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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五 我们的海——再现（1918～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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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上大部分海军行动发生于地中海东部和亚得里亚海，在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所占有的海域内，但在1918年至1939年，整个地中海都成了对抗的舞台。 [1] 处于地中海霸权争夺战核心位置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野心，他于1922年开始执掌意大利大权。他对地中海的态度摇摆不定。有些时候，他梦想着意大利王国能伸展到“大洋”，为意大利带来“阳光下的地盘”；1935年，他力图通过入侵阿比西尼亚来实现梦想，除了艰难困苦的军事战争外，入侵行动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危机，因为到那时，入侵使他丧失了此前英国和法国对他的尊重。在其他一些时候，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地中海本身：他说，意大利是“一座深入地中海的岛屿”；他的法西斯大议会（Fascist Grand Council）也不安地认为，意大利是个被囚禁的岛屿——“监狱的围栏是科西嘉、突尼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监狱的守卫是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 [2]
意大利的野心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和平协定的饲育。意大利不仅得到了多德卡尼斯群岛，意大利东北部的奥地利人也被逐出，意大利获得了许多“尚未收复的意大利领土”（Italia irredenta ）——如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扎拉（扎达尔）之类的城市，后者以路萨朵（Luxardo）家族生产的樱桃白兰地著称于世。伊斯的利亚的阜姆［Fiume，即里耶卡（Rijeka）］于1919年被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d’Annunzio）统率的私家军占领，并被称为“意大利卡尔拿罗摄政国”（Italian Regency Carnaro）；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意大利还是在1924年将阜姆并入自己的国家。一个奇怪的现象——它揭示了历史对法西斯主义梦想的重要性——是各种机构纷纷成立，以促进对科西嘉、马耳他和达尔马提亚历史的严谨研究（及它们的“意大利化”）。沿着横贯古罗马广场的庆典大道，经过古罗马市中心，人们都会仰慕罗马帝国的庞大地图，它向人们展示了它是如何从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上的一个小聚落发展为囊括整个地中海及其远处大片土地的图拉真的帝国的。1913年获得不稳定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也进入了意大利人的视野：阿尔巴尼亚中央银行设在罗马；它的新统治者索古（Zog）国王迫切希望得到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援助，随着意大利于1939年4月入侵阿尔巴尼亚，矛盾被迅速解决。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就在萨扎尼（Saseno）——阿尔巴尼亚海滨的一个小岛——修建了一个重要的潜艇基地。当意大利意欲挑战大不列颠的海上霸权时，潜艇被视为意大利夺取地中海未来胜利的关键。1935年意大利军队最高统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将军宣布，意大利不需要重型战列舰就能通过更现代的手段赢得海上霸权。事实上，意大利舰队根本不值一提：“它在海战的每个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技术陈旧、操控不稳定、领航能力不堪想象。” [3]
