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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七 末代地中海（1950～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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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是地中海移民的大时代之一。前面的章节已经论述了来自北非和进出以色列的移民。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移民史始于19世纪后期，移民者主要前往北美和南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移民转向了北意大利城镇。被忽视、缺乏投资的南意大利农业随着农庄的废弃而继续衰落。在其他地区，殖民联系是重要的。例如，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就将大量的希腊和土耳其社群带到伦敦北部地区。和这些移民一起到来的是他们的烹饪：20世纪70年代，比萨饼在伦敦风行，且英国的希腊餐馆有了塞浦路斯风味。不足为奇的是，南意大利的食物在意大利移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之前，热那亚酱汁面条这一热那亚烹饪法的卓越创造在意大利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利古里亚之外，鲜为人知。但北部欧洲对地中海食物的第一波热情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伊丽莎白·戴维（Elizabeth David）的《地中海食物》问世了。 [1] 该书引用她常在地中海地区开展的惊险旅行，并在二战中将敌人甩在身后。起初，该书唤起的是渴望而非成就：英国仍旧实行战后食物配给，即便是橄榄油都难以找到。随着欧洲北部的日益繁荣，地中海产品开始向陌生地区开拓市场，1965年戴维夫人终于有信心开了自己的餐馆。到1970年，在英国、德国或荷兰的杂货铺里找到茄子和鳄梨还不算太难；到2000年，富含鱼、橄榄油和蔬菜的地中海饮食远比主要基于猪肉和从猪肉中提取猪油的传统北方饮食更健康的理念已生根发芽。对地中海烹饪的兴趣——不仅对意大利食物，还有罗马食物，不仅对罗马食物，还有罗马犹太人食物，等等——遍及整个欧洲和北美。 [2] 人们对产自远在南方的阿普利亚和阿利坎特的地中海葡萄酒，越来越有兴趣，在先进的加利福尼亚葡萄栽培技术的影响下，颇有前景的克罗地亚沿海地区或土耳其的新种植区被不断提及，更不必说贝卡谷地（Bekaa Valley）和戈兰高地的新老葡萄园了。清淡的北方菜（法国和比利时除外）成了遥远的记忆。这些饮食变化的意义远不只尝鲜猎奇：随着地中海饮食的日益全球化，旧的民族认同被动摇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文化财产。但远距离的人口迁移仍旧可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新的非地中海人口暂时或永久地定居于地中海上的城市，或在乡村充当廉价劳动力。在2000年前后到达地中海的大量非洲和亚洲移民只是想借地中海踏上欧洲土地，之后向北前往法国、德国或英格兰，当然意大利的大城市也具有吸引力；但终究是那些加入欧盟的地中海国家站在应对不断膨胀的移入人口的前线。和休达一样，西西里和北非之间的小岛兰佩杜萨、潘泰莱里亚、马耳他都成了受欢迎的入口。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于2009年5月痛斥意大利将船上的大量难民送回利比亚。2008年，36900名避难者到达意大利，比2007年增长了75%；2008年，2775人到达马耳他，相当于每148个马尔他人中就有一个外来移民；但这是2002～2010年这九年时间中的顶点。事实上，2010年移民人数急剧下降，因为马耳他从利比亚和意大利——许多移民的计划目的地——的难民协定中获得了好处，或许是因为深受经济危机之苦，欧洲本身似乎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3] 这不仅是地中海西部国家面临的问题：多德卡尼斯群岛也已成为民众从亚洲取道土耳其以最后到达欧洲的理想入口。
这些新移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这引发了有关建立清真寺的争论。这一旧的敏感话题，或者说偏见，在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依旧显眼；但时常出现的极端主义者索取之前所有的伊斯兰土地，包括安达卢斯，以图恢复一个新的哈里发领土国家，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与之相对的是移民的旧现实：随着西欧生活水平的提高，地位低下的服务性工作落在了移民身上，他们可在酒店找到类似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侍者或保洁员的工作，或者成为修建这些酒店的建筑工。二战后地中海经济领域中的旅游业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带来了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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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中不再存在重要的商业或海军势力，而是发展了一种新行业：大众旅游业。 [4] 大众旅游业最早出现在地中海，如今它每年都会吸引2.3亿游客。 [5] 数百万来自欧洲北部、美国和日本的民众为寻求阳光或文化，或兼而有之，会临时性地迁至地中海。