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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九 新信仰与旧信仰（1～4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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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罗马世界内的任何其他港口城市一样，奥斯蒂亚的人口十分混杂。1961年，一个特别的考古发现是奥斯蒂亚近郊的犹太会堂，当时这里在修建一条连接罗马与菲乌米奇诺机场（Fiumicino airport）的道路，该机场是这一地区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这座会堂是欧洲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会堂结构，它最早修建的部分时间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但它在4世纪时经历了修复或者部分重建。这间会堂被犹太人至少持续使用了三百年。据此地一则2世纪铭文的记载，供奉犹太人律法经卷的约柜是由某位名为闵迪斯·福斯特（Mindis Faustos）的人资助修筑的；这则铭文主要由希腊文书写，这是因为罗马的犹太人与东方保持着联系，他们一直把希腊语用作日常语言。该会堂建筑和其附属部分占地856平方米，所有考古证据都显示，这是由上千名犹太人组成的繁荣社区所使用的主会堂。4 世纪时，此地不仅有会堂，还有一个烤炉，可能是为了在逾越节烘烤无酵饼；另外还有一处行圣礼的水池。会堂区域有一些偏殿，可能用于讲习经文、召开犹太人会议和进行拉比法庭庭审。一处横梁上雕刻有圣殿中竖立的大烛台、在新年吹响的羊角号，还有住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s）的符号——香木缘和装饰用棕榈枝。 [1] 在奥斯蒂亚，犹太教并不是拥有众多信奉者的唯一东方宗教。城中还有一座小型砖砌神庙，经鉴定它是供奉萨拉皮斯的神殿。在该神殿内，黑白相间的镶嵌画展示了尼罗河的场景。大量碑铭都提到了伊西斯崇拜。这里还有一些密斯特拉神（Mithras）的神龛，此神在罗马军队中颇有人气。西布莉（Cybele）女神（她也在奥斯蒂亚受到崇拜）的男性信徒在进入出神（ecstasies）状态后，据说会阉割自己。 [2]
沿着商路，古代的信仰体系由犹大地或尼罗河流域移植到了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并因当地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文化的联系而发生了变化。有时，一些人带着他们的新信仰而不是旧信仰横穿地中海。塔尔苏斯的保罗（Paul of Tarsus，即圣保罗）曾经前往罗马；在罗马城内还发展出了一个与之一脉相承的宗教团体，该团体的创立者是另一位来自东方的旅行者西门·彼得（Simon Peter，即圣彼得），彼得与保罗为同道之人。在前往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的途中，保罗宣传道，一个被其门徒称为犹太人的弥赛亚（Jewish Messiah）的人，事实上是上帝的化身（God Incarnate）。伟大宗教革命慢慢成熟的种子已经在地中海播撒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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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在罗马帝国晚期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日耳曼人的入侵与罗马皇帝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在众多异教与犹太教的强烈反对声中，基督教化缓缓发生。东方的信仰轻易地在地中海各地传播开来，但对于罗马人来说，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无法与异教信仰相比。犹太人与基督徒被看作“无神论者”，因为他们直接否认异教诸神的存在。他们拒绝供奉被神化的皇帝。然而，罗马人在夺取东地中海的统治权后，将犹太人作为例外谨慎对待；犹太人通过献祭他们自己的上帝来尊崇皇帝，他们被理解为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表示忠心。其他所有臣民都需要按照要求向被神化的皇帝献祭，于是基督徒的拒绝违背了法律，因此他们只能被扔到斗兽场承受横死的结局。