入侵阿尔巴尼亚，继续镇压利比亚起义，这些都证明，意大利要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并不只是夸夸其谈，但是在许多观察家眼中，墨索里尼是一个半喜剧形象，从他那凸起的下巴中喷出一大堆关于复兴“我们的海”的长篇大论。对利比亚的占领催生了跨越地中海的一条南北轴心线，北非将构成意大利的“第四海岸”。英属马耳他统治着西西里与“第四海岸”之间的海洋的事实令意大利感到格外不便；它是一道障碍。墨索里尼于1937年成功访问的黎波里，庆祝利比亚海滨第一条长达一千英里的宽阔公路的开通，以及利比亚首都内的一些区域被建成现代型欧洲城市。 [4] 法西斯主义欲取代大英帝国野心的更多证据出现了，当时，意大利人竟然将其财政扶助的对象扩展到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Grand Mufti），他是一位极具破坏力的人物，曾利用1936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骚乱来提高自己作为逊尼派穆斯林首领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影响力。法西斯民兵——绿衫军和蓝衫军（他们自然彼此攻讦）——在埃及创立，而亚历山大的意大利社区内还有大量黑衫军。 [5]
后来，在1936年，意大利人积极帮助由冷酷残暴、毫无魅力可言却指挥有方的佛朗哥（Franco）将军领导的长枪党军队在西班牙作战。除了提供五万人的部队外，法西斯意大利还提供了空中和海上援助，并在巴利阿里群岛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墨索里尼没有对西班牙大陆提出主权要求，但海岛就另当别论了。意大利人在马略卡岛登陆，于1936年9月将共和军从该地逐出；他们以同情共产党为罪名，处决了三千名马略卡人。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该岛成为意大利空军向共和军中心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发动猛烈进攻的基地。墨索里尼可能想要控制马略卡岛，但他已经获得了他想要的：一个对西地中海采取行动的中心，它与土伦和奥兰之间的距离足以警示在那里驻扎的法国舰队，尽管他的主要困扰是英国海军。然而，事实上，意大利人总能使人们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在马略卡岛上，帕尔马城内的主要街道被重新命名为罗马大道（Via Roma），入口处装饰着一些青年人的雕像，罗马鹰停留于他们的肩上。 [6] 十五个世纪后，“我们的海”再一次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水域。
大不列颠还不知道它究竟要从地中海获得什么。到1939年，只有百分之九的英国进口品从苏伊士运河通过；而事实上，马耳他并非特别有用的补给基地，尽管它有着优良的港口，但资源短缺（首先是缺水）让它时常需要获取补给物。然而它的确为飞越地中海的飞机提供了有效的中转机场，使它们能够在直布罗陀海峡和亚历山大之间加油。除了公元16世纪的雄伟堡垒外，马耳他没有很好的防守设施。在战争之初，海岛由三架单引擎双翼飞机，即“信念号”（Faith ）、“希望号”（Hope ）和“仁慈号”（Charity ）守卫，机上配备轻型点303机枪。 [7] 从战略角度看，马耳他有优势，也有劣势，它距离西西里只有几分钟航程，处于危险的被暴露状态，但英国不会轻易放弃控制地中海中部通道的据点。然而，英国还是选择了亚历山大为其地中海舰队的集结点，尽管它不得不使用比瓦莱塔更差的港口。 [8] 至于英国的其他地中海据点，塞浦路斯在被英国人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取后，很少被用作海军基地，而海法湾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是来自伊拉克石油管道的终端。实践证明，直布罗陀海峡不像英国政府预想的那样，会成为与西班牙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即便是在与德国开战之后：令希特勒恼怒的是，佛朗哥仍然拒绝参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害怕英国会占领加那利群岛。希特勒指责佛朗哥在得到多年的支援后就忘恩负义，称他肯定有犹太人血统。 [9] 英国仍旧想要获得从西方到东方，尤其是到苏伊士运河的便捷通道。
即便在1939年9月英国和法国向纳粹德国宣战后，也没有理由认为，波兰的防御战将震撼地中海。卷入战争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佛兰德拉锯战的现象能够重现。墨索里尼对加入希特勒一方有所保留，尽管他的宣传部长例行公事地自吹自擂：1940年4月21日，他的发言人宣布“整个地中海都处于意大利海军和空军的控制之下，如果英国人胆敢开战，他们就会被即刻赶出去”。 [10] 仅在法国即将崩溃时，他才适时地决定于6月10日加入德国的阵营。这使他占领了法国的一小块地区，尽管不是他所垂涎的尼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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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地中海的首要问题是法国，而非意大利。大部分法国指挥官因战败而震惊，他们在贝当（Pétain）与希特勒的耻辱和谈中看到了祖国的救赎；他们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掩盖了所感受到的耻辱——他们没有像怨恨英国那样讨厌德国，因为要不是英国参战的兵力过少，他们的祖国怎会遭受不该蒙受的战败？