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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六 碎片化的地中海（1945～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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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对德国的胜利也让地中海动荡不安。希腊从内战中诞生出亲西方的政府后，塞浦路斯的喧嚣更甚，其号召与希腊统一的运动（enôsis ）再次开启。正是因为希腊人站在西方一边，以及土耳其没有卷入战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才开始将地中海视为对抗苏联扩张势力的新斗争的前哨。 [1] 斯大林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没有支持共产党在希腊的起义，但他积极探求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自由出入地中海的方法。在伦敦和华盛顿，对地中海沿岸建立苏维埃同盟国家的担心依旧存在，因为南斯拉夫的游击队领导人铁托（Tito）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打出了正确的牌，甚至开始赢得英国的支持。此外，意大利人已经失去了扎达尔、科托尔的海军基地和他们在战争中垂涎的达尔马提亚的大片地区，而阿尔巴尼亚在经历了第一次意大利人占领以及之后德国人占领的痛苦后，已在受教于巴黎的共产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的领导下重获独立，霍查毫不妥协的姿态使他的国家陷入更深重的孤立。
掌权后，霍查设想，他的国家将与铁托领导下的新生的南斯拉夫和苏联一道，成为社会主义众兄弟国家中的一员。与南斯拉夫的密切关系在诸多经济协定中留下了印记，这些协定表明铁托希望将阿尔巴尼亚拉入南斯拉夫联盟。霍查却另有打算，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保卫国家每寸领土的权利，应延伸至阿尔巴尼亚沿岸水域：长期以来作为联系希腊到亚得里亚海的水路的科孚海峡被布上了水雷，防止别国入侵。英国决定派军舰通过海峡，宣称它有权代表世界各国的利益担任地中海海上的警察。1946年10月22日，两艘英国军舰在通过科孚东北部的阿尔巴尼亚港口萨兰达（Sarande）附近时触发水雷，四十四名船员丧生。 [2] 谁布下了这些水雷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对海峡的后续清理表明，那些还在水中的水雷没有锈迹，是刚上过油的；即便它们不是新的，也有人强烈质疑，它们是铁托的海军代表霍查安放的。阿尔巴尼亚人没有适合安装水雷的船只。 [3] 霍查并未道歉，却将手指向了根本不可能是嫌疑犯的希腊人。这一事件终止了英国与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另外，铁托对苏联试图将南斯拉夫当作卫星国的态度愤怒不已，他拒绝了苏联在达尔马提亚建立海军基地的请求。
理论上，英国在地中海的影响依旧强大：利比亚从意大利手中被夺走，置于英国人的托管统治下，尽管英国因战争而处境艰难，希望尽快摆脱这个国家。美国人被授予对的黎波里外围庞大的惠勒斯空军基地（Wheelus Field）的全权使用权，这意味着他们比英国人从利比亚获得的更多——英国在此地的石油开采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 [4] 但英国人无力勾画地中海未来这一事实在巴勒斯坦危机中表露无遗，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再也无法遏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英国军队逐渐成为极端派别的目标。 [5]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对于使地中海充当对抗苏联的前哨的理念非常着迷，他也对巴勒斯坦，其实是对犹太人十分着迷，他认为，美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会因美国那些逼迫杜鲁门总统去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人而受到致命伤害。在他看来，这会招致其他国家，如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如果美国想要在地中海建立海军基地，阿拉伯人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形势也很明朗，斯大林正在利用巴勒斯坦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首先鼓励暴乱，接着在1948年5月，和美国争着承认以色列国，以色列很快从苏联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获得了武器补给。围绕这些问题的不同意见令总统大为光火，他于1949年向福莱斯特发难；之后不久，沮丧的福莱斯特便自行了结了生命。 [6]
