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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1.扼住威尼斯的咽喉
1500～1503
在威尼斯，勒班陀的沦陷可谓是惊天丑闻。后续调查和审讯一片混乱，各方互相指责。人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安东尼奥·格里马尼和他的家族。格里马尼宫殿遭到大量暴民围困；殿内财产都被匆匆转移到附近一座修道院中保管；一名忠心耿耿的阿拉伯奴隶遭到攻击，横尸街头；格里马尼的宫殿和商店都被涂鸦。街头顽童们高喊：“安东尼奥·格里马尼，毁掉了基督教世界的人……威尼斯的叛徒，但愿你和你的儿子被狗吃掉。” [1] 家族的其他成员因为太害怕而不敢在元老院露面。
格里马尼回到威尼斯已经是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他被强硬地告知，如果他乘着自己的旗舰驶入圣马可湾，将被当场处死。他只得乘上小船，和所有一败涂地的海军指挥官一样，身披枷锁，狼狈而归，场面之戏剧性，不亚于当年皮萨尼兵败的惨状。而这天恰好是11月2日，万灵节 [2] 。
和皮萨尼不同，当格里马尼在夜幕中跌跌撞撞地走下甲板时，没有同情他的祝福者出现在道路两旁。没有人像他一样，在公众心目中陨落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普留利曾说这位海军将领“就如同伟大的亚历山大、著名的汉尼拔或者是了不起的尤利乌斯·恺撒”，而如今人们都说，他一看到敌人就立马变成了废物。 [3] 这正是世事无常之所在，人们见证了“这位将军从炙手可热到一蹶不振……须臾之间，时过境迁”。他身披枷锁，在儿子的搀扶下走到执政官宫殿，一路叮当作响，不得不由四名仆人抬他前往会议室。尽管天色已晚，当他被宣布关进潮湿的地牢时，还是有2000人在一片死寂中见证了这一刻。
接下来的诉讼很是苦涩漫长。满腔怒火的控方要求将他处以极刑，称他是“国家的灾难、共和国的叛徒、国家的敌人、导致勒班陀沦陷的渎职指挥官、腰缠万贯却满腹虚荣的家伙”。他们用格里马尼曾经担任过的诸多光荣公职——“桨帆船指挥官、亚历山大港护航队指挥官、食盐管理官、陆地上的贤者、拉文纳总督、十人议事会的领导人、公社的律师，海军总司令”——来对比他此刻的丑态：身陷囹圄，因饥寒而患病。公诉词以鼓点般的激烈言辞结束：“他的墓碑上将会这样写道：这里埋葬着一个在圣马可广场被处决的人。” [4] 对财富的斥责在威尼斯人的公共生活中有了新的定义。富裕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现在它却成了道德上的一个污点。摆放在征兵长凳前大肆炫耀的大堆黄金如今也变成了麻烦。在这一切背后，是统治阶级核心内部的矛盾和派系斗争。有人要把格里马尼家族赶出商业圈。
格里马尼辩称，他的命令没有得到遵守；贵族船主们消极避战，指挥官们因为懦弱和不服从而临阵脱逃。其他人也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阿尔维斯·马尔切洛尽管极力为自己辩解，但终究还是难辞其咎；马利皮耶罗认为，格里马尼的错不是懦弱而是缺乏经验：他组织舰队不力，而且他升起十字架不符合常规——升起他在圣马可广场得到的战旗才是船长们习惯的进攻讯号。可以确定的是，格里马尼没有训斥作战不力的贵族指挥官们，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得罪那些能够在未来支持他政治前途的人。最后人们达成了共识：责任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格里马尼最后没有被判死刑。他被驱逐出威尼斯，并向在战争中有成员牺牲的贵族家庭支付高额赔偿费。
战局差不多还是像以前一样糟糕。新指挥官走马上任，却无力扭转大局。占领了勒班陀之后，奥斯曼帝国在爱奥尼亚海边缘就有了一个用于海军作战的安全的前沿基地。在这段紧张的时期，列奥纳多·达·芬奇来到威尼斯，作为军事工程师，为威尼斯效力。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奇特的城市防卫计划，比如以竹子作为呼吸管的猪皮潜水服，以及潜艇的草图。不过，他的创意最终没有付诸实践（两年后，他为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拟定了建造横跨金角湾的单拱桥的建议书）。
威尼斯元老院更关注当前的局势。在1500年的头几个月，人们越来越为科罗尼和莫东的安全担心。当年7月，一位新的指挥官吉罗拉莫·孔塔里尼在同一片海域，带着桨帆船、圆船和商船的混合舰队重演了宗奇奥之战。当他们全线进攻时，风停了，圆船无法继续战斗，四艘重型桨帆船撤退，两艘船被敌方俘虏。孔塔里尼的船被打得伤痕累累，渐渐下沉，被迫选择撤退。指责声再次不绝于耳。
