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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八 “关闭”大议会（1291～1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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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91年，阿克的陷落震惊了西欧，西欧的确没有在这座城市陷落前的最后几十年内为保护它而做些什么。人们发动了许多新的远征计划，对这些计划最为狂热的是从加泰罗尼亚监狱获释的那不勒斯的查理二世。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其实他更热衷于打败阿拉贡人的尝试，而不是获得发动一次十字军行动的能力，况且他也没有资源来做这件事。 [1] 意大利商人为适应其不再能通过阿克获得东方丝绸和香料的现实，已经采用了多种经营方式。威尼斯人逐渐开始在对埃及的贸易中发挥带头作用；而热那亚人则在1261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块殖民地之后，集中精力于与爱琴海和黑海地区的大宗商品贸易。但是，拜占庭的皇帝们对于热那亚人很警惕。拜占庭也向威尼斯人提供了支持，尽管与对热那亚人的支持相比略逊一筹，因此热那亚人不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米哈伊尔八世和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卡二世（Andronikos Ⅱ）将热那亚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金角湾以北的高地上，该地被称为佩拉（Pera）或者加拉泰（Galata），那里的大片热那亚人的碉楼仍然是伊斯坦布尔北部的主要景观。但是两位皇帝也赋予了热那亚人自治权，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发展得十分迅速，以至于它很快就需要扩张范围。到14世纪中期，热那亚人在佩拉的贸易收入使得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相形见绌，前者大约是后者的七倍。拜占庭的皇帝们将爱琴海和黑海的控制权交给了热那亚人，而米哈伊尔大约有八十艘船的海军被他的儿子解散了。当时的人相信，由于君士坦丁堡拒绝了使神圣的正教会与渎神的天主教会统一的所有企图，因而上帝会保护君士坦丁堡，以为回报。 [2]
热那亚人逐渐容忍了威尼斯人的存在，因为战争会损害贸易，吞噬价值不菲的资源。偶尔，如在公元1298年那样，某一方的海盗的攻击导致了危机，所有城市都陷入战争。在这一年发生的科尔丘拉（Curzola 或 Korcˇula）之役中，大约有八十艘热那亚舰船对抗九十多艘威尼斯舰船。威尼斯人是在深入亚得里亚海的本土作战。而热那亚人坚持不懈地赢得了这一天的战斗，数百名威尼斯人被俘，包括（据说是）马可·波罗，在被囚于热那亚期间，他对同一囚室的一个波斯行吟诗人讲述了他在中国和东方的非凡故事。 [3] 波罗家族的真正故事并不仅仅表现了鲁莽或者愚蠢，这些威尼斯珠宝商由阿克出发前往远东，年轻的马可加入了队伍。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恢复了穿越亚洲的贸易通道，打通了将东方丝绸运至黑海沿岸的路线，尽管穿越印度洋和红海的海上通路仍在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运往亚历山大港和地中海。当他们于13世纪60年代进入黑海之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立即试图涉足这条带有异国情调的穿越亚洲的贸易之路。事实上，当热那亚人专注于从事奴隶、粮食和干果这些黑海沿岸的地方特产的贸易之时，威尼斯人更乐意从事昂贵的奢侈品贸易。对优质的蜂蜡也有很大的需求量，它被用来点亮西方的教堂和宫殿。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卡法（Caffa）建立了一个成功的贸易基地，而威尼斯人的基地在亚速海（Sea of Azov）上的塔纳（Tana）。在卡法，热那亚人召集了成千上万名奴隶，其中大多数是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和鞑靼人（Tartars）；他们在意大利城市把奴隶卖掉，使其成为家仆，或者卖给埃及的马木留克人，将他们补充进苏丹的卫队。热那亚人向他们的穆斯林敌人提供强大的军队这一奇观毫无疑问导致了教廷的不悦和警觉。
