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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部 第三地中海（600～1350年）
一 地中海交通（600～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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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元6世纪，地中海的统一被打破了；它不再是“我们的海”，在政治方面和贸易方面都不是。人们试图揭示，地中海的基本统一是贸易层面的统一，至少这种统一幸存到7世纪的伊斯兰教征服（以711年征服西班牙为顶点），或者甚至可延续到乱伦弑杀者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取得了对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控制。 [1] 人们也试图证明，地中海世界的复苏开始得比过去几代历史学家所推测的要更早一些，而且，它在10世纪甚至9世纪时就已经开始。 [2] 就拜占庭的东方而言，这是无可辩驳的，因为这一地区已经显现出了一些恢复迹象；伊斯兰地区更是如此，到这时它们已经从叙利亚和埃及扩展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然而，拜占庭的西方却更像一个谜。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此时的西方正在衰落，而另一些却认为它在扩张和发展。对于这点，人们可以机智地回答，这里存在巨大的地域性差异；但是，依然存在的问题是：地中海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统一？是否失去了统一？又是在什么时候恢复了统一？是否恢复了统一？正如在古代，地中海融合为单一的贸易区域，之后经历了数个世纪——从前10世纪的黑暗时代到罗马帝国的出现——才变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区域。因此，在第三地中海时期，整合的过程也是相当缓慢的。尽管侵入的阿拉伯人和更久远之后的土耳其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政治上的完全统一依然再也没有出现。
拜占庭失去了如此多的领土，被斯拉夫人和其他敌人占领，这使得这个帝国只保留了少量著名的遗产。西西里、南意大利的一部分、塞浦路斯和爱琴海诸岛仍处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帝国从这些领土上的一些金银矿井中获取财富。 [3] 甚至撒丁岛和马略卡岛也是拜占庭的属国，但不太清楚的是，跨地中海的沟通网络是否还存在。君士坦丁堡维持着对埃及的控制，埃及是其重要的粮食供应地，然而这个城市已经极大地衰落了。“叙利亚”商人与犹太商人在西欧的编年史中经常被提及，证明了他们作为腓尼基人的后代继续在跨地中海的商业网络中发挥着作用。拜占庭认识到它不仅受到北方蛮族的严重威胁，而且受到东方敌人之威胁。尽管波斯人在公元7世纪早期暂时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并没有起到在叙利亚和埃及瓦解拜占庭势力的作用。
沿着叙利亚商人为寻找能在地中海出售的香水和香料所开辟的贸易路线，穿过沙漠居民纳巴泰人的属地，即距离红海东岸不远的内陆地区，一支宗教和政治势力正在兴起，它将永远改变地中海南岸及北岸之间的关系。在穆罕默德（Muhammad，亡于公元632年）时代，穆斯林的目标是使阿拉伯半岛上的异教居民改宗，征服阿拉伯半岛上的犹太人部族或迫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旗帜（象征着服从——即使不是服从安拉，也至少服从于那些崇拜安拉的人）下实现了各部族的统一之后，一轮在早期先知的“代理人”，即哈里发（khalifas ，caliphs ）领导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政治扩张开始了。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其军队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几年之内即攻占了耶路撒冷和叙利亚，后来则是在阿穆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指挥下于641年攻入了埃及。事实上，这时候的伊本-阿斯已经与他的首领哈里发产生分歧。神的绝对统一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但其追随者的统一很快瓦解了。
