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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7.玻璃球
1400～1453
1416年6月1日，威尼斯人第一次在海上与一支奥斯曼舰队交锋。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彼得罗·洛雷丹奉命前往位于加里波利半岛的奥斯曼港口，讨论不久前内格罗蓬特遭到袭掠的事情。他写了一封信给执政官和共和国政府，叙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那是黎明时分。当他靠近港口时，发出的谈判信号却被误以为是恶意攻击。领头的船遭到了一阵箭雨的攻击。没过多久，遭遇战升级成一场大规模战役。
作为指挥官，我向敌人打头阵的那艘桨帆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敌船的抵抗非常顽强，船上有很多勇敢的土耳其人，打起仗来像恶龙。但感谢上帝，我最终战胜了这艘敌船，并且杀掉了很多土耳其人。这是一场艰难而激烈的战斗，因为敌军其他桨帆船咬住我的左侧船首，朝我射出了非常多的箭。我当然能感受到这压力。我的左脸颊眼睛下方中箭，刺穿了我的脸颊和鼻子。另一支射穿了我的左手……但我凶猛地战斗，逼退了这些桨帆船，俘获了最前面那艘，在它上面插上了我们的旗帜。之后快速调转船头……我用（我的桨帆船上的）冲角撞击了一艘轻型桨帆船，砍倒了很多土耳其人，打败了这艘船，让我的部下登船，升起了我方的旗帜。
土耳其人的反抗异常顽强，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因为他们船上的水手都是土耳其的精锐。但蒙上帝的恩泽和圣马可的支援，我们打得敌人整个舰队抱头鼠窜。很多人跳入了海中。战斗从拂晓开始，一直打到上午八点。我们俘获了他们的6艘桨帆船和所有船员，以及9艘轻型桨帆船。船上的土耳其人全部被杀死，包括他们的指挥官……他的所有侄子和其他许多重要的指挥官……
此次战斗之后，我们驶过加里波利半岛，用如雨的箭和飞弹攻击岸上的人，挑衅他们出来应战……但没人有这样的勇气。看到这情况……我们行驶到加里波利半岛外海1里处，好让我们的伤员得到医疗和休整。 [1]
此役的后续事件同样凶残。洛雷丹顺着海岸南下50英里，到达忒涅多斯岛，将自己俘虏的奥斯曼船只上的所有非土耳其人全部处决，以儆效尤。“在俘虏当中，”洛雷丹写道，“有一个叫乔治·卡莱尔吉斯 [2] 的反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叛贼，伤势严重。我很荣幸有机会手刃逆贼，在我自己的艉楼甲板上将他斩杀。这个惩罚就是对其他坏基督徒的警告，让他们不敢为异教徒效力。” [3] 还有许多俘虏被钉死在尖木桩上。“那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写道：“整个海岸沿线，一根根不吉祥的木桩上挂满了死人，像一串串葡萄。” [4] 那些被奥斯曼人强迫为其服务的人则被释放了。
一艘奥斯曼桨帆船
在威尼斯与奥斯曼人的第一次交战中，洛雷丹几乎摧毁奥斯曼海军以及让它得以快速重建的手段。威尼斯人很清楚，奥斯曼人的海军力量来自何方。土耳其舰队里很多名义上的土耳其人实际上是信基督教的海盗、水手和领航员——没了这些航海专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苏丹海军根本无法运转。共和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是坚定不移的：只要扼杀技术人才的供给，奥斯曼海军的实力就会萎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这般无情地屠杀敌方水手。洛雷丹写道：“我们现在可以说，在这片海域，土耳其人的实力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萎靡不振。” [5] 在随后五十年内，没有一支规模较大的奥斯曼舰队出海。
加里波利的这场意外爆发的战役使得威尼斯人对自己的制海权颇为自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威尼斯桨帆船的指挥官认为，“他们（奥斯曼人）需要四五艘桨帆船才能与我们的一艘抗衡”。 [6] 威尼斯人常被指责不是好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与穆斯林做生意），于是他们用此次胜利向南欧的权贵证明，他们是“基督徒抵抗异教徒的唯一支柱和希望”。 [7]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乱局中，奥斯曼人快速而悄无声息地横穿小亚细亚西进，因而他们的扩张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被欧洲人注意到。他们介入了拜占庭内战以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竞争。他们趁乱牟利，在14世纪50年代，加入了热那亚的阵营。热那亚的船只载着奥斯曼人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将他们送到加里波利半岛，他们从此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奥斯曼人加快速度，攻入保加利亚和色雷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将拜占庭皇帝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到1410年，杜卡斯声称，在欧洲定居的土耳其人比在小亚细亚的还要多。