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二 紫铜与青铜时代（前3000～前1500年）
1
人们在谈及史前社会的发展时，总会从以下两个视角选取其一加以考察：一个是传播论者的方式（现在已不大流行），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是，新式样和新技术的到来要归因于移民和贸易；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社会内部因素促进了变化与发展。随着人们更为重视社会内部发展对于社会变革的促进，对移居者的种族认同的研究逐渐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已经意识到根据语言和文化进行的简单“种族”识别，与这些族群生活的周边环境是无关的：族群在融合，语言被相互借用，一些重要的文化习俗如丧葬仪式在没有新移民到来的情况下也在发生变化。同样，将所有社会变迁仅归因于受贸易增长影响的内部发展，这也是不正确的：史前时代人烟稀少的地中海海滨和岛屿为人类寻找食物提供了广袤的空间，被放逐的军事首领或去往异教神庙朝圣的人可以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建立新的居住地。如果新居住地有更早的居民，那么移居者或是将他们驱逐或消灭，或是与他们通婚，其中某一方的语言还会出于现在已无法解释的原因成为主体语言。
基克拉泽斯群岛于青铜时代早期（自约公元前3000年起）成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的故乡。当时，其主要岛屿均有人居住，米洛斯岛上的菲拉科皮这类村落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他岛屿上的小村落也以原初的一些小型田庄为中心发展起来。 [1] 黑曜石的采石场仍在使用，与此同时，基克拉泽斯群岛西部的紫铜也被运到了克里特岛。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产品不断输出，且已有了明确的输出方向：出于某种原因，产品向爱琴海的南部而非北部流动，这说明当时海洋的开放程度依旧有限，且依赖于其他地区能为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岛民提供什么。岛民们似乎很少将外来物品运进他们的村落，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只发现了少量的东方产品。但认为考古记录相当完整是一种典型错误，纺织品、食物、奴隶及用木料这类无法长久保存的材料制作的产品毫无疑问都已经进入海岛，尽管这些物资的到来在前3千纪是否可被正式称为“贸易”，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克拉泽斯文化不再只局限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上，它开始向南传播。在考古学家所称的“EB I”时期，即青铜时代早期的第一个阶段，一批新的移居者在克里特岛东北部的阿亚夫提亚（Ayia Photia）发展起来。从墓葬形式判断，他们的文化更像基克拉泽斯文化，而非克里特文化。但若将此地确定为基克拉泽斯居民的正式“殖民地”，就会太过具体；更确切的说法是，基克拉泽斯居民移居至克里特岛，并以其原有的习俗在此居住。至“EB II”时期，即大约公元前2500年，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物品进入阿亚夫提亚，甚至被克里特工匠模仿；另外，这些物品的流通还辐射至东北方新兴的特洛伊城。此城邻近达达尼尔海峡，不断加强着与安纳托利亚内陆和黑海的联系，可能是锡的主要来源地。 [2]
此时，有一种金属的影响力正在加强，它巩固了掌权者的力量，它就是青铜。由于对这种合金的需求，爱琴海上形成了一个网，将特洛伊和诸岛屿连接起来。青铜或紫铜制成的闪闪发光的容器及基座显示了所有者的财富和威望；而确保应敌时的安全的却是青铜武器。拥有这些物件的人无疑是成功的军事领袖。紫铜于基克拉泽斯群岛最西端的基斯诺斯岛（Kythnos）或希腊本土的阿提卡被发现。早期的冶金者已经知道将相对较软的紫铜与锡铸成合金可以增加铜的硬度。搜集青铜原料并建立交换体系意味着爱琴海上已经形成了至少可被描述为贸易路线的相互交往的网络。为进行交换，乘着船的中间人依据季节的不同，年复一年地建立了有规律的联系，但将这些中间人视为完全以贸易为生的职业商人还为时过早。地中海因此活跃起来，来自各地的人穿梭于地中海之上，寻找或急于售出那些同样来自各地的货物。