伊斯兰教并非诞生于地中海，但它从初创之日起就与地中海一神教派——犹太教和基督教——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伊斯兰教也与异教主义互相影响，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因为穆斯林拒绝容忍除犹太教、基督教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之外的任何宗教或教派）。伊斯兰教能在叙利亚的基督徒中间争取皈依者，是因为这里的许多基督徒都是被希腊教会镇压的愤愤不平的一性派成员。许多东方基督教派的拥护者承认伊斯兰教教义中与基督教教义相近的方面，这让他们缓慢地被新的宗教同化；穆斯林接受基督，或伊萨（Isa），认为他是穆罕默德之后的伟大先知，他们也接受圣母感孕生耶稣的说法，他们还坚持认为伊萨仅仅是个凡人。 [4] 伊斯兰教的其他特质则追随着犹太教的行为模式，特别是禁止食用猪肉、日常祈祷（伊斯兰教是每日五次，犹太教每日三次），以及在主持宗教仪式时不设专门祭司团体——因祭司自后圣殿时代以来就已经在犹太教中消失了。一方面，穆斯林认为，《希伯来圣经》和《新约》是被损毁的经文，被损毁的部分载有最伟大的先知即将降临的预言；另一方面，穆斯林承认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圣书的人群”，与穆斯林崇拜的是同一个上帝。由此产生了顺民（dhimmi ）这一概念，它指的是服从穆斯林统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缴纳人头税［即吉兹耶（jizyah ）］，回报是他们有权崇拜他们自己的神，只要他们不去试图劝诱穆斯林皈依他们的宗教。的确，顺民们所缴付的税款成为伊斯兰教国家的一个经济支柱。顺民们被免除了兵役义务——这一义务是由穆斯林专有的，但他们缴纳的税款维护了军事机器的运转。因此，埃及的所有科普特人或者北非的所有柏柏尔人如果都迅速皈依伊斯兰教，就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问题。它将腐蚀哈里发国家征税系统的基础。对顺民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中东的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所述，顺民是“二等公民——但毕竟是公民”。换句话说，他们被视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异类的少数族群——的确，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区，在整个叙利亚海岸，在埃及和遥远的西班牙，更无须说在像波斯这样的东方土地上，他们都是多数族群。
由于科普特人对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拜占庭持敌视态度，埃及被阿拉伯人军队攻陷就变得比较容易，可能仅用了1.2万名士兵。此事对君士坦丁堡的直接影响是切断了从尼罗河运输谷物供应新罗马公民的路线。后来在公元674年和717年，君士坦丁堡将面临阿拉伯人的包围，但在当前，阿拉伯人却停留在非洲，他们在埃及看向的不是地中海，而是向南看到了努比亚（Nubia）：占领这块临近红海的土地，将巩固他们对阿拉伯半岛的占领。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扩张的主要目标是伊拉克和伊朗，因为波斯是直接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最大国家。因此，阿拉伯人最初的目标不是创建一个沿着地中海南岸延展的帝国，他们对地中海的征服只是一次穿插表演。在进军努比亚受阻之后，他们才转而向西去攻击昔兰尼加，进入了柏柏尔人部族的领地。 [5]
这一行动被证明为明智之举。当昔兰尼加和阿非利加行省还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时，阿拉伯人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它们将成为光复埃及之战的战场。为避免这种情况，阿拉伯人需要控制海岸线和北非沿岸的港口，这只有在也门派出大量士兵并有柏柏尔人的帮助时才有可能实现，柏柏尔人是北非的土著族群，他们由一些罗马化的城镇居民和一些信仰不同宗教的农村部族构成。阿拉伯人还需要一支船队，而且“阿拉伯”海军势力公元654年在罗得岛外对拜占庭的胜利，只意味着他们能够成功地雇用本地的基督徒船员；海战可能是以希腊人为一方，以希腊人、叙利亚人和科普特人为另一方的混战。搞定与柏柏尔人的关系也并不是很容易的：异教的柏柏尔部族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又会在阿拉伯人从地平线上消失之后回到原初的信仰上；据说，当时有一个部族曾十二次皈依伊斯兰教。 [6] 也有大批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柏柏尔人，女王卡希珊（Kahina）就可能是一位信奉犹太教的柏柏尔人，她的骁勇善战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7] 7世纪北非柏柏尔人的伊斯兰化是迅速的、肤浅的、暂时的，但它足以让柏柏尔人的军队去追求战利品，此时穆斯林军队开始在拜占庭城市迦太基周围直面他们真正的目标。自660年之后，他们控制了属于旧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即被他们称为伊夫里基亚（Ifriqiya）的一些较小的城镇。