在与意大利人打起来之前——意大利人正开始威胁英国护航船，英国海军有必要弄明白自己与法国舰队的关系，代号为“Force X ”的部分法国舰队正驻扎在亚历山大。在事实上是英国领土的亚历山大，法国人拒绝向英国人移交船只，但同意封存它们；之后没有发生什么麻烦，尽管法国水兵宣誓效忠驻于维希（Vichy）的贝当政府。 [11] 但是法国舰队的骄傲停在奥兰，主要驻扎在米尔斯克比尔（Mers el-Kebir），其中包括他们拥有的世界上装备最为精良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Dunkerque ）和“斯特拉斯堡号”（Strasbourg ）。海军上将达尔朗（Darlan）被证明是法国利益的誓死捍卫者，在他对维希政权的忠诚动摇前，这种坚定态度将持续几年。英国人向达尔朗提供了多种选择，比如将其舰队并入英国舰队，或者让他率领舰队驶向加勒比海，从而在余下的战争中丧失机动性。达尔朗的观点是，他们是法国人，他们永远是法国人。英国人清楚，剩下的唯一选择是皇家海军发动进攻。1940年7月3日，进攻开始，毫不留情。尽管“斯特拉斯堡号”成功逃跑，英国人还是达成了主要军事目标：法军舰艇遭重创，尽管以1300名法军士兵的生命为代价。 [12] 英国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与维希政府仅存的外交关系破裂。达尔朗对英国的憎恶得到充分确认。如今，希特勒可以看到，北非的法国海军和陆军及法属叙利亚由仍旧誓死效忠维希政权的人领导。他们可被用于对抗英国人，但有些不清不楚：法国认为自己已经退出战争。米尔斯克比尔战役坚定了希特勒的想法：他应该将战事集中于北方。墨索里尼获准保有他在地中海所寻求的残破零碎的领地，但不包括突尼斯，因为德国人认为，北非在顺服的维希法国政府手中会更加安全，他们嘲笑外交部长齐亚诺（Ciano）对于尼斯、科西嘉、马耳他、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的诉求。 [13]
所以英国人在地中海的下一轮冲突是同意大利人的对决，意大利人占据着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埃及最西部的地区，尽管时间不长。1940年11月，英国人在塔兰托证明了自己，从“卓越号”（Illustrious ）航母甲板上发动的空袭击穿了意大利人最强大的军舰“利托里奥号”（Littorio ），并击沉了“加富尔号”（Cavour ）战列舰。 [14] 这一快速轻松的胜利打消了意大利人寻求海上决战的念头，更重要的是，它使人确信，即便是有限的空中力量也能战胜骄傲的敌军舰队。现在的问题是，空袭是否有助于攻占岛屿。马耳他自英意开战以来就饱受意大利空袭摧残，尽管在新开发的雷达的帮助下，小型飞机“信念号”、“希望号”和“仁慈号”在对抗意大利皇家空军（Italian Regia Aeronautica）时异常高效，直到一整支中队的现代化飓风式战斗机抵达，英国的空中防卫力量才得以增强。1941年初，当“卓越号”从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进发时，遭到德国和意大利战斗机重创，但它还是设法缓缓滑入马耳他的大海港。 [15] 对马耳他的轰炸加强了，德国人的每日空袭摧毁了瓦莱塔和大海港对面的三座设防城市，屠杀了成千上万的马耳他居民，这些居民与驻守在岛上的英军一样，常常面临食物和其他基本补给品的匮乏。1941年12月以后，时局每况愈下。这时德军更加严肃地应对地中海战场。穷凶极恶的凯塞林（Kesselring）被任命为地中海指挥官，力图摧毁前往马耳他的英国护航舰船；德军频繁出现于地中海，纳粹德国与苏联开战后，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也在增强。到1941年秋，英国人能够以轰炸西西里和北非为回击，英国潜艇也袭击为北非的轴心国部队运送补给的意大利和德国船只。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激怒了，考虑到日本在太平洋上的经验，他们向第三大轴心国日本求教占领岛屿的最佳方法；日本提议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实行坚壁清野以制造饥荒。 [16]
现在，马耳他的大港口遍布着残骸、溺亡的水兵尸体和沉船的油料（有着火的危险）。马耳他守军的部分成功在于保障了马耳他作为有能力突袭敌军、阻止他们向北非调动军队和补给的空军和潜艇基地的价值。与公元1565年第一次大围城一样，第二次大围城同样使马耳他人刻骨铭心。 [17] 丘吉尔担心情况会发展到轴心国没有必要发动入侵的境地：马耳他会被轰炸至屈服。英国护航船在马略卡南部水域承受着潜艇的巨大压力，然后是去往突尼斯通道上的意大利巡洋舰和德国、意大利水上飞机的巨大压力——1942年8月，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了一支有十四艘护航船的舰队，其中只有五艘在马耳他安全抛锚。 [18] 幸运的是，德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想不想夺取岛屿，尤其是这需要与意军联合行动，北非的经历使他们越来越不尊重意军；墨索里尼认为，一旦大不列颠被迫全线投降，该岛便应该是他的了。 [19] 同样幸运的是，隆美尔（Rommel）向图卜鲁格（Tobruk）东进后，德国人日益沉迷于他们对北非的野心，因此，到1942年5月，马耳他似乎成了边缘性的考虑。轴心国相信，地中海战争将在陆地上赢取，而不是通过攻占一座满是尘埃的小岛实现。英国指挥官也认为，“相较于埃及，还是丢掉马耳他更好”。 [20] 然而，毫无疑问，拯救马耳他的还是岛上那些人，他们拒绝因持续的轰炸和数月的极端困苦而放弃坚守，当国王乔治六世向整座岛屿授予乔治十字勋章时，这点已得到充分肯定。该勋章至今仍印在马耳他的国旗上，提醒人们应记住这座海岛表现出的英勇抗争精神：3万幢建筑被破坏或被毁，1300名平民被炸死。 [21]