这些贸易路线都经过了基克拉泽斯群岛，但群岛并未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然而，在使用“艺术”这个表述时我们应该加一些限定语，因为岛上居民生产的艺术品已具有明确功能，尽管有些功能现在已很难译解。“基克拉泽斯艺术”对当代艺术家影响很大。“朴素的形式却总能摄人心魂”，科林·伦福儒如是说，因为当时之人越来越关注人体比例的“和谐”，这种“和谐”在同时期的马耳他、埃及古王国或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像中是找不到的。 [3] 在艺术品的规格方面，既有微小雕像（在现代人眼中，这种雕像是定式化的，更像小提琴而不是人），又有接近真人大小的乐师雕像。小提琴雕塑属于可追溯至约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作品类型。女性雕像占据统治地位，暗示当时是大女神崇拜时期。“萨利亚哥斯的肥胖妇人”（Fat Lady of Saliagos）拥有丰满的臀部，就像马耳他的神像一样，这可能与生殖崇拜有关。来自帕罗斯岛（Paros）的大理石为这些雕塑提供了原材料，但是从留存的大量颜料来看，有人对它们做过着色处理。 [4]
这些雕像与葬礼有关，在一处墓葬中发现了十四尊陪葬的神像。我们发现，有时这些雕像是破碎的，将它们打碎可能是复杂葬礼仪式的一部分。它们代表已故者吗？考虑到其生产已经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基克拉泽斯群岛上的早期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且持续了十二个世纪），它们可能有好几种用处。其他的解释包括，它们是“psychopompoi ”，即冥界的亡魂引路者，或者是人祭的替代者，又或者是陪伴死者的殉葬者，它们将在另一个世界满足死者的性需求或为其提供音乐表演。这些雕像证明了一个具有较高技艺的专职匠人阶层的存在。墓葬显示，这是一个有阶级划分且结构复杂的社会，存在着领袖和下属；男性劳力应该已在爱琴海上日益增加的小船上充当桨手，然而他们的航行不大可能超出爱琴海的范围，而且似乎帆船到前2千纪才开始投入使用。桨船的图像在所谓的“煎锅”，即一种刻有图案的泥板上有所展现，图案中的物体形似蜈蚣，它的船头是翘起的。 [5]
2
特洛伊在地中海史上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青铜时代起，特洛伊就成为联系爱琴海与安纳托利亚及黑海地区的补给站；另一方面，特洛伊的故事已经扎根于历史意识中，不仅对于宣称毁灭了该城的希腊人是如此，对宣称来自该城的避难者是自己祖先的罗马人也是如此。自公元1868年以降，真实的特洛伊与神话中的特洛伊已很难区分，当时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痴迷于证实《伊利亚特》的真实性，认定距达达尼尔海与爱琴海交汇处四公里远的希沙里克（Hisarlik）山丘就是荷马笔下的那座城市。 [6] 有些学者认为特洛伊战争并不存在，特洛伊的位置因此也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但赫梯文献（Hittite archives）中的发现平息了这一严重争论，证实希沙里克山丘中存在一处为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所熟知的名为特洛伊或伊利奥斯（Ilios）的城址。后来的定居者，包括古典时期建立伊利奥斯新城的希腊人，以及最开始想在此地而非拜占庭建立新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同样相信特洛伊就位于此地。更引人注目的是，该遗址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典作家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前1184年）之前。在青铜跨越东地中海开始对外输出时，该城的历史揭开了序幕。它被一次又一次重建，1961年，现代考古发掘者卡尔·布雷根（Carl Blegen）在九个主要地层中辨认出了四十六个遗址层。 [7]
特洛伊并没有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住。定居于此的人都已经熟知紫铜，可能还从事锡的贸易。第一个特洛伊城，也就是“特洛伊第一文化层”存在于约公元前3000年至约前2500年，是一个小的聚落，长约百米，但后来发展了一个很典型的设防处，有石筑的瞭望台和三重防御工事。 [8] 在此期间它被多次重建，且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的最后时日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但在要塞之内生活定居的可能性已经被证实，留存下来的纺锤表明当时人们在壁炉（其遗迹已被发现）旁从事纺织活动。这可证实早期特洛伊人也在进行呢绒贸易，放养于堡垒外的平原上的绵羊提供了毛纺织物的原料。“特洛伊第一文化层”中保留最好的民居近二十米长，有向西开门的门廊，该房舍可能是群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居所。早期的特洛伊人塑造了很多小雕像，几乎全部为女性形象，他们的饮食主要是贝类、金枪鱼、海豚肉和谷物。在这一层，金属武器还未被发掘，但磨刀石的存在证明紫铜和青铜工具被定期磨尖。并没有证据可证明当时有奢侈品：出土的装饰品由骨头、大理石或彩石制作而成。尽管有大量陶罐看起来都颜色暗淡，一般也无修饰，但其形状透出了几分优雅的感觉。 [9]
