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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 海洋人与陆地人（前1250～前1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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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与海上民族的衰落已经成为庞大的文学主题，它们是影响到整个东地中海——或许也影响到西地中海——的一系列进程的一部分。在公元前18世纪，随着希沙里克山丘上的宏伟城市建筑拔地而起，特洛伊发生了巨大变化：“特洛伊第六文化层”一直存续至前13世纪，其间伴随着一些小规模的重建工程。堡垒的城墙有九米厚（可能更厚），还修了几个大城门及宏伟的瞭望塔，关于该城墙的残存记忆激发了荷马的灵感；城内有带庭院的两层楼房。该堡垒是一个精英阶层的居住之地，他们以某种方式生活，但与同时代的迈锡尼人、派娄斯人或克诺索斯人相比，他们的衣饰并不奢华。 [1] 一处近海平原的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存在一片下城区，其规模似乎是堡垒的七倍，占地约十七万平方米，与希克索斯人设在阿瓦利斯的都城差不多大。 [2] 这里比较富有的资源之一是马匹，这一时期的文化层中开始出现马骨。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人是著名的“驯马师”（Hippodamoi ），尽管他选择这个词是为了成全史诗的韵律，但这一描述也与考古发现的证据惊人地相符。在两个大帝国投入成百上千战车的卡迭石之战（或据《圣经》所载，战车被送至红海深处）期间，驯马师显然是战时所需。
观点的分歧早期主要集中在特洛伊人的身份上。古罗马人宣称自己是特洛伊人的后代，他们也断言自己并不是希腊人的一支。然而，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人说希腊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他们的陶器。特洛伊陶器不只属于特洛伊人，它属于覆盖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特洛伊人也从希腊本土获得了一些希腊风格的陶器，但从特洛伊文化遗址的第六文化层和第七文化层一期（Troy VⅡa）的考古发现看，仅有百分之一的陶器是迈锡尼风格（包括当地仿制品）。所有证据表明，特洛伊人属于赫梯世界外围的一个族群，使用与赫梯语接近的卢维语，卢维语属于那些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西侧海岸的人，且正如我们所见，他们还借用了来自克里特的线形文字A。 [3] 毫无疑问，赫梯档案中保留有大量特洛伊人与赫梯国王的通信文件，但特洛伊人自己的书信没能保存；只有一份简短的书面文献被发现，它是来自“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二期”的一个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的印章（“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二期”的时间为公元前12世纪晚期，但印章本身可追溯至更久以前）。从其上文字看，它属于一个抄写员和他的妻子。 [4] 特洛伊处于赫梯世界而非迈锡尼世界的边缘。整体来看，它并非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但就局部而言，它又位于北部爱琴海贸易路线上的重要位置。出于这个原因，它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5]
公元前13世纪，赫梯统治者渴望进一步增强其在安纳托利亚近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他们的目标是牵制埃及人，从而在争夺叙利亚北部控制权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他们也在小心防范另一个敌手——阿西亚瓦（Ahhiyawa）王，即迈锡尼身份最高的王。特洛伊本身和此事无太大关系，但其军事方面的援助可能颇有用处。如前所见，赫梯的西亚诸属国已被召集到卡迭石战场。阿西亚瓦人与赫梯人之间的冲突的导火索有很多，包括米拉宛达［Milawanda，即米利都（Miletos）］，此地曾经是米诺斯贸易的中心，此时它至少间歇性地成为迈锡尼在小亚细亚沿岸的一个同盟者。赫梯人被此激怒，于前1320年袭击了这座城市，并将其毁灭。 [6] 小亚细亚沿岸于是成为一个战乱之地，该地区经常改变效忠对象，迈锡尼武士似乎也常常插手该地纷争。
其中一个混乱之源是一个出身不详的名为皮亚马拉杜（Piyamaradu）的雇佣军长官（condottiere ）。约公元前1250年，他是赫梯统治者致阿西亚瓦王的一封带有抱怨情绪的信中主要谈及的对象。在早些时候，赫梯王与阿西亚瓦王曾因由谁主宰一个被称为维露沙（Wilusa）——这一名称令我们想起了希腊人对特洛伊的另一个称呼伊利奥斯，或者其原称维利奥斯（Wilios）——的地方而发生分歧，但之后他们成了朋友。 [7] 很明显，小亚细亚沿岸被分割成很多令人无法确定其从属的小国，它们时而效忠于赫梯王，时而又处于阿西亚瓦王的保护之下。维露沙有一位名为阿拉克山笃（Alaksandu）的国王，其名字的发音似与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极为相似，亚历山德罗斯是海伦的诱拐者帕里斯（Paris）的一个别称。另外一个管理着百辆战车、统领众多步兵的雇佣军长官是“阿西亚人”（Ahhiya）阿塔西亚（Attarssiya），他的名字与阿伽门农（Agamemnon）和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父亲阿特柔斯（Atreus）的名字极为相似。征服塞浦路斯似乎已成为阿塔西亚的小规模军队的目标，而塞浦路斯的归属是埃及人和赫梯人都感兴趣的事。 [8] 这些名字都无法证实荷马史诗的真实性，但是在史诗中出现了不少安纳托利亚人的名字，荷马或更早的一些叙述者们提到了它们。一度反抗赫梯人的维露沙国王阿拉克山笃与赫梯人缔结了和约。维露沙是阿苏瓦（Assuwa）的四领地之一，其统治者对赫梯人通常采用不同政策，对迈锡尼人亦是如此，但是在卡迭石之战中，维露沙为赫梯人提供了军队支援。阿苏瓦治下的另一个行政区域名为塔瑞萨（Taruisa），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特洛伊。 [9] 所有对阿苏瓦加以描述的文件，都表明阿苏瓦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较远处；而且很明显，维露沙和塔瑞萨位于伊利奥斯（或特洛伊）遗址附近。一首出自赫梯人首都的诗（约前16世纪用卢维语写成）提到了“陡峭的维露沙”，而且同样的短语也被荷马用来形容伊利奥斯。可能维露沙和塔瑞萨指同一时期的同一个城市或属于同一统治者的两个相邻城市，就像荷马笔下的阿伽门农，他既是阿尔戈斯（Argos）的王，又是迈锡尼的王。但可以肯定的是，希沙里克就是荷马笔下的伊利奥斯，也是维吉尔笔下的特洛伊。
