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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5.多里亚与巴巴罗萨
1536～1541年
查理五世有多里亚，苏莱曼有巴巴罗萨。很显然，在突尼斯战役之后，争夺地中海的两位帝王都选择了自己的斗士，并集结力量。巴巴罗萨是苏丹的海军司令，多里亚则是查理五世的舰队统领。这两位航海家都是各自主公意志的执行者。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海盗争斗的遥远边疆，而变成了像匈牙利平原那样的大帝国角逐的主战场。一年年过去，战事越来越激烈。巴巴罗萨于1536年再次进攻意大利，多里亚以牙还牙，于次年在希腊海岸俘虏了若干奥斯曼桨帆船。舰队的规模也越来越宏大。1534年，巴巴罗萨建造了90艘桨帆船；1535年，建造了120艘。两位指挥官多次在海上擦肩而过，在意大利的海角和海湾周围互相追踪，但从来没有交过手。他们的海战是一系列缺乏协调的猛击，如同患遗忘症的拳击手之间的搏斗。有很多因素导致一直没有发生连续性的大战役：海洋条件的限制、作战季节的掣肘、战役准备的后勤工作的耗时、在没有雷达的时代只能盲目地搜寻敌人以及经验丰富的水手的谨慎天性。双方都深知海战的风险。微弱的劣势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风向的微微转变也可能影响战局。与风险极大的海战相比，安全的劫掠突袭永远是上策。但到了16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帝国野心的持续压力和建造更大舰队的军备竞赛，两人之间的空间在日渐缩小，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
在拉格莱塔发现的法国炮弹对查理五世来说是个凶兆。1536年，他又开始了一场针对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全面战争。对四分五裂的欧洲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天主教国王用来与法国和新教徒作战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要多于对抗苏莱曼的消耗。哈布斯堡家族在人们心中的强大形象令基督教世界恐惧，而不是将后者团结起来。于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苏莱曼得以巧妙地影响地中海的力量平衡。
法国人多年来一直与奥斯曼帝国眉来眼去，寻求与后者结盟，要么是直接通过秘密的使节，要么是以巴巴罗萨兄弟为渠道。早在1520年，法国就派遣了一名大使到突尼斯，劝说海盗“在皇帝的那不勒斯属地内给他制造更多麻烦” [1] 。他们为海雷丁提供了军事技术的支援（大炮、火药和炮弹）以及关于皇帝的情报。“我不否认，”弗朗索瓦一世向威尼斯大使承认道，“我希望土耳其苏丹实力强大，做好战争准备，但我这么希望不是为了他的缘故——因为他是个异教徒，而我们都是基督徒——而是为了削弱皇帝的力量，迫使他靡费金钱，并给反对这个可怕敌人的各国政府吃上一颗定心丸。” [2] 1536年初，弗朗索瓦一世和苏莱曼签订了一项协议，给予对方贸易权。协议的背后深意是，他们将对意大利发动钳形攻势，打垮查理五世。在苏丹的帝国争霸战中，地中海成了舞台中心。弗朗索瓦一世对苏丹的最终目标显然心知肚明。“土耳其苏丹会发动海上远征，”他告诉威尼斯人，“或许会一直打到罗马，因为苏莱曼苏丹总是在说‘进军罗马！进军罗马！’” [3] 苏丹命令已经返回伊斯坦布尔的巴巴罗萨“建造200艘战船，准备远征阿普利亚 [4] ，于是他埋头于这项工作” [5] 。土耳其的海军力量再次升级。
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威尼斯人焦躁不安地关切着这些事件。奥斯曼人远征罗马势必意味着侵犯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领海。威尼斯竭尽全力，想在两个极具威胁性的大帝国之间保持自己的独立。查理五世已经吞并了威尼斯周边的所有意大利土地；苏莱曼的海军威胁着威尼斯的海上领地。威尼斯共和国的唯一野心就是在海上安安稳稳地做生意、挣大钱。它无力在军事上竞争，因此主要依靠娴熟的政治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威尼斯积极地向土耳其苏丹献媚讨好，毫不吝惜地用大笔金钱贿赂土耳其高官，并坚持不懈地对苏丹的一举一动进行刺探。威尼斯人把他们最优秀的外交官派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供养着一大群会讲土耳其语的线人和地图绘制师，并发回无穷无尽的加密报告。这项政策给威尼斯买来了三十年的和平。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与易卜拉欣帕夏（位高权重的首席大臣）的特殊关系。易卜拉欣生于亚得里亚海岸，原先是威尼斯的臣民。他深受苏丹信任，但随着苏莱曼将炯炯的目光转向大海，这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
