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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0.“在敌人的血盆大口中”
1291～1348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水道之一，长17英里，连接地中海和黑海。这条狭窄的海上走廊在高耸的群山之间蜿蜒，形成于最后一个冰川时代，当时被陆地封堵的黑海冲破了大自然的限制。这条海峡被特殊的水文力量控制着。强有力的水流推动着含盐量较低的黑海水以每小时5海里的速度南下，而在海面以下40米的地方，有一股方向相反的激流，推动密度更大、含盐量更高的海水北上，流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尽管海面上的水流是南下的，撒下网的渔船可能被拖向北方。在鱼类繁殖的夏末，数以百万计的鱼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北迁徙。鱼如此之多，按照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说法，在金角湾的人可以徒手捕捉到鲣鱼和大鲭鱼，或者不慌不忙地从海边房屋的窗户里撒网捕鱼。博斯普鲁斯的冬天是雾和雪的世界；冰冷的风从俄罗斯大草原吹来；偶尔出现的冰山撞击着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正如后来的法兰西旅行家皮埃尔·吉勒 [1] 指出的那样，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这座城市存在的理由——“（博斯普鲁斯海峡）用一把钥匙开启和封闭两个世界、两片大海。” [2] 13世纪末，由于阿卡的丧失和尼罗河三角洲露天市场的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了热那亚和威尼斯角逐的中心，它开启的便是第二个世界，即黑海。
古希腊人说黑海令人愉悦，希望借此安抚它激烈的狂风和阴险的深渊，但黑海有一颗黑暗的心。在海面以下200米的区域，海水突然一片死寂。这里的深海封锁着世界上最大的有毒硫化氢聚集物，一点氧气也没有。因为是死水，木头得以完好地保存。海床上遍布着数千年间无数次海难留下的鬼魂般的沉船，船体尚未腐烂，但锚、钉子、武器、铁链等铁制品已经被有毒的海水吞噬干净。威尼斯人称它为“更伟大的海”，十分惧怕它。爱琴海的中心有可供落脚的岛屿、为航船提供躲避风暴的锚地，而黑海的中心是一片空白。因此，大多数海运都倾向于慢慢沿着黑海的边缘行进，或者从它最狭窄的地方快速通过。
黑海的开阔海域是一块不毛之地，但它的北岸却是惊人的沿海大陆架，在那里，四个大型河口三角洲将数百万吨富含营养的沉淀物送入大海。一直到现代，在多瑙河的河口，鸟类栖息的芦苇湿地和沼泽中仍然富含海洋生物。鲑鱼和尺寸有小型鲸鱼那么大的鲟鱼到此地产卵。近海的浅滩中鱼类资源丰富，包括鳀鱼、鲻鱼、牙鳕和大菱鲆。多瑙河、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和顿河的鱼群大量繁衍于黑海东北角的支流亚速海，养育了君士坦丁堡人上千年。鱼子酱是穷人的食物，而迁徙洄游的鲣鱼对于拜占庭人民的生活十分重要，因此在拜占庭的钱币上有它的形象。在各个河口湾沿岸，人们用盐腌鱼、用烟熏鱼，将其装进桶里，之后用船运到西方，供养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世界最庞大的人口。15世纪，西班牙旅行家佩罗·塔富尔 [3] 到达黑海，观察了鱼子酱打包的情景：“他们把鱼卵装入桶里，然后输送到全世界。” [4] 在更北方，平坦的乌克兰大草原的黑土地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粮仓，同时也提供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对欧洲人来说，黑海沿岸是文明的边疆；其外广阔的大草原是野蛮游牧民族的领地。在那里，标记距离的只有古代斯基泰人 [5] 的坟堆，坟墓里埋葬着陪葬的奴隶、女人、马匹和黄金。早期的旅游者在这里不仅会感受到永无休止的草原风的吹打和身体上的寒冷，精神上也会很不舒服。早期的草原旅行者鲁不鲁乞 [6] 写道：“我现在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7] 两个世纪以后，佩罗·塔富尔对这里颇感失望。他发现这里“十分寒冷，船只被冻在港口内。这里的人充满兽性并且畸形，我欣然放弃了继续游览下去的欲望，回到了希腊”。 [8]
但就是在这里，在不祥的黑海边、背后是广阔草原的地方，希腊人自迈锡尼文明时期就开始定居，并与游牧民做生意。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拜占庭都紧紧封闭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没有黑海提供的粮食，君士坦丁堡将不能生存；意大利人被禁止进入黑海。1204年，君士坦丁堡遭到的洗劫打破了这种闭关状态。威尼斯人开始畅通无阻地探索“更伟大的海”。1206年，威尼斯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苏尔达亚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贸易站，开始与当地酋长们有贸易上的往来。起初，他们对草原居民的凶暴以及不稳定倍感失望，但就在同一年，在2000英里以外的东方，发生了一个改变世界贸易路线的事件。部族领袖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将“生活在毛毡帐篷中的人”，即蒙古大草原上彼此交战的各部落，凝聚成一支团结的力量，驰骋穿过欧亚大草原，去征服西方。仅仅三十年内，蒙古人以闪电战的形式从中国打到了匈牙利平原和巴勒斯坦边境。浩劫过后——数百万波斯农民死亡，巴格达以及幼发拉底河地区的伟大穆斯林城市惨遭洗劫，赫拉特 [9] 、莫斯科和克拉科夫被烧毁——欧亚世界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和平。蒙古人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其国土从中国向西延伸5000英里；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开放；商埠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蒙古治下的和平环境里，旅行者可以横穿蓝色的地平线，而不需要畏惧土匪以及苛捐杂税。蒙古大汗们也急切希望与西方接触。从大约1260年开始，一条大道直通亚洲的心脏，为横贯大陆的贸易往来创造了新的契机。欧洲商人受到了无法抵御的诱惑，去绕过阿拉伯中间商，直接从遥远的东方获得奢侈品。