圣保罗及其继承人在犹太人以外的社区积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基督徒社区逐渐形成，罗马人也无法再将这些人划归为犹太人的支派。基督徒们不遵从犹太人的戒律，讲求心灵的割礼，而非身体的割礼，并把禁食猪肉解释为禁止过猪一样的生活。迫害反而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崇敬那些被罗马人处死的人，尊其为殉道者，抛弃了犹太人关于死者尸骨不洁净的概念，发展出对殉道者遗骸的崇拜。按照一些狂热者的观点，甚至他们所遭受的折磨都是幻觉，因为耶稣基督会让他们在狮子的利爪之下变得麻木；还有一些人为这种痛与折磨感到兴奋，因为这将证明他们赢得了耶稣基督的怜悯并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3]
尽管从总体上讲，犹太人的宗教自由能得到保证，但罗马人无法做到政策始终如一。在罗马曾发生了一起诈骗案，有四名骗子以为圣殿募集资金的名义行骗，提比略皇帝于是将四千名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转移到撒丁岛，那里是传统的流放地。四个人中还有一个是一名元老的妻子，该元老对犹太教持同情态度（这并不罕见）。克劳狄乌斯同意为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恢复公民权，疯狂的皇帝盖乌斯·卡里古拉在位时剥夺了该权利，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离散的犹太社群曾团结一致反抗当权者；亚历山大城街道只要发生冲突，那么它的起因一定是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长久以来的互相憎恶，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希腊人反而认为政府太偏向犹太人了。然而，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受到镇压，他们于是被迫或主动地离散到地中海各地。从地中海历史学家们的视角来看，公元70年提图斯（Titus）摧毁圣殿以及131年哈德良摧毁耶路撒冷的重要意义，只在于一个词——“离散”（diaspora）。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认为：罗马人不太可能在70年镇压犹太人起义时，就开始打算摧毁犹太人的圣殿；但在圣殿已经被焚毁、被劫掠后，新任皇帝韦帕芗与其子提图斯从中看到了政治利益——他们可以带着从圣殿中获得的财宝游行。纪念这次游行的浮雕被刻在了提图斯凯旋门上，它至今仍然矗立于罗马广场的南端。 [4] 大量的犹太奴隶被流放到意大利及以外的地区。
颇不寻常的是，罗马人不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继续祭祀。攻占圣殿并不意味着这座巨大的圣殿及其柱廊法庭（其围墙的大半部分幸存至今）将被完全摧毁。对圣殿进行大规模修复后，信仰活动本应该恢复如故。仁慈的老皇帝涅尔瓦（Nerva，公元98年去世）愿意减免犹太战争后强加于犹太人的特别赋税，恢复耶路撒冷的礼拜似乎已经为期不远了。 [5] 但他的继任者图拉真是士兵出身，实行强硬政策；在其统治末年，也就是115～116年，他还残忍地镇压了叙利亚、埃及和昔兰尼加的犹太人起义——随着犹太人分散到地中海各地，以前大多局限于巴勒斯坦与亚历山大城的紧张局势如今变得更加普遍。事实上，当这些起义发生时，巴勒斯坦相对平静。图拉真的继任哈德良采取了一种毫不退让的解决方案：他把耶路撒冷彻底重建成献给卡皮托利山的朱庇特的埃利亚卡皮托里纳（Aelia Capitolina） [6] ；他还禁止施行过割礼的男性进入该城。哈德良下定决心反对犹太人以及以色列的上帝，这完全有悖于罗马尊重其他宗教的传统。132～136年，巴勒斯坦再次爆发起义，此次起义极为激烈，但同样没有希望。犹太人曾取得短暂的胜利，收复耶路撒冷，甚至可能恢复了献祭礼拜，但最终以惨败结束，他们遭到哈德良军队的恐怖屠杀，约有六十万人因此丧命。 [7] 这些事件同样对地中海造成了深远影响：大量的犹太人向西流散，有的作为奴隶，有的是逃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世纪后，有大量犹太人生活在西班牙。 [8]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失败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和人口层面。在圣殿时代后期，由于法利赛（Pharisee）等教派挑战了旧圣殿时期祭司的权威，犹太人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圣殿的毁灭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有学识的世俗人士拉比（rabbis）领导的，而不是圣殿祭司；犹太会堂本身并非新鲜事物，此时却成为犹太人学习与祷告的中心。