在地中海舞台上，以色列的重要性既体现在人口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巴勒斯坦最大阿拉伯城市雅法的居民在该城落入哈加纳（Haganah）——以色列未来的军队——手中前是如何流散的。另一个重要港口是海法，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杂居的城市，该城在1948年初有约7万名阿拉伯人。到独立战争结束时只有约4000名阿拉伯人留在该城市。局势不可避免地十分混乱：一些阿拉伯首领放弃了早先的战斗，并于1948年4月离开城市，这使留下来的人士气低落；阿拉伯高级指挥部（Arab Higher Command）似乎希望阿拉伯人离开，因为它担心他们会在5月英国人最终离开巴勒斯坦后被劫持为人质；哈加纳炮击海法，引发了恐慌，人们顶着炮火逃向阿卡和贝鲁特。轰炸的目的是迫使海法的阿拉伯领导人尽快投降。这一冷酷政策遭到一些犹太领袖人物的反对，他们认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必须像一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合资企业——一个犹太代表团前往海法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劝说人们不要离开，而英国军事情报机构注意到，“犹太人已尽力阻止阿拉伯人成批撤离，但他们的宣传似乎没有多少效果”。 [7] 随着更多的人知道阿拉伯人撤离海法城的消息，其他阿拉伯人开始离开那些哈加纳正在逼近的城市：最著名的是雅法，也有加利利内陆各城镇。哈加纳的一篇报道表明，“精神恐慌性逃离”因有关内陆村庄阿拉伯人被驱逐的报道而更趋严重。 [8]
20世纪早期的犹太定居者受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指引，而后来的大部分则是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之前和迫害期间，以及迫害刚一结束时，为了寻求避难所而来。1938年以来，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限制主要是因为阿拉伯领导人的无情反对，这使巴勒斯坦成了难以到达的避难所。阿拉伯人对犹太国的强烈敌视不仅局限于巴勒斯坦本身，也让以色列中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口激增，他们被视为“新的出埃及者”，从1948年开始大量离开阿拉伯国家。在十二年内，地中海的犹太人社区大量集中于以色列。在北非，以色列的建立引发了反犹骚乱，这使得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大量离去，但更加富裕和更加西化的家庭常常会离开中东，前往法国或意大利。由此便有了犹太人的南北流动和东西流动。到1967年，除去以色列，地中海主要的犹太人中心是法国南部，这是北非移民的结果。另外，长达一千九百年的地中海犹太人大离散已经突然被逆转了。
如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开始失去它们对东、南地中海之占领地的控制。1943年（这并非最佳时机），黎巴嫩人已经开始煽动摆脱法国的统治，但他们在1946年颁布了一项奇怪的法令，保障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权利；伴随独立而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就像贝鲁特一样，凭借西方化的举措，成为阿拉伯黎凡特的主要港口和银行中心。在埃及，与过去的告别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1952年，一个阿拉伯军官的政变集团夺取了政权，国王法鲁克（Farouk）被流放，这标志着亚历山大混合社会解体的第一阶段，法鲁克的王朝在对亚历山大进行统治时太过挥霍。法属和西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突尼斯的骚乱继续给其宗主国施压。英国的直接控制范围正收缩为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塞浦路斯和苏伊士运河一线。这与它本应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设想相比，不足挂齿；印度在战争结束两年后获得独立，而且，即使英国仍然保留着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苏伊士的军事和政治重要性也正在下降。这一切意味着丘吉尔希望恢复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正变得无关紧要，但前提条件是：苏联还没有在地中海内找到盟友。而在1956年之前，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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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革命引发了新的担忧。埃及新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开始向阿拉伯世界展示自己的这样一种形象：他会重塑阿拉伯国家的自尊心（与之相伴的是他们所坚持的主张，所有阿拉伯国家最终是一个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尽管纳赛尔于1954年支持与以色列进行秘密对话，但双方互不信任，对恢复与以色列关系的犹豫尝试演变成了相互敌视。 [9] 1954年，英国和法国同意从运河区撤军，而且他们应该不会对1956年7月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城的讲话——宣布运河国有化——感到太过惊讶；也许最困扰他们的是纳赛尔在抨击殖民列强时的强硬语气。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认定，他面对的是“尼罗河上的希特勒”。这些恐惧背后隐藏着其他东西，全球性的担心：当美国不再为修建阿斯旺大坝提供援助时——人们认为大坝能为埃及带来繁荣——纳赛尔转向了苏联。不能忽视纳赛尔可能为他的新盟友在地中海提供一个海军基地的风险。
