有一种不同样式的船只被用于战斗，其特征是有锋利的青铜撞角，战争中，腓尼基船长用其撞击敌人的船只。这种船的长度约是宽度的七倍，它还有一个前桅。这种战船与圆形货船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通过桨为船只提供动力，在战斗中尤其如此。 [37]
在地中海西部发现的最古老的腓尼基物品是出自撒丁岛南部的“诺拉石碑”（Nora stele），它属于约公元前9世纪晚期；该石碑提到一处奉献给普美（Pumay）神的神殿建筑，该神在腓尼基百姓间被称为普美亚童［Pumayyaton，希腊语为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根据石碑上的文字，它是在撒丁岛上镌刻的，因此，撒丁岛此时已经开始被称为撒丁岛了。由于撒丁岛的南部可以提供大量的优质金属，包括铁和银，因此腓尼基人在这里的出现不足为奇。石碑的镌刻者可能是最早的开拓者，从其修建神殿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已经打算长居此地，因为建立神殿通常是腓尼基移民早期的一步行动。而且，就是在地中海正南部的诺拉，腓尼基人开始建立大批长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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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居住地中，迦太基最为著名。维吉尔很开心将迦太基的建立时间追溯至特洛伊战争时期，当时埃涅阿斯（Aeneas）拜访了女王狄多［Dido，亦称埃利萨（Elissa）］。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是对罗马的过去和将来的沉思，故他在书中对罗马共和国曾面临的最强大敌人进行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他的古典作家，包括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Josephus），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迦太基初建的说法，其中也提到了狄多，据说她逃离了凶残的兄长皮格马利翁的毒手，皮格马利翁杀害了她的丈夫，也就是赫拉克勒斯（Herakles）的一位高级祭司——希腊人视赫拉克勒斯与迦太基神麦勒卡特（Melk-Qart ，意为“王之城”）为同一位神。她第一个到访的港口是塞浦路斯的克提昂，即另一座“新城”，然后她决定带领八十位或可称为神娼的年轻女子西行，以确保腓尼基的宗教仪式在其避难定居之地的延续。 [38] 她们直接逃至北非，在迦太基定居下来，但她们并非第一批到达此地的腓尼基人，附近的乌提卡人接纳了她们。居于此地的利比亚人也热烈欢迎她们的到来。最早称埃利萨为狄多的便是这些人，狄多之意为“流亡者”。腓尼基人并未被阻止来此地定居，但是当她们开始购买土地时，利比亚国王就不那么慷慨了。他说，狄多-埃利萨可以买一块牛皮大的土地。女王则做出了非常聪明的回应，她命人将一块牛皮切成细条，用它们圈出了比尔萨山（Byrsa，迦太基卫城）的外围。尽管该地初建的传奇故事很有趣，但它不过是希腊作家解释迦太基腹地山丘之名起源的一次尝试，因为在希腊语中，“比尔萨”的含义就是动物皮。事实上，他们听到的应是迦南词“布尔特”（Brt ），意为要塞。即使被狄多欺骗，利比亚王依旧对其十分着迷，他坚持要求与她成婚，但是她仍忠于自己死去的丈夫。为了逃避这次婚姻，她自行火祭殉情，从此以后，人们便将其奉为女神。 [39] 尽管这一故事具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但有两点仍然值得注意。一是女王自我献祭这一故事具有持久性，维吉尔将其带入了主流古典文学，后来它又进入了欧洲文学。二是故事中包含的一些细节十分精确：其行火祭的日期——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ad）前约三十八年（776+38=814） [40] ——与考古发现一致，因为考古证据显示这刚好发生在腓尼基人在此地定居的时期。迦太基的精英们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之子”（bene Tzur ）或“推罗人”，据后来的古典作家的描述，迦太基移民会定期向位于推罗的麦勒卡特神殿献礼。狄多的自我献祭也可能是后世对腓尼基真实世界的描绘，且自我献祭在迦太基可能是特别常见的事情：人祭的目的是在城市建立之时取悦神明麦勒卡特，从而确保神明的恩宠。