黑海是这些航线的西方终点。如果走陆路，骆驼商队从一个客栈走到另一个，缓慢地从中亚向西前进；如果走海路，爪哇和摩鹿加群岛 [10] 的香料需要绕过印度，到达波斯湾，走陆路到达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或者继续西行到达地中海的拉加佐 [11] 。以伏尔加河畔萨莱 [12] 为都城的金帐汗国 [13] （蒙古人在西方的汗国）对黑海的小国君主们施加着和平的压力。突然间，一扇大门被打开了，并将敞开一个世纪之久。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欧洲商人通过这条道路前往东方。1260年，波罗家族的马费奥和尼科洛带着给萨莱的金帐汗国可汗的珠宝，从苏尔达亚出发了；二十年后，马可·波罗将追随他们的足迹。由于阿卡的沦陷，以及教皇禁止与伊斯兰世界开展贸易，黑海取而代之，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是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一系列长途贸易路线的轴心，同时也成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业竞争的焦点。这成为一个对中世纪欧洲既有利又有害的机遇。
热那亚迅速取得了优势。1261年，拉丁帝国灭亡后，热那亚人获准进入黑海。威尼斯则被排挤在外。热那亚积极地进入新的区域，在黑海沿岸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定居点。他们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设立了大本营，这提供了与金帐汗国可汗进行密切联系的机会。热那亚人很快控制了多瑙河河口的粮食贸易；他们与希腊小国特拉布宗达成协议，经由那里，从陆路直接到达重要的蒙古市场——大不里士 [14] 。热那亚的位置十分理想：它的安全基地设在与君士坦丁堡只有金角湾一水之隔的加拉塔，凭借这个优势，它奋力获得商业垄断。突然之间，威尼斯也开始迎头追赶。威尼斯人十分渴望黑海地区的粮食，开始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1291年阿卡沦陷，教皇禁止与伊斯兰地区开展贸易，于是这场游戏的赌注加大了；1324年，教皇实施了更为严苛的彻底禁令，赌注再次翻倍。在五十年间——从13世纪90年代到1345年——黑海的市场成了全世界的货栈。两个共和国都马上意识到，赌注到底是什么。热那亚致力于维持它的商业垄断，威尼斯则在寻找机会进入游戏。
随着其地区机会的减少，黑海地区的商业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微不足道的事件，比如两支彼此是竞争对手的武装商船队不凑巧的相遇、一句辱骂、一次海上斗殴或鄙夷对方、提出经济要求的外交信函，就足以引发冲突。第二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于1294年爆发，持续了五年，并且和第一次战争的战局完全相反。在这次战争中，热那亚虽然赢得了正面交锋的海战，但商业上遭受了十分沉重的打击。这次交战包括随机性强、混乱而机会主义的海盗劫掠行动，波及两国进行商业竞争的所有地区，从北非一直蔓延到黑海。双方都去攻击对手的商业资产。热那亚洗劫了克里特岛上的干尼亚；威尼斯烧毁了在法马古斯塔 [15] 和突尼斯的热那亚船只。在君士坦丁堡，热那亚人把威尼斯的市政官扔出窗外，大量屠杀威尼斯商人，一位同时代人记录道：“大家不得不到处开挖极深的巨大壕沟来埋葬死尸”。 [16] 当消息传回威尼斯，人们呼喊道：“血战到底！”威尼斯政府派遣鲁杰罗·莫罗西尼（他的绰号令人胆寒，叫作“残酷之爪”）率领一支舰队攻击热那亚的殖民地加拉塔。加拉塔的居民害怕地躲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后，把拜占庭人拖进了战争。一支威尼斯舰队驶入黑海，洗劫了卡法，但是由于停留太久，被冰雪困住，动弹不得。一支热那亚的小型舰队一直杀到威尼斯的潟湖，攻击了马拉莫科镇；威尼斯私掠海盗多梅尼科·斯基亚沃进军热那亚港口，据说他在热那亚城的防波堤上铸造了金杜卡特，作为对热那亚人的侮辱。这场战争已经超越了战术上的理智，参战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教皇尝试加以仲裁，甚至提出自掏腰包支付威尼斯要求热那亚偿付的一半费用，然而威尼斯人已经丧失理智，拒绝了教皇。
双方都有能力承担巨大的成本，派遣强大的舰队。1295年，热那亚派出了165艘桨帆船和3.5万人，这是一场虽然宏伟壮观但没有实际意义的作秀。要到三百年后，地中海上才将再次出现如此雄壮的海军力量，但是威尼斯人选择避其锋芒，于是这支庞大舰队不得不溜回家乡。1298年，双方最终在亚得里亚海的库尔佐拉岛相遇，170艘桨帆船参加了这场战役。这是两个共和国打过的最大规模的海战。这一次，热那亚大获全胜：威尼斯的95艘桨帆船仅存12艘，5000人被俘。威尼斯海军司令安德烈亚·丹多洛不愿被俘受辱、披枷带锁地在热那亚游街，于是一头撞向一艘热那亚船只的舷缘，当场死亡。然而，这也是一场没有价值的胜利。许多热那亚人战死在库尔佐拉岛，因此凯旋的海军司令兰巴·多里亚踏上热那亚的海岸时，迎接他的是沉默——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教堂的钟声。人们只是悼念战死的亲人。而威尼斯人得到了身后名。在被押到热那亚的威尼斯俘虏中，有一位富有的商人，他自费装备了一艘桨帆船。威尼斯人讥讽他为“百万”，即一百万个故事的讲述者。身为富人，他被舒适地安顿下来，与另外一个同为战俘的罗曼司作家——比萨的鲁斯蒂谦成了好朋友。当马可·波罗开始讲故事时，鲁斯蒂谦发现了一个商机，因此拿起笔，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马可·波罗有足够的时间讲述自己通过蒙古的大道到达中国的经历。遥远东方的黄金、香料、丝绸、风俗，以及所有夸张离奇的故事，让欧洲人非常着迷。