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埃及人会把运河经营得一团糟，以色列人则正急于表明，埃及对内盖夫（Negev）居民区的轰炸和阿拉伯突击队（fedayin ）从埃及占领的加沙对以色列发动的进攻，都必须用武力加以阻止。1956年10月，纳赛尔在加沙组建了他的军队，并对以色列进行言语攻击，扬言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由此来进一步提升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 [10] 1956年10月在巴黎附近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理安鼓励法国和英国步调一致地对抗埃及，而且提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主意，诸如同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一起重建中东，在以色列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半自主的西方银行，在约旦和伊拉克建立英国的优势地位。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认为这一计划野心太大，而且他仍然相信，只要纳赛尔肯听他的，外交游说（jaw-jaw）远胜于战争（war-war）。如果发生战争，他就坚持：目标一定是“占领运河区并摧毁纳赛尔”；如果以色列进攻了埃及，法国和英国就将出面干预，保护运河，这会给他们重获已经失去东西的机会，但他们不可能公开站在以色列一方。 [11]
所以，事情的结果是丢人的惨败，向全世界昭示了英国和法国的势力在地中海范围的终结。以色列进攻埃及，迅速占领了加沙和西奈；英国和法国军队在运河区登陆，声称要保护运河，将交战双方隔离开来；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赞成早早地结束战争，以色列被要求从西奈撤军，它仅仅得到从红海到埃拉特（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行的承诺，以及一份心照不宣的协定，即埃及所支持的阿拉伯突击队的进攻将告终结。纳赛尔看起来比之前更强大，而艾登的首相任期只持续了数月。欧洲人担心难以维护运河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危机彻底动摇了地中海昔日的霸主地位。 [12] 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苏联在埃及的影响与日俱增，正如前者在叙利亚——它一度被并入埃及，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的一部分——所做的那样。苏联为纳赛尔提供“顾问”，与此同时埃及对以色列的抨击变得越来越乏味，其中包括一系列受政府控制的媒体中的反犹卡通片。
纳赛尔对以色列的抨击使他建立起在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地位，但当全中东的民众一起为他欢呼，并谴责以色列时，他被自己的话语冲昏了头脑。1967年夏初，他承诺对以色列实施海上封锁，尽管只是在红海，而非地中海。 [13] 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仅仅六天后，以色列攻占了加沙、西奈、戈兰高地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所属地区。结果，苏伊士运河成为以色列和埃及军队的交战前线，被封锁了十天，之后双方便在运河两岸打起了消耗战，直到埃及人于1973年10月发起突然袭击——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这次，他们的目标不是“将以色列扔进海里”，而是更加现实地收复西奈。尽管以色列人取得了前期胜利，最终埃及人还是反攻到运河对岸，四年之后，埃以双方才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勇闯虎穴，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不久后，他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之后，运河再度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最后也包括以色列。但六日战争还使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战争期间，除了摇摆不定的罗马尼亚，苏联一方最终都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此举意在赢得阿拉伯世界的赞许，同时强调，以色列的朋友是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这类资本主义列强。事实上，赎罪日战争具有美苏代理人战争的某些特点：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大量武器，而美国则通过亚速尔群岛的美军基地运送装备。更多的危害也因苏联支持暴力的巴勒斯坦极端组织而产生，其中一些，像“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就舒适地在大马士革安顿下来，在此宣传着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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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进入地中海政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斯大林答应，意大利和希腊将留在西方世界，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都被纳入三年前美国、英国和法国建立的新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这是一个错误的名字，因为意大利也是其中一员。