早期特洛伊的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已超出安纳托利亚；在西部不远，一个类似的群落在利姆诺斯岛（Lemnos）上的波利奥克尼（Poliochni）遗址（有时被称为欧洲最古老的城市）繁衍生息；位于莱斯沃斯岛（Lesbos）的特勒米（Thermi）遗址也有类似情况。 [10] 但去推断诸岛上的最早居民来自何处或讲何种语言是没有助益的。实际上，如果特洛伊和波利奥克尼最早作为贸易中转站出现，以确保通往爱琴海和进入内陆的路线畅通，那么很可能它们一开始就吸引了各色人种前来，就像后来的港口城市一样。虽然现在的希沙里克山丘距海较远，但史前的特洛伊濒临大海湾（荷马似乎已知晓此海湾的存在），该海湾后来渐渐被淤沙填满。 [11] 因此，它是一座近海城市，位置具有战略性：逆风可使船只在几周之内都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样一来船只就需要在海湾内逗留数日，于是，居住在要塞内的居民可以有偿地为船上人员提供所需。但所有这些并未立即发生，且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时期，越过要塞的航行可能只是偶尔发生且方向不太容易掌控。在首层的原址之上是“特洛伊第二文化层”（约公元前2500年至约前2300年），该层是更雄伟、更完善的防御堡垒，比前一层略大，有一个巨大的门廊和一座宏伟的宫殿，可能还有木质圆柱环绕。这一时期的特洛伊人同样是农耕者和纺织者（在发掘出来的一个纱锭上还粘有一截碳化的线头）。 [12] 他们获得或制造一些精美的武器；一般认为他们的青铜武器是通过爱琴海从外部引入的，但也有一些紫铜制造的较软武器，它们可能是由通过爱琴海运来的原料在当地生产。
尽管特洛伊人此时已经开始使用轮制陶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没有），但布雷根并不喜欢他们的陶器，认为“他们是阴沉，缺乏生机的人，不大喜爱光明与快乐”。 [13] 至于这一时期特洛伊人生产的修长的高脚酒杯是否真的如此乏味无趣，却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与此同时，装有油或酒的大型陶罐从遥远的基克拉泽斯群岛被运至特洛伊城。在爱琴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我们也发现了与特洛伊陶罐相类似的陶器。这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它们是自特洛伊引进的，但事实上，这种陶罐的样式更有可能反映了一种共有的文化，特洛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与特洛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波利奥克尼的规模相当于两个特洛伊。这些爱琴海沿岸的聚落在财富上远远落后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且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已经形成了书写体系——这一工具在适当之时会极大地促进贸易和结算。无论如何，特洛伊和波利奥克尼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贸易世界的一部分，好几条蜿蜒曲折的常规贸易路线都从海上或陆上经过了它们。这为“特洛伊第二文化层”的统治精英们带来了巨大财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施里曼发现的著名的“普里阿摩斯宝藏”（Treasure of Priam）。
