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毒蛇的巢穴

1560～1565年

杰尔巴岛惨败的消息传遍基督教国家的海岸，令人们不寒而栗。很显然，现在地中海中部的局势具有关键意义。1560年7月9日，筹划了杰尔巴岛战役并在此役中幸存的西西里总督给腓力二世写了一封直言不讳的信：“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如果能让陛下成为大海的主宰，哪怕将臣等全部变卖，将我本人第一个卖掉，臣等也在所不辞。只有控制了大海，陛下才能安享太平，陛下的子民才能得到保护。如果不能控制大海，等待我们的只有噩运。” ^[1]

西班牙和意大利弥漫着对敌人入侵的恐惧。人们鼓起勇气，等待新的航海季节的到来。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挡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入侵。苏莱曼再次大举出击只是时间问题。地中海成了遍布谣言的海：每年春天，都会从伊斯坦布尔传来秘密报告，声称一支强大的舰队即将起航，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甚至对能够接触土耳其宫廷内层的人，这也很难理解。事实上，苏莱曼面临着更紧急的事务和问题。他的几个儿子之间争斗正酣，帝国和波斯之间发生了纠纷，他的众位维齐尔之间进行着权力斗争，并且还有瘟疫和粮食短缺的难题。大海上弥漫着“虚假战争” ^[2] 的气氛。每一年，腓力二世的领地都要加固海岸防御工事，但每年都又停下来。与此同时，深知西班牙海军脆弱现状的腓力二世开始建造桨帆船。法国人对他紧盯不放。1561年，法国国王收到的一份报告写道：“两个月来，西班牙国王命令巴塞罗那的造船厂劳作不歇，以便将几艘桨帆船和其他海船完工。” ^[3] 为了迎接不可避免的大摊牌，腓力二世正在迎头赶上。

1564年，地中海中部的上空终于刮起了风暴。那年夏天，圣约翰骑士团触发了一系列事件，一直影响到苏莱曼皇宫的楼台亭阁，并在无意中引发了争夺大海中心的决定性较量。

自骑士团于1530年抵达马耳他以来，他们的桨帆船群几乎每年都出海进行他们自己的海上圣战，以基督教的名义扫荡大海，劫掠伊斯兰世界的船只，并抓捕奴隶。让·德·拉·瓦莱特于1557年当选大团长以后，这种活动愈演愈烈。拉·瓦莱特年轻时曾参加罗得岛防御战，现在对海战激情满怀。圣战和谋求利润的海盗活动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对威尼斯人而言，骑士团不过是“举着十字架游行的海盗” ^[4] ，与穆斯林海盗是一丘之貉，他们的活动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这些海盗中为首的就是在1555年的旋风中幸存的罗姆加。在倾覆船体下的海水里泡了一整夜之后，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据说在那之后，他的双手抖个不停，喝酒时总会把酒洒出杯子。但罗姆加依然以高超的航海本领、无比的勇气和残忍暴虐而威名远播。穆斯林母亲们会用他的名字吓唬小孩去睡觉，但对士气低落的基督徒来说，他却是希望之源。希腊海岸居民听到罗姆加突然驾到的传言，争相带着水果和家禽作为礼物去海滩上迎接他。

他的袭击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骑士团只能派由5艘重武装桨帆船组成的微型舰队出海，但他们的攻击范围远至巴勒斯坦海岸，攻击力是惊人的。1564年夏天，罗姆加的活动突然间变得非常具有戏剧性。