热那亚人把黑海地区的谷物发运到比君士坦丁堡还远的地方，恢复了曾经使古代雅典人有粮吃的黑海粮食贸易。而随着意大利城市规模的不断增长，他们就从更遥远的地区收购谷物，如摩洛哥、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的海岸、克里米亚、乌克兰等。这里的产品价格远比北意大利便宜，所以即使考虑到运输的费用，从上述地区运来的粮食在意大利的市场上也能以不高于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进口的谷物的价格出售。对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粮食的需求仍然较大。热那亚人将从以上所有地方运来的粮食分散到地中海各处：他们和加泰罗尼亚人供应着突尼斯的粮食市场；他们将谷物从西西里岛运至北意大利。 [4] 有一个城市对粮食的需求保持不变，那就是佛罗伦萨，只是在这一时期，它发展成一个经济体，一个加工和生产纺织品的中心。尽管佛罗伦萨处于内陆，当地人极其依赖地中海来取得他们需要的羊毛和食品；他们控制的土地十分狭小，在一年十二个月内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这座城市五个月的需求。托斯卡纳的土地十分贫瘠，当地生产的粮食无法与来自外域的“重小麦” [5] 相比。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定期地向他们的同盟者安茹家族的那不勒斯国王提供贷款，这样他们就能进入似乎拥有无限粮食资源的阿普利亚。 [6]
这些发展反映了环地中海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到公元1280年或1300年，人口增长，粮食价格也相对增长。地区性的饥荒变得更常见，城镇中的人必须到更远处去寻找他们需要的粮食。欧洲的商业革命导致了城市的骤然发展，城镇内的就业机会吸引着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城市史无前例地开始主导西欧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经济，自加泰罗尼亚到托斯卡纳的弧状区域的主要商业中心城市有巴伦西亚、马略卡城、巴塞罗那、佩皮尼昂、纳博讷（Narbonne）、蒙彼利埃、艾格莫特（Aigues-Mortes）、萨沃纳、热那亚、比萨和佛罗伦萨，在这些城市中弗罗林金币被广泛使用和模仿。艾格莫特盛产食盐，自14世纪早期以来它的景观就没有改变多少。它是法兰西王国面向地中海的门户城市，于13世纪40年代建立，直到此时才直接控制了朗格多克。国王路易九世关注繁荣的蒙彼利埃城，这座城市是贸易、银行业和手工业中心，但由于复杂的封建契约规则，它被置于阿拉贡国王的宗主权下。路易九世希望将商业重心转移到他位于潟湖上的新港口艾格莫特，他也同样使此地成为他于1248年集结的那支损失惨重的十字军的出发地。最终，艾格莫特迅速成为蒙彼利埃的一个出海口，避开了法兰西王室在下一个世纪对它的控制。 [7] 威尼斯人对于如何满足其城市内十万居民的粮食需求这个问题有与众不同的答复。他们试图将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所有粮食运至自己的城市，这样威尼斯人就会有首选权，然后才在其饥饿的邻市，如拉文纳、费拉拉（Ferrara）和里米尼（Rimini）间分配剩余粮食。他们试图将亚得里亚海变为“威尼斯人的海湾”。威尼斯人与安茹家族的查理和他的继承者就保证阿普利亚小麦供应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甚至准备支持查理一世去攻击君士坦丁堡，这次进攻行动原定在1282年，即“西西里晚祷”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实施。
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大圆船除了装运食物外，也从小亚细亚装运明矾至西方。热那亚人在明矾产地的边缘地带建立了他们的飞地：首先，在小亚细亚沿岸，热那亚冒险家贝内德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于公元1297年创建了一个短暂的“亚细亚王国”；然后是附近的希俄斯岛，它于1346年被热那亚商人公会的家族重新占领（他们对此地的控制一直持续到了1566年）。希俄斯不仅是获得弗凯亚明矾之地，也盛产干果和乳香。比希俄斯更为重要的是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它填补了自阿克陷落之后留下的空白。塞浦路斯处于来自法兰西的吕西尼昂（Lusignan）家族控制之下，但其居民多是拜占庭希腊人。它的统治者们经常被卷入派系斗争，但是吕西尼昂王朝从与邻国的贸易活动获得财富，并在这些财富的支持下在塞浦路斯延续了两个多世纪。 [8] 许多外国商人的公会前来造访或驻扎：法马古斯塔是来自威尼斯、热那亚、巴塞罗那、安科纳、纳博讷、墨西拿、蒙彼利埃、马赛和其他地方的商人的基地，当地已经损毁的哥特式教堂可说明商人们曾经积累起来的财富。 [9]
