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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 希腊人与非希腊人（1830～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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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一地中海的发现与第二地中海的重新发现。希腊世界逐渐囊括了荷马所描述的青铜时代（Bronze Age）驾驶战车的英雄们，罗马世界也被人们发现它植根于鲜为人知的伊特鲁里亚人文化之上。因此，在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初，关于地中海历史的全新观念开始呈现。早期线索是对古埃及兴趣的增长所给予的——这点在前面的章节已有论述——尽管这也与传统的圣经研究密切相关。在18世纪，大旅行（Grand Tour）将富有的旅行家从北欧吸引到罗马和西西里的古典遗址，英国绅士们将此视为除牛津、剑桥——在牛津和剑桥，相比古代实物，那些集中精力于研究之人更愿意沉溺在古代典籍之中——之外另一值得消遣之地。 [1] 另外，由于德国艺术史学者温克尔曼（Winckelmann）开始对希腊艺术形式倾注爱意，辩称希腊人将他们自己献身于美（罗马人不曾做到这点），对古代艺术品的美学鉴赏在18世纪末重获生机。他的《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rt in Antiquity ）于1764年以德文出版，不久又推出法文版，影响力巨大。
随后几十年，庞贝和赫库兰尼姆被发掘出来——被纳尔逊戴了绿帽子的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就积极参与其中。之后对伊特鲁里亚的发掘又进一步增强了北部欧洲人对古代艺术的兴趣，它为室内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模型，为收藏家提供了大量劫掠品。当伊特鲁里亚的墓穴被开启时，“伊特鲁里亚花瓶”，几乎都是真正的希腊制品，被装船运出意大利。在希腊，在挖掘和运出发掘物之前，要买通奥斯曼官员。最著名的实例是，在公元19世纪初，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那些大理石制品被其他文物劫掠者运往欧洲北部的一些博物馆：帕加马的祭坛被运往柏林，迈锡尼王阿特柔斯宝藏中的面具被运往大英博物馆，等等。存世的大量裸体男女雕像唤起美学想象和情欲思想，这不足为奇。徜徉于英国、法国、德国的大型博物馆中，就有机会看到地中海的古代遗址，这些博物馆内的古代藏品充斥着温克尔曼的原则：要理解古典艺术，最重要的就是欣赏它的美。 [2] 地中海世界也通过英国艺术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和沃特豪斯（J.W.Waterhouse）等人的重构古典时期历史的绘画作品而进入欧洲北部。阿尔玛-塔德玛画作中几乎照相般的细节呈现让他格外受欢迎，毫无疑问，他将年轻的裸体女子画在画布上也让他声名大噪。 [3]
人们通常不认为驻足于古希腊土壤是一件重要的事。特洛伊的传说是关于本不存在的诸神和英雄的神话，但当希腊人摆脱奥斯曼统治时，有关希腊和希腊人的浪漫主义臆断便获得了力量。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例子便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公元1824年他在希腊抗击土耳其人时死于热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完全投身古典历史，当时他进行了覆盖地中海北部许多地区，如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大旅行。但很难认定他对希腊的兴趣是被对古典历史的深刻依恋，而不是对自由的浪漫主义信念所激发。事实上，英国人对希腊的态度一点儿都不浪漫。1848～1850年，支持希腊独立运动的帕默斯顿勋爵因希腊政府没有对直布罗陀犹太人唐·帕西菲柯（Don Pacifico）——他的财产遭到骚乱暴徒的侵害——进行赔偿，一度对希腊政府大发雷霆。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雅典，直到希腊人向盛怒的法国人、俄罗斯人——他们和大不列颠一道充当了希腊独立的保证人——做出让步。但帕默斯顿深知，对古典学成就之诉求，在阻碍着而不是有利于希腊人的行为举止：
就像古罗马人一样——只要他说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 ），就能使自己免遭羞辱——不列颠臣民不论身在何处，都能信心满满地感受到，英格兰警惕的目光和强大的武力会保证他免受不公正的待遇。
古希腊的某种精神可以概括为坚持着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但在19世纪初的希腊已难以见到伯里克利和柏拉图的后代。如果某人想见识真正的罗马人，那他只好转而去见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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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部分人在理论上确实相信特洛伊的传说。正如所见到的，爱琴海文明的发现始于海因里希·施里曼对于特洛伊故事的迷恋，他于1868年首次来到特洛伊，五年后，他发掘了他所声称的“普里阿摩斯宝藏”。在地层学和年代测定法尚不发达的时代，施里曼凭直觉识别他所发现的一切。在经过伊萨卡时，他从地下挖出了一堆古代瓮罐；问题不在于它们是不是奥德修斯家族的瓮罐，而在于瓮罐中的骨灰到底属于哪位成员。 [4] 公元1876年，他已在迈锡尼进行发掘，此处比特洛伊更易识别，因为历经千年的狮子门仍可依稀辨别。