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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六 地中海的灯塔（前350～前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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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3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他宣称自己是希腊人，但受到了雅典人的质疑）在奇里乞亚门（Cilician Gates）外的伊索斯（Issos）战役中大败波斯军队，报复了在以往几个世纪中把希腊置于威胁下的波斯王。但是他并没有深入波斯腹地追捕波斯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他很清楚沿地中海海岸压制波斯力量的必要性，并向南进军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无情地攻占了之前向波斯提供船队的腓尼基城市。他建立了一个大堤将推罗与大陆永久相连，但即使如此，推罗的抵抗还是持续了七个月之久，这激怒了他。推罗被攻陷后，其大部分居民或被屠杀，或被籍没为奴，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1] 他绕开耶路撒冷，择路穿过加沙，因为这一阶段他的真正目标是埃及。自冈比西斯统治时期起，埃及已被波斯总督统治了近两百年，亚历山大三世对这片土地的征服不仅改变了埃及，也改变了整个东地中海。他的胜利使埃及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定位，开始将目光朝外投向地中海，而非局限于其内部的尼罗河河谷。 [2] 前311年，他决定在埃及北部边缘的一处石灰岩岬角上建立一座城市，这个岬角与内陆的冲积平原间隔着一个湖泊。与其说这是一座埃及城市，不如说它是毗邻埃及的城市，这也可由之后的拉丁文文献对其的称呼证实：它被称为“Alexandria ad Aegyptum ”，意为“通往埃及（或邻近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亚历山大城都将被更多视作一个地中海城市而不是埃及城市，直到20世纪外国势力被逐出此地后人们才改变了看法。在这两千多年间的多数时期，它都是地中海最伟大的城市。
亚历山大建立此城的动机必然包括为自己歌功颂德。 [3] 不久前他在下埃及古都孟菲斯被加冕为法老。而且在考察了亚历山大城城址后，他拜祭了宙斯/阿蒙神，此后他便自认是该神明的儿子，而非著名的马其顿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其对希腊的多次征战已经为亚历山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础）的儿子。他对荷马的著作十分痴迷，且（据普鲁塔克记载）荷马曾多次出现在他的梦里，让他想起《奥德赛》中的一个章节，据其描述，在距埃及海岸不远的一个被称为法罗斯（Pharos）的岛屿上有一个良港。他对于亚历山大城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潜力十分清楚，且为其作传的阿里安（Arrian）坚持认为，亚历山大积极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规划。不幸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画线工具可用来在地上勾画城墙的轮廓，亚历山大的建筑师建议用大麦粉代替，而这要从马其顿士兵的给养中抽取。最终确定城市边界的是被面粉引来的一大群鸟。 [4] 同地中海世界的其他新兴城市相同，亚历山大城的街道呈棋盘格状，其大部分格局被保留到了今天，但早期亚历山大城宽阔的街道已经变窄很多，且在水位线以上几乎找不到古代城市的痕迹——建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所有建筑都不复存在了。亚历山大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庞大的规模：它东西长三英里（五公里），南北宽度大约为东西长度的一半，是一个狭长的城市，据说像一件希腊式披风（chlamys ）。 [5] 港口在城市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港口间由一道长长的防波堤隔开，这道防波堤又将新城与荷马口中的法罗斯岛连在一起。
很快，亚历山大就将埃及抛在后面，成功地经波斯挺进印度，然后在亚历山大城建成八年后，他于巴比伦去世，年仅三十二岁。 [6] 他建立一个希腊-波斯大帝国，将两个伟大民族的高等文化结合到一起的梦想，也随之逝去。他的帝国被三名争夺权势的将军瓜分，分成马其顿与希腊、叙利亚与东方，以及埃及。正是在控制埃及的那位将军建立的王朝下，亚历山大在埃及边缘建立一座伟大城市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外号“救星”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凭借个人能力手握大权，他自称法老，将希腊和埃及的统治和治理理念结合起来。托勒密王朝时期的雕像在表现法老时呈现出极强的传统风格，希腊人的发式偶尔才得以保留，而且托勒密人还按照古代埃及的风格为埃及诸神建造神庙。对于托勒密人来说，娶自己的姐妹也成为惯例，就像过去法老们长期坚持的那样，这种做法在希腊人中并不存在。 [7] 亚历山大城成了重焕光彩的希腊文化最活跃的中心，这种希腊文化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希腊化”文化的一大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只属于希腊人。希腊化风格的艺术传入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希腊化的概念征服了犹太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希腊化文化常常被视为古代雅典的通俗化的古典文化，以艺术和建筑的绚丽风格——古希腊的样式——为主要特征。然而，希腊科学与文化界最闪亮的几颗明星正是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特别是亚历山大城（而非希腊本土）中诞生的。他们中有数学家欧几里得、发明家阿基米德、喜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到后来罗马人统治的早期，则有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和名医伽林（Galen）。在这种开放的新型希腊文化向地中海传播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城发挥了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它成了地中海文化的灯塔。