库尔佐拉之战一年之后，双方不情愿地来到谈判桌前。1299年的《米兰和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黑海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黑海沿岸寻找粮食和原材料，以及中亚的贸易路线的问题，使得非正式战争愈发激烈。威尼斯人不辞劳苦地建造自己的据点；热那亚人努力将其挤走。凭借外交手段和过人的耐心，威尼斯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克里米亚半岛，两个共和国隔着40英里，遥相对峙；威尼斯人在苏尔达亚，而热那亚人占据着更强大的商业中心——卡法。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热那亚人对卡法有绝对的控制权；这座城市固若金汤，港口壮丽，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17] 形容这里的港口时说：“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之一，大约可以容纳大大小小两百艘战船或商船。” [18] 热那亚人努力遏制威尼斯人在苏尔达亚的崛起。1326年，苏尔达亚被不受蒙古人控制的当地鞑靼贵族洗劫一空，于是被放弃了。在黑海南岸，两个共和国在特拉布宗的竞争更加直接，这里是通往东方的第二条路线（从这里经由陆路到达波斯湾和大不里士）的西端。在这里，和阿卡一样，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得到这个小国的希腊皇帝的允许，各自占有设防的聚居区，互相毗邻，抱着深仇大恨，虎视眈眈。
威尼斯致力于增加对黑海北岸的压力。1332年，威尼斯大使尼科洛·朱斯蒂尼安旅行穿过冬季的草原，到达位于萨莱的蒙古宫廷，求见金帐汗国的可汗。觐见蒙古霸主是一件令人心惊胆寒的事情：威尼斯国家档案中悲伤地记录道，很少有人自告奋勇承担这一使命。可汗信仰伊斯兰教，伊本·白图泰称他为“尊贵的苏丹，穆罕默德·月即别汗” [19] [20] ：
他极其强大，威仪非凡，地位崇高，是战胜真主之敌的胜者……他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伟大的城市……（他接见宾客）在一座叫作金殿的装饰宏伟的亭阁里……它用覆盖金箔的木材建造，亭阁的中心摆着一张镀银包裹的椅子，椅子腿用纯银打造，椅脚镶有珍贵的宝石。苏丹就坐在这王座之上。
在可汗面前鞠躬后，朱斯蒂尼安提出了他的请求。他此行的目的是请求可汗允许威尼斯在亚速海（亚速海是黑海东北角的一个很小且水很浅的海域，形状仿佛黑海的微型复制品）边的塔纳建立一个贸易殖民地，并请求授予该殖民地一些商业特权。
塔纳和亚速海，后世的印刷图
在这里，顿河经由一个宽阔的三角洲湿地流入大海。威尼斯希望以此为基地，有效地参与同俄罗斯和东方的贸易。塔纳的地理位置很优越，正好位于蒙古西方汗国的心脏位置，可以很方便地向北去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或走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航线，并且它也是横跨亚洲的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从塔纳到中国的道路都十分安全，”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佩戈洛蒂在几年之后撰写的经商手册中向读者做了这样的保证。 [21] 蒙古人对于和西方人通商并非没有兴趣，因此大汗同意了朱斯蒂尼安的请求。1333年是猴年 [22] ，可汗授予威尼斯人河边湿地的一块地皮，允许他们建造石头房子、一座教堂、仓库以及围栏。
在很多方面，塔纳的地理位置都比热那亚人的强大据点卡法（在克里米亚半岛的突出海岬上，位于塔纳以西250英里处）更优越。热那亚也在塔纳占据了一块地盘，但是仅仅把它作为强大的商贸中心卡法的辅助设施。热那亚绝不想看到威尼斯人在这里建立据点。威尼斯人在利用这次新的机会时，也有独特的优势。亚速海的地形对威尼斯人来说很熟悉——一个大河入海形成的湖，平均深度8米，其水道以及隐藏的浅滩使航行十分困难；对于居住在潟湖的威尼斯人来说，他们的吃水较浅的桨帆船要比吃水更深的热那亚船更容易进入塔纳。据佛罗伦萨编年史家马泰奥·维拉尼记载：“热那亚人的桨帆船很难像进入卡法的贸易点一样进入塔纳，而经由陆路在卡法获得香料和其他商品，比在塔纳要昂贵并且困难许多。” [23] 从一开始，塔纳就是热那亚人的肉中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私有垄断区的侵犯。把威尼斯人从“更伟大的海”的北岸驱逐出去，成了热那亚的一项大政方针。“禁止前往塔纳”是他们外交政策的箴言。 [24] 威尼斯的回应也非常强硬。根据条约，黑海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他们决定按照1350年执政官所宣称的那样，“以最高的热情、全部的力量，维护进入黑海的自由”。 [25] 这种利益冲突将会引发两场新的血腥战争。
在塔纳，威尼斯的一小群骨干商人安顿下来，经营跨越俄罗斯草原的内陆贸易，以及与远东地区进行的奢侈品交易。马可·波罗前往太平洋沿岸的漫长旅途花了十五年，他有资格看不起黑海，觉得它近得仿佛就在威尼斯门口。“我们没有和你们说过黑海，或者它周围的地区，尽管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探索，”他写道，“重复别人每天说的话是索然无味的。因为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探索这片海域，在这里航行——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比萨人——每个人都知道，在这里会发现什么。” [26] 但对常驻塔纳的威尼斯领事和商人们而言，这里是威尼斯世界的最外层边缘。它犹如一个流放之地。有文化的威尼斯人在一个又一个冬天看着冲积而成的海洋结上了冰，便穿上白鼬皮衣，眯着眼看着狂风从千里之外裹挟而来的暴雪，心里可能会思念远方威尼斯的万家灯火在运河里的倒影。