这份偶尔被怀疑为由施里曼自己捏造的宝藏长期隐匿于苏联，使学者们失去了对其进行解读的机会。 [14] 施里曼将自己从几个储藏室——其中一个被他命名为“大宝库”——中发现的宝藏聚集在一起，并将宝藏之出现归因于千年后发生（如果确实发生的话）的一次围攻。这些艺术品的制作工艺相当精湛。妇女的首饰与金银器皿非常引人注目，它们包括一个金制船形碟、一个用金线制作的妇女头饰（施里曼认定的），还有上千颗小金珠和一些银项链。此外还有大量用其他材质制成的物品，如玉制礼仪斧与水晶球（可能被镶嵌于权杖之上）。有一些物品很明显出自本土，其他一些，包括金器，肯定来自其他地方。这些宝物表明，这个社会由一个兴旺的精英集团掌控，通过该城的中转贸易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特洛伊城不仅是一个贸易中转站，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其产品最有可能是厚重的羊毛制品。另外一种出口物品可能是产自伊达山（Mount Ida）附近的木材，主要被用于邻近岛屿船只与建筑物的建造。这一地区的种植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从发现的动物遗骨来看，此时该城还未如之后那样成为著名的养马中心。但特洛伊仅是一个外围的定居点；地中海从未成为东方的哈梯 [15] 诸王的兴趣焦点，相反，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多山且富含矿藏的西亚内陆。
特洛伊的兴起轨迹并非直线。“特洛伊第三文化层”（建于第二层之后，第二层约于公元前2250年毁于火灾）要比第二层贫瘠，其居民聚居于一个不是很舒适的小山顶，甲鱼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在利姆诺斯岛上，波利奥克尼很显然曾遭到袭击，且城镇的规模和财富在前3千纪末进一步缩小。前2100年前后，特洛伊被再次毁灭（可能是由于战争），但是在重建后的第四文化层，条件并未发生明显改善，狭窄且弯曲的街道穿行于房屋之间。西亚的广泛变化正在影响东地中海：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东部，哈梯帝国及其后阿尼塔（Anitta）时期的新帝国（始于约前1750年）成为发端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贸易的中心，而之前将金属运至爱琴海北部边缘的贸易路线上的交易量减少了。 [16] 黄金期过后是长达三百多年的衰退期，但到“特洛伊第五文化层”末期（约前1700年），条件发生了明显改善：房屋更清洁，且与其焖炖甲鱼的祖先相比，这一时期的居民更喜欢牛肉和猪肉。但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最惊人的发展再一次发生在了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上。
3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是首个重要的地中海文明，也是地中海世界的第一个富裕、拥有文字、充满艺术气息的都市型文明。考虑到古王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埃及文明出现时间更早，这个说法似乎不那么准确，但在埃及人眼中，地中海海岸只是他们世界的外缘，且他们的世界是以尼罗河而非遥远的海洋为核心的。相反，米诺斯人则积极在地中海上航行，其文化中的海洋特征尤为明显，这反映在陶器的样式、制陶术、对海神波塞冬的崇拜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米诺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然而其创造的文明在艺术、宗教、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又别具一格。另外，他们留下了关于其伟大国王米诺斯（Minos）的传奇故事，现代考古学家已经把这个名字与克里特岛文明联系在了一起。修昔底德记载了米诺斯王在地中海创立第一个海洋帝国（thalassokratia ）的过程，故关于早期克里特的记忆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雅典人还记得每年向克里特国王贡献童男童女之惯例，此记忆可以在前2千纪克里特人的祭仪中得到印证。 [17]