托勒密王朝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宗教政策令人印象尤为深刻。早期的托勒密人野心勃勃、活力四射且极富求知欲，他们愿意接受不同的文化，在管理埃及经济时也颇有远见。把亚历山大城建造成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的是他们，而不是亚历山大大帝。托勒密一世（亡于公元前283或前282年）和“恋姐者”托勒密二世（Ptolemy Ⅱ Philadelphos，亡于前246年）把希腊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犹太人引入了亚历山大城。许多犹太人因为对亚历山大大帝的爱戴，作为忠诚的士兵来到此地；此后，“亚历山大”一直是犹太人最喜欢的名字之一。当然，他们的信仰与众不同，但托勒密王朝并不想进行干涉。亚历山大城东部有一块叫作三角洲（Delta）的重要区域，那里逐渐成为犹太人的活动中心，地中海沿岸的第一个大型犹太人聚居区也由此形成。古代的以色列人主要过着相对封闭的田园生活，被生活在沿岸地区的腓利士人和其他民族围在内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并没有在地中海此前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亚历山大城的建立，犹太人的信仰和文化开始慢慢向地中海传播。斐洛强调摩西作为律法制定者的地位，以及由摩西传承下来的神圣律法的价值。这种强烈道德启示与有组织律法体系的结合，以及一神论智识层面的吸引力，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为犹太教吸引了众多皈依者和同情者。后来的犹太人在描绘这个时期时通常强调希腊与犹太文化间的敌对，以及时常因此发生的暴力冲突，这种矛盾最终酝酿出了前2世纪反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塞琉古（Seleucid）统治者的马加比起义（Maccabean revolt）。虽然这一点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贯彻得很好，但这些统治者未能坚持尊重犹太教的传统：塞琉古人试图废止包括割礼在内的犹太人习俗，并在他们的神庙中举行异教的献祭。纪念犹太人起义的光明节（Hanukkah）逐渐成为为纪念对希腊化的完全摒弃而举行的庆典。尽管这次起义反映了对希腊化的反感情绪，但这些情绪本身也揭示了绝大多数犹太人实际上已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他们因参与竞技比赛和学习希腊哲学而受到批判。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而非阿拉姆语（Aramaic，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方言），不久后希腊语版的《圣经》就会出现。此外，在亚历山大城诞生之初的两个世纪中，希腊人和犹太人和谐地睦邻而居。犹太人在他们的许多会堂中都镌刻了纪念托勒密人并盛赞这个王朝的铭文，但同时他们拒绝接受异教神庙把托勒密人奉为“神圣”的做法。 [8]
托勒密一世为城中的其他居民，特别是希腊人，带来了一位新的崇拜对象——萨拉皮斯神（Sarapis）。萨拉皮斯身上的部分元素源自埃及，他是公牛之神阿匹斯（Apis）与复活之神奥西里斯（Osiris）的结合体［因此，这位神事实上应被叫作“（奥）西里-阿匹斯”（［O］sir-apis）］。但萨拉皮斯也吸收了希腊神祇——狄奥尼索斯、宙斯（与奥西里斯的性质相当），甚至冥界之神哈迪斯（Hades）——身上的一些元素。他还与希腊神话中的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有关。在他的画像中，他通常把一个量谷器皿放在自己的头顶，这一形象展现了他与埃及的富饶及其规模逐渐扩大的谷物贸易的关系。因此，这样一个折中形象既可用希腊风格又可用埃及风格表现。 [9] 托勒密人在萨拉皮斯神可能的出生地——孟菲斯为其建造了一座被称为萨拉皮翁（Sarapeion或Serapaeum）的大型神庙，装饰这座神庙的是“纯希腊式的”雕像；亚历山大城的萨拉皮翁神庙的周围却都是埃及风格的斯芬克斯像，其中有些斯芬克斯今天仍然存在。萨拉皮斯在亚历山大城极受欢迎：“尽管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这种创造新神的做法并不稀奇。” [10] 这是因为希腊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神只能是希腊化的神，同时对于神在不同民族前有着不同形象一事，他们也能接受。因此，萨拉皮斯神的创立构成了埃及神祇适应希腊文化的过程中的一环。希腊人的问题不是“你们的神与我们的神有何不同”，而是“你们的神与我们的神哪里相同”。萨拉皮斯神的折中特质还向人传递了一种感觉，即奥林匹亚的十二位主神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他们的拟人化是一种把大量混杂的神圣特征合理化的过程。