毫无疑问，迈锡尼人与安纳托利亚人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争夺小亚细亚西部土地和城镇的所有权而发生。特洛伊战争是这些冲突的一个后期的记忆，这些冲突最终被浓缩为一次希腊人向众多城市中的一座发动的一场战役。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对特洛伊城十年围攻的记载不可信，事实上，它并非一次性的战争，也非十个阶段的战争，而是具有很多个阶段的战争，战争是间歇性的，而且在赫梯的外交信件中还有关于短暂和平时期的记录。一般而言，这并非迈锡尼王与赫梯王之间的战争，因为大多数战争由一些野心勃勃的雇佣军长官操纵，为了确保最大利益，他们也经常倒戈，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效忠于自己的族群。这是一种低水平、地方性的战斗，但它们偶尔也会导致一些大的冲突，例如当赫梯人觉得有必要宣布对米利都的宗主权时。伊利奥斯或特洛伊并没有因这类冲突而衰落；事实上，“特洛伊第六文化层”引起了一些贪婪的征服者的注意，因为它位于由地中海进入安纳托利亚的贸易路线上，来往运送的货物有金属、织物，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马匹。
导致“特洛伊第六文化层”走向毁灭的，并不是人的贪婪。特洛伊位于强震多发地带。约公元前1250年，南墙被掀翻，东墙的一部分也完全塌陷，一场大地震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坍塌下来的建筑物碎片堆积得很高，有些地方高达一米半。 [10] 尽管如此，城墙的主要部分并未遭到破坏。 [11] 然而，对下城区发生了些什么，我们知之甚少。很明显，地震之后，老一辈的精英阶层就不再住在上城区的大房子里。新的房舍被建于“特洛伊第六文化层”的瓦砾堆上，至少在堡垒内其排列更为紧密，以便更多人口居住。在这些新居内，特洛伊人挖掘储物窖，他们之前从未这样做过，这证明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准备库存，以备灾难时期使用。迈锡尼陶器进口数量的减少说明当时的贸易联系已变得很弱。特洛伊的盛世不复存在，但它并不孤单，同一时期的迈锡尼也面临困难。约前1250年，迈锡尼下城区遭受了一次袭击，城堡因而不得不加固；人们修建了一条穿越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希望以此抵挡外来侵袭者，但这些侵袭者究竟是来自迈锡尼其他城邦的王，还是外来世界的入侵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2] 至前13世纪末，沿海岸线已经建立起一些瞭望塔，用以向宫殿的居住者告知入侵者的动向。即使如此，很多迈锡尼的重要城市，包括梯林斯和派娄斯，都已在前1200年前后被摧毁。在派娄斯，因灾难的出现，人们向神献祭。在一份由线形文字B书写的献祭牲畜的清单中提到了一男一女，可能是用于人祭［这一活动不禁使人想起希腊传说中阿伽门农用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neia）献祭的故事］。此次灾难使黎凡特沿岸受到波及：乌加里特王派出军队接应赫梯人，但在军队远去时外族的船队集结在了叙利亚海岸；国王在绝望之中在一块泥板上写了一封信，以向盟友塞浦路斯王发出警告，但是这封信从未被送出——三千多年后它被发现时仍然在一个窑炉中等待烘干。在几天内甚至几个小时内，乌加里特的巨大贸易中心被摧毁，从此再未复兴。 [13] 靠近内陆的阿拉拉赫城（Alalakh，接近现在土耳其与叙利亚的交界处）于前1194年被毁，之后再未复苏。但是其位于阿尔米纳（al-Mina）的港口被重建，生产于其母邦毁灭前后的迈锡尼货物已经在此地出土。 [14] 阿拉拉赫处于亲赫梯派与亲埃及派的不断内讧之中，因此它总是在发生政治危机。位于安纳托利亚内陆的赫梯首都博阿兹柯伊（Bogazköy）在同一时期也被摧毁，尽管这可能是内部危机的后果。而且，赫梯中心城市的毁灭意味着赫梯无法保护其在地中海的属地。尽管乌加里特发出了警示，但塞浦路斯仍然受到了严重打击，它的一些城镇被摧毁，然后希腊难民或者入侵者到来，他们带来了古代的线形文字和一种早期的希腊语。在克里特岛，一些人向内陆迁徙，一直到达岛上一些难以接近的高点，如卡尔菲（Karphi）和弗洛卡斯特罗（Vrokastro）。
于是，在古典作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所认定的特洛伊陷落的时刻，即公元前1184年前后，特洛伊被再次毁灭，这次是被烧毁的。一位不幸的拼命逃跑的特洛伊人的遗骸被发现于“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的废墟之下。 [15] 因此，就算在这一时期希腊人的确将特洛伊毁灭了，在他们获得成功之时，他们自己的城邦也由盛转衰。与其说“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的陷落因拥有黄金资源的迈锡尼人与拥有驯马师的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冲突发生，不如说它是几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之间的一次战争的结果。