北约将地中海视为对抗苏联扩张的前线：无论是法国及其北非帝国，还是英国及其在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基地，都是地中海上的大势力。尚在利比亚惠勒斯基地驻军的美国对如何保卫地中海免遭苏联侵犯有其自己的想法。1952年，美国第六舰队到访西班牙八座港口，包括巴塞罗那和马略卡岛的帕尔马，此举给佛朗哥大元帅撑足了脸面，当时他正兴奋地将政府的敌人送往另一个世界。尽管西班牙加入北约需等到1975年这位独裁者死后，但美国在此之前就已开始在西班牙建立空军基地。
20世纪50年代，法国逐渐从地中海向外张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重心如今比以往更清楚地集中于北方：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建立不仅被视为促进经济合作的利器，更被看作防止法德间发生新冲突的手段。意大利的加入给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向地中海发展的空间，但这种空间不应该被过分夸大：意大利之所以有资格加入共同体，凭借的是米兰和都灵（Turin）这些游离于地中海之外的工业城市，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个十五年，意大利是共同体中最贫穷的国家，其贫困的南部文化落后、农业衰退、工业化程度低。 [14] 背离地中海的更多证据可见于法国去殖民化的痛苦历史。法国先是承认了恼人的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的自治，后来又允许他们独立，随后又想象着他们的独立能控制住阿尔及利亚，后者的北部沿海已经被纳入了法国本土（metropolitan France）。法国军队与当地民族主义者“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之间的恶性斗争因激进的“秘密军组织”（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 ）的参与——他们既攻击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也攻击法国政府，以保护他们所谓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而变得复杂。阿尔及利亚问题震撼着民意和法国政治。随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移民者占领了政府大楼，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覆灭和戴高乐在1958年执掌法国大权的军事政变开始了；法国继续向科西嘉派兵。戴高乐接掌政权后，认为法国必须保留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但不久他便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几个同僚将军断定，戴高乐背弃了他们的初衷，并发动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戴高乐不为这些威胁所惧，于1962年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发生了大规模群众运动。那些还未离开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因1962年7月5日的“奥兰大屠杀”而被劝告离开：阿尔及利亚独立那天，奥兰的欧洲区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屠杀了大量民众——人数存在争议（估计至少有100人），但成功实现了吓走成千上万欧洲人的目标。尚在奥兰的法国军队奉命保持中立，持观望态度。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后数月，大约有90万名法国籍的阿尔及利亚人离开了，包括法国移民和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大部分人定居在法国南部。随之而来的是一波阿尔及利亚本土移民，和来自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移民，他们使马赛和其他城市的中心地区大为改观。大量北非民众的出现，并没有在法国南部创造出新的多民族和谐共存局面，反而催生了丑陋而恐怖的仇外情绪，这种情绪因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FLN）的恐怖主义记忆而得以强化。
