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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失明的执政官
1198～1201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慷慨激昂的鼓动中拉开帷幕：
在耶路撒冷领土遭到无情的摧毁之后，在基督徒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之后，在基督曾经站立的土地——上帝，我们的天父，于纪元之前在人间中土展开救赎的地方——遭到令人扼腕的入侵之后……使徒宗座（教皇）为如此巨大的灾难所导致的不幸而感到焦虑不安……他大声呼喊，犹如喇叭一般提高声响，渴望唤起信徒们为基督的事业而战，为受难救主遭受的侮辱而复仇……为此，我的孩子们，拿出刚毅之精神，举起信仰之盾，戴上救赎之盔，不迷信数量与蛮力，而相信上帝的力量。 [1]
1198年8月，教皇英诺森三世向基督教世界的军事力量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此时距十字军成功攻克耶路撒冷，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而且这是一个凶险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间，整个十字军东征事业在逐渐走向崩溃。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187年，萨拉丁在哈丁击败了一支十字军 [2] ，并夺回了圣城。无论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他在叙利亚的一条河中溺死）还是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都没能收复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海岸上的几个定居点，如推罗港和阿卡港。只有教皇才可能让十字军东征的事业起死回生。
英诺森三世时年三十七岁，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意志坚定而又脚踏实地，是一位宗教修辞学大师，还是一位高明的法学家。他所号召的，既是一次军事冒险，又是在逐渐世俗化的世界里的一次道德重构的运动，也是重树教会权威的新事业。从一开始，他就明确表示，他的意图并不仅仅限于发动十字军运动，英诺森三世还要以教皇使节为代理人，亲自指挥东征。一名教皇使节被派去煽动法兰西北部的武士领主，另一名使节——红衣主教索弗雷多则去威尼斯，寻求船只的支援。一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经验让军事策划者们明白：通往叙利亚的陆路充满艰难险阻，而拜占庭人对大批武装士兵通过他们的领土充满戒心。其他的航海共和国——比萨和热那亚正在打仗，因此只有威尼斯拥有将整支军队运送到东方的技术和资源。
威尼斯人的即刻回应令人吃惊。他们派出自己的使节回访罗马，作为措施的第一步，请求教皇解除业已颁布的禁止与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埃及进行贸易的命令。共和国的请求从一开始就彰显了信仰与世俗需求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将困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全程。共和国的请求也体现了威尼斯人身份的特性。威尼斯使节据理力争，认为他们城市的情况与众不同。它没有农业；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贸易，而贸易禁运（威尼斯人严格遵守教皇的禁令）令其元气大伤。使节们可能也曾低声抱怨，比萨和热那亚无视教皇的命令，仍然继续与穆斯林进行贸易。但英诺森三世对威尼斯的辩解不以为然。这座城市长久以来一直和虔诚的基督教事业对着干。最终，他措辞严谨地许可威尼斯人与穆斯林进行贸易，但明令禁止任何军事物资的交易，并将其一一列举出来，“（我们）以逐出教门作为惩罚，禁止你们以出售、赠予或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向撒拉森人提供铁、麻、尖锐器具、易燃物、武器、桨帆船、帆船或木材”，并以法学家的敏锐，补充上这样一句，以防止狡猾的威尼斯人钻法律的空子：“无论是成品或者半成品。”
但愿我们的妥协能让你们得到强烈的感化，从而向耶路撒冷地区提供援助，并确保你们不会以欺骗手段违反教廷的命令。汝等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因为任何胆敢尝试悖逆自己的良心去逃避此法令的人，毋庸置疑会遭受上帝的严厉惩罚。 [3]
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绝罚的威胁太过严厉，英诺森三世完全不信任威尼斯，但实际上，除了做出一点让步，他别无选择，因为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可以提供船只。
因此，当六名法兰西骑士于1201年大斋节的第一周抵达威尼斯时，执政官对他们此行的目的大概已经了然于心。他们来自香槟、布雷、佛兰德、埃诺和布卢瓦，是法兰西和低地国家强大的十字军伯爵们的使节。他们随身携带着已经加盖印章的特许令，拥有谈判的全权，目标是与威尼斯签订海上运输的协定。其中有一个叫作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 [4] 的人，来自香槟，是经历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老将，有极其丰富的征召十字军的经验。维尔阿杜安的记述将成为随后发生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尽管他的说法非常缺乏客观公正性。
