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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6.盘子上的头颅
1570年
或许威尼斯人对此早有预料。或许在三十年的和平之后，他们已经不敢正视奥斯曼帝国霸权的真相。在罗得岛陷落之后，塞浦路斯居然还能保全下来，是个不正常的现象。它是基督教世界在穆斯林海域的前哨阵地，位置孤立、土地肥沃，离威尼斯有几百海里之遥，对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来说既是个恼人的刺激，也是个巨大的诱惑。“一个深入虎口的岛屿，” [1] 一个威尼斯人如此描述塞浦路斯。
和马耳他一样，塞浦路斯始终生存在帝国争锋和圣战的阴影下。从空中俯视，它形似某种原始的海洋恐龙，带着一个剑鱼般的尖嘴和鳍足，深深插入大海的一角。贝鲁特就在塞浦路斯东南方仅60英里处；从塞浦路斯向北可以看见安纳托利亚白雪皑皑的群山。塞浦路斯太大、太肥沃、太唾手可得，所有人都曾垂涎此地，并留下他们的印迹。亚述人、波斯人、腓尼基人都曾来到这里，复又离去。当地说希腊语的居民因为长期受拜占庭统治，已经改宗东正教。阿拉伯人统治塞浦路斯达三个世纪，伊斯兰教从未忘记对它的主张。十字军从西方来到这里，将它变为一个市场和基督教圣战的集结地，在棕榈丛中建造了哥特式教堂，将内陆的首府尼科西亚变成了一个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语言的人们相聚的场所，法马古斯塔港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威尼斯人在1489年凭借诡计夺得这个岛屿时，圣战的潮流已经逆转了方向，土耳其人已经快要成为地中海东部的主人。
几乎从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的最初，它就名列奥斯曼帝国征服目标的清单。威尼斯人向苏丹称臣纳贡，向他的维齐尔们大肆贿赂，以保持自己的中立。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不光彩的绥靖政策，一年年向志得意满的土耳其人手中塞金币。总的来讲，这种政策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比维持作战舰队要便宜（此时舰队已经年久失修），但别无退路。它让伊斯坦布尔方面相信，威尼斯共和国已经被和平软化，永远不会奋起战斗。
从短期看，绥靖政策是值得的。塞浦路斯向威尼斯母邦源源不断地输送财富：中央平原的粮食、南岸的食盐、烈酒、糖和棉花（后者被称为“黄金的植物”，由种植园上的农奴耕种）。威尼斯控制塞浦路斯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对待它和对克里特一样恶劣。在威尼斯艺术家的形象描述中，海神尼普顿从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螺中把这些海上殖民地的财富倾倒在威尼斯的膝上。这些财富被用于建筑和艺术，瘴气弥漫的潟湖上仿佛升起了海市蜃楼。石头教堂、提香 [2] 的绘画和圣马可广场的笙箫、富丽堂皇的宫殿、皎洁月光下的大运河，这些全都是靠划桨商船从地中海东部运回的财富支付的。
贸易是一边倒的。威尼斯从塞浦路斯获取财富，但不给它任何回报。塞浦路斯的希腊农民遭到压迫蹂躏，威尼斯人对他们的统治极度腐败，征收了恶毒的苛捐杂税。希腊平民的赤贫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塞浦路斯的全部居民都是威尼斯人的奴隶，”曾访问塞浦路斯的马丁·冯·鲍姆加登 [3] 在1508年写道，“他们全部收益或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要上缴官府……此外每年还有各种苛捐杂税，穷苦的老百姓遭到了极度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几乎不能维持生计。” [4] 1516年，政府为了征集现金，提议可以让2.6万名奴隶中有财力承担的人赎买自己的自由，结果只有一个人能凑得齐所需的50杜卡特。此外，共和国还将塞浦路斯岛视为流放地，将危险分子驱逐到此地，这当然也不能改善岛上的情况。杀人犯和政治异见者被流放到法马古斯塔，导致当地人口暴增。总的来讲，统治者是紧张不安的：塞浦路斯人是不会像马耳他人那样，忠心耿耿地为主子作战的。他们溜过海峡，向苏丹求助。16世纪60年代，两个塞浦路斯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向苏莱曼呈上书信称，岛上的农奴会欢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间谍贿赂了索科卢，让他把这两人交给他们。于是这两个人就失踪了，但这也不能让威尼斯宽心。16世纪60年代，民间的动乱和不祥的预兆愈演愈烈：1562年，有人计划发动农民起义；还有猛烈的风暴、严重的饥荒、瘟疫、地震和抢夺粮食的暴乱（这些迹象都被解释为上帝发出的警告），以及对土耳其人入侵的持续不断的恐惧，尽管威尼斯在1567年和土耳其签订了新和约。