折中态度有时还表现为把萨拉皮斯神奉为“三位一体”的希腊或埃及神祇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这种倾向继续发展，最终萨拉皮斯被描绘成宇宙间的唯一真神，他的信徒彻底成为亚历山大城中基督徒的竞争对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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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一世与托勒密二世治下的第二个重要创举是在法罗斯岛上建造了大灯塔；“法罗斯”一词在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罗曼语系中被保留下来，它直接就意为灯塔。大灯塔很快就被列为一大世界奇迹，与它同为世界奇迹的还有罗得岛巨像：这两处纪念性建筑都彰显了它们所在城市的荣耀，且同时强调了一个事实：这种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贸易为基础的。灯塔是亚历山大城早期构想中的一部分，其修建工程始于公元前297年，前283年才结束。修建这样一座灯塔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必要：海岸附近有夜间无法看见且日间也难以发现的浅滩。如果这座城市想要成为地中海贸易中心，那么通往亚历山大城的道路就应该变得更为安全。托勒密人的这座屹立于海波之上的巨型建筑高一百三十五米（四百四十英尺），它分为三部分，最底层是面积逐渐向上收缩的方形平台，在那之上是一座顶部为圆形石柱的八角塔，柱顶上矗立着宙斯的巨型雕像。巨大的镜面将光线投向数英里以外的海面，根据比较合理的推测，这一距离约为四十英里。灯塔究竟如何照明至今仍然是个谜。尽管15世纪晚期修建于此地的马木留克堡（Mamluk fortress）——它规模更小，但仍然十分壮观——重新使用了原灯塔的部分设施，尽管现代的水下考古活动发掘出了灯塔规模可观的残迹，但法罗斯灯塔的确切外形和运作方式仍然难以确定。
灯塔以及亚历山大城的修建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托勒密家族控制了大量资源。他们不只利用了这些资源，还在亚历山大城发展贸易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些资源的价值。事实上，一些观察家坚持认为，亚历山大城从埃及内陆获取的财富至少不亚于来自地中海的收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认为“该城从河道获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来自海洋的收益，因此湖畔边的港口比海港更为富庶”，不过他在托勒密一世与托勒密二世的黄金时代之后的数个世纪，也就是公元1世纪初期，才写下了这段文字。 [12] 亚历山大城两方兼顾，将埃及与地中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起来；而与地中海世界外部的联系——经红海与印度的联系——则确保了亚历山大城作为印度洋与地中海间第一港口的地位，且在之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它始终保持了这一地位。托勒密家族眼光独到，知晓如何维系亚历山大城乃至整个埃及的经济活力。他们明白仅依靠亚历山大本身并不能控制海上商路。他们致力于将腓尼基诸城纳入自己的掌控下，这使他们与对手塞琉古人陷入冲突。如果他们想要维持强大的舰队，那么就需要将其政治影响力延伸到埃及以外的地区，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盛产木材的地区：塞浦路斯、黎巴嫩和安纳托利亚南部。同样，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他们也无法掌控这些地区。 [13] 于是海军的军备竞赛开始了，扩大的不只是埃及和叙利亚的舰队规模，舰船本身的体积也变得更大。前4世纪，双方有时拥有的舰船有300多艘。腓尼基人的造船厂用黎巴嫩的雪松为塞琉古诸王打造出一支强大的舰队。托勒密二世的舰队则拥有336艘舰船，其中包括224艘四列桨座式战船、三列桨座式战船和小型舰船；但其中还有许多巨型船，它们是17艘五列桨座式战船，以及可能两边装备着更多桨手的更大的船——5艘“六列桨座式战船”、37艘“七列桨座式战船”、30艘“九列桨座式战船”、14艘“十一列桨座式战船”以及2艘超大的“三十列桨座式战船”。后来，外号“笃爱父亲的人”的托勒密四世（Ptolemy Ⅳ Philopator，于前204年去世）要建一艘“四十列桨座式战船”，这可能是一种大型的双体船。 [14] 这些船的名称是桨手具体数目的直接反映，还是仅表示“要比之前的大船更大”，对此学界目前尚无定论。托勒密四世的“四十列桨座式战船”从未投入战斗，可能它并不适合作战；但它充分地展现了埃及希腊化的法老们的富庶和强大。其长度超过130米，宽度超过16米，据说可容纳4000名桨手和3000多名辅助海员。单为这样一艘船补给食物和饮水就需要一支小型舰队。 [15] 然而，一艘如此大尺寸的船的用途并不只有展示实力。在以色列阿特利特（Atlit）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一只2.25米长、465千克重的撞角，它属于前2世纪的一艘战船。 [16]
除用于建造舰船的木材，托勒密王朝还需要寻找金、银、锡、铜等矿产资源。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当赫梯人、腓利士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积极用铁来制造武器和各种工具时，埃及人却奇怪地无视了这种金属。这或许是因为埃及的土壤在尼罗河河水泛滥后便十分易于耕作，因此埃及人完全不需要铁制重犁。但另一方面，埃及的金属制造业确实十分繁荣，金、银、铜等金属制作的盘子的出口成了亚历山大城的一大优势产业，其他出口货物还有织物、陶器以及作为该城特产的玻璃。 [17] 莎草纸是埃及的另一种特产，从维纳蒙所处的公元前11世纪起，周边地区就对它有着极大的需求，如今埃及的莎草纸已遍布地中海各地。迦太基是销售这些货物的主要市场之一，迦太基人还使用托勒密王朝的重量标准来制作货币。迦太基对托勒密王朝而言很有价值，因为西班牙和撒丁岛的白银正是通过迦太基流入埃及的。 [18] 埃及与罗得岛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前3世纪，罗得岛是与亚历山大城齐名的商贸重镇。亚历山大城因此被建设成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商业中心之一，它如此具有活力，不仅因为托勒密王朝在其统治早期取得了辉煌成就，还因为它迅速地融入了希腊化的贸易网。