可惜的是，我们没能发现任何一件来自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的迦太基文物。这里最早的考古发现是一些前730年前后的墓葬，和约前750年之后的陶罐残片。值得注意的是，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物品都属于希腊人，而非腓尼基人，这里有来自爱琴海埃维厄岛（Euboia）的绘制有几何图案的器皿。但我们之后会看到，埃维厄人当时已经在那不勒斯湾建立了殖民地，因此某些器皿可能来自那里。 [41] 早期的迦太基并没有将自己与希腊不断发展的贸易与殖民活动隔绝开来。荷马对西顿商人的蔑视，其实就起源于当时腓尼基人与希腊人间的贸易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腊陶罐都被置于著名的托菲特（Tophet ）神殿之下作奠基物，有时这一神殿会用孩子充当祭品。
迦太基很快就成了所有腓尼基殖民地中的“女王”。对这座城市的崛起，常见的解释是它地理位置优越，是来自或前往南西班牙的商人的必经之地。但是西班牙生产的东西很难与最粗陋的古迦太基产品相媲美。其他方面的解释强调迦太基原本是推罗流放者的避难地，是塞浦路斯岛上克提昂人的移居地，也是繁荣的黎凡特海滨城市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之迁居地；另外，它还吸引了一些当地的柏柏尔人（Berbers）。实际上，迦太基成功的关键并不是西班牙或腓尼基，而是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开放性：这里的农业资源令古典作家记忆深刻，据他们描述，这座城市被豪华的住宅和庄园环绕。另外，迦太基作家马贡（Magon）在公元前5世纪或前4世纪写的一部关于农业的论著，被罗马元老院下令翻译成拉丁文和希腊文。 [42] 迦太基的贵族阶层靠谷物、橄榄油和葡萄园获得财富，而不是像推罗人那样靠紫色染料、香柏木及象牙获得财富。这些记录恰好与来自圆形船只的考古证据一致，如前所述，这些船只更适合载运装满油和酒的陶土罐以及装满谷物的麻袋，而不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在前600年之前，迦太基已经是一座十分繁荣的大城市，如果当地没有充足的食品供应，这将不太可能发生。迦太基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它自己建立的贸易网络的中心。这个贸易网络也包括腓尼基人在该地区的其他移居地。乌提卡距北非海岸不远，它是更为古老的城市，但从来不是迦太基的竞争对手。另外，西西里岛的摩提亚（Motya）在某些方面更像推罗或阿瓦德，而不像迦太基，它被描述为“腓尼基殖民地的典范”。 [43] 摩提亚于前8世纪建于西西里岛以西不远处的一座小岛，靠近今日的马尔萨拉（Marsala）。该岛位置隐蔽，位于格兰德岛（Isola Grande）与西西里海岸之间。 [44] 摩提亚会让人联想起推罗的另一点是此地有一些紫色染料工场，因此它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还是一个手工业中心，其产品还包括铁器。它的繁荣期为前7世纪，当时以儿童为祭品的做法越来越常见，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与推罗人一样，摩提亚人缺乏一块处于他们自己控制下的大面积内陆土地。但是这促使他们与西西里岛西部的土著伊利米人（Elymians）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支族群最靠近摩提亚的主要中心是伟大的厄里斯（Erice）神殿，该神殿位于西西里岛西海岸的一座高耸的山峰之上。摩提亚人从伊利米人那里获得粮食、食油及他们需要的酒，因为西西里岛西部盛产这些东西。摩提亚人也可以利用位于厄里斯海岸下方的广阔的特拉帕尼（Trapani）盐池。在有盐的地方人们就可对鱼类进行长期贮存，例如会季节性地大量出现在西西里海岸的金枪鱼。鱼是迦太基人的特产食物，他们发明了制作臭鱼酱（garum ）的方法，罗马人特别喜欢这种鱼酱。腓尼基人并没有打算征服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居住点是贸易和手工业中心，他们并没有试图在西西里岛西部建立政治上的统治权。
然而，腓尼基人的领土扩张到了西西里岛以外。从公元前750年起，撒丁岛南部出现了一连串的定居地，它们的出现不仅是为了提供安全的港口，也是为了控制周边乡村并以此确保基本补给。其中大部分聚落是古典时期腓尼基人的基地，位于高于海面的地峡之上，如塔罗斯（Tharros）和诺拉便是如此；苏尔基斯（Sulcis）考古层的最底层像迦太基的考古层一样，有来自埃维厄的希腊陶罐。 [45] 在内陆，腓尼基人占领了一些古代的要塞，虽然在表面上，他们与撒丁岛原住民维持和平的关系，撒丁岛原住民很乐意获得拿金属和谷物与驻留苏尔基斯的腓尼基富商进行贸易的机会。约前1540年，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对撒丁岛的控制权得到了确认，当时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科西嘉的阿拉里亚（Alalia）海战中将弗凯亚（Phokaia）的希腊人赶走了，这保证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一直处于希腊世界的外围。