塞利姆二世一直对塞浦路斯很感兴趣。早在1550年，威尼斯元老院就得到警告，假如塞利姆继承皇位，将会发生战争。到16世纪60年代末期，巩固皇威的需求和战略上的考虑都敦促塞利姆二世尽快消灭离奥斯曼帝国海岸如此之近的这个威尼斯殖民地。塞利姆二世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只有获得辉煌的胜利，这位望之不似人君、缺少领袖魅力的苏丹才能维持军队的忠心。当时，奥斯曼帝国的伟大建筑师希南 [5] 准备在埃迪尔内建造新的清真寺群，但按照传统习俗，苏丹的清真寺必须用异教徒的钱修建。这笔经费只能来自征服战争。他在统治早期也曾向东方进攻，试图开疆拓土，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现在他必须重返地中海。同时，威尼斯的这个岛屿的确也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它位于前往麦加朝圣的航道和通往埃及的贸易路线上，伊斯坦布尔依赖这些航道获得东方的财富，而且威尼斯当局也没能有效地清剿这一地区的基督徒海盗。圣约翰骑士团仍然是个特别的威胁。塞浦路斯位于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的中心，给帝国带来了很大麻烦。1569年，海盗劫持了运送埃及财务大臣的船只，于是塞利姆二世下定了决心：必须占领塞浦路斯。
在这项决策的背后，是奥斯曼帝国宫廷的权力斗争。塞利姆二世的宠臣包括拉拉·穆斯塔法帕夏（苏丹幼年时的教师）和皮雅利帕夏，这两人都急于在个人的挫折之后重新夺得军事荣誉，并削弱首席大臣的影响力。进攻塞浦路斯的行动有可能将欧洲团结起来，因此索科卢·穆罕默德对此持谨慎态度，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春风得意，但他没办法阻止苏丹。他自己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外交手段从威尼斯人手中获得塞浦路斯。
索科卢·穆罕默德，首席大臣
因为威尼斯和帝国缔结了和约，如果要开战，必须从大穆夫提 [6] 那里征询宗教上的意见：撕毁与异教徒的协议是否合法。穆夫提果然从阿拉伯人占领塞浦路斯的历史中找到了可以遵循的先例，并指出，为伊斯兰教夺回这些地区是塞利姆二世的义务。这是土耳其人在16世纪破坏的唯一一项协定。从一开始，塞浦路斯战役就带有特别的圣战意味。
1570年3月28日，苏丹的特使库巴特将宣战书呈交威尼斯当局，但此时它的大体内容已经世人皆知，威尼斯人已经拟定了一个答复。甚至在库巴特发言之前，威尼斯执政官的游行队伍已经举起了红色的战旗。他们沉默地聆听奥斯曼帝国耳熟能详的专横辞令：
塞利姆二世，奥斯曼帝国苏丹、土耳其人的皇帝、万王之王、众君之君、真主的影子、人间乐园与耶路撒冷的主人，向威尼斯君主致意：我们要求你等主动交出塞浦路斯，否则我们将动用武力。切勿激怒我们的恐怖之剑，因为我们将在各地与你们开展最残酷的战争；也不要妄自以为凭借你们的财富就能安享太平，因为我们将使你们的财富如潮水一般一去不复返。好自为之，切记切记。 [7]
土耳其人的直接威胁是针对威尼斯的财富的，从这可以看出，土耳其人，或者说索科卢，对威尼斯人是多么了若指掌。但这一次，威尼斯元老院非常坚决，以195对5的绝对多数（这也是前所未有的）选择了开战。为了防止库巴特遭到暴民的袭击，他们不得不让他从后门溜走。
虽然来了这么一记晴天霹雳，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绝非心血来潮。1568年对塞浦路斯的“访问”表明，他们已经为此筹划了多年。这显然是奥斯曼帝国最终彻底控制地中海东部的宏图大业的一部分。除了侦察之外，他们还进行了仔细计算、小心筹划，并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相配合。不管索科卢个人意愿如何，他都在攻打塞浦路斯战役的筹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先是和匈牙利与也门议和，然后对基督教欧洲进行了迷惑和欺骗，谎称土耳其许诺援助摩里斯科人的叛乱，完全是为了转移身在遥远的马德里的腓力二世的注意力。土耳其人还向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提出缔结新约的提议，目的是让基督教世界陷入外交混乱。威尼斯人则被鼓励去贿赂索科卢这个“威尼斯的朋友”。索科卢煽风点火，让威尼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略无比恐惧，然后在最后时刻提出，要以和平手段把塞浦路斯拿走。索科卢推断，威尼斯离塞浦路斯路途遥远，就算真的敢迎战，也无力展开足够强大的防御；最关键的是，欧洲仍然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团结抗敌。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思维里一直害怕欧洲人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两百年的经验表明，基督教世界乱七八糟，无力一致对外，因此索科卢有理由期望让威尼斯自己乖乖投降。他赌的这一把很有把握，然而却失败了。1570年初的时候，没人能够预测，塞浦路斯战争和摩里斯科人的叛乱——地中海两端发生的事件——能够引发一个连锁反应，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们也没预想到，教皇庇护五世弥赛亚般的个人魅力，或者奥地利的堂胡安的勇猛无畏，或者法马古斯塔事件的急速发展，能够给予基督徒们一种共同的斗志。