同时，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毁灭特洛伊的人，就是伟大的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统一领导下的希腊人；一种合理的猜测是，他们是一群由具有希腊或其他血统的流放者与商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很可能也是袭击了迈锡尼和派娄斯的那些人，抑或是来自迈锡尼和派娄斯的武装难民。从这个角度看，“特洛伊陷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是赫梯人及其代理者与希腊人及其代理者之间的战争；然后，“特洛伊第六文化层”被毁这一灾难性事件削弱了这座城市的防御力，甚至似乎也削弱了其自给能力（地窖的出现便是证据）；前1184年前后发生的要塞的陷落使特洛伊经历了更大的毁灭；自此以后，特洛伊进入一个逐渐衰落的时期。于是，这个过程引发了基本的疑问：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究竟发生了什么？发生于青铜时代晚期的这些毁灭性灾难标志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吗？抑或其衰落（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发生了）经历了更为渐进的过程？从来自克里特和特洛伊的证据看，两地居民都在更为卖力地储藏食物，暗示当时多有饥荒发生，这使得一些族群定居在了物产更为丰富的土地上。进一步讲，“衰落”也有多层含义：政治统一体的损毁，如一些大帝国的瓦解；贸易量的下滑，这反映了需求量的减少；人们生活水准的下降，这不仅发生在政治精英阶层中，而且波及了多数社会群体。于是，问题焦点再一次集中在身份不明的入侵者上，我们被再次带到传奇与历史的交接之处。
2
在这一时期，有能力的士兵可以选择在军旅生涯中为获得东地中海沿岸土地的控制权而战；如果没有人雇用他们，他们可以使自己变为“维京海盗”，去夺取自己所求之物。据发现于塔尼斯的铭文所示，拉美西斯二世宣称已经摧毁了被称为沙尔达纳（Shardana）的族群，该族群曾从海上突袭埃及，但不久之后，他们就被编入拉美西斯的军队，且出现在了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战役中。据前1189年的一份莎草纸的记载，拉美西斯三世夸张地称已将侵袭其王国的人碾为粉末，而后又承认将他们安置在了一些军事要塞中。 [16] 考古发掘表明，有一部分沙尔达纳人被派往阿克湾，为法老守护经过迦南的王室道路，这些偷猎者于是变成了猎场的看护者。沙尔达纳海盗擅长用剑和矛，佩戴独具特色的有角头盔。 [17] 当沙尔达纳武士逐渐被接受时，其他群体却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阿皮鲁人（apiru ）或哈比鲁人（habiru ）被认为是制造混乱的沙漠中的流窜者，他们中间偶尔会有人成为雇佣兵。他们的名字可能与“希伯来”这个词同源，但阿皮鲁或哈比鲁并不仅仅指代一个人数不多的闪米特族群。 [18] 各类贫困人群——流浪者、难民及被放逐者——都被吸引至富庶的埃及寻求生计，这不足为奇。随着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经济条件的恶化，这一群人铤而走险的动机进一步增强。令人惊诧的是，克里特人和安纳托利亚人居然没有外出寻找土地、工作及新的机会。
从公元前13世纪末至前12世纪中期，特洛伊的第六文化层和第七文化层一期被毁灭，下埃及则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围困。第一个威胁来自西部土地上的族群。大批利布人（Libu）或利比亚人（Libyans）在国王梅尔利（Meryry）的率领下，于前13世纪末，携带自己的家人、成群的牲畜、黄金、白银及家具向东迁移。正如法老麦伦普塔（Merneptah）在一段存留于卡纳克神庙的铭文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整天都在四处游逛，抢掠食物以充饥；他们来到埃及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家糊口。”与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他们的北非同盟者梅什韦士人（Meshwesh）和一些外族雇佣军。他们已到达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边界，并打算在此定居；如果埃及人不欢迎他们，他们将强行入驻。这使麦伦普塔感到无法忍受。前1220年4月，他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部与利比亚人及其同盟者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最终，梅尔利被彻底打败，退回其故土，“并将弓、箭及鞋丢弃于身后”。麦伦普塔宣称已斩杀六千个利比亚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至少三千人。 [19] 然而，这只是周期性入侵的开始，这种入侵的性质更接近未遂的移民运动，而不是掠夺行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其他族群乘着牛车而来，这次的入侵者来自东方。备受历史学家关注的这一时期的“海洋人”是这场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人口迁移中的一支。在这轮长期的移民潮中，目的在于迁徙的人要比投机取巧的雇佣兵多，“陆地人”要比“海洋人”多。
利比亚人知道从何处可以获得帮助，且国王梅尔利还获得了来自“海上诸国”（引自一段碑文）的几个外族团伙的支援。其中一个民族是卢卡人（Lukka），安纳托利亚人称其为吕西亚人（尽管这并不能确切地证明他们已定居在吕西亚），至少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他们就是臭名昭著的海盗和士兵了。他们中既有一些沙尔达纳人，也有其他族群。埃及人宣称，有2201个埃克韦什人（Ekwesh）、722个图尔沙人（Tursha）及200个舍克里什人（Shekelesh）在同梅尔利作战时死于战场。 [20] 现在麦伦普塔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亲自解决了该地区的问题，且傲慢地记录了他武力平乱的过程；其王国的疆域不仅向西延伸至利比亚，还囊括了东部的土地。他声称，“以色列被夷平，已经荒无人烟”（这是埃及文献首次提及以色列，且很明显，他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提及）；他将这种态度强硬的和平也扩展到了迦南的土地，在这里他已经“劫掠了每一处土地”。成功控制了阿什克伦（Ashkelon）和基色后，他说：