他们在离地中海有一段距离处建立了自己的设防城市凯鲁万（Qaywaran）；凯鲁万靠近内陆，对他们而言有更大吸引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喂骆驼吃草，而不是开采海洋资源。698年，迦太基从陆地上被包围，它得不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足够的支持，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4万人的阿拉伯军队包围了这座城市；约1.2万名柏柏尔人也加入其中。是阿拉伯人对迦太基的征服，而不是750年之前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征服，标志了这座城市作为商业和帝国中心的历史的结束。阿拉伯人没有利用这座城市，而是在其近处的突尼斯建了一座新城。拜占庭失去了它另一片最富裕的领地，查士丁尼所征服的西班牙的一小块领地，已经于7世纪30年代被西哥特人吞并，因而拜占庭只保留了对于休达、马略卡岛和撒丁岛的松散的主权。拜占庭在西地中海的势力完全消失了。
2
伊斯兰教的征服代表着地中海历史的一个悖论。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的征服割裂了地中海的统一；然而，伊斯兰教也为创造一种跨地中海的新统一提供了基础，尽管并没有跨越整片海域，因为穆斯林的贸易和交通网络主要局限于其南方和东方的海岸。与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和拜占庭所属爱琴海之间的贸易联系紧密起来，一些处于拜占庭松散统治下的意大利港口也被纳入了贸易网络之中，特别是威尼斯和阿马尔菲。但是南部高卢和意大利的居民面对的主要是作为奴隶掠夺者的穆斯林船员。奴隶成为在西欧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流通的主要商品，这种流通一般都经过地中海［他们也通过佛兰德（Flanders）修道院中的阉割院发展了从东欧到西班牙的陆路奴隶贸易］。海盗活动的持续存在可以被视为贸易持续发展的证据，因为如果没有值得抢劫的东西，海盗是无利可图的，然而，萨拉森人（Saracens）的多数牺牲者可能还是被猎奴者从南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抢来的新水手。另外三种商品——莎草纸、黄金和奢侈纺织品——在作为主要贸易商品几百年之后，此时不再出现了。关于商品贸易消失的原因，伟大的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认为，公元7～8世纪标志着地中海与古代的根本断裂；贸易缓慢地衰落，变成“涓涓细流”。 [8] 由于多数莎草纸产于埃及，因此这种古代产品在西欧消失并被当地手工制作的羊皮纸代替的现象就可以表明，莎草纸已经不再是跨地中海贸易的商品了。罗马教会是在10～11世纪仍使用莎草纸的极少数机构之一；罗马有靠近那不勒斯湾和萨勒诺湾仍在运作的各港口的优势，这两个海湾保持着与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有关地中海贸易仍保有活力——哪怕不那么繁忙——的证据的确存在。公元716年，高卢的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二世（Chilperic Ⅱ）答应给科尔比（Corbie）修道院的修士们可观的赋税减免，允许他们通过罗讷河（Rhône）三角洲的滨海福斯港（Fos-sur-Mer）进口莎草纸和其他东方商品，但他只是在重申一项古老的特权，因此，这并不能证明福斯港的贸易依旧活跃。 [9] 在极盛时期，福斯港开辟了北方航线，不仅运输西班牙皮革和莎草纸（每年五十刀），而且还有一万磅油、三十桶鱼酱、三十磅胡椒、一百五十磅孜然，以及大量的无花果、杏仁和橄榄——假定这些东西的确被运到了北方。 [10] 我们知道，福斯附近的马赛是地中海西北角极少数尚未衰落的港口之一。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这个城市事实上在6世纪以后扩大了，而且它与迦太基及其所属地域的联系在600年之后仍然比较密切。马赛甚至有自己的金币，这证明了它与地中海的联系，因为当时在西欧并没有可靠的黄金资源。 [11] 但是，到了7世纪末，马赛人感受到了压力。迦太基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意味着马赛与非洲的联系被切断了。黄金资源枯竭了，本地的金币不能被铸造出来，东方的双耳陶瓶也无法被运抵此地了。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库尔达比（ibn Khurdadbih）描写过一群讲多种语言冒险的犹太商人，人们称之为“香料商”（Radhaniyyah 或Radhanites ）。 [12] 他列举了这些商人的四条线路，一些人经陆路穿越高卢，经过布拉格到达占据黑海北岸广阔空间的白保加尔人（White Bulgars）的王国，其他人经海路，由普罗旺斯到埃及，顺红海而下至印度，或者从黎凡特的安条克到伊拉克、印度、锡兰，再走海路到远东。