早在库巴特发出富有戏剧性的最后通牒之前，威尼斯人已经开始向基督教欧洲发出提议，并再次提出了神圣联盟的问题，尽管这么做并不是很明智。3月10日，威尼斯执政官给他在马德里的腓力二世宫廷的大使写了一封圆滑而虚伪的信：“西班牙国王陛下的军队应当与我们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土耳其人的狂怒和强力。我们很乐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渴望普世的福祉，我们还希望，上帝已将仁慈的目光投向基督教世界，并愿意在此时压制异教徒的放肆。” [8] 问题在于，没人信任威尼斯的“真诚”；甚至在威尼斯人提出这个建议时，人们仍然在怀疑，他们是否还在和索科卢协商。他们的确在这么做。如果土耳其人撤回了威胁，那么里亚尔托 [9] 的商人们会迅速把基督教世界的福祉忘个一干二净，继续和异教徒做生意。腓力二世无疑还能回忆起圣艾尔摩堡陷落之时威尼斯人的欢呼雀跃，因此对援助威尼斯毫无兴趣。事实上，如果奥斯曼帝国集中兵力对付塞浦路斯，西班牙将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去收复突尼斯，并巩固地中海西部。
但是大家都没有考虑到教皇。塞浦路斯危机正好带来了庇护五世等待良久的重新建立神圣联盟的机遇。他激情满怀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立刻命令教廷为这项事业提供桨帆船，慷慨解囊的速度让习惯了前任教皇的一毛不拔的人们目瞪口呆。“圣父证明了我们卡斯蒂利亚一句谚语的准确性，”西班牙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便秘的人往往会因为腹泻丧命。” [10]
庇护五世派遣西班牙教士路易斯·德·托里斯去拜见腓力二世，用强有力的论据劝说国王同意联合行动。“很明显，土耳其人与威尼斯人发生争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土耳其人认为后者孤立无援，无望与陛下结盟，因为陛下正忙于对付格拉纳达的摩尔人。” [11] 索科卢的确是这么想的；这种想法不无根据，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腓力二世对神圣联盟的整个构想满腹狐疑，而且他天性谨慎，也不是能够迅速做出决断的人。他是个服从上帝意志的执政者，身着肃穆的黑衣，亲自阅读所有文件，以专制手段统治国家，满腹疑虑，前思后想，从来不能快速下决心，也从不会过早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是世界上最精于不露声色、装模作样的人之一，”法国大使抱怨道，“他比任何其他国王都更擅长伪装和隐蔽自己的意图……一直隐藏到时机有利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 [12]
塞利姆二世会把国家大事分配给臣子，腓力二世却事必躬亲，亲自斟酌所有的细节，指挥每一次行动。他的决策出了名的缓慢。“如果我们必须等待死亡，”他的大臣们开玩笑说，“但愿它是从西班牙来的，因为那样它永远到不了。” [13]
但托里斯抵达马德里的时候是一个关键时刻，起初似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此时镇压摩里斯科人的战争正处于高潮，腓力二世在科尔多瓦督战。西班牙充满了宗教狂热，腓力二世也深深地担忧，土耳其人可能在援助叛军。在情绪激昂的气氛下，空间的距离似乎缩短了，腓力二世感到，此时只有直接向奥斯曼帝国发出挑战，才能解决他的国内问题，并彻底解决地中海的安全问题。托里斯还带来了教皇的许诺——教廷将提供大笔资金。基督徒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金钱问题。托里斯在仅仅两天之内就得到了答复。天主教国王原则上同意加入神圣联盟，但盟约的具体条件必须仔细斟酌，腓力二世谨慎的天性很快又占了上风。在此期间，在教廷即刻付款的期望的鼓励下，他承诺“立即”发出援兵，以便“取悦教皇，并时刻满足基督教世界的需求” [14] 。他将派遣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他曾在杰尔巴岛战役中不光彩地幸存下来）率领一支桨帆船舰队，驶往意大利南部。多年以来，这是基督教世界首次团结一致，共同抵挡奥斯曼帝国的洪流。
这支援军将由三个部分组成。在教廷提供金钱以及参战者均可得到赦罪的许诺的刺激下，威尼斯、教皇国和西班牙把它们的舰队合而为一，共同援救塞浦路斯。三国的军队各有自己的指挥官。威尼斯人在圣马可广场举行了一个典型威尼斯式的盛大典礼，将指挥权授予吉罗拉莫·扎内。他于1570年3月30日率领一支桨帆船先遣舰队离开了威尼斯的潟湖。多里亚是整个行动中经验最丰富的航海家，他将指挥西班牙的桨帆船舰队。全军的总司令由教皇亲自挑选。他的选择其实是个政治上的妥协。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是意大利人，但同时是西班牙国王的封臣。教皇希望科隆纳能够让双方满意，并把腓力二世吸引到联盟中来。但问题是，科隆纳是个外交官和陆军将领，并非有经验的海军指挥官。西班牙阵营里有人私下里对他大加嘲讽，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戏称，自己的妹妹对舰船的了解和科隆纳一样多。起初腓力二世只是勉强同意这个任命，并且为科隆纳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接受任命而颇感恼火。他提醒科隆纳，目前为止，联盟还只是纸上谈兵。但庇护五世固执己见。7月15日，腓力二世写信给科隆纳，对他的被任命表示满意。