从威尼斯海洋帝国之外传来的商业报告中，丝丝乡愁流露在字里行间。大型商船队每年春天从母城威尼斯出发，抵达塔纳，在此做短暂停留后，又消失在大海上，这个往返旅程需要三个月。塔纳的居民留在广阔的草原，每天看着自己的定居点之外游牧民的漫长队伍从地平线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正如商人吉奥索法特·巴尔巴罗记载的：
首先是（数以百计的）马群。其后紧跟着一群骆驼和牛，在它们之后又是一群小牲口。游牧队伍走了六天才全部通过。在我们视野所及的地方，到处是人，后面跟着牲口……到了晚上，我们已经看得厌倦了。 [27]
威尼斯在国外土地建立起来的通商站点都长期缺乏安全感。他们必须小心地制定外交政策或者赠送奢华的礼物，来安抚当地统治者的心血来潮，或者在当地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修建壁垒保护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塔纳那样依赖当地人的善意。热那亚在卡法的定居点是一座被双层高墙环绕的要塞，而威尼斯的塔纳在最初岁月里除了薄弱的木栅栏以外，没有任何防御工事。它依靠的是金帐汗国的稳定。威尼斯元老院认为塔纳处于岌岌可危的位置，“在世界的极限边缘，在敌人的血盆大口中”。 [28] 因此，威尼斯人如履薄冰。他们在塔纳的定居点离讨厌的热那亚人很近；他们的团体非常小，而且一连几个月被困在定居点内，以至于威尼斯破例授予其他欧洲商人威尼斯公民的身份。但在威尼斯本土，塔纳被构想得很生动。国家兵工厂内的制绳厂使用黑海的大麻纤维生产绳索，于是被命名为“塔纳”工厂。彼特拉克在安全的书斋内想象的也是塔纳，他观看船只起航奔向顿河河口，感受着这股强大的商业力量驱使着威尼斯人走向那偏远之地。
驱动他们如此卖命的是可能得到的回报，也就是那种令学者彼特拉克十分困惑的“对财富贪得无厌的渴望”。 [29] 在塔纳，威尼斯人既可以获取来自远东的量轻便携、价值高的奢侈品，也可以得到来自内陆草原的大宗商品和食品：来自中国和里海的宝石与丝绸；来自俄罗斯森林的动物毛皮、香甜的蜜蜡和蜂蜜；来自亚速海的木材、食盐、粮食和各式各样的鱼干或咸鱼。作为回报，他们运回发展中的欧洲工业国家的制成品：意大利、法兰西和布鲁日的加工过的羊毛制品；德意志的武器和铁器；波罗的海的琥珀和葡萄酒。在隔海相望的特拉布宗，他们可以获取原材料——铜和铝，来自红海的珍珠，从东印度群岛进口的姜、胡椒和肉桂。在所有这些交易中，贸易逆差极大——亚洲能够卖出的商品比中世纪欧洲羽翼初生的工业能够提供的要多很多。因此欧洲人不得不用98%的纯银条支付；欧洲储备的大量白银流入了亚洲的中心地带。
威尼斯商人还开始经营另一种高利润的商品，尽管威尼斯在这方面的贸易总是被热那亚超越。卡法和塔纳都是活跃的奴隶贸易中心。蒙古人扫荡内陆，掳掠“俄罗斯人、明格列尔人 [30] 、高加索人、切尔卡西亚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基督教世界的其他民族”。 [31] 不同族群的质量被仔细地区分开来，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如果买卖鞑靼人（蒙古人明令禁止贩卖鞑靼人，这种事情造成了许多麻烦），“价钱要高出三分之一，因为完全可以确定，鞑靼人非常忠诚，不会背叛主人”；马可·波罗就带回了一名鞑靼奴隶。 [32] 一般来说，奴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买卖：男孩十几岁就会被贩卖（可以榨取最多的劳动力），女孩被贩卖时年纪要大一点。一些奴隶被运回威尼斯，成为家仆或性奴，另外一些被运到克里特的奴隶种植园。时至今日，克里特岛上一些村庄的名字，例如“奴隶村”和“俄罗斯村”仍然记录着这种贸易的起源和传统。或者，威尼斯人不顾教皇的明令禁止，开展非法贸易，将奴隶卖给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伊斯兰军队当兵。克里特岛上的干地亚就是这种秘密贸易的一个中心，“商品”的最终目的地通常是秘密的。来自黑海地区的绝大多数奴隶在名义上是基督徒。
佩德罗·塔富尔记录了15世纪奴隶市场上的景象：
买卖是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的。卖家让奴隶不管男女都脱光衣服，给他们披上毛毡斗篷，标出价钱。之后，卖家扔掉奴隶们的斗篷，让他们走来走去，以证明他们没有生理缺陷。卖家必须保证，如果奴隶在六十天内死于疫病，就归还支付的价款。 [33]
有时父母竟出卖自己的孩子，塔富尔对此颇感愤怒，但他也买了“两名女奴和一名男奴，他们还在科尔多瓦侍奉我，他们还有了孩子”。 [34] 尽管奴隶只占黑海贸易额的一小部分，但也存在整船进行人口买卖的现象，可以比拟日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情形。
对于威尼斯共和国，塔纳有重要意义。“从塔纳和更伟大的海，”一部威尼斯史料写道，“我们的商人赚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利润，因为这里是所有货物的源泉。” [35] 一时间，威尼斯商人几乎可以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塔纳商队的运作和4000英里之外从伦敦和佛兰德返回的商船队的运作节奏精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商船队可以将波罗的海的琥珀和佛兰德的布料运到黑海，然后为威尼斯冬季市场带来稀缺的东方货物。来自东方的异国产品提高了威尼斯的声誉，将它塑造成一个可以买到任何商品的世界市场。外国商人大量涌入威尼斯，这种局面至少持续了一百年，其中德意志商人居多，他们带来金属——银、铜——以及成衣，以换取这些东方货物。