但有些商队是从西班牙出发，沿北非海岸东行到黎凡特的，从陆上走这一路线会比从海上走更容易一些，因为在海上会遇到浅滩、逆风和洋流。 [13] 从尼罗河三角洲返回的香料商可以乘船到君士坦丁堡，或者他们有可能找到返回高卢的路线。对这些路线的描述将这些商人塑造成从事调料、香料和药材贸易的“香料商”的角色，然而他们的北方熟人又让他们得以将铁制武器、皮毛和奴隶运到地中海；穆斯林在缺少铁制武器时，就愿意从北方购买武器。 [14] 与香料商同行的还有不少贩奴者，其中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到961年为止，有13750名“萨卡里巴”（Saqaliba ），即斯拉夫奴隶，居住在穆斯林统治下的科尔多瓦。在温德人（Wendish）的土地上，即现在的东德意志，日耳曼人和斯拉夫民众之间的战争保证了大批战俘源源不断地流向奴隶市场，sclavus 和slave 之类的名称，使人们想到许多斯拉夫人血统的奴隶。来自斯拉夫土地上的奴隶也到达了叙利亚和埃及，他们与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 或Cherkess ）一同来自黑海地区。 [15] 虽然这些斯拉夫人的遭遇很悲惨，但他们的命运，甚至那些幸免于阉割手术的人，也不总是能与那些几个世纪后跨越大西洋大量贩运至美洲的奴隶的命运相比。看起来很强壮的青年人没有被阉割，而是进入了埃米尔（emir）设在科尔多瓦的卫队，有时候他们会晋升为高级指挥官。另外，女性有可能进入封闭的后宫（harem）；较为英俊的男孩会落入那些喜好男色的王公手中。有一个可以被称为香料商的人物——萨拉格萨的亚伯拉罕（Abraham of Saragossa），他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受到了法兰克皇帝“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的个人保护。他在828年前后特别活跃，得到了通行税豁免权；他明确地被批准购买外族奴隶并在法兰克的土地上卖出，但是，在846年，犹太商人遭到里昂主教控诉，主教说他们只关注在普罗旺斯诸城市中寻求奴隶供应来源，而且他们还将基督徒奴隶卖给科尔多瓦的买主们。 [16]
如果说罗马人的海军力量是建立在海盗灭绝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穆斯林的海军力量则奠基于海盗行为。正因如此，在穆斯林船队中服役的有希腊人、科普特人、柏柏尔人和西班牙人等，他们无疑都是能操控船只的。西行的航海船只经常受到那些为穆斯林统治者效力的海盗的肆意攻击。公元9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描述了地中海上的向其他基督教土地航行的基督徒船只如何成了穆斯林海盗的正当攻击目标；当一艘船被捕获时，如果船长坚持强调他是在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如安达卢西亚的埃米尔保护之下，那么他就得出示书面证据。 [17] 尽管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711年对西班牙的入侵引发了少数海上军事行动（一次极为重要的行动是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在8世纪的其他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穆斯林船队在地中海西部自由穿行。当迦太基于698年陷落时，突然猖獗起来的海盗被拜占庭海军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但是，当拜占庭失去了对西西里以西海域的实际控制权之后，穆斯林船队得以自由航行在那些仍承认拜占庭权威——尽管有时是有所保留的承认——的岛屿和海岸线上，如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利古里亚海岸。 [18]
这一区域的安全在公元800年前后受到了严重威胁。海上冲突在整个西地中海海域发生。这些事件一般被认为是阻止阿拉伯入侵者控制地中海岛屿的斗争。然而，穆斯林海军通常更热衷于掠夺战利品（包括战俘，他们可以将战俘卖掉），而不是扩大穆斯林的领地。基督徒也热衷于夺取奴隶、获得战利品，尽管他们的目的更明显是自卫。此外，确切地说，因为在当今，西方出现了一个乐于对抗穆斯林海军的大国，所以海上的对抗激化了，海盗们变得更为胆大妄为。798年，阿拉伯海军攻击了巴利阿里群岛，此时这一群岛还没有成为入侵西班牙的最初目标。岛上居民得知君士坦丁堡不能提供任何援助，于是转投高卢和北意大利的统治者查理曼大帝，他们宣布查理曼大帝是他们的新领主。查理曼大帝派了一些军队，以在阿拉伯人再次袭击此岛时将他们击退。 [19] 他令他的儿子路易建立了一支船队以保护罗讷河三角洲，并建立了新的沿岸防御设施以保护法兰西南部以及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口。法兰克热那亚伯爵哈达马尔（Hadumar）率领一支船队侵入科西嘉岛，并在战斗中被杀害。科西嘉人和撒丁人继续战斗，一位名叫布尔夏德（Burchard）的法兰克海军将领摧毁了十三艘敌船。与此同时，威尼斯船只巡视着西西里和北非的海域，是它们或另一些为拜占庭服役的船只，对来自伊斯兰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的船只取得了显著胜利。