马耳他顶住了，但在1941年，英国人在克里特战争中惨遭打击，即便它对德国人而言并不具有什么战略价值。 [22] 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地中海的重要性只有一些零散的认识。德国人站在巴尔干人的角度上审视地中海。谁将长期控制跨越海洋的通道，这是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的问题。德军与意大利人一道在北非战斗，轴心国想要确保地中海南北补给线的安全，但是希特勒的选择极具争议。在他决定将潜艇派往地中海——一个冒险之举，因为这意味着得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后，海军上将雷德尔（Raeder）劝说道，此举将危及德国在大西洋的战争努力。轴心国知道，地中海是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中东石油补给通道，但想要将其迅速打通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轴心国的石油储备正在耗尽；到1942年夏，没有油料的意大利舰队深陷困境，出于通盘考虑，德国人拒绝提供任何补给。所以希特勒另辟蹊径，穿过开阔的俄罗斯大平原前往波斯，在1941年打响与苏联的战争，此举之后对他意义更大。他的军队被这场战争带入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并陷于其中，然后遭到重大失败。地中海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让德国吃惊不已。1942年11月，盟军（如今已包括美国人）在1830年法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时登陆的海滩登陆时，地中海真正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 [23]
对阿尔及利亚的“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伴随着在摩洛哥登陆和向突尼斯东进。1942年7月，德国人就已受阻于阿拉曼（El Alamein），并于11月被蒙哥马利的军队“沙漠之鼠”（Desert Rats）决定性地击退。但是维希政府的指挥官们，尤其是在北非出现的达尔朗，使局势极端复杂化。事实上，达尔朗只对支持胜利方感兴趣。他自视贝当的天然继承人，愿意与盟军谈判，不管盟军对他这位众人眼中的怯懦叛国者有多轻视。然而达尔朗担心的是，盟军会被击退，那么自己的两面派属性将会被揭露。1942年11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在阿尔及尔会见了在此地过着奢华生活的达尔朗。艾森豪威尔希望他将法国本土舰队从土伦带到北非，并为美国人效力。达尔朗小声嘟囔着表示同意，但他知道，在土伦当值的海军上将——一位老对手——不会希望如此行事，甚至亚历山大的法国舰艇也表示反对，尽管法国船员与英国人关系良好。一份糟糕的妥协案允许达尔朗在北非担任贝当的代总理，这在英国和美国激起民愤：达尔朗被斥为卖国贼和反犹者；CBS主持人爱德华·默罗（Ed Murrow）问道：“我们是在反抗纳粹，还是在与他们共枕？”圣诞前夜，达尔朗的困境得以解除：当时一位狂热的保王党潜入阿尔及尔的政府办公楼，在达尔朗用完午餐归来时，开枪射杀了这位自以为是的海军上将。 [24]
对地中海霸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盟军的胜利似乎仍不明朗。1942年12月，驻突尼斯的维希政府的指挥官将装备精良的比塞大（Bizerta）海军基地交给轴心国。与此同时，在11月，希特勒决定通过占领维希政府控制区来结束法国的分裂局面；作为奖励，墨索里尼获准得到尼斯，此外他还向科西嘉派遣了几支舰队，他们在岛上升起了意大利国旗。维希政权的指挥官们在地中海战争和政治中的角色令人困惑不解，他们利用一个并没有正式参战的国家的代表身份在交战双方间左右逢源。当盟军用潜艇将一位不出名的法军将领亨利·吉罗（Henri Giraud）从维希法国运到阿尔及尔时，他们发现他身上具有达尔朗的一切傲慢和偏见——他不想成为盟军的走狗，他对废除排犹法令不感兴趣，他逮捕“普通嫌疑犯”，并将他们扣押于盟军视野以外的集中营。他迫切希望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祖国从被德国占领的屈辱中解救出来。 [25] 大西洋或太平洋上的敌对势力分野远比地中海上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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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政治乱象在1943年变得更加混乱。