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任何道路上自由穿行。所有的要塞都开放了，所有水井都可供旅行者们使用。城墙和城垛安详地沉睡在阳光中，直到它们的守卫者把它们唤醒。治安员们舒展放松地安然熟睡。沙漠前线戍卫者亦可以在他们喜欢的草地上滞留。 [21]
麦伦普塔肯定雇用了一个有能力的宣传者，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所吹嘘的全面和平，其关于以色列状况的吹嘘我们也不能相信。无论如何，他所实现的这种和平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仅仅在三十年后，即公元前1182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又遭遇了一次来自西部的入侵，但这一次利比亚人并未召集其北部盟军渡海而来。然而，入侵者的军队甚至比麦伦普塔时期的队伍更为强大：如果相信埃及人的话，即他们斩杀的敌人达12535人，那么利比亚的军队可能要超过30000人，还不包括随军人员。 [22] 在埃及人于浮雕上描绘的一场战役中，一些入侵者被编入埃及军队，成为埃及军队的一部分：有佩戴着角状头盔的沙尔达纳人；还有些士兵戴有羽毛头饰，这使我们想起前12世纪的一些塞浦路斯小物件上的图案；还有些士兵穿着褶裥短裙，与雕刻品上的舍克里什人的服装非常相似。 [23]
如果拉美西斯的话可信，那么这的确是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和平并未到来：约在公元前1179年，北方各部族仍然在流动迁徙（前1176年，利比亚人再次发动侵袭，折损了2175名梅什韦士士兵）。一段存于哈布城（Medinet Habu）神殿内的铭文记录了这些事件的埃及版本。引人注目的是，动乱不只发生在埃及的地中海沿岸，还发生在更广阔的地区：
诸异邦在岛屿上进行密谋。一时间所有地方都在战争中四分五裂，呈一盘散沙状。在他们的武力面前，无一国家得以幸免，赫梯、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阿扎瓦（Arzawa）及阿拉希亚（Alasiya，即塞浦路斯）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他们军力所达之处无不成为荒漠，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而后他们自叙利亚和迦南向埃及前进。 [24] 埃及人坚持认为，此次灾难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也对其旧敌赫梯人有很大影响，其以陆地为根基的帝国在这一时期瓦解。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侵入埃及的有培勒舍特人（Peleshet）、阐卡尔人、舍克里什人、达奴人（Denyen）及维舍什人（Weshesh），所有这些族群都联合起来了；他们“将手伸向周边可触及的土地”，这使人们不禁想起蝗虫过境的情景。由于入侵者分别从海路和陆路而来，故他们必然会于埃及的地中海岸及东部边界相遇。陆战中，埃及人及其沙尔达纳的同盟者与赫梯式的战车部队（三个人一辆战车）进行对战，入侵者能够调动大量资源，包括大批量的名贵马匹。像利比亚人一样，他们也随军携带妇女和儿童，用大牛车运载物资。
从海上来的入侵者发现自己遇到了围栏和燃烧的火堆：“他们被迫上岸，陷入包围，然后纷纷倒在沙滩上”。 [25] 但在埃及人的另一处记录中，入侵者试图由三角洲进入尼罗河河口；有一些效力于埃及人的船舰努力将侵袭者逼上岸，使之落入埃及弓箭手的射程之内。从浮雕可知，埃及的船似乎是适合于在河上航行的船只，而入侵者的船只与叙利亚的贸易船只更为相似。所有船只都配有风帆，不过它们的移动都要依靠帆与桨的合力。“海洋人”在船头船尾装饰有鸟头，这一特点在公元前12世纪的一个出自斯基罗斯岛（Skyros）的迈锡尼陶罐上也可见到。有一常见情况被归为培勒舍特人的一个特征（有时也被归为达奴人、阐卡尔人和舍克里什人的特征）：除了褶裥短裙外，培勒舍特人还佩戴似乎饰有羽毛的头盔，这种头盔有点像高高的王冠。入侵者的强大之处并非在其海军，而是陆军（尽管还是败于埃及人）：他们投入大量步兵，用标枪和锋利的剑进行战斗，这些武器被证明在战斗中要比赫梯人和埃及人使用的昂贵易损的战车更为有效。沙尔达纳人的圆形盾很适合近距离战斗。入侵者还没有铁制武器，而赫梯人已开始小规模地生产一些铁器。入侵者们受过严格训练，意志坚定，其武器也十分锐利。这些战士的形象在一个迈锡尼晚期的花瓶上有所表现，故该花瓶以“武士瓶”而著称。花瓶上绘有一队士兵，他们手持标枪、圆盾，身着护胫甲和褶裥短裙，头上戴有角状头盔，具有典型的沙尔达纳士兵及其盟军的特征。 [26] 法老雇用沙尔达纳人的做法十分明智，因为这意味着他今后可以用类似的武器和策略抵抗入侵者。
如果在埃及铭文和莎草纸中提及的这些族群的身份可以确定，那么我们对地中海的动荡局面的认识将会更为清晰。现代怀疑论者不想去辨认这些在埃及文献中被提及的族群，认为仅靠少量辅音字母不足以做出认定（就像在赫梯文献中提到的阿西亚瓦人一样），且无论如何名字要比族群更容易移植。 [27] 但是在埃及的文献中，有很多名字与荷马史诗、《圣经》及其他文献中的名称相似，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偶然：一次或两次相似可能是偶然，但是六个以上的相似名称就可以构成证据。达奴人这一名字，会让人回想起“达纳威人”（Danawoi ）或达纳人（Danaoi ），荷马有时用其描述那些在特洛伊城外扎营的希腊人；这个名字也会使人想起但族人（Danites），他们是居于雅法附近的一个海洋人族群，据《约书亚记》和《士师记》记载，它显然是在另外十一个部族之后加入以色列同盟的。 [28] 这些族群分布很分散，公元前9世纪，在南土耳其的黑山（Karatepe）出现了一个“达奴尼姆（Dannuniyim）王”。 [29] 如前文所述，在埃及铭文中已出现了D-r-d-n-y ，也就是达达尼尔人（Dardanians）。阐卡尔人的发音类似于特洛伊人（Teucrians），他们是达达尼尔人在安纳托利亚的邻居，有一些散居于今以色列北部的海岸，前文中提到的维纳蒙就是在这里遇见了阐卡尔人。