在13和14世纪长期繁荣的过程中，威尼斯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到1300年，所有独立的小岛都由桥梁连接起来，成为一座清晰可见的城市，城里人口稠密。原先是泥土地面的街道和广场逐渐被铺砌上石子；岩石取代木材，成为主要建材。一条铺着鹅卵石的道路连接起威尼斯的权力核心——里亚尔托和圣马可广场。越来越富裕的贵族阶层沿着大运河建造起惊人的哥特式宫殿，并采用了旅行商人在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接触到的伊斯兰装饰元素。新的教堂拔地而起，它们的砖砌钟楼装点着地平线。1325年，国家兵工厂得到扩建，以满足海上贸易与国防的日渐增长的需求。十五年后，威尼斯人开始着手将执政官宫殿改建为威尼斯哥特建筑的杰作。这是一座精美的建筑，用窗花格的交织线条进行装饰，其美丽与轻盈仿佛展示着威尼斯国家的宁静、优雅、明智与稳定。在圣马可教堂的正面，拜占庭式的普通砖块被丰富而充满奇思妙想的大理石和镶嵌画取代，其中利用了从君士坦丁堡和东方掠夺来的材料，顶部用圆顶和东方元素装饰，令观看者几乎以为自己身处开罗和巴格达。大约在1260年，人们用绞盘把君士坦丁堡赛马场的骏马像拉到这里的凉廊，宣示着这座城市新生的自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威尼斯开始变得令人心醉神迷。
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执政官宫殿
与此同时，在黑海地区，塔纳的威尼斯人开始逐渐领先于卡法的热那亚人。国家档案的记载表明了政府对塔纳商埠的密切关注。1333年，设立一个殖民地的请求被批准后，威尼斯政府立刻派去了一名领事，此人“被允许经商”——这是政府的一个不寻常的让步——“并有一名律师、四名仆人和四匹马为他服务”。 [36] 1340年，他被派去寻找其他居住地，原因是目前距离热那亚人太近，经常发生冲突；为了这个目的，威尼斯政府派遣大使去请求月即别可汗。后来，这位领事被禁止经商，作为补偿，他的薪水增加了。威尼斯商人的举动往往会引起担忧。1343年夏天，“很多威尼斯商人以欺骗手段逃避可汗征收的赋税。这给殖民地带来了风险。因此，从此以后，领事必须坚持要求所有的商人发誓守法纳税”。 [37] 然后，精心准备的礼物被送给可汗。后来，政府给领事的一封简短信件写道：“威尼斯人必须停止对外国商人的商品征税，因为这样会激怒鞑靼政府，最后危害威尼斯人的利益。” [38] 蒙古人的宽容可能一瞬间就会变成仇外，这让威尼斯本土的当权者很担忧。
尽管威尼斯元老院小心地维护，塔纳脆弱的平衡还是崩塌了。1341年，月即别可汗去世了。他在位长达三十一年，是蒙古汗国最长也最稳定的统治时期。威尼斯迅速分析了当前的危险：“月即别可汗的去世使塔纳的商埠处境十分艰难；领事将会挑选十二名商人，仔细分析新形势，并向新可汗致以敬意。” [39] 由于一位商人毫无纪律性的莽撞，威尼斯政府堪称典范的外交政策马上就瓦解了，这样的情况在威尼斯商业据点经常发生。在有限的空间里，爱争吵的老对手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又展开了争斗，其间有人员死亡，这惹恼了当地的鞑靼管理者，毕竟他们无法区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偷税漏税、进贡的礼物不足、不守规矩的外国人的傲慢。1343年9月，威尼斯人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因为他们全副武装的桨帆船舰队驶入了顿河河口。一起个人的争执引发了暴力冲突。哈只·奥马尔是当地一个有地位的鞑靼人，在纠纷中打了一个叫作安德廖洛·奇夫兰诺的威尼斯人。奇夫兰诺蓄意进行了报复：他在夜间伏击了哈只·奥马尔，将他及其多位家人杀害。威尼斯社区惊恐万状，做好准备，想把尸体送回去，并支付巨额赔偿金。首先，他们请求热那亚人在这次危机中与他们一致对外。但热那亚人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攻击并洗劫了鞑靼人，随后乘船撤走了，留下威尼斯人独自承担后果。在紧接着发生的暴力冲突中，六十个威尼斯人丧命。新即位的可汗札尼别袭击并洗劫了塔纳，毁坏了所有商品，抓了一些威尼斯商人作为人质。幸存者乘船逃到热那亚领地卡法，祈求庇护。至此，西欧与亚洲世界的联系都集中到了热那亚的这个要塞。
塔纳的危机仍在蔓延。如果说札尼别是被威尼斯人惹怒，那么他更讨厌卡法的热那亚人，因为卡法已经成了不受可汗控制的殖民地，随意对其他国家的商人征税。札尼别决心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消灭所有意大利人。他率领大军进攻卡法。这使得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罕见地站在了同一战线。威尼斯人从热那亚人那里得到了免税的特权，于是双方在城市令人生畏的防御工事后面并肩作战。在1343年整个寒冷的冬季，蒙古军队轰击着城墙，但是热那亚有制海的优势。1344年2月，一支舰队解除了卡法遭受的围困。蒙古人撤退了，留下1.5万具尸骨。过了一年，札尼别又回来，下定决心要驱逐热那亚人。
两个互相竞争的共和国达成协定，在蒙古人领地内实施联合的贸易禁运。1344年，元老院禁止“与札尼别统治的所有区域，包括卡法在内，开展商业活动”。 [40] 当局在里亚尔托的台阶上宣读了这道法令，以便所有人都确切地理解这个消息，违者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同时被没收一半货物。与此同时，在得到热那亚人同意后，他们派遣安抚大使返回萨莱，尝试解决危机，但只是徒劳。鞑靼人的回应是从城墙上射下的箭矢，以及投石机调整张力的咯吱声和轰鸣声。对卡法的围困一直持续到1346年。
到14世纪40年代，黑海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货栈。对卡法的持续围攻以及塔纳的毁灭，使得商业活动如同冬天海上的结冰一般停滞了。地中海盆地各个饥饿的城市都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在地中海东部出现了饥荒，拜占庭缺少小麦、盐和鱼；威尼斯也缺乏小麦，而且奢侈品价格疯涨：在全欧洲，丝绸和香料价格翻倍增长。这些影响使黑海显得更为重要，两个共和国在这里的竞争异常激烈。丰厚的利润回报使商人们可以承受在草原边缘进行贸易活动的千难万险。再加上教皇仍然禁止与马穆鲁克王朝通商，世界贸易几乎止步不前。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失去了向东方出口制成品的渠道。1344年，威尼斯人痛苦地向教皇提出请求：