英国也面临其地中海各附庸国强烈的独立要求。马耳他人面临三种选择：其一，加入意大利——一种在战前风靡一时但在遭围攻后显得不可思议的观点；其二，通过与英国的联合加强与宗主国的关系；其三，独立。第二种意见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皇家海军显然对马耳他造船厂的使用越来越少，随着英国人逐渐减少在地中海的出现频率，到1964年，独立运动最终获得胜利。但马耳他在此后的十年仍然奉伊丽莎白女王为国家首脑，并继续留在英联邦内。后来，在多姆·明托夫（Dom Mintoff）的社会党政府执政时期，马耳他开始鼓吹其不结盟地位，并在地区内寻求盟友，其中就包括谁都想象不到的，于1969年攫取了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上校（Colonel Gaddafi）。该岛保留着一笔奇怪的遗产：鱼和薯条，肉桂卷和英语——尽管如今英语对马尔他人而言处于次要地位。继任的马耳他政府对遗留问题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发利用不再有英国舰队出没的大海港。海岛的不结盟地位意味着苏联舰队无法从马耳他获得多少利益。但随着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中国人开始看到了机会。渺小的马耳他和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人投资了对马耳他干涸码头的改造工程。另外，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直享有使用阿尔巴尼亚海上军事设施的权利，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亲密的欧洲盟友，现在，它乐意拒绝向莫斯科的“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分子”提供设施。 [15]
对英国而言，马耳他是只恼人的蚊子，塞浦路斯却是个大马蜂窝。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要求与希腊实现统一，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民众之间日益严重的分野产生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土耳其政府认定，由希腊人把持的塞浦路斯对土耳其南部水域是个战略威胁。然而，反对的焦点不仅仅是对立的社区。外国势力成为希腊暴力民族主义者的目标，这些民族主义者中有日益极端化的中学生。他们想象着，他们正在重新开始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并实现希腊独立的斗争，一些人成为“埃奥卡”（Ethniki Organôsis Kypriôn Agonistôn ，EOKA，即塞浦路斯全国战斗者组织）的成员。它的青年分支组织要求成员以“圣三位一体”之名发誓，将“为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桎梏而竭尽全力，甚至不惜献出我的生命”。 [16] 这并非儿戏。埃奥卡指挥官乔治斯·格里瓦斯（Georgios Grivas）是个毫无同情心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在最紧要的关头，尼科西亚的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对英军（共屠杀一百多人）和土耳其人的屠杀行为，希腊社区和土耳其社区都防守着各自的区域——由铁丝网隔开，或由非正规军把守。 [17]
劳伦斯·达雷尔——受教于尼科西亚的希腊高中，后来成为塞浦路斯的英国情报官——还记得骚乱开始时，英国殖民当局的优柔寡断：
例如，是否以希腊人的方式行事就能被算作希腊人？当雅典正在广播诋毁和煽动性言论，激励希腊人奋起之时，希腊国歌应该在独立日奏响吗？这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我被迫在模糊的友善和责难之间行事。 [18]
埃奥卡誓言中的圣三位一体祈祷强调了统一斗争中希腊正教的作用，因为正是希腊教会，而并非作为伯里克利后代的观念，是希腊人认同感的核心——土耳其人对伊斯兰教的情感则随意许多。马卡里奥斯（Makarios）大主教担任了总督（Ethnarch），成为希腊社区的首脑，但英国当局在1956年将其逐出海岛，把他扣留在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上长达三年。他是去殖民化理念的坚定倡导者，并引领了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运动，土耳其人反击说，缓解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紧张关系的唯一途径是拆分海岛。很难说，这到底是否可行，因为土耳其人遍布海岛各地。此外，希腊人日益掌握经济主导地位，而混合型村庄中的土耳其人社区常常贫困落后。
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了，马卡里奥斯任总统，但共和国需要悉心呵护。希腊、土耳其和英国是保护国，如果塞浦路斯受到威胁，它们有权干涉。英国在泽凯利亚（Dhekelia）和阿科罗提利保留了非正式的基地，面积约100平方英里（250平方公里），作为英国统治下的领土；它们成为北约在中东的监听站。根据塞浦路斯宪法，由土耳其人担任副总统，且土耳其人的政治影响力超出了与其人口数相对应的水平（希腊人坚信这一点）。但宪法的目的是确保希腊人不会使海岛与希腊合并。尽管1960年马卡里奥斯承认，塞浦路斯将成为独立共和国，但合并在1967年后仍然是塞浦路斯希腊人的待议事项，当时一个野蛮的、民族主义强烈的军政府在雅典夺取了希腊政权。1974年夏，驻扎塞浦路斯的希腊军官成为骚乱的根源，马卡里奥斯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希腊军官们似乎打算通过武力实现合并。土耳其政府于7月下旬进行干预，宣称其作为保护人有权如此行事；土耳其派3万人的部队登上海岛，占领北方三分之一的土地，而此时雅典的军事集团名誉扫地，失去了政权。在塞浦路斯，人的作用是可以预料到的。19万名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从凯里尼亚（Kyrenia）、法马古斯塔和一些小城镇或村庄逃至南方，逃往希腊控制区，数万名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则匆忙向北逃跑，寻求土耳其军队的保护。由此，海岛终于以民族为界产生了分裂，但也出现了深刻的生理和心理创伤：靠近土耳其前线的法马古斯塔海滨耸立着希腊人利用独立后相对和平局面而建造的酒店，现在已成了废弃的幽灵城镇，与古城法马古斯塔——由四百年前遭土耳其人轰炸的哥特教堂废墟构成的幽灵城镇——相伴。横穿海岛，延伸着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大片无人区，隔开了两个民族区。尼科西亚早在1963年就已经分为土耳其人区和希腊人区，设置了街垒的区域住着土耳其人。 [19] 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边界从老城的中心穿过。仅在2008年4月才开放了尼科西亚老城区的一处十字路口。