可以预期的是，他发现了阿伽门农及其家族的墓穴。相比他的考古发现的政治寓意，他对证明荷马的存在更感兴趣，但种族主义者很快便开始利用他的发现，认为最初的希腊文明，即欧洲高级文明的创立者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 [5] 尽管学术界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才让人相信，迈锡尼人与后来的希腊人关系密切，甚至使用早期形式的希腊语。此时，这些争论才转向发掘者在希腊和克里特找寻到古怪铭文：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微小的象形文字，恰好适合近视的阿瑟·埃文斯爵士，将他吸引到克里特，引导他去发掘和重构（同等重要的）他所谓的“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宫殿”。
埃文斯在克里特的事业在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克里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背景下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到1900年时，约30%的克里特人是穆斯林，他们大多数讲希腊语并且是希腊人后裔。这些穆斯林中包括大地主和相当比例的商人，穆斯林人口集中于城镇，而传统上基督徒多分散在乡村。 [6] 大陆上的希腊人赢得的独立使信仰基督教的克里特人燃起希望，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进入新的王国。他们的目标是“统一”（enôsis ）；随之而来的是1821年希腊反抗奥斯曼人的起义，起义持续了九年时间，混乱不堪的局面则在克里特岛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了土耳其人的残酷报复，尽管双方的手都不干净——在19世纪末，克里特东部的穆斯林惨遭蹂躏。欧洲列强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将克里特纳入希腊王国；经土耳其人同意，克里特被委托给穆罕默德·阿里，从1830年起，该岛由埃及统治十年。之后一个希腊人委员会将克里特委托给英国，后者却无意统治克里特，或者说无意推翻东地中海的秩序。 [7] 奥斯曼人清楚地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从1868年起允许克里特人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尽管这并未使统一运动的倡导者感到满意，到1897年时，这些倡导者正从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俄国招募志愿者来为他们的事业而战。
公元1898年，饱受战争创伤的小岛最终被允许在高级专员希腊乔治亲王的管理下获得完全自治，同时它还成为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保护对象，但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仍旧是名义上的君主，因为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土地，尤其在受益人主要是希腊基督徒时更不愿如此。代表两大社群的岛屿政府试图全力促进经济发展，但许多穆斯林在和平到来前就离开了克里特，许多人在内战尚在进行时也逃走了。要知道，恢复经济的过程也包括重构克里特人的身份认同感。1898年，阿瑟·埃文斯需要大量人手来帮助他发掘克诺索斯，在首批发掘行动中，克里特政府热心地通过一系列法律，以鼓励外国考古项目，甚至允许艺术品的出口。 [8] 克里特人将此视为一场公关行动，一个通过在列强保护国的博物馆中展现其历史，从而将克里特的现状公之于世的机会。
这是一个追求和平的岛屿，当发掘者们将克诺索斯展现在世人眼前时，埃文斯想象出了一个和平的克里特形象，用来解释那些令人费解的遗迹。埃文斯的克里特是由某个他假定其名字为米诺斯的人统治的王国。他的解释表明他对克里特的未来与克里特历史的设定有着同样真挚的祝愿。他将米诺斯王国时期的克里特视为一个高贵的、崇尚自然的母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是国王的男性朝臣也变得女性化：追求时尚的廷臣们如宫廷妇女那般，乐意在他所发现的宽敞“舞池”中恣意旋转。他让他的工人们为他舞蹈，以图恢复米诺斯时代克里特的魔力。 [9] 利用米诺斯壁画的残片，爱好和平的王公和喋喋不休的宫廷妇女的形象被重新塑造出来。在克诺索斯重建的宫殿——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丰富的想象力——是现代主义的和平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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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是克里特的写照，它是另一座让土耳其人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的岛屿，尽管它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更低一些。在这里，希腊内陆的事件有着巨大影响力：从公元1821年起，希腊人的塞浦路斯变得桀骜不驯，于是土耳其人总督禁止非穆斯林持有武器。19世纪30年代，多达2.5万名塞浦路斯人离开该岛前去希腊，意在取得希腊公民权后再返回海岛，成为希腊国王的臣民，这使他们获得了充当希腊独立担保人的英国、俄国、法国领事的保护，这激怒了奥斯曼当局。 [10] 即便如此，塞浦路斯东正教多数群体具有“希腊人”主体观念这一认识也不应被夸大：与希腊祖国实现统一的概念更多产生于希腊，而非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其内部各族的社会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相当和平的。英国驻塞浦路斯领事馆与土耳其当局合作，以确保倡导希腊统一的势力能受到控制：1854年，英国副领事向总督通告了有关宣传“谋反”的小册子的消息，它被认为出自尼科西亚的希腊高等学校校长之手。副领事与总督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见于1864年总督邀请副领事参加他儿子割礼仪式的邀请函：“我诚挚地邀请您全程参加庆典，庆典将从周一一直持续到周四，请您在这四天享用晚餐。” [11] 鉴于塞浦路斯地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它的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它的一些基本农产品略有剩余，如大麦出口叙利亚，角豆可出口亚历山大，但生活水平不高——引用一位18世纪晚期的到访者的话——“进口微不足道，因为塞浦路斯只进口刚好可满足其少量居民所需的产品”，即一些精细纺织品、锡、铁、胡椒和染料等 [12] 。到19世纪后期，染料被用于当地的工业：英格兰的白色棉布通过贝鲁特输入，并在当地作坊进行染色，丝织业也蓬勃发展。但塞浦路斯仅仅是东地中海局部网络的一部分，其国际联系相当有限。 [13] 然而，随着人们对古代遗物兴趣的增强，一种新型的大宗违法贸易开始在塞浦路斯兴起。从1865年到1875年，美国领事路易·帕尔马·迪·塞斯诺拉（Louis Palma di Cesnola）将军是所谓的“我的财富”的最辛勤搜集者；他在气势恢宏的库里翁（Kourion）遗址劫掠的大部分古物进入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14]
当英国人迫使苏丹在公元1878年将塞浦路斯岛的行政权交给大不列颠时，奥斯曼政权在东地中海的衰弱显露无遗。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Ⅱ）知道，如果他想要牵制俄国，就需要获得英国人的支持，因为俄国人仍希望能一直出现在地中海上，这只有在他们保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自由通行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当对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反对土耳其当局的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大不列颠时，英国对奥斯曼人的支持开始减弱；英国对独立王国疆域外的希腊人生活状况的同情依旧十分强烈。 [15] 所以，塞浦路斯被视为维系持续性友谊的首付款。依照典型的奥斯曼作风，“高门”仍旧对海岛享有名义上的主权，英国人则被期望将他们从对塞浦路斯的管理中得到的所有收益汇给君士坦丁堡（直到英国和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锋相对时，塞浦路斯才被大不列颠吞并，且直到1925年它才成为英国王室的殖民地）。大不列颠对塞浦路斯的兴趣纯粹是战略性的，随着英国人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大部分股份，而且随着大不列颠于1882年在埃及确立统治地位，其股价也得以提升。对塞浦路斯的占领，使英国控制了自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黎凡特一线的所有海运基地；但与此同时，英国人也获得了一口“大锅”，在锅中，持两种不同信仰的塞浦路斯人之间的仇视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因身处第三方势力的统治下而激化：希腊族的岛民越来越强调海岛的归宿是并入希腊，而土耳其族岛民则担心在克里特土耳其人身上发生的恶性事情将再度降临塞浦路斯。到20世纪初，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群紧紧追随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改革运动，而且一种民族认同意识开始发展，该意识因与希腊民族主义的对峙而进一步加强。 [16] 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伴随着日益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将会产生一种危险，即把一个曾经使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和谐共存的社会撕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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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意识在各族群和宗教群体本来呈分散和混居状态的奥斯曼土地上发展。毫不奇怪的是，民族成分和宗教成分最为混乱的地区是地中海周边的港口城市，如萨洛尼卡、亚历山大和士麦那。尤其是萨洛尼卡，它成为土耳其人、斯拉夫人、希腊人斗争的战场，尽管在1912年时犹太人是该城的最大的单一群体，该城的犹太码头工人数量极其庞大，以至于这里的港口在每周六都会关闭。 [17] 正如马克·马佐韦尔（Mark Mazower）所观察到的，该城通行四种文字、四种日历，因此，“今天中午是几点？”这个问题有多种答案。 [18] 城市大部分地区的主体语言是犹太-西班牙语，它是1492年后由塞法迪犹太人流亡者带来的。犹太会堂的名称仍旧让人回想起住在萨洛尼卡的各支犹太人的发源地：这里有加泰罗尼亚人的会堂，有“萨拉戈萨”（其实是西西里的叙拉古）会堂，还有个会堂别称为“马卡隆”（Macarron），因为阿普利亚的犹太人后裔常常出入此地，据信他们和意大利人一样喜欢通心粉。 [19]