从埃及的沙漠中出土了一些莎草纸文献，其中提到了托勒密二世政府中的一名行政人员，他的名字叫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在这些文献中，有一份公元前3世纪的商船货单，记录了从叙利亚发往亚历山大城的阿波罗尼奥斯家中的货物，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主要有哪些贸易品——有来自黑海的坚果（一直是地中海商路上很受欢迎的商品），有来自希俄斯岛的奶酪，有橄榄油、无花果、蜂蜜、海绵和羊毛，还有从外国进口的野猪肉、鹿肉和山羊肉。但占据船舱大部分空间的是葡萄酒——船上有盛放普通葡萄酒的138只双耳罐和6只半双耳罐，以及盛放甜葡萄酒的5只双耳罐和15只半双耳罐。这种贸易在征税方面十分谨慎、精确。 [19] 同过去的法老一样，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对贸易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而且他们并不打算放松这种控制。在船只抵达事先指定的港口后，船上的货物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后来的罗马人、拜占庭人以及阿拉伯人也使用了这套古老的商业征税制度，它被称为“按价征税”（ad valorem taxes），表示在货物估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征税，有时税率会高达50%（葡萄酒和橄榄油），有时则只征收估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不仅港口会征收这种税，当货物沿尼罗河运往亚历山大时，沿岸的征税站也会征税。 [20] 这种征税体系的一个后果是，当货物抵达亚历山大城的码头时，商人们不得不抬高货物的价格。然而人们对产自埃及的谷物和其他产品需求十分强烈，因此它们仍然能够在东地中海找到买主。此外，亚历山大城是把印度洋与地中海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商”，这一职能也使城中的居民获益匪浅。虽然在此之前，希腊商人已经在瑙克拉提斯和其他地方开始从事印度洋和地中海间的贸易，但亚历山大城的加入使这种贸易的规模急速扩大。黄金、乳香和没药是从红海运来的三种最受欢迎的物品。在前270年或前269年，“恋姐者”托勒密二世重新开凿了一条运河，将尼罗河三角洲与西奈半岛西部的数个湖泊连接起来（如今这条运河被苏伊士运河横穿而过），开辟了一条通往红海的商路。来自印度的货物在亚历山大城中随处可见，托勒密王朝还凭借来自非洲和印度的大象建立了一支大象军队。 [21] 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列举了一艘名为“赫尔马波罗”（Hermapollo ）的船上搭载的货物，该船从印度运回了60箱甘松、5吨重的普通香料以及235吨重的象牙和乌檀木。 [22] 地中海的大宗香料贸易早已成形，就算是葡萄牙人在15世纪末开辟的经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也没能动摇亚历山大城作为最重要的香料贸易中心的地位。
谷物是在亚历山大城的商贸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部分原因是这座城市需要获得补给。先前建造的运河将亚历山大城背后的马雷奥蒂斯湖（Mareotis）与尼罗河三角洲连接起来，谷物的获取得到了保障。但托勒密人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对谷物的需求始终存在；雅典可能转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寻找粮食供应，但罗得岛则渴望购买埃及的谷物以满足自己和贸易伙伴的需求。 [23] 由此一来，托勒密人发现自己占尽优势：他们继承自埃及人的政治制度规定，埃及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是法老的所有物，他们因此就能够对农民征收较高的租金，且要求农民上缴其土地的一半产出。鉴于在尼罗河河水泛滥之后土壤会变得十分肥沃，这样的要求似乎算不上毫无道理。与此同时，出口市场又浮现出了新的机遇：黑海地区面临凯尔特人和斯基泰人的不断入侵，这里的粮食生产和通往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运粮路线因此受到严重破坏。托勒密人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谷物贸易获利，于是开始努力提高谷物生产的品质与数量。他们扩大土地耕种面积，鼓励人们使用铁制农具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铁制农具给埃及农业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这几乎可被称作农业革命。” [24] 灌溉系统也得到改进，托勒密人发明了一些灌溉土地的新装置，其中就包括阿基米德螺旋泵，它至今仍是埃及农夫钟爱的工具，在当时它被称为“蜗牛”或“克齐里阿斯”（kochlias ）。 [25] 波斯人曾引入一种新型小麦，它要优于埃及人种植的各种传统麦子，这种小麦的优势在亚历山大在世时就已经得到重视。葡萄的种植活动迅速扩展到了亚历山大城对岸，且当地生产出了一些优质的葡萄酒。对托勒密人而言橄榄油业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因为在托勒密王朝之前，埃及的橄榄树种植并没有如此广泛。由此，托勒密人为埃及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并且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了拜占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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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人在花钱方面毫不吝啬。