与此同时，希望在西班牙海岸或马略卡、马耳他、塞浦路斯的公寓或别墅度过余生的退休德国人、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了以夜总会、小酒吧和酒窖为特色的独具风格的社区，马略卡甚至成立了一个德国人的政党。 [6] 没有执照的建筑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以塞浦路斯为例）使地中海的退休生活并不总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当房子被暴怒的西班牙当局悉数拆除时。这种南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使有限的淡水和能源供给面临巨大的需求压力（尤其是在塞浦路斯），并用毫无设计、单调乏味的白色混凝土建筑群取代了海滨美景（尤其是在西班牙）。
要了解旅游业是如何在地中海兴起的，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它在二战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大旅行时代使英国和德国游客前往那不勒斯湾和其他地中海地区（或景点），满足了少数精英人士的需求。在铁路穿越法国，维多利亚女王让芒通（Menton）和耶尔（Hyères）成为公元19世纪晚期的冬季流行休假地后，地中海变得更加通达。纪念性的酒店在尼斯和戛纳（Cannes）沿步行街修建起来，一小块地中海海滨“蔚蓝海岸地区”（Côte d’Azur），成为富人在夏天和冬天的度假胜地。而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扬名天下，之后摩纳哥王子建立了海滨浴场协会（Société des Bains de Mer ）——与其说它关注洗浴（英国人推崇其有益健康一面），不如说它更关注赌博。 [7] 意大利的温泉疗养地开始在内陆的蒙特卡蒂尼（Montecatini）、阿巴诺（Abano）和海边的里米尼发展起来，它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意大利客户；尽管在福斯特的小说中，英国人到达佛罗伦萨，以包膳宿的方式住上几个月，但此时的大海似乎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8] 在20世纪晚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是游客的人数及其目的地，以及他们到达地中海的多数角落的便捷度。旅游者取代了旅行者。
旅游业的扩张是由以下三种因素导致的：首先，在地中海，一些政府——国家、地区或城市——将旅游业视为吸引外国资本、提升当地产业的一种手段。例如，1976年、1987年和1996年，以色列提出了三项总体规划，以期鼓励旅游业；该国主要有四类游客——犹太游客、基督教朝圣者、被该国海滩和纪念物吸引的本国旅游者及国外度假者。到2000年，从雅法边界向北延伸的特拉维夫海岸分布着大量新建的、成排的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但少有结构优美的建筑。 [9] 其次，地中海外的大型旅游公司如汤姆森（Thomson）和赫伯罗特（Hapag Lloyd），积极地进入地中海旅游市场，向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突尼斯海滨派遣他们的代理人，去寻找能够吸引英格兰、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客的酒店。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一些顾客认为在地中海海滨度假的两周是一种摆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北方的的阴沉的方式——许多人只是想要海滩上的日光浴场或酒店中的游泳池，一些人则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品尝一下摆在他们面前的当地食物。在希腊的塞浦路斯，英国度假者可以轻易发现吉百利巧克力和英国的切片面包。 [10] 人们都知道，荷兰度假者通常要带上几袋荷兰本地的土豆。法国人因为有自己的地中海海岸线，比其北欧邻居更具创造性。地中海俱乐部（Club Méditerranée）集团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率先推出包价的旅游度假服务，从马略卡的海滩小屋开始，目的是制造出荒凉小岛的浪漫场景。除此之外，该公司的地中海的游览目的地还包括许多鲜有人探访的地方，如摩洛哥的地中海海滨。它的创新手法包括对向顾客直销的强调，但其巅峰期是在1990年之前；后来，经济状况和管理问题弱化了它的实力。 [11]
起初北部的入侵比较温和。里米尼早在1938年就有了机场。尽管在这一时期，里米尼吸引了富裕的顾客，但航空旅行还是非常昂贵，并且很快，战争也中断了这些涓涓细流般的外国游客。二战后，里米尼采用了最受公众欢迎的方法。 [12] 随着航空、铁路、公路旅行变得日益廉价、便捷，各地的商业开始繁荣起来。20世纪50年代，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铁路运输开始直通里米尼；卫星城镇大量兴起，以致里乔内（Riccione）和海上米兰（Milano Marittima）开始与里米尼相竞争。它们的商标一直都是为每个实体酒店确定范围的密集的日光浴床、太阳伞和雨伞。相似的发展也发生在比萨附近，在那里维亚雷焦（Viareggio）成为托斯卡纳主要旅游中心，因为它满足了一类对佛罗伦萨的艺术之旅和其他托斯卡纳城市少有兴趣，而更乐意去海边度假的人们的需求（他们可以前往比萨进行奇妙的一日游，以一观斜塔）。大量的旅游者和新酒店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兴建，成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