以塞浦路斯为起点的贸易路线延伸到了另一个基督教王国，即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它位于当代土耳其的东南部海岸。西方的商人通过塞浦路斯向亚美尼亚供应谷物，他们使亚美尼亚成为离开地中海的门户，从此地商人们可走上通往波斯大不里士（Tabriz）以及更远处的丝绸市场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艰难贸易路线。塞浦路斯与贝鲁特（Beirut）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叙利亚基督徒商人在这里充当安科纳和威尼斯商人的代理者，为他们供应大批量的棉花以运至意大利甚至德意志加工成布匹，这是地中海上出现了一个跨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单一经济体系的明显征兆。一些布匹成品被运回东方，在埃及和叙利亚出售。贸易和政治在吕西尼昂国王的脑中交织纠结。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在公元1365年发动一场针对亚历山大的野心勃勃的十字军远征时，他的庞大计划之一是在安纳托利亚南部和叙利亚诸港口确立基督教的支配地位（他已经攻取了安纳托利亚的两处港口），但是他的资源无法使他在埃及的征伐活动长期维持下去。于是他转而对亚历山大进行病态的掠夺，这证实了他所谓的“圣战”是由物质利益驱动的。在他回到塞浦路斯之后不久，这位惯会制造敌手的国王就被刺杀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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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商人的商业优势是以他们海上力量的优势为基础的。大型圆帆船之所以能够自由地穿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主要是因为有长形多桨大帆船监视各海域。这种单层甲板的多桨帆船的长宽比为8∶1，其动力结合了桨手和风帆的力量。在桨的下面，四到六名桨手肩并肩坐着，每两人或三人操纵一支桨。但作为商船，这种船最适合用于运载小批量的高端商品，如香料，因为船上的空间十分有限。这些船速度快、机动性强，但容易在深海中沉没。随着佛兰德商路的发展，驶向大西洋的船只建造得更长、更宽且更高（这是最重要的），因此这种新的“大帆船”能够应对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海风和洋流。 [11] 圆船中有极少数属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巨型船只，如公元13世纪60年代建造的“罗卡福特号”（Roccaforte ），它是一种吃水量达五百吨的大船，相当于多数“圆船”吃水量的两倍多。 [12]
一些船，特别是那些自威尼斯出发驶向黎凡特或者佛兰德的船只，在出发后伴有护航船，并有武器保护［此即威尼斯人所说的穆达（muda ）系统］。即使如此，穆斯林和基督徒海盗的疯狂攻击也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断运输。公元1297年，由格里马迪（Grimaldi）家族的一位成员——他因为经常披着修士的风帽，为他自己赢得了“修士”的绰号——领导的热那亚暴乱群体，占领了热那亚领地最西端的摩纳哥岩［事实上，摩诺伊科（Monoikos）这个名称源于古代时期的弗凯亚移民，与修士毫无关联］。作为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国王智者罗伯特（Robert the Wise）——他已经在1318年成为热那亚的最高领主——的支持者，摩纳哥的水手们在之后几十年内都是令人厌恶的对象。1336年，摩纳哥海盗扣下了两艘从佛兰德返程的装有货物的单桅大帆船。佛兰德元老院不得不叫停所有驶向佛兰德航行的船只，航运在二十年后才恢复。格里马迪家族的成员留在原处，但仍是事端制造者，仍然统治着摩纳哥，不过他们找到了比做海盗稍微体面一些的赚钱方式。 [13]