在任命执政官时，威尼斯的长期传统是挑选高龄而经验丰富的人，但十字军代表们前来拜见的这个人不管怎么说都非常特别。恩里科·丹多洛是豪门贵胄，他的家族涌现过许多律师、商人和教士。他们和过去一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有交集，为共和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曾参与12世纪中期对城市教会和国家机构进行的改革，也参与了威尼斯的十字军冒险。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丹多洛家族的男性成员都智慧过人、精力旺盛而且长寿。1201年，恩里科已年过九旬，而且他已完全失明了。
没有人知道恩里科长什么样子；但因为有许多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恩里科画像，所以现在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样一个男人——高高瘦瘦，留着白胡子，有一双威严却看不见的眼睛，带着为威尼斯效力的坚定决心，在威尼斯一个世纪的繁荣上升期里长期处于威尼斯生活的中心，因而经验丰富，极其睿智。但这种形象并没有实际的证据。关于他的性格，当代人的印象和后人的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就像人们对威尼斯本身的看法也有天壤之别一样。在他的朋友看来，丹多洛是一个缩影，映射着共和国的机敏和良好政府。在法兰西骑士克莱里的罗贝尔看来，他是“最可敬和最睿智的人” [5] ；佩里修道院院长马丁认为，丹多洛“以活跃的智慧弥补了失明的缺陷”；法兰西贵族圣波勒的于格称他“性格审慎，在做艰难决定时谨慎又明智”。 [6] 维尔阿杜安后来对他十分了解，称他“非常睿智、勇敢，且充满活力” [7] 。希腊编年史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 [8] 并不熟识丹多洛，对他的评价非常负面，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对拜占庭人极其奸诈，充满敌意，既狡猾又傲慢；他自称智者中的智者，对荣耀的欲望超过了所有人。” [9] 围绕着丹多洛，逐渐出现了很多神话。这些神话描绘了这个人，但更重要的是，界定了威尼斯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敌人对威尼斯的看法。
丹多洛注定要跻身高位，但在12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视力开始渐渐衰退。1174年，他在文件上的签名看上去清晰有力，非常整齐。而1176年的一份文件上的签名就显露出了他的视力问题。一句这样的拉丁语文字——“我，恩里科·丹多洛，法官，亲笔在此签名” [10] ——向右下方倾斜，表明他难以把握纸上的空间关系，他每写一个字母都要猜测前一个字母的具体位置，而他的猜测越来越不准确。看来丹多洛的视力正在慢慢下降，后来完全失明。最终，根据威尼斯的一道法令，丹多洛不能再签署文件，只能在受认可的证人在旁的时候留下自己的记号。
丹多洛失明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原因一直是各种各样猜测的对象，也被认为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很多事件的关键原因。有传言说，在1172年的拜占庭人质危机中，丹多洛也在君士坦丁堡，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下令用玻璃亮瞎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没有受外伤，但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11] 。有人认为，这就是执政官对拜占庭人抱有深仇大恨的缘由。另一个版本的传言是，丹多洛在君士坦丁堡街头的一次斗殴中失去了视力。这个故事五花八门的诸多版本让中世纪世界在考量丹多洛的生涯时颇感困惑。有人认为，他的失明是假装的，或者没有完全失明，因为他的眼睛被证实仍然明亮清晰，否则丹多洛怎么能够带领威尼斯人民度过战争与和平时期呢？相反，也有传言认为，他很善于掩饰自己盲目的缺点，这正好证明了此人的奸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丹多洛在1172年并没有失明，他在两年之后的签名仍然很正常，他也不曾说自己失明是由于1172年的事件。他后来给出的唯一的解释是，他因为头部受打击而失去了视力。
不管他失明的原因如何，这丝毫未影响他清晰的判断和充沛的精力。1192年，丹多洛当选执政官，发出了执政官的就职宣誓：“全心全意为威尼斯人民的荣誉和利益效劳，绝不欺瞒。” [12] 尽管威尼斯在政府机制上一向保守，从来不会仰慕青春的活力，但让这个盲人坐上执政官的宝座，仍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他可能被看作一个过渡人选。鉴于他年事已高，选民可能觉得他的任期将会很短暂。没有任何人能够猜到，他执政竟长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里，他会改变威尼斯的未来。人们也没想到：十字军骑士的到来竟会成为导火索。