812年，十三艘阿拉伯船只攻击很小但战略地位很重要、位于西西里和非洲之间的兰佩杜萨岛（Lampedusa），但被拜占庭人歼灭。不久之后，北非人觉得事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与拜占庭的西西里总督格雷戈里奥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和约。 [20] 现在，由基督教徒构成的海军控制了西西里西部的海域，拜占庭已经得到了他们在地中海中部急需的缓冲，因为阿拉伯人对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攻击已经使地中海沿岸城乡受到严重破坏。
对于拜占庭人来说不幸的是，穆斯林决心从西西里岛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奴隶和掠夺物，因此于公元827年发动了对西西里的入侵，逐渐将整个岛置于北非阿格拉比特（Aghlabid）埃米尔的控制之下。穆斯林重新开始对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发动攻击，对此，法兰克人以一次对非洲海岸的大胆攻击予以回应。可问题是，法兰克海军没有长久的基地，即使在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之后，在苏塞（Sousse）的一次失败就足以迫使法兰克人逃离非洲。无论如何，814年查理曼大帝去世，法兰克帝国的辉煌时代结束了，内部争斗使查理曼的继承人“虔诚者”路易把精力从西地中海移开。在9世纪40年代，阿拉伯人已经能够随意地侵袭马赛、阿尔勒（Arles）和罗马了。让想控制南意大利的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感到更为尴尬的是，一支穆斯林海军于847年占领了巴里海港，建立了一个埃米尔国家，它的统治持续到871年，这时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才学会齐心协力，最终驱逐了穆斯林。 [21] 在9世纪试探性的举动后，10世纪阿拉伯海盗在普罗旺斯沿海和距普罗旺斯不远的内陆弗拉克辛图姆（拉加尔德弗雷），建立了他们的基地。阿拉伯海盗严重威胁了从普罗旺斯出海的基督徒的贸易活动，同时，海盗也为穆斯林供应奴隶和战利品。 [22]
3
面对穆斯林的进攻，拜占庭也有过各种成功。在公元718年拜占庭人将阿拉伯人拒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后，从8世纪早期开始，其船队开始在地中海上航行，但是地方起义，特别是西西里岛的起义，威胁到了他们对地中海航线的控制。自6世纪以降，拜占庭海军已经以一种快速大帆船（dromôn ）为主力。它是战船的一种，船体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在12世纪之前，它一直是整个地中海上的标准战船；它的特征包括使用了一种三角帆而不是横帆，数排划桨置于主甲板之下而且（很可能）采用了支架式结构而不是壳式结构。最初，每艘船配备五十名桨手，分布在船舷两侧，每人控制一只船桨［他们成为单列桨战船（monoremes ）的划船手］，后来演化为双列桨手（biremes ），即每两名桨手控制一只船桨，共有一百五十名桨手。 [23] 穆斯林的舰船与之类似，但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浅滩、岩石和沙滩使得沿北非海岸自东向西的航行非常困难。船只航行时被迫选择继续向北，实行越岛作战。这一事实与海盗劫掠和贩卖奴隶一起，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海军要冒险进入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 [24] 说这些海军“控制水域”，只是对它们行动方式的一种简单描述：如果海军要有效地在某一海域巡逻，那么让舰船驶入对它们友好的港口并获得补给就十分重要。对那些从拜占庭中心地带驶出的船队实施远程控制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航海的前沿地区建立拜占庭的基地。 [25] 拜占庭人控制了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这个岛屿曾经短暂地被阿拉伯人占有）以北的海域。这让他们能够维持爱琴海及更远一些地区的交通。但拜占庭帝国的边缘地带更危险，特别是在亚得里亚海。