6月4日，罗姆加率领骑士团的战船群在希腊西海岸外围巡游，遇到了一艘巨大的盖伦帆船“苏丹娜”号，以及护航的一队奥斯曼桨帆船。骑士们感到有利可图，于是冲杀上去，在激战之后将帆船俘虏。这是一个价值极大的战利品。这艘船属于苏丹的太监总管（他是宫廷的一位大员），满载价值8万杜卡特的东方货物，目的地是威尼斯。大帆船被开往马耳他，在那里很快成为羞辱奥斯曼帝国荣誉的一个强有力符号。同时，罗姆加再次出海，按照拉·瓦莱特的命令，对苏丹的航运进行大肆破坏。他对目标的选择非常准确。在安纳托利亚外海，他用大炮击伤了一艘大型武装商船，在对方的高贵乘客弃船逃跑时将其俘虏。他抓获了开罗总督以及一位一百零七岁高龄的老妇，她曾是苏丹女儿米赫里马赫 ^[5] 的保姆，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三天后，他俘虏了正奉苏丹之名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亚历山大港总督。这些达官贵人值一大笔赎金。罗姆加的桨帆船带着300名其他俘虏返回马耳他时，他每一桩暴行的消息都传到了伊斯坦布尔。米赫里马赫及文武百官的愤怒控诉在苏莱曼耳边回荡。老太太深受米赫里马赫的喜爱，她被劫持尤其令人痛心。她注定将在马耳他了却残生。大家都高声疾呼，要求对侮辱两海之王和信士长官的行为严惩不贷。

圣约翰骑士团的桨帆船

听着这些涕泗横流的哀叹的苏莱曼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在1521年以威仪和骑士风度震撼了基督教人质的年轻苏丹了。他已经七十岁高龄，统治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他向东西方发动了十几次大规模战争，讨伐他的竞争对手们；他的寿命超过了除了伊凡雷帝之外所有曾经与他角逐帝国霸业的君主们。苏莱曼是各个大帝国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帝王。他几乎像他的曾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那样残酷无情，就王者风范而言足可与查理五世匹敌。但就像他的最大对手查理五世一样，他也已经心力交瘁。

在欧洲人绘制的晚年苏丹的肖像上，他形容憔悴、心神不宁、眼窝深陷。他心中有很多悔恨。除了和西方的异教徒以及东方的穆斯林竞争者波斯国王进行了无休无止的战争之外，他还受到了很多奥斯曼体制内部问题的困扰：近卫军的蠢蠢欲动、文武官员的腐败和野心、皇子们的内战、不服从中央的少数民族的反叛、通货膨胀、宗教异端的爆发、瘟疫和饥荒。他在私人生活中则表现出了软弱和判断失误，经历了很多悲剧。在历代苏丹中独一无二的是，他为了爱情迎娶了自己最宠爱的女奴罗克塞拉娜（后来更名为许蕾姆 ^[6] ），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残酷逻辑（只有一位皇子能够存活和统治）让他的家庭四分五裂。他经历了一些伤心欲绝的时刻。他目睹了最宠爱的儿子穆斯塔法被扼死，后者的罪名是密谋反对他。后来他才发现，穆斯塔法是无辜的。另一个皇子贝亚兹德连同他所有的幼小儿女一起被处死。到16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中只剩下了最无能的塞利姆能够继承皇位。苏莱曼年轻时曾经大张旗鼓、展示自己的富丽堂皇以和欧洲君主一争高下，但后来却越来越虔诚和稳重，因为他想强调自己作为哈里发地位守护者和伊斯兰教正统领袖的地位。他的宫廷笼罩在庄严肃穆的阴暗中。罗克塞拉娜死后，苏莱曼开始遁世。他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只透过一扇格子窗沉默地观看国务会议的进程。他只喝水，用陶制盘子用膳。他砸毁了自己的乐器，禁止贩卖酒类，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修建清真寺和慈善机构上。他患有痛风病，关于他身体日衰的传言飞遍了欧洲。在16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事态密切关注的各个欧洲宫廷不时听到苏丹已经垂死的消息。“苏丹还活着，但时日无多。” ^[7] 1562年，遥远的英格兰就得到了这样的颇有把握的报告。人们越来越相信，苏莱曼被他虔诚的女儿米赫里马赫以及宫内的虔诚人士控制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莱曼于1564年夏末获悉了马耳他骑士团肆虐的消息。基督教史学家相信，后宫圈子蒙受了损失（太监总管的船只被俘虏、米赫里马赫的老保姆被绑架、亚历山大港和开罗的总督被劫持），于是给被病痛困扰、受后宫女眷影响的苏丹灌了迷魂汤，他才决定入侵马耳他。但是外人很难窥伺到奥斯曼帝国战略的内部运作。罗姆加的放肆袭击并不是苏莱曼决定彻底消灭医院骑士团的原因，而只是导火索而已。