这些友好辞令的背后是高度的互相猜忌和虽然没有言明却十分严重的目标分歧。1570年的这次远征并没有明确的条件，是在相互不信任的气氛下开展的。唯一维系联盟的就是教皇的意志和资助。腓力二世没有兴趣为了威尼斯人的利益去援救塞浦路斯，但他欢迎教皇的资助，并希望将这次远征的目标改为北非；天生的谨慎以及杰尔巴岛的灾难决定了他给多里亚的秘密指令的内容。小心重建起来的舰队假如损失掉，西班牙将再次暴露在北非海盗的虎口下。他绝不愿意为了奸诈的威尼斯人而拿自己的舰队冒险，毕竟威尼斯人完全有可能在最后关头和苏丹做笔交易。威尼斯人则对热那亚人，尤其是多里亚家族高度不信任，特别是在1538年的普雷韦扎惨败之后。而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对教皇钦点的海军统帅科隆纳都没有任何信任。他们都私下里命令各自的海军将领，要他们自行决断，仅在科隆纳的指令与他们的经验相符的时候才听他的。腓力二世给多里亚的命令的言辞特别模棱两可，包含了这样的指示：“你应服从桨帆船舰队指挥官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你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应当不断提醒科隆纳，将你对所有事务的意见告知于他。” [15]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对于我们的桨帆船舰队的状态，你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不幸都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巨大损害。”腓力二世现在给多里亚的命令其实和他在马耳他战役期间给堂加西亚·德·托莱多的是一模一样的：尽量避免与敌人舰队交战。据说多里亚的兄弟曾提出打赌，“和敌人舰队不会发生任何交锋，因为乔万尼·安德烈亚得到了国王陛下的命令，在今年不要与敌交手” [16] 。这和多里亚自己在这场冒险中的特殊地位是很合拍的：他既是王家舰队的司令官，也是个私人承办商。有12艘桨帆船是他的私人财产，在此役中借给腓力二世。他绝不会拿自己的财产随便冒险。
联军舰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航了。整个行动的筹划稀里糊涂、漏洞百出，而且发动得太晚。威尼斯人已经安享了三十年和平，战备工作必须努力赶上。他们建造新船和改造旧船的速度令人咂舌。6月，他们的造船厂交付了127艘轻型桨帆船和11艘重型桨帆船，但寻找可靠的人力资源和以往一样是个大难题。糟糕的海况和船上的恶劣条件让扎内的部队进一步迅速减员。他正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扎拉 [17] 等待科隆纳和多里亚，这时他的桨手当中爆发了斑疹伤寒。不少人患病和死去。他奉命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然后前往科孚岛，但形势继续恶化。无所事事让舰队士气低落；从希腊诸岛屿招募的新桨手也有不少染病死去。盟友迟迟不到，火冒三丈的威尼斯元老院于是在7月底命令扎内率领兵力锐减的舰队继续前进，开往克里特。
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
与此同时，多里亚正在进行惯常的艰苦准备工作，在意大利南部集结军队，并等待腓力二世严格但自相矛盾的命令。国王又变成了谨小慎微的老样子，他其实并没有承诺让他的舰队与威尼斯人会合，而只是承诺将舰队派往意大利。花了不少工夫才把局势澄清，腓力二世终于向多里亚发出了命令，但命令的文字非常含糊，以至于多里亚向他的岳父抱怨称：“国王命令我，并希望我为他效力、揣摩他的心思。但他的信我读得越多，就越看不懂……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前进，但必须缓慢地前进……” [18] 他就是这么做的，在意大利南部海岸磨磨蹭蹭，慢腾腾地开往奥特朗托 [19] ，与科隆纳指挥下的教皇国桨帆船舰队会合。科隆纳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十五天，现在又不得不忍受多里亚对海军礼仪玩弄手脚。多里亚没有按照惯例去拜见总司令，最后科隆纳只得亲自登上热那亚人的旗舰。多里亚告诉他，自己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全国王陛下的舰队” [20] ，而且他至迟到9月底就会离开联合舰队。
最后，科隆纳和多里亚于8月22日起航前往克里特，与威尼斯人会合。科隆纳后来颇为悔恨地说：“乔万尼·安德烈亚害怕被敌人发现，不敢靠岸，几乎无法在克里特登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与威尼斯舰队会师了。” [21]
但这已经太晚了。土耳其人的行动筹划得非常仔细，出航也很早。皮雅利在4月底率领80艘桨帆船从伊斯坦布尔起航；陆军总司令拉拉·穆斯塔法在二十天后出发；骑兵和近卫军部队行军穿过安纳托利亚，来到位于菲尼凯（在安纳托利亚南岸，距离塞浦路斯150英里）的集结点。到7月20日，土耳其军队已经有6万～8万人在塞浦路斯登陆。
这次行动和马耳他战役类似，但规模要大得多。土耳其人的目标有两个：位于岛屿中心的首府尼科西亚和东海岸的戒备森严的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的眼睛” [22] 。威尼斯人的精明强干的指挥官阿斯托雷·巴廖尼推测土耳其人会先攻打法马古斯塔。皮雅利果然又一次主张先占领一个安全的港口。但拉拉·穆斯塔法还记得姆迪纳的教训，与他同名的另一位穆斯塔法帕夏在马耳他就是吃了后院起火的亏。他深知，绝不能毫不提防地将尼科西亚留在自己的后方。