仿佛君士坦丁堡赛马场的柱子上长出了第四条蛇，它像巨蟒一般束缚着所有的竞争对手，要将它们慢慢扼杀。基督教欧洲受困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宗教分裂等问题，没有能够及时做出反应。连续多位教皇逐渐意识到“土耳其人”的威胁，但由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敌意、威尼斯和热那亚无休止的战争，他们只能扼腕叹息，却无计可施。没有各航海共和国的海军资源支持，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在梵蒂冈的接待厅就胎死腹中了。
威尼斯对这股蓬勃发展的力量保持着警惕。到14世纪40年代，他们就对“土耳其人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忧心忡忡。 [8] “土耳其人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罗马帝国（爱琴海）的岛屿。由于几乎没有其他基督教国家与之抗衡，他们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意图攻击克里特。”威尼斯在1204年制造的权力真空现在正在被填充起来。共和国的政策与热那亚人相反，是永远不和奥斯曼帝国缔结军事联盟，但威尼斯也不能反对它。由于总是被其他战争和贸易利益牵绊，并且担心不稳定的十字军联盟可能让他们暴露于危险之中，威尼斯人选择观望、等待。1396年，法兰西和匈牙利联合组成一支十字军去讨伐奥斯曼人，威尼斯人在一旁怀疑地观望，这次东征果然命途多舛；威尼斯人对此次东征的唯一贡献是一定程度的海军支援——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战役惨败之后，威尼斯人从多瑙河沿岸营救了一小群幸存者。对于保卫基督教世界的呼吁，威尼斯人的回应千篇一律：他们没有能力单独行动。但每次教皇提出理想化的十字军东征计划时，威尼斯人都会婉言谢绝。
到1400年，奥斯曼帝国已经扩张到了威尼斯海洋帝国和贸易区域的边缘。在巴尔干安营扎寨的奥斯曼人实际上是多民族多文化的，但威尼斯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将其称为“土耳其人”，将奥斯曼苏丹称为“大土耳其苏丹”。在各自的狮子和新月大旗下，这两个帝国是两股完全相对的势力：基督徒和穆斯林；注重贸易的航海商人和地位高低取决于地产多少的陆地武士；珍视自由、不带个人好恶的共和国和被单单一个人的专制和心血来潮掌控的苏丹国。威尼斯人很快意识到，奥斯曼人和不思进取的马穆鲁克王朝极不相同，前者咄咄逼人、不安分、热衷于领土扩张，他们的帝国建立在持续扩张的基础上，其帝国霸业和宗教使命互相交织、被奉为天定，即不断开疆拓土，扩大穆斯林国度和奥斯曼领地。土耳其人孜孜不倦的坚持注定会将威尼斯逼到极限。“我们与土耳其人的关系依然非常不顺利，”后来一位被派驻苏丹宫廷的威尼斯大使根据自己的多年经验评论道，“因为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总是消耗你的力量，抢劫你，总是希望事情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 [9]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威尼斯那样，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和资源去理解奥斯曼人。威尼斯渐渐对奥斯曼人的语言、心理、宗教、技术、仪式和习俗有了非常深刻的把握；威尼斯人对每一位继任苏丹的个性进行实用性的分析，以趋利避害。除了威尼斯人，没有人能如此完美地理解外交活动的细节，或者能够用如此娴熟的技巧进行大使之间的博弈。对于威尼斯来说，外交的价值永远都比得上一整队桨帆船，但成本却少得多。
早在1360年，共和国便派遣大使去恭贺苏丹穆拉德一世在阿德里安堡 [10] 定都。奥斯曼人占据了阿德里安堡，等于是完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威尼斯人很快就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冷酷固执的对手。1387年，威尼斯大使们前往穆拉德一世的宫廷，去抗议奥斯曼人对内格罗蓬特的洗劫，随行携带着礼物：银质的盆和水壶、长袍、一件配有珍珠纽扣的毛皮大衣和两只分别叫帕萨拉夸和法尔孔的大狗。狗很受欢迎；穆拉德一世立即要求威尼斯人献上相应的母狗来配种。但是，他没有释放威尼斯人请求他放掉的俘虏，而且威尼斯元老院随后收到了令人惊恐的来信，宣称其大使已经承诺，共和国将自费派遣一支军队来支持奥斯曼人。大使并没有做这样的承诺。游戏的规则很复杂，并且需要从头学起。随着奥斯曼人把巴尔干地区和希腊大陆变为自己的附庸，威尼斯需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依赖于希腊的谷物。它既不能放弃其作为基督教世界捍卫者的身份，也不能被视为“土耳其人的帮凶”。 [11] 威尼斯人务实、玩世不恭，性格中充满矛盾——相对于冠冕堂皇的事业，他们更关注贸易——所以需要和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外交手段是至关重要的。后来有人说：“与土耳其人谈判就像玩玻璃球，当对方猛力将球抛过来时，你不能猛烈地把它扔回去，也不能让它落到地上，因为这两种方法都会让它摔得粉碎。” [12]