考虑到撒丁岛本身的价值——这里是各种金属资源和农产品的产地，腓尼基人在海战中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其在西地中海的影响力。尽管弗凯亚的希腊人在马赛建立了一个基地，但是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只要迦太基人保持优势，希腊人就无法对其进行深度渗透，于是只有腓尼基人才有可能探索南西班牙和摩洛哥的潜在资源。这些定居点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腓尼基人生活在何处，而不是他们走了多远。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墓葬中有其受推罗人影响的证据，一些随葬品是装饰着动物图案的雕花银器，这类银器在前6世纪的意大利中部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腓尼基和迦太基商人是自由代理商还是国家代理商。有时他们会作为使团成员被统治者派出，并会因此获得一些佣金，例如他们曾为亚述王效力。在地中海西部，他们则可以自己做主。起初，他们可以向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王室提供各种商品。至前500年，他们已经发展出一个贸易网，该贸易网的维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投入，且它可以为他们带来直接效益，为他人效力的方式因此失去了吸引力。
远西世界越来越引人注目。如斯特拉波（Strabo，他在公元1世纪早期写作）这样的希腊作家强调了西班牙南部作为银产地的重要性。在地中海，从很多腓尼基的基地都可通往直布罗陀海峡：蒙蒂勒（Montilla）、马拉加、阿尔穆尼卡（Almuñécar）及其他的一些现已埋葬于阳光海岸（Costa del Sol）坚硬岩石之下的聚落。有些聚落之间的距离仅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步程；大多数聚落被纳入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但从马拉加附近的一个遗址中发掘出的光洁的前6世纪早期伊特鲁里亚陶罐，说明此地与外界也有广泛的联系。 [46] 在伊维萨岛上有一个腓尼基人的早期定居点，由此地可远眺伊比利亚内陆；在通常情况下，当地人用金属换油和酒，尽管贯穿了伊维萨历史的资源还有闪闪发光的盐池。在伊比利亚内陆，约前730年建立的小镇托斯卡诺斯（Toscanos）的发展对我们具有启发性意义。在前7世纪中期至晚期，该镇是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人的社群，那里的工匠能够制作铁器和铜器。但是约前550年，不知因何缘由，它被荒弃了。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贸易站，它可以满足当地伊比利亚人口的需求，但在腓尼基人更大范围的贸易网中它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如果有人希望了解与东方人的接触是如何改变伊比利亚人的，那么对他来说托斯卡诺斯还是十分关键的。
事实上，在这个地区腓尼基人的主要基地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的加迪尔（Gadir）或加的斯；但是由于其收益都流入了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网，故早期的加迪尔也是地中海史的一部分。就像其他很多腓尼基移民聚落一样，加迪尔建立在靠近海岸的岛上，一般认为它建于公元前1104年，但这一时间可能比其实际建立的时间早约三百年。这里有一座为麦勒卡特建立的神庙，且后来西塞罗（Cicero）写道，此地有人祭习俗——可能是一种春天的祭祀活动，以庆祝迦南神话中记载的麦勒卡特的复活。该神庙非常富有，是存放奇珍异宝的宝库，同时也是祭祀中心，这种情况在地中海贸易世界中已经比较常见。在麦勒卡特神庙中有许多东西都值得珍藏，因为加迪尔是通往希罗多德时期就享有盛名的富庶之地塔特索斯的主要通道。关于塔特索斯的名字，自古便有争论。一些人认为，塔特索斯是一个城市，同时也是一条河；此时则指西班牙南部住着土著伊比利亚人的一个王国或某个区域。该地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邻近瓜达基维尔河（Guadalquivir）的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银矿：“银与塔特索斯是同义词。” [47] 如果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那么希腊贸易者萨摩斯（Samos）的克莱奥斯（Kolaios）被风吹离航线，于前7世纪中期到达西班牙南部，并从塔特索斯带回六十塔兰特（约合两千公斤）白银便是史实。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奥斯见到的当地国王名叫阿甘索尼奥斯（Arganshonios），头几个字母的意思便是“银”。