拉拉·穆斯塔法是苏丹亲信圈子里的一员。他的荣誉性名字“拉拉”的意思是“监护人”，因为他曾经是塞利姆二世幼年时期的监护人和教师。他是索科卢·穆罕默德的死敌，后者私下里对整个行动都不认可。取胜对穆斯塔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和征战马耳他的穆斯塔法将军（与他同名）一样，他在敌人的坚决抵抗前也会暴跳如雷，也常常会做出极其残酷的事情。这种暴烈性格对奥斯曼帝国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与比尔古的骑士们不同，威尼斯人对他们的塞浦路斯要塞群的防御至少有过一些深谋远虑。尼科西亚位于岛上大平原（一块30英里长的开阔地，尘土漫天，平坦得就像台球桌）的中心，在暑热中熠熠生辉。冷酷务实的威尼斯人利用开阔的地形，轻松地摧毁了欧洲最美丽和最富有国际色彩的城市之一的心脏。在16世纪60年代，他们炸毁了一些宫殿和教堂，驱逐了成千上万的居民，拆毁了岛上最珍贵的建筑——附带王家陵墓的圣多梅尼科修道院，以便修建防御工事。在修道院的原址上，他们建造了一座高度对称的星形堡垒，它周长三英里，是严格遵循一本意大利城防工程学手册修建的。它有一些弱点——部分棱堡的外壁是泥炭，而不是石料，但到此参观的专家都认为它是“最优秀和最科学的建筑” [23] 。1570年夏天，堡垒内储存了可用两年的给养。如果防守得力，它可以固守很长时间。
问题在于，如果要对尼科西亚城的完整周界处处把守，需要2万人之多。该城有5.6万居民，其中只有1.2万人能够作战，很多人还是未经训练的希腊新兵。安杰罗·卡莱皮奥神父对此役做了令人震惊的第一手报告，他对这些人冷淡地评论道：政府“既没有火枪，也没有刀剑可以发放给他们，没有火绳枪，没有铠甲……其中很多士兵足够勇敢，但很多士兵的训练严重不足，开枪的时候会烧掉自己的胡须” [24] 。有效的防御还需要一位精明强干的指挥官，威尼斯在这方面很不幸。岛上最有经验的将领都离开了人世；剩下的最优秀的军官阿斯托雷·巴廖尼则待在法马古斯塔。于是尼科西亚的指挥权灾难性地落到了尼科洛·丹多洛手中。“但愿上帝把他也招走！” [25] 卡莱皮奥愤恨地写道。丹多洛优柔寡断、毫无领袖魅力，对他人的意见嗤之以鼻，而且智商着实不高。在整个攻防战期间，由于他的愚蠢，他麾下训练有素的威尼斯军官和当地希腊骑兵的最大努力都未能发挥作用。
尼科西亚：“最完美且最科学的结构。”
他几乎把所有工作都搞砸了。拉拉·穆斯塔法登陆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让他自己也吃惊不小。丹多洛命令他的骑兵不得出击。威尼斯元老院已经批准塞浦路斯政府释放他们的希腊农奴，临时抱佛脚地希望借此赢得他们的好感。但这道命令根本没有落实。土耳其人从一开始就对当地居民特别宽厚仁慈。“他们只有从穆斯塔法那里才能得到自由，” [26] 卡莱皮奥记载道。土耳其人很轻松地将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和他们的意大利主子分化开，赢得了前者的支持。没有设防的莱夫卡拉村向土耳其人投降后，尼科西亚派出一支部队，将村民全部屠杀。后来威尼斯人请求边远村庄支援时，后者不理不睬，这是丝毫不奇怪的。
拉拉·穆斯塔法不受丝毫阻挡地开往尼科西亚，迅速建立了炮台，并挖掘堑壕，接近敌人。丹多洛毫无作为，禁止部队出击，还将火药储存起来，不准动用，打击了官兵的积极性。卡莱皮奥后来因为亲人的惨死和自己被囚禁而十分悲愤，不禁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都急于出动骑兵去骚扰敌人，阻止他们用马匹向前线运送木柴，但丹多洛禁止我们出击。甚至当一些最为大胆的敌人接近我们的壕沟，劈砍桥梁和棱堡外壁，并在墙壁上钻孔时，副总督（丹多洛）仍然命令，如果只有一两个敌人，就不准开枪，只有在敌人数量达到十个以上时才可以射击。他说否则他没法向圣马可交代。于是敌人得以肆意破坏我们的城墙和棱堡，而我，以及其他很多人都亲耳听见丹多洛傲慢地命令和威胁我们的炮手和他们的长官，不得浪费火药。火药发放极少，非常吝啬，仿佛丹多洛害怕伤害到敌人。而敌人持续地猛烈射击，试图夺去我们的性命。甚至已经下发的火药，副总督也想囤积起来，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认为，他是个叛徒。皮萨尼先生多次询问他，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士兵积极地防御。皮萨尼说：“大人，我们应当清扫壕沟，把敌人逐出，阻止他们用铁铲和鹤嘴镐破坏我们的城墙、把它们拆毁。”丹多洛先生听了这话，差点和皮萨尼扭打起来。丹多洛的回答是，我们的棱堡坚如山岳，敌人奈何不得。 [27]
在尼科西亚城内，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威尼斯人之间横眉冷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也矛盾重重。丹多洛远没有拉·瓦莱特那样的才华和魅力，无法弥合这些矛盾。“本应有慈善博爱的地方，我却一点也找不到。”卡莱皮奥哀叹道。他用两头骡子把食物和葡萄酒送给前线士兵，“希望借此刺激富人和显贵们也能支援前线……但很少有人效仿我”。 [28] 贵族军官开始在暮色降临时离开防御工事，回家睡觉，这让普通士兵怨声载道。
8月15日，决定性的时刻降临了。颇有号召力的帕福斯 [29] 主教终于说服丹多洛，批准发动一次突袭，以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火炮。这次行动酿成了一场灾难。有些纪律性很差的希腊兵开始抢劫敌人营地，然后丹多洛又禁止骑兵出击去支持这次行动。由威尼斯职业军人组成的骨干部队惨遭全歼。