威尼斯人后来培养了自己的奥斯曼语言学家，但在15世纪，威尼斯人与奥斯曼帝国谈判时依赖翻译，以希腊语为媒介。他们琢磨清楚了应当向谁行贿，为什么行贿，以及什么时候行贿。他们知道杜卡特金币的吸引力，于是预先准备好具体数额的贿金；他们专业地评估奥斯曼使臣赠送的礼物，并赠送与之价值相当的回礼；他们根据每次外交使命的重要性匹配相应的排场。他们极其关注每一位苏丹的逝世；因为吃不准苏丹的哪个儿子可以最终赢得皇位，他们事先准备多份委托书和贺信，每封信上写着不同的皇位候选人的名字——或者姓名留白，让大使到时填写。他们在威胁和承诺两者之间仔细思量，保持着平衡。在奥斯曼内战期间，他们遵循拜占庭人的做法，支持觊觎皇位者，以增加混乱。他们拉拢小亚细亚地区与奥斯曼帝国竞争的其他突厥王朝，与其结盟，试图从东西两边挤压奥斯曼人。他们见风使舵，一边以金钱诱惑，一边以武力相威胁。
这从来都不容易。随着奥斯曼帝国加强对希腊的控制，萨洛尼卡人在1423年主动归顺威尼斯；萨洛尼卡的港口是战略和商业中心，非常有价值。元老院“收到此提议，备感喜悦，承诺要保护、滋养和繁荣这座城市，将它变成第二个威尼斯”。 [13] 然而苏丹穆拉德二世坚持萨洛尼卡是属于他的，要求威尼斯归还。一连七年时间，威尼斯向萨洛尼卡投入了大量粮食和防御资源，同时努力与苏丹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苏丹拒绝协商。威尼斯人表示愿意交纳贡金，但被苏丹拒绝。威尼斯人派遣大使，大使被苏丹关进监狱。威尼斯派遣舰队去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苏丹只是耸耸肩。他们增加了贡金的额度，还是遭到了拒绝。他们攻击了加里波利半岛；同时继续对萨洛尼卡投资。他们与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竞争对手卡拉曼王朝结成同盟；穆拉德二世苏丹派海盗去劫掠希腊的海岸。
年复一年，威尼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来回切换，一直对奥斯曼帝国旁敲侧击。但苏丹的意志毫不动摇：
这座城市（萨洛尼卡）是我的遗产，是我的祖父巴耶济德一世亲手从希腊人手中夺过来。所以，如果说希腊人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我不义。但你们这群来自意大利的拉丁人，和世界的这个部分有什么关系？要么你们自己离开；如果不离开，我很快就来。 [14]
1430年，他果然御驾亲征萨洛尼卡。威尼斯人且战且退，打回港口，之后就撤离了，让希腊人自生自灭。一位编年史家称，就算这座城市被地震和海啸毁坏，也不会更糟了。奥斯曼帝国又吞并了希腊的另一部分。
次年，威尼斯主动求和，向穆拉德二世朝贡。奥斯曼帝国正式保证不攻击威尼斯海洋帝国本身，但仍然继续西进，进逼希腊西海岸和阿尔巴尼亚南部，兵临亚得里亚海的门户。肇事者不明的海盗掠夺仍在持续。这是奥斯曼帝国的惯用手段：先发动不领朝廷军饷的非正规军越过边界袭掠外邦，为日后的征服打前站。在海上，尽管威尼斯的海洋霸权不受威胁，但土耳其人唆使的海盗依然是个麻烦。从萨洛尼卡沿海岸而下的下一个基地内格罗蓬特成了令人担忧的焦点。这个岛与希腊大陆只有一条狭窄的海峡相隔，之间由一座桥连接。元老院禁止岛民去大陆收割庄稼，并命令一个18人的分遣队日夜看守大桥。
元老院档案记录着这许多微小的破坏行为。一年又一年，劫掠、军队调动、海盗肆虐和绑架的传闻甚嚣尘上。这是1449年关于内格罗蓬特的记录：“在过去的三年里，这个岛一直深受土耳其人的抢掠之苦，他们掳掠牲畜，然后声称他们是以苏丹之子的名义与威尼斯共和国作战，这都是土耳其非正规军根深蒂固的劫掠恶习，尽管威尼斯与苏丹在表面上是和平共处的。” [15] 威尼斯人派了另一位大使去抗议。次年，这些岛屿遭受的苦难得到了审视：“土耳其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在袭掠那些岛屿；在蒂诺斯岛，30人被绑架和贩卖为奴，渔船被抢走，牛、驴和骡子被宰杀或掳走——没有船只和牲口，蒂诺斯人无法劳动，他们无奈只能吃掉他们剩下的牲畜。” [16] 很多这样的攻击是由对威尼斯帝国心怀不满的臣民主导实施的。早在1400年，就有记载指出：“许多克里特岛民……逃向土耳其人的土地，自愿在土耳其船只上服务；他们很熟悉港口和威尼斯领土的情况。他们为土耳其人带路，帮助他们烧杀抢掠。” [17] 像乔治·卡莱尔吉斯那样的人，一旦被威尼斯桨帆船长抓住，就会被钉死在尖木桩上，或者在自己的甲板上被砍成肉酱。