克诺索斯始于新石器时期的最早聚落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之前，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早期青铜时代的克里特陶器与邻近岛屿的同类产品越来越不相同。早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Early Minoan II，约前2600年至前2300年）的陶器带有斑点花纹，这是一种在烧制物品的过程中学会的技术。另外，人们也注意到器皿的外形制作得极为精美且装饰得栩栩如生（巨大的旋涡和流动的河水），这使得早期克里特的陶器风格与同时期的安纳托利亚大为不同。这些陶器还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到前2000年，克里特人已开始制作象牙和石制印章，这标志着精英集团渴望维护其物品所有权的情况已经出现。一些印章的主题（如狮子）很明显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而一些抽象的图案则通常会使我们想到埃及和近东地区的印章，这表明该地与叙利亚和尼罗河口的贸易已然十分活跃。 [18]
至于早期米诺斯人是天资聪慧的当地人，还是将近东文化中的元素带至克里特的移民，我们没有必要做出刻板的结论；克里特位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必然会吸引来自各地的移居者。自荷马起，许多古典作家都列举了该岛上居住的不同民族，包括“勇敢的克里特原住民”，也就是“真正的克里特人”，以及“高贵的佩拉斯吉人”，这一表述被用于指代多种迁移民族。克里特岛上及内陆的一些地名带有前希腊时期的名词词尾，例如-nthos 和-ssa ，它们可能是由在希腊人到达之前居于此地的民族传下来的。以-nthos 结尾的最典型的词是“Labyrinthos ”（迷宫），在古典文献中，该词与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有关；而在以-ssa 结尾的词中比较典型的是“thalassa ”（大海）。 [19] 然而语言的沿袭和基因的遗传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相较于去分辨出一个天赋异秉的“原生种群”，更好的做法是将米诺斯人理解为一个多民族群体，他们对多种文化都持有十分开放的态度，这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艺术形式。他们不会受制于邻近地区（尤其是埃及）的风格与技术传统，那些地方的文化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克里特的王宫建筑有力地证明，克里特发展出了一种极富活力的地方文明。宏伟的克诺索斯王宫（距海岸六英里）重建于约公元前1950年。约在同一时期（中期米诺斯第一阶段），其他地方——如南部的法伊斯托斯和东部的马利亚（Mallia）——的王宫也修建起来。然而克诺索斯王宫是“众宫殿中的女皇”；这是因为该地在政治或宗教上的重要性，还是因为其辖区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加丰富的资源，我们不得而知。关于克里特岛被几个王宫划分为几个部落首领辖地的理论，也就仅是理论罢了，甚至“王宫”这一表述的准确性也值得怀疑：这些建筑可能是神庙建筑群，但我们不能认为米诺斯人像现代人一样对建筑类型进行了严格划分。 [20] 很明显，在克诺索斯王宫的原址上，此前已经有一个小的建筑群；因此大型宫殿建筑并非已占据此地的新移民的首创，而是产生于已有岛屿文化的基础之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因为克里特稳固了其东地中海交通枢纽的地位，而且克里特岛也是羊毛和纺织品的原产地。模仿外族宫殿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埃及也有同样大小的大型宫殿和神庙，它们有绘有壁画的墙面和柱廊式的庭院。但克里特宫殿的图案、风格及功能是与埃及建筑迥然有别的。 [21]
克诺索斯王宫多次被毁于火灾和地震，且在其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它的内部形貌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很多历史痕迹依旧可以追寻。挖至古王宫建筑层，在所谓的“容器室”（Vat Room）内，有一些出自约公元前1900年的精美的高脚酒杯和人工制品，它们可能被用于宗教仪式。有一些陶器出自克里特岛上的山地，但也有一些外来物品，如象牙、彩陶和鸵鸟蛋，这反映了此地与埃及及叙利亚的联系。当然，还有大量来自米洛斯的黑曜石。因此很明显，在古王宫时期，米诺斯人向北与基克拉泽斯群岛有联系，向南、向东与黎凡特和尼罗河地区的居民有往来。发现于古王宫的重型织机说明克诺索斯是某种向邻近地区出售的特别纺织物的生产中心，这种重型织机大约于前1750年后才出现在其他地方。被称为“pithoi ”的巨大陶罐被成排摆在地面上，用于储存油、谷物及其他物品，这些储存物或供宫廷专用，或为交易商品。克里特人进一步完善了一种薄如蛋壳的陶器的制作技术，并将这种陶器出口至埃及与叙利亚地区。一些物品产于宫廷匠室，但在宫殿周围也有一些城镇，因为完全意义上的克里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周围的城镇及其特有的工艺。