但是真正的变革的确随飞机的广泛使用而到来。 [13] 廉价、安全、快捷的航空旅行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方面，英格兰是先行者，因为它没有直达地中海的铁路，陆上交通极为不便。英国是航空工业的主要中心，它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早期利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飞机技术，制造了高效的客机，如维克斯子爵（Vickers Viscount）客机和“大不列颠”（Britannia）客机。所以先是英国人，后来是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飞向了天空。20世纪50年代的汤姆森度假公司开通了飞往马略卡岛的航班，它将成为大量空中旅行的首个目的地。否则，前往马略卡岛的旅途将慢得令人生厌，需要先坐火车、船、火车，然后换乘另一趟火车（西班牙宽轨），最后再坐船。 [14]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更高速、更平稳的喷气式飞机的引进，如BAC Ⅰ-Ⅱ，交通迅速发展；帕尔马的机场仍旧是——至少在夏天是如此——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1960年到1973年，每年前往马略卡岛的游客人数从60万猛增到360万。 [15] 到21世纪初，旅游业占马略卡岛经济总量的84%。所有的混凝土城镇，如帕尔马新城（Palma Nova）都是为旅游业而建的。但这些成就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佛朗哥时代。1967年，马略卡岛和西班牙（包括加那利群岛）吸引了25%的英国出国度假者，到1972年吸引了36%，而前往意大利度假者的比例却从16%下降到11%。 [16]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西班牙竞争，这正是佛朗哥政权想要的结果：1959年西班牙经济的“稳定规划”并没有料到地中海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在旅游业方面的扩张会如此稳定。 [17] 西班牙海滨的大片混凝土建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没有为布拉瓦海岸（Costa Brava）和地中海西班牙其他地区的自然美景做足够考虑。一时之间，西班牙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托莱多、塞哥维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在吸引力方面让位于海岸线，这些海岸线得益于新公路的开通、合适的照明，以及其他重要发展，即便铁路交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速度缓慢。
旅行变得大众化和全球化。受益于旅行团的全包旅游，从英国前往西班牙旅行的概念开始吸引来自所有背景的大量人群。游客们不再是穿行于地中海城镇和乡村间的冒险者，因为现在他们可以在安全、舒适的英格兰或德国客厅，通过一份目录来选择航班、酒店、用餐甚至日程，他们知道一位能讲他们的母语的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克服任何困难。人们想要的是“流水线上的假日”。 [18] 为避免让人们觉得出国似乎太过危险，有了颇为舒适的多人同行，且当地人也乐意满足外国游客的各种怪异需求：为英国人提供鱼和薯条，为德国人提供烤肠。
那些到地中海度假的人乐于展示，他们从西班牙或意大利回来后皮肤变成了深棕色。到1947年，一些法文的小册子在宣传蔚蓝海岸旅游时，强调的一直是海滩的乐趣。 [19] 深棕色的皮肤成了富有和健康的标志，因为人们所了解的维生素D的好处远多于紫外线（UVA）和电磁辐射（UVB）的害处。苍白色的皮肤现在与肺痨与办公室雇员相关联。了不起的鉴赏家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在20世纪20年代决定按照自己在漫游地中海晒黑之后的形象设计时装，为以后各时代的女性树立了榜样。但这种对古铜肤色的追求也导致了道德理念的变化。 [20] 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可以在海滩上暴露某些身体部位，在其他公众场合却需要小心地遮掩。女性（及男性）对身体的暴露越来越多。比基尼泳装以一处用于核试验的太平洋环礁的名字命名，于1946年在巴黎的时装展示会上获得展示，但又过了二十多年才被广泛接受——即使设计者希望它能像核反应那样在反对它的人群中迅速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变得越来越大胆，于是，通常被掩盖的肚脐也常常被露出。 [21] 比基尼引起道德缺失行为的可能性让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1948年对其下达禁令（梵蒂冈发表口头声明支持这种观点），但随着外国游客大量前来，这种立场很难坚持。比基尼的部分吸引力来自20世纪60年代制造此类产品的原料氨纶和莱卡，它们是不吸水的天然及人造纤维的混合材料。即使是连体游泳衣，莱卡紧贴身体的性能也能充分地展示女性的身材，而不如保守派所愿。展示是人们穿泳衣的重要目的之一，游泳池经常是多数人静静观望、少数人游泳的场所。 [22] 于是，飞机和比基尼这两项人们难以想象的发明，在20世纪下半叶改变了地中海和欧洲北部间的关系。 [23]