15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缓慢却无情的扩张引发了新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号召。对威尼斯来说，这需要对风险和回报做一番细致评估。教皇、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利用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争端造成的混乱，决定做出新的努力，将奥斯曼人赶出欧洲。威尼斯人对此次东征抱着极端现实的态度。他们表示愿意帮助十字军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以阻止奥斯曼军队从亚洲赶往欧洲，条件是十字军必须为船只提供现金报酬，并且一旦得胜，必须将萨洛尼卡和加里波利半岛交给威尼斯。关于战略上的先决条件，威尼斯人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太晚收到资金，就不可能及时派遣桨帆船到达海峡，那样土耳其人就可以从亚洲进入欧洲，基督徒就注定失败。” [18] 为了这件事，共和国和教皇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双方长期以来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又一次浮出水面。教皇指责威尼斯的表现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威尼斯人做出了暴跳如雷的回应：“威尼斯共和国为了捍卫基督教世界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教廷的这些指责极不公正，令人悲叹……威尼斯的荣誉遭到了诽谤。” [19] 最终，威尼斯不情愿地准备了船只，但钱没有到账。“让教皇付账是一个荣誉问题……他的行为是纯粹的忘恩负义！” [20] 威尼斯人咆哮道。教皇与威尼斯的关系从此开始愈发恶化：“尤金四世假称，威尼斯欠了罗马教廷的债。这显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教皇欠了共和国的债。” [21] 商人心态与虔诚而不谙世事的红衣主教们之间的鸿沟依然不可逾越。威尼斯人没有忘记教廷未偿清的债务。十年后，在更悲剧的情形下，这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事实证明，威尼斯的顾虑很有道理。此次十字军东征搞得一塌糊涂，威尼斯未能及时封锁海峡，奥斯曼军队乘坐热那亚商人提供的船只，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据传言，威尼斯的一些私人船主也参加了运送奥斯曼军队的行动。在黑海附近的瓦尔纳，十字军惨遭全歼。这一次再也没有威尼斯舰队去营救幸存者了。土耳其人留下了一个由头骨堆成的金字塔。这是西方世界将土耳其人赶出欧洲的最后一次尝试。
绞索在君士坦丁堡的脖子上越勒越紧。1451年，穆拉德二世驾崩，威尼斯仍旧十分谨慎地审时度势。7月8日，元老院派遣了一名大使向新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示好并吊唁他的亡父；第二天，大使又奉命出发，去君士坦丁堡觐见内外交困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也就是穆罕默德二世的新对手。一天之后，元老院又指示另一位大使与穆罕默德二世在小亚细亚的敌人——卡拉曼君主 [22] 取得联系。威尼斯派遣桨帆船出动，以确保达达尼尔海峡的畅通。威尼斯人可以说是四面下注、左右逢源。
登基后的第二天，穆罕默德二世就命人将他年幼的同父异母弟弟杀死在浴室中。威尼斯人对时局极其敏感，迅速地嗅到了风向的改变。穆拉德二世在执政末期已经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了。二十一岁的新苏丹既雄心勃勃又聪明过人。他渴望征战，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到1452年2月，威尼斯潟湖从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的大使那里得到警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陆地和海洋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毫无疑问意图攻打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如果无人前来援救希腊人，这座城市必将沦陷。威尼斯英勇无畏的帮助将是弥足珍贵的。” [23] 到了秋天，大使再次回来，更加绝望地求援。他们恳求威尼斯人拯救君士坦丁堡。元老们踌躇不决，骑墙观望，对大使再三搪塞。威尼斯人借口自己在意大利本土的战争十分紧迫，让拜占庭人去找教皇和佛罗伦萨人，但作为让步，准许向拜占庭出口胸甲和火药。威尼斯人不停地游说各方，希望多国联合对抗奥斯曼帝国：“教廷和其他基督教国家务必精诚团结。” [24]
1452年夏天，穆罕默德二世忙着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造一座城堡，目的是封闭通往黑海的水道。奥斯曼人将这座新建筑命名为“割喉堡”。威尼斯对这情况了如指掌。间谍向威尼斯发去了详细的建筑布局草图；布局图前景中非常显眼的位置上，是一排展开的大型射石炮，任何不肯停下来的船都将被击沉。在割喉堡竣工的前一天，元老院报告称：“君士坦丁堡现已完全被穆罕默德二世的部队和船只包围。” [25] 威尼斯人相应地加强了他们的海军部署，但仍没有明确表态。元老院中有人提议放弃君士坦丁堡、任其自生自灭。此提议没有通过，但足以证明威尼斯人的犹豫不决。
威尼斯很快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封锁造成的影响有了切肤之痛。11月26日，一艘从黑海向君士坦丁堡运送给养的威尼斯商用桨帆船被割喉堡的大炮击沉。船员设法登陆，但被俘虏，并被押解到阿德里安堡的苏丹面前。威尼斯大使抵达奥斯曼宫廷为这些水手求情的时候，他们被斩首后的尸体已经在城墙外地面上腐烂了。船长安东尼奥·里佐被穿刺在尖木桩上。