根据后来的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Diodoros，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的说法，将银运往东方（包括希腊和亚洲）的是腓尼基人，而非伊比利亚人。作为交换，腓尼基人带来了橄榄油和他们的手工艺品：首饰、象牙品、小香水瓶及编织品。自约前8世纪起，他们便教授塔特索斯人提取、精炼、加工金属的方式。这些方法是比较复杂的。一位西班牙学者将这种联系时髦地描述为一种“不等价的”“殖民”剥削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 [48] 塔特索斯人在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的冶炼中心积极地工作，不仅提取、冶炼白银，还有金和铜。即使那些热衷于用“殖民主义”视角解读的人也承认，掌控着“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是土著的伊比利亚人，从采矿到冶炼，他们“牢牢地掌握着他们自己的资源”；而伊比利亚的精英阶层则从对腓尼基人的贸易中获利。当地的工匠开始采用腓尼基风格，且伊比利亚贵族们获取的财富使他们过上了奢华的生活。正是在与东方交往的过程中，西部的传统社会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也发生在伊特鲁里亚，但其改变速度更快。腓尼基人并非简单地走向远方，他们的活动也有能力将遥远土地上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正在开始改变整个地中海。
人们经常会把塔特索斯视同于希伯来《圣经》中被不断提及的富含金属的他施。约拿逃离上帝，从雅法前往他施，很明显，该故事的作者认为他施是一个极为偏远之地，到达那里要穿越海洋向最西处行进。以赛亚讲了一个关于推罗的令人恐惧的预言——来自他施的推罗船只在经过基提姆（Kittim，即塞浦路斯的克提昂）时得知了其家乡被毁的消息：“哀哉，他施的船只啊，因为他施已经被损毁，无房屋，无停泊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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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运作这一贸易体系的过程中，腓尼基人并未使用太多钱币。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记录自己做过的事情。商人们是受过教育的，他们使用一种简单的线形文字，该文字很容易学，并能快速书写，是现在大多数现代字母文字（此处的字母文字指狭义的字母文字，即一个字符基本对应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发音）的祖先。 [50] 阅读和书写原来是祭司的专有能力，因为由三种埃及文字书写的复杂发音只能为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识读。线形文字B中的音节字母本身也是笨拙的，更何况是将其加于希腊语这样本身就无法简单地分出辅音和元音音节的语言上。在腓尼基手写体中，表示一栋房子的符号为“b”，因为房子这个词“bet ”的首字母是“b”。二十二个腓尼基字母中有很多（但不是所有）都以“ox”为首。腓尼基文字成功的秘密在于完全排除了元音，直到后来希腊人才引进了元音字母。Mlk 代表的含义是“他统治”或“他曾统治”，如何理解取决于元音字母，细心的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判断其含义。这种书写体的首例存在于公元前10世纪比布鲁斯国王阿西拉姆（Ahiram）的棺木上。这里的关键问题并非腓尼基人是否仅根据一些随意的涂写（西奈地区较早使用的一种书写体可能已经有一些字母）就发明了字母，而是他们通过地中海将字母文字传播了出去，不仅传播到了其位于地中海西部的居留地（如诺拉的碑文证实的那样），也将其传播给了他们的邻居，也就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希腊人将一些在他们看来多余的字母——例如喉音不再出现在希腊语中——转化为元音的音素，而且对大多数符号重新进行了精细设计。 [51]