如今……与塔纳和黑海的贸易完全丧失或被封闭了。我们的商人已经习惯于从那些地区获得丰厚利润与财富，因为它是我们进口和出口货物的通道。如今，我们的商人不知何去何从，无法就业。 [41]
教皇开始慢慢放松禁令，允许与埃及和叙利亚通商；这是将香料贸易慢慢转回地中海盆地的开端。
但卡法的攻防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城外的鞑靼人开始死去。仅有的当时的记载这样写道：
疾病将整个鞑靼军队击倒了。每天都有数千人死去……一旦他们身上出现了疾病的症状，他们马上就会死去，症状是腹股沟和腋窝内体液凝结，随后是腐臭的热病。所有的医疗建议和救助都是徒劳。鞑靼人在可怕灾难和致命疾病的打击下筋疲力尽、惊慌失措、士气涣散；他们意识到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将死尸装在投石机中，投掷到卡法城内，这样敌人就会被恐怖的恶臭消灭。成堆的尸首被投掷到城里，基督徒们没法躲藏、逃跑或避开这些死尸，他们尽量把尸体扔到海里。空气很快被污染了，饮用水也因腐烂的尸体而变得有毒。 [42]
虽然这个事件不大可能是传播黑死病的唯一途径，但它很快就被商船传播到西方。1347年，在黑海航行的八艘热那亚船只中，只有四艘安全返回；其他船上的船员都死了，船也销声匿迹。12月，瘟疫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大约1348年1月，黑死病传到威尼斯，差不多同时，发生了一系列凶险的地震，震得教堂的钟不停地轰响，大运河的水也泛滥成灾。到3月，瘟疫席卷了整个威尼斯；5月，由于天气转热，疫情已经无法控制。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比这里更稠密。它面临着一场灾难。根据威尼斯编年史家洛伦佐·德·莫纳西斯的记载，这场瘟疫的严重程度史无前例：
疫情十分猛烈，死尸遍布广场、门廊、墓地和所有神圣场所。夜间，许多尸体被埋在公共街道上，有的被埋在自家地板下；许多人没有做告解就死掉了；尸体在被抛弃的房子里腐烂……父亲、儿子、兄弟、邻居和朋友为保命互相抛弃……医生为了躲避疫病，不给任何人看病，逃离病人……同样的恐惧萦绕在神甫和教士的心头……关于这场危机，没有人能理智地思考……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坟墓。 [43]
必须由政府出资，将尸体运出城外，运输工具是特制的趸船，它可以在城市里行驶，将尸体从废弃的房屋里拖出来，将它们带到……城市之外的岛屿上，扔进长且宽的坑里堆积起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挖这些大坑。在趸船上和坑里的许多人尚有呼吸，后来死于窒息；同时，大多数划船的桨手也染上了瘟疫。珍贵的家具、金钱、黄金白银被留在废弃的屋子里，却没有贼去偷——死气沉沉的氛围或者说是恐惧，影响着每个人；一旦染上瘟疫，存活的时间不超过七小时；怀孕的女人也逃脱不了：许多孕妇的胎儿连同她们的内脏一起被排出体外。男人、女人、老人与青年遇上瘟疫都会丧命。一户有一人染上了瘟疫，全家将无一幸免。
整个1348年的夏天，悬挂着黑布的趸船缓慢地在充满恶臭的运河中行驶。可怕的哭号声响起：“死人！死人！”惩罚性的强制法令要求每户人家抬出自家的死尸。为了努力降低死亡率，政府颁布了非常措施。一个特别的卫生议事会被组织起来；有可能携带瘟疫的船只被烧毁；所有贸易活动暂停；葡萄酒销售被禁止；酒馆歇业；由于缺乏看守，犯人被释放出来。里亚尔托、码头、繁忙的运河此时全部沉寂下来。威尼斯陷入一片阴霾。在潟湖的偏远岛屿上，死尸被运往大坑埋掉。一层土，然后是一层死尸，然后又是一层土。“就像千层面一样”，一位佛罗伦萨作家作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比喻。 [44]
瘟疫自行消退时，威尼斯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死亡；贵族家庭减少了五十户。不夸张地说，活人确实是在死人堆上行走。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毫无提防的渔民踏上潟湖深处某些荒岛时，还会踩到当年被匆忙掩埋的黑死病患者留下的白骨。黑死病彻底改变了威尼斯商人的精神面貌。在一百五十年间，威尼斯乘着欧洲繁荣的浪潮，财富增长，人口大增，以敢于冒险的乐观精神为标志的海上探险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泛滥的物质主义、航线的扩张、穿越广阔地区的商业联系，不仅带回了丝绸、香料、象牙、珍珠、粮食和鱼，也从亚洲内陆带回了酿成瘟疫的芽孢杆菌。意大利的各航海共和国被指责为将瘟疫带到欧洲的罪魁祸首；瘟疫的后果则是他们的贪欲和罪孽遭到的神罚。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加布里埃莱·德·穆西斯想象了商人与上帝的对话，发出了指控：
“热那亚，招供你所犯下的罪行吧……威尼斯，托斯卡纳和整个意大利，说说你们都做了什么。” [45]
“我们，热那亚和威尼斯，揭示了上帝的审判。不幸的是，我们航向自己的城市，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呜呼，我们随身携带着死亡的飞镖，当我们的亲人拥抱和亲吻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被迫从口中传播病毒。”
截至1350年底，作为黑海贸易的一个副产品，欧洲人口减少了大概一半。在地中海盆地的有些地方，死亡率可能高达75%。黑死病让整个大陆接受了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终结了过去中世纪公社的模式。威尼斯受物质主义驱使，这让彼特拉克很不舒服，但威尼斯成了多重新世界、新身份认同以及新思维模式的先驱。之后，意大利的重商主义思想渐渐衰退。财富和贸易的光明前景带上了淡淡的忧伤。“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确定，也没有什么比死亡来临的时刻更不确定”成了流行的说法。 [46] 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规避风险，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害怕财富会突然消失；用一句老套的话说，海洋的财富使得人们越来越谨小慎微。从此以后，威尼斯一直密切关注着欧洲瘟疫的情况。