在1453年最初的几个月，欧洲外交渠道的交流仍旧尖锐、自我辩护而毫无建树。威尼斯人告知教皇、匈牙利国王和阿拉贡国王，“威尼斯正在积极准备，并请求他们立即与共和国联手；否则，君士坦丁堡将会沦陷。” [26] 梵蒂冈打算派遣5艘桨帆船去援救君士坦丁堡，期待威尼斯能有所表示。但威尼斯没有忘记瓦尔纳战役时教廷欠下的债务，不肯赊账。4月10日，元老院这样回应道：“对于他们的意向，我们非常欣喜，但我们不会忘记，教皇尤金四世在1444年不断延迟支付船只费用的令s人不快的行为。” [27] 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内部问题尽数浮现。5月初，威尼斯出于自身考虑开始准备桨帆船，但下达了自相矛盾而谨慎的命令：前往君士坦丁堡，“前提是，航线不至于过度危险……不得在海峡内交战……但应参加君士坦丁堡的防御”。 [28] 同时，在穆罕默德二世宫廷的威尼斯大使奉命强调“威尼斯的和平倾向；共和国虽然派遣了几艘桨帆船到君士坦丁堡，但这纯粹是为了护送黑海的桨帆船和保护威尼斯的利益；大使必须尽力引导苏丹和君士坦丁十一世达成和平协议”。 [29]
但这一切都为时过晚。4月6日，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庞大的军队和令人胆寒的火炮，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安营扎寨；12日下午1时，一支规模相当大的舰队从加里波利穿过海峡而来。这是四十年来奥斯曼人首次对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发出有组织的挑战。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看到这支舰队带着“迫切的呼喊、响板和手鼓的喧嚣”快速驶来，不禁目瞪口呆。 [30] 穆罕默德二世是后勤和作战协调的大师。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不从海上封锁君士坦丁堡，就永远攻不下这座城市。在加里波利半岛，苏丹已经着手建设一支相当强大的海军，这令威尼斯人震惊惶恐，因为它挑战了威尼斯的海上霸权。威尼斯人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了土耳其人掌控范围之广、可调动资源之多，他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利用臣民的技术和军事技能的能力之强。
如果说共和国的反应是迟缓且矛盾的，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居民则在他们的市政官吉罗拉莫·米诺托领导下，和他们在金角湾的桨帆船水手们一起，为了保卫拜占庭帝国陷入困境的残余部分而英勇作战。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局面的讽刺意味：两百五十年前，威尼斯前来掠夺这座城市，而如今，威尼斯的公民却和希腊人肩并肩守卫城墙、保护横跨金角湾的铁链，击退前来围攻、旨在征服的侵略军——而威尼斯人参与的1204年十字军东征恰恰帮助了奥斯曼人的西进。正如爱国的日记家尼科洛·巴尔巴罗所说，他们“怀着为世界荣耀而战的心情”挖掘战壕； [31] 他们沿着城墙举着圣马可旗帜游行，鼓舞守军的士气，“为了对上帝和共和国的爱”； [32] 他们把自己的船只停在铁链附近，击退敌人的舰队，从陆地和海上发动攻击，防守布雷契耐宫，无比英勇地战斗。在威尼斯的历史传说中，威尼斯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源远流长而又充满矛盾，威尼斯人对它的感情深厚而真挚。在1453年，他们为了丹多洛遗骨和共和国的利益与荣誉而战。正是威尼斯水手假扮成土耳其人，乘着一艘轻型帆船溜出包围圈，去观察是否有救援舰队的迹象。经过三个星期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搜寻，他们意识到，不会有任何援助到来了。此刻的形势很明朗：返回君士坦丁堡，就是拿生命冒险。按照典型的威尼斯的习惯，船员采取了民主投票。多数人的决定是“必须返回君士坦丁堡，不管它在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的手中，不管我们此行是生是死”。 [33] 君士坦丁十一世对他们的归来很是感激，但听闻并无援军赶来的消息，不禁失声痛哭。
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的摩擦一直持续到最后。有些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并肩作战，双方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的状态；而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热那亚殖民地保持着惴惴不安的中立，暗中同时帮助双方，也遭到双方的斥责。在4月中旬，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的关系到达了最低点。奥斯曼舰队虽然自吹自擂，但表现并不理想。它未能截获教皇派来的4艘热那亚补给运输船，也无法打破由威尼斯舰队守卫的封锁金角湾的铁链。沮丧之下，穆罕默德二世在一夜之间将70艘船经由陆地运送到了金角湾岸边。当奥斯曼战船在4月21日上午水花四溅地进入金角湾时，守军目瞪口呆。威尼斯对自己海军实力的自信遭到了进一步打击；巴尔巴罗记述道：“我们被迫在海上昼夜守备，对土耳其人万分畏惧。” [34] 威尼斯人计划对这支停泊在金角湾的敌人舰队发动夜袭，不料走漏了风声，几乎可以肯定是热那亚人发出信号向奥斯曼人通风报信；打头阵的桨帆船被炮火击沉，幸存者游向岸边，被敌人俘虏。第二天，穆罕默德二世将40名威尼斯水手钉死在尖木桩上，并展示给君士坦丁堡全城人看。受刑者的战友们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们最后的痛苦挣扎，指着他们老对手（热那亚人）说：“是（加拉塔的）可恶的热那亚人背叛了我们，他们是背弃基督教信仰的逆贼，是为了向土耳其苏丹讨好！” [35]