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在途经叙利亚时被托勒密人抢走，并被葬于亚历山大城中心的豪华墓葬中（寻找墓葬的具体位置一直是深受亚历山大城市民喜爱的消遣），托勒密王朝由此获得了荣耀。但亚历山大城本身就充满活力，其最伟大的建筑毫无悬念就是那些附属于城北大规模宫殿群的建筑物。托勒密人在那里建立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机构，它们证实了托勒密人的强烈的学术热情，也证实了他们当时的一种决心，即无论他们要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大、最好。这两个机构便是亚历山大学宫（Mouseion）与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凭借埃及的莎草纸，托勒密人建立了有史以来收藏最为丰富的文献中心。设立学宫（献给缪斯女神的神龛）的想法并非首创［它的修建可以参考雅典的著名先例，且托勒密一世也采纳了学识过人的雅典人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os of Phaleron，约公元前350～前280年）的建议］，但其规模、存在时间以及影响力都是空前的。这里不单是一个教授音乐、哲学和艺术的祭祀中心。它是一所高级研究机构，是一间万灵学院，这里的学者们大多不用承担教学任务，可以全身心投入文学、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当中。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学宫还设有一间公共休息室，学宫成员们可在此共同进餐。该机构拥有一笔捐款，国王任命一位祭司主持这里的工作。 [26]
另一处伟大的学术机构大图书馆也极为神秘。它并非公共图书馆，不过专业学者均可进入，且馆中设有侧厅，学者们可在其中讨论问题并一起工作。该图书馆的修建源于托勒密一世的一个决定，他想要“将所有民族的著作收集起来，只要它们是值得关注的”。 [27] 尽管学宫据称主要研习希腊文化，但图书馆的关注范围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希腊世界，不过绝大多数非希腊语的文献在存放之前都已被译成希腊语版，如埃及法老们的编年史、希伯来语的《圣经》、印度的传说。在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及其能力卓绝的继任者们的指导下，图书馆被安置在托勒密家族宏伟的宫殿群落中的某一处。虽然不久后塞拉皮翁（Serapeion）又建了一座“子图书馆”，而且那里的交通更为便捷，不过该馆的藏书规模似乎只有主馆的十分之一——这里只有4.28万卷莎草纸文献，而主馆则藏有40万卷各种各样的“混合”图书以及9万卷“未被混合的”图书。 [28] 有些卷册包含数种著作，但较长的作品［对此，亚历山大城的诗人卡利马科斯（Kallimachos）有个著名的说法，即“大书即大恶”（mega biblion，mega kakon ）］被分成独立的卷册。然而，证据表明在图书的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矛盾。托勒密人决定要拥有伟大作家们的最好作品：他们骗雅典人要对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底斯等人的作品进行抄录，请他们将这些大师的剧本原稿送来，但最后却扣下不还，即便为此他们支付了数量庞大的白银作为赔偿。 [29] 与此同时，博物馆的学者们集中精力，对古代及古典时期的希腊诗人们——如萨福（Sappho）与品达（Pindar）——的作品加以分类和编辑整理，却忽略了不太知名但文采卓越的古典作家以及与他们自己同时代的诗人们，例如卡利马科斯，我们经常不得不通过在埃及沙漠中发现的莎草纸碎片才能还原卡利马科斯的作品。 [30] 因此，学宫与图书馆对编辑、整理古典作家们的作品文集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古代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被神化为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当然托勒密人也付出了代价——亚历山大城也被彻底希腊化了。
对托勒密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的文学创作表示轻蔑将是一个错误。事实上，昔兰尼（Cyrene）的卡利马科斯以及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os of Rhodes）就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工作，而且卡利马科斯还为图书馆设计出一套分类体系。但他们自己也创作了历久不衰的作品：卡利马科斯以其警句著称；而阿波罗尼俄斯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史诗，他按照荷马史诗的体例创作了《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ka ），该史诗重新描绘伊阿宋寻找金羊毛并与美狄亚（Medea）相爱的旅程。但他的文风并非对荷马史诗的拙劣模仿：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描绘事情时仿佛是在直接同读者讲述他的亲眼所见，而且其绚丽的文风也很有魅力。虽然他永远无法摆脱荷马式地理知识的影响，导致罗马时期的评论家们嘲笑他的错漏，不过他描述了伊阿宋可能经过的地中海水域，描述了远方的欧洲河道水系，这透露出他受到了当时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以及民族志学者的影响。 [31]