对基督徒的迫害同样一波接着一波。公元1世纪时，尼禄曾指控基督徒在罗马放火，这场火灾使他有机会将部分罗马城区重建得如镀金般富丽堂皇。3世纪中期，皇帝再次对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进行迫害。在托斯卡纳的科萨港纪念碑上，皇帝德基乌斯（Decius）被称为“神圣事物的光复者”（restitutorsacrorum ），这种提法显然指的是他对基督徒的积极捕杀。一个可以避免迫害的方法是表面妥协，在公开场合祭拜罗马神，而私下里仍坚持信仰。对这种策略是否有效产生的分歧，以及对将经文“上交”（donaverunt ）给罗马政府的祭司阶层是否有效这一更严重的分歧，引发了严重的对骂与分裂：4世纪时活跃于非洲的多那图斯派教会（Donatist Church）在绥靖者面前自诩真正信仰的坚持者。基督徒摆脱罗马当局所设困境的另一种方法是伪装自己为犹太人：“星期六去犹太教会堂，星期日去基督教教堂”。这种立场在4世纪90年代安条克（Antioch）的反犹太集会中遭到强烈谴责。当然，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已经占据了上风，但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对于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基督教和犹太教间的界线非常模糊，远不如基督教正教的愤怒先知们，如圣居普良（St Cyprian）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分明。对犹太教的辱骂出于一种激烈竞争的意识，而非想要痛打落水狗。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然而，广大公众对教义细微处的差别并不太感兴趣，吸引他们的可能是伦理规范和宗教抱负，而在这两方面，基督教和犹太教并没有很大不同——双方都倡导爱邻人，且主张如果这一世遭遇不公，那么上帝会在另一个世界给予回报。许多犹太人可能在遵从宗教规则方面是相当随意的，而且巴比伦的塔木德学院还在对这些规则进行细细雕琢，这种状况使宗教与宗派之间的来回改宗更为简单。
在德基乌斯的迫害中，一位牺牲在了士麦那的基督教殉道者名叫皮奥尼乌斯（Pionius），一篇关于他的生平与受审的记述经常提到“希腊人、犹太人和女人”，这些人在他被捕时聚集在士麦那公共广场上对他恶语相向。皮奥尼乌斯拒绝参与异教的祭祀活动，而当时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都在欢庆他们的节日［可能是犹太人的普珥节（Purim）和异教徒的酒神节（Dionysia），在这两个节日人们都可喝得酩酊大醉］。在这样的场合中，虽然拉比们无数次地下达禁令，但犹太人与异教徒的庆祝活动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9] 在士麦那以及其他地方，有一些较受尊重的大型犹太社区吸引了许多皈依者，还有一些“敬神者”参加犹太人的祭礼但不皈依，因此犹太人从种族上讲是相当混杂的。 [10]
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与犹太人的成功同样令人烦扰的还有他们自己中的异端。当然，一个人认为是异端的可能在另一人眼中却是正统。然而，显然也有非常激进的运动。在被钉上十字架后，垂死的皮奥尼乌斯发现自己旁边是名马西昂派（Marcionite）信徒，马西昂派是由基督徒发起的运动，马西昂派信徒将犹太人的上帝视为撒旦，拒绝承认希伯来人的《圣经》。 [11] 虽然基督徒与犹太人在很多地方都有分歧，但主流基督徒还是接受希伯来人的《圣经》的，且并不打算对其进行修正；他们从《圣经》中先知们的故事预见到基督的到来，对它高度评价，但在理解上却与犹太人有着较大差异。对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公元430年去世）来说，犹太人是神圣经书的拥有者，作为仆人受命照看主人的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理解所保护之物。 [12]