拉拉·穆斯塔法多次恩威并施，企图说服尼科西亚投降。到8月30日，他已经非常确信，基督徒的救援舰队不会来了。他再一次试图劝降对方，但威尼斯人在浓郁爱国主义情绪的驱动下，拒绝让步。贾科莫伯爵声若洪钟地庄严宣布：“在此危急关头，所有人都能从我们的光辉行为和我们的鲜血看出，我们是多么忠诚；我们宁愿死于剑锋，也不愿卖主求荣。” [30] 被奴役的希腊人可能没有这么热情，但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马耳他的例子。远方山峰上的烽火点燃时，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跑进堡垒，大声嘲笑土耳其人，提醒他们五年前在比尔古城下遭遇的失败。边远地区的政府当局命令点燃烽火，以鼓舞民众的士气，尽管他们知道，援军还没有到。为了防备群众的愤怒攻击，丹多洛给自己安排了武装侍卫。
在尼科西亚攻防战进入最后的绝望阶段时，在350英里外的克里特，联军舰队仍然在悲剧性地互相争吵和欺骗。8月30日，西班牙和教皇国的舰队终于在克里特北岸的苏达湾与扎内会师。扎内的舰队因为疫病已经损失了约2万人，他正在周边各个岛屿上搜刮人力。基督教方面现在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205艘战船，而土耳其人只有150艘——但他们仍然既没有明确的行动方案，也没有清晰的指挥体系。9月1日，科隆纳在他的旗舰上召开了作战会议。这次会议持续了十三天之久。多里亚对威尼斯舰队的状况大为不满，并指责扎内隐瞒了舰队实力的真相。原来，在检阅舰队的时候，扎内把他的所有船只都停在港内，让士兵们从一艘船赶到另一艘船，接受检阅，以免另外两名将领发现他的舰队已经严重减员。多里亚认为，现在进攻塞浦路斯已经为时过晚，并且直截了当地宣称，他绝不会允许威尼斯“用我的货物赢得荣耀” [31] 。他要求威尼斯人支付20万杜卡特作为押金，以防他私人所有的桨帆船在行动中损失掉。威尼斯人拒绝了这个要求，坚持要立刻驰援塞浦路斯。尼科西亚还在坚守；扎内已经接到了命令，他必须开往塞浦路斯，歼灭奥斯曼舰队；他们必须努力尝试。多里亚仍然反对救援塞浦路斯。扎内写信给威尼斯，描绘了多里亚顽固不化、拒不合作的态度，“尽管他假装愿意抗敌，其实根本没这个打算，一直在给我们制造麻烦” [32] 。联军派遣了更多间谍去查明塞浦路斯岛上的形势。随着时间一分分流逝，联军的意志力也越来越薄弱，科隆纳愈发焦急地要取得一些成果，不管什么样的成果都行。最终在9月17日夜间，整个舰队起锚出航，准备进攻罗得岛，袭击土耳其人的后院。
与此同时，皮雅利派遣了间谍去刺探基督徒舰队的意图。乐于相助的克里特人告诉他，基督徒舰队进退两难，不大可能取得任何成果。于是皮雅利从他的桨帆船舰队抽调了1.6万人去参加拉拉·穆斯塔法的最后总攻。9月9日黎明，他们逼近了尼科西亚城，准备一举将它拿下。穆斯塔法帕夏许诺，最先杀进城的人将得到重赏。
奥斯曼人集中进攻四个地点。第一次进攻的可怕场面把缺乏经验的希腊士兵吓得几乎当场抱头鼠窜，主要靠威尼斯人才抵挡住敌人潮水般的猛攻。城内到处敲响警钟，召唤人们到城墙上去。卡莱皮奥遇见了帕福斯主教，后者“身穿胸甲……命令我帮助他穿上臂甲、戴上头盔，然后加入了他的部下” [33] 。他们抵挡土耳其人达两个钟头，但“我们的人被斩成肉泥，掩蔽处的小小壕沟内堆满了死尸” [34] 。卡莱皮奥目睹守军被一个一个击毙：“副主教被一发火枪子弹打死；贝尔纳多·博拉尼大人也倒了下去，在死尸堆里躺了一阵子，但后来被救起，回到了城门处。尼科洛·欣克利提克面部负伤，不得不撤退；他的兄弟杰罗尼莫也受伤撤退。他们的兄弟托马斯·维斯孔蒂不幸战死。帕拉佐上校当场死亡，总督隆科姆负伤后被送回自己家里，在那里死去；简单地说，在两个小时的持续激战后，几乎所有人都牺牲了。” [35] 仍然坚守在前沿的守军也陷入了混乱和狂怒。一座棱堡的主炮手在火药耗尽后直言不讳地咒骂他的野战指挥官：“你们这些恶狗，既是上帝的敌人，也是你们自己和国家的死敌。你们难道看不见，敌人占了上风？我们为什么没有火药，好把他们轰出去？我有火药轰击他们侧翼的时候，他们就没法前进。让魔鬼把你们都带走吧。火药难道被我们吃了吗？炮弹难道被我们吞下去了吗？你们替圣马可节约火药，非让我们全完蛋不可。” [36] 但此时丹多洛已经没了踪影。他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岗位，逃回了宫殿。
奥斯曼人汹涌地冲杀进城，街上展开混战，“毫无秩序可言” [37] 。一大群希腊神父在他们的教堂外被杀死。卡莱皮奥和另一名神父试图重整溃败的希腊兵：“我们举起一支大十字架，竭尽全力地劝说他们……虽然我们花了两个钟头对他们高声疾呼，但几乎一点用处没有。”有些士兵试图从城墙的炮眼溜走；其他人打开了城门，想从那里逃之夭夭。“很多人被土耳其骑兵砍杀，还有一些人被俘虏，只有少数人成功逃走。” [38]
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宫殿周围，守军集结起来，准备做最后抵抗。此时有些威尼斯人更想杀丹多洛，而不是土耳其人。一名叫安德烈亚·佩萨罗的贵族找到了丹多洛，想把他砍倒。佩萨罗高呼“叛徒在这里！” [39] 举起了自己的剑，但被丹多洛的保镖打倒。丹多洛想安排有组织的投降，但这都是枉费心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人也被杀死在气势汹汹的铁流中。最后一群幸存者一步一步地且战且退，在宫殿的上层房间坚持了一段时间，把不少土耳其人从窗户里扔下去，但他们最后也都被斩尽杀绝。丹多洛穿上了自己的鲜红色天鹅绒长袍，希望敌人会对他这个大人物高抬贵手。但土耳其人仍然将他斩首。“这时，”卡莱皮奥记述称，“一个醉醺醺的希腊人在宫殿上方扯起了土耳其旗帜，把圣马可旗帜撕下。” [40]