然而，对黑海的争夺仍在继续。双方都违反了贸易禁运的协定。1347年，威尼斯人公然破坏与热那亚的协定，从札尼别那里获得了在塔纳经商的新特权。热那亚的信条是“不允许任何船只航行到塔纳”，于是准备进行报复。热那亚骄傲地宣称：威尼斯人只有得到他们的许可，方能航行进入黑海。新的战争无法避免。双方都被新的战争差不多拖到了毁灭的边缘。
[1] 皮埃尔·吉勒（1490～1555），法国自然科学家、翻译家和测绘学家。他曾游历地中海和东方，1544～1547年曾在君士坦丁堡寻找古代手稿。
[2] Freely，John，The Bosphorus ，Istanbul，1993，p. 1
[3] 又名佩德罗·塔富尔（约1410～1484），西班牙旅行家和作家。他在1436～1439年间游历了欧亚非三大陆，到过摩洛哥、耶路撒冷、拜占庭、特拉布宗、埃及、罗得岛等地，并撰写了游记。
[4]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 135
[5] 斯基泰人，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亚欧草原中部广袤地区活动的伊朗语族游牧民族，其居住地从今日俄罗斯平原一直到中国的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沙漠，是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善于养马，据信骑术与奶酪等皆出于其发明。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七十年，其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大肆劫掠；其后逐渐衰落，分为众多部落。5世纪中期随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阿提拉王入侵欧洲，一度抵达巴黎近郊的阿兰人，即为其中之一部。斯基泰人没有文字，但善于冶金打造饰物，留下许多金器至今。
[6] 即吕布鲁克的威廉（约1220～约1293），佛兰德方济各会教士，1252年受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帝国，抵达哈拉和林，并见到蒙古大汗蒙哥。著有《鲁不鲁乞东游记》。他的游记和马可·波罗的游记，及其他西方人的一些著作，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
[7] Ascherson，Neal，Black Sea ，London，1995，p. 54
[8]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 137
[9] 赫拉特为中亚古城，在阿富汗西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11～13世纪发展成为中西亚的金属品制造业中心，尤以镶金银的铜器闻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10] 摩鹿加群岛位于今天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东面、新几内亚西面以及帝汶北面，是马来群岛的组成部分。中国和欧洲传统上称为香料群岛者，多指这个群岛。
[11] 今土耳其城市尤穆尔塔勒克。
[12] 萨莱是波斯语，意思是“宫殿”，是金帐汗国首都，有新旧两个，旧萨莱又叫拔都萨莱，在阿斯特拉罕以北120公里处，新萨莱在旧萨莱以东85公里处，今天的伏尔加格勒附近。
[13] 即钦察汗国，1242～1502年，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建立于蒙古帝国西北部，后来突厥化，位于今天哈萨克咸海和里海周边，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至多瑙河），由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及其后裔统治，盛极一时，长期统治俄罗斯，后分裂为许多汗国。
[14] 在今天伊朗的西北部，中国古称桃里寺。
[15] 塞浦路斯岛上的港口城市。
[16] Hazlitt，William Carew，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London，1858，p. 458
[17] 伊本·白图泰（1304～1368/1369），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他曾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受过传统的伊斯兰法律和文学教育。1325年到麦加朝觐后，他决定尽可能地走访世界各地，而且发誓“不走回头路”。他用了二十七年时间漫游非洲、亚洲和欧洲各地，总旅程长达12万公里。在返回后，他口述撰写了回忆录《游记》，该书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著作之一。
[18] Ibn Battuta，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AD 1325-54 ，trans H. A. R. Gibb，vol. 1，London，1986，p. 147
[19] 穆罕默德·月即别（1282～1341），又译乌兹别克汗，是钦察汗国第九代汗王，也是钦察汗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1312～1341年在位）。乌孜别克/乌孜别克族即由他而得名。在他治下，钦察汗国完成伊斯兰化。
[20] Ibn Battuta，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AD 1325-54 ，trans H. A. R. Gibb，vol. 1，London，1986，p. 148