在地中海的海面上，犹太人与基督徒也建立了联系。海上有一些船东是犹太人。犹太人也常常到访加沙。拉比曾就一个问题深入讨论，即加沙的犹太人是否可以参与当地为尊崇一位希腊神明而召集的市集，这一讨论再次揭露出在晚期希腊化世界与罗马世界中，犹太人与异教徒社区间的界线是模棱两可的。 [13] 然而，有些当海员的犹太人一丝不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公元404年，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主教从亚历山大乘船前往他的教区。在亚历山大，犹太人有自己的船东行会（navicularii ），拥有并经营着大量航船。该主教所乘之船的船长名叫阿玛兰图斯（Amarantus），他和他的水手都是犹太人，他们正是这位主教的嘲讽对象。在周五的夜幕降临后，船长让船工停下工作，任由船在海面上漂荡，这让这位主教十分担心自己的性命。在安息日（Sabbath）前夜，乘客们都处于危险之中，这时这位主教才获准驾驶船（他是这样讲的）。事实上在那种情况下，犹太人的所有律法都可以暂停奉行。该主教记录下来关于那艘船的一切，不禁让人奇怪，它究竟是如何抵达目的地的：船上的缆索断了，所以船帆无法展开，船长还将备用锚卖给了别人。在同一个时期，《塔木德》（Talmud ）中记录的拉比的讨论又显示，犹太人曾经非常频繁地进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他们除了考察商业法中的条例外，也探讨了让犹太人在安息日参与跨海航行是否正当，以及什么样的行为在安息日才能获得允许（例如打水或在甲板上散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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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也许与他的一场胜利有关：公元312年10月，就在罗马城郊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他战胜了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但后来又过了十三年，他才把自己变成罗马世界的唯一主人。事实上，他在337年临死前才接受洗礼，但313年的米兰敕令已经取消了对基督教崇拜的禁令，他在君士坦丁堡建成的新罗马也将是一个基督教中心，一座没有被异教神庙玷污过的城市。325年，他在尼西亚（Nicaea）主持了纷争不断的基督教大公会议，试图在皇帝（没有神学家）的调解下解决关于三位一体性质的神学难题。会议在已经存在分歧的教会中造成了进一步分裂，尽管《尼西亚信经》（Nicaean Creed）后来成了正教的教义基础。他把自己看作“教会以外的主教”，但同时又是帝国的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 ）。可能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宗教变革必须缓慢进行，可能由于他自己对于异教以及基督教的信仰比较迷惑，君士坦丁平等对待异教与基督教的崇拜活动，甚至在新罗马的落成仪式上，太阳神的战车上面竟然奇怪地出现了基督的十字架。在旧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仍然巍然矗立，上面雕着繁复的纹饰，但丝毫没有提到他的新信仰，元老们对这种信仰无论如何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也为那座伟大的基督教大教堂奠基，该教堂为圣彼得修建，无情地横穿了一处异教徒的墓地，该墓地就位于圣彼得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鸟铳之地下。这种矛盾还进一步体现在：君士坦丁在位时发行的货币上刻有SOLINVICTVS，意为“未被征服的太阳”；他以死刑禁止私人求问脏卜师（即伊特鲁里亚人的预言家，依据被献祭牲畜的内脏来解读信息），但同时又要求当罗马皇宫遭遇雷击时必须向脏卜师求教。皇帝还努力将异教徒和基督徒拉到一起：他命令军队向为皇帝以及皇帝敬畏神明的儿子们带来胜利的神祈祷，而不需特别强调究竟是哪位神。君士坦丁之所以动作缓慢是出于实际需要；对皇帝的信仰发展得很成熟，作为一名进行了将近二十年权力斗争的统治者，他不可能使其信仰异教的追随者们放弃他们的祭礼，因为这样的祭礼生动地表达了信徒们对被神化的皇帝的忠诚。 [15]
有一点毋庸置疑：君士坦丁的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中海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然而，限制性因素同样存在。帝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非正统教派，他们拒绝承认由君士坦丁认定的《尼西亚信经》。他们中有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派［特别是科普特（Coptic）教会］信徒，欧洲大陆上信仰阿利乌斯派（Arian）的蛮族——在正教眼中，这些另类否认了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的平等地位。接着，又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小教派，如马西昂派、多那图斯派，他们与周围的基督徒间争论的根源是在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件。所有这些教派运动也都出现在地中海，并四处传播，有时传播者是蛮族雇佣兵或商人，而当迦太基或安条克或亚历山大城中一个教会攻击另一个教会时，一起逃离迫害的朝圣者和难民则成了传播者。