显然，追求古铜肤色的游客们的到来令地中海居民感到困惑，对他们而言，太阳是正午时分所要躲避的。随之产生的困惑源于游客们的表现：男女之间的肢体接触，尤其是当他们穿着不是很多时，会令希腊人、突尼斯人和其他人震惊。在共产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游客的这些行为被视为西方堕落颓废的表现：恩维尔·霍查抱怨邻国游客的种种怪诞行为，“穿短裤，或根本不穿”。无论他的意思是什么（或许是在攻击南斯拉夫的自由主义），他都想强调，没有多少西方游客能进入阿尔巴尼亚，除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政党的来访者。北方的享乐主义和放纵，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影响了他们对这些情形的态度，这发轫于当地那些痴迷于其所见所闻的年轻人。 [24] 20世纪80年代，当女性在海滩上袒胸露乳的现象变得普遍时，文化碰撞就变得更加明显。法国对形体美的崇尚，加上其庞大的美容产业，使得圣特罗佩（Saint-Tropez）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意大利和西班牙度假区紧随其后。某些人的自由化对其他人来说，是种两难境地，而且人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一位修女因驱逐衣着不得体的游客而遭到起诉，她发现这份工作压力巨大，并因此精神崩溃。在西班牙，伊维萨岛以同性恋旅游中心而闻名于世，这一迹象表明了该国自佛朗哥时代以来的发展。抓住机遇、从旅游业中获得巨大成就的另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它无可动摇地确立起以酒店为基础的、廉价的、安排合理的度假产品供应者的好名声，尤其受到德国人青睐；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裸体主义者的度假胜地。铁托政府深知这将吸引追求浑身黝黑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拥趸，于是相当精明地鼓励了这一产业的发展。
廉价航空和廉价酒精也能摧毁旅游业：克里特的马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阿依纳帕（Ayia Napa）就已遭遇恶名，年轻的英国游客的所作所为已足以破坏他们的形象。他们对当地文化不感兴趣，却想“有机会花费比在家更少的时间来寻求更多的乐趣”。“乐趣”主要指性和酒精，2003年，英国媒体称，这二者都得到了18～30岁俱乐部（Club 18-30）旅游公司代表的极力支持。 [25] 不足为奇的是，马略卡岛曾努力尝试进军高端市场；尽管这意味着游客人数会减少，但每个更富有的造访者会消费更多。一些地方，如阿普利亚和撒丁岛部分地区，已有意识地以“高品质”目的地的名头来做推广，精品酒店已开始抢走大型综合性设施的生意。旅游业已将繁荣带给先前的贫困和非生产性地区。然而环境代价十分高昂。水资源紧缺，空调设备、飞机造成的碳排放，以及酒店综合体附近的海水污染都使地中海环境日益恶化。随着节日日益商业化，当地传统也惨遭荼毒：早就濒临消亡的威尼斯狂欢节被重新启用，并在威尼斯日历上被明显标示出来以加以推广——它在淡季，即城市通常没有游客之时庆祝并非巧合。路易斯·德·贝尔尼埃（Louis de Bernières）的畅销书《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 [26] 的出版让凯法利尼亚的游客增多，2008年大获全胜的电影《妈妈咪呀》（Mamma Mia ）也让希腊群岛得到游客的关注。 [27]
长期以来，地中海地区、葡萄牙和加那利群岛几乎是夏季大众旅游业发展的绝对受益者；前往古巴、佛罗里达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长途度假在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其在大众市场的主要竞争者。价格战导致一些由英国和爱尔兰企业家领导的廉价航空的建立，因而20世纪90年代末还见证了短途度假，即“城市间旅游”的迅速发展。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在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设立中转站，建立了欧洲最大的航线系统。这些航线不仅有价格优势，也吸引了那些在法国南部、托斯卡纳或西班牙有度假居所的人们。除了航空旅行，海上旅行也繁荣发展起来，有时，航运公司会有些滑稽地宣称：乘坐游轮比乘坐飞机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杜布罗夫尼克挤满了游轮，以致在旺季时得派交警控制流向老城的人流。
当然，地中海旅游业并不只针对欧洲人。更遥远国家的两次“入侵”尤为重要：美国人和日本人。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就常出现于地中海的酒吧中（D.H.劳伦斯就曾经和一位美国朋友一起参观过伊特鲁里亚墓冢），但他们如今的游览路线中还包括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南部和埃及的历史遗迹，这再次表明，价格低廉和经过精心设计的便捷交通网络使得乘坐飞机从大西洋另一端到达地中海变得轻而易举。日本人试图在欧洲文化和历史中探寻西欧经济成功的原因；此外，这些联系加速了日本已经开始的快速西化进程。日本游客的数量随日本经济的扩张与萎缩而起起落落。旅游业的另一个限制因素是政治骚乱：20世纪90年代，曾经繁荣一时的美丽的达尔马提亚海滨度假区从南斯拉夫的解体中缓慢恢复过来。与中世纪地中海的商路相比，现代游客的度假轨迹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如果克罗地亚或以色列不安全，其他地区，如塞浦路斯、马耳他、土耳其等，就可获得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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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莫斯科不再试图在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其他盟国大肆建立反美集团，所以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落和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关系，但这些国家仍旧普遍敌视以色列。