克诺索斯在卡赞巴（Katsamba）和阿姆尼索斯（Amnisos）有一些卫星城镇，它们都是海港，而阿姆尼索斯还在埃及文献中被提及。在这个港口内有米诺斯的船队，而且（通过对于陶器的考察可知）其海上商船队由此出发开赴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包括罗得岛在内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然后上行至米利都（Miletos），可能还远至特洛伊。 [22] 直到21世纪初，海洋考古学家才在克里特岛东北部发现了第一艘米诺斯人的失事船只。该船长十米至十五米，载有大量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和大罐，主要用于盛放约前1700年沿克里特海岸运送的酒或油。这艘船的木质结构已完全腐烂，但一个克里特印章显示了一艘有单桅、喙状船头和高船尾的船，这艘失事的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23]
关于该文明与外界的联系以及这种文明对于此的特殊回应的证据，因克里特书面文字的出现而被保留下来。约公元前1900年，带有象形文字的印章开始出现，故文字体系的出现与王宫建筑的第一阶段几乎同期。及至古王宫末期，大量档案文献涌现，它们是接收物品或储藏品的清单，包括自耕地上收取并被交予克诺索斯统治者或诸神的贡（供）品目录。书写的主要功能是保管账目，在众多书写人员身后有一个高效且要求严格的行政组织。某些符号的特征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说明克里特受到了埃及书写体系的影响。可能由于克里特语的发音体系是不同的，其所形成的大多数符号与埃及文字十分不同。所以，虽然其书写理念借鉴自埃及，但书写体系不是。
公元前18世纪，在火灾和大规模地震的打击下，古王宫时期结束。法伊斯托斯有必要进行全面重修。在尤卡塔斯山（Mount Jouktas）的一处圣所内，一个男祭司、一个女祭司及一个年轻人一起祈求地震之神息怒；年轻人被献祭，接着屋顶塌落，将企图将年轻人献祭的人埋葬。 [24] 考虑到雅典进贡童男童女以喂养米诺牛（Minotaur）的故事，我们并无理由怀疑人祭在克里特的米诺斯的存在。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重建后，新王宫建筑群出现。新王宫尽管也被火灾和地震破坏，但今天在克诺索斯依旧可见。约在1900年，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爵士在想象中对其进行了重构：栩栩如生的壁画、迷宫、在不同楼层的“宫室”、大宫殿、可以隐约想象的典礼［即在公牛身上腾跃的运动（或宗教仪式）］，还有向女神波提尼亚（Potnia）献上供品的盛大游行。 [25] 新王宫时期的时代断限被确定在约前1700年至前1470年，其结束的原因主要是大地震和火山喷发，且这次火山喷发也结束了锡拉岛上的基克拉泽斯文明。一些壁画形象反映了宫殿文化：有一幅壁画展示了宫廷妇女，她们大多裸着上身，围坐在中央庭院周边。这些壁画是对一些小片壁画进行修复的成果。不过我们不应被它们蒙蔽：大多数评论者在看到此幅图景时，认为其描绘了米诺斯文化时期的欢乐、和平以及妇女受到尊敬的场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以现代人的价值观进行判断，因为我们在壁画中看到的是精英们的生活——一座王宫，以及男祭司和女祭司的团体。这些宫殿是否为（或是否同时为）真正的神庙也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这些建筑是以宗教祭礼为核心的宫廷文化的所在地，其中蛇形女神——可能是冥府之神——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其他早期地中海文化一样，女神崇拜在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是与外界联系日显频繁的时期。一个发现于克诺索斯的埃及条纹大理石盖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640年。两百年后，在卢克索神庙外的埃及维齐尔 [26] 莱克米尔（Rekhmire）的墓中，绘有克夫提乌人（Keftiu ）带来礼物的场景，图中来客穿着短褶裙且身体半裸，服饰与克里特人相似。克夫提乌之名令人想起《圣经》中的迦斐托（Caphtor），而迦斐托指的就是克里特。壁画上写有：“这些礼物来自克夫提乌和海上诸岛的大君们。”作为回赠，克里特人获得了象牙、装有香水的石罐、黄金以及用于组装战车的面板——这些物件并非自组装的粗陋配件，而是享有盛誉、精心装饰的战车配件。 [27] 但并无大批外来手工品进入克里特，米诺斯人的艺术风格也未深受外来因素影响。米诺斯人对自己的艺术风格非常自信，它体现在了一些克诺索斯最著名的考古发现中：半裸蛇形女神小塑像和装饰有章鱼图案的精美高脚酒杯。实际上，米诺斯文化在对外输出：这一时期产于希腊本土的精美陶器与米诺斯的物件有相同的图案和风格，包括章鱼图案。