丹多洛热忱地欢迎骑士们，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凭证文书，认可了他们的权威之后，便开始谈判。议题是在一系列会议中渐渐展开的。据维尔阿杜安说，他们先“在执政官的宫殿——它非常精致而华丽——向执政官和他的议事会表明了来意” [13] 。骑士们对宫殿的恢宏和盲眼执政官的高贵肃然起敬。“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和值得尊敬的人。”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来威尼斯，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在威尼斯找到比任何其他港口都要多的船只” [14] ，然后他们概述了运输需求——人员和马匹的数量，给养和他们需要船只与给养的时长。丹多洛显然对使者们概述的行动规模大吃一惊，尽管我们不清楚使者们的规划详尽到什么程度。威尼斯人花了一周的时间对这项任务进行了评估。然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们以经验丰富的工匠报价时的仔细和精准列举了自己收受酬金后将提供的服务：
我们将建造运送马匹的船只，来承载4500匹马和9000名侍从；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兵将乘船行进；我们还将为人员和马匹提供九个月的给养。这是我们能提供的最低限度的服务，运费是每匹马4马克 [15] ，每个人2马克。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的有效期是，从十字军从威尼斯港口出发为上帝和基督教世界效力——不管去往何方——的那一刻开始，为期一年。上述费用总计94000马克。我们将另外免费提供50艘武装桨帆船，前提是只要我们的联盟还在，以及我们将得到所有战利品——无论是领土还是金钱，陆地还是海洋——的一半。现在请你们商议，决定是否愿意以及能否继续交易。 [16]
这样的人均费用不算过分。1190年，热那亚向法兰西提出的报价与之类似，但94000马克的总金额太过庞大——这相当于法兰西一年的财政收入。从威尼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遇，也有相当大的风险隐患。它要求整个威尼斯经济全神贯注，集中力量于此事业，达两年之久：第一年做准备工作——造船、后勤安排、招募人手、食品采购；而在第二年，威尼斯男性人口的非常大一部分将被投入此事业，全部船只都将投入其中。威尼斯将承接的是中世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业合同；这意味着，在合同期内，所有其他交易活动都将停止；威尼斯将投入自己的全副家当，因此任何阶段的失败对这座城市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难怪丹多洛要仔细研究对方的授权委托书，认真撰写合同，并索取战争收益的一半。他们从时间和金钱两个维度进行了仔细的权衡。威尼斯人是经验丰富的商人；他们擅长签订合同，而且他们相信契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契约是威尼斯生活的金本位：它的关键参数是数量、价格和交付日期。在里亚尔托的交易年度里，这样的讨价还价每天都在进行，但从来没有达到这种规模。十字军代表只经过一夜的考虑，就非常爽快地同意了方案，执政官可能会感到惊讶。使者们对威尼斯免费提供50艘桨帆船尤其满意。此举大有深意。而合同中貌似无关紧要的一句“不管去往何方”同样也意味深长。
执政官一直在努力促成这门交易，但威尼斯自诩为一个公社，在理论上所有人都有权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发表意见。而此事关系整个国家的未来，因此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可。维尔阿杜安记录了威尼斯民主的运作过程。执政官必须说服越来越多的人群：首先是四十人的大议事会，然后是两百人的公社代表。最后，丹多洛将广大普通公民召集到圣马可教堂。据维尔阿杜安记载，一万人聚集在教堂前，等待着重大消息。维尔阿杜安称圣马可教堂为“世间可能存在的最美丽的教堂” [17] ，他显然和其他人一样受到了这里气氛的感染。烟雾缭绕而黯淡的教堂在暗光和镶嵌画圣人像的金光下，熠熠生辉，如同海蚀洞一般。丹多洛用“他的智慧和理性的力量——两者都非常健全和锐利” [18] 上演了一出气氛逐渐高涨的戏剧。首先，他要求“举行弥撒，向圣灵祷告，祈求上帝指引大家对使节们提出的请求做出正确回应” [19] 。然后，六名使节进入教堂大门，沿着侧廊走进来。这几个法兰西人无疑身披饰有鲜红色十字的罩袍，这引起了众人极大的兴趣。人们伸长脖子，互相推搡着，争先一睹这些外国人的风采。清了清嗓子，维尔阿杜安向他的听众做了一次极具说服力的演讲：
圣马可教堂内部
诸位大人，全法兰西最强大、最有势力的诸侯委派我们至此。他们恳求你们怜悯耶路撒冷，圣城现已被土耳其人奴役。为了上帝的爱，请你们帮助他们为耶稣受辱而复仇的远征。为此，法兰西诸侯选择了你们，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和你们一样强大，我们受命前来伏拜，恳请你们出征，怜悯海外的圣地，否则我们就长拜不起。 [20]
这位元帅 [21] 极力奉承威尼斯人对自己海上力量的自豪感和他们的宗教热忱，好像是上帝亲自请求他们来完成这次伟大的行动。六名使节都涕泗横流地拜倒在地。这是一次直达中世纪灵魂的情感核心的诉求。一声雷鸣般的呐喊扫过整个教堂，沿着中殿，攀着廊台直达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高穹顶。众人“异口同声、高举双手呼喊道：‘我们同意！我们同意！’”丹多洛随后被扶到讲道台上，用他失明的眼睛感受到了这一刻，并敲定了协议：“诸位大人，看上帝授予你们何等荣耀！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都表示不屑，单单只请求你们的帮助，请求你们执行如此重大的使命——拯救我主！” [22] 这诱惑不可抗拒。