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在藏书规模与全面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它还有竞争对手。小亚细亚海岸的帕加马（Pergamon）的历任国王们也在为其图书馆收集图书；据说，托勒密二世为了阻挠他们藏书量的增长，特意下令禁止将莎草纸出口到帕加马。但帕加马的图书馆馆员们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在动物皮毛制成的羊皮纸（即帕加马纸，pergamenon ）上书写。 [32]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城的藏书量在经历了迅速增长后开始慢慢减少。文献的自然磨损、不当的搬动（图书馆不对外出借图书）以及经年累月的相对忽视，特别是尤利乌斯·恺撒将亚历山大城码头周围一些可能存放图书的仓库——可能是某种类型的远距离图书馆——付之一炬，都意味着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巅峰期已过。 [33] 尽管传统上的说法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毁灭与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入侵有关，但大家一般也认同，在那个时候，图书馆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被破坏的物件了，而且让人难过的是该图书馆中的原始文献一份都没有留存下来。 [34]
关于托勒密王朝对其他民族的智慧成果并不排斥的说法，最明确的证据是古代作家们的报告经常提及的一件事，即托勒密二世曾委托相关人员翻译希伯来语的《圣经》。 [35] 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称：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派遣七十二名犹太贤人前往亚历山大城，他们被安置于七十二个隔间中，被要求独立翻译《摩西五经》。他们提交了七十二份完全相同的希腊译文，这被称为“七十士译本”。 [36] 事实上，“七十士译本”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成形，它满足的不仅是求知欲旺盛的托勒密家族和他们支持的学者的需要，还有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的需要，在这些犹太人中讲希腊语的人口日渐增长，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斐洛是否精通希伯来语。有趣的是，“七十士译本”所依据的希伯来文本与犹太人保存的标准版本“马所拉抄本”（Masoretic）有数处差异，它还保留了一些被犹太圣经放弃的伪造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些文献——如“所罗门智慧书”——显示出希腊化哲学思想的突出影响，这进一步证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并没有完全摒弃希腊化文化，反而热情地对其表示欢迎。“七十士译本”是亚历山大城对地中海文化史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后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将之作为《旧约》的标准版本。事实上，拜占庭的基督徒保留下来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文化要比犹太人自己保留下来的更多，其中就包括斐洛的大量作品。
我们很容易就能列一份那些曾在托勒密时期的亚历山大城学习、研究的著名希腊学者的名单。有些学者影响极大但留下的信息却含糊不清：欧几里得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数学家学会？公元前3世纪时，精确算出地球直径的伟大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就曾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名馆员。另一位极富创见的科学家是阿利斯塔克（Aristarchos），他推演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转动的结论，不过他的观点未能引起重视。在罗马时期，另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其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中仍然主张地球是宇宙中心，该书的出版进一步削弱了阿利斯塔克的影响力。亚历山大城拥有极具活力的医学传统。为进一步了解人体，城中的学者不仅解剖尸体，还对被定罪的囚犯进行活体解剖。阿基米德（前287～前212年）在其漫长的一生当中，可能只在埃及有过短暂的停留，但他始终与亚历山大城的数学家，如埃拉托色尼保持联系。 [37] 阿基米德的职业生涯可以反映托勒密宫廷对精妙机械的着迷程度。在安提基西拉岛（Antikythera）附近的地中海海床已出土了他的一件作品，它看起来像是关于宇宙的机械模型。 [38] 亚历山大城的科学研究服务的不仅是当地利益，这些科学家们的发明与发现的重要意义历久弥新，进一步证明了希腊化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亚历山大城正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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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仰仗于其与地中海东部和西部（至少远至迦太基）的联系。在曾经强大的海上贸易力量雅典衰落后，东地中海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填补了雅典留下的真空地带：罗得岛。虽然罗得岛以外的世界已经被马其顿的将军们瓜分殆尽，但罗得岛上的希腊裔贵族成功地维持了该岛的独立性，使该岛没有被竞争对手控制。公元前305年，罗得岛人成功挫败塞琉古国王季米特里奥斯（Demetrios）夺取该岛的企图，他从叙利亚率四万大军封锁了罗得岛整整一年。但最后，罗得岛人的决心迫使季米特里奥斯撤退。这也是针对罗得岛的第一次著名围攻，后来类似的情况多次发生。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岛上树立起一座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巨型雕像，该雕像正好立在罗得岛的港口之上。