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支持拜占庭，一直到最后。圣马可的雄狮旗和拜占庭的双头鹰旗在布雷契耐宫并排飞扬。在奥斯曼人总攻的前一天，“所有自称是威尼斯人的人都去陆墙，为了我们对上帝的爱，为了基督教信仰的荣誉。希望大家全都坚守岗位，视死如归”。 [36] 他们的确这样做了。1453年5月29日，在激烈战斗之后，城墙终于被突破，君士坦丁堡沦陷了。巴尔巴罗记述道：“当他们的旗帜升起，而我们的旗帜被砍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攻破了，并且再没有重新夺回来的希望。” [37] 少数人侥幸逃回他们的桨帆船，起航逃走，经过了漂浮着尸体的海面，那些尸体“如同运河中漂浮的西瓜”。 [38] 威尼斯的幸存者们自豪地列出了死者的名单，“他们中有些人被淹死，有些人在敌人的炮击中牺牲，或者在战斗中捐躯”。 [39] 米诺托被俘获并斩首；62名贵族和他一起被处死；一些船由于人手不足，几乎无法升起船帆，仅仅由于穆罕默德二世的新海军纪律涣散、擅离职守、上岸参加抢劫，这些威尼斯幸存者才得以逃脱。
1453年6月29日夜，一艘快速单桅帆船把消息送到了威尼斯。据目击者称，它在满怀期望人群的注视下进入大运河，来到里亚尔托大桥：
所有人都在他们的窗前和阳台边等待，在希望和恐惧之间挣扎，想知道这艘船究竟带来了什么消息，君士坦丁堡城和爱琴海地区的桨帆船到底命运如何，他们的父亲、儿子和兄弟是死是活。帆船驶来时，有人喊，君士坦丁堡已经沦陷，六岁以上的人全部惨遭屠戮。顷刻间，到处传来大声而绝望的恸哭和呻吟，所有人捶胸顿足、捶打手掌，为了死去的父亲、儿子或兄弟，或者为了他们的财产，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和脸颊。 [40]
得知这个消息时，元老院震惊得陷入沉默。尽管威尼斯已经对其余欧洲国家发出了警示，但威尼斯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不敢相信，这座已经完整屹立了一千一百年的基督教城市就这样不复存在了。在巴尔巴罗看来，正是由于威尼斯人的盲目，土耳其人才夺下了君士坦丁堡。“我们的元老们不相信，土耳其人有能力组织一支舰队前来攻打君士坦丁堡。” [41] 这是对未来的一大警示。
惊魂甫定，这座商人之城就表现得像以往一样务实，派遣使者去拜见穆罕默德二世，向他的胜利表示祝贺，并以合理的条件签订了新的贸易特权条约。
[1] Romanin，S.，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Venice，1912-21，vol. 4，pp. 71-3
[2] 与本书第十一章“圣提多之旗”中的乔治·卡莱尔吉斯不是同一个人。
[3] Romanin，S.，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Venice，1912-21，vol. 4，p. 73
[4] Antoniadis，Sophia，‘Le récit du combat naval de Gallipoli chez Zancaruolo en comparison avec le texte d’Antoine Morosini et les historiens grecs du XVe siècle’ in Venezia e l’Oriente fra tardo Medioevo e Rinascimento ，ed. A. Pertusi，Rome，1966，p. 277
[5] Romanin，S.，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Venice，1912-21，vol. 4，p. 73
[6] Malipiero，D.，‘Annali veneti，1457-1500’，ed. T. Gar and A. Sagredo，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Florence，1843，p. 40
[7] Antoniadis，Sophia，‘Le récit du combat naval de Gallipoli chez Zancaruolo en comparison avec le texte d’Antoine Morosini et les historiens grecs du XVe siècle’ in Venezia e l’Oriente fra tardo Medioevo e Rinascimento ，ed. A. Pertusi，Rome，1966，p. 269
[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195