这一时期的克里特人不再使用象形文字，而是以有音节的线形文字A（Linear A）登记其资产。线形文字A不如象形文字漂亮，但书写速度更快。他们在档案中使用的似乎是卢维语（Luvian），它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与赫梯语有亲缘关系，也被安纳托利亚西海岸一线的居民，以及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居民使用（根据该地出土的一枚刻纹印章推测）。 [28] 卢维语被广泛用于宫廷中的官方通信，但它在克里特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有一部分或所有克里特人都是安纳托利亚卢维人的后代。此处的关键是，米诺斯人（不像特洛伊人）创造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安纳托利亚文明不同。
4
约公元前1550年至前1400年，克里特诸王宫的重建与基克拉泽斯群岛——尤其是在锡拉岛上的阿科罗提利（Akrotiri）——新一轮的火山喷发几乎同时发生。锡拉岛上可能已经居住了基克拉泽斯人、克里特人或爱琴海岸所有其他民族，他们来此地是为了获得米洛斯的黑曜石。藏红花生长于锡拉岛，一幅壁画上描绘有采收藏红花的场景。另外，正是通过克里特及其附属地阿科罗提利，爱琴海诸岛才获得了更多舶来品，包括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圣甲虫雕饰、彩陶塑像以及珠串。阿科罗提利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并进口了大量的克里特陶器。阿科罗提利的建筑也效仿了克里特的设计风格。墙上的一些壁画非常引人注目：穿着短褶裙的克里特船员操控船队进入一处港口，港口的房屋都有两层或三层楼高。这些船似乎在渡运一些武士，他们穿着希腊本土风行的服饰。在高度发达的克里特文明和希腊本土正在兴起的迈锡尼文化之间，锡拉岛起着桥梁的作用，这表明米诺斯人已将其贸易，可能还有其政治影响力发展到了克里特岛以外的地方。 [29]
在公元前1525年以后的数年间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该地区的稳定遭到严重威胁。阿科罗提利位于一个巨大火山口（部分在水中）的边缘。大地不断颤动。约前1500年，锡拉岛被一次火山大喷发（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分裂，只留下一个新月形海岛伸出水面，好在之前的一次地震已使居民在此前及时撤出了阿科罗提利。 [30] 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更深层次上看，克里特都发生了巨变。前1525年前后的几次地震给克诺索斯带来巨大灾难，王宫的很多部分被荒弃。在锡拉岛火山喷发后的很多年间，太阳都被“尘雨”遮蔽，火山灰过后才落到地面，以致克里特岛东部的灰尘竟达十厘米厚。农业惨遭破坏，导致了长期饥荒的发生。在位于尤卡塔斯山阿克哈涅斯（Arkhanes）的一座小型米诺斯王宫，一些明显用于其他目的的房间成了储藏室。整个地区都受到了火山喷发的影响，保证补给的需求因此扩大，通过与近邻贸易的方式解决供应紧缺不再可能。这种危机感还可由克诺索斯北屋（North House）中的可怕发现证实：约在这一时期，有四五个儿童被杀，其肌肉被从骨头上剔除，可以确定这是一种献祭仪式和食人行为。 [31] 米诺斯人希望以此平息男神与女神们不断增长的怒火。
卢克索神庙中遗存下来的法老宫廷中的使者画像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们前来可能并不是为了获得象牙、猿和孔雀，而是想凭借法老与克里特人间的联盟获得尼罗河谷的粮食。锡拉岛的火山喷发伤害但没有毁灭克里特的经济与社会，且克诺索斯大约在之后五十年内仍然保有财富和影响力（可能规模缩小了）。这次火山喷发造成的破坏只是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之后还有一系列范围更广的变化，它们改变了东地中海（可能还有部分西地中海）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1] R.L.N.Barber，The Cyclades in the Bronze Age （London，1987），pp.26-33.