次日，在隆重的典礼上，后人所谓的《威尼斯条约》正式签订并加盖大印。执政官“将自己的条约文本给了他们……热泪盈眶，以圣人遗物起誓，将忠诚地遵守条约中的所有条款”。 [23] 使节们也做了相应的承诺，派人向教皇英诺森三世报告，随后离开威尼斯，为十字军东征做准备。条约规定，十字军将在次年（即1202年）6月24日，也就是圣约翰节那一天集结完毕，舰队在那时也会整装待发。
尽管群众热烈地赞同，但威尼斯人天生谨慎，其商业精神培养出了精明的判断力，不会沉溺于心血来潮，而且丹多洛是一个审慎的领导者。但只要做一番仔细的风险评估，就会发现，《威尼斯条约》是一个拿整个国家的经济冒险的高风险项目。无论是需要的人员和船只的数量，还是条约规定的金钱，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丹多洛可能已年过九十，也许时日无多。他本人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个项目。他承担的风险太大。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在暮年如此豪赌呢？
答案在于威尼斯人的性格——这性格里有世俗和宗教因素的奇特融合——以及条约本身。威尼斯不断从历史的先例中获取智慧，以此让这艘国家之船平稳航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威尼斯的兴盛与十字军东征有紧密联系。威尼斯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1123年再次参加。从两次战争中，他们都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利益；1122年，他们得到了推罗城的三分之一，在免税贸易的基础上从威尼斯潟湖直接统治那里——这标志着威尼斯海外帝国的起点，也是在一系列其他港口的立足点。
在断断续续的圣战期间，这些巴勒斯坦港口给意大利各个共和国提供了能够买到远东商品的新机会。他们发现，自己与延伸到万里之外中国的古代贸易路线网联系在了一起。威尼斯在黎凡特境内就能接触到财富与奢华的世界。在黎凡特，高超的制造技艺和农业技术已经繁荣了数百年。的黎波里 [24] 以丝织业闻名；推罗出名的商品有很多，如鲜亮透明的玻璃、犹太工匠在大桶里染制出的紫色和红色的织物、甘蔗、柠檬、橙子、无花果、扁桃、橄榄和芝麻。在阿卡港，人们可以买到产自伏尔加河的药用大黄、西藏的麝香、肉桂、胡椒、肉豆蔻、丁香、芦荟、樟脑、印度和非洲的象牙，以及阿拉伯海枣；在贝鲁特能买到靛蓝染料、熏香、珍珠和木材。
明亮的黎凡特之光使欧洲人体验到了世界的五彩缤纷和香气袭人。对货物、服饰、食物和口味的全新品味在十字军诸王国流行，商船把这些新潮的东西带到了日渐富裕的欧洲。相反，威尼斯和它的竞争对手也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补给；他们为耶路撒冷（还有其在埃及的敌人）带来了战争必需品——武器、金属、木材和马匹，以及其他在外国海岸维持殖民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还满载着急于目睹圣地的朝觐者。对威尼斯商人来说，十字军东征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加深了对跨越文化鸿沟进行贸易的认识。假以时日，这些知识会使他们成为世界的诠释者。
前几次十字军远征都成了威尼斯漫长荣耀史上的胜利篇章，铭刻在国民的记忆中。这些都增强了威尼斯的自豪感，提高了它的期望值。威尼斯素来注视着东方升起的太阳：为了贸易和战利品，为了能装点城市的物品，为了偷窃基督教圣徒的遗骸，为了获得财富和军事荣誉的可能性，尤其也是为了赎罪。威尼斯与东方的联系是美学性、宗教性和商业性的。归来的商船队设定了人们的期待：在圣马可湾卸载的货物必然能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富有、高贵和神圣。一百年前，一位执政官规定，作为爱国者的义务，所有从东方归来的商人必须带回古物、大理石或雕刻，来装饰新建的圣马可大教堂。1123年成功的远征让共和国对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取商业利益有了很高期望。在新的《威尼斯条约》中，仅仅是海运合同一项就能让威尼斯人受益颇多，而分享一半战利品则可能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财富。
少年时的丹多洛或许曾目睹十字军舰队出征时的宗教狂热与民族热情，听到他幼时的执政官慷慨激昂的宣言，歌颂着十字军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荣耀：
威尼斯人，此次远征之后，你们的名字将获得怎样的不朽荣耀和璀璨光辉！上帝将给你们怎样的奖赏！你们将赢得欧洲和亚洲的赞誉。圣马可的大纛将在遥远的土地上飘扬。新的利润和新的伟大机遇将降临这座最高贵的城市……在宗教的神圣热情鼓舞下，为全欧洲的榜样所振奋，请你们赶紧拿起武器，想一想无上的荣誉和奖励，想一想你们的胜利——上天佑助你们！ [25]
丹多洛执意参加此次东征，也有其他的个人原因。他的家庭有十字军传统；也许仿效祖先的愿望已经在他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而且他年事已高，对自己灵魂归宿的关注或许也是重要因素。十字军东征最有利的鼓励条件就是，参与者的罪孽将得到救赎。民族的、个人的、精神的和家族的动机都促使他签署这份条约。
这位失明但洞察力敏锐的执政官显然已经窥见命运的关键时刻，似乎威尼斯历史此前的一切都是为了等待这次非同寻常的机遇。但其实条约的核心部分隐藏着一些猫腻，令威尼斯人更加兴趣盎然。条约用含糊的言辞鼓舞广大群众“怜悯海外的圣地” [26] ，但除了法兰西和伦巴第的少数条约签署方和十字军领主之外，没有人知道，此次东征的最初目的地并非圣地。目标其实是埃及。维尔阿杜安在他的编年史中承认：“我们召开了秘密的闭门会议，决定去埃及，因为在开罗我们能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摧毁土耳其的力量，但我们对外仅仅宣称要去往海外。” [27]