另一个问题是异教信仰的坚持。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中，只有具有多重色彩的朱利安（Julian）放弃了基督教。朱利安曾在雅典学习新柏拉图主义，到公元360年成为皇帝时已经彻底放弃了基督教。由于对基督教的厌恶，当犹太人要求重新在耶路撒冷开展祭祀活动时，他选择了支持。他还同时下令重开异教的神庙， [16] 目的在于重建带有高级祭司的异教“教会”。这也是对基督教主教们的间接恭维，因为主教们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帝国各地组织信徒们的信仰的。 [17] 朱利安的统治时间很短，在此期间还要忙于在东方与波斯人的战事；但异教并没就此安歇或死亡。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an I）关闭了雅典的古典学校与学园，此时从异教角度研究哲学文献的实践才算正式终结。对于“异教”最好的理解，不是把它看作系统化的宗教信仰，而是各有特色、混杂、动态发展且没有任何教义或神圣文献的地方崇拜。这个复数的“异教”很难被基督教击败，虽然基督教提供的道德法则——其重点在于慈善，希望将“犹太人和希腊人、奴隶与自由人”都涵盖在内——很有吸引力。在地方上，基督徒的崇拜仪式中包含了异教的因素，一些地方性神明成了基督教的圣徒（东方的武士圣徒带有强烈的赫拉克勒斯色彩）。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分别也没有那么严格，在地中海沿岸的地方社会中异教信仰仍然很强势：在约700年时，它们在伊斯兰教扩张后的北非和西班牙悄悄地隐匿起来。
处理非基督徒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摧毁他们的神庙和会堂。在公元400年前后，加沙还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和学术中心，这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处于从地中海经贝尔谢巴（Beersheba）和佩特拉（Petra）前往阿拉伯沙漠中的纳巴泰诸镇的商路之上。 [18] 和其他地方一样，皇帝要求关闭神庙的命令在这里被无视；地方利益集团可以凌驾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命令之上，而加沙城中的大多数市民仍是异教徒。 [19] 当地奉行严格苦修的主教波菲利（Porphyry）不得不屈辱地独自维持着教堂，而异教徒仍然在许多大型神庙中进行礼拜，这些神庙分别供奉着太阳神、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一位名叫玛纳斯（Marnas）的神。玛纳斯是宙斯的一个化身，他的神庙马尼翁（Marneion）特别宏伟壮观，是一栋由两排柱廊围绕着的圆形的带穹顶建筑。在波菲利就这一情况向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就是可怕的约翰·克里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抱怨后不久，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就下达了一道关闭神庙的命令；但皇帝派去的使者接受了贿赂，默许马尼翁神庙继续开放。波菲利感觉有必要直接向皇帝请愿。他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皇后尤多西娅（Eudoxia）对此十分重视，于是一支军队在402年受命前往加沙。他们花了十天时间积极地把一些不太重要的神庙劫掠一空，然后推倒、焚烧。接着，他们的注意力终于转向马尼翁神庙，异教徒们聚集于此将所有的大门封锁，准备保卫这栋建筑。皇后派来的士兵将猪油和沥青泼到大门上，然后点火。士兵们洗劫了这座神庙，然后清除了加沙城中的所有偶像。皇后尤多西娅特意拨款要求在马尼翁神庙的废墟上建造一座教堂。更令异教徒感到愤怒的是，马尼翁神庙的大理石板被用来铺路，这样一来，异教徒们就不得不每日踩踏在他们圣所的遗迹上。尤多西娅特意从埃维厄岛运来三十二根绿色大理石石柱，该教堂在407年的复活节正式落成。波菲利的圣徒行传记载，与此同时，许多异教徒改宗基督教。 [20] 异教徒依然诉诸武力进行抗争：有一次，波菲利被追得不得不在加沙的屋顶上奔逃（他可能是位苦修僧人，但对殉难没什么兴趣）。 [21] 基督教只是加沙城中的一种信仰，这座城市中生活着大量异教徒、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基督教徒既不是数量最多的，也不是势力最大的，他们所拥有的优势不过是官方的支持；而异教徒和犹太人所倚仗的却是帝国的庞大规模。通常，加沙或巴利阿里群岛发生的事件是不在君士坦丁堡的视线范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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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扩张所遭遇到的第三种阻力是犹太教的自信。有种倾向认为，在提图斯和哈德良摧毁耶路撒冷，特别是在君士坦丁选择了基督教以后，犹太教已经是强弩之末。然而，它的古老传统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它与基督教在道德伦理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别，正如与耶稣同时代的拉比希列（Hillel）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全部律法，余皆评注”。犹太教很欢迎改宗皈依之人（也包括奴隶，不过奴隶经常被迫改宗），而不关心皈依者是否学识渊博、善于观察。 [22] 因此，毫不出人意外的是，一直到公元5世纪，犹太教与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夺取最高权威的争斗仍持续不断。信奉基督教的诸位皇帝试图禁止奴隶施行割礼，并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5世纪初的帝国法律将犹太教视为强弩之末，否定犹太人兴建新犹太会堂的权利，不过他们原有的会堂可以保留。 [23] 从表面上看，犹太教衰落了。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有一位朋友，名叫塞维鲁（Severus），是梅诺卡岛的主教，他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公元418年五百四十名梅诺卡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事情，展现了发生在地中海偏远角落的这场灵魂争夺之战的实质。 [24] 塞维鲁所强调的是犹太人是梅诺卡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而不是梅诺卡并不是一座重要的岛屿（这座岛是“最荒凉的土地，因为其规模极小、干燥且崎岖不平”）。犹太人以该岛东部的马格纳（Magona），也就是现代的马翁（Maó或Mahón）为基地；而基督徒则聚集在西部的亚摩纳（Jamona），也就是今天的休达德亚（Ciutadella）。塞维鲁还提出，犹太人不得进入亚摩纳，一旦他们尝试这样做，就会被疾病击倒，甚至还可能被雷击。即便如此，岛上最杰出的人仍然是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狄奥多鲁斯（Theodorus），此人是马格纳的“所有犹太人以及所有基督徒当中，无论在财富还是名望上都最为出众的人”。 [25] 狄奥多鲁斯的弟弟梅莱蒂乌斯（Meletius）娶的是利托里乌斯（Litorius）伯爵的女儿阿特米西亚（Artemisia）。这位利托里乌斯是才能极为出众的将军，在5世纪时曾是仅次于罗马最高将领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的副总指挥，还曾率领一支匈奴雇佣军在高卢获得胜利。 [26] 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托里乌斯本人是犹太人，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帝国法律不允许将这样的高官授予犹太人；无论他信奉何种宗教，他的女儿遵循的是犹太律法。塞维鲁特意强调岛上犹太人和基督徒间的紧张关系，但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在四百年之前，岛上的两大社群仍能和睦相处。塞维鲁不断提到“我们所熟知的古老习惯”“我们长久以来的感情所系”，虽然他总是声称这些行为是罪恶的。 [27] 君士坦丁堡制定的法律并没能取代狄奥多鲁斯及其犹太家族在岛上的领导地位。