3月，盟军在突尼斯的梅德宁（Medenine）击败了德国人，隆美尔的德军撤离了突尼斯。5月8日，突尼斯和比塞大落入盟军手中，同时还有25万人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突尼斯的陷落使盟军船只变得更加安全，有多达100艘船的超级护航船队如今通过马耳他到达直布罗陀海峡或亚历山大——英国控制下的地中海的统一即便尚未达成，至少可以预见了。1943年6月，国王乔治六世从的黎波里穿过公海前往马耳他，在那里他受到了喜气洋洋的马耳他民众的欢迎。其目的不只是鼓舞马尔他人的士气，更是为了昭示整个大英帝国正朝着必然到来的最终胜利前进。 [26]
对于轴心国而言，还有更多的坏消息。希腊陷于内战，南斯拉夫正掀起反抗。 [27] 在轴心国内部，有人怀疑，撒丁岛正成为人多势众的盟军取道法国南部入侵欧洲的集结点，卡利亚里为该假情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盟军轰炸的痕迹至今依旧可见。真正的问题是，地中海上的法国或意大利（用丘吉尔的话说）究竟是不是轴心国在欧洲的“软肋”。1943年6月，盟军第一次在意大利攻占了一片土地：位于马耳他西部、面积很小却极具战略位置的潘泰莱里亚岛，在那里，1.2万名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士兵因密集的轰炸而投降。 [28] 当7月盟军出乎意料地选择在西西里登陆时，法西斯大议会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向墨索里尼发难。在他和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国王接下来的会面中，墨索里尼没有被要求辞职，而是被告知，他已被陆军元帅巴多格里奥取代。在离开奎里纳勒宫（Quirinale Palace）时，他被推入一辆警车，遭到逮捕。尽管巴多格里奥政府的政策导向尚不明确，德国人还是开始组建他们自己在意大利的势力，等待着盟军向内陆攻来。7月22日，美军在巴顿（Patton）将军的率领下占领巴勒莫；8月17日盟军到达墨西拿时，该城已沦为一片废墟，6万名德军士兵和7.5万名意军士兵已经逃走。这些意大利人并不热衷于战争，他们的情绪也是国家的情绪；在9月初，巴多格里奥被连哄带骗地与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德军飞机轰炸了意大利战列舰“罗马号”（Roma ），造成大量伤亡，意大利海军将骄傲的本土舰队开往马耳他，并将其移交给英国。塔兰托的巨大港口被心甘情愿地割让给盟军。另外，岛上的情况更加复杂。英军成功地占领了多德卡尼斯群岛中的一些小岛；在凯法利尼亚，德国人残酷地屠杀了6000名意军；科西嘉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德国人、意大利人、自由法国和科西嘉反抗军均对海岛提出主权要求。 [29] 这样一来，意大利的投降将新的不确定性引入了地中海。
1943年底，盟军在意大利首次尝试获取立足点，紧接着在罗马南部的安其奥出其不意地空降了大批士兵。之后，盟军将一路战斗至亚平宁半岛的其他地区；意大利政局因墨索里尼的逃跑和他默许北部建立纳粹控制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而变得复杂化。尽管进展缓慢，自由法国（不出意外地）和美国人热衷于继续在法国南部登陆，以配合盟军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土伦于8月26日落入盟军之手，比他们预期的时间更早，这样便腾出了进攻马赛的兵力，马赛于8月28日被攻克。 [30]
不久，人们开始考虑德国战败后的地中海的未来。主要争议问题包括巴勒斯坦、南斯拉夫和希腊，在这些地区，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开始让国家走向分裂。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时，向斯大林表明了英国立场：英国“必须成为地中海的领袖国家”。斯大林理解了这一主张，并同情英国在德国干涉其跨地中海航线时所面临的困境；他甚至向丘吉尔保证，他不会在意大利搞破坏。这是因为，斯大林主要关心的是，让英国默认苏联在斯拉夫欧洲，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统治地位。 [31] 对苏联人而言，重申他们是地中海强国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1] D.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the North Afric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Campaigns in World War Ⅱ （London，2004），pp.ⅹⅰ，5，661；S.Ball，The Bitter Sea：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editerranean，1935-1949 （London，2009），p.ⅹⅹⅹⅲ.