这样做是出于充分的战略考虑。精明的军事策略家很早就认识到，埃及的财富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穆斯林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萨拉丁的胜利正是建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丰富资源的基础上。正如狮心王理查所认识到的，“通往耶路撒冷的钥匙在开罗” [28] 。问题是，这种迂回曲折地收复圣城的方式不大可能激起民众的拥护。虔诚的信徒期待的是在耶稣曾经立足的地方英勇战斗并获得救赎，而不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集市切断伊斯兰世界的补给线。
但对威尼斯人来说，这提供了进一步发展商业的机会。埃及是黎凡特最富庶的国家，也是油水很足的香料商路的又一个天然入口。这里的收益比推罗港和阿卡港能提供的更加丰厚。“无论此地缺乏的是珍珠、香料、东方珍宝，还是外国货，都可以从两个印度获得：示巴 [29] 、阿拉伯半岛、两个埃塞俄比亚，以及波斯和其他邻近的国度。” [30] 推罗的纪尧姆 [31] 在二十年前写道：“东西方的人蜂拥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是两个世界的公共集市。”事实上，尽管最近得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许可，威尼斯在埃及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热那亚和比萨在与埃及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丹多洛曾去过亚历山大港；他对这个地方的财富和防御的薄弱有亲身体会，这座城市在情感上对威尼斯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圣马可正是在这里死去；也是从这里，威尼斯商人偷走了他的骸骨。从本质上讲，在埃及取得一场胜利并得到全部收益的一半，威尼斯收获的财富将会远远超过之前所有的商业成功。威尼斯可以一下子掌握地中海东部商贸的很大一部分，并可以一劳永逸地挫败它的海上对手。免税的垄断贸易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其潜在的高回报显然值得为此去冒险，这也是威尼斯人愿意自己出钱投入50艘桨帆战船的原因。威尼斯的桨帆船不是用来在巴勒斯坦海岸打海战的，而是要顺着水浅而芦苇丛生的尼罗河三角洲，对开罗发动攻击。
这个秘密议程只不过是《威尼斯条约》诸多令人担忧的因素之一，此条约注定要对东征产生负面影响。时间的问题也让人不安。威尼斯人签署的是为期九个月（从1202年6月24日圣约翰节开始）的有期限的海运合同。最关键的问题是金钱。很可能最终议定的价格降到了85000马克，但这仍然是天文数字。即使人均运费是合理的，但维尔阿杜安预计的33000名十字军也实在太多了。维尔阿杜安对估算十字军的兵力颇有经验，但他仅仅用了一夜时间就接受了执政官的条件，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严重误判了能征集的十字军人数；他也没能认识到，他作为十字军代表签署了条约，但被他代表的那些人并不受到条约的约束：他们没有义务从威尼斯出发。从一开始，此次东征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英诺森三世试图通过征税来筹集资金，但失败了。六个代表连首付款2000马克都没有，还是在里亚尔托借的钱。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但《威尼斯条约》已经包含了灾祸的种子，最终致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最具争议的事件。
维尔阿杜安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隘道回国了。法兰西、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的十字军——拜占庭人称之为法兰克人——发出誓言，拟定遗嘱，披上罩袍，开始辛苦地为出征做起了漫长的准备；在潟湖，威尼斯人着手准备组建其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
[1] Die Register Innocenz’III ，ed O.Hageneder and A. Haidacher，vol. 1，Graz，1964，pp. 499-501
[2] 哈丁是位于巴勒斯坦的城市。1187年7月4日（十字军东征时期），阿拉伯人的著名统帅萨拉丁在此大破基督教军队，耶路撒冷国王以及圣殿骑士团团长被俘。基督教军队作战时向来携带的圣物真十字架落入穆斯林手中。
[3] Patrologia Latina ，ed. J. P. Migne，vol 214，col. 493，Paris，1849-55
[4] 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1160～约1212），法国骑士与史学家。他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目睹了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他的著作《征服君士坦丁堡》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法文散文作品。他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