腓尼基人在文化方面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依旧是个谜。乌加里特的迦南人创造了如《圣经》中的诗篇那样脍炙人口的宗教诗歌，而迦太基人则编著农学的小册子。也有一种观点轻视地认为腓尼基人的文化是一种衍生物，在艺术方面，他们很明显依赖于埃及和亚述的风格，例如他们的牙雕艺术就是如此。当然，这也是穿梭于近东和地中海的消费者所希望见到的：各种物件上有的是伟大的尼罗河帝国文明和伟大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帝国文明的印记，而非贪求利益的迦南城镇的印记。腓尼基人懂得如何满足其顾客的需求，包括远在西部的塔特索斯和托斯卡纳的顾客。腓尼基文化穿越了地中海，最远传播到了西班牙南部。这种传播通过移民和同土著居民的贸易实现，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将东方的风格带到了遥远的西方，也在于这是东方的水手第一次由海上到达如此遥远的西方，其远航里程远远超过了从希腊西部向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缓缓航行的迈锡尼水手。
尽管腓尼基人与土著居民进行了通婚，但他们并未丢掉自己独有的东地中海文化，也没丢掉自己作为推罗人或迦南人的身份认同，关于此点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他们从迦南本土带来的人祭习俗。这种祭祀活动引起了很多《圣经》学者和古典作家的强烈反感：以撒未能献祭成功是《圣经》诸多反对人祭的故事中的一例。这种祭祀活动在腓尼基人的新移居地有逐渐强化趋势，特别是在迦太基、苏尔基斯和摩提亚。在今日可供参观的迦太基城南部的托菲特，将幼儿献祭给巴力神的历史持续了六百年；在这一城市存在的最后两百年，城中有两万个装满了孩子遗骨（偶尔或有小动物的骸骨）的陶瓮，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会有一百个陶瓮，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每个瓮中可能又装着好几个孩子的遗骨。托菲特是神灵崇拜的专用地。很多瓮中也装有死胎、早产的胎儿及自然流产的胎儿。在那个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社会，其他的遗骸应该属于自然死亡的孩子们。因此，托菲特是早夭儿童的墓地；孩子们一旦长大成人，应该举行的就是土葬而不是火葬了。 [52] 因此，正如《圣经》和古典文献强调的，尽管的确有人祭发生，但不会像我们在第一眼看到大量盛装着烧焦儿童骸骨的陶瓮时通常会感觉到的那么普遍。但在碰到一些严重、紧急的威胁时，人们就会扩大祭祀规模，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平息神明的怒气。据两位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公元前310年，迦太基被叙拉古僭主围攻时，城市长老们认为神的愤怒主要因贵族家庭在祭祀中用小奴隶代替他们自己的头生子而起，于是他们将五百个贵族出身的孩子献祭给愤怒的神明。托菲特前4世纪的一块石碑上描绘了一个祭司站在平台上，头上戴着帽子一样的头饰，身穿极薄的长袍，将一个孩子带向祭祀之地。根据《圣经》和其他古典文献中的记载，祭祀过程是将活着的孩子放在巴力神神像宽阔的臂弯中；作为祭品的孩子将掉下来，活生生地落入下面熊熊燃烧的火炉中。 [53] 通过把幼儿献祭给神灵，腓尼基人确认了他们对巴力神、麦勒卡特神和其他腓尼基神的臣服，也确认了他们是几百年前自黎巴嫩迁徙至北非、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推罗人的后裔。因此，尽管腓尼基（特别是迦太基）输出的艺术缺乏原创性，但腓尼基人是拥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族群。
[1] L.Bernabò Brea，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1957），pp.136-43.
[2] M.E.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Politics，Colonies，and Trade （2nd edn，Cambridge，2001），p.128；S.Moscati，‘Who were the Phoeni-cians？’，in S.Moscati（ed.），The Phoenicians （New York，1999），pp.17-19.
[3] G.Markoe，The Phoenicians （2nd edn，London，2005），p.ⅹⅷ.
[4] D.B.Harden，The Phoenicians （2nd edn，Harmondsworth，1971），p.20.