这座著名的巨石雕像大约于前280年正式完工。罗得岛人甚至还成功地在东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海岸建立自己的统治区域，使之成为重要的物资和人力资源基地。 [39] 他们对人力有着巨大需求，因为他们需要派遣大型舰队并耗费巨大精力来肃清海域中的海盗，这些海盗的出现也是雅典海上霸权衰落难以避免的后果之一。在前206～前203年，罗得岛人投入了巨大力量以打击以克里特岛为据点的海盗。 [40] 他们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是，任何势力都不得主宰他们航行的区域；他们要保持不同阵营间的平衡。如此一来，尽管他们与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保持着紧密的商业和政治联系，但如果埃及海军想要称雄于整个东地中海，他们就会选择支持塞琉古人。罗得岛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试图去建造托勒密人以及塞琉古人钟爱的那种大得不合理的重型舰船。在他们倾向于建造的船只中，有一种三列桨快船（triemiolia ），是在原有的三列桨战船基础上改造而建成的，它可以较好地同时利用船帆与划桨的力量，这种船因此是追击海盗的理想船只；罗得岛人还使用了希腊火（Greek fire）的一种雏形，它把火焰从管子里喷出并投向敌人船舰的甲板。 [41]
尽管托勒密王朝已经建造出十分壮观的战舰，但亚历山大城的商业通道仍然受罗得岛的船只支配，在风向适宜之际，这些船只需三四日即可抵达埃及，而返回罗得岛的航线甚至在冬季也不会中断，不过船行速度会更慢一些。 [42] 狄奥多罗斯写道，“罗得岛人的岁入绝大多数来自前往埃及的商人”；他还声称，“罗得岛人甚至可以说，供养他们自己城市的是埃及王国”。 [43] 埃及的绝大多数谷物是经由罗得岛人运往北方的，大量销往埃及的葡萄酒也来自罗得岛，因为罗得岛人在整座岛屿上都种植了成片的葡萄。亚历山大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出土了十万只提耳处刻有罗得岛标记的双耳陶罐， [44] 它们是可证明这类贸易的存在的有形证据。在爱琴海的其他遗址，以及爱琴海以北的黑海、以西的迦太基与西西里岛均出现了这种盛放葡萄酒的陶罐。古代文献对公元前200年前后罗得岛的年均贸易值做了估算——五千万德拉克麦（drachmai ，即古希腊的银币）。按照每单进出口贸易征收百分之二的税收计算，这笔数额每年会产生一百万德拉克麦的收益。 [45] 罗得岛的银行家们构建起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地中海中部与东部；他们提供贷款，维持地中海商业网络的运作。爱琴海地区的城镇与岛屿都接受罗得岛货币的重量标准。这种贸易在周边区域激起的是感激而非敌意：当罗得岛在前227年或前226年毁于地震时，西西里、埃及、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统治者纷纷伸出了援手。
希腊化世界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商业和信贷中心是提洛岛（Delos），最初这里被罗得岛人用作地区贸易的清算中心。 [46] 从公元前168年开始，因贸然与马其顿王开战而陷入困境的罗马人开始介入爱琴海的商业网络。他们不再视罗得岛人为盟友（及重要贸易伙伴），而是视其为附庸，希望罗得岛的舰队能听从罗马人调遣，加入他们与马其顿诸王的战争。罗得岛人对此不感兴趣。作为报复，罗马元老院怂恿另一个更为顺从的盟友雅典去管理提洛岛，但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当地人必须被驱逐，且该岛必须是自由港。于是商人们进入了提洛岛，其中包括许多意大利南部的居民，他们维系并加强了该岛与地中海西部的联系。在前100年前后，岛上居民数量已经增长到3万人。罗得岛因贸易被夺走而迅速衰落，据说罗得岛的商业收益迅速萎缩到了1.5万德拉克麦。提洛人在商业上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其作为圣地的声望。对提洛岛的考古发掘揭示，这里有大规模商业区，这些区域没有设防，因为该岛的神圣性会为其提供庇护。这里有数个agorai ，也就是为意大利商人设立的交易场所，里面不仅有柱廊、门廊、商店和营业处，还设有用于祭祀受商人们推崇的各种神——如海神波塞冬、信使神——的神龛。意大利人鼓励香水和药膏贸易，且与纳巴泰（Nabataen）商路的间接联系已经通过叙利亚建立起来，这条贸易路线将深入阿拉伯半岛的乳香和没药产地。另外，奴隶贸易也十分繁忙，这些奴隶是海盗活动的受害者。前2世纪末，奇里乞亚海盗在地中海东部重新出现（这毫无疑问是罗得岛衰落的后果，因为罗得岛人在过去一直守卫着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周边海域），海盗活动变得更加猖獗。在罗马时代，提洛岛被描述成“地球上最大的贸易中心”。 [47]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提洛岛的幸运是建立在罗得岛的不幸上的，但前者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一种趋势：在公元前3～前2世纪，地中海东部的商业网络不断整合为一个协调一致、管理有效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支配权最初属于罗得岛支配，后来被转交至提洛岛。提洛岛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商业网络，那不勒斯湾的普特奥利（Puteoli）商人也被吸收进来成了新的贸易伙伴。希腊化世界在政治上分裂成三个主要的单元——希腊、叙利亚和埃及，但一个单一的商业网络已经开始显现。有一个要素却不见了：在前2世纪中期，伟大的迦太基城从地图上消失了。现在，有必要往前回溯一下，考察这一结果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住在遥远边区的罗马人是如何在前100年之前逐渐主宰整个希腊水域的。
[1] R.Lane Fox，Alexander the Great （3rd edn，Harmondsworth，1986），pp.181-91.