巴耶济德二世接着亲自带领人马，来到了莫东城墙脚下。他带来了大量火炮和从孔塔里尼手中缴获的战船旗帜，来打击守军的士气。从城镇里，总督发出了简短而绝望的消息，来描述他们所处的困境：城墙之外的乡间漫山遍野尽是帐篷……日夜不停的炮击……三分之一的人或死或伤……其他人也都坐以待毙……火药所剩无几。在外海，贵族船主们害怕奥斯曼舰队，又一次拒绝战斗。只有一名叫祖阿姆·马利皮耶罗的船长带着4艘桨帆船穿过封锁线，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 [5] 这样超群的勇敢得到了回应，“顷刻间，桨帆船水手们高喊着，他们自愿和他一起牺牲，愿驾船冲锋”。普留利在安全距离之外苦涩地记录道：“其他人缺乏精神和勇气，都留在了舰队中。”马利皮耶罗的几艘桨帆船英勇地刺穿了奥斯曼舰队的封锁，进入莫东的小型环港。精疲力竭的守军看见救援来到，丢弃了他们的岗位，开始跑向船只。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8月29日晚上八点，消息像往常一样传到了威尼斯：一艘轻型快速帆船借助风势，驶入了圣马可湾。这一天正好是圣约翰被斩首的那一天，是基督教日历中象征厄运的一天。当莫东沦陷的消息传到十人议事会金碧辉煌的大厅时，这些平日里威风凛凛地领导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要们大哭起来。莫东甚至比内格罗蓬特更加重要。它的重要性既是感情上的，也是商业上的。损失掉的不仅仅是6000人、150门大炮和12艘桨帆船。莫东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遗产，是威尼斯最早的殖民霸业的一部分，它可以说是威尼斯海洋帝国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普留利说：“他们仿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航海能力丧失了，因为莫东是所有船只、所有航行的中转港口和交通枢纽。”当苏丹出现在距莫东20英里的科罗尼城下时，威尼斯人觉得大势已去，科罗尼不战而降。共和国的双目已经被戳瞎了。对于商人普留利来说，这是预测到厄运的一瞬间：“如果威尼斯人不能从事航海，他们的维生手段将逐渐丧失，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化为乌有。” [6]
在这个噩耗传来的前夜，共和国又选出了一位新的海军总司令。没有人自愿出任这个职位；所有被提名的人用年老、疾病等理由回绝。如今，这个职位实在声名狼藉，而人们对土耳其舰队的恐惧竟如此严重。最终，人们推选了贝内代托·佩萨罗（民间称他为“伦敦的佩萨罗”），他也愿意接受这个职位。佩萨罗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指挥官，他苛刻、坚定，对贵族阶级的政治毫无兴趣，而且非常冷酷无情。他七十岁了，却依然包养着好几个情妇。普留利谴责他“这么大年纪了，真是为老不尊”。 [7] 其实，佩萨罗很像皮萨尼和泽诺那个更加强硬年代的人——他是水手中的水手，既能得到水手的尊重和爱戴，也能让船长们心生畏惧。鉴于先前的失败，他被赋予了极大权力：“不需要征求威尼斯的同意，可以处死任何不服从指挥的人，不管他们是高官、船长还是桨帆船指挥官。” [8] 这样的话语早已经变得形同虚设，人们也不再相信这些话，但佩萨罗偏偏很认真。和皮萨尼一样，这个年迈的风流浪子理解普通水手的心态：他允许水手掳掠财物，极大地提升了士气，同样自己也大发横财。他屡建战功；他扫荡希腊海岸，摧毁了奥斯曼人的造船成果，恢复了威尼斯对一些爱奥尼亚岛屿的控制，阻止敌人进一步巩固其海权地位。他无所畏惧、不偏不倚。两位贵族下属，其中一个是执政官的亲戚，不战而降，将堡垒拱手让人，他直接处死了这两个人。他捕获了土耳其海盗艾里奇之后，把他活活烤死。他保障了亚得里亚海的安全，有效地控制住了爱奥尼亚海，因此到1500年底，大型桨帆船去往亚历山大和贝鲁特的航线得以恢复。但是，他最终没能够扭转奥斯曼征服的大潮。
1503年，威尼斯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和巴耶济德二世签署了屈辱的和平条约，巴耶济德二世牢牢掌控了他赢得的一切。很快，威尼斯人在海上遇到奥斯曼船只时，会降下旗帜，默默承认自己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尽管骄傲的威尼斯人在公开场合不肯这样承认。从现在开始，与他们强大的穆斯林邻居合作将成为威尼斯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变真理，这座城市将逐渐打造一个陆地帝国。
1500年5月9日，和过去五百年里的每一个耶稣升天节一样，庆典活动在威尼斯如期举办，精心设计的庆典表达了这座城市与海洋的神秘联姻。像往常一样，执政官穿上他的全副华服宝器，乘着金船起航，将一枚金戒指扔到大海深处，来象征这联姻。同一年，德·巴尔巴利刻画的胜利的航海之城的图片在威尼斯的印刷机上大量印制。这些故事听起来很美，但随着16世纪的到来，实情有些不同。海洋不再平静，威尼斯与海洋的婚姻也不再一帆风顺。在早些时候，君士坦丁堡已经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真相。当一位威尼斯大使来到巴耶济德二世的宫廷，希望促成一项和平协议时，他被告知待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维齐尔 [9] 直截了当地说：“到目前为止，是你们和大海结婚，从现在开始轮到我们了，我们的海比你们更多。” [10]