年迈的苏莱曼

当然，如果白海的皇帝无法保障前往麦加的朝觐者的安全，的确有损虔诚苏丹的颜面；米赫里马赫一直在劝告苏丹，占领马耳他这个异教徒巢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苏丹做出占领马耳他而且是必须在此时占领的决定，却另有深层原因。多年以来，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海军战略家都深信，土耳其人一定会进攻马耳他。巴巴罗萨早在1534年就梦想占领这个岛屿。图尔古特在1551年亲自向苏丹请求攻打马耳他。“在消灭这个毒蛇的巢穴之前，您将不会有任何进展。” ^[8] 马耳他的战略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制造的麻烦太大了，绝不能无限期地忽视它。有了马耳他，就有可能控制地中海中心；而且它的存在始终威胁着苏莱曼在北非的属地。苏莱曼原先以为医院骑士团在逃离罗得岛之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了，他们却一年又一年地兴风作浪，嘲笑他的威权。间谍向苏丹报告，骑士团计划在稳固的马耳他港口内兴建新的大规模防御工事。苏莱曼在罗得岛的老经验告诉他，如果骑士团在新家站稳了脚跟，将他们逐出会非常非常困难。

1564年夏季，双方都在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土耳其人没能充分利用杰尔巴岛的大胜来扩大战果。意料之外的喘息之机让西班牙得以重整旗鼓。腓力二世密切注视着地中海，视其为关键战场。他在竭尽全力地建造桨帆船。1564年2月，他任命了一位睿智而经验丰富的老航海家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为海军司令。9月，伊斯坦布尔还在琢磨如何回应罗姆加最近的袭击时，堂加西亚从西班牙南部出发，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非洲海岸上的一个海盗基地——贝莱斯岛屿要塞 ^[9] 。西班牙人在全欧洲范围内对这个小小胜利大肆吹嘘，令苏莱曼怒火中烧。腓力二世和苏莱曼除了分别对地中海之主的霸权地位提出主张外，都在盲目地冲向一场决定性的较量。

双方都深知，马耳他是地中海中部的关键所在。1564年秋，堂加西亚在给腓力二世的信中分析了奥斯曼帝国对西班牙在地中海所有基地的威胁。堂加西亚认为，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就是马耳他。如果守得住马耳他，西班牙就能增援南欧海岸，并最终将土耳其人逐出地中海西部。如果马耳他陷落，“基督教世界将受到严重损害” ^[10] 。土耳其人将以马耳他为跳板，向欧洲腹地发起更深远的攻击；西西里、意大利海岸、西班牙海岸，甚至罗马城都将在奥斯曼帝国的攻势前不堪一击。

在1564年10月6日的国务会议上，苏莱曼拍板决定入侵马耳他；按照基督教史学家的说法，苏丹此举是为了“开疆拓土、消灭对手西班牙国王的力量……他的舰队，或者至少是一支强大的桨帆船群。一旦占据这个最稳固的地点，非洲和意大利的所有王国都将称臣纳贡，基督徒的所有商业和私人航运都将得到控制” ^[11] 。这将是指向敌人心脏的一记猛击。

一个月后，苏丹任命了此役的指挥官们，并为此次征讨赋予了更明确的宗教意义：“我打算征服马耳他岛，因此我任命穆斯塔法帕夏为此次战役的指挥官。马耳他岛是异教徒的一个总部。马耳他人已经封锁了穆斯林朝觐者和商人在白海东部使用的通往埃及的航道。我已命令皮雅利帕夏率领帝国海军参加此次战役。” ^[12] 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机器轰鸣着开动了。“虚假战争”寿终正寝。