[21] Pegolotti，Francesco，La practica della mercatura ，ed. Allan Evans，New York，1970，p. 20
[22] 原文如此，按照中国历法，1333年是鸡年。
[23] Karpov，Sergei P.，‘Venezia e Genova：rivalita e collaborazione a Trebisonda e Tana. Secoli XIII-XV’，Genova，Venezia，il Levante net secoli XII—XIV ，ed. Gherardo Ortali and Dino Puncuk，Venice，2001，p. 258
[24] Papacostea，?erban，‘Quod non iretur ad Tanam：un aspect fondamental de la politique génoise dans la Mer Noire au XIVe siècle’，Revue des e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vol. 17，no. 2，1979，p. 201
[25] Karpov，Sergei P.，‘Venezia e Genova：rivalita e collaborazione a Trebisonda e Tana. Secoli XIII-XV’，Genova，Venezia，il Levante net secoli XII—XIV ，ed. Gherardo Ortali and Dino Puncuk，Venice，2001，p. 258
[26] Polo，Marco，The Travels ，trans. Ronald Latham，London，1958，p. 344
[27] King，Charles，The Black Sea：A History ，Oxford，2005，p. 90
[28] Karpov，Sergei P.，‘Venezia e Genova：rivalita e collaborazione a Trebisonda e Tana. Secoli XIII-XV’，Genova，Venezia，il Levante net secoli XII—XIV ，ed. Gherardo Ortali and Dino Puncuk，Venice，2001，p. 257
[29] Petrarca，Francesco，Lettere seni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vol. 1，trans. Giuseppe Francassetti，Florence，1869，p. 111
[30] 格鲁吉亚人的一支。
[31]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 133
[32]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 133
[33]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 133
[34]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 133
[35] Papacostea，?erban，‘Quod non iretur ad Tanam：un aspect fondamental de la politique génoise dans la Mer Noire au XIVe siècle’，Revue des e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vol. 17，no. 2，1979，p. 205
[36]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28
[3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53
[3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171
[39]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49
[40]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ed. and trans，F. Thiriet，Paris，1971，p. 54
[41] Martin，Lillian Ray，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Venetian Ships and Boats ，London，2001，p. 136
[42] De’Mussi，Gabriele，‘La peste dell，anno 1348’，ed. and trans. A.G. Tononi，Giornale Ligustico de Archeologia，Storia e Letteratura ，vol. 11，Genoa，1884，p. 145
[43] De Monads，Laurentius（Lorenzo），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Venice，1758，pp. 314-5
[44] Spufford，Peter，Power and Profit：the Merchant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2003，p. 292
[45] De’Mussi，Gabriele，‘La peste dell，anno 1348’，ed. and trans. A.G. Tononi，Giornale Ligustico de Archeologia，Storia e Letteratura ，vol. 11，Genoa，1884，p. 146
[46] Kedar，Benjamin，Merchants in Crisis：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1976，p. 84