这是因为以色列似乎没有兴趣兑现其对和平的承诺，不愿放弃其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尽管它于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出了（此后，该地区便落入了哈马斯的手中）。2010年，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牢固的经济与军事联系断裂了，名义上是因为以色列袭击了向加沙运送援助的船只，当时加沙受到以色列的严密封锁；但同样很明显的是，土耳其正在中东寻求新使命，一些人将其定义为“新奥斯曼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对土耳其排斥政策的后果：欧盟最强大的几个成员国反对土耳其加入，而且，没有哪个国家能就塞浦路斯问题提出让土耳其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从1995年的“巴塞罗那进程”开始，欧盟就试图引导所有地中海国家向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目标努力。根据1995年的协定，2008年诞生了“地中海联盟”（Union pour la Méditerranée ），整个欧盟和地中海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在这个组织中，它们可以试探性地找出共同利益而不是分歧。但这个联盟的缺陷在于，它被地中海国家视为欧盟之外，尤其是被视为羸弱的欧盟候补成员的土耳其。其他一些人则希望看到欧盟成为欧洲-地中海联盟，将其成员国身份拓展到地中海所有地区，但在地中海内部，有大量的政治敌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解决，更别说欧洲的未来了，这些都让上面的观点听起来像乌托邦式的美梦。其他极具价值但被忽略了的目标包括清洁海洋计划。海洋污染和过度开发已经使（例如）金枪鱼捕捞业遭受灭顶之灾——地中海金枪鱼四分之三的捕捞量流向了日本。
2009年底，过于沉重的政府债务引发了欧元区的经济衰退，但整个地中海都受到了影响：地中海北岸和南岸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愈发困难；与此同时，高失业率、濒临破产的银行、无力维持经济增长、严厉的紧缩政策，令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希腊、塞浦路斯的政府忧心忡忡。这些国家同欧元绑在一起，却无力控制国内经济事务，毫无疑问，经济复苏因此变得更难实现。然而，在它们加入欧盟时，它们都深信德国的经济模式也适用于自己。2012年实现经济增长的地中海国家并非欧盟成员，而是土耳其和以色列，且土耳其的表现尤为抢眼。直布罗陀成为地中海上保持增长的唯一欧盟属地，但它也未能免于责难。批评者们攻击它的金融服务业和政治地位，且后者还面临着西班牙政府强硬姿态带来的挑战：西班牙政府急于让人们把注意力从经济危机上转移，危机的阴影已笼罩该国全境，且再次点燃了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火焰，该地区的城市上空扬起了加泰罗尼亚旗。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良机，可就此脱离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体系，在地中海欧洲、北非和黎凡特间建立更紧密的经济文化纽带。可是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充满不定性，只有摩洛哥仍能勉力维持稳定，这妨碍了跨海联系的发展。“阿拉伯之春”首先发生在了最繁荣的北非国家突尼斯。之后，埃及废黜了一位总统，然后军方无情地夺得了大权。联合国对利比亚内战的干预使地中海上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性海员，她们来自英国和其他地方；不过干预并未带来稳定，而是使当地重拾部族忠诚的文化。叙利亚爆发了最致命的暴力冲突：叙利亚的城市曾因对基督徒少数族群的宽容而自豪，可如今这些人也沦为该国流亡者大军中的一分子。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难民试图登上马耳他的海岸和意大利的岛屿；一些漏水小船在海上倾覆，夺走了很多难民的性命；过去对利比亚难民限流的协议纷纷宣告无效。
21世纪初的这些趋势表明：第五地中海已经瓦解。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一个完整的地中海具有重要的地方意义，而非全球意义。地中海不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地，也不再是紧密经济联系网络的发源地。跨越全球的便捷联系——通过航空的有形联系及通过网络的虚拟联系——意味着，远距离的政治商业和文化联系得以维持。就这点而言，世界正变成一个大地中海，而且，第五地中海是末代地中海，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在这个大地中海内，世界都围绕着伟大的海而转。大海既能连接又能分隔，有时某种趋势会占据上风。地中海尽管曾多次把三块大陆连在一起，现在却成了分隔它们的边界地带。
[1] E.David，A Book of Mediterranean Food （London，1950）.