苏莱曼将把整个帝国的资源投入到自早期十字军东征以来地中海上最为雄心壮志的海上冒险中。这是一场极其复杂、补给线漫长的远程作战。马耳他不是罗得岛。罗得岛离土耳其只有咫尺之遥，而马耳他却在土耳其以西800英里处，与基督徒控制的西西里距离很近，肉眼就可以看见，处在基督徒桨帆船大舰队的最远打击范围之内。罗得岛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足以供养一支入侵的军队，值得冒险去进行过冬的长期作战。马耳他却一贫如洗。遭到海风鞭笞和毒日炙烤的马耳他岛和附近较小的戈佐岛位于非洲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峡上，其实只是被侵蚀的山顶的遗留部分，冰河时代末期的大洪水将它们与西西里分隔了开来。马耳他的土地具有新石器时代的严酷：荒芜、干枯、多石且年代久远。岛上没有河流，也没有树木。在冬季，为了获取淡水人们不得不将雨水储存在石刻的蓄水池内。木柴非常稀缺，甚至按磅来出售。夏季气候非常严酷；湿润的海风从海中汲取水分，赤道般的闷热笼罩着全岛，足令身披甲胄的人窒息。整个岛只有20英里长、12英里宽，非常狭小，困难重重。可供登陆的地点很少：岛屿西岸有悬崖峭壁的保护，在东岸有若干小海湾可供部队上陆，还有一个优良的深水港（其自然条件在整个地中海无可匹敌）处于骑士团控制之下。入侵的军队必须自己携带在整个战役期间需要的所有东西：粮食、营帐、木材、攻城物资。土耳其人虽然能够得到北非海盗的有限支持，但主要还是依赖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时间选择也是极其关键的：他们出航既不能太晚，也不能太早。适合远征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他们也不能指望得到当地平民的帮助。马耳他人就像是地中海的巴斯克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民族，是他们居住的岛屿在历史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它是所有入侵、迁徙和贸易的中心）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马耳他人的血统非常复杂。一波波的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和西西里人被移植到古老的根茎上，形成了一个身份特殊的民族。“西西里人的性格，混杂有非洲人的特征” ^[13] ，一位在1536年来到马耳他的法国人这样描述当地人。马耳他人和伊斯兰世界关系密切，讲的是一种阿拉伯语（他们把上帝称为“安拉”），但他们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自豪地将自己民族的历史追溯到《圣经》里圣保罗遭遇海难、邻近多个岛屿接受基督教的时代。这些吃苦耐劳的人民依靠贫瘠的土地艰难谋生，忍耐着地中海世界的穷困生活。穆斯林海盗的长期侵袭使得马耳他陷入无法解脱的悲苦中，因此他们不大可能背弃他们的统治者——医院骑士团。马耳他人尤其畏惧享有“伊斯兰出鞘之剑”雅号的图尔古特。图尔古特在1551年发动的侵袭使5000人被卖为奴隶，戈佐岛居民被一网打尽。面对这样的恐怖，骑士团似乎是最好的屏障。

土耳其人对此心知肚明。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征伐都要进行全面彻底的准备工作。虽然有后宫的敦促，但入侵马耳他的决定绝非心血来潮。在此之前，土耳其人已经对马耳他进行了多年的侦察和刺探。奥斯曼帝国的地图绘制家皮里雷斯在《航海书》里已经给出了马耳他的地图，并对其做了描述；图尔古特劫掠这些岛屿达十几次之多，对当地非常熟悉，并将自己的知识广泛传授出去。在战役前不久，奥斯曼帝国的工程师们还装扮成渔民，对马耳他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用鱼竿测量城墙，带回了要塞工事的可靠布局图。据说苏莱曼手中有要塞工事的精确模型。奥斯曼帝国统帅部知道岛上哪里有水源，哪里有安全锚地，守军的兵力如何，又有哪些弱点。在伊斯坦布尔，将领们根据这些情报精心制定了策略：当务之急是夺取安全的港口，以保护至关重要的舰队，然后必须控制城墙；基督教骑士们身穿坚固的铠甲，因此务必要有相当数量的火绳枪兵。岛上缺少木料，这意味着建造攻城武器所需的全部木料都必须用船运来。至于攻城战术，由于当地的石灰岩地形，坑道作业难以奏效；只能炸出一条路来，因此必须重视火炮。土耳其人希望，猛烈炮击能够打破骑士团的蓄水池，迫使敌人在暑热中无水可饮、迅速投降。