[2] Cited by Ball，Bitter Sea ，pp.10-11.
[3]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48.
[4] Ball，Bitter Sea ，pp.7，18-19.
[5] Ball，Bitter Sea ，pp.20-23；M.Haag，Alexandria，City of Memory （New Haven，CT，2004），p.151.
[6] H.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1961），p.279 and n.2.
[7] T.Spooner，Supreme Gallantry：Malta’s Role in the Allied Victory 1939-1945 （London，1996），p.14；C.Boffa，The Second Great Siege：Malta，1940-1943 （Malta，1992）.
[8]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12-16，40-46.
[9]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59-60；C.Smith，England’s Last War against France：Fighting Vichy 1940-1942 （London，2009），p.142.
[10] Cited in Ball，Bitter Sea ，p.41.
[11]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63；Ball，Bitter Sea ，pp.48，50.
[12] Smith，England’s Last War ，pp.57-94；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62-9.
[13] Ball，Bitter Sea ，p.51；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358.
[14]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93-5；Ball，Bitter Sea ，pp.56-63.
[15] Ball，Bitter Sea ，p.68.
[16] Spooner，Supreme Gallantry ，pp.27，40-42，92，187-205.
[17] See e.g.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Lewin in Spooner，Supreme Gallantry ，pp.ⅹⅴ-ⅹⅵ.
[18] Ball，Bitter Sea ，p.149.
[19] Spooner，Supreme Gallantry ，p.17.
[20]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259-65；Ball，Bitter Sea ，p.133.
[21] Spooner，Supreme Gallantry，p.11.
[22]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158-76.
[23] Ball，Bitter Sea ，pp.109，148-9；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348-51.
[24]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360-62；Ball，Bitter Sea ，pp.170-73；Smith，England’s Last War ，pp.246-7，424-5.
[25] Ball，Bitter Sea，pp .160-61，167，178，186-7；Smith，England’s Last War ，pp.350-51，361-2，366，372-3，402，416.
[26] Spooner，Supreme Gallantry，p.281；Ball，Bitter Sea ，p.261.
[27] Ball，Bitter Sea ，pp.200-209；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566.
[28] Ball，Bitter Sea ，p.220；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424，429.
[29] Ball，Bitter Sea ，pp.219-33，239-40；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430-52.
[30] Porch，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597.
[31] Ball，Bitter Sea ，pp.272-7，and for Moscow meeting，p.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