[9] Tenenti，Alberto，‘Venezia e la pirateria nel Levante：1300-1460’，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vol. 1，p. 10
[10] 它的土耳其语名字是“埃迪尔内”。
[11] Venice and the Islam World，828-1797 ，ed. Stefano Carboni，New York，2007，p.92
[12] Coco，Carla，Venezia levantina ，Venice，1993，p. 8
[13] Miller，William，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1921，p. 280
[14] Miller，William，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1921，p. 280
[15]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149
[16]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p. 182-3
[1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84
[18]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02
[19]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02
[20]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20
[21]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24
[22] 卡拉曼王朝是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南部，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卡拉曼省。该国的统治者称号为“卡拉曼贝伊”，一度具有独立地位，1468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时）被奥斯曼帝国吞并。本节故事发生的时候，在位的卡拉曼贝伊是易卜拉欣二世（在位：1424～1464）。
[23]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73
[24]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80
[25]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79
[26]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82
[27]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84
[28]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89
[29]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ed. and trans. F. Thiriet，Paris，1961，p. 186
[30]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Milan，1976，vol. 1，p. 15
[31] Barbaro，Nicol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 24
[32] Barbaro，Nicol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 23
[3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Milan，1976，vol. 1，pp. 26-7
[3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Milan，1976，vol. 1，p. 19
[35]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Milan，1976，p. 20
[36]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 50
[37]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 66
[38]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 36
[39]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 36
[40]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xxxiii
[41] Barbaro，Nicol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