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和约标志着海军力量上的重大转变。从今以后，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单独与奥斯曼人一较高下。奥斯曼人只花了五十年时间，就战胜了地中海经验最丰富的海军，并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势力对地中海东半部的统治。然而，在这期间，他们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海上优势，他们打的海战数量有限，而且没有一场决定性的海战胜利。但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济德二世都把握住了在封闭海域作战的一个基本原理：没有必要主宰大海，陆地才是最重要的。依靠强大的陆军和舰队开展两栖登陆作战，他们扫荡了桨帆船所依赖的诸多战略基地（因为桨帆船需要频繁靠岸补充给养和淡水）。现在奥斯曼人在亚得里亚海的边缘站住了脚，为进一步向西进犯威尼斯的其他重要岛屿做好了准备。五十年来，威尼斯曾警示并恳求过教皇、其他意大利城邦、法兰西国王和任何有可能倾听的人，希望他们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危险：“上帝保佑，一旦苏丹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海岸，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阻挡他了。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入意大利，消灭基督教世界”。 [11] 巴耶济德二世除了苏丹的通常头衔之外，还得到了一个新头衔：“所有海洋王国的领主，包括罗马人的国度、小亚细亚和爱琴海。” [12] 从今以后，欧洲商船未经许可几乎不能在地中海东部航行。只有少数几个大岛——科孚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罗得岛——还在基督徒手中。
宗奇奥海战中火球的景象仍然在威尼斯人的想象中燃烧。一幅非常精彩的木刻画定格了火苗刚刚开始升腾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时刻，威尼斯海军的自信降到了冰点。威尼斯人已经被火药的爆炸威力和对手的强大吓破了胆，而他们自己的指挥体系也逐渐从内部瓦解。说到底，与其说是兵力不如敌人，还不如说是意志的失败、不肯为国捐躯。桨帆船指挥官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毫不留情地分析道：“如果当时我们的舰队更大，混乱就会更大。这发生的一切都源于我们缺少对基督教和我们的国家的爱、缺少勇气、缺少纪律、缺少自豪感。” [13] 普留利在总结1501年夏天战事时说：“这次与土耳其人的交战意义极其重大；这不仅在于一座城市或者堡垒的得失，还在于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他指的是威尼斯的海洋帝国本身，以及流经它的水道的那些财富。 [14]
宗奇奥之战还留下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影响。巨型帆船毁灭的惨烈景象让双方都不敢继续往这个方向做实验。从此以后，地中海的战争变得循规蹈矩；规模越来越大的桨帆船舰队猛冲向对方，等到靠近的时候用轻型火炮射击，然后尝试通过白刃战打败对方。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首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英格兰和荷兰，开始运用风力驱动、配备重型火炮的盖伦帆船 [15] 。它们将创建庞大无比的世界帝国，而这在被陆地包围的地中海是无法想象的。
最初的迹象发生在宗奇奥海战不久之后。普留利搞错了名字，但记对了事迹：不是哥伦布，而是瓦斯科·达伽马，于1499年9月从印度绕行好望角回到欧洲。威尼斯共和国派遣一名大使到里斯本宫廷调查；直到1501年7月，他的报告才送回威尼斯。事实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潟湖。可怕的预感笼罩了这座城市。对于特别热衷自然地理的威尼斯人来说，这个发现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普留利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大段的悲观预测。这是一个奇迹，是当时最不可思议的、最重大的消息：
以我的智慧，无法理解这一切。收到此消息的时候，整个城市的人……都目瞪口呆，最聪明的人都认为，这是他们听过的最坏的消息。他们明白，威尼斯取得如今的名声与财富，靠的就是海上贸易，靠的是买进大量的香料，再倒卖给来自各地的外国人。从这些外国人那里，从贸易中，威尼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现在，印度的香料可以通过新航路直接输送到里斯本，匈牙利人、德意志人、佛兰德人和法兰西人都能去那里购买，而且价格更便宜。因为发往威尼斯的香料经过叙利亚和苏丹的领土，要面对层层关卡与高额课税，当香料到达威尼斯时，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原来只值1杜卡特的货物涨到了1.7甚至2杜卡特。而这条海上航线并没有这些障碍，所以葡萄牙人能给出更低的价格。 [16]
减掉了成百上千的小中间商，抛弃了贪婪而善变的马穆鲁克人，批量采购，直接运输：在威尼斯商人看来，葡萄牙人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也有一些相反的声音，一些人指出了这条航线的缺点：
葡萄牙国王不会继续使用去往卡利卡特的新航路，因为他派出的13艘卡拉维尔帆船只有6艘安全返回；损失大于收益；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踏上这一漫长而危险航程的水手少之又少。 [17]