1536年3月5日晚上，易卜拉欣像往常一样来到皇宫，与苏莱曼一起用膳。他离开的时候，吃惊地遇见了刽子手阿里和一队宫廷奴隶。野心勃勃的维齐尔行为太过分，几乎认为苏丹的权力就是他自己的，并且招致了苏丹的妻子许蕾姆的嫌恶。次日早上，人们发现了易卜拉欣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从鲜血四溅的墙壁上可以明显看出，易卜拉欣一直反抗到倒地毙命。这个血污的房间被保留下来，多年都维持原状，用来警告所有野心勃勃的维齐尔，只消苏丹一声令下，宠臣也会立刻变成死尸。
易卜拉欣被处决标志着苏莱曼统治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以后，苏莱曼更加严峻；伊斯兰教的虔诚取代了原先有志成为恺撒的帝王威仪。易卜拉欣的暴死使得威尼斯一夜之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显然，苏莱曼越来越无法容忍“威尼斯异教徒……这个以巨大财富、广泛的商贸活动和在交易中的狡诈和阴险著称的民族” [6] 。威尼斯桨帆船和土耳其海盗在亚得里亚海发生的尖锐冲突为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提供了一个借口。1537年初，苏莱曼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准备对意大利发动两路夹攻，并将威尼斯位于科孚岛的基地视为入侵的踏脚石。土耳其人极具针对性地要求威尼斯元老院与他们结盟。威尼斯共和国进退两难；土耳其人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显然是个威胁；威尼斯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查理五世和苏莱曼之间做出选择。威尼斯人局促不安地宣布中立，礼貌地拒绝了苏丹的要求，然后武装了100艘桨帆船，因为“据我们观察，世界上其他君主都在这么做” [7] 。他们决定静观其变。
法国国王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1537年5月，苏莱曼派出一支大军，前往位于亚得里亚海岸的阿尔巴尼亚城镇法罗拉。与此同时，巴巴罗萨也从海上大举出动。170艘桨帆船驶出伊斯坦布尔，向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猛扑。在一个月内，他“如同瘟疫般在阿普利亚海岸肆虐， [8] ”焚毁城堡、掳掠人口，令恐慌情绪一直传到罗马。多里亚的舰队规模不足以与这支大舰队抗衡，于是他撤回西西里，继续关注事态发展。8月底，苏丹宣布改变策略，命令巴巴罗萨占领科孚岛。2.5万人在岛上登陆，攻打要塞，但令威尼斯人自己也很意外的是，要塞居然守住了。土耳其人万分期待与法国人会师，但后者始终不见踪影；攻城大炮在淫淫秋雨中陷入泥潭，而且威尼斯人明智地对自己的棱堡进行了加固。三周后，苏莱曼命令放弃攻城，但威尼斯已经不可挽回地卷入了战争，加入了皇帝那一边。1537年冬季，教皇保罗三世从中斡旋，提出了具体的条件，打算建立一个神圣联盟“以反对公敌——暴君土耳其苏丹” [9] 。联盟的形式将是一场海上的十字军东征，最终目标是占领伊斯坦布尔，立查理五世为君士坦丁堡皇帝。威尼斯人是务实主义者，私下里更希望能够快速打垮巴巴罗萨，恢复原状，继续与伊斯兰世界进行和平的贸易。
这是一个关键性时刻。南欧感到自己命运未卜。基督教世界如果遭到决定性失败，整个地中海就将任凭奥斯曼舰队无情劫掠。1538年，当盟国正在组织和活动的时候，巴巴罗萨已经出海，让威尼斯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除了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之外，威尼斯在爱琴海上还控制着一连串小型港口和岛屿，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纳夫普利翁城和莫奈姆瓦夏城、斯基亚索斯岛、斯科派洛斯岛、斯基罗斯岛、圣托里尼岛，还有其他一些分散的基地，它们都拥有整洁的港口、天主教教堂和阴森森的棱堡，城门上雕刻着圣马可 [10] 的狮子。