但是，将萨洛尼卡浪漫化却是错误之举。1911年，拉迪诺的报纸《工人团结报》（La Solidad Ovradera ）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萨洛尼卡不是一座城市。它是若干小村庄的集成。犹太人、土耳其人、东马派犹太人（追随沙贝塔伊·泽维的犹太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西方人、吉普赛人——在今天，这类团体中的每个都能称为“民族”——彼此远离，就好像害怕传染病一样。 [20]
不可否认，一家以“工人团结报”来命名的报纸可能无法提供关于各族群之间关系的最客观观点，因为它希望超越民族情感，创建一个无产阶级的同一化社区。犹太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族群之间的日常友好交流可从莱昂·夏基（Leon Sciaky）对19世纪末在萨洛尼卡的童年时光的描述中获悉；在这里，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与一些保加利亚农民关系密切，这些农民给夏基的父亲供应谷物，以使他从事市场交易，而在城市的街道上，小夏基受到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邻居的善待，他们往往乐于在其他社区成员遭难时伸出援手。 [21]
相较于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居住的东欧所实践的通常比较严格的犹太教义，塞法迪犹太人对周边文化总是更加开放；当西欧在奥斯曼世界的影响更加强烈时，犹太精英的举止和语言正日益西化。塞法迪犹太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具有矛盾性。理想的状态是，塞法迪犹太人应该将西方的温文尔雅与东方的异域风情稍加融合，英国的迪斯雷利也持该观点。即便还是个孩子，莱昂·夏基都穿西式服装，这是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趣旨的明显标志，而萨洛尼卡最富有的犹太家族阿拉提尼（Allatini）则用东西方最精致的家具来装饰自己的房舍。 [22] 从公元1873年起，借助“全球以色列人同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AIU）建立的诸多新学校，法语开始大规模渗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中间，并取代了拉迪诺语——一些人将它视为下等人的语言［在亚历山大的犹太精英中，法语也成为流行语，甚至是礼节性语言（de rigueur ）］。到1912年，AIU拥有四千多名学生，占该城犹太学校学生的半数以上。 [23] 萨洛尼卡人和亚历山大人根本不担心他们正日益屈从于法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是犹太人，就连奥斯曼境内所有富裕城市的居民都将讲法语视为与众不同的标记。
在土耳其人还统治着萨洛尼卡时，他们就知道，尽管土耳其人只是少数，但他们掌控着局面。夏基报道了公元1876年的骚乱是如何爆发的：那时一位保加利亚父亲请求外国领事阻止他女儿和一个土耳其人的婚礼；法国领事和德国领事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怒气冲冲地进入清真寺，且动用私刑。 [24] 不同社区内的不安局面到1900年变得更加严重。希腊人被教育普及所排斥：他们的孩子现在在专门的学校中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他们向南方看去，关注着他们的同胞正生活在独立的希腊王国内。斯拉夫人也变得很难驯服。19世纪90年代，激进的马其顿斯拉夫人——他们使用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自行组成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IMRO），欲在萨洛尼卡与斯科普里之间的所有奥斯曼行省进行自治，但他们将萨洛尼卡视为理所当然的首都，他们还打算让这些地区认同保加利亚文化。这是萨洛尼卡的希腊人所无法容忍的，他们利用自己获得的IMRO行动信息向土耳其人示好。 [25] 不久之后，IMRO认定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到了。1903年1月，IMRO的代理人得到了奥斯曼银行对面的一间小杂货铺，该杂货铺由一位沉默的保加利亚人经营，他似乎并不愿意出售他所陈列的不多的货物。但是，到夜里，这个杂货铺恢复了生气。一支IMRO小队在地下挖好坑道后，将地雷安装在奥斯曼银行的宏伟建筑下。掘地道的人堵住了横在通道前的一处市政下水道，附近的科伦坡旅店抱怨说排水系统坏掉了，这些人因此差一点儿就被逮捕。4月28日，他们引爆了地雷，炸毁了银行和临近的几幢大楼。 [26]
当青年土耳其党宣布成立并将启动政治改革时，萨洛尼卡感受到了土耳其政府内部变化所产生的强烈动荡。地中海的政治困境正在剥夺萨洛尼卡的生计：在意大利人于1911年入侵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后，意大利商品遭到联合抵制；又因为奥地利控制了波斯尼亚，萨洛尼卡与的里雅斯特的贸易也遭到抵制。富有的阿拉提尼家庭已经挣得盆满钵满，于是就撤离了萨洛尼卡回到意大利。奥斯曼政权的崩溃速度比之前更快，因此当希腊人于1912年开始向萨洛尼卡进军并称此举是为了祖国时，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不幸的是，保加利亚军队也来了，并且不愿离开；当劝说他们离开时，希腊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在城外爆发了小规模冲突。希腊人占领了萨洛尼卡，但保加利亚的威胁却实实在在，城市失去了富饶的内陆地区，那里曾经是莱昂·夏基的父亲收购谷物的地方。1913年，除了4万名东正教基督徒，该城也是约4.6万名穆斯林和6.1万名犹太人的家园，但希腊的激进分子却想使后两者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 [27] 他们的墓地被亵渎，商店遭洗劫。首相韦尼泽洛斯（Venizelos）——克里特人革命的英雄——坚信希腊应该是东正教希腊人聚居的希腊的理念。剩下的犹太人怎么办，这一问题还不清楚，因为韦尼泽洛斯对他们并不信任。1917年8月，一场大火摧毁了城市的大片居民区，让犹太人和穆斯林街区化为灰烬。这场大火和犹太人、穆斯林的逐渐外迁，为希腊当局重建萨洛尼卡，使它成为一座希腊居民聚居的希腊城市提供了契机。至此，目标清晰可见：萨洛尼卡将再度成为圣德米特里守护的基督教城市。萨洛尼卡将以塞萨洛尼基的身份获得重生。