[2] Serious account：P.M.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3 vols.（Oxford，1972），vol.1，p.3；popular account：J.Pollard and H.Reid，The 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Birthplace of the Modern Mind （New York，2006），pp.6-7.
[3] Lane Fox，Alexander the Great ，p.198.
[4] Pollard and Reid，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 ，pp.2-3.
[5] Strabo，Geography ，17∶8；J.-Y.Empereur，Alexandria：Past，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2002），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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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Ashton，‘Ptolemaic Alexandria and the Egyptian tradition’，in A.Hirst and M.Silk（eds.），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2nd edn，Cairo，2006），pp.15-40.
[8] J.Carleton Paget，‘Jews and Christians in ancient Alexandria from the Ptolemies to Caracalla’，in Hirst and Silk，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p.146-9.
[9]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255；Empereur，Alexandria ，pp.24-5.
[10]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252；also pp.116-17.
[11]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259.
[12] Strabo，Geography ，17∶7；cf.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p.132，143.
[13] M.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3 vols.（Oxford，1941），vol.1，p.29.
[14] L.Casson，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Princeton，NJ，1991），pp.131-3.
[15] L.Casson，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Princeton，NJ，1991），p.130.
[16] L.Casson，The Ancient Mariners：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Princeton，NJ，1991），p.135，and pl.32.
[17]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1，pp.367，387；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p.137-9.
[18]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1，pp.395-6.
[19] Casson，Ancient Mariners ，p.160；cf.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1，pp.226-9.
[20]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150.
[21]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p.176，178-81.
[22] Empereur，Alexandria ，p.35.
[23] Bosphoran grain：G.J.Oliver，War，Food，and Politics in Early Hellenistic Athens （Oxford，2007），pp.22-30.
[24]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1，pp.359-60，363.
[25] Diodoros the Sicilian 1∶34.
[26]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315；H.Maehler，‘Alexandria，the Mouseion，and cultural identity’，in Hirst and Silk，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p.1-14.
[27] Irenaeus，cited in M.El-Abbadi，‘The Alexandria Library in history’，in Hirst and Silk，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167.
[28] El-Abbadi，‘The Alexandria Library in history’，p.172；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329.
[29] Empereur，Alexandria ，pp.38-9.
[30] Maehler，‘Alexandria，the Mouseion，and cultural identity’，pp.9-10.
[31] Comments by E.V.Rieu in his translation of Apollonius of Rhodes，The Voyage of Argo（Harmondsworth，1959），pp.25-7；cf.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627.
[32] Pollard and Reid，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 ，p.79.
[33] Empereur，Alexandria ，p.43.
[34] El-Abbadi，‘The Alexandria Library in history’，p.174.
[35] N.Collins，The Library in Alexandria and the Bible in Greek （Leiden，2000），p.45：Philo，Josephus（Jewish authors）；Justin，Tertullian（Christian authors-also Irenaeus and Clement of Alexandria，attributing the work to the reign of Ptolemy Ⅰ）.
[36] Carleton Paget，‘Jews and Christians’，pp.149-51.
[37]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 ，vol.1，pp.331，338-76，387-9.
[38] Pollard and Reid，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 ，pp.133-7.
[39] N.K.Rauh，Merchants，Sailors and Pirates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2003），pp.65-7.
[40] P.de Souza，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1999），pp.80-84.
[41] Casson，Ancient Mariners ，pp.138-40.
[42] Rauh，Merchants ，p.66.
[43] Diodoros the Sicilian 22∶81.4，cited by Rauh，Merchants ，p.66.
[44] Rauh，Merchants ，p.68.
[45] Casson，Ancient Mariners ，p.163.
[46]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1，pp.230-32；for its early development，see G.Reger，Regionalism and Change in the Economy of Independent Delos，314-167 BC （Berkeley，CA，1994）；later developments in：N.Rauh，The Sacred Bonds of Commerce：Religion，Economy，and Trade Society at Hellenistic-Roman Delos，166-87 BC （Amsterdam，1993）.
[47] Rauh，Merchants ，pp.53-65，73-4；Casson，Ancient Mariners ，p.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