人力和物资的集结与协调需要复杂的筹划和后勤支持，但在战役的后台组织上，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是无可匹敌的。专断的命令被发往帝国各地。士兵们受命到伊斯坦布尔周边和希腊南部的指定地点集结。战役记录中的不依不饶的口吻显示出了整个行动的庞大规模，发给各行省官员和总督的一连串简短命令也体现出一种焦虑：“粮食问题非常重要……缺乏火药……如果由于你的懈怠，炮弹、炮架和黑火药不能尽快送抵我处，以真主之名起誓，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不管在该处能找到何种水果和其他种类的食物，你应帮助商人尽快将它们运送给舰队……我的指挥部抵达时，尽快将船只所需的饼干烘制完毕，小心谨慎地装上船，送往……切勿懈怠……你必须在当地召集自愿参加马耳他战役的船主。” ^[14] 整个帝国都忙碌起来。

在伊斯坦布尔城内，外国间谍们很快意识到，土耳其苏丹终于准备开战了。战争即将爆发的证据就在他们眼前。所有外国人被禁止在主城内居住。他们必须居住在金角湾（构成伊斯坦布尔深水港的小海湾）对岸的有城墙的小城加拉塔 ^[15] 。加拉塔位于金角湾之上的狭窄山坡，下方海湾里的来往情况尽收眼底，还能鸟瞰金角湾上游仅300码处的造船厂，那里的小海湾周围密密麻麻地坐落着木制仓库和船坞滑道。

造船是一项进展缓慢、噪音惊人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只要认真观察，几乎不可能错过一项大型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中的迹象：笨重的驳船绕过海角，进入港口，满载着来自黑海地区森林的木材、绳索、帆布、焦油和炮弹。运载油脂（用来涂抹桨帆船的船体，以加强防水性）的牛车轰隆隆地在遍布车辙的小路上行进。造船厂除了核心人员——木匠、船缝填塞匠、制桨匠和铁匠外，还涌进了大量短期工人。在1564～1565年之交的冬季，空中持续回荡着刺耳的拉锯声、清脆的锤击声、斧凿声和在铁砧上打铁的声音。煮沥青的大锅翻滚着冒出的黑烟与腐臭的动物油脂和锯末的气味交织在一起。

在造船厂内的船台上，船体从龙骨开始逐渐成形；木匠们在安装甲板、桅杆，并设置桨位。索具工人在装配船帆。战役准备的后勤工作涉及整个城市，甚至遥远的地方。在铸造工厂和铁匠铺，工人们在铸造或者锻造武器——炮弹、刀剑、标枪和炮架；面包师们在生产烘制两次而成的饼干；帝国的征兵官员在各个行省执行征募人员的命令。不久，大批人员将抵达伊斯坦布尔和加里波利，包括来自海岸平原地区的有经验的水手，以及来自巴尔干或者安纳托利亚的此前从未见过大海的健壮的农村少年，他们将担任桨手。基督徒奴隶们被关押在营地里，等待被驱赶上船、与船桨锁在一起。

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飞速进行。一个西班牙人在2月报告称，土耳其人的战备“进展神速” ^[16] 。图尔古特已经强调，务必尽早出航，以赶上春季的大风。威尼斯人报告称，苏丹本人亲自视察了船只；他“多次表示希望亲自去造船厂，以便亲眼查看事情进展的情况，并不依不饶地催促远征尽快开始” ^[17] 。战备的成本是巨大的，大约是财政收入的30%，而且其他军事行动都得不到援助了。但将这些情况看在眼里的欧洲人却都说不准，此次战役的目标是什么。有人猜测是马耳他，也有人猜是西西里。西班牙人害怕土耳其人会进攻拉格莱塔——西班牙在突尼斯附近的战略立足点。甚至中立国威尼斯也准备加强自己的塞浦路斯领地的防御。土耳其人按照他们的一贯作风，把牌捂得紧紧的，坚持继续造船。