贸易在创造一个成功商人的阶级的同时，也强化了贵族的势力。在威尼斯，贵族掌控了收益最好的贸易通道，留给中产阶级的选择只剩用圆船做谷物、食盐和酒的生意。要确定哪些人可称为贵族并不简单，尽管有一些古代的家族，如丹多罗（Dandolos）家族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都占据着社会阶梯的顶端。问题是，在社会繁荣发展的时代——当时许多人都已经获得了巨额财富并要求获得决定护航帆船应该向哪里进发，或者自己应与哪些外国君主签订条约的权利，但做决策的仍是由贵族构成的元老院（公元14世纪早期便是如此情况）——究竟哪些人能够获许向上攀登社会阶梯。结果是1297年出现了一个限制大议会成员的决议，规定元老院和高层委员会只能由现有成员以及他们的后裔构成，他们来自约两百个家族，其中有许多是像蒂耶波洛那样的商业精英家族。这种“关闭”（Serrata）或多或少应是永久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家族仍然通过“后门”获许加入了贵族行列。大议会的“关闭”于是成为贵族们重新确认其在政治、贸易和社会领域的至高权力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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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人在公元14世纪初取得了成功。1302年，“西西里晚祷”战争正式结束，重新打开了连接西西里、马略卡和巴塞罗那的贸易航道。最重要的是，阿拉贡国王决定宣示他对撒丁岛的领主权。该岛曾经于1297年被教宗赐给阿拉贡的詹姆斯二世，教宗希望以此交换西西里岛， [14] 詹姆斯的兄弟腓特烈的攻击性回应是占领西西里岛，使之成为他的独立王国。直到1323年，阿拉贡国王阿方索四世才发动了对撒丁岛的攻击；虽然他是为了自己的王朝才这样做，但加泰罗尼亚的商人认为这一征服行动将使他们获得该岛所产的大量粮食、食盐、奶酪、皮革，以及最为重要的白银。 [15] 这些即将成为征服者的人忽视了一向存在于撒丁岛人中的对外来统治的抵触情绪。加泰罗尼亚人基本上都住在城市内，主要是沿海一带（仍有说加泰罗尼亚语的后裔生活于阿尔盖罗），而撒丁人则住在城墙之外。与此同时，热那亚人和比萨人认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入侵侵犯了他们作为领主的权益。比萨人最后被允许在撒丁岛南部保有产业，但比萨已是强弩之末——不久之前，这个城市甚至考虑要主动归附阿拉贡的詹姆斯二世。但热那亚人更为麻烦。当加泰罗尼亚人对他们实行野蛮攻击时，他们的回应是以牙还牙。撒丁岛周围的海域成为危险之地。该岛一直处于抗争之中，抗争的双方是岛上的古老原住民与即将成为新主人的民族，或者都是希望成为新主人的人。在14世纪晚期，一个统治根基在该岛中西部的阿博雷阿（Arborea）的王国建立，结束了地方性的对抗，其女王埃莱奥诺拉（Eleonora）以立法者的形象而受到称颂。 [16]
在野心勃勃、身材矮小的彼得四世于1337年继承阿拉贡王国的王位后，阿拉贡的宫廷开始制定其可被描述为“帝国主义式的”战略目标。彼得四世在统治之初下定决心要处理他的堂兄在马略卡岛的行为。马略卡国王詹姆斯三世给人的印象是心智不够健全。他痛恨彼得四世的说法，即马略卡国王是阿拉贡国王之附庸，前往巴塞罗那商讨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船停在滨海宫殿的墙外，由于他的坚持，对方修建了一座吊桥搭在船舷上。然后他试图引诱彼得上他的船，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有一个疯狂的计划，即绑架阿拉贡国王。马略卡的商业公会对此感到厌烦。他们愿意且需要与他们在巴塞罗那的贸易对手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阿拉贡国王宣布詹姆斯抗拒王命并于1343年攻下马略卡之时，他们十分欣慰。加泰罗尼亚的船队由一百一十六艘船构成，包括二十二艘单桅多桨大帆船。 [17] 此后不久，詹姆斯在试图收复自己的领地时逝去。在彼得漫长生命（其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最后时期，他试图用联姻方式收回阿拉贡人的西西里岛。他的帝国之梦开始变为现实：最后，一个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帝国”出现了。加泰罗尼亚商人希望利用此事获取更大的利益。1380年，彼得解释了“跨地中海”联系的重要性，也考虑了控制饱经战争创伤的撒丁岛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失去了撒丁岛，随后将失去的就是马略卡岛，因为马略卡岛已经习惯于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获得的食物将不再运达，于是这里将不再有人居住，我们也将失去这块土地。 [18]