土耳其人继续他们针对合并运动的政策。1983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建立，除土耳其外，它不为国际承认，那里驻扎着大量军队，并鼓励成千上万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在当地寻找新生活。塞浦路斯的政治变化可从地名的变化中，从废弃礼拜场地，从四处飘扬的旗帜中得知——在塞浦路斯北部地区，土耳其国旗与北塞浦路斯的旗帜——白底红新月——一同飘扬；在南部，希腊国旗与塞浦路斯共和国旗帜一同飘扬。事实上，塞浦路斯隶属于四种相互独立的势力：希腊塞浦路斯共和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英国和联合国。2004年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之后便致力于团结各方力量，因为欧盟将希腊共和国视为全体塞浦路斯人的政府，欧盟的投资也使土耳其尼科西亚、凯里尼亚和北塞浦路斯其他地区的项目获益。希腊竭力推动欧盟承认塞浦路斯，这不足为奇，因为站在希腊的立场上，这是在欧盟圆桌上增强希腊话语权的机会，让欧盟更深入地卷入希腊-土耳其竞争当中，将塞浦路斯的分裂问题带到国际舞台上。 [20] 而土耳其民众则普遍准备接受成立塞浦路斯联邦的计划，希腊塞浦路斯人拒绝放弃他们在北方的财产，但希望借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之机来解决分裂问题的人未免过于乐观了。迫使北塞浦路斯去寻找一个解决办法的最重要因素是一个严重依赖土耳其经济援助的、不被承认的国家的经济困境，更不用说军事上的困境了。 [21]
英国在地中海的第三块领土，也是最小的一块领土没有去殖民化的机会——它也不愿去殖民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仍旧将直布罗陀海峡视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尽管其重要性随英国在地中海义务的减少而下降，美国人不需要它，因为他们为使用西班牙南部的基地与佛朗哥达成了协议。佛朗哥想象着，如果他能制造出足够的呼声，他就能拥有直布罗陀海峡。但1950年前后，英国对于发展与西班牙政府——因镇压记录而名声很差——的关系并不十分感兴趣；西班牙也无法使其声音传到联合国，它到1955年才获准加入联合国。 [22] 前一年，新女王伊丽莎白在她为期六个月的环球之旅中最后访问了直布罗陀海峡，这使佛朗哥有借口调动马德里街头的人群。西班牙认为，它对国家的每一寸领土都拥有权利，许多直布罗陀人和英国人一样是外国侨民，它宣称，真正的直布罗陀依赖圣罗克（San Roque）的居民而生存，附近的西班牙城镇早在1704年就已有巨岩上的原住民定居。 [23] 不像其他去殖民化观点，这个问题不在于居民获得自治权，而是一个更加传统的自然边界问题（这点如何适用于摩洛哥对西班牙设在休达和梅利利亚前哨的主权要求，却没有解释清楚）。随着王室到访，佛朗哥对西班牙和巨岩之间的来往做了更严格的规定。一位前美国空军（USAF）飞行员写道：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我几次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飞往直布罗陀。它是我被要求执行的最困难航程之一，因为西班牙的空中交通管制（Spanish Air Traffic Control）为飞机在东部的降落划出了极其狭窄的空中走廊。 [24]
英国在该问题上摇摆不定，因为它发现，相比在皇家海军的全盛时期，此时直布罗陀海峡的用处不大，但它还是对直布罗陀人不停地对英国表示忠诚印象深刻。 [25]
英国坚持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领土完整问题，而是直布罗陀人的意愿。1969年5月，英国政府解释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会让直布罗陀人民屈从于不让他们自由民主地表达意愿的他国政府。” [26] 沮丧恼怒的佛朗哥——他从未丧失横行霸道的能力——彻底关闭了西班牙和直布罗陀之间的边界。这一关就是十三年，直到进入民主西班牙时代，而且直到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体才完全开放。那段时间，在直布罗陀有份工作的西班牙工人与他们的工作地完全切断了联系，直布罗陀人只能经丹吉尔迂回到达西班牙。西班牙的敏感性达到了巅峰：1965年，西班牙扬言，如果直布罗陀小姐被允许参赛，它将抵制世界小姐选美；但英国外交部让西班牙自行决断的任何念头都因所有居民拒绝解除与英国的关系而不断遭到抵制。 [27] 由于其民众融合了英国人、西班牙人、热那亚人、马耳他人、犹太人、印度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居民，直布罗陀可以被视为曾普遍存在的地中海港口城市的最后幸存者之一。
[1] S.Ball，The Bitter Sea：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1935-1949（London，2009），pp.303-6.