建造桨帆船的步骤

1564年12月，苏莱曼确定了指挥体系。他不会亲自出征，而是授权穆斯塔法帕夏指挥整个战役，后者是在波斯和匈牙利南征北战的老将，年轻时曾在罗得岛和医院骑士团作战。这位帕夏是久经战阵的将军，但性格暴躁，生性残忍，而且特别仇恨基督徒。协助穆斯塔法帕夏并主管舰队的是杰尔巴岛的英雄——皮雅利帕夏。按照基督教史学家的说法，苏莱曼命令穆斯塔法“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皮雅利；并命令皮雅利像尊崇自己的父亲一样尊崇穆斯塔法” ^[18] 。对马耳他有着第一手经验的图尔古特也应招从的黎波里赶到马耳他前线，他受命协助和辅佐穆斯塔法和皮雅利二人。“我要仰仗你的军事经验，”苏丹对这位老海盗说，“你必须在海上帮助穆斯塔法帕夏，保护我们的海军，对抗可能从其他国家出发、救援马耳他的敌人的海军。” ^[19] 后来的基督教史学家认为，权力分散在三个人身上导致了随后的巨大麻烦，但是穆斯塔法显然是战役的最高统帅。

3月，大量桨帆船、小型划桨船和驳船建成下水，并装载了物资。必须预先考虑到攻城所需的所有东西：62门大炮被拖上了船，其中包括2门能够发射巨大石弹的巨型蜥炮，还有10万发炮弹、2000吨火药、火绳枪及枪弹、箭矢及头盔、挖掘战壕和坑道所需的工具（“皮带、绳索、铁锹、鹤嘴锄、铲子、铁棒、木料” ^[20] ）、用作防御屏障的预制木框架、“用于搭建防御工事的大量兽皮、羊毛制袋子、旧帐篷和旧帆布”、数量巨大的两次烘制而成的饼干及其他食品、帐篷、炮车、轮子。大规模战役所需的全部物资都经过帝国的财务官员（他们是所有战役的脊梁骨）一一登记在册、检查和清点。

3月30日，大军出征的那天，在土耳其人擅长的盛大仪式中，穆斯塔法帕夏接受了军旗和象征总司令权威的宝剑，然后在喧天鼓乐和欢呼声中登上了他的桨帆船“苏丹娜”号。这艘战船是苏丹本人的赏赐，由无花果木制成，拥有28个桨位，每个桨位从上到下有四名或者五名桨手，船上飘扬着红白两色的军旗。海军司令皮雅利拥有自己的旗舰，那是一艘非常美观的战船，船尾带有海军权威的象征物：三盏船尾灯笼、绿色丝质大旗和一块每边长达10英尺的锤扁白银制成的方形铭牌，其顶端附有新月和拖曳着马鬃的金球，象征帝国威严。第三艘旗舰——皇家桨帆船代表苏丹本人，这艘战船的船尾饰有月亮和金字的《古兰经》经文以及“土耳其风格的不同图景” ^[21] 。大军开拔是一幅了不得的盛景。晨祷之后，舰队起航了。画有《古兰经》经文、新月和弯刀的五颜六色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船桨冲撞着金角湾的平静海水。海岸堡垒礼炮齐鸣；铙钹和笛子声震耳欲聋。士兵们腰杆笔直地坐在船上，一动不动，有如磐石。近卫军头戴白色头巾，顶端的鸵鸟羽毛在风中微动；神职人员头戴绿头巾，征募来的士兵戴白头巾。在聚集起来的伊玛目 ^[22] 的喃喃祷告声和桨帆船的计时鼓点声中，庞大的舰队在皇宫草地下方驶出港湾，向白海进发。按照文献记载，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行动就这样“在胜利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23] 。

但人们心中也有一些忧虑不安。虽然做了深度的筹备工作，但整个行动毕竟是为了赶上春季的有利风向而仓促开始的。奥斯曼人有没有妥善地估测风险呢？他们集结的兵力是否充足？一切是不是都太仓促了？仅仅几天时间，有些船只就不得不进行修理，重新填充船缝，重新给龙骨上油。一艘大船在希腊外海倾覆，损失了几百人和大量珍贵的火药。征募足够的桨手也像往常一样困难。