[1] J.Black，The British Abroad：the Grand Tou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roud，1992）.
[2] R.Jenkyns，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Oxford，1980），pp.133-9.
[3] R.Jenkyns，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Oxford，1980），pp.313-15，318-24；C.Wood，Olympian Dreamers：Victorian Classical Painters 1860-1914 （London，1983），pp.106-30；J.W.Waterhouse：the Modern Pre-Raphaelite （Royal Academy of Arts，London，2009）.
[4] C.Gere，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Chicago，IL，2009），p.20.
[5] C.Gere，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Chicago，IL，2009），pp.38-44.
[6] T.Detorakis，History of Crete （Iraklion，1994），pp.368-72.
[7] T.Detorakis，History of Crete （Iraklion，1994），pp.295-6，320-26，349（very biased）.
[8] Gere，Knossos，p.73.
[9] Gere，Knossos，pp.67，82-5.
[10] A.Gazioğlu，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p.220，242-8.
[11] A.Gazioğlu，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p.216-17.
[12] Giovanni Mariti（1769），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155.
[13] Archduke Louis Salvator of Austria，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p.164-5.
[14] Archduke Louis Salvator of Austria，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London and Nicosia，1990），pp.225-34.
[15] R.Rhodes James，Gallipoli （2nd edn，London，2004），p.4.
[16] A.Nevzat，Nationalism amongst the Turks of Cyprus：the First Wave （Acta Universitatis Ouluensis，Humaniora，Oulu，2005）.
[17]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6.
[18]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194.
[19]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242.
[20] M.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p.253.
[21] L.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Istanbul，2000），p.37（another edition，as Farewell to Salonica：a City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2007）.
[22] R.Patai，Vanished Worlds of Jewry （London，1981），pp.90-91；Mazower，Salonica ，p.237.
[23] Mazower，Salonica ，p.234；also 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92-3.
[24] 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37.
[25] Mazower，Salonica ，pp.264-5；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73-4.
[26] Mazower，Salonica ，pp.266-8；Sciaky，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75-81.
[27] Mazower，Salonica ，p.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