这个时期的西地中海很不稳定。公元410年，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攻陷罗马。后来，西哥特人的军队入侵西班牙，而其他蛮族部落——汪达尔人（Vandal）、苏维汇人（Suevi）、阿兰人（Alan）——也正向西罗马帝国进军。这些蛮族都没有海军，但梅诺卡仍然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416年，新发现的圣斯蒂芬（St Stephen）的遗骨抵达梅诺卡岛，激发了马格纳地区基督徒的狂热，他们自诩这些圣骨的所有者。 [28] 圣斯蒂芬是基督徒的“首位殉道者”，被奉为“第一位向犹太人发难的人”。圣斯蒂芬当年从耶路撒冷（人们发现他的遗骨之地）出发，穿越地中海，计划前往西班牙和北非。他曾因当地的一场革命而在梅诺卡盘桓数日。他的骨骸的发现曾被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用来对当地的犹太人施压；在这些遗骨被发现之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长老迦玛列（Gamaliel）已经被剥夺了其传统的优先权，即与帝国的行政长官平起平坐的特权，而且还不得对皈依者施行割礼，也不得兴建新的会堂。据说，414年，亚历山大城的牧首将城中的犹太人驱逐，整个东地中海的犹太人都被迫改宗，其会堂被没收。 [29] 随着梅诺卡岛上圣斯蒂芬遗骨的到来，基督徒变得更加自信。基督徒（包括塞维鲁）和犹太人狄奥多鲁斯都梦想着，这位主教一定已经预知了犹太人的皈依。当时社会上弥漫着末日气氛：犹太人的皈依难道真的预示着基督的再次降临吗？塞维鲁写道：
使徒所预告之时或许已经到来，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30] 可能主希望从大地边际点燃这一火花，以便整个大地都沐浴在爱的光芒之下，以焚毁那不信者之林。 [31]
基督徒使用的方法还谈不上狡诈。他们指控犹太人私藏武器，打算以此对付基督徒。公元417年2月2日，亚摩纳的基督徒聚集起来，一起穿越整座岛屿，步行三十英里，但我们相信这段路程并不痛苦，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光荣的目标。塞维鲁要求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搜查武器，犹太人虽不情愿，但表示接受，不过在搜查开始之前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基督徒冲入会堂，然后付之一炬，同时掠走了会堂内的珍宝，包括会堂的银器（后来归还了）以及托拉圣卷（被基督徒扣下） [32] 。后来证明私藏武器完全是想象。塞维鲁承认针对犹太人的暴动是由一名贼头贼脑的基督徒开始的，“不是因基督之爱而起，而是因强盗之爱”。次日，第一名犹太人选择皈依基督教，他名叫流便（Reuben）。其余的犹太人犹豫了三天，狄奥多鲁斯试图通过与基督徒辩论来分辨哪种信仰是真理，但最后他逐渐被对方的论据说服，那些论据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因为流便力劝他：“如果你真的希望得到安全、受到尊敬、过得富足，那么信基督。”只是狄奥多鲁斯的皈依是有前提的，即他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愿意与他一起接受洗礼，后来的发展也如他所愿。 [33] 有些人拖得更久：狄奥多鲁斯的弟妹阿特米西亚逃到一个山洞，在她丈夫皈依基督教后想要更坚定地坚持信仰，但她在从仆人带来的水中喝出蜂蜜味后，意识到这是神迹，于是也选择随大家一起皈依基督教。 [34]
由于塞维鲁的记录是我们了解这些事件的唯一资料，很难进一步分析他的描述文字下面的真相。事件当中有一些要素让人印象深刻：犹太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犹太女人的突出地位。当基督徒从亚摩纳长途跋涉前往马格纳时，他们并没有明确的侵略意图，因为有一则评注曾提出，当犹太人听到基督徒队伍诵唱的《诗篇》第九段时，还因“听起来极为甜美”而加入队伍。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在圣斯蒂芬的遗骨到来之前，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但实际上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而这恰恰是主教们所反感的。暴力行为促使梅诺卡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但彼此的熟悉则减轻了皈依后心灵上受到的冲击。尼西亚会议后，一神论在地中海逐渐取得胜利，但其排他性不仅将异教徒，也将其他不同的一神信仰推到了敌对阵营。
[1] B.de Breffny，The Synagogue （London，1978），pp.30-32，37.
[2] R.Meiggs，Roman Ostia （Oxford，1960），pp.355-66，368-76.
[3] R.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ad to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London，1986），pp.428，438，453.
[4] M.Goodman，Rome and Jerusalem：the Clash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London，2007），pp.26-8，421，440-43.
[5] M.Goodman，Rome and Jerusalem：the Clash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London，2007），pp.469-70：coins inscribed FISCI IVDAICI CALVMNIA SVBLATA.
[6] 埃利亚卡皮托里纳意为“埃利乌斯献给卡皮托利山的朱庇特之城”，埃利乌斯是哈德良的族姓。——译者注
[7] M.Goodman，Rome and Jerusalem：the Clash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London，2007），pp.480，484-91.
[8] S.Sand，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London，2009），pp.130-46，该文献严重低估了离散规模。
[9]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p.487.
[10] Sand，Invention ，pp.171-2.
[11]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p.492.
[12] A.S.Abulafia，Christian-Jewish Relations，1000-1300：Jews in the Service of Christians （Harlow，2011），pp.4-8，15-16.
[13] R.Patai，The Children of Noah：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NJ，1998），pp.137-42.
[14] R.Patai，The Children of Noah：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NJ，1998），pp.70-71，85-100.
[15]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pp.609-62.
[16] G.Bowersock，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1978），pp.89-90，120-22；P.Athanassiadi，Julian the Apostate：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1992），pp.163-5.
[17] Bowersock，Julian ，pp.79-93；R.Smith，Julian’s Gods：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ought and Action of 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1995）.
[18] G.Downey，Gaza in the Early Sixth Century （Norman，OK，1963），pp.33-59，此书中有多处无聊的长篇大论。
[19] Lane Fox，Pagans and Christians ，p.270.
[20] Downey，Gaza ，pp.17-26，20-21，25-9.
[21] For his career，see Mark the Deacon，Life of Porphyry Bishop of Gaza ，ed.G.F.Hill（Oxford，1913）；Marc le Diacre，Vie de Porphyre，évêque de Gaza ，ed.H.Grégoire and M.-A.Kugener（Paris，1930）.
[22] Sand，Invention ，pp.166-78，但此书的论述过于夸张了。
[23]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ed.S.Bradbury（Oxford，1996），editor’s introduction，pp.54-5；J.Amengual i Batle，Judíos，Católicos y herejes：el microcosmos balear y tarraconense de Seuerus de Menorca，Consentius y Orosius（413-421） （Granada，2008），pp.69-201.
[24] C.Ginzburg，‘The conversion of Minorcan Jews（417-418）：an experiment in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in S.Waugh and P.Diehl（eds.），Christendom and its Discontents：Exclusion，Persecution，and Rebellion，1ooo-15oo （Cambridge，1996），pp.207-19.
[25]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80-85.
[26] Bradbury，Letter ，pp.34-6.
[27]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84-5.
[28]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82-3.
[29] Ginzburg，‘Conversion’，pp.213-15；Bradbury in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19，53.
[30] 这段话源自《新约·罗马书》11：25，26，中译参见《圣经》和合本。——译者注
[31]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124-5.
[32] 托拉（Torah）是犹太人对《圣经》中前五卷的称呼，也称“摩西五卷”，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计》《申命记》，按照犹太律法，托拉必须由受过训练的文士用羊皮纸手抄而成。——译者注
[33]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94-101.
[34] Severus of Minorca，Letter ，pp.1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