但普留利很确定：“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在威尼斯，各种香料的价格都会锐减，因为知道了这个消息的老买家会选择不买。” [18] 在结尾处，他就自己的行文冗长向未来的读者道了歉：“这些新事实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烦躁不安，没有控制住自己。”
普留利和其他很多威尼斯人，富有远见地预测到了一个系统的终结，一个模式的转变：不仅仅是威尼斯，整个长途贸易的网络都注定要没落。所有自古兴盛的古老商路和蓬勃发展的沿线城市突然成了一潭死水，开罗、黑海、大马士革、贝鲁特、巴格达、士麦那、红海诸港口、黎凡特的各大都市，甚至君士坦丁堡本身，全都面临着被盖伦帆船逐出世界贸易圈的威胁。地中海会被绕过，亚得里亚海将不再是通向任何地方的重要通道，像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这样的重要集散地也将陷入衰退。
葡萄牙人幸灾乐祸，给威尼斯人伤口上撒盐。葡萄牙国王邀请威尼斯商人到里斯本购买他们的香料；他们再也不需要和反复无常的异教徒做生意。一些人的确被吸引到了，但是共和国已经深陷黎凡特的投资泥沼，不能轻易脱身，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进货，他们在黎凡特的商人就会成为苏丹出气的靶子。而从地中海东岸派自己的船前往印度又不现实。威尼斯的整个商业模式一下子显得过时了。
新模式的效果几乎立竿见影。1502年，去往贝鲁特的桨帆船仅仅运回来四大包胡椒；在威尼斯，物价已达到高峰；德意志人的订单缩水；许多人前往里斯本。1502年，共和国派遣了一个秘密使团前往开罗，指出当前的危机。打破葡萄牙人的海上威胁势在必行。威尼斯使节表示愿意提供财政支持，提议挖通一条从地中海到红海的运河。但丧失民心的马穆鲁克王朝也处于衰退之中。它已经无法阻挡入侵者了。1500年，马穆鲁克王朝的编年史家伊本·伊亚斯记录了一个非凡的事件。开罗城外的香脂花园，从远古时期就开始存在，出产一种功效神奇的油，深受威尼斯人推崇。这门贸易象征着几个世纪以来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古老商业关系。然而这一年，香脂树集体枯萎，就此绝种。十七年之后，奥斯曼人在开罗城门前吊死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末代统治者。
一个名叫托梅·皮莱资 [19] 的葡萄牙探险家兴高采烈地讲述了这些对威尼斯产生的影响。1511年，葡萄牙人征服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即香料群岛的市场。他这样写道：“谁是马六甲海峡的主人，谁就掐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20] 它带来的压力看似缓慢而不均，但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将最终消灭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普留利的担忧在日后会显得很有道理，而奥斯曼帝国同时也将有条不紊地蚕食威尼斯的海洋帝国。
德·巴尔巴里的地图带有对古典世界的指涉，已经包含了怀旧的印记。它们暗示了一种怀旧的情绪，将曾经强势而雄健的海洋帝国变成了外强中干的花瓶。它们也许反映了威尼斯社会的内在结构变化。周期性爆发的瘟疫意味着这座城市的人口无法实现自我增长，只能依赖移民，而来到威尼斯的许多意大利人对航海生活一窍不通。这一问题在基奥贾战争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志愿参军的公民需要先接受划船训练。1201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的男性大多数是海员；而到1500年，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海员。在耶稣升天节仪式中表现出的那份对大海的感情依赖将会持续到共和国灭亡，但是到了1500年，威尼斯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陆地；不到四年后，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在意大利爆发 [21] ，敌人再次逼近潟湖边缘。造船业面临危机，国家更加注重工业。曾经标志着威尼斯命运的爱国团结精神已经出现裂痕：相当一部分统治精英表现出，尽管他们仍然渴望弥补海上贸易失去的利润，但他们不准备为了海上贸易所依赖的基地和航道而浴血奋战。那些在15世纪发迹的人们，不再送他们的儿子去海上当见习水手和弓弩手。越来越多的富人更愿意投资陆地上的房产，拥有一座门上有纹章的乡间别墅。这些是贵族阶层受尊重的标志，是所有白手起家的人都会向往的东西。
又是敏锐而深感悔恨的普留利察觉到了这一潮流，并且意识到，它所暗示的是荣耀的衰退。他在1505年写道：“如今，威尼斯人更倾向于陆地，而不是大海——大海是他们所有荣耀、财富和荣誉的古老根源，因为陆地比大海更具吸引力，更令人愉悦。” [22]