[2] C.Broodbank，An Island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Cyclades （Cambridge，2000），pp.301-6；Barber，Cyclades ，pp.136-7.
[3] C.Renfrew，The Cycladic Spirit （London，1991），p.18；J.L.Fitton，Cycladic Art （London，1989）.
[4] F.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London，1962），p.62.
[5] Broodbank，Island Archaeology ，pp.99-102；Renfrew，Cycladic Spirit ，p.62.
[6] C.Moorehead，The Lost Treasures of Troy （London，1994），pp.84-6；J.Latacz，Troy and Homer：Towards a Solution of an Old Mystery （Oxford，2004）.
[7] C.Blegen，‘Troy’，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s.1 and 2，rev.edn，preprint fascicle（Cambridge，1961），p.4.
[8] D.Easton，‘Introduction’，in C.Blegen，Troy （2nd edn，London，2005），p.ⅹⅹⅱ.
[9] Blegen，Troy ，pp.25-41；T.Bryce，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2006），pp.39-40.
[10] Blegen，Troy ，p.40；Bryce，Trojans ，p.40；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p.37；L.Bernabò Brea，Poliochni，città preistorica nell’isola di Lemnos ，2 vols.（Rome，1964-71）；S.Tiné，Poliochni，the Earliest Town in Europe （Athens，2001）.
[11] Latacz，Troy and Homer ，p.41.
[12] Blegen，Troy ，pp.47-8，55.
[13] Blegen，Troy ，pp.47-8，55.
[14] Moorehead，Lost Treasures ，pp.128-30.
[15] 原文如此。《圣经》中把哈梯人（Hatti）和赫梯人（Hittite）都称为“赫族”，但前者似乎是非印欧民族，最初居住于幼发拉底河西岸，后来被赫梯人征服。——译者注
[16] Bryce，Trojans ，pp.51-6；Blegen，Troy ，pp.56-61，77-84，noting Easton’s comments，Blegen，Troy ，p.ⅹⅶ.
[17] Thucydides 1∶4.
[18] 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pp.57-8，69.
[19] A.Morpurgo Davies，‘The linguistic evidence：is there any？’in The End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the Aegean ，ed.G.Cadogan（Leiden，1986），pp.93-123.
[20] R.Castleden，Minoans：Life in Bronze Age Crete （London，1990），pp.4-7；C.F.Macdonald，Knossos （London，2005），pp.25-30.
[21] 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p.57；Castleden，Minoans ，p.29；Macdonald，Knossos ，pp.43-7.
[22] Macdonald，Knossos ，pp.50-52；Castleden，Minoans ，p.69，fig.18（plan of Gournia），p.112.
[23] Reported in Archaeology （Arch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vol.63（2010），pp.44-7.
[24] Macdonald，Knossos ，pp.58-9，87-8；Castleden，Minoans ，pp.169-72.
[25] C.Gere，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Chicago，IL，2009），and the discussion in part 5，chap.2 below.
[26] 维齐尔是由法老委任的最高官员。——译者注
[27] Macdonald，Knossos ，pp.134，173；Castleden，Minoans ，p.12.
[28] Morpurgo Davies，‘The linguistic evidence’；L.R.Palmer，Mycenaeans and Minoans：Aegean Pre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Linear B Tablets （2nd edn，London，1965）.
[29] L.Casson，‘Bronze Age ships：the evidence of the Thera wall-painting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4（1975），pp.3-10；Barber，Cyclades ，pp.159-78，193，196-9.
[30] Barber，Cyclades ，pp.209-18.
[31] Macdonald，Knossos ，pp.171-2，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