[5] Madden，T.，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2003，p. 118
[6] Pokorny，R.，ed.，‘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Byzantion ，vol. 55，1985，p. 209
[7] Madden，T.，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2003，p. 118
[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约1155～1215或1216），拜占庭史学家，著有记载1118～1207年拜占庭历史的著作，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对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记述。
[9] Choniates，Niketas，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1593，p. 585
[10] Madden，T.，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2003，p. 65
[11] Madden，T.，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2003，p. 64
[12] Madden，T.，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2003，p. 96
[13]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15
[14]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13
[15] 马克起初是流行于西欧的重量单位，专用于测量金银，1马克最初相当于8盎司（249克），但在中世纪不断有所浮动。
[16]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p. 17-19
[17]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9
[18]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Caroline Smith，London，2008，p. 10
[19]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19
[20]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19
[21] 即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他享有“香槟省元帅”的封号。
[22]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21
[23]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21
[24] 注意不是利比亚城市的黎波里，而是黎巴嫩的一座城市。
[25]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21
[26]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23
[27] Villehardouin，Geoffroi de，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Paris，1891，p. 23
[28] Romanin，S.，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Venice，1912-21，vol. 2，pp. 36-7
[29] 示巴是《圣经·旧约》和《古兰经》中提到的一个南方王国，具体位置可能在现今的厄立特里亚沿岸或也门南部，也可能是一个跨亚非大陆的王国。示巴在古代亚述人、希腊人及罗马人的作品中都有提及，约在公元前1200年立国，于公元3世纪因气候变化和内战等因素而灭亡。
[30] Romanin，S.，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Venice，1912-21，vol. 2，pp. 36-7
[31] 推罗的纪尧姆（约1130～1186）是耶路撒冷王国的高级教士和编年史家。他出身于耶路撒冷王国上层阶级，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在欧洲的大学接受教育，1165年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受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之命出使拜占庭帝国。纪尧姆在成为国王的儿子——未来的国王鲍德温四世——的家庭教师后，发现后者患有麻风病。阿马尔里克一世死后，纪尧姆担任王国中两个最高级职务——书记长及推罗大主教。纪尧姆以耶路撒冷王国史书作者的身份闻名，用优美的拉丁文撰写编年史，称为《大海彼岸的历史往事》或《耶路撒冷历史》。这部作品在他死后很快就被翻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为多种不同的语言。这是现存唯一一部12世纪耶路撒冷人所写的同时代当地历史，他被视为十字军中最伟大的编年史作家，以及中世纪最好的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