彼得罗·卡索拉在1494年写道：“我不认为有任何城市可以和在海上建立的威尼斯比肩。” [23] 15世纪末，外界曾试图解读这个地方的意义所在，却发现这里不能和他们已知的世界相提并论，因而处处遇到悖论。威尼斯物产贫瘠，却显得很富庶；这里财富横流，但饮用水却很缺乏；无比强大却又很脆弱；没有封建制度，但却监管严格。它的公民节制、务实，经常玩世不恭，但他们却打造出了一座梦幻城市。哥特式的拱门、伊斯兰式的圆顶和拜占庭式的镶嵌画让人仿若同时造访布鲁日、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威尼斯自成一派。它是唯一一座在古罗马时代结束之后才兴起的意大利城市，它的居民通过盗窃和借鉴，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古典”文化；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创立神话，并且借鉴了希腊世界的神祇。
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第一座虚拟城市：一个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离岸保税仓库——现代化程度令人震惊。正如普留利所说，这座城市停留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现金的帝国。名为杜卡特的小小金币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元，杜卡特金币上的图案是历任执政官在圣马可面前跪拜。它在去往印度的路上都能得到尊重。印度人把杜卡特金币上模糊的图案解释为一位印度教神明和他的配偶。共和国对财政管理的高度关注领先同时代几百年。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政府政策完全配合经济目标的国家。它的商人阶层和政治阶层之间没有隔阂。威尼斯是一个由企业家运行，并且服务于企业家的共和国，并据此进行管理。权力的三大中心——执政官宫殿、里亚尔托和兵工厂，分别是政府、贸易和军事的所在地，由同一个统治集团管理。威尼斯人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了解到一系列基本的商业规则：供应和需求的原则；对消费者选择、稳定货币、准时交货、理性的法律和税收的需求；长期有效、控制得力的政策。它用一种新型英雄取代了中世纪骑士：商人。在圣马可的徽章里，所有这些品质都得到了体现。外界无法对威尼斯的崛起做出充分的解释。于是，他们对这座城市自己编织和推销的神话深信不疑：这份伟大纯属命中注定。像所有的长期繁荣景象一样，他们坚信此番盛世必将长驻。
杜卡特金币
正是海上冒险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威尼斯改变了世界。它不是单独作用，而是作为原动力，作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靠着无与伦比的效率，共和国刺激了对物质的需求，并促进了商品的远途交易，以满足这种需求。威尼斯作为中央核心，使得欧洲与东方两个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在东西半球之间输送商品，促进崭新的品味的产生和选择概念的形成。威尼斯是不同世界的中间人和诠释者。费利克斯·法布里在描述他的航行时写道：“我通过一面双面镜看了世界。” [24] 威尼斯是第一个与伊斯兰世界不断积极互动的欧洲国家。它把东方的味道、思想和影响，以及某种浪漫的东方主义，带到了欧洲世界。视觉理念、材料、食品、文学主题和词语，通过威尼斯的海关关卡得到传播。
这样的交流有决定性的影响。潟湖的商人也加快了中东伊斯兰世界经济力量的下滑和西方世界的崛起。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曾使黎凡特富庶一时的产业——肥皂、玻璃、丝绸、纸和糖制造业——要么被共和国篡夺，要么被其海运体系瓦解。威尼斯商人从购买叙利亚玻璃转为进口其关键原材料——叙利亚沙漠的苏打灰，直到穆拉诺岛优质的玻璃被出口到马穆鲁克王朝的宫殿。肥皂和造纸业也遵循着同样的趋势。糖的生产则从叙利亚转移到了塞浦路斯，在那里，威尼斯企业家运用更高效的生产流程，满足西方市场的需求。商用桨帆船帮助欧洲产业利用新技术，比如水力和自动纺轮，来削弱黎凡特的竞争对手，促使他们陷入持续衰弱。每艘从威尼斯出发向东航行的货船都逐渐改变着力量的平衡。对东方商品的支付手段从银条变成了易货——这是对西方人来说越来越有利的付款方式。
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功能既是维护海上贸易通畅，也是以自己的力量创造财富。这是欧洲的第一次全面的殖民冒险。除了少数例外——比如达尔马提亚人受到的待遇肯定比希腊人的好一些——这个殖民系统是剥削成性、冷漠无情的。它为后继者——特别是荷兰和英格兰提供了一个榜样，那就是小国也可以通过航海来称霸全球。但它也是留给世人的一个教训，即通过海权维系的遥远殖民地是很脆弱的。威尼斯的商业模式突然变得过时，其供应链显得脆弱不堪。最终，威尼斯很难保卫自己的海洋帝国，就像英国无法保住自己的北美殖民地一样。航海帝国的没落和它的崛起一样极富戏剧性：到1505年，普留利已经在为威尼斯起草墓志铭了。
[1] Sanudo（or Sanuto），Marino，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3 vols, col. 5，Venice 1879-1903
[2] 天主教用作纪念亲人的瞻礼日。
[3]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167