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发音相似的原理，认为在梅尔利的联盟中，舍克里什对应西西里；埃克韦什对应阿西亚瓦，并进而认为阿西亚瓦人就是迈锡尼人；而图尔沙人（T-r-s-w ）则对应托斯卡纳人（Tuscany），五个世纪后，他们又成为 圣人（Tyrsenoi ）或伊特鲁里亚人。这些称呼描述了种族、部族或起源地，但当它们被转化为象形文字后元音会消失，因此很难重构。 [30] 整体而言，至前1200年，东地中海处于灾难性的动荡之中，且海盗与雇佣军不稳定的结盟使他们可偶尔组建大规模的海军和陆军对派娄斯和乌加里特这样的城市进行劫掠；可能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军队的征战中，“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陷落了。他们肯定也攻击过自己的故乡，因此有很多英雄被自己的母邦流放，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一些希腊的传奇故事中得到印证。有时故乡被劫掠也会导致一些战士为了重获财富而袭击塞浦路斯、乌加里特，甚至尼罗河三角洲。在他们中可能有塔瑞萨人（Taruisa），塔瑞萨与维露沙邻近或接壤。因此塔瑞萨人这个称谓而不是稍后的伊特鲁里亚人可以最好地解释图尔沙人的来源。换言之，特洛伊人既是海洋民族，又是海洋民族的劫掠对象。
3
虽然埃及对这一征服进程进行了抵抗，但法老还是失去了对尼罗河三角洲的控制；从维纳蒙（Wenamun）的故事可知，这导致了埃及公元前11世纪的诸邦分立、四分五裂的局面。诸邦对其上埃及宗主甚至不再履行口头上的臣属义务。在更偏北的地区，尽管发生于前1200年前后的事件并未导致迈锡尼文化突然、彻底的衰退，但如果希腊传说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事件肯定带来了政治方面的巨大伤害。事实上，也有些地方逃过了前述诸多事件的损害，它们中最重要的是雅典：虽然在迈锡尼时期它算不上一流城市，但卫城已经有人居住，卫城下的凯拉米科斯（Kerameikos）公墓已经在使用。该城之所以能避免毁灭，可能主要是因为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屏障：不仅有笔直陡峭的要塞，并配有“独眼巨人修建的围墙”，而且它的供水系统可以助其克服被长期围攻的困境。 [31]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迈锡尼一些较大规模的建筑在被毁后还有人居住。希腊北部地区，如塞萨利（Thessaly）及几个爱琴海岛屿依旧和平；罗得岛是海上贸易枢纽，很多青铜时代晚期的多德卡尼斯精美陶器由此岛运至希腊、南意大利及叙利亚，传统风格的图案，如章鱼图案依旧很受欢迎。希俄斯岛（Chios）的恩波利翁（Emborio）是迈锡尼的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特洛伊的经历与之十分相似：“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被毁灭后，一个不那么繁荣的新城市出现了。
希腊北部地区未受破坏的事实使很多人认为攻击那些巨大中心的侵袭者从南方跨海而来；而并非所有岛屿都受影响这一事实又表明入侵者来自北方。希腊的历史传说提到，雅典在北部多利亚希腊人（Dorian Greeks）的一次入侵中幸存下来。据推测，多利亚人是雅典的竞争对手斯巴达人的祖先，故雅典人更看重这一传说而非考古证据。一位权威人士在对迈锡尼时代晚期进行评论时说道：“不只应有能证明入侵的证据，还应该有关于入侵者的证据。” [32] 他仅能找到两个证据：用于交锋的短剑和一种回形别针（该别针前部弯曲，类似于提琴弓的搭扣）。有人认为，新式剑到达东地中海这件事，可以说明入侵势力在与特洛伊、迈锡尼及叙利亚沿海城镇的对抗中为何获得了成功，但并不能证明有一场大规模的入侵发生，且迈锡尼人也已使用了同样的剑。而整个中地中海和东地中海的别针样式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类似的改变，这些变化反映了包括西西里岛西部在内的地区的艺术品位的变化以及制作工艺的进步。另外，方言方面的证据也足够明晰。多利亚式的希腊方言已遍布伯罗奔尼撒。与此同时，来自希腊的迈锡尼难民迁居至塞浦路斯，标志着希腊人首次大规模迁入该岛，并带来了他们的方言［这种方言只在偏远的阿卡迪亚（Arcadia）留存］。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恰好得到了考古证据的佐证，因为希腊人迁移时带来了长久存在的迈锡尼风格的陶器，以及一种具有希腊风格的墓室。 [33]
尽管古文化正在被改造，但关于这方面的证据不易解读。例如家族合葬墓向独葬或合葬式的石板墓［石棺墓（cist tombs）］的转变，反映了人口的变化、丧葬风格的变化，还是因资源匮乏人们无法组织劳动力修建家族陵墓？在这一问题上，学界目前依然存在争议。我们还可以在陶器上发现旧有技术正在消失的迹象，考古学家轻蔑地将这些陶器归类为“亚迈锡尼式”（Sub-Mycenaean）陶器。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最终也受到影响，且早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位于米利都和恩波利翁的贸易中心就被摧毁；东地中海贸易航线上的货物运送量急剧下降，且货物的运输经常会遭受海盗的劫掠，在后来的希腊故事中海盗被称为“提色尼安人”（Tyrsenians）。尽管在这一刻，人们的关注点仍不可避免地聚焦于东地中海，但有证据证实在同一时期，中部地中海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在西西里岛，前13世纪中期被称为“战争与恐惧开始”的时期；但是威胁来自意大利本土，而非遥远的海洋族群。 [34] 根据在西西里岛发现的一些青铜时期晚期的陶器可推测，约前1200年这里与希腊的联系就开始减少，至前1050年可能已经彻底结束。 [35]