最后，枪炮停止轰鸣，激战的嘈杂声渐渐平息，“但这个变化非常悲伤凄惨” [41] 。人们能听得见的只有妇女儿童（他们将遭到土耳其人的奴役）被从家人身边抢走时的呼天抢地。卡莱皮奥描绘了一些集体和个人的悲惨场面：“胜利者砍去了很多老妪的头颅；很多已经投降的老妇人在被驱赶的途中被砍死，土耳其人借此证明自己刀剑的锋利……死者中包括卢多维科·波多查托罗和我的母亲卢克蕾西亚·卡莱皮亚，她抱着自己的女仆时被砍了头。” [42] 尼科西亚被占领的第二天，俘虏和抢劫来的财物被变卖转手。据说，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还没有过数量如此惊人的战利品。
拉拉·穆斯塔法派遣了一名威尼斯战俘前往塞浦路斯北岸的凯里尼亚。这名战俘身披枷锁，马鞍上系着两个人头。拉拉·穆斯塔法还将丹多洛的脑袋盛在盘子里，送给法马古斯塔的指挥官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
9月21日晚，基督教舰队正在奥斯曼帝国海岸附近躲避风暴，这时侦察船送回了他们害怕的消息：尼科西亚陷落了。次日，在科隆纳旗舰的艉楼甲板上，基督徒救援行动上演了最后一幕。大多数指挥官主张返航；扎内虽然很不甘心，但最后不得不同意。舰队就这么灰头土脸地返航了，但仍然不时爆发争吵。多里亚希望尽快离开整个舰队，带领自己的船只单独快速返回，因为适合航海的季节已经接近尾声，而他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船只的安全。至少在这方面，他的判断很明智。10月初，舰队遭遇了暴风。13艘桨帆船在克里特外海倾覆，但多里亚或许航海本领更高强，他没有损失一艘船。桨帆船舰队中再次爆发了伤寒。科隆纳的舰队被闪电击伤，又有一些船只沉没。到当年年底，科隆纳和多里亚将各执一词，对行动的惨败做出自己的解释。教皇垂头丧气，威尼斯元老院则瞠目结舌。扎内整个人一蹶不振，将在囹圄中了却残生；而对这次奇耻大辱同样负有责任的腓力二世却将多里亚提升为将军。
在塞浦路斯，身披镣铐、马鞍上系着人头的被俘军官一路叮叮当当地来到凯里尼亚要塞，该处的威尼斯守军旋即投降。但在法马古斯塔，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厚葬了丹多洛的首级，给拉拉·穆斯塔法发去了义正词严的答复：“我看到了你的信，也收到了尼科西亚副总督的头颅。我郑重相告，尽管你们轻松地占领了尼科西亚城，但要攻打法马古斯塔城，你们将血流成河。蒙上帝保佑，我们会让你们忙得不可开交，永远会后悔曾经在此地扎营。” [43]
奥斯曼军队继续前进，将法马古斯塔围了个水泄不通。拉拉·穆斯塔法还将战利品和从尼科西亚抓获的年轻男女俘虏中的佼佼者送到了海边。这些俘虏被装上索科卢的1艘大帆船和另外2艘船只，作为进献给塞利姆二世的礼物。10月3日，在法马古斯塔外海，这艘大帆船的弹药库发生了爆炸，3艘船都粉身碎骨，爆炸的冲击波还撼动了法马古斯塔的城墙。关于爆炸的原因，有个传说流传至今：一位意大利贵妇人的女儿不肯受辱，因此选择了与敌人同归于尽。
[1]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1032
[2] 原名蒂齐亚诺·韦切利奥（1488/1490～1576），意大利著名画家，曾活跃于威尼斯。他创作了很多以基督教和希腊罗马神话为题材的杰作，包括具革新意义的《圣母升天》。他的《酒神与阿里阿德涅》带有异教式的放纵，为文艺复兴艺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提香因刻画内心入微的肖像而大受欢迎，包括意大利主要贵族、宗教人物、皇帝查理五世的肖像。他以《欧罗巴被劫》达到才华的巅峰，这是他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所绘的几件作品之一。
[3] 当时的德意志旅行者，曾经游历埃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著作中曾提及他。
[4] Hill，Sir George，A History of Cyprus，volume Ⅲ：The Frankish period，1432-1571 ，Cambridge，1972，p.798
[5] 科查·米马尔·希南（约1489/1490～1588）是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及穆拉德三世的首席建筑师及工程师。他在五十年间负责监督及建造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建筑物。超过三百座建筑物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最杰出的作品是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最为著名的则是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清真寺。他被视为奥斯曼建筑古典时期最伟大的建筑师，人们常将他与同时代的西方建筑师米开朗琪罗做比较。
[6]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的权威，负责就个人或法官所提出的询问提出意见。穆夫提通常必须精通《古兰经》、圣训、经注以及判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穆夫提是伊斯兰国家的法学权威，总管律法和教义方面的所有事务。随着伊斯兰国家现代法律的发展，穆夫提的作用日益减小。如今，穆夫提的职权仅限于遗产继承、结婚、离婚等民事案件。
[7] Hill，Sir George，A History of Cyprus，volume Ⅲ：The Frankish period，1432-1571 ，Cambridge，1972，p.888
[8]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55
[9] 威尼斯城的一个区域，是威尼斯金融和商业中心。