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困难并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阿拉伯人占领巴里毕竟是稍后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困难来自法兰克人，即到公元8世纪末为止一直控制着意大利大片土地的统治者，这片领土（在751年）包括原来的拜占庭行省，也就是首府设于拉文纳的总督区（Exarchate）。直到8世纪90年代，法兰克人的军队仍然活跃在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地区，查理曼摧毁了庞大而富裕的阿瓦尔人（Avar）的帝国，将今日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巴尔干北部的大片领土并入自己的帝国。791年，法兰克人占领了伊斯的利亚（Istria），这是亚得里亚海北部海湾内的多岩石半岛，当时在名义上仍处于拜占庭管辖之下。 [26] 这些征伐活动使得法兰克和拜占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在查理曼大帝于800年的圣诞节在罗马被加冕为西罗马皇帝时激化，但这位新加冕的皇帝认为这次事件并不重要，故一笑了之。而拜占庭直到1453年灭亡之时还十分敏感地强调自己是罗马帝国真正的继承者。听到查理曼想占有西西里的报告时，拜占庭人感到更为不安。查理曼似乎曾密谋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r-Rashid）结盟，哈里发赠给查理曼一头大象，以示自己对他的尊敬，同时还赠给他一把圣城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钥匙，而拜占庭人一直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拥有保护权。
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看，亚得里亚海是对于试图进犯拜占庭领土的敌军的第一道防线。维护好自都拉基乌姆到萨洛尼卡（Salonika）间的艾格纳提亚大道具有军事上的必要性，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商路十分重要。 [27] 于是，拜占庭加大力度保护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海岸，抵制法兰克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入侵者及劫掠者。除了在一些城镇，如伊斯的利亚的波雷奇（Porecˇ）城内有早期拜占庭镶嵌画遗存下来，这一地区基本上由拉丁教会主导，而且当地人讲的是一种中古拉丁语（Low Latin），这种语言后来发展成为现在已经消失的达尔马提亚语。 [28] 拜占庭的影响也扩展到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意大利一侧，沿着新月形的海湾伸展，穿越格拉多（Grado）的潟湖和湿地，沿着意大利半岛一侧下行经过一系列沙滩（或称lidi ），到达拉文纳以北不远处的科马基奥（Comacchio）。失去了拉文纳总督区并未完全剥夺拜占庭作为意大利宗主的地位，因此，即便这片地区拥有的鱼比人多，且这里只生产盐而不生产麦子，它也毫无疑问是一块有价值的地方。
这里并不稳定，水和泥沙相互争夺控制权。皮亚韦河（Piave）、波河和阿迪杰河（Adige）以及诸多更小的河流的淤积物被排放到这里。根据公元6世纪的作家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的记载，这片湿地上早期居民的生活“如同水鸟，时而在水面上，时而在陆地上”，他们的财富只是鱼和盐，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盐在某种意义上比金子更贵重：每个人都需要盐，但一定有人会认为他们不需要黄金。卡西奥多鲁斯把这些湿地上的居民理想化，说“所有人分享着同样的食物和相似的房屋，于是，他们不可能妒忌其他人的炉灶，而且他们没有整个世界都盛行的那些恶习”。 [29] 蛮族的入侵改变了这个地区，不是他们征服了潟湖湾，而是他们使这片潟湖变成了逃避日耳曼人军队，也就是伦巴第入侵者的避难地。这一次移民不是马上完成的，但许多村庄开始出现在科马基奥、埃拉克莱阿（Eraclea）、耶索洛（Jesolo）、托切罗（Torcello），以及里亚尔托（Rialto）附近的一些小岛上。在托切罗的小规模社区中，一些玻璃作坊的建立可上溯到7世纪。可能是在715年，科马基奥从伦巴第统治者手中获得了一些特权。其中一个岛，即格拉多岛，成了一位名字响亮的主教的所在地，他的权威延伸至整个潟湖地区；但这里也出现了许多主教——每个大小不等的居民区都拥有一位主教，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堂在8～9世纪纷纷建立，这一事实有力说明了此地贸易的繁荣。 [30] 如同在达尔马提亚地区一样，这些主教遵行着拉丁教会的礼仪，但在政治上，他们直接附属于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总督区衰落之前，居民们期盼着来自拉文纳的直接性政治指令和军事上的保护——早在697年，拉文纳总督就指定了一位军事指挥官，或者称都督（dux ），来保护这片潟湖。 [31] 在拉文纳总督区于751年衰落之后，这片潟湖的价值奇怪地被忽视了。事实上，它们才是罗马帝国在北意大利持续存在的标志。