此次远征也并非深得民心。士兵们，尤其是下了马的骑兵，不喜欢长时间航海，并且有传言说，这次战役将会非常艰苦。有些士兵通过贿赂逃避参战。为了凑齐兵员，不得不赦免一些罪犯。首席大臣阿里的一句话对这些困难做了概括，并暗示了行动的风险和指挥层的严重问题。阿里志得意满地留在苏丹身边，在观看穆斯塔法和皮雅利登船时，俏皮地讥讽道：“这两个生性快活、酷爱咖啡和鸦片的人，将一起在群岛周边观光游览。” ^[24] 急于出航的舰队还忽略了一项重要的仪式：他们没有按照惯例去参拜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巴巴罗萨陵墓，那可是保佑航海一帆风顺的吉祥物。

[1]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986

[2] “虚假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到次年5月德国入侵西欧之间，在法德边境上，双方虽然已经互相宣战，但都按兵不动的现象，又称“静坐战”。

[3]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10

[4] Mallia-Milanes，Victor，Venice and Hospitaller Malta，1530-1798：Aspects of a Relationship ，Malta 1992，p.64

[5] 米赫里马赫（1522～1578），苏莱曼一世与宠妃许蕾姆的女儿。米赫里马赫的意思是“太阳和月亮”，因为据说她是在春分日出生的，这一天日夜等长。米赫里马赫积极赞助文艺和建筑事业，周游整个帝国，参与政事，并辅佐她的弟弟塞利姆二世。

[6] 罗克塞拉娜（1510～1558），据说原是来自利沃夫（当时属波兰，今属乌克兰）东正教家庭的民间女子，在一次克里米亚汗国对当地的劫掠中被掳为奴，并被售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她被选入苏丹的后宫。很快她就获得了苏莱曼一世的宠爱，为他养育了四个孩子，后来更是令人吃惊地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同苏莱曼正式结婚，成为他合法的皇后。在其影响下，终其一生奥斯曼帝国和她的祖国波兰都保持了和平。苏莱曼一世逝世后，罗克塞拉娜的儿子塞利姆二世继承了苏丹宝座。“罗克塞拉娜”的意思是“乌克兰人”。土耳其人称她为许蕾姆，意为“欢快的人”。她的传奇一生成为许多艺术作品的题材，包括约瑟夫·海顿的63号交响曲等。

[7] Fisher，Alan，“The Life and Family of Süleyman I” in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Istanbul，1993，p.7

[8] Bradford，Ernie，The Great Siege：Malta 1565 ，London，1999，p.17

[9] 今称戈梅拉，位于地中海西南部，摩洛哥北岸，属于西班牙管辖。现在已经与大陆连为一体，成为半岛。

[10] Guilmartin，John Francis，Galleons and Galleys ，London，2002 Guilmartin，John Francis，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1974，p.106

[11]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494

[12] Cassola，A.，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1995，p.19

[13] The Grear Siege 1565，p.4

[14] Cassola，A.，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1995，p.325 et seq.

[15] 今天是伊斯坦布尔位于欧洲部分贝伊奥卢区的一部分。它坐落于金角湾北岸，一道水湾将它同老城隔开。

[16]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15

[17]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845

[18] Bosio，G.，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Rome，1594—1602，p.501

[19] Cassola，A.，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1995，p.7

[20]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33

[21] Cirni，A.K，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rni，Corso，ne quale se descriv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il Soccorso d'Orano，l‘Impresa del Pignone，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1567（2003），fol.47

[22]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社会的重要人物。在逊尼派中，伊玛目等同于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指定政治继承人。逊尼派认为伊玛目也可能犯错误，但假如他坚持伊斯兰教的仪式，仍要服从他。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物，只有伊玛目才能明晓和解释《古兰经》的奥秘含义，他是真主选定的，不会犯错。这里指的是主持礼拜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是一种荣誉称号。

[23] Balbi di Correggio，Francisco，The Siege of Malta，1565 ，trans.Ernie Bradford，London，2003，p.34

[24] Peçevi，Ibrahim，Peçevi Tarihi ，vol.1，Ankara，1981，p.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