进入南部希腊的陆上移民在到来时，并未像前往希腊的劫掠者那样协同一致行动。他们可能没有满怀敌意地进行武装入侵，而是慢慢地、持续不断地渗入希腊的北部，定居于现在的伊庇鲁斯（Epeiros）和阿尔巴尼亚。他们以一种更为简单、基本的存在肯定并巩固了这一趋势。但是这一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希腊本土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地位。交流依然存在：至公元前11世纪，雅典作为“原几何”（proto-Geometric）风格陶器的生产中心，已经经爱琴海将其产品出口，而且这种陶器（有些图案极为精美且技术精湛）已经在米利都（此时已被收复）和士麦那老城（Old Smyrna，这是一个新的聚落）出土。这种状况表明，希腊人开始通过海洋重建连接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的贸易网，这就为前8世纪充满生机的爱奥尼亚希腊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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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于公元19世纪末的一份被称为阿梅诺皮的奥诺玛斯提康（Onomastikon of Amenope）的著名莎草纸，很有助益地确定了培勒舍特的位置在巴勒斯坦南部，阐卡尔在巴勒斯坦中部（为维纳蒙的故事证实），沙尔达纳位于巴勒斯坦北部。这与考古证据刚好吻合：海洋人群体居住在阿克，而阿克可能是埃及人建立的基地之一，并派有雇佣军驻守。 [36] 海洋人群体与阿克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培勒舍特这个原本属于培勒舍特人的名称最终成为该地区的名字。就像埃塞俄比亚的闪米特词法拉沙（Falasha）被用于指代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培勒舍特”意为“异邦人”或“流浪者”；在希伯来语《圣经》中，它又演变为Pelishitim ；在希腊语中，培勒舍特人的土地被称为Palaistina ，由此演变出了Philistine（腓利士）和Palestine（巴勒斯坦）。培勒舍特这个词可能也与佩拉斯吉（Pelasgian）有联系，佩拉斯吉常被后来的一些希腊作家用来描述爱琴海地区的前希腊族群，据说其中有一些居住在克里特岛——正如闪米特词法拉沙所表达的，在此，他们的身份是异邦人或流浪者。在考古学研究的帮助下，我们可对腓利士人的身份做出进一步的确认。在腓利士人的一些遗址上，如今天以色列阿什多德（Ashdod）的遗址，我们发现了前12世纪和前11世纪的陶器，其风格与青铜时代晚期的迈锡尼陶器相似。塞浦路斯也有类似的陶器出现，但是我们并不能判断其来源，因为该岛经常被海洋人劫掠，且不断有迈锡尼人迁徙至此。 [37] 这说明自约前1300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移民进程，它不时被突如其来的毁灭打断：如果移民者不能获准居于此地，他们可能就会拿起武器，就像法老们看到的那样；如果他们受到欢迎，甚至如果他们被埃及人打败，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此居住，而且在靠近沙尔达纳的地方，有很多人于法老的军队中效力。
腓利士人选择的移民区域自加沙向北沿海岸线分布，他们的四个主要中心为：加沙、以革伦（Ekron）、阿什克伦及阿什多德。“第一批腓利士人”到达阿什多德时，带来了迈锡尼风格的制陶术（此地的迈锡尼风格的陶罐并非进口品，而是用当地的黏土制成）。腓利士人（和塞浦路斯人）对迈锡尼文明的传统风格保存得最为长久，当时在希腊，这些传统风格已经被更为简明、粗犷的装饰取代。对从以色列的基色、约旦河西岸的特尔艾吞（Tell Aytun）以及其他遗址出土的陶器的研究表明，当时比较常见的一种设计为一只长颈鸟的图案，有时它的头会转向背后。这种设计十分精致，用线条勾勒，有红色的细条纹及其他图案。 [38] 在加沙地带发现的陶器及引人注目的人形黏土陶棺也显示了来自埃及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埃及服役的士兵已将埃及的艺术风格带至此地；但是迈锡尼的影响更具优势，此地的陶器展现了很强的迈锡尼特质特征。
迈锡尼自制陶器的出土表明跨越海洋的人不仅仅是士兵和海盗。这些移民人数众多、拖家带口，既有制陶者，也有士兵。腓利士人的移居地特尔卡西尔［（Tell Qasile），今特拉维夫（Tell Aviv）］成为酒和油的农业贸易中心。腓利士人的到来并未导致该地与爱琴海商业交流的大潮；相反，由于贸易城市被毁，迦南沿岸的古老生活方式即将消失。食品贸易依旧活跃，某一地区食材的匮乏则可以由另一地区的盈余进行补偿。但是迈锡尼文明辉煌时期的奢侈品贸易已然萎缩，且没有宏伟的王宫可供客商销售其奢侈品。
腓利士人来自希腊世界。 [39] 他们是阿伽门农与奥德修斯（Odysseus）的同族。当他们到来时，他们讲希腊语或卢维语。有一些印章上刻有一些符号，这些符号类似于线形文字A或线形文字B的字母表中的符号。《圣经》强调腓利士人来自迦斐托（Caphtor，即克里特），这些印章很明显印证了这一传说。《耶利米书》称腓利士人为“迦斐托岛的遗民”。大卫王杀死了腓利士巨人哥利亚（Goliath），哥利亚不禁使我们想起荷马笔下的希腊人。《圣经》中描述的哥利亚的甲胄与同时期迈锡尼武士瓶上所描绘的希腊人甲胄非常相似。 [40] 大卫王作为流亡者与腓利士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雇用了一些克里特卫兵（Cherethites，即基利提人）。
定居巴勒斯坦之后，很多腓利士人失去了航海本领，转而从事农耕和手工艺活动。不久后他们便说起了闪米特语，并接受了迦南人的神，但起初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男神与女神移居此的。阿什多德出土了一些手臂高举的彩色小雕像，它们被认为代表了爱琴海的大地女神，且与迈锡尼世界发现的黏土塑像类似。 [41] 在以革伦内陆地区，他们建立了崇拜中心，崇拜中心中有爱琴海风格的炉灶，后来这些中心逐渐就被装饰成了迦南式的庙宇。 [42] 有铁质刀刃的刀具也在这里出土，这是在神殿中举行宗教仪式时需要的器具。《圣经》提到，他们控制了铁的供应，以色列人因此无法受益于铁的使用。以色列人对铁的使用事实上仅限于一些珍贵物品，如铁质手镯；铁质手镯在当时非常流行。腓利士人不仅是掠夺者和毁灭者（在现代人眼中，这就是腓利士人一词代表的含义），他们还沿巴勒斯坦海岸创立了一种活跃的以城镇为基础的文明，迈锡尼文明的痕迹在该文明中获得了长期保留。腓利士人展示了一群雇佣军和迁徙者实现对其他民族土地的控制的过程，以及土地上的人民慢慢将腓利士人融入闪米特-迦南文化，从而从文化上征服腓利士人的过程。他们离开地中海向内陆发展，占领了迦南南部山脚下的一些地区，如以革伦，该地后来因压榨橄榄油而闻名。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与以色列的子孙之间矛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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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以色列，我们首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动乱中，除腓利士人外，以色列人是否也开始了迁徙？神通过先知阿摩斯问道：“我不是已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地，将腓利士人领出迦斐托了吗？” [43] 那些相信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的人，一般将其时间确定于约公元前1400年至前1150年间。《圣经》中描述的以色列子民到达埃及的很多细节也与其他证据吻合——为了寻求食物供应，闪米特旅行者到达埃及，且闪米特族的维齐尔时不时地出现在埃及宫廷［这与约瑟（Joseph）的故事没有太多不同］。在埃及人的战车陷入红海淤泥之后出现的、据说是摩西吟唱的“海之颂歌”——很明显它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曲——描述了与海洋人时代一致的使用战车作战的方式。 [44] 前文已经提及，游牧的阿皮鲁人或哈比鲁人出现在了埃及东部，他们可能还与乌加里特的衰落有关，乌加里特国王在其绝笔信中提到了他们。我们也会看到臣服于埃及人的人群（他们有时是战俘），这让我们联想到在埃及长期遭受奴役、受苦受难的以色列人。更为严谨的寻求证据的方法可参考荷马。荷马可以通过口述历史、传说及周边族群的记载，追溯在他生活的年代数百年以前的社会的特点，这种方式也可使早期以色列人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他们长期旅居埃及，之后成功从法老战车的追捕中戏剧性地逃离的过程。同样，也有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出埃及记》中描述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迁徙引发了很多小规模的迁移，一些闪米特部族离开埃及便是其中一部分，这在近东文献中并没有出现（除了麦伦普塔铭文曾简要提及）；以色列人是阿皮鲁游牧民，在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归了游牧生活，逃离了对法老的臣服，最终跪拜在了他们自己的神的脚下。
进入迦南后，以色列的子民并未摧毁耶利哥或埃伊（Aï），因为早在几百年前，这些地方已经被毁灭。他们带着绵羊和山羊（没有猪）居住在山区的村子里。他们在自己的神的面前达成契约，而且他们也承认其他民族和部落——如但族——的存在。 [45] 正像腓利士人努力融入迦南社会，既尊奉大衮（Dagon）神，又尊奉当地居民的神一样，但族成了希伯来人中的一个族群，接受了以色列的神。在这一时期，除与但族的交流和与腓利士人日益紧张的关系外，以色列人和地中海地区的来往很少。当腓利士人开始在迦南开垦土地，并与当地融合时，他们试图控制内陆的一些地区，并与以色列人有了正面冲突。如果《圣经》的记载准确，其冲突的高潮发生在约公元前1000年。在扫罗王和他的儿子于一场与腓利士人的激烈战争中去世后，曾经生活于腓利士人间的大卫王继位。为了瓦解腓利士人的力量，他以刚征服的牢固据点耶路撒冷为基地，据推测，他借此控制了整个地区。尽管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前11世纪以来的以色列人的遗址并未留下太多奢侈品的痕迹，且以色列人与地中海的贸易交往也很少。即便如此，对以色列人依旧需要关注，因为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将对地中海各族群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据《圣经》记载，东地中海区域有很多不安分的部落和族群，但没有任何一个部族能在亚非交界地长久居住。
可能并非所有的海洋人都来自海洋，其移民规模也可能没有埃及记述者想让其读者相信的那么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低估海洋人和陆地人各自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们甚为活跃。这一时期出现的灾难是一个世界已经开始分崩离析的先兆。伴随政治混乱发生的是经济危机，局部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圣经》简短地提到，在以色列人与腓利士人交战之后，发生了一场瘟疫，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混乱出现的原因之一，是黑死病或类似疾病的暴发，且疫病的源头应该与查士丁尼时期出现的黑死病相同。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东地中海突然陷入动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一个很多事情都只能推测的时期，上述猜测可能多少有些夸大事实。东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时代晚期已经被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转折期”，其遭受灾难的程度远远超出了罗马帝国衰落的时期，它或许是“古代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46] 第一地中海世界囊括了自西西里岛到迦南、自尼罗河至特洛伊的广阔区域，但迅速地瓦解了。而它再次成为囊括直布罗陀海峡至黎巴嫩间广阔区域的“贸易内湖”，则是好几百年之后的事了。
[1] C.Blegen，Troy （2nd edn，London，2005），pp.92-41；T.Bryce，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2006），pp.58-61.
[2] J.Latacz，Troy and Homer：Towards a Solution to an Old Mystery （London，2004），pp.20-37；cf.Bryce，Trojans ，pp.62-4.
[3] Bryce，Trojans ，p.117.
[4] Latacz，Troy and Homer ，pp.49-51，69.
[5] Latacz，Troy and Homer ，pp.46-7，fig.10（map of trade routes）.
[6] Bryce，Trojans ，pp.104，111.
[7] O.R.Gurney，The Hittites （London，1952），pp.49-50；Bryce，Trojans ，pp.110-11.
[8] Gurney，Hittites ，pp.51-2；Bryce，Trojans ，p.100.
[9] Latacz，Troy and Homer ，pp.92-100.
[10] Blegen，Troy ，pp.124-8.
[11] 认为地面塌陷为毁灭主因的观点，见M.Wood，In Search of the Trojan War （2nd edn，London，1996），pp.203-11。
[12] V.R.d’A.Desborough and N.G.L.Hammond，‘The end of Mycenaean civilisation and the Dark Ag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s.1 and 2，revised edn，pre-print fascicle（Cambridge，1964），p.4；N.Sandars，The Sea Peoples：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1250-1150 BC （London，1978），p.180.
[13] Sandars，Sea Peoples ，pp.142-4；R.Drews，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Changes in Warfare and the Catastrophe ca.1200 BC （Princeton，NJ，1993），pp.13-15.
[14] L.Woolley，A Forgotten Kingdom （Harmondsworth，1953），pp.163-4，170-73.
[15] Blegen，Troy ，p.142.
[16] Sandars，Sea Peoples ，p.133；also A.Gardiner，Egypt of the Pharaohs：an Introduction （Oxford，1961），pp.284，288；A.R.Burn，Minoans，Philistines，and Greeks BC 1400-900 （2nd edn，London，1968）.
[17] Sandars，Sea Peoples ，pp.106-7.
[18] Sandars，Sea Peoples ，pp.50-51；Gardiner，Egypt ，p.198；B.Isserlin，The Israelites （London，1998），p.55.
[19] Sandars，Sea Peoples ，p.105；Gardiner，Egypt ，pp.265-6.
[20] Drews，End of the Bronze Age ，p.20；A.Yasur-Landau，The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Cambridge，2010），p.180.
[21] Sandars，Sea Peoples ，p.114；Gardiner，Egypt ，p.266；Isserlin，Israelites ，p.56，and plate 34 opposite p.81.
[22] Drews，End of the Bronze Age ，p.21.
[23] T. and M.Dothan，People of the Sea：the Search for the Philistines （New York，1992），p.95；cf.Sandars，Sea Peoples ，pp.134-5.
[24] Sandars，Sea Peoples ，p.119；Gardiner，Egypt ，pp.276-7.
[25] Sandars，Sea Peoples.
[26] Sandars，Sea Peoples. ，pp.124，134-5，165，178，plate 119；p.189，plate 124；F.Matz，Crete and Early Greece （London，1962），supplementary plate 22；W.D.Taylour，The Mycenaeans （London，1964），plate 7.
[27] Gurney，Hittites ，p.54.
[28] Joshua 18∶1 and 19∶40-48；Judges 5；Dothan，People of the Sea ，pp.215-18；Sandars，Sea Peoples ，pp.163-4.
[29] Dothan，People of the Sea ，p.215.
[30] Sandars，Sea Peoples ，pp.111-12，200；Yasur-Landau，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pp.180，182；cf.Gardiner，Egypt ，p.264.
[31] C.Whitman，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Cambridge，MA，1958），pp.51-2.
[32] Desborough and Hammond，‘End of Mycenaean Civilisation’，p.5；also V.R.d’A.Desborough，The Last Mycenaeans and Their Successors （Oxford，1964）.
[33] Desborough and Hammond，‘End of Mycenaean Civilisation’，p.12.
[34] L.Bernabò Brea，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1967），p.136.
[35] R.Leighton，Sicily before History：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London，1999），p.149；also R.Holloway，Italy and the Aegean 3000-700 BC （Louvain-la-Neuve，1981），p.95.
[36] Dothan，People of the Sea ，pp.211-13.
[37] W.Culican，The First Merchant Venturers：the Ancient Levant in History and Commerce （London，1966），pp.66-70.
[38] Dothan，People of the Sea ，plates 5 and 6，and pp.37-9，53.
[39] Yasur-Landau，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pp.334-45.
[40] I Samuel 17∶5-7.
[41] Yasur-Landau，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pp.305-6.
[42] Dothan，People of the Sea ，pp.8，239-54.
[43] Amos 9∶7.
[44] Exodus 15∶1-18；Isserlin，Israelites ，p.206.
[45] Isserlin，Israelites ，p.57.
[46] Drews，End of the Bronze Age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