随着法兰克人于公元8世纪晚期到达意大利，潟湖上的居民已经有意臣服于新的罗马皇帝查理曼。他的军队就在附近，他承诺让他们获得伦巴第及更远地区的贸易特权，以吸引他们归附自己。此外，法兰克人已经因他们对于古典文化的兴趣而得到了尊重，他们逐渐地修正自己粗陋的蛮族特性。亲法兰克的和亲拜占庭的两个宗派在潟湖和达尔马提亚出现。在9世纪初，拜占庭人决心守住这块占领地，遂派出了一支船队开向亚得里亚海北部海湾，在这片水域与法兰克人交战。807年，拜占庭收复了潟湖区的多数地盘。两年之后，他们包围了仍然忠于法兰克人的科马基奥，不幸引来法兰克人的陆军和海军，由查理曼的儿子、意大利国王丕平（Pippin）指挥。丕平把拜占庭船队吓得逃离了潟湖海域，这片区域因此被危险地暴露于法兰克人的攻击下，丕平还包围了马拉莫柯（Malamocco）海滨防线，期望由此获得突破，从而进击里亚尔托及潟湖内的居民区。历史记录多有不同，但它们都显示丕平似乎失败了。威尼斯总督安德里亚·丹多洛（Doge Andrea Dandolo）写于14世纪的编年史描述了当地居民如何用面包块攻击法兰克人，阻止其进军，这证明了法兰克人的围攻并没有伤害到他们，他们仍有大量食物，这是与许多不可信的围城故事同时传播的。 [32] 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使人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因此都向往和平。查理曼认识到，如果他妥协，就可获得拜占庭人对其皇帝头衔的认可。812年，一个解决方案出台了，拜占庭宣称自己对这片潟湖拥有最高主权，同时希望此地的居民向法兰克人缴纳三十六磅白银作为年贡，并在拜占庭对付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时提供海上支持。这笔年贡并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和约使潟湖居民获得了进入意大利市场的特权，于是亚得里亚海的这一角落就能够成为西欧与拜占庭交往的桥梁，享有东方和西方两个帝国的保护。这一特权地位使商人们获得极大的好处。
在拜占庭与查理曼之间的亚得里亚海战役发生之后，潟湖上出现了作为政治和商业实体的城市威尼斯。与法兰克人的争斗鼓励了分散的潟湖民众组成一个以保卫海岛为目标的群体，这些岛在长长的海滨防线的保护下抵御外部入侵者，但这远不能阻止来自陆上的入侵者。威尼斯人逐渐分散到接近里亚尔托的那些小岛上，在潮湿的地面上打下木桩，用来自伊斯的利亚半岛的木料建筑了木屋。早期威尼斯并不是一座大理石建筑构成的城市，甚至没有自己的主教——最靠近威尼斯的主教驻于卡斯泰洛岛（Castello）上，该岛位于里亚尔托居民点以东。 [33] 从操控驳船和平底船穿越波河三角洲，到航行于亚得里亚海上，威尼斯人都是行家里手，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家族一直控制着都督——或者称总督（Doge）——这一职务，主要的家族都在陆地上拥有农庄，因为威尼斯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以贸易为主导、精英们不再耕作土地的程度。 [34]
然而，在威尼斯人聚合于一个城镇之前，与遥远地域的贸易联系已经开始发展。威尼斯人在盐、鱼和木材方面的贸易量十分可观，同时他们还开始从事有限的东西奢侈品贸易。其竞争者可谓极少：在公元8世纪，罗马只能从地中海获得极少量的商品。奢侈品进口的规模很小，但利润很高，这是因为这种贸易具有风险，也因为威尼斯人所经营的商品甚为稀缺，例如丝绸、珠宝、黄金工艺品、圣徒遗骨等。 [35] 他们将这些商品卖给居住在波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伦巴第王公、法兰克王公和爱好奢侈品的主教们。人们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发现了拜占庭的金币，偶尔也有阿拉伯人的金币。在靠近波伦亚的雷诺河（Reno，此河是若干注入潟湖的河流之一）河岸，人们发现了一个藏金窖，里面的金币可上溯到法兰克与拜占庭海战期间。这是一个混杂着拜占庭、南意大利和伊斯兰金币的口袋；拜占庭金币来自君士坦丁堡，伊斯兰世界的金币则来自埃及、北非等地。这表明，这些钱是由一位穿行于地中海、从事贸易的商人用一艘船运来此地的。威尼斯船只偶尔受命运载使臣们进出君士坦丁堡。 [36] 现在，马赛处于衰落之中，威尼斯已经成为维持与东地中海的交往——包括商业、外交和宗教事务交往——的重要口岸。
在所有那些自东方来到威尼斯的旅行者中间，最为重要的是已经死去很久的犹太人马可（Mark），他被认为是一卷福音书的作者，并建立了亚历山大教会。公元828～829年，亚历山大的一些威尼斯商人将他们偷出的马可遗骨装在木桶中，覆以猪肉偷偷地装在船上，瞒过了穆斯林的海关官员（这些官员不肯检查被猪肉覆盖的桶底之物）——如果一个偷盗圣骨的小偷成功了，这自然是他已经获得圣人认可的标志。 [37] 圣马可的遗骨于是被安置在威尼斯总督府附近的一个教堂内，直到11世纪，这个小教堂才大为扩建，建了新的大殿；到19世纪，这个教堂才由总督的小教堂升格为主教座堂（cathedral）。这一事件并不是简单地使威尼斯取代了亚历山大成为朝圣中心，它还意味着威尼斯获得了类似于古代亚历山大的身份地位，即成了基督教的教区之一。 [38] 借助于与君士坦丁堡的密切联系，威尼斯也试图在西罗马帝国的辉煌失落后维系拜占庭的文化。威尼斯人不仅开始创造一座建立于水中的特色城市，还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西欧、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特色文化和特色政治。