一个连接西西里岛、撒丁岛、马略卡岛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网络即将出现，在这个网络中，意大利诸岛将持续不断地为马略卡和巴塞罗那供应生命之粮。
养船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公元13世纪，一个大的造船厂于巴塞罗那建立，现在那里成了航海博物馆。造船厂的工人在棚架之下劳作，大的钢环悬挂在拱门上，因此他们可用滑轮起吊船体。但是，根据一个王室顾问的估计，建立这样一间能容纳二十五艘单桅帆船的船厂要花费两千盎司黄金，这超出了阿拉贡国王的承受能力。该数字还没有包括保养船只、供养船员以及购买武器和其他装备的费用。加泰罗尼亚大帆船上的船员们的饮食很单调，由硬干粮、咸肉、奶酪、菜豆、油和酒构成，也有鹰嘴豆和蚕豆，与热那亚、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水手的饮食的区别在于不同成分的构成比例不同：威尼斯水手分得的干粮和奶酪少一些，但咸肉更多；而那不勒斯船队享有的是免费的酒（难道这就可以解释那不勒斯人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吗？）。 [19] 把大蒜、洋葱和香料混合在一起，就可制成一种口味相当不错、可抹在干粮上的酱汁。人们当时就知道，大蒜和洋葱可预防一些疾病，如败血症。干粮的准确说法是biscoctus ，意为两次烤制，因此它比较坚硬，但体轻、容易保存且富有营养。 [20] 船员的饮食中没有咸鱼是很奇怪的事。咸鱼在巴塞罗那饮食中是很重要的。当地盛产凤尾鱼，也可从大西洋捕鱼，在基督徒们禁食肉类的大斋期，咸鱼尤其重要。虽然船下的海水中有丰富的渔产资源，但国王没有理由为鱼买单。腌制的食物会增加人们对淡水的需求，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每个船员每天需要消耗至少八公升淡水，在炎热的季节则消耗量更大。每艘船可以装载五千公升淡水，水容易被污染，需要加以净化并以醋去味。但是，船上的给养是需要不断补充的，因此同古代的情形类似，船需要经常靠岸。 [21] 保障船的给养是船长需要行使的重要职责之一，他的角色不只是船上的指挥官。
西地中海的一些区域是禁区。公元1340年前后，热那亚、加泰罗尼亚和摩洛哥的马林王朝就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展开了争夺。 [22] 由于人们担心摩洛哥人入侵西班牙南部——来自摩洛哥的经常性入侵成为11世纪和12世纪伊比利亚的基督教王国面临的一大威胁——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对于基督教国家而言，幸运的是，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国王们总体而言和自己一样担心被马林王朝控制，但是在14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与摩洛哥人结盟，极大地威胁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路。卡斯蒂利亚国王不止一次地试图通过包围直布罗陀的行动来赢得对海峡的控制，但最终他自己却被穆斯林包围并被迫撤退了。 [23] 1340年，卡斯蒂利亚船队在直布罗陀城外被一支新建的摩洛哥船队打败，失去了三十二艘战船。基督徒的这次失败震撼了阿拉贡人，于是他们与长期以来同自己争斗不休的卡斯蒂利亚人议和。阿拉贡国王希望装备至少六十艘快船，但他得乞求他的议会提供资金；巴伦西亚议会提供了二十艘快船，甚至好斗的马略卡国王也提供了十五艘快船。与此同时，摩洛哥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西班牙，但是卡斯蒂利亚人在葡萄牙的帮助下，于1340年10月在西班牙南部的萨拉多（Salado）击败了一支摩洛哥军队。他们在这次战役中夺取的马林王朝之军旗，现在还保存在托莱多大教堂的珍宝馆中。但是，这次胜利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卡斯蒂利亚仍然经常派出由十艘或二十艘船组成的船队进入海峡。这与摩洛哥人的船队相比规模很小，1340年摩洛哥人大约有二百五十艘战船，其中包括六十艘快船。战争于1344年结束，当时卡斯蒂利亚的国王阿方索十一世进攻了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港。最后，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控制了海峡的北岸，但没有攻克直布罗陀的另一出口。 [24]