[4] Doumerc，B.，‘An Exemplary Maritime Republic：Venice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in 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ed. John B. Hattendorf and Richard W. Unger，Woodbridge，2003，p. 662
[5]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Bologna，1921，p. 30
[6]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Bologna，1921，p. 45
[7]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Bologna，1921，p. 287
[8]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Bologna，1921，p. 20
[9] 维齐尔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
[10]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95
[11]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289
[12]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 2，Philadelphia，1978，p. 289
[13]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179
[14]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Bologna，1921，p. 30
[15]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期间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便宜，生产3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5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16]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Bologna，1921，p. 156
[17]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Bologna，1921，p. 156
[18] Priuli，G.，‘I diarii’，ed. A. Segre，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Bologna，1921，pp. 155-7
[19] 托梅·皮莱资（1465？～1524或1540），葡萄牙药剂师、作家、航海家。他是首批到达东南亚的欧洲人之一，也是中国明朝以来，葡萄牙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首位进入中国的使者，时为明代正德年间。1517年，他与假马六甲使者、翻译火者亚三随船来到广州近海，向明朝政府要求建立关系。1518年，他获准在广州登陆，不久抵达南京，经贿赂宠臣江彬后获得正在南巡的明武宗的接见，然后随武宗来到北京。1521年，武宗驾崩，中葡爆发屯门海战，皮莱资被明世宗下令押解到广州听候处置。嘉靖三年（1524）5月，皮莱资因病死于广州监狱，也有些记载说他在江苏住到1540年并死于那里。
[20] Lunde，Paul，‘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Saudi Aramco World ，vol. 56，no. 4
[21] 即所谓“意大利战争”，又称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是1494～1559年一系列战争的总称，参战国包括多数意大利城邦、教皇国、西欧各主要国家（法兰西、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英格兰与苏格兰）以及奥斯曼帝国。战争起源于米兰公国与那不勒斯王国间的纠纷，随后迅速转变为各参战国间争夺权力与领土的军事冲突。
[22] Tenenti，Alberto，‘The Sense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Venetian World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Renaissance Venice ，ed. J. R. Hale，London，1973，p. 31
[23] Casola，Pietro，Canon Pietro Cupolas，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Manchester，1907，p. 125
[24] Prescott，H. F. Once to Sinai：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1957，p. 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