[10] Parker，Geoffrey，Philip Ⅱ ，London，1979，p.110
[11]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Berkeley，1995，p.1083
[12] Parker，Geoffrey，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Ⅱ ，London，1998，p.33
[13] Parker，Geoffrey，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Ⅱ ，London，1998，p.65
[14]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130
[15]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175
[16]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73
[17] 今称扎达尔，是克罗地亚的第五大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沿岸，曾是达尔马提亚王国的首都。
[18]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133
[19] 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与阿尔巴尼亚隔海相望。
[20]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78
[21]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4，Philadelphia，1984，p.978
[22] Hill，Sir George，A History of Cyprus，volume Ⅲ：The Frankish period，1432-1571 ，Cambridge，1972，p.861
[23] Hill，Sir George，A History of Cyprus，volume Ⅲ：The Frankish period，1432-1571 ，Cambridge，1972，p.849
[24]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29
[25]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28
[26]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32
[27]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p.133-4
[28]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36
[29] 塞浦路斯岛西南部港口城市，距首都尼科西亚约100公里。帕福斯海滨附近的海滩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诞生地。圣保罗曾在公元1世纪的第一次布道旅行中拜访帕福斯城。
[30]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33
[31] Capponi，Niccolò，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153
[32] Hill，Sir George，A History of Cyprus，volume Ⅲ：The Frankish period，1432-1571 ，Cambridge，1972，p.922
[33]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38
[34]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38
[35]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38
[36]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38
[37]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39
[38]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40
[39]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40
[40]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40
[41]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40
[42] Excerpta Cypria：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Cambridge，1908，p.140
[43] Bicheno，Hugh，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Lepanto 1571 ，London，2004，pp.167-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