穆斯林的海上势力也在东地中海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对基督徒在突厥人海域内取得的成功的回应。公元1310年，在二十多年前被赶出阿克的医院骑士们从他们当时位于塞浦路斯的基地出发，夺取了罗得岛。此地在之前许多年里都是突厥人的攻击目标，拜占庭对其有名义上的宗主权。 [25] 医院骑士们此时将罗得岛建成了他们的基地，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开始积极地从事海盗活动。他们也不断与西方的统治者，包括法兰西国王、那不勒斯国王和其他君主谈判，希望能得到大规模十字军船队的帮助。但是，这支船队的目标不再只是圣地，或者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留克王国，而是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突厥人。他们在抵达小亚细亚海岸后改变了游戏规则：突厥人已经冲破了拜占庭建立已久的使他们局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警戒线，而且，正如医院骑士适应了海洋一样，突厥人也在来自拜占庭海军的希腊人的帮助下适应了海洋。米哈伊尔八世为节省财政开支，于1284年解散了拜占庭的舰队，他以为意大利的海军会保护他；由于安茹的查理忙于应付“西西里晚祷”事件，他也摆脱了查理的干扰。数个小规模的突厥公国出现在小亚细亚海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爱琴海为边界线的埃米尔国艾登（Aydin）。于基督徒来说，幸运的是这些突厥人的埃米尔国在侵扰基督徒属地边境的同时耗费了同样多的时间在内部斗争上。即便如此，到1318年，艾登成了令其基督教邻国头疼的对象，当时埃米尔乌姆尔帕夏（Umur Pasha）与数年前已经控制雅典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军结成联盟，这支雇佣军在名义上服从于西西里岛的阿拉贡国王的权威。 [26] 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艾登的突厥人之间结成的这一古怪同盟惹恼了威尼斯人：一位威尼斯贵族的封地圣托里尼岛（Santorini）两次受到袭击，威尼斯人害怕这个同盟随后会对克里特岛构成威胁。 [27]
解决突厥人的威胁似乎要依靠一支装备良好、资金充足的海上十字军，在此军队中，医院骑士、意大利海军、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和法兰西人应协同确立对爱琴海的完全控制权。这一动议因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野心而受挫，因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保护他们的贸易通道和他们在这一海域获得的领主权。一个由西方海军组成的“神圣同盟”——威尼斯人事实上是其追随者——暂时性地于1334年清除了爱琴海海域的猖獗海盗。 [28] 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教宗热心地促成了另一次十字军行动，这支十字军于1344年从乌姆尔帕夏手中夺取了士麦那。十字军在士麦那取得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们只成功征集了一支拥有三十艘快船的船队：西方人的热情只是表面文章而非出自真心。 [29] 他们夺取了要塞［他们对这座要塞的控制一直维持到帖木儿（Timur）于1402年攻陷它之时］，但没能进入内陆，一个原本宝贵的贸易中心于是转变为受到围攻的边塞城镇。事实上，十字军补给不足。像安茹家族的那不勒斯国王智者罗伯特这样的统治者已经长期征收十字军税，甚至装备了十字军船队，但这支船队神奇地转移了目标，被投入到对抗热那亚吉伯林派或者是西西里岛的阿拉贡人的战争中。
这一区域的不安定因热那亚人的出现——热那亚人的一个合股公司于公元1346年占领了希俄斯岛——而加剧了；该岛由热那亚人的投资商共享所有权，由一个公司管理，该公司被称为马奥那（Mahona ）。其主要靠明矾、乳香和干果获取利润，并不热衷于与西方船队一起进一步涉险；甚至医院骑士也逐渐地失去了对十字军的热情，开始利用罗得岛在商路上的有利位置赚钱。在其东方，艾登被打败，在安纳托利亚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但它迅速被一个来自西北的新崛起的突厥群体填补。这些突厥人即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热衷于从事对抗拜占庭的圣战（并于1331年占领了尼西亚），但是就像这一时期的所有突厥人一样，他们也愿意在基督教统治者需要雇佣军时为其效力。于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坎塔库津六世（John Ⅵ Kantakouzenos）允许他们定居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加利波利，这是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一个桥头堡。