[2] C.Roden，Mediterranean Cookery （London，1987）；J.Goldstein，Cucina Ebraica：Flavors of the Italian Jewish Kitchen （San Francisco，1998）.
[3] Information kindly supplied by Dr V.A.Cremona，Maltese ambassador in Tunis，and by Julian Metcalf，Ministry of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Valletta.
[4] L.Segreto，C.Manera and M.Poh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ass Tourism in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2009）；Y.Apostolopoulos，P.Loukissas and L.Leontidou（eds.），Mediterranean Tourism：Facet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London，2001）；P.Obrador Pons，M.Craig and P.Travlou（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Doing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ge of Banal Mobilities （Aldershot，2009）；N.Theuma，Le tourisme en Méditerranée：une perspective socio-culturelle （Encyclopédie de la Méditerranée ，vol.37，Malta and Aix-en-Provence，2005）.
[5] P.Obrador Pons，M.Craig and P.Travlou，‘Corrupted seas：the Mediterranean in an age of mass mobility’，in Obrador Pons et al.（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163，167.
[6] K.O’Reilly，‘Hosts and guests，guests and hosts；British residential tourism in the Costa del Sol’，in Obrador Pons et al.（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129-42.
[7] M.Boyer，‘Tourism in the French Mediterranean；history and transform-ation’，in Apostolopoulos et al.（eds.），Mediterranean Tourism ，p.47.
[8] P.Battilani，‘Rimini：an original mix of Italian style and foreign models’，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106.
[9] Y.Mansfeld，‘Acquired tourism deficiency syndrome：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ourism in Israel’，in Apostolopoulos et al.（eds.），Mediterranean Tourism ，pp.166-8.
[10] P.Obrador Pons，‘The Mediterranean pool：cultivating hospitality in the coastal hotel’，in Obrador Pons et al.（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98，105（fig.5.3）；D.Knox，‘Mobile practice and youth tourism’，in the same volume，p.150.
[11] E.Furlough，‘Club Méditerranée，1950-2002’，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p.174-7.
[12] Battilani，‘Rimini’，pp.107-9.
[13] P.Blyth，‘The 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1945-1975’，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p.11-30.
[14] C.Manera and J.Garau-Tabern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model of the Balearic islands：the pioneers of mass tourism’，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36.
[15] C.Manera and J.Garau-Tabern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model of the Balearic islands：the pioneers of mass tourism’，in Segreto et al.（eds.），Europe at the Seaside ，p.32.
[16] Blyth，‘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p.13.
[17] V.Monfort Mir and J.Ivars Baidal，‘Towards a sustained competitiveness of Spanish tourism’，in Apostolopoulos et al.（eds.），Mediterranean Tourism ，pp.18，27-30.
[18] Blyth，‘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pp.12-13.
[19] P.Alac，The Bikini：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2002），p.38.
[20] I.Littlewood，Sultry Climates：Travel and Sex since the Grand Tour （London，2001），pp.189-215.
[21] C.Probert，Swimwear in Vogue since 1910（London，1981）；Alac，Bikini ，p.21.
[22] Alac，Bikini ，pp.54，94；Obrador Pons，‘Mediterranean pool’，p.103.
[23] D.Abulafia，‘The Mediterranean globalized’，in D.Abulafia（ed.），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2003），p.312.
[24] Theuma，Tourisme en Méditerranée ，p.43.
[25] Knox，‘Mobile practice’，pp.150-51.
[26] 又译《战地情人》。——译者注
[27] M.Crang and P.Travlou，‘The island that was not there：producing Corelli’s island，staging Kefalonia’，in Obrador Pons et al.（eds.），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7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