[2] E.Leggett，The Corfu Incident （2nd edn，London，1976），pp.28-100.
[3] E.Leggett，The Corfu Incident （2nd edn，London，1976），pp.113，128-30.
[4] Ball，Bitter Sea ，pp.309，323.
[5] See，e.g.，N.Bethell，The Palestine Triangle：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British，the Jews and the Arabs 1935-48（London，1979）；M.Gilbert，Israel：a History （London，1998），pp.153-250；A.Shlaim，The Politics of Partition：King Abdullah，the Zionists and Palestine 1921-1951（Oxford，1990：2nd edn of his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Oxford，1988）.
[6] Ball，Bitter Sea ，pp.295，305-14.
[7] Cited by B.Morris，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17-1949（Cambridge，1997），p.87.
[8] A.LeBor，City of Oranges：Arabs and Jews in Jaffa （London，2006），p.122.
[9] A.Shlaim，The Iron Wall：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London，2000），pp.118-19；Gilbert，Israel ，pp.306-11；see also Shlaim，Politics of Partition ，p.172.
[10] Gilbert，Israel ，pp.297-8，311-12，317.
[11] Shlaim，Iron Wall ，pp.172-3.
[12] H.Thomas，The Suez Affair （London，1967）；Shlaim，Iron Wall ，p.184.
[13] M.Oren，Six Days of War：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2002），pp.60-116.
[14] G.Schachter，The Italian South：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New York，1965）.
[15] H.Frendo，Malt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Reflections on the Course of Maltese History （Malta，1989）；B.Blouet，The Story of Malta （3rd edn，Malta，1987），pp.211-22.
[16] L.Durrell，Bitter Lemons of Cyprus （London，1957），pp.193-4.
[17] J.Ker-Lindsay，Britain and the Cyprus Crisis 1963-1964 （Peleus：Studien zur Archäologie und 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und Zyperns，vol.27，Mannheim and Möhnesee，2004），pp.21，51-65.
[18] Durrell，Bitter Lemons ，p.159.
[19] Ker-Lindsay，Britain and the Cyprus Crisis ，p.37.
[20] M.Gruel-Dieudé，Chypre et l’Union Européenne：mutations diplomatiques et politiques （Paris，2007），pp.160，165-6.
[21] D.Ioannides，‘The dynamics and effects of tourism evolution in Cyprus’，in Y.Apostolopoulos，P.Loukissas and L.Leontidou（eds.），Mediterranean Tourism：Facet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London，2001），p.123.
[22] M.Harvey，Gibraltar：a History （2nd edn，Staplehurst，Kent，2000），pp.167-8.
[23] M.Alexander，Gibraltar：Conquered by No Enemy （Stroud，2008），p.237.
[24] Private communication from Dr Charles Stanton.
[25] 注意书中方法的模糊性：G.Hills，Rock of Contention：a History of Gibraltar（ London，1974）。
[26] Alexander，Gibraltar ，p.241.
[27] S.Constantine，Community and Identity：the Making of Modern Gibraltar since 1704 （Manchester，2009），pp.4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