一直到公元14世纪中期，基督教船队都没有占据无人匹敌的优势。加泰罗尼亚人极力使船队保持一定的规模，以期在他们的穆斯林对手要攻占直布罗陀海峡时予以阻止。即便如此，阿拉贡国王与加泰罗尼亚商人的同盟还是创建了一个能够供应西地中海各国以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尽管联系时有中断，且多次出现不祥征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从1299年到1350年的数十年间还是保持了和平。热那亚的海军军官们在寻求好的战争机遇时发现了其他客户。他们已经在13世纪为腓特烈二世服役；到1300年，他们教授了加泰罗尼亚人如何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调动船队。他们为葡萄牙船队做了奠基性工作。但他们不能抵抗另一个凶残的入侵者，该入侵者在七八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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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有时候被视为大自然对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各国过快发展的经济的压制：人口增长速度是如此之快，对欧洲的土地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谷物价格被迫上涨，鸡蛋和鸡肉等高端产品也因此匮乏。产出极差的边边角角的土地也被开垦出来，每一粒粮食都得到珍惜。饥荒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如托斯卡纳。尽管北方发生了特别严重的饥荒，自公元1315年的大饥荒以来尤其如此，但它对阿尔卑斯山以南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 [30] 然而，我们可以绘出更乐观的图景。到1340年，人口的增长达到顶峰，特别是在西欧和拜占庭。在1329年到1343年，马略卡的城市人口下降了23%，差不多的数字也出现在了普罗旺斯和其他地区的城镇中。 [31] 大规模专门化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用商品交换生活必需品的城市贸易网络的发展。早在1280年，比萨人就放弃了阿尔诺河河口的贫乏耕地，用其牧养绵羊；他们运出毛皮、肉食、奶酪和羊毛以从海外换回谷物，因为羊身上很少有用不上的东西。托斯卡纳的小城市圣吉米尼亚诺特别以盛产藏红花等经济作物和酒著称，在这些产品的供养下，该城的人口密度纪录直到20世纪才被打破。它的商业网络被扩展到了地中海上，在那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圣吉米尼亚诺的商人向阿勒颇等远东城市出口藏红花。这一“商业化”的趋势在欧洲北部也很明显，预示了在黑死病之后会出现的诸多发展。
且不论在公元1340年前后的危机之后是否出现了新兴经济，黑死病的确打破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间的平衡。达地中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量一半以上的死亡人数必然会在社会、经济、宗教、政治多个方面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种震动既是精神的，又是经济的。 [32] 然而，瘟疫导致的“黑暗时代”的持续时长并不能与以青铜时代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崩溃为标志的灰暗时期相比。在当时，瘟疫的到来加深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困境，推迟了复兴的到来，但它并不是发生巨大倒退的唯一原因。但是14世纪的瘟疫是引发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转型的重要介质，这种转型进一步带来了新秩序的创建。