4
威尼斯和稍晚时候兴起的阿马尔菲成为东西方有限联系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东西方联系之前中断的程度。它们是两座新城，晚期罗马帝国衰亡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地中海的古代贸易中心在商业交往地图上完全消失不见了。但东地中海不是这样，在这里，亚历山大城在公元6世纪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在伊斯兰教征服埃及之后仍然保持了它作为一个活跃的贸易中心的地位。到8世纪晚期，拜占庭出现了全面复兴的信号，但是西方复兴得慢一些，它所失去的是罗马统治整个地中海时期建立的强有力的海上联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地中海上的联系不仅仅是商业的，宗教思想也自东方传到帝国首都，艺术风格也在被复制，士兵和奴隶都背井离乡。在“黑暗时代”，奴隶们仍然在被来回运送，但是数量少了一些；然而，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影响却带有异域色彩，来自君士坦丁堡宫廷的礼物跨越了不安全的海面到达蛮族的宫廷，海盗和船的漏水并不能阻止它们。
当历史学家们试图统计这一时期的跨地中海贸易量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在公元8 世纪时，这种贸易活动的活跃程度远不及9世纪，这并不单纯因为8世纪的书面记载遗失了，也因为在这一时期海难极少发生。 [39] 在关于这两个世纪有记载的四百一十例活动中，只有四分之一发生在8世纪，而这些记录也提到了传教者、朝圣者、难民和外交使节的航行。只有二十四次商业航行是可鉴别的；穆斯林商人并不愿意踏入异教徒的领地，我们所知的商人只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这两个称谓在不久后成了另一种指代“商人”的通用词语。 [40] 外交使臣在西欧和拜占庭之间频繁往来，旨在开拓双方政治上、商业上、宗教上及文化上的联系渠道，而不是说这种联系已经很频繁。尽管8～9世纪的阿拉伯金币曾经出现在西欧，但在8世纪末，它们大量进入西欧，此时查理曼将他新兴的法兰克帝国扩展到了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南部；而拜占庭金币在9世纪中期以后才大量出现于西欧。 [41] 事实上，这些阿拉伯金币中有许多就是在欧洲铸造的，它们产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
东西地中海联系的恢复，以及地中海北岸和南岸联系的恢复，依赖于诸多商人群体的活动，他们发现已经可以无障碍地穿越地中海。很多因素——他们的宗教认同、他们用来控制风险和赚取利润的合法商品、他们跨越广泛区域的沟通交往能力等——都可以证明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到了公元10世纪时，这种群体已经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和意大利的一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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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ane，Venice ，pp.4-5.
[32] Sources in Haywood，Dark Age Naval Power ，pp.195，nn.88-94.
[33]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690.
[34] Lane，Venice ，p.4.
[35] Cf.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73，75.
[36] McCormick，Origins ，pp.361-9，523-31.
[37] P.Geary，Furta Sacra：Thefts of Relic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Princeton，NJ，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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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cCormick，Origins ，pp.433-8.
[40] Cf.Lewis，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pp.45-6.
[41] McCormick，Origins ，pp.436，440，81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