[5] S.Filippo Bondì，‘The origins in the East’，in Moscati，Phoenicians ，pp.23-9.
[6] Aubet，Phoenicians in the West ，pp.23-5.
[7] Leviticus 18∶22.
[8] Markoe，Phoenicians ，pp.38-45，121.
[9] B.Isserlin，The Israelites （London，1998），pp.149-59，for Israelite agriculture.
[10]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48-9，and fig.19.
[11] I Kings 9∶11-14；S.Moscati，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London，1968），P.33.
[12] Markoe，Phoenicians ，p.ⅹⅹ
[13] Markoe，Phoenicians ，p.37（King Ithobaal，early ninth century）；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35.
[14] Harden，Phoenicians ，p.25；cf.Tyre：Markoe，Phoenicians ，p.73.
[15]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34-5；Markoe，Phoenicians ，p.73.
[16] Ezekiel 27.
[17] Markoe，Phoenicians ，pp.15-28.
[18] M.L.Uberti，‘Ivory and bone carving’，in Moscati，Phoenicians ，pp.456-71.
[19] Harden，Phoenicians ，p.49 and plate 48.
[20] 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36；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91，fig.27，a later bas-relief from Nimrud showing two monkeys.
[21] I Kings 9∶26-8；I Kings 10∶22，10∶49；Markoe，Phoenicians ，pp.31-4；Isserlin，Israelites ，pp.188-9.
[22] Markoe，Phoenicians ，p.122.
[23] Genesis 44∶2.
[24]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80-84.
[25] 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137-45.
[26] V.Karageorghis，‘Cyprus’，in Moscati，Phoenicians ，pp.185-9.
[27] V.Karageorghis，‘Cyprus’，in Moscati，Phoenicians ，p.191；Markoe，Phoenicians ，pp.41-2.
[28] Harden，Phoenicians ，p.49 and plate 51；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40-41.
[29] Cf.Ezekiel’s account of Tyre：Ezekiel 27；Isserlin，Israelites ，p.163.
[30]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166-72，182-91；P.Bartoloni，‘Ships and navigation’，in Moscati，Phoenicians ，pp.84-5.
[31] Markoe，Phoenicians ，pp.116-17；R.D.Ballard and M.McConnell，Adventures in Ocean Exploration （Washington，DC，2001）.
[32] Markoe，Phoenicians ，p.117；cf.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174.
[33] Bartoloni，‘Ships and navigation’，pp.86-7；Markoe，Phoenicians ，p.116.
[34]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173-4.
[35] Markoe，Phoenicians ，pp.118-19.
[36] Markoe，Phoenicians ，p.ⅹⅹⅰ.
[37] Bartoloni，‘Ships and navigation’，pp.87-9；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174-8.
[38] S.Ribichini，‘Beliefs and religious life’，in Moscati，Phoenicians ，p.137.
[39]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215-16；R.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London，2010），pp.58-9.
[40] 公元前776年为第一次希腊奥运会召集之时，公元前814年被推断为狄多女王自焚之时。——译者注
[41]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221-6，and figs.49 and 51.
[42]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81.
[43]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232.
[44] Harden，Phoenicians ，pp.35-6，figs.6-7；Markoe，Phoenicians ，pp.81-3；popular account：G.Servadio，Motya：Unearthing a Lost Civilization （London，2000）.
[45]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238.
[46]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311，325；also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49-54.
[47]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279.
[48]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279-81，288-9.
[49] Jonah 1；Isaiah 23∶1；cf.23∶6，23∶14.
[50] G.Garbini，‘The question of the alphabet’，in Moscati，Phoenicians ，pp.101-119；Markoe，Phoenicians ，pp.141-3；Moscati，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120-26.
[51] Harden，Phoenicians ，p.108 and fig.34；also plates 15 and 38；Markoe，Phoenicians ，pp.143-7.
[52] Markoe，Phoenicians ，pp.173-9；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245-56（though the biblical references there are confused）；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69-73.
[53] Aubet，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249；Harden，Phoenicians ，plate 35；Ribichini，‘Beliefs and religious life’，in Moscati，Phoenicians ，pp.139-41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