热那亚人对于地中海上黑死病的到来有不察之责。腺鼠疫是由蒙古军队而非商人带到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基地卡法的——蒙古人于公元1347年包围了卡法。 [33] 一些意大利人乘船从克里米亚发生的战争中逃出，沿水路进入君士坦丁堡，但是即便他们没有被感染，船上的偷渡者黑鼠也被感染了。这些老鼠喜欢黑海商船上装载的大量谷物，身上有传播瘟疫病毒的跳蚤，船载的大捆布匹商品为跳蚤提供了藏身之处。1347年9月，腺鼠疫在拜占庭首都肆虐，其市民开始逃离，但他们也是病毒携带者。一艘运载奴隶的船从黑海起航驶向亚历山大，船上有三百人；据阿拉伯历史学者阿里·马克里齐（al-Maqrizi）记载，当这艘船到达亚历山大港时，船上只余四十五人，而且他们也很快就死去了。 [34] 毫不出人意料，亚历山大成为腺鼠疫在东地中海的一个传播中心，1348年春，加沙受到影响。西地中海第一个感染此种疫病的地方是墨西拿。一个西西里编年史学家将此归罪于十二艘来自东方的热那亚长船，这批船于1348年到达。墨西拿的居民带着病菌逃到岛屿的各个角落，疫病越过海峡传至雷焦，于1348年5月到达那不勒斯。 [35] 到1348年春天，黑死病已经感染了整个马略卡岛，由此它沿穿越加泰罗尼亚的经典商路，进入佩皮尼昂、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又南下至穆斯林统治下的格拉纳达王国，于1348年5月到达了阿尔梅里亚。 [36] 同一个月，巴塞罗那的市民们带着他们的圣骨和圣像游行，恳求上帝消灭这次瘟疫，此类行为自然进一步帮助了疫病的传播而非结束。 [37] 突尼斯于1348年春天被感染，瘟疫很有可能是由西西里传播至此的，另一个感染源是从马略卡下行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港口的加泰罗尼亚船只。 [38] 12世纪到14世纪城市的急速发展意味着，西地中海岸与中东的繁荣城市一样易受瘟疫感染。各地死于瘟疫的人数都多得令人震惊：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死于瘟疫；在西地中海的一些地方，如加泰罗尼亚，死去的人可能占人口总数的六成或七成。 [39] 瘟疫在传播过程中也变得更烈性了，新出现的肺鼠疫可在几小时之内夺走那些呼吸道感染者的性命。
欧洲和地中海近一半人口的损失对于经济关系影响巨大。对食物的需求大大减少，但由于西西里岛和其他地方的土地因疫病导致的劳动人口减少而无人耕种，瘟疫过后许多人都陷入饥荒。由于疫病在热那亚、威尼斯和其他商贸城市的大街小巷及水道上传播得很快，所以这些大的商贸城市人口锐减。 [40] 黑死病并不是唯一的灾难，公元14世纪晚期，瘟疫的反复发生导致人口总数在要缓慢恢复之时再度下滑；新的瘟疫对年轻人危害尤其大，因为老一代已经在经历多年瘟疫后有了一些抵抗力。在“西西里晚祷”起义之后的那个世纪，西西里岛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从八十五万人降至三十五万人，导致人口锐减的两起最重要的事件是1347年的瘟疫与1366年在西西里岛上暴发的又一次瘟疫。 [41] 在经历了黑死病的摧残与恐怖后，一切都改变了。尽管这次瘟疫改变了整个地中海，却没有造成长久的衰落。旧的经营体制如商栈仍然存在；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继续明争暗斗；基督徒策划了更大胆的十字军计划，意图攻击势力一度稳固的马木留克人。在这一切的背后，旧的贸易网络发生了一些微小却重要的变化，其第一个信号是一个活跃的贸易区在直布罗陀海峡外出现。在这一复苏之后，第四地中海于14世纪末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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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蛋白质和淀粉成分较高的小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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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另一个计划涉及阿尔巴尼亚，参见：D.Abulafia，‘The Aragonese Kingdom of Albania：an Angevin project of 1311-16’，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1995），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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