海雷丁逐个洗劫了威尼斯的这些基地，将守军全部屠杀，将身体健全的男人掳走当作划桨奴隶，然后继续航行，在炽热的天空下只留下燃烧的废墟。奥斯曼史学家简洁地列举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损失：“本年度内，威尼斯人拥有25个岛屿，每座岛屿都建有一座、两座或三座城堡；这些城堡全被攻克，12个岛屿称臣纳贡，其他13个岛屿受到劫掠。” [11] 海雷丁正在蹂躏克里特岛南岸，这时一艘小型划桨船送来了消息，基督徒正在亚得里亚海集结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于是他转身北上，前去应战。
海盗追赶基督教船只
神圣联盟在科孚岛的集结非常缓慢。威尼斯人和教皇的桨帆船在5月份就抵达了那里，求战心切。他们在那里足足等了将近三个月，总司令多里亚才缓缓地从热那亚出发，绕过意大利半岛，前来会合。他到9月初才抵达，此时天气已经开始转冷。意大利和西班牙部队之间当即就发生了争执。漫长的等待让威尼斯人焦躁不安。维持桨帆船舰队的代价给共和国造成了很大开销；因此他们急于抢在巴巴罗萨能够进一步破坏威尼斯附属岛屿之前，发起决定性的攻击。欧洲的基督教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各方的决策；各方的战略目标差别甚大，就连颇为乐观的教皇保罗三世也无法掩饰这些分歧。威尼斯参战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在地中海东部的领地。对查理五世而言，海上边界到西西里为止，他对威尼斯在更东方的利益不感兴趣。多里亚之所以行动这么缓慢，很可能是皇帝的授意。对多里亚而言，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几乎是公开的，这源于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宿怨。这一切都很不吉利。
9月初，舰队终于出航，寻找与巴巴罗萨决战的机会。他们拥有数量优势——139艘重型桨帆船和70艘帆船，而敌人只有90艘重型桨帆船和50艘小型划桨船。但是土耳其人藏在了希腊西海岸的一个小海湾——普雷韦扎湾，得到了岸基大炮的良好保护。将近三周时间里，神圣联盟舰队封锁了普雷韦扎，但无法引蛇出洞，并且天气渐渐寒冷起来；多里亚担心暴风会摧毁他的舰队。9月27日晚，他决定起锚撤退。就在此时，一直严密观察战局的巴巴罗萨看到他的机会来了。多里亚和巴巴罗萨在地中海的猫鼠游戏已经玩了好多年，现在一决雌雄、夺取海权的时刻到来了。
9月28日是个狂风怒号的秋日。土耳其人出动作战时，外海的基督教舰队非常分散；各国的小舰队混杂在一起，桨帆船和帆船也乱糟糟的，缺乏协调。求战心切的威尼斯人高呼“战斗！战斗！”划桨向前冲。多里亚却令人无法理解地将自己的船队留在后方。最前锋的战船被孤立了。威尼斯人的舰队中有一艘重武装的大帆船，面对大群奥斯曼桨帆船的袭击岿然不动。但其他船只被俘虏或者击沉了。多里亚转向战场的时候，依然让自己的战船保持在外海，只进行远距离的炮击。威尼斯大帆船在整个白天打得奥斯曼舰队不能近身，但当夜幕降临、风向转变时，多里亚放弃了战斗，开始撤退，并熄灭了自己的船尾灯笼，以阻止敌人的追击。按照奥斯曼帝国史学家的说法，多里亚“撕扯着自己的胡须，抱头鼠窜，所有的小型桨帆船都跟着他逃走了” [12] 。
巴巴罗萨获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班师回朝。“那天上午和日落之间进行的战斗，此前在海上从未有过。” [13] 后世的史学家卡迪布·切莱比如此写道。苏莱曼得到捷报后，“当众宣布了胜利的消息，所有在场的人都站立起来，向真主表达了感恩和赞美。随后海军司令（巴巴罗萨）得到命令，向主要军官支付10万金币的赏金，向全国各地发送捷报，并在所有城镇公开宣布这个喜讯” [14] 。
事实上，这场战役的规模算是相当小的。传说中的大批桨帆船猛烈交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神圣联盟可能损失了12艘船，跟几天后70艘奥斯曼帝国船只被风暴摧毁的情况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但这对神圣联盟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基督徒完全被敌人的策略压倒了。基督徒的损失主要在威尼斯人的舰队。多里亚没有支援威尼斯人，这令他们火冒三丈。他们感到，热那亚的海军司令要么是背叛了他们，要么是险恶地刻意为之，要么是懦弱怯战。多里亚或许是对这场战事并不十分热心，或许是看到敌人的航海技术超过自己，于是选择撤退，以减少自己桨帆船的损失。巴巴罗萨很可能是占了上风；他安全地躲在普雷韦扎湾内，可以选择对手处于不利风向的时刻发起进攻，但两人之所以没能决一死战，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威尼斯人不知道的是，查理五世没能在突尼斯消灭巴巴罗萨，于是使出了阴招。1537年，他开始秘密地与这位苏丹的海军司令谈判，引诱他弃暗投明，而就在战役前夜，这些协商仍在进行中。9月20日，巴巴罗萨派来一位西班牙籍信使，与多里亚和西西里总督进行了会谈。巴巴罗萨提出的条件是无法接受的，据说他要求将突尼斯返还给他，但这些协商说明，敌对的两位海军统帅之间有着某种合谋关系。他们两人都是受人雇佣，而且名望都受到了威胁。两人都有足够的理由谨慎行事；对他们来说，如果不顾风向而鲁莽地冒险，损失都将远远大于收益。西班牙人记起了一句谚语：一只乌鸦不会去啄另一只的眼睛。对多里亚来说，还有别的生意上的考虑：很多桨帆船是他的私人财产，他当然不愿意为了帮助可憎的宿敌威尼斯人而损失自己的战船。三十年后，经验不如多里亚和巴巴罗萨丰富的指挥官们将在同一片海域孤注一掷，将对风向的小心谨慎置之脑后。
巴巴罗萨在这番活动中究竟有几分真诚，完全无法确定。或许易卜拉欣帕夏的垮台让他看清了在苏丹的朝廷里伴君如伴虎，或者查理五世许诺帮助他实现在马格里布独立建国的梦想。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在陪着查理五世和多里亚玩，哄骗对手，令其产生狐疑和犹豫。可以确定的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国间谍罗梅罗医生没有丝毫疑虑。“我可以担保，巴巴罗萨是个比先知穆罕默德还虔诚的穆斯林。”罗梅罗医生写道，“和西班牙人的谈判只是个幌子。” [15]
乍一看，普雷韦扎战役的军事后果无足轻重，但它在政治和心理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它证明，只有一支团结一致的基督教舰队才能与拥有海量资源的土耳其人匹敌。1538年，对基督教世界来说，任何协调统一的反对土耳其人的海上军事行动都是空中楼阁。神圣联盟土崩瓦解：1540年，威尼斯人与苏丹签订了一项丧权辱国的和约。他们支付了一大笔赎金，并被迫承认被巴巴罗萨夺去的所有领土归苏丹所有。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土耳其的附庸，尽管没有人使用这个词。整个地中海经验最丰富的海军大国威尼斯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没有再参加任何海战，直到对多里亚家族的猜忌促使他们再次扬帆起航。普雷韦扎战役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地中海打开了大门。威尼斯人从这场战役中唯一得到的成果，就是大帆船的优良战斗力得到了实战考验。他们认识到了大型浮动炮台的价值，将在未来学以致用。
查理五世本人再次做了一次努力，试图打破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西部的霸权。他记起了在突尼斯的胜利，于是决定向阿尔及尔发起一次类似的行动。1541年夏季，苏莱曼在匈牙利，而巴巴罗萨在多瑙河上作战。这是发起进攻的一个绝佳机遇。
皇帝颇有些热衷于冒险。到1541年，他的财政受到了极大压力。为了节约经费，他决定在当年晚些时候进攻阿尔及尔。因为他很确信，在冬天不会有舰队从伊斯坦布尔起航来阻挡他，所以可以减少投入的兵力，从而减少各方面的开支。多里亚警告他，这样做风险很大，但查理五世决定赌一把。
这次冒险的结局是灾难性的。9月末，他的规模可观的舰队从热那亚起航。参加此次远征的冒险家中包括墨西哥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他想在旧世界也施展一番拳脚。直到10月20日，各参战单位才在阿尔及尔集结完毕，但天气还算晴朗。军队登陆成功，在等待给养的时候，查理五世的好运气到头了。10月23日夜间，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士兵们无法保持火药的干燥，于是一下子处于劣势。巴巴罗萨先前任命了一名叫哈桑的意大利叛教者在他不在期间代行阿尔及尔总督的职务。哈桑是个勇敢而坚决果断的人。他率军杀出城，将查理五世的军队击溃。全靠圣约翰骑士团的一支小分队拼死抵抗，才防止了全军的溃散。更糟的还在后面。一夜之间，风力猛增；在沿岸巡弋的帆船拖着嘎吱作响的铁锚，一艘接一艘地被大风吹到了岸上。幸存者摸着黑在惊涛骇浪中跌跌撞撞地登陆，惨遭当地人屠杀。查理五世不得不率领败军沿着海岸撤退20英里，多里亚的桨帆船在那里等着接他。然而船只不够，无法把部队主力救走。查理五世乘坐的那艘桨帆船在近海颠簸着，险象环生。他将自己的马匹从船上推下海，告别了巴巴利海岸。被抛弃在海岸上的官兵的恶毒咒骂被狂风送到了他的耳边。他损失了140艘帆船、15艘桨帆船、8000名士兵和300名西班牙贵族。大海令他丢尽了脸面。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货物过剩，以至于在1541年，每个基督徒奴隶只卖相当于一头洋葱的价钱。
查理五世看待这起灾难倒是非常冷静和理智。“我们必须感谢上帝，”他在给弟弟斐迪南的信中写道，“并希望在这次灾难之后，他将善待我们，赐给我们真正的好运。” [16] 而且他不肯接受必然的结论：他出航的时间太晚。关于骤然兴起的暴风，他写道：“没人能够预先猜到它。选择最佳时机比尽早行动更关键。只有上帝知道何时是最佳时机。” [17] 任何熟悉马格里布海岸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话。查理五世此后再没有出海远征过。次年，他前往尼德兰，去处理新教徒起义的棘手问题和一场新的对法战争。
[1] Heers，Jacques，The Barbary Corsairs：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1480-1580 ，London，2003，p.73
[2] Clot，André，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London，2005，p.137
[3] Necipoğlu，Gülru，“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in Süleyman I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Istanbul，1993，p.175
[4] 今称普利亚，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区，东邻亚得里亚海，东南临伊奥尼亚海，南面则邻近奥特朗托海峡及塔兰托湾。
[5] Kâtip Ç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London，1831，p.66
[6] Kâtip Ç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London，1831，p.56
[7]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2，Philadelphia，1984，p.410
[8] Bradford，Ernie，The Sultan’s Admiral：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1969，p.152
[9]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 ，vols.2，Philadelphia，1984，p.433
[10] 基督教传福音者，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也是威尼斯的主保圣人。
[11] Kâtip Ç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London，1831，p.61
[12] Kâtip Ç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London，1831，p.64
[13] Kâtip Ç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London，1831，p.64
[14] Kâtip Çelebi，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London，1831，p.64
[15] Heers，Jacques，The Barbary Corsairs：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1480-1580 ，London，2003，p.163
[16] Brandi，Karl，The Emperor Charles V ，London，1949，p.459
[17] Brandi，Karl，The Emperor Charles V ，London，1949，p.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