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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2.其他的海洋
1572～1580年
10月19日上午11时，一艘孤零零的桨帆船驶入了威尼斯的潟湖。惊恐情绪在站在圣马可广场水边的人群中迅速扩散。这艘船的船员似乎是土耳其人，但它仍然自信地前进。它接近的时候，人们看清了船尾拖曳的奥斯曼帝国旗帜；然后船首鸣响了欢庆胜利的礼炮。勒班陀战役得胜的捷报传遍了全城。威尼斯人参战冒的风险最大，经历的由悲到喜的情绪转折也最大。他们曾目睹奥斯曼帝国战船逼近他们的潟湖、洗劫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曾损失了塞浦路斯，忍受了布拉加丁的恐怖命运。威尼斯长期压抑的情绪爆发了出来，长舒了一口气。钟声敲响，篝火点燃，教堂举行了礼拜仪式。大街上，陌生人之间也互相拥抱。商店店主们在门上贴了“为庆祝土耳其人之死而歇业”的告示，停业了一周。当局打开了债务人监狱的大门，释放因欠债而坐牢的人，并允许人们戴狂欢节面具，尽管这并不是狂欢节的季节。人们在横笛伴奏下在火炬光亮中跳舞。描绘威尼斯得胜的华美的游行花车以及一长串身披枷锁的战俘在圣马可广场上经过。据说甚至连小偷们也歇业庆祝了。里亚尔托的所有商店都装饰了土耳其地毯、旗帜和弯刀。从刚朵拉小舟的座位上仰视桥梁，可以看到两个栩栩如生的戴头巾的脑袋互相注视着，看上去似乎是刚砍下来的。奥斯曼商人躲在自己的库房内，等待城市平静下来。两个月后，在一次非同以往的圣战热情的爆发中，威尼斯人记起了虐杀布拉加丁的那个犹太屠夫，于是将威尼斯领土内的所有犹太人全都驱逐出境。
将消息传到威尼斯
战争的各个主角对捷报的反应是不同的。根据传说，喜讯传来之前教皇就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消息。据说在阿里帕夏在甲板上倒下的那一刻，教皇打开窗户，努力去辨认一个声响，然后转向室内的其他人，说道：“上帝与你们同在；现在不是处理事务的时间，而是向上帝感恩的时刻，因为此刻我们的舰队得胜了。” [1] 为了这个结局，没有人比教皇更努力。使者送来捷报时，这位老人当场跪下，老泪纵横地感谢上帝，然后对庆祝礼炮挥霍了太多火药而哀叹。对于庇护五世来说，他一生的使命完成了。“现在，我主，”他喃喃地说道，“你可以将你的仆人带走，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赎。” [2] 消息传到马德里的时候，腓力二世正在教堂内。他的反应就像苏莱曼在杰尔巴岛战役之后一样冷淡。“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表情没有变，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他的仪态完全和之前一模一样，并且保持那个样子，直到晚祷歌声停息。” [3] 然后他庄严地命令吟唱《感恩赞》。
勒班陀是欧洲的特拉法尔加 [4] ，是让整个基督教欧洲欢欣鼓舞的重大事件。甚至远至信奉新教的伦敦和信奉路德宗的瑞典，人们都在欢庆这场胜利。堂胡安一跃成为时代的英雄，无数诗歌、戏剧和报纸的主角。教廷宣布，从今往后，10月7日将成为玫瑰圣母纪念日。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 [5] 为纪念此役，写下了长达1100行的拉丁文打油诗。土耳其战争理所当然地成了英格兰戏剧家的主题，奥赛罗就是从与“公敌奥斯曼帝国” [6] 作战的塞浦路斯前线归来的。在意大利，当时最伟大的画家们开始创作不朽的名作。在提香的画作上，腓力二世将自己新生的儿子举向带翅膀的胜利女神，同时一个被缚的俘虏跪在他脚下，头巾滚落到地上，远景是土耳其桨帆船群在爆炸。丁托列托 [7] 描绘了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只见后者身着黑甲，神情凶狠，两腮长满胡须，手里紧握权杖，背景也是海战场面。瓦萨里 [8] 、维琴蒂诺 [9] 和委罗内塞 [10] 创作了巨幅海战图，描绘了混战场面：硝烟滚滚，烈火熊熊，很多人在水中挣扎，全都被基督教天堂的光柱照亮。在基督教欧洲各地，从西班牙到亚得里亚海，到处都举行了礼拜仪式，胜利者举行游行，被俘的土耳其人被游街示众，群众欣喜得落泪，缴获的奥斯曼帝国器具被作为战利品赠送。阿里帕夏的绿色大旗被悬挂在马德里的王宫；还有一面奥斯曼旗帜被悬挂在比萨的教堂；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红砖教堂内展示了奥斯曼战船的船首雕像和船尾灯笼，并点燃了蜡烛，纪念他们的桨帆船在舰队左翼立下的战功。
在欢欣鼓舞的背后，也有一些小小的颇具骑士风度的义举。据说阿里帕夏的死亡让堂胡安感到非常难过；他认为这位海军统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但造成如此大规模残杀的恰恰正是这两位宅心仁厚、具有强烈荣誉感的统帅，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1573年5月，堂胡安收到了塞利姆二世的外甥女（阿里帕夏的女儿）的一封信，恳求将他的两个哥哥释放。其中一人已经在被俘期间死亡；另外一人则被堂胡安送回。堂胡安还返还了她的礼物，并附上一封感人的书信。“您可以确信不疑，”他写道，“如果在其他战役中您的兄弟或者您的其他亲人被我俘虏，我都会同样高兴地给他们自由，并完全听从您的心愿。” [11] 苏丹本人对此做了回复：“诸行省的征服者、摧毁大军的勇者、陆地和海洋的强有力君主”致信堂胡安，“具有独特美德（勇敢）的统帅……您的美德，最慷慨的胡安，注定是统领天下、永远幸运的奥斯曼皇室长期以来从基督徒那里受到的最大伤害的唯一原因。我并不因此而愤怒，而是欣然向您送上礼物。” [12]
但其他人更为冷酷。威尼斯人深知，海上霸权的决定因素不是船只，而是人。让教皇惊恐万状的是，威尼斯人向韦尼尔发出紧急命令，要求他“秘密地，用您认为最稳妥的方法” [13] 杀死他俘虏的全部有经验的奥斯曼水手，并要求西班牙如法炮制。他们希望用这种手段将土耳其人的海军决定性地打垮，并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海军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了。” [14]
后来，威尼斯人发现，坚忍不拔的土耳其人并没有因为这场惨败而一蹶不振。战役结束的两天之后，阿里的十七岁儿子穆罕默德就体现出了土耳其人的不屈不挠。在战俘营中，他遇见了一个正在哭泣的基督徒男孩。那是贝尔纳迪诺·德·卡德尼亚斯（他在“国王”号的船首负了致命伤）的儿子。“他为什么哭泣？”穆罕默德问道。他得知原因后，答道：“就这么点事？我失去了父亲，还失去了我的财富、祖国和自由，但我一滴眼泪也不会流。” [15]
惨败的消息送抵时，塞利姆二世正在埃迪尔内。根据史学家赛兰尼克 [16] 的记载，塞利姆二世起初极为悲痛，一连三天没有睡觉，也没有用膳。人们在清真寺内祈祷，伊斯坦布尔大街上的畏惧几乎已经到了恐慌的边缘。人们害怕，现在舰队被摧毁了，敌人会从海上进攻伊斯坦布尔。这对苏丹来说是个危机时刻，但他在索科卢沉稳的指导下果断做出了回应。塞利姆二世匆匆赶回了伊斯坦布尔；他在索科卢陪伴下骑马穿过街道，似乎稳住了局势。
土耳其人开始使用一个委婉语来指称这次惨败：“分散舰队之战”。乌卢奇·阿里在最初的报告中试图粉饰太平，称舰队只是被打散了，而没有被歼灭。“敌人的损失并不比您的小，” [17] 他在给苏丹的信中写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之后，这种说法仍然被接受了，就像查理五世不得不接受在阿尔及尔的海难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塞利姆二世宣称，“事已至此，也是真主的旨意。” [18] 索科卢给佩尔特夫帕夏（他是少数全身而退的将领之一，尽管丢掉了官职）的信中也是这么写的。“真主以这种方式显示了他的旨意，就像在命运之镜中显现的那样……我们坚信，全能的真主会给信仰的敌人带来形形色色的耻辱。” [19] 他们定的调子是：这是一个挫折，而不是灾难。他们甚至试图从真主的惩罚中找到积极因素，引用了《古兰经》的一个诗节：“但你或许会憎恨对你有益的东西。” [20] 在苏丹的国度，人们完全无法对战败的内在原因进行清楚的分析。所有的罪责都被推给了已经死去的阿里帕夏，这位“战前不曾指挥过一艘划桨船” [21] 的海军司令。战败的真正原因——苏丹试图从远离前线的伊斯坦布尔控制所有细节、软弱苏丹的朝廷内各派系的争权夺利、任命阿里帕夏的背后动机——仍然被隐藏起来。索科卢本人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可疑的，但战后的危机只是让他显示出了自己的高超本领，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他快速而高效地采取措施，控制局面；他向希腊各行省的总督发出了大量命令，并索取信息。乌卢奇·阿里被任命为事实上的海军司令，因为能够争夺这一地位的其他竞争者都已经命丧黄泉。
乌卢奇·阿里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前已经在沿途拼凑了82艘桨帆船，以壮大声势，并升起了马耳他骑士团的旗帜，作为战利品。这个排场取悦了塞利姆二世，让乌卢奇·阿里不仅躲过了死刑，还确定了他的海军司令的地位，另外还给他赢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此后他就被称为“克里奇·阿里”，“克里奇”的意思是利剑。马耳他骑士团的旗帜被悬挂在圣索菲亚清真寺，作为胜利的象征。奥斯曼帝国政府现在处于索科卢无可争议的控制之下，立即开始大干特干起来。1571～1572年冬季，帝国造船厂得到扩建，完全重建了整个舰队，这个努力可以与海雷丁的伟业媲美。克里奇表示担忧，也许无法对船只进行适当的装配，索科卢给了他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帕夏，整个帝国的财富和力量都为你服务，如果需要的话，完全可以给你提供白银的船锚、丝绸的缆绳和锦缎的船帆。不管你的舰队需要什么，只消提出来。” [22] 1572年春季，克里奇率领134艘战船大举出动；他们甚至还自己建造了8艘加莱赛战船，尽管他们一直没有掌握操纵它们的技术。舰队的重建如此神速，索科卢对威尼斯大使嘲讽了两国在塞浦路斯和勒班陀的相对损失：“我们从你们手中夺得塞浦路斯，就像砍掉了你们一只胳膊；你们打败了我们的舰队，就像割掉了我们的胡须。胳膊被砍掉就再也长不出来；胡须被剃掉却长得更快。” [23]
神圣联盟几乎马上就开始土崩瓦解。它意识到了巩固胜利的重要性，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关于战利品的分配，各方发生了矛盾。次年春天，庇护五世去世了，没看到他的基督教事业的逐渐崩溃，也算是万幸。在1572年的作战季节，腓力二世把他的舰队留在墨西拿，让堂胡安无所事事地干等，因为他希望进攻北非，而不是在东方继续作战。尽管如此，科隆纳和威尼斯人还是派遣了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到希腊西海岸对抗土耳其人。但狡猾的克里奇绝不会让自己被敌人抓住，做了阿里帕夏当初应当做的事情：把舰船停在安全的锚地，让敌人白费力气。1573年，堂胡安至少是开往马格里布，收复了突尼斯，但此时威尼斯已经支撑不下去了。1573年3月，威尼斯人和塞利姆二世单独媾和，以非常不利的条件向苏丹割地赔款。腓力二世听到这消息时，“嘴唇充满讽刺意味地动了一动” [24] 。然后他暗自微笑。他就这么轻松地摆脱了神圣联盟的开支负担，以及惹是生非的威尼斯人，而且联盟的解体完全不会怪罪到他头上来。火冒三丈的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将威尼斯大使从房间里赶了出去。1574年，甚至堂胡安在突尼斯的胜利也成了泡影。克里奇·阿里率领一支比勒班陀战役中双方都更强大的舰队，开往马格里布，把突尼斯夺了回去。他携带战俘，礼炮齐鸣地返回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在海上称霸的旧时光似乎又回来了。土耳其人在北非的势力非常强大；塞利姆二世对白海的统治权似乎完全恢复了。
现在，勒班陀战役曾在欧洲激起的热情已经大体被遗忘了，教皇于1965年将当年缴获的奥斯曼帝国旗帜返还伊斯坦布尔。有些现代史学家倾向于把这场战役的意义看得不是那么重要。当年被认为是决定争夺世界中心的战争走向的经典海战现在已经不再被视为一场重大战役，甚至没有1500年前在同一片海域发生的亚克兴角战役 [25] 那样重要，因为后者决定了罗马帝国的控制权；勒班陀的意义也比不上萨拉米斯海战 [26] ，因为萨拉米斯海战打断了波斯向希腊的进军。在现代，勒班陀战役被认为是“没了下文的胜利”，在基督教方面是个侥幸的成功，在奥斯曼帝国则被认为是很快就克服了的小挫折。就像当年的战场一样，勒班陀战役似乎已经被时间和大海吞噬了。
但这种观点低估了16世纪中叶基督教世界的恐惧心态，以及暂时胜利在物质和心理上带来的影响。1573年8月，克里奇·阿里远征突尼斯凯旋，进入金角湾时旌旗招展，将俘虏示众，鸣响礼炮向苏丹致意，夜间这座伟大城市的海岸被一圈火炬照得通亮。站在岸边观看这盛景的人绝不会想到，勒班陀已经敲响了奥斯曼帝国海上胜利的丧钟，也不会想到，克里奇将是海雷丁之后的最后一位伟大海盗。1580年，腓力二世与苏丹签订了和约，一下子就给两个帝国争夺地中海的宏伟战争画上了句号。和约是用人们熟知的奥斯曼帝国公文的庄严言辞写成的，在威严风度上没有向任何人让步：
您的大使目前在我们的皇宫，向我们的皇帝和皇室司法部门呈送了一份请愿书。我们伟业中心的崇高门槛，我们的权力无限的帝国宫廷的确是大权在握的苏丹们的圣殿，也是本时代统治者的要塞。
贵方呈送了表达友谊和爱意的请愿书。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以及臣民的富足和安宁生活，您希望与我们的伟大皇帝缔结友谊。为了安排和平之架构，并设定协议的条件，我们秉持正义的帝国协定对以下事务做如下规定……
在贵方诚恳坦率地向我方皇帝请愿之后，贵方所有在陆地和海上行丑恶之事的非正规部队和海盗应立即停止敌对活动，不得伤害受我方保护领土之臣民。贵方必须对这些非正规部队和海盗予以取缔，加以控制……
贵方应坚持不懈地信守诺言，诚实行事，尊重停战协定的条件。我方也绝不会造成任何违背停战协定的事件。不论我方在海上的海军指挥官，我方的义勇船主（海盗）或者位于受我方保护领土之上的我方指挥官，都将接到我们的命令（这个命令受到全世界服从），你们的国家和来自你们国家的商人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和损失。
我们的伟大幸福的皇帝确已决定，现今应是繁荣昌盛的年代。同样，如果贵方的目标确实是和平和繁荣，以及达成协议、获得安全，请立即派遣人员到我们带来幸运的皇宫，告知贵方观点。我们的帝国协定将以此为基础制订。 [27]
这读起来像是在宣布奥斯曼帝国取得了胜利；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肯定是没有输。此时腓力二世的王室已经拖欠了大量债务，他的注意力也被分散到西方和北方——征服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正在提议中的对新教英格兰的入侵。与土耳其的和约确认将在地中海上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之间设置一条固定的疆界。占领塞浦路斯之后，土耳其人几乎已经完全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尽管克里特还在威尼斯控制下。马耳他的失败和勒班陀的灾难打破了奥斯曼帝国进军罗马的希望。突尼斯被土耳其收复后，西班牙清楚地认识到，北非已经稳稳当当地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查理五世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早已是明日黄花。在1580年，十字军东征的梦想彻底粉碎了；大型桨帆船的时代也画上了句号。两个海洋帝国打成了僵局。
但假如当初基督教世界没能赢得勒班陀战役，就必然会把整个地中海都输掉。战役结束一年之后，年迈的堂加西亚·德·托莱多还在为勒班陀战役的巨大风险而面色煞白。堂胡安在那场战役中着实是孤注一掷。堂加西亚知道，假如战役失败，将给基督教地中海的海岸地区带来灾难，尽管战役的结局很辉煌，但胜利实在是侥幸所致。如果战役失败，又没了可供防御作战的舰队，地中海的所有主要岛屿——马耳他、克里特、巴利阿里群岛都将迅速落入敌手，这些岛屿是威尼斯的最后一道防线；然后，土耳其人就能够以这些岛屿为跳板，进攻意大利腹地，一直打到罗马，也就是苏莱曼的最终目标。如果舒鲁奇·穆罕默德成功地消灭了威尼斯那一翼，如果重武装的加莱赛战船没能打乱阿里帕夏的中军，或者乌卢奇·阿里能够早一个小时穿透多里亚的战线，南欧的版图将与今天大相径庭。马耳他战役对奥斯曼人的遏制和勒班陀的胜利阻断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中心的扩张。1565～1571年的事件决定了现代地中海世界的疆域。
奥斯曼人虽然对这次失败不以为然，但损害已经是既成事实。自1402年蒙古征服者帖木儿在安卡拉打败土耳其军队以来，这是奥斯曼帝国蒙受的第一次军事灾难。基督教欧洲在心理上有了很大收获。在此之前，基督教世界根深蒂固地自认为军事上技不如人，因此习惯于对每次失败都听天由命。1571年秋季的热情爆发表明人们开始相信，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倾斜。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之口表达出勒班陀的几个小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那一天……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如此幸福，因为全世界都了解到，以前他们相信土耳其人在海上不可战胜，是多大的错误。” [28]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争夺世界中心的战争不是以罗得岛战役发端，也不是以勒班陀战役结束的，但在1520～1580年，宗教热忱和帝国霸业合二为一，使得这场战争达到了可怕的强度，战争的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迥然不同时期的巅峰。这场战争的风格既是原始的，也是现代的：既有荷马史诗的青铜时代的人性本能的残暴，也有火炮武器的巨大破坏力。这一时期，查理五世和苏莱曼都相信他们在角逐全球的统治权。勒班陀战役及其后续事件却表明，即便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地中海也不值得去争斗了。用桨帆船无法轻松地赢得被密集陆地包围的地中海，不管可用的资源是多么取之不尽。双方都为了一份让人难以捉摸的奖品而加入一场极其昂贵的军备竞赛。这场战争严重消耗了双方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其惨烈程度是双方都不愿意承认的。塞浦路斯和勒班陀两场战役让土耳其人损失了超过8万名士兵；虽然土耳其人口众多，但技艺娴熟的战士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达克斯主教目睹土耳其人自豪地成功重建的舰队时，并没有感到印象深刻：“我看见一支舰队离开这个港口，舰船全是新建的，用新鲜木材制成，桨手都是之前从未握过桨的新人，船上的火炮都是匆匆铸造而成的，好几门火炮是用被腐蚀和破烂的原料制成的，向导和水手都还是学徒，士兵们还因为上次战役而心惊胆寒……” [29] 就像西班牙人在杰尔巴岛战役之后的教训一样，海战的特殊条件使得专业人员显得特别重要，很难替换。1580年之后，土耳其渐渐对海上冒险失去了兴趣；奥斯曼舰队停泊在金角湾的平静水域，木制船体逐渐腐烂。巴巴罗萨的光辉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双方都很快遇到了经济困难。1575年，腓力二世拖欠了债务；1585年之后的岁月里，伊斯兰世界也受到了财政危机的困扰。花费巨大的海战和勒班陀战役之后重建舰队的庞大开支使得苏丹的帝国不得不大幅度增税。同时，美洲输入的大量金银开始以人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土耳其人有足够的资源在战争经济中超过任何竞争者，但无力保护自己的稳定、传统、自给自足的世界去抵御现代社会的更险恶的影响。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应对欧洲的物价上涨和黄金大量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1566年，也就是马耳他战役后的那一年，开罗的黄金铸币厂——奥斯曼帝国的唯一一所铸币厂——用来源有限的非洲黄金铸造货币，将金币贬值了30%。西班牙里亚尔银币成了奥斯曼帝国境内最受欢迎的货币，奥斯曼人根本无法铸造出与它等值的货币。发放给士兵们的银币越来越薄，当时一位奥斯曼帝国历史学家称，它们“薄得就像杏树叶，像露水珠一样毫无价值” [30] 。这些现象的冲击带来了物价上涨、物资短缺和本地制造业的逐渐衰败。基督教欧洲的出价更高，生产成本更低，于是将奥斯曼帝国的原材料和金银逐渐吸走。从16世纪末开始，全球化力量开始隐秘地摧残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力量基础。伊斯兰教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都呈现出这样的模式。
1580年的和约承认了两个帝国和两个世界间的僵局。从这时起，横贯整个地中海、从伊斯坦布尔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对角线状的疆界固定了下来。两个竞争者都把目光转向其他方向。土耳其人与波斯作战，再一次去迎接匈牙利和多瑙河的挑战；腓力二世则投入了大西洋的较量。吞并葡萄牙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西方，并颇具象征意义地将宫廷迁到里斯本，以面对一片更广阔的大海。他自己的勒班陀还没有到来——西班牙无敌舰队在不列颠海岸遭遇的海难，这次惨败也是由于西班牙人出航时间太晚的痼疾造成的。1580年之后的岁月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在地中海脱离了战斗，前者转向内部事务，后者则开始向外探索。
力量开始远离地中海。官僚机构过于集权化、坚信君权神授的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家族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出发的新教徒水手在积极进取的中产阶级资助下，乘坐坚固的帆船，开始从新大陆获取财富。桨帆船称霸的地中海变成了一潭死水，被新的帝国霸业绕过。地图绘制师皮里雷斯的生与死象征着奥斯曼帝国彻底丧失了转向外界和探索世界的机遇。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位姓名不详的地图绘制师在16世纪80年代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清晰地阐明了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新航线将带来的威胁：“这真是奇哉怪也，令人哀恸：一群肮脏的异教徒居然变得如此强大，可以从西方航向东方，抵御暴风和海上的灾害；而距印度的路程只有他们一半的奥斯曼帝国居然没有做任何征服印度的努力，尽管通往印度的航行能够带来数不胜数的好处，带回美好的财物和精美得无法描述、难以解释的奢侈品。” [31] 最终，西班牙也在全球竞争中落败了。
1580年之后的岁月里，海盗们也抛弃了苏丹的事业，开始自行在马格里布的荒芜海岸沿线杀人越货。地中海还将面临两百年的海盗肆虐，几百万白奴将在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的奴隶市场上出售。一直到1815年，也就是滑铁卢战役的那一年，还有158人被海盗从撒丁岛劫走；最终解除海盗威胁的是来自新大陆的美国人。威尼斯和土耳其被永远封锁在没有潮涌的地中海上，继续争夺希腊海岸，一直到1719年。但世界霸权早已转移到了别处。
[1]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443
[2] Pastor，Louis，Histoire des Papes ，vols.17-18，Paris，1935，vol.18，p.298
[3]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Madrid，1843，p.258
[4] 指1805年10月21日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爆发的大海战：霍雷肖·纳尔逊指挥的英国海军彻底击败拿破仑的法国海军。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丧，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
[5] 他在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死后继承了英格兰王位，称詹姆斯一世。
[6] Othello ，Act I，Scene 3，line 50
[7]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画家，和提香、委罗内塞并称为威尼斯画派的“三杰”。
[8] 乔尔乔·瓦萨里（1511～157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和建筑师，以传记《艺苑名人传》留名后世。他在美术史研究上的建树大于他的创作，所著《艺苑名人传》长达百万言，书中第一次正式使用“文艺复兴”一词，并提出可按14、15、16世纪划分美术发展的阶段，对后来的艺术理论研究影响很大。
[9] 安德里亚·维琴蒂诺（1542～1617），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画家，曾与丁托列托合作。
[10] 保罗·委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
[11] Petrie，Sir Charles，Don Juan of Austria ，London，1967，p.192
[12]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270
[13]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151
[14]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68
[15]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428
[16] 穆斯塔法·赛兰尼克（？～1600），奥斯曼帝国史学家，他的著作描绘了1563～1599年的奥斯曼帝国。
[17]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69
[18] 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Istanbul，1993，p.190
[19] Lesure，M.，Lépante，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1972，p.182
[20] Hess，Andrew，“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Place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57，Oxford，1972，p.62
[21] Yildirim，Onur，“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Impact on Ott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Mediterraneo in Armi ，ed.R.Cancila，Palermo，2007，p.534
[22]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75
[23] Stirling-Maxwell，Sir William，Don John of Austria ，vol.1，London，1883，p.469
[24]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93
[25] 公元前31年9月2日，在希腊亚克兴角附近的伊奥尼亚海域，马克·安东尼与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为一方，屋大维为另一方，展开争夺罗马霸权的决战。屋大维获得胜利，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统治者。
[26] 萨拉米斯海战发生在公元前480年，是希波战争的转折点。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湾大败波斯海军，从而赢得自马拉松战役以来雅典对波斯的又一次辉煌胜利，也奠定了此后一个世纪内雅典的海上霸权。
[27] Hess，Andrew，“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Place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57，Oxford，1972，p.64
[28] Cervantes，Miguel de，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Glasgow，1871，p.138
[29]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91
[30]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195
[31] Soucek，Svat，Piri Reis and Turkish Mapmaking